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俚語新解（1）歪歪灶對歪歪鍋
這個俚語，是上世紀湖北省黃陂縣（現為武漢市黃陂區）農村人說的話。其語意不難理解，說的是百姓生活中“灶”與“鍋”不可分離的關係，歪歪灶正好與歪歪鍋配對，這是本義。它的比喻義就相當豐富了。
話說文革後期，我的一位親密戰友，師資短訓結業後分配到武漢市某中學工作。作為一位中學語文教師，他能說會道，從小生活在武漢繁華的商業區，他的父親是一個三輪車夫，言語之中世俗俚語總是隨口而出，耳濡目染，練就了他的風趣幽默的口才。他的小學語文老師，嚴格的寫字訓練，讓他後來不僅鉛筆字、鋼筆字、毛筆字寫得非常好，而且在短訓班兩年，還練就一手漂亮的粉筆字。完全具備了一位優秀語文教師的“一口話一手字”的良好素質。
但是，他分到那個中學以後，領導發現他的最大優點是，不僅聽領導的話，而且特別能吃苦耐勞。當然，這些優點也是從小受家庭熏染及父母教育的結果。他父親每天早出晚歸，踩著三輪車滿街去拉客，為一家人賺生活費，他作為一個男孩子，從九歲多發蒙讀小學起，放學回家就要為媽媽做力所能及的家務，年齡再稍長，家裏挑水賣煤等一些重活都是他去做，養成了熱愛勞動的好習慣。
於是，領導給他分配了一個非常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負責組織領導學校挖防空洞的工作，落實上級“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的任務。從此，他身先士卒，晴天滿身灰，雨天一身泥，“戰鬥”在防空洞的工地。學校領導為了鼓勵他繼續努力，決定發展他入黨。入黨後，麵對老朋友的祝賀，他笑稱自己是阿爾巴尼亞的勞動黨員。
學校黨支部一致通過了發展他為預備黨員。沒有想到區教育局黨委組織科要求學校黨支部，進一步了解他父親的曆史及他的愛人（那個年代還不時興稱“夫人”）的家庭背景情況。
他的父親解放前，被抓壯丁當過“國軍”，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時，父親逃跑回到黃陂老家。漢口解放後，到漢口六渡橋最繁華的商業區，當了一個三輪車夫，就在“武漢一男中”操場圍牆外搭了一個簡易棚子，一家四口蝸居在那裏。當時他隻有七八歲，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父親早出晚歸踩三輪養家糊口，媽媽外出打零工貼補家用，他在那個外邊下大雨屋裏下小雨的破茅房帶著弟弟玩。
他的父母靠著中國農民堅持不懈的勤巴苦做和勤儉節約的精神，日積月累，終於將破茅草房變成了一棟簡易的二層樓房了。
他出生在這樣一個“偽軍”家庭，又因為解放初期父親頂撞街道辦事處主任，而被定為“壞分子”，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1965年考大學，他理所當然“不宜錄取”。因為高考成績優秀，而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老師。在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培訓兩年期間，就開始與也是“不宜錄取”的、如今白頭到老的老伴談戀愛。他比我們同屆的同學大三四歲，短訓結業分到學校不久，他就結婚了。他的愛人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遺憾的是一生鍾愛畫畫的父親1957年被打成“右派”。
她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真是聞所未聞，可謂“奇聞”“奇冤”。直接後果是“一人被冤，全家受罪”。
她父親原本在中國銀行工作，月薪八九十元，但是，他感覺工作單調、枯燥，於是，“反右前兩個月”調到某食品公司宣傳科，從事宣傳工作，負責創作宣傳畫，滿足了他夢寐以求的興趣愛好。她媽媽是小學老師，月薪四十多元。她與兩個弟弟跟爸爸媽媽住在漢口繁華的金融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無憂無慮。
天有不測風雲。反右運動開始，他父親是單位新人，同事們隻知道他的工資比公司一把手的高多了，是單位第一高薪；宣傳科的六位同事，還知道他熱愛畫畫，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專業中，無暇也不願參與閑聊。開會鮮少發言，因為初來乍到，不熟悉也從不議論單位的事情，更不妄議領導。誰知道，運動後期，公司按上級規定的指標3%上報時，還差一個，於是就把他父親這個沒有片言隻語“右派言論”、新來的“高薪”人士也報上去，結果，他被打成右派。工資連降了三級，月薪隻有40元。後來下放到郊區農場勞動改造。幸虧農場領導發現他的專長，讓他勞動半天，還有半天到場部搞宣傳，辦“場報”。少受了許多“勞其筋骨”之罪。
但是，他的愛人在學校卻受夠了同事的冷眼歧視，領導的無端責難，忍無可忍，不得不憤而離職。幸福家庭頓時墜入社會底層，娘兒四個每月指望他的那點工資維持生活，苦不堪言。每到發工資之日，都是13歲的大女兒（就是長大後成為我戰友的夫人）去郊區農場取回來。她當時非常害怕去農場，那個年代，還不擔心路上遇到拐賣婦女兒童的壞人，而是每次去父親那裏，場領導都要找他談話，要她與父親劃清界限，還要求揭發父親的右派言論，提高認識。每當她談到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她情不自禁地怨恨自己的父親，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愛好，而“害了我們一家”。
她從13歲起，每個月都要交給班主任一份“認識”材料，後來遇到一位初中黨員班主任還要求她每周交一份。她還那麽小，哪裏能夠“認識”右派的本質，進而無情批判呢？於是隻將所有的怨氣都傾瀉給了父親。
1978年父親被平反，單位找不到一份她父親當年的“右派言論”材料，倒是學校的黨組織退還了女兒寫的厚厚幾本“認識”材料。
最大的遺憾是她飽受磨難的母親，還沒有等到父親平反之日，就撒手人寰，去了永遠沒有精神折磨、生活磨難的天堂。
她母親的喪事，全靠夫君一手操辦，讓母親一路好走，一路走好。
再回頭說她的夫君入黨的事。
區教育局組織科負責人再三叮囑學校黨支部，對出生“壞分子”家庭的他能否入黨，一定要慎重。但是，學校黨支部深感，如果這樣一位勞苦功高、所有黨員一致同意他入黨的同誌，不能加入組織，實在不好開展黨建工作，懇請組織科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批準該同誌入黨的報告。
組織科深入學校認真調查研究之後，基本同意基層的意見。決定在批準他入黨之前找他個別談話。
談到他與她愛人的出身問題時，他說，如果當年武漢市教育局不把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集中起來，送到短訓班培訓，我們還真難相遇，她住在金融一條街的“富人區”，我住在學校圍牆邊的貧民窟。
我們當年集中到短訓班時，曾百思不得其解，國家一再強調各級學校要培養無產階級的可靠接班人，但是，又集中一大批出身“地富反壞右”的“孝子賢孫”，培訓以後去中學當老師，就不擔心這些人把學生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嗎？這樣明顯的悖論，居然沒有人給我們一個說法。
而我們在短訓班的男女生到了戀愛季節，正逢文革“老子英雄兒好漢”橫行一時，“老子反動兒混蛋”甚囂塵上。所以“地富反壞右”子女連串聯、到北京去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基本權力都被剝奪了，還不能“星星惜惺惺”談戀愛嗎？而且全國都處在無政府狀態，年輕人自由戀愛恰逢其時，於是“壞分子”的兒子與“右派”之女兒在短訓班相識、相知、相戀，就水到渠成。他用黃陂家鄉話對組織科那位領導說，我這個“壞分子”的兒子，娶了“右派分子”的女兒，這不正好是“歪歪灶對歪歪鍋”絕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