笑談邂逅(2) 幸遇市長秘書
話說我在華師一附中試教一周後,所有聽課領導和全體語文老師一致認為,李培永完全可以勝任重點中學的語文教學工作。袁校長決定立即請華中師大人事處發商調函到武漢市教育局人事處。
不成想,武漢市教育局人事處接到商調函後,研究決定不同意調動。其理由是,華師一附中不歸武漢市教育局管轄,而且他們要調的老師肯定是優秀教師,我們這麽大一個武漢市比他們一個學校更需要優秀教師。本來我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一般中學的普通教師,隻因為華師一附中要調我回母校,立馬就成了優秀教師。教育局人事處長還親自接待我,說他們研究決定把我調到也是省重點中學的武昌實驗中學,並分一套住房給我。希望我服從組織的安排。我謝謝他們的好意,強調自己是華師一附中畢業的,想回母校工作,那裏有熟悉了解我的校長和許多教過我的老師,請她放行!她堅決不同意,一定要我去武昌實驗中學。我也堅決拒絕去武昌實驗中學。
在武漢43中安大庭校長的全力支持下,1979年9月開學時,我已經借調到華師一附中上班了,經常從武昌千家街到漢口濱江公園門口的教育局人事處找他們,要求調到華師一附中。差不多跑了一年,人事處始終不同意。
袁校長也想了許多辦法,一直不能解決問題。這也成了老校長的一塊心病。他隻要見到我,總是非常親切地說:“培永,你安心教學啊!好事多磨,我們來辦調動手續,總會有辦法的!”袁校長在一次教師座談會上對其他老師說:“培永是我們自己培養的學生,所以我就直呼其名。對你們各位,我始終是尊為老師的!”
1980年中考之後不久,時任武漢市市長黎智秘書的老校友,來學校找袁校長。請老校長接收他隻差2分沒有被華師一附中錄取的孩子讀高中。當袁校長聽說他現在是武漢市市長秘書時,笑著說:“我可以答應你的要求,但是,你知道現在母校是多麽缺老師呀!我現在有一個老師的檔案就卡在你們教育局人事處那裏一年多了,你是否可以幫我拿出來呢?”老校友滿口答應:“沒有問題!”袁校長立即就說:“那就開學時師生同時來報到啦!”
老校友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位市長大秘去教育局找局長都搞不定。那位人事處長認定,李培永這樣優秀的老師隻能留在我們自己管的重點中學,不能給華師一附中。其實,那位處長哪裏了解我呢,她是逆向思維,華師一附中堅持要調回去的高中畢業生,一定是優秀的!既然是優秀的,我們得留給自己的重點中學。
到開學了,老校友對袁校長說,請再給他一點時間,到年底前,一定辦好。請袁校長先讓他女兒來上學。而且,他說,他可以直接去找43中的校長,讓李老師先到一附中上班,然後再補辦調動手續。袁校長說:“謝謝你!你就不要去43中了,安校長是我們華師大的校友,他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李老師已經借調到我們學校上班一年多了!讓你女兒去高一年級報到吧!我相信你能幫李老師辦成的,以後讓李老師直接與你聯係吧!”
於是,袁校長通知我到辦公室去見那位老校友,告訴我,以後直接找他去教育局拿檔案,讓我多與他聯係。
後來,我就常去市政府找老校友,每次去都有借口,其實心裏都明白,就是為了調動那件事。見麵次數多了,才知道,原來老校友五十年代曾經是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的警衛員,是宋書記送他到中南工農速成中學(華師一附中的前身)讀書,畢業後考取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回武漢市政府給市長當秘書。眼看快到年底了,市政府的王千弓秘書長給老校友出了個點子。讓我寫一個請調報告,再請調出和接收的兩個學校簽署意見後,直接送市政府辦公室。王秘書長簽字,請市長閱示。市長批示後再去市教育局找局長辦手續。這一招果然奏效。真是難以想象,一個普通教師調動工作,居然還要市長幹預才能辦成。如果不是巧遇當市長秘書的老校友,我的人生軌跡也許還不會改寫!
感謝袁校長,感謝老校友,感謝市長和王千弓秘書長!讓我在新年伊始心想事成!
【附錄】我回母校當老師,學習教語文
1980年9月1日,在武漢43中安大庭校長的大力支持下,我被借調回到華師一附中。袁校長安排我到初一年級組,要求我一定要跟著資深老教師劉友三老師好好學習。劉老師當年教初一(4)班,用的是中央教科所編的語文實驗教材,不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編的《語文》課本,有統一的《教學參考資料》。兩套教材的編寫體例、教學內容、方法都不一樣。當時全省有六個實驗班,湖北省教研室語文教研員譚愛旭老師負責指導實驗工作。劉老師到外地參加實驗教學活動時,就讓我去代課。因此,實驗班在武漢開會學習時,劉老師就帶著我一起去,第一次參加會議時,劉老師風趣地對大家介紹我說:“他叫李培永,是老校長特地給我派的‘助教’。”
與其說我是劉老師的“助教”,還不如說劉老師是我的“助教”。劉老師是我回到母校第一位手把手幫助我學習如何教語文的恩師。我一輩子都記得劉老師說的話。他說,作為一個語文教師,要有駕馭教材的本領,那些什麽參考書之類的東西,隻能作“參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和學生的實際情況,恰當地處理教材。講一篇課文要抓主要線索,好像殺豬一樣,要殺到腔裏去,東一刀,西一刀,豬亂叫,人累死,豬還殺不死。他總是強調,語文課堂教學要搞教學民主,不能由老師搞“一言堂”。老師隻有一個腦袋,學生有幾十個腦袋,而且現在的學生見多識廣,要相信學生,不要輕易否定學生的見解和答案。他說我們華師一附中經常有外地外校老師來聽課,一定要來真的,“一節課不見得能表現出一個老師的水平來,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虛假之課。不要‘做課’”;“語文教學藝術不同於梅蘭芳的舞台藝術。梅蘭芳的一出《貴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語文教材卻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學生中反複講。”
1982年2月17日,劉老師轉達了學校領導和教研組的決定,本學期由我代表文科在全校舉行一次公開課,他鼓勵我一定要搞好。袁校長親自找我談上公開課的事,他強調這是學校建校以來第一次大型公開課,一定要認真準備。並通知我,學校已經決定於3月11日舉行。
還有半個多月的時間,在劉老師的指導下,決定在公開課上講《荔枝蜜》。從何著手呢?劉老師特別指導我,除了熟悉課文外,還要抓兩點:一是學生朗讀,有表情的朗讀,要發現、培養一批表達能力強的學生;二是抓緊批閱學生的作文和觀察日記,了解學生的寫作能力和思維能力。因為這次試驗的是“思路”教學,思維能力不強,難於理解這篇課文。
為了保證這次大型公開課萬無一失,而又真實。劉老師讓我先在四班試教。在劉老師的精心組織之下,試教效果很好。那天試講完後,劉友三、陳治平、吳六林和汪厚鐸等四位名師聽課後,肯定優點,指出問題;他們一致強調,教案可行,教法很好,控製時間,沉著應對。當天晚上,劉老師又對我試教的這節課提出了詳細而周密的意見,並告訴我,正式上課前這幾天要常常“過電影”。他說,整個課堂教學結構緊湊完整,“無懈可擊”,小毛病有兩個:第一,講第一部分太囉嗦,記住“該講的一句也不能少,不該講的半句也嫌多”;第二,語言要簡練,就要多讓學生活動,多讀,一定要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正式上課那天,全校各部門的負責人、各學科的老師都來聽課,公開課上完後,華師大教育係的肖宗六教授及時點評,給予高度評價。如果沒有我們語文組老教師們的精心指導是不可能有那麽好的效果的。
劉老師特別關心我,1982年4月16日上午,劉老師非常高興地告訴我一個“特大喜訊”,湖北省教育廳決定讓我們學校,下學年初一年級,開始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人教版”)《閱讀》和《作文·漢語》分編型課本,進行語文教材改革實驗。而且還告訴我,袁校長已決定,讓培永搞這項改革實驗。
劉老師特別關心我在教學上的成長,談到業務進修問題,要我有計劃的讀文學史,讀名篇佳作,以此為經,再輔以語法、修辭、邏輯知識的學習,作為自學的緯。這樣堅持三五年,縱橫交錯,經緯交叉,一定可以取得成果。他還談到作為一個語文老師,要做“有心人”,時時事事處處,注意把所見所聞與語文教學聯係起來,天長日久,必有長進。他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要把這些心得體會隨時記下了。這不僅體現了一個老教師對青年教師的關心,也是他多年教學經驗的總結,真是無價之寶啊。
劉老師不僅教我怎麽上好課,還教我學習寫教育隨筆、教學論文。我在華中師大一附中工作期間,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陳治平老師精心指導、反複修改,並推薦到《語文教學與研究》、《中學語文》等刊物公開發表。
每次與兩位老前輩一起去參加湖北省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年會,都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陳老師是會長,在大會上要作年會報告;劉老師是資深會員、著名教師,他要給大會上示範課;盡管非常忙,但是,他們兩位前輩一定要幫我確定大會發言提綱,提示發言內容要點。鼓勵我一定要講好。他們兩位是老同事、老同鄉,都是學識淵博的語文教育家。與他們兩位一起聊天更是一種享受。劉老師風趣橫生,笑聲不斷;陳老師嚴肅認真,不苟言笑。
1982年6月21日,劉老師對我說,下學期你就要開始進行“人教版”語文教材改革實驗了,我們兩個可能要分別了。他說得很有風趣也很有感情。近一年時間,我與劉老朝夕相處,如聆謦欬,如沐春風,終身受益。我從心裏是舍不得離開他的。他待人熱情、教學有方、勤於創作。我在他的幫助下,學到了很多東西,能與劉友三 老師共事確實是人生之大幸!臨別之際,他再三強調,一定要多讀書,多動筆寫文章。他引用聞一多與吳晗的一段談話:“我們不停的吐出去,哪裏有那麽多的東西,因而要多讀一點書。”
1982年7月26日,語文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通知我,“袁校長指派你執教人教版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兼班主任,還決定,汪厚鐸老師下學期和你一起備課,專職負責指導改革實驗。汪老師熱心教改、知識豐富、肯動腦筋、能出點子;你要做語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劉友三老師那樣,注意積累資料,多動腦筋。”他說:“這個擔子很重,千萬不能辜負家長和校長對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虛心向老教師學習,多做工作,勤於思考,善於積累,經常總結,爭取實驗成功。人教版《閱讀》和《作文·漢語》,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與該社傳統的《語文》課本完全不一樣。而且,進行這套教材改革實驗的規模,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根據教育部的通知,全國各省、直轄市必須有兩個城市和兩個農村的省級重點中學參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實驗。各省市教學研究室具體負責組織和業務指導工作,人教社負責編輯教材、組織實施教材改革理論和實踐指導工作。每年暑假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執教老師學習教材、集體備課、交流總結經驗。
1982年9月2日,開學第一節課,汪老師聽我講讀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下午評課時,他就這節課談了近40分鍾的意見,肯定了優點,指出了問題,還就個別問題展開了討論。汪老師對這節課很滿意。以前在校讀了六年書,無緣認識汪老師。短短幾天接觸,我覺得汪老師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紹一樣,性子很急。他工作認真,學識淵博,記憶力強,獨立分析問題能力很強,不隨大流,敢於堅持個人見解。總而言之,我將從他那裏學到許許多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老帶新”,這也可以說是華師一附中的優良傳統吧。
汪老師第二次聽我的課,課後便評講了,他肯定優點後指出,這節課的問題是時間抓得不緊,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視這個問題,非常嚴肅地指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教學上的自由主義,往往是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脫口而出。以後在教學上不能搞自由主義,一定要有計劃有目的的講課”。“該講的一句不少,不該講的半句嫌多”這也是劉友三老師傳授給我的經驗之一。可見,母校老教師治學執教都非常嚴謹認真,以後得好好學習。
我在實驗班舉行的第一次公開課,嚴格說來是失敗的,但是幾位聽課的老教師還是充分肯定了成績,同時也指出了問題。吳六林老師認為,老師自己的普通話不標準,因此不敢嚴格要求學生,以後要加強學習普通話,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黃伯宜老師認為整個課堂教學的結構還可以,但是沒有形成高潮。還要注意板書規範:“分”應該寫“八、刀”,不能寫成“人、刀”或者“入、刀”。汪厚鐸老師非常體貼地說:“幾個月來,你是處於內憂外患之中,講課出現這些問題,也難怪。”汪老師最後還告訴我:“上公開課與平時上課要兩樣處理,當斷則斷,不要在枝節問題上浪費時間,再就是緊扣時間安排,不要輕易耽誤時間。”
一周後,為武鋼三中來聽課的老師們上了一節《想和做》公開課。汪老師課前與我一起備課,設計教案。針對上次公開課存在的問題,汪老師一再強調在掌握時間時,寧可多幾分鍾,切不可安排太緊。教學目的單一化,不要麵麵俱到。在克服一種錯誤傾向時要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的發生。他陪武鋼三中老師聽課後,肯定這是一堂啟發式的課,基本上達到了張誌公先生“講台上下融為一體”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吳老師讓我和汪老師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開課《孔乙己》的事情。屆時來聽課的,有200左右華師大中文係的見習生,還有各地來的近百位語文老師。吳老師再三叮囑,一定要認真研究一下教案。汪老師說:“教案沒有什麽看頭了,關鍵是要在課堂上發揮近三年來已經養成的好作風。”因此,他又談到:“我認為我們的初中語文實驗基本成功,有兩大突破。一是課堂教學搞活了,這有兩個經驗要總結,首先是培養了學生的好習慣;再就是教學民主作風好。二是作文教學可稱是最大的成功經驗,老師基本上從作文堆中爬出來了。說成功是因為學生未由於教師不批改而無興趣,另外,學生寫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說服力的。”他認為要認真從這兩方麵進行書麵總結。
大型公開課《孔乙己》快要下課之前,學生即席提問“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句話中的‘大約’和‘的確’是矛盾的,作者為什麽要這樣寫?”引起學生熱烈討論。最後一個學生的發言說:“我覺得這一句可以這樣理解:這個‘大約’是因為孔乙己死了那麽多年,沒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隻能根據推測來判斷。推測的根據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說明他的死是帶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後麵用‘的確’孔乙己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很窮,所以他死了就沒有人知道得那麽確切了,隻能用‘大約’這個詞說明。”該生的發言剛一結束,在場聽課的大學見習生們長時間熱烈鼓掌,下課鈴聲在掌聲中響起。公開課圓滿完成了任務。
汪老師不僅是語文教學改革的實踐者和領路人,而且特別善於總結經驗教訓。我初中三年試教的所有總結和論文,都是汪老師直接指導下完成的。難忘恩師賜教之恩!汪老師還是聞名遐邇的書法家。走進我們華師一附中校園,隨處可見汪老師的墨寶。當年在我們語文組,汪老師曾是我們語文組中青年老師的書法導師。我們組長吳六林老師自己拿錢買來筆墨紙張,規定每一位青年老師每周在汪老師的指導下寫大字。汪老師戲說:“你們有吳六林獎學金,一定要好好練習寫字啊!”每到上書法課時,汪老師不隻是講理論,講完以後,還有手把手教我們一筆一劃認真書寫。如果說我們這些老師的書法有那麽一點點進步或提高,那都是汪老師辛勤指導的結果。
四十多年,彈指一揮間。回憶我調回母校學教語文的往事,劉老師和汪老師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們的諄諄教誨牢記心中。看到當今華師一附中如日中天,尤其難忘當年母校的那一代德高望重、專業功底深厚的各科老師們!特別感謝劉友三、汪厚鐸兩位恩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