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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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卷五評說（17）：魯連為了思想自由而苦行隱士

(2006-06-17 17:43:02) 下一個

原文19：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硃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讚賓客，賓客皆驚。

赧王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二五七年）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複見。

昭襄王三年（甲寅，公元前二四七年）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麵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評說19：

《通鑒》描寫了幾位信陵君愛交結的隱士，這些隱士在關鍵時刻為信陵君做出重大決策。

一次，信陵君大宴上流社會。賓客到齊了，信陵君卻說還要接一個朋友，他親自驅車去接一個叫侯贏的窮看門老頭。信陵君把左邊上座空出來，侯贏也不謙讓，稍整飾一下破衣服，就座到車的上座了。信陵君為侯贏畢恭畢敬地駕車。侯贏說：煩勞繞個遠道，我要看我市場的朋友。信陵君把車開到市場，侯贏下車和屠夫硃亥聊天聊了好久，一邊聊一邊偷看信陵君，看到信陵君一直謙和耐心地等待，侯贏才又回到車上去赴宴。到宴會上，信陵君將侯贏介紹給各位名流，讓衣衫襤褸的窮老頭做了上座，眾人都很驚訝。

後來信陵君竊符救趙，全仗侯贏的規劃和硃亥的關鍵一錘。竊符救趙後，信陵君不敢回魏國，就在趙國住了下來。他聽說趙國有名的隱士毛公和薛公，就想求見兩位隱士，但兩位都不肯來，信陵君就到賭場去跟毛公混，到酒肆去跟薛公混。平原君對信陵君跑到下三欄的地方頗為不滿。十年後魏國有難，就是毛公和薛公勸說信陵君回魏報國的。

齊人魯連在趙國說服趙魏不要稱秦為帝，為趙國合縱抗秦立了大功。平原君給他封官，魯連推辭不受。平原君又給他千金壽禮，魯連也不接受。魯連說：為士為人排憂解難不能圖取報酬，要圖取報酬就是商業行為。魯連遂隱江湖，再也沒有出來。

隱士現象是人類宗教普遍性文化現象。隱士一般指索群獨居行為，特別是苦行僧的修煉行為。隱士有到山林裏、沙漠裏、或者寺廟的單獨居室內【1】。伊斯蘭教的齋日，就是苦行的一種，教徒在一段時間內不吃不喝，這與佛教過午不食很相似，這種苦行在時間上的延長，就是隱士行為。

達摩麵壁十九年，就是十九年的隱士行為，十九年不與社會溝通交流，而且麵壁本身是苦行。與達摩麵壁類似的是道教的閉關辟穀，是修行的一個非常關鍵階段。

與達摩麵壁十九年開創禪宗相似，公元270年左右，埃及的聖安東尼【2】隱居15年，得道後開創了基督教僧侶教團。所以，出家到寺廟，也是隱居形式之一。釋迦牟尼苦行六年，餓得瘦骨如柴，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而悟道，開創了佛教【3】。耶穌也到沙漠渡過四十天的隱居生活，修煉抵禦撒旦的誘惑。西藏至今還有和尚到荒無人煙的神山聖湖靜坐經年的佛教修煉行為。

隱士現象是世界宗教共通的現象，儒教也不例外。不過，儒教的隱士，雖然也有許多苦行和索居的特征，但與其它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的“儒”在中國就是知識分子，所以儒教隱士的“士”必須是知識分子【4】，如《苛政猛如虎》故事中的那家人，是避世，不是隱士。

儒家的隱，是隱退不仕，不做官就是“隱”，這與其它宗教的“隱”必須是與社會隔絕不同。中國曆史上宗教基本是服從世俗政權的，如西藏喇嘛要由中央政府金瓶冊封；西方則相反，如拿破侖皇帝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中國曆來宗教的合法性由世俗政權授予，而西方則是世俗政權的合法性由教皇授予。所以西方隱士必須脫離社會，否則其神職本身就是政治權力；而儒家隱士不必脫離社會，因為儒生本身沒有政治權力，所以隻要不“仕”就算儒教的“隱”。西方宗教是直接組織人的社會行為，以前是通過教權，現在通過教會和如救世軍之類的教會組織直接組織人的生活；而東方宗教隻是通過影響間接幹預社會。因此，雖然儒家和西方宗教都是入世的宗教，但隱士行為的界定大不相同。相反，佛教道教作為出世的宗教，其修行就是脫離人間煙火，其隱士行為反而倒與西方宗教一致，即要與與社會隔絕。

可見，儒教隱士與其它宗教不同，儒家隱士就是知識分子不做官。如《通鑒》記載，侯贏、毛公和薛公都是有見識的人，既然司馬光稱他們為隱士，他們很可能就是知識分子。不是知識分子而不做官，不能稱隱士。如屠夫硃亥，司馬光沒有稱其為隱士。

“隱”對於許多宗教來說，隻是修行的一個階段，此前此後就不“隱”了。耶穌隱四十天，釋迦牟尼隱六年，達摩十九年，道教閉關時間不等。出家是隱，隱到得道後就不隱了，就出來宏法了。儒家階段性的隱有薑太公釣魚和孔明臥龍待價而沽的“隱”，是先“隱”後“仕”。陶淵明“歸去來兮”是先“仕”後“隱”，範蠡功成身退也是先“仕”後“隱”。子順是先“隱”後“仕”然後再“隱”。

信陵君交結的三個隱士，是終身“隱”而不“仕”。這三個隱士顯示了大隱隱於市的兩重意義：第一，“隱”是終身製，不是階段性的，修行是時時刻刻終身的修行，不是去沙漠四十天就算了；第二，修行抵禦誘惑顯然是在鬧市比在山林沙漠來得難，如歌中所唱“女人是老虎”，真有修行定力必然是在險惡俗世中能恬淡虛無。侯贏是在繁華的國都裏耐得清貧，毛公和薛公是在下九流社會中合光同塵，而他們見識都在信陵君之上。到沙漠做隱士是逃避誘惑，在人間市井做隱士是直麵誘惑，故說大隱隱於市。

魯連是雲遊隱士，哪有大事，出來顯一番身手，平原君封魯連官，賞魯連獎金，魯連一概推卻，他也是個終身“隱”而不“仕”的隱士。史記記載：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誌焉。”【5】這就道出了儒家隱士的一個動機。隱士的見識高與不“仕”是相輔相成的。“仕”則思想行為受世俗利益關係製約，思想難以自由客觀，因此見識有局限性，為了思想自由，隱士特意規避“仕”途利祿。儒家隱士修行，就是自由思想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