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海中，漂蕩著往事的帆船
個人史，家史，或許就是一個民族曆史的縮影。如實地記錄下來，是一個挑戰。試試？
王家的四個兄弟，同父同母，相隔十六歲，跨越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動蕩的年代。時代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使得他們成為了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然而，他們都完整無傷地存活了下來，並且還都高壽。即使不算奇跡，卻也十分難得。
我見得最多、想得最多的，是幺老媽的幼弟，我的幺舅爹。不知他的尊諱，也從未想過要問。我唱樣板戲“從小在生死線上受煎熬”時想起他：不到三歲死了娘，多病體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高度近視眼，長得象個賬房先生，可是卻是個鬥大的字識不了幾籮筐的農民。到處受欺辱，真的是“吐不盡的滿腹苦水”。沒有解放、沒有合作化的話，隻怕要餓死。我讀《阿Q正傳》時想起他：但他又不是。他不如阿Q想得開，也不會向小D那樣與人廝打。他一張嘴就訴苦，真的是“道不完的一腔怨仇”，似乎誰都欺負他，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從未聽他提過一件這些人幫過他的事。除了每次離開我家時的客套話外，從未聽到他感謝過任何人。批判封建禮教，又想起他：他在自己家裏不痛快時常來我家住，有時一住就長達半年。弟弟妹妹年紀小，受孔孟毒害淺，說話不夠禮貌。他會教訓說：“沒大沒小！所有的親戚裏頭舅舅最大。我是哪個？是你爺的舅爺！”妹妹拿筷子夾菜時翹蘭花指，屢教不改。幺舅爹一筷子打上去，疼得她尖叫跳腳！倒也還真的治住了她這毛病。讀到詩句“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時又想到他：他來家裏，常跟幺老媽對坐著，就是這樣子。年歲已高的老姐姐，再也無力幫他，隻能陪之與淚水。他一輩子帶著老婆孩子追隨姐姐姐夫四處奔走。當年在漢口，強壯的姐夫帶著全家返鄉，他想也不想，也帶著自己一家子跟了回來。如果留在城市，他的日子應該會好過些。我曾多次思考，當姐姐的母愛是不是太多，反而害了他？如果小時候對他少些嗬護，多讓他幹點兒活兒，他的身體是不是反而會更壯實些？曆史不可能重來，但是有一點：我們的所做所為，影響自己，也改變別人。
印象最模糊的是大舅爹。那時候我年紀小，他的麵孔已經不記得了，但是那一幕卻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裏：鬥笠、蓑衣、草鞋、藥箱，一個七旬老人拄著棍子冒著雨從泥濘的田埂裏走來。為的是一件小事：挨家挨戶、一村又一村敦促農民漱口刷牙。不知到底對提高人們健康水平有沒有起作用，或許當時醫院領導嫌他煩而隨口派給他的活兒，但是他的確這麽認真地做了。當年他在渡口的那個診所，地處交通要道，離沔陽城十幾裏路，簡直就是常熟城外春來茶館的位置，所以他不當地下黨都難。隻是不幸後來沔陽城被毀，他就成了一枚遺子。這大概就是所謂曆史的必然與偶然吧！
曾經讓我感到神秘的是二舅爹。“國民黨憲兵少校，殺人不眨眼？”“黃埔五期，才混得個少校，不怎麽樣嘛！”不同的曆史時期，我有過不同的想象。1985年元月，我利用一次出差機會，終於到南京拜見了老人。聽說他有風濕，專門準備了一瓶人參酒帶去。沒想到一拿出來，他第一句話就嚇了我一跳：“我不喝酒。家裏雖然開酒廠，但是從進黃埔第一天開始，就滴酒未沾。”這是多麽有毅力，多麽意誌堅強的一個人！第二天，他帶我步行遊南京。先上中華門，出來後上雨花台，然後返回城裏順著秦淮河一直走到貢院、泮池、夫子廟，接著到新街口看雪鬆、梧桐，再一路走回他家。老人整整長我一花甲，那時我二十出頭，他八十出頭。我走累了，問他怎麽樣？他說，今天比他平時運動量略大些，出了點兒汗！令人不得不佩服。
如果家裏不破落，他肯定會繼續讀書考大學。沒有了錢，隻有上師範或警校。但是受進步同學影響，決定結伴去廣州。臨行前，患中耳炎，回家修養了兩個多月。等他再獨自趕到廣州時，已是中山艦事件之後，氣氛大變了。他入了第五期，選擇了明哲保身，斷了跟原先一起行動先到的第四期湖北老鄉們的聯係，也就沒有加入共產黨。五期生沒有畢業就一起出發，參加了北伐。他一路上沒有放過一槍，行軍到了南京。一停下來，就被任命為見習排長，帶兵在中華門站崗。十年間升到少校憲兵營長，蔣委員長發表廬山談話時，他參加了“美廬”的外圍警戒，到達他軍旅生涯的最高階段。抗戰期間，被派到綏遠監軍。晉察冀有湖北老鄉帶信聯係，他們串聯了四個人，一起去投八路，結果過封鎖線時想到老婆孩子，一猶豫，掉頭回來了。兩個過去了的人從此再無音訊，還有一個跟他一樣回了頭的，後來在政協開會時還常見麵。所以生死就在一念間。解放的時候隨部隊撤到廣州後隱姓埋名，躲過了鎮反，1954年向政府投誠，坐了五年牢，出來後從事文史工作。1970年下放回老家，1972年落實政策返回南京。八十年代還擔任過江蘇省政協委員。
幾回生死轉折，老人家平靜的幾句話帶過。生命的強者，在於準確的判斷，和果斷的決伐。他是他們兄弟中唯一見過二十一世紀的人，過了九十九周歲後才瀟灑而去的。一路上，他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一生。可惜，那時我還隻是個以自己為中心的憤青，曆史感太差，連個像樣兒的問題都提不出。
三舅爹是最讓我後悔沒有在他生前作更多請益的人。老人家寫得一手極漂亮的行楷，早年曾跟著哥哥在部隊裏當文書。不喜歡軍旅生活，退伍回老家當了一名小學國文教師，曾經在洪湖到京山一帶多所小學任過教。解放後，四周許多縣區領導都是他過去的學生。他一輩子愛讀書，也特別愛跟人家討論書，講書。由於這些因素，五十年代他是那幾個縣教育部門領導們的座上客。這樣，他也看到了一些領導上不想讓群眾知道的事兒。每當這時，他倚老賣老，引經據典，常把一些芝麻大的事跟亡黨亡國聯係起來，招人煩。因此順理成章地在1957年戴上了右派的頂子。從此，大家漸漸忘記了他王誌強的名號，叫他“老右”。1959年被摘了帽子，但是大家的稱呼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是“摘帽老右”，1973（或是1975？記不清了）年被平反，他十分高興，“就說是搞錯了嘛！”大家稱他“平反右派”，到了1979年大家都平反時，也給他發了封信，他成了“改正右派”，他不高興了，“我跟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是不一樣的！”
我小時候他常到家裏來，我也常在他的外孫們家裏見到他。那時候，大人們都躲著他，怕被他纏上，說起來沒完沒了。他的外孫們捉弄他，把他的書藏起來，急得他團團轉。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過這樣的惡作劇，但是在一旁笑，也是幫凶之一。我自以為聰明，“一個寫得一手好字的小學教師，是孔乙己吧！”1979年夏，我跟他講了一件我在北京城聽到的事：北京複興門外大街上，有一個複興飯店。據說發生了一起老外褻瀆女服務員的事兒。老外強詞奪理，說是“Fuxing Hotel”這個名字讓他想歪了。北京市領導因此把“複興飯店”更名為“燕京飯店”。我當時是個小憤青，覺得這個名字改得窩囊，一口黑鍋甩給了毛爺爺倡導的文字改革和漢語拚音。他對我說，給漢字注音，已經有幾百年曆史。康熙字典裏用反切，一個“土”字，注成“他魯切”。不識“土”字的人，多半不識“他”或“魯”，顯然不合適。早期留學生裏去日本的多，回來後搞了注音符號，後來留歐美的回來，搞了漢語拚音。第一版漢語拚音出現在“五四”時期，一直懸而未決。不管怎麽搞，總是有缺陷的，總得有個結論。一些洋人刁鑽奸猾，也有幾百年的曆史，不用管他們。一席話，這個孔乙己在我心裏高大了起來。是啊，想入非非，開開玩笑是正常的。我們家徐誌摩先生聽見人家道再見，也幻想出個沙揚拉娜小姐，寫了首詩。但是用來作為耍流氓的借口，就未免太川普了吧！中國人為此改名字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如果硬要往歪了想，Fuxing，就當是向他們伸出的中指吧！
1981年夏，我送他到黃石上船，他給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就講四個字：“痛定思痛”，讓我受益匪淺。這次見麵，是我跟他的永別。如果那時有博客，老人家一定歡喜得很，會留下很多的精彩！
謝謝姐姐指出。我的確記不清楚他們回南京的具體時間，下次有機會跟他們王家後人問一下。是的，他們中兩個是我奶奶的哥哥，兩個是奶奶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