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閑話人生（四）
名落孫山
參加1965年高考，自信高考成績是不低的，但是，那個年代不公布高考成績，結果是名落孫山。我沒有被大學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那一年，武漢市教育局從高考落榜生中直接錄用了近3000人為中學教師，據說都是高考成績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問題”。我是什麽問題呢？在退休之後，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裏，我終於看到了那份“政審”材料：
高考委員會人事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問題，本人填的是中農，有時又填工人，外調材料又說是小土地出租。漢口考區對此提出過疑問。我們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進行過了解，據派出所同誌談，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劃的地主”但因沒搞社教，成分無法肯定。究竟屬什麽成分，請你們根據檔案中的材料予以確定，不過，根據這一情況，我們認為錄取絕密專業是不適宜的。
此致
敬禮
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還蓋有中共華師一附中總支的公章。在當年，我的檔案中有這樣一份共產黨基層組織提供的材料，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沒有被大學錄取也是理所當然的，而這對一個憧憬美好未來的年輕人是多麽殘酷的打擊！這顆人生的苦果對於正在成長中的我來說，真是苦不堪言！
武漢市教育局錄用了我們這批近三千名高考落榜生後，為了盡快幫助我們完成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轉變，決定要我們分別到武漢教育學院、武漢一師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去培訓一年。我被分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語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教師，名叫黃娉琴，是從印尼回的華僑。我還沒有去報到，就被她指定為班長。第一次見她是在當年中秋節後的一個星期一，此前，我一直在家不想去學校報到。最後，在華師一附中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耐心勸導下，才去報到。沒有想到我遲到近一個月，她仍然非常熱情地接待我，仔細詢問我的情況，鼓勵我努力學習，然後，帶我到班上與同學們見麵，同時告訴大家，他就是你們的班長李培永。
當時，我是一個很不稱職的班長，積鬱在心中的那股難咽之氣久久不散。難言之苦，無處訴說，於是，就沉溺於棋牌之中。哪怕課間十分鍾也要抓緊時間打幾盤。以至於，班主任黃老師隻要走進教室，看到我還在與同學打牌，總是微笑著說：“你又在打牌呀！”
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位於武昌付家坡，學校原來有高中部和幼師部，加上我們短訓班就是一個近三千人的大學校了。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組成的短訓班，學生思想複雜是不言而喻的，無心向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讓我不理解的是，在當時特別強調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勢下，集中這麽一大批“出身有問題”的人，培訓以後去中學當老師，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不會出問題嗎？這是一個明顯的悖論，可是，沒有任何人來解答。
五十年後，再回頭看那時武漢市教育局領導的決策，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經過短訓走上講台的這三千人，不僅緩解了武漢市中學教育師資短缺的問題，而且，讓這三千年輕人有一個展示自己才華的平台，對於社會穩定、個人成材都有極大的好處。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一批人後來大部分成為武漢市中學教育教學的骨幹。
學校根據教育局的要求，為我們將來能夠走上中學語文教學的講台，開設了許多與語文教學相關的學科，也許當時那些老師是臨時決定要上那些課，他們自己還不熟悉有關教材內容，例如《文學概論》，因此，上課講得不怎麽好，也許是我們不想學也不想聽，好多課都沒有一點印象了，隻有教我們《古代文學》的羅書慎老師，讓我們永遠都忘不了，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她講《觸龍說趙太後》，她上課時的語言、表情、動作至今曆曆在目。她就是我的中學同學和後來在華師一附中的同事徐尚哲的媽媽。前幾天，我還與現在美國波斯頓的徐尚哲通電話，一起懷念她的母親羅老師的教學往事。
按照市教育局的要求，短訓班應該在1966年暑假結業，當年5月中旬，我們分赴武漢市各中學實習還未結束，就被緊急召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特別講究家庭成分，宣揚“血統論”，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學校高中部、短訓班和幼師三部分，都要有學生代表參加。也許是因為短訓班其他同學的家庭成分確實複雜，而我可能是“矮子裏麵的將軍”；也許是心地善良的班主任黃老師極力推薦，我被學校黨總支作為短訓班的代表，挑選為“文化大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全國“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我也是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的負責人。
真是世事難料呀！因為家庭成分問題，上大學不宜錄取！不到一年時間，相信我的檔案已經在實驗師範學校黨總支的櫃子裏麵了，家庭成分應該還是那個“問題”，我不僅可以當“文化革命”委員，還能成為第一批“紅衛兵”，而且成為武漢市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批去北京天安門在1966年8月18日接受毛主席檢閱。
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與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變化息息相關，運行的軌道永遠離不開大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