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45）

 

第十八章   打倒陶鑄及中央文革小組的變化

 

1．我所知道的陶鑄

 

    文革開始前，中央辦公廳是在劉少奇曾經住過的“甲樓”辦公，中辦主任汪東興、秘書局局長童小鵬和我的辦公室都在那裏。1966年5月 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陶鑄調來中央當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就由他來領導了。他剛調來北京，還沒有辦公 的地方，於是我們就把我們辦公的地方騰給了他。我和汪東興搬到丙樓，童小鵬搬去了丁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與陶鑄接觸多起來了。

 

   他管辦公廳，是汪東興的領導，也是我的領導，秘書局有什麽問題，或主席有交待的事情，我都要向他匯報或者商量。我那時除了要向江青匯報工作之外，還要把中央書記處每次開會討論的內容，和會議所作的決議寫一份正式的報告，經陶鑄簽字後，發給主席和各位中央常委。

 

   陶鑄文字功底很好，我寫得不妥的地方，他都會作修改。 在他剛來不久的時候，他跟我講過不少他對毛主席的思想的體會，講他遇到困難，都是努力用毛主席的思想來分析現狀，尋找解決方法。 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我覺得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還曾詢問過我個人的經曆，我說我是個中學生，在上海參加地下黨，幾句話就介紹完了。他待人比較平等，也向我講他自己的曆史。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啊？我一愣，我那時沒有聽說陶鑄犯過什麽錯誤，就問，你怎麽會犯錯誤的呢？他說，人人都會犯錯誤的，我在高崗的事情上就差點陷進去。是毛主席批評教育了我。他說，他跟高崗的關係不錯， 在“高饒事件”之前，高崗到他那裏去過，講了一些看法，他也發表了些看法，其中有讚成高崗意見的。陶鑄說，後來中央沒有追究我， 不過我自已知道是犯了錯誤的，我向主席作過檢討。我與陶鑄認識沒多久，他就把他自己犯的錯誤都跟我說了，我就覺得這個人挺坦蕩， 所以對他很尊敬。

 

   當時我們的關係挺好。 陶鑄有時會和我談起共產主義理想，這在我接觸到的中央領導中是比較少見的。從他和我的談話中，我感覺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對共產主義是有興趣、有研究的。不過他自己的生活卻是很講究的，他很會享受。他家裏用的東西在當時都是比較高級的，有些東西都不是用錢能買到的。江青去過廣州他家，說他家跟貴族豪門一樣。我看到過紅衛兵送來的他家中擺設的照片，那些東西確實高檔。

 

   陶鑄到中南海以後，選擇居住之處，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楊尚昆住過的“萬字廊”，那是中南海裏最華麗的院落。在審美觀點上，他們兩個倒是同氣相求（喻誌趣相同）的。 那時，中央開會的時候，陶鑄指定由我、王力、穆欣做會議記錄，然後由我們給他起草報告。他的要求很嚴格，記錄哪幾個主要問題，有什麽意見，哪個記錄寫得不對了，他都親自看過、改過，然後才給主席送。

 

   他還私底下要我把我和主席聯係的情況經常和他通通氣。有一次他甚至還批評我，說主席那裏有什麽意見，你應該及時地告訴我們嘛。我嘴上答應，卻並沒有照辦。因為主席沒有讓我去說的事情，我是不可以隨便去跟其他中央領導說的，這是鐵的紀律，是最大的組織原則。主席的機要秘書知道的比我還多，但他們都是不該說的話一句也不說的。

 

2 ．陶鑄與陳伯達、江青的分歧

 

   陶鑄剛來中央，就在好幾次會議上對陳伯達的講話有看法，他在會上就批評了陳伯達。這兩個人從一開始就有點“針尖對麥芒”。陳伯達喜歡挑陶鑄的毛病，陶鑄也喜歡找陳伯達的問題。其實也都不是什麽大問題，至少我沒有聽到過有什麽原則性的分歧。兩個人關係就漸漸地不太好了，後來就發展到經常互相拆台。在這兩個人當中，說心裏話，當時我還是喜歡陶鑄，不喜歡陳伯達。這除了前麵說的陶鑄待我平等之外，再就是我喜歡陶鑄的文章，喜歡他寫的《鬆樹的風格》。他寫得不錯，文筆簡潔生動，有古文功底，我對有古文底蘊的人是特別尊重的。陳伯達雖然古文也非常好，但他說話總是嘟嘟囔囔的，而且牢騷又太多。總是對這個不滿意，對那個不滿意，甚至有時對毛主席也會流露出不滿意，埋怨毛主席對他不重視。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情況就不對了。陶鑄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傾向於劉少奇、鄧小平。對他們搞得那一套，從來都是輕描淡寫，不向毛主席如實匯報。陶鑄一到中央，就對劉、鄧跟得很緊。他公開說，鄧小平是他的老師。他就是要拜鄧小平為師。對這個，林彪很忌諱。 我有一次聽江青對葉群說，他陶鑄說什麽也是林總的部下（陶鑄原來在“四野”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四野”的“104”），怎麽去拜鄧小平為師？再說鄧小平的文化比他低呀，他拜他什麽師啊？所以陶鑄不但跟陳伯達的矛盾繼續加深，而且又跟江青鬧起了矛盾。

 

   陶鑄對江青意見很多，江青也對他很有意見。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成為黨內排名第四位的中央常委，又是書記處常務書記，還兼任著中央文革的第一顧問。他等於是取代鄧小平當了總書記（鄧小平那時不大管事了）。在陶鑄的眼裏，江青是比他小一輩的。這些人都是很講究輩分的，在他的眼裏，毛主席、周總理、 朱德，是一輩的，陶鑄把總理看成大哥，他見到總理總是很恭敬的；而他們這輩人包括林彪、陳雲、鄧小平是一輩；下麵的“紅軍”是一輩；“抗戰”的又是一輩；完了就是“解放戰爭”的一輩。

 

   你要讓“解放戰爭”的去領導“抗戰”的，是很難的。那江青比陶鑄小一輩都不止了。所以他和江青發生矛盾就不好解決了。而且陶鑄是有理論的，什麽事情他都能講出個道道來的。就是錯的東西，他也能講出一個似是而非的道理來。陳伯達、江青都拿他沒辦法。江青和總理有時也有矛盾，但他們兩人的矛盾好解決。

 

    事實上，陶鑄對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擁護，但到具體的，他都反對。談到那個幹部搞特殊化、壓迫群眾了，陶鑄就馬上給人家辯護， 說要保。其實他也不真知道下麵幹部的情況，好多人其實都是兩麵派，他那些搞特殊化甚至貪汙腐化的怎麽能讓你知道啊。更不用說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護的。陶鑄對兩廣、兩湖的幹部尤其要保。所以他的態度和中央文革的大都不一樣。

 

   如果都按陶鑄那樣做，那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幹部如有嚴重的問題，應該到群眾裏麵去接受群眾對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謂“燒一燒”。作為共產黨的幹部，你是為人民的，你怎麽害怕群眾呢。毛主席也說，可以“燒一燒”，但不能“燒焦”了。底下的群眾，造反派看到你幹部有大問題，當然是很憤怒的。當然其中也確實是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傾向。

 

   那時陶鑄也說要“懷疑一切”。一次他跟鄧小平一起去人民大學接見學生的時候就說，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懷疑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懷疑。後來這就被批評為“懷疑一切”。但這隻是表麵的，他實質上的意思是除了板上釘釘的大案、要案，是不能懷疑一切，不能打倒一切的。誰都不可以懷疑，那你還能搞文革嗎？陶鑄其實是打著“懷疑一切”的旗號來反對“懷疑一切”。他是什麽都保的，有什麽懷疑一切呢？江青說陶鑄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他確實是到處保。

 

   陶鑄在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的時候是很堅決的。王任重從文革一開始就是堅決搞資反路線的一個人，陶鑄則死保王任重等人。王任重在湖北鬥學生、整工人，把人家搞得很慘。還把李達都迫害致死了。到了批判“資反路線”的時候，受王任重壓迫的群眾就起來造反。還有劉誌堅，他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又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總政治部的副主任，可他在總政係統搞“資反路線”非常厲 害，整了很多人。王任重跟劉誌堅在抗戰時一起打過遊擊，生死之交。兩個人相互死保，而陶鑄又對他們兩個百般維護。所以他們三個， 一個是中央文革第一顧問，另兩個都是中央文革副組長。三個人互相呼應，給別人的一種印象，他們像是一個小集團，而且常常和中央文革其他人唱反調。

 

   陶鑄對鄧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國慶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革命群眾和紅衛兵的時候，身邊並沒有鄧小平。可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新聞照片上，陶鑄卻把在主席身邊的陳毅的頭去掉，換上鄧小平的腦袋，造成鄧小平出現在毛主席身邊的假象，被人稱為“換頭術”。這件事被新華社揭發出來了，拿到了中央的會議上。在懷仁堂開會的時候，我看到陳毅大發脾氣，罵道，他媽的，龜兒子，x你祖宗，把我的腦袋都給割了！這時，陳伯達也不出來勸，在那裏吃吃地笑。總理說，這事就不要再鬧了，糾正過來就是了。可照片已經印在報上了，怎麽糾正？

 

3 ．我與人民教育出版社通信

 

   1966年12月中旬，閻長貴送來了一封他在人大讀書時的幾個同學寫來的申訴信。他的這幾個同學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因為對陶鑄 有一些意見，貼了陶鑄的大字報，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閻長貴一再央求我想法救救他的同學。於是，12月20日，我就給那幾位同誌寫了封信，對他們提出的申訴做了一個答複。我在信中說： “我對你們部裏的事情，沒有調查研究，不能講什麽意見，希望你們根據十六條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進行討論，將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教育陣線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陣地，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占領這個陣地。關於×××等五位同誌給陶鑄同誌寫大字報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寫的。對這張大字報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但是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 針對這張大字報說：‘誰反對陶鑄同誌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錯誤的。有人把貼大字報的人說成‘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甚至扣押他們，更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這樣做。” 這封信沒有經過主席，也沒有經過江青、陳伯達他們看過就發出去了。不過我知道，我寫這個信他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對一個中央領導 人提點批評意見，就說人家是反革命，那還有什麽大民主啊。 我寫了信以後，見到陶鑄我還跟他說過，教育出版社有幾個人因為給你提了些意見，被打成了反革命。我跟他們說不能因為給你意見，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陶鑄說，對。是這樣的，不能說反對我就是反革命嘛，這我早已經說過的。從他的話聽來，他對我這封信，也並不介意。 後來我的這封信在紅衛兵小報上登出來了。

 

   就在這事發生不久，陳伯達、江青與陶鑄的衝突表麵化了，到1967年1月4日，陳伯達就公開提出要打倒陶鑄了，江青也跟著說要打倒陶鑄。因為這兩件事相隔很近，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人把我給人民教育出版社那幾位同誌的信，說成是要打倒陶鑄的信號。其實不是這樣的。雖然我當時對陶鑄也已經有了些看法，但直到1966年12月我沒有反對過陶鑄。那時我經常要向他請示工作，每次開會他都在，總理在是總理主持會議；總理不在，就由他主持會議的。我寫那封信隻是因為聽了閻長貴的反映，為給陶鑄貼大字報的人作開脫，並沒有要打倒陶鑄的意思。可是後來閻長貴寫文章揭發我，說我的信貌似溫和，實含殺機。他似乎忘了這封信實際是他來求我寫的，而且信裏的許多話，當時他還嫌我說得太平和呢。

 

4 ．陶鑄是怎麽被打倒的

 

   到1966年11月16日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就公開化了。稍後，在一次接見揪鬥王任重的學生造反派的會上，陶鑄又和陳伯達、江青當麵發生了衝突。於是陳伯達在12月27日、28日周總理主持的會上說陶鑄與劉少奇、鄧小平是一夥的，是陶“二世”（劉少奇是“一世”），把陶鑄也列為走資派。江青也跟著在會上說要打倒陶鑄。葉劍英等人到主席那裏去告了陳伯達和江青的狀。

 

   12月29日上午，在主席主持的會議上，主席批評了陳伯達、江青，還為陶鑄說了話。而到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陳伯達、江青在講話中公開批評陶鑄。1月5日，陳伯達、江青的講話就已印成傳單公開，大街上貼滿了“打倒陶鑄”的大標語。到2月6日，2月10日，毛主席兩次在會上就陳伯達、江青公開發表批評陶鑄的講話，嚴厲地批評陳伯達、江青。毛主席說：陳伯達你這是“一個政治局常委要打倒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突然襲擊”。你過去老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陶鑄在廬山表現比你好，你還動揺呢！江青你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你們要好好檢討！批得很厲害。陳伯達回釣魚台後為這事大哭，喊著要自殺。主席說：“一個禮拜之內，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開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批評”。還說，“要是你們中央文革沒有人敢批評他們，那我就自己找人來批評”。

 

   我聽總理說，當時陶鑄對主席很感激，他反過來還為陳伯達和江青說情，希望主席不要生氣，也不要叫陳伯達和江青再檢討了。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陶鑄是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新領導，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但不能動不動就打倒。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組專門開了一個會，陳伯達、江青都在會上做了檢討。會上大家對陳伯達、江青也進行了批評。

 

   我出獄後，從歸還我的部分書籍裏，意外發現了一張康生寫給我的便條，使我回想起來當年開會時的一些情景。康生在會上運用了一句典故來批評陳伯達，說你到處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是嘩眾取寵。由於我在會上沒有聽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會後，我問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張紙上麵寫下了這樣兩句話：“謙，美德也，過謙則近於詐；默，懿行也，過默則進於奸”。並注明了（見“一夕話”）。從這張紙條上所留下的內容來看，也可以看到當時開會對陳伯達他們的批評是很嚴肅的。

 

    但是，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話對陶鑄是不滿的。說陶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他的問題是紅衛兵起來後才解決的。曾誌對此講話有疑問，寫信問主席，主席未作答複。雖2月10日後就此事開會批評了陳伯達、江青，而不久當江青、 陳伯達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鑄時，主席不講話了，陶鑄最終還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對陶鑄問題的認識與處理是有反複的。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主席最後還是同意打倒陶鑄？據我現在的分析，這個轉折可能與這期間發生的幾件事有關。

 

    第一件事，陳伯達挨了主席批評後哭著要自殺，江青很反感，她批評陳伯達“沒出息。”但她也怕陳伯達真的自殺。因為那時陳伯達翻出了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話，說“共產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的自殺也是英雄行為”（我未査對，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專門跑去安慰了他。江青跟他說，對主席的批評，我們聽著就是了，不要同主席硬抗。主席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不要同他頂。主席常說“春雨潤物細無聲”，主席相信的是材料。我們應該把材料收集了給主席看，讓主席認識陶鑄這個最大的“保皇派”的真麵目。而且光我們說不行， 要讓群眾來說，主席最相信群眾了。 於是，陳伯達、江青就真這樣做了。她叫我們在紅衛兵的小報中（特別是廣東、湖北的小報），把所有批評陶鑄、王任重的信息都集中起來，送給主席去看。同時又叫我去查陶鑄和王任重在那段時間裏所批發的文件。

 

    不查不知道，一査不得了。原來我們誰都不知道，在劉少奇1966 年6月20號批轉了北京大學《九號簡報》的中央文件之後，中南局接連發出了五個正式文件，要各級黨委堅決貫徹落實。在所有中央局裏麵，中南局所發的堅決執行“資反路線”的文件是最多的。 早在6月份陶鑄就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支持在北京各大學開展反右派、反幹擾運動，號召打殲滅戰，要追根，要在群眾中進行排隊摸底。1966年7月初陶鑄在北京大學講話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革命。要絕對服從黨的領導， 沒有商量餘地，要群眾抓住反黨這一條掀起一陣打倒反革命的風暴。

 

    劉少奇、鄧小平在主席回京前，還批發了中南局寫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報告》，說學生中有很多右派，要等他們充分暴露後，及時反擊。廣東省公安廳還用對付現行反革命的特種技術手段，來偵察大專院校的學生動態，被偵察的對象有好幾百人。有一個學院竟有四五個班級被列為嚴密偵察的對象。在陶鑄等人策動下，有許多工人、學生被捕、被打、被審訊。僅武漢市，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逮捕了四五百人，而且都給他們戴上了手銬腳鐐。甚至還有被判處死刑的。王任重說這次運動，湖北要抓三四十萬個右派。

 

   直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京前，陶鑄和王任重還在向中南局發指示說，這次運動要打擊的右派，可能比1957年反右運動時還要多。如此等等。這樣的材料至少送上去有幾十件之多，即使毛主席隻看了這些材料的一部分，也會對陶鑄的看法發生改變的。

 

   第二件事，在1967年初的時候，具體時間記不準了，中南海西門來了一個紅衛兵模樣的人，但他的年紀看上去已經不小了。他給毛主席送來了一份材料，說要告陶鑄。材料上寫著，他的生母是陶鑄現在的夫人曾誌，他的父親姓蔡，叫蔡協民，是一個老革命。當年是毛主席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第一屆學員，是主席的學生，後來還給毛主席做過秘書。主席曾說他是一位好同誌，對革命很忠誠。蔡協民在30年代為黨做地下工作的時候被捕了。那時陶鑄和曾誌都是地下黨的領導。曾誌很漂亮，已經與蔡協民結婚了，可陶鑄卻在暗地裏追求她。 蔡協民被捕後，陶鑄就把曾誌追到手了。那時候也沒什麽離婚、結婚之類的手續，陶鑄就跟曾誌同居了。不久曾誌生下來一個孩子，但那是蔡協民和曾誌的孩子。曾誌把這個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裏去了。那個紅衛兵模樣的人說他就是那個孩子（他拿著他爸爸和曾誌一起的照片。他說這張照片是在曾誌把他放在奶奶家撫養的時候留下的）。

 

   也不知道這人怎麽調査得那麽詳細，他說敵人在他爸爸身上沒有發現什麽，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來後就找組織，找到了陶鑄，要求恢複組織關係。但陶鑄說，因為他被捕過，到底是怎麽放出來的情況還弄不清楚，現在不好接組織關係，就沒給他接組織關係。於是蔡協民就隻好到處去流浪。在流浪期間又被國民黨抓住了，並把他處死了。這 個“紅衛兵”認為，他爸爸蔡協民的死就是因為陶鑄不給接組織關係的結果，是陶鑄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來跟陶鑄算這筆老賬，為父親伸冤。 我們把信送給了主席。

 

   毛主席因為是他以前秘書的兒子的信，就仔細看了這封信。後來我問過主席機要秘書徐業夫，主席是怎麽批的。徐業夫說，主席叫這個孩子回去了，還給了他一筆錢。還說，主席引了一句老話，意思是說陶鑄道德上有欠缺。徐業夫也記不清楚主席說的那句老話了，我查了成語詞典也對不上主席說的老話。我認為主席是相信這個孩子的話的。但主席當時也沒辦法處理此事，一則蔡協民剛從敵人監獄放出來，情況不明，確實不好接關係，二則陶鑄是領導幹部，曾誌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女幹部，你說人都死那麽多年了，事情也無法査實了，怎麽辦呢？這個孩子當時都三十多歲了，隻能照顧他一下，給他一些安慰了。但從這個事情以後，我發現主席就再沒說過陶鑄的好話。主席對陶鑄態度的轉變除了這些原因，是否還有什麽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主席保陶鑄，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以後，中央文革又繼續跟陶鑄發生了糾紛。而這前後還有吳傳啟的事。吳傳啟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造反派。而陶鑄支持的是學部的保守派，這保守的一派堅決反對吳傳啟，他們向陶鑄送材料說吳傳啟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在一次會議上陶鑄就說，這個問題要審査一下。關鋒和吳傳啟關係不錯，他們經常一起寫文章。在開會時，關鋒說，吳傳啟解放前是參加過國民黨， 但他那時已經參加了共產黨，與地下組織有關係。他參加國民黨是地下黨叫他參加的，目的是取得資格參加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代表競選， 爭取當選代表，以便於開展統戰工作。

 

   我也認識吳傳啟，是關鋒介紹給我的。我跟吳傳啟一起參加過上海工農兵學哲學座談會。我對陶鑄說，這個事也應該聽他本人講講。陶鑄大概不想讓我牽涉其中，就說有沒有問題，調查了再說。他還跟我說：“這個事跟你沒關係，我知道，你跟他隻是一般性的工作關係。” 陶鑄又解釋說：“國民黨也不一定都不好，國民黨也有一般性的和骨幹分子的區別。我隻是要查查清楚。”就在這時。江青講話了，她說，“參加國民黨也要看他為什麽參加，聽說陶鑄同誌當年也參加過國民黨呢！”可沒等江青說完，陶鑄就發火了。他指著江青說，“你怎麽能這樣說，我們那時是國共合作，那時的國民黨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國民黨，怎麽能與蔣介石的國民黨相比。”他接著又說，“那時毛主席還參加過國民黨哩。”江青一聽也火了，說：“你誣蔑毛主席！”這樣兩個人就鬧起來了。總理一看不對，說：“哎呀，你們說的是一回事，那時毛主席參加的國民黨就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國民黨，我也參加過。”與陶鑄向來不合的陳伯達這時就火上添油地插上來說：“你們看，陶鑄對毛主席是什麽態度？”陳伯達這麽一說，就變成陶鑄對毛主席的態度有問題了。陶鑄急忙辯護說：“我沒有，毛主席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等等，結果一場會議，鬧得不歡而散。

 

   這個事，我估計江青會給毛主席說的。 不久以後，中央就批準對陶鑄進行審查了。一次，總理要一個負責審查陶鑄的解放軍軍官來釣魚台匯報。那軍官說，在北方草嵐子監獄 有“六十一人的叛變案”，在蘇州反省院也有個幾十人的叛變案。陶鑄就是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是怎樣出來的也有嫌疑。他還說陶鑄有個哥哥，被抓起來了。他哥哥掲發說，陶鑄不僅參加了國民黨，而且是國民黨的秘密黨員，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臥底。來人把陶鑄哥哥寫的信拿出來給我們看。他哥哥在信上寫著，是他去勸陶鑄背叛的。此外還寫了陶鑄給他哥哥回信的內容。但是這個回信的內容隻是他哥哥的回憶，並不是陶鑄自已寫的。內容是說陶鑄當時有與他哥哥妥協的意思。當時一起聽匯報的有好幾個人，總理、江青、陳伯達、關鋒和我。 我看了陶鑄哥哥寫的材料，就問來匯報的人：“你們強迫他了沒有？”他說：“不是我們搞的，是紅衛兵他們搞的。”我問：“紅衛兵怎麽搞的？是不是強迫他哥哥交代的？打了他哥哥沒有？”他說他不知道。我說：“這個材料，我看不像是真的。陶鑄是有文化的人，而這個信上寫的口氣和寫法，都不像是陶鑄的，他寫信不會這麽蹩腳。”我又說：“背叛不背叛是個大問題，不能夠僅根據幾個紅衛兵搞的材料就給陶鑄定案，咱們得自己調査。”當時我說的意思有兩重性，既懷疑這個材料不實，但也未否定陶鑄有背叛嫌疑。但總理聽了很高興，馬上說：“本禹同誌這個分析很好，我也有懷疑。陶鑄是地下黨的一個領導人，聽他哥哥一句話就背叛了？他那麽長時間都不背叛， 哥哥寫封信就變了？那麽容易？”總理也說叫他們要繼續調査。總理又說：“陶鑄這個專案組還沒有組長，我看本禹就去當個組長吧。”我說：“這不行，我事兒太多了，恐怕耽誤事。”總理說：“你掌握一個大的方向就行了。”接著他馬上就起草了一個文件，陶鑄專案組由戚本禹任組長，送主席、林彪批。總理還說：“你有什麽弄不清楚的，就來問我。”看起來，周恩來也是不相信陶鑄是叛徒。

 

   這以後，陶鑄專案組就來跟我匯報工作了。我說：“你們一定要好好跟他哥哥談，看他哥哥寫的材料對不對。”專案組把他哥哥寫的材料給陶鑄看，叫陶鑄交待，陶鑄拍了桌子，把他哥哥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哥哥是國民黨，他兄弟倆從來就有矛盾的，他沒有背叛。後來我把專案組重新調査的情況告訴了總理，總理也挺高興。

 

   1967年9月初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把陶鑄批判得很厲害，說陶鑄早就“懷疑一切”了，他的動機是可疑的。雖然我不認為陶鑄是國民黨，也不認為他是叛徒，但是我認為他忠實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包庇走資派，這很不對。但我對陶鑄的認識跟姚文元有些不同，可是姚文元的文章是主席看過的，我也不好說什麽。在此事發生以後的四個多月，我自己也被隔離審査了。 我出獄後，聽一個參加過陶鑄專案的同事說，在我入獄後，陶鑄專案組的人曾舉報，說我包庇陶鑄。但實際上，因為材料的缺乏，當時對陶鑄還沒形成定論，談不上包庇不包庇。鄧小平他們上台後審査我的時候，就沒有說我包庇陶鑄了。那時陶鑄已經是正麵人物了，而我則被他們視為反革命，他們也不好說我包庇陶鑄了。

 

5 ．中央文革小組的變化

 

   隨著陶鑄、王任重、劉誌堅相繼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自然也發生了變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達實際上就已經離開了中央文革。因為他們分別在《光明日報》和曆史研究所裏執行了劉少奇的資反路線，對那裏的群眾鎮壓得很厲害。盡管他們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但底下群眾對他們反對得很厲害。陳伯達和我都去做過工作想保他們，但群眾意見還是很大，保不下來。這樣他們就不能繼續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訴群眾，對他們可以批判，但不準揪鬥 。

 

   這樣就僅餘下八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了，當時被稱作，三老、三中、兩青。

   “三老”是康生、陳伯達、江青。

   江青對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們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時也開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對陳伯達不大看得上眼。

   “三中”是張春橋、關鋒、王力。

   關鋒的資格比王力老。而張春橋是副組長。

   兩個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說我們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鑄他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時候，雖然在小組的內部經常會有意見和爭論，但陶鑄對外還是維護著文革小組的。所以，他的存在，實際上緩和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其他中央部門的不少矛盾。陶鑄倒台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和一些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而首當其衝的就是王、關、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