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敘事
(6)改開糾錯
山溝裏閉塞,信息總比外麵慢半拍。但對於“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春風,還是帶著一絲反常的氣息,鑽進了黃瓜峪的溝溝壑壑。起初是大隊統一扯在各山頭的大喇叭裏,播音員的聲調似乎都降了頻率;接著,公社蹲點的幹部,言語也溫和了不少;再到後來,連老支書蹲在石滾上抽煙時,那多年緊鎖的眉頭,也仿佛舒展了些許。
瑩梅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些變化。每逢入夜,她總是翻來覆去,心裏頭那點幾乎要熄滅的火苗,又開始不安分地跳動。她想起蘭州,想起父母日漸佝僂的背影,想起那被剝奪的城市戶口。她已經落戶黃瓜峪八年,已經到了法定的成婚年齡,對今後的日子,心裏充滿了期待。
陰霾散去,瑩梅的婚事,也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兩人的感情,在幾年的相互扶持和默默守候中,早已如同山間的磐石,堅實而穩固。在“晚婚晚育”政策的大環境中,二十三周歲的瑩梅和二十五周歲的男方,決定去領那張代表合法夫妻的“大紅證明”。
那時候,年輕人結婚似乎對社會可有可無,每逢季度的最後一天,基層人民公社才辦理結婚登記手續。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一大早,兩人就請好了假,穿戴得幹淨整齊——瑩梅是一件洗得發白的的確良襯衫,男方是唯一一件沒有補丁的中山裝——手持大隊介紹信,步行了十幾裏山路,趕到公社所在地。
公社民政辦公室門口,已經排了好幾對青年。手續不複雜,問明情況,查驗年齡證明,在一張表格上按上手印,然後,那位麵容嚴肅的辦事員,便從抽屜裏拿出印著喜字和大紅牡丹的兩張紙——結婚證,用力蓋上了“鞏縣北山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印章。
“拿好咯。晚婚晚育,光榮!回去好好過日子。”辦事員把證書遞出來,臉上難得地有了一絲笑意。
捧著那兩張輕飄飄卻又沉甸甸的“大紅證明”,看著上麵並排寫著的兩人名字,夫妻相視一笑,手心都有些濕汗。沒有鞭炮,沒有儀式,這就是他們一生最重要的契約。
結婚當天,婚禮更是簡單到近乎冷清。沒有迎親的隊伍,沒有大擺酒席,甚至連學校的領導都沒有邀請。男方是跟同校的老師調了課,才騰出半天時間,接回了心儀的新娘。
在一孔窯洞充當的婚房裏,一張婚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隻新買的暖水瓶,家當僅此而已。
“委屈你了。”丈夫歉意地說。
“有啥委屈的,”瑩梅笑了笑,動手整理著帶來的簡單行囊,“這樣挺好,清靜。”
下午課的預備鈴響了。年輕的數學老師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教案和課本,對剛領回的新娘子說:“你歇會兒,我去把今天的課上完。”
“去吧,我收拾屋子等你......”
柔聲細語,如沐春風。
於是,在這個對人生無比重要的日子,剛接回新娘子的新郎官轉身又走進了那間熟悉的、飄著粉筆灰的窯洞教室,繼續對一元二次方程指點迷津。留下的新娘子,則在那間簡陋的新房裏,仔細地擦拭著桌椅,鋪好床單,將兩人的牙刷並排放在一起,開始了他們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
沒有喧囂的祝福,隻有彼此眼中確定的未來;沒有隆重的儀式,隻有平淡相守的共同決心。時代的浪潮將他們推到了一起,又在他們結合的這個平凡日子裏,顯露出它悄然轉向的痕跡。新的生活,就在這片曾經飽含淚水、如今孕育著新希望的土地上,靜靜地開始了。
獨苗成家了,母親卸去了心頭的重任,初次嚐到了生活的福報。
在一個飄著細雨的春日下午,公社的郵遞員,一個平時總是把報紙信件往大隊部一扔了事的小夥子,這次卻破天荒地、深一腳淺一腳地把一封掛號信直接送到了黃瓜峪品家那孔破窯洞。
信是蘭州市水泥製管廠革命委員會寄來的。父親用那雙布滿老繭、微微顫抖的手,撕開了信封。信很短,措辭卻與當年那張遣返通知截然不同:“……經複查,品樂書之父品守仁的曆史問題,屬一般曆史問題,不應影響其子女……現予以糾正,撤銷原遣返決定……接信後,品樂書和張素貞可辦理回遷手續,品瑩梅與當地政府聯係安排工作……”
“平反了……平反了!”父親反複念叨著這幾個字,老淚縱橫,把那張薄薄的信紙緊緊捂在胸口,仿佛要把它焐進心裏去。母親先是愣住,隨即“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這哭聲裏,積壓了整整十年的委屈、辛酸和絕望,像開閘的洪水,洶湧而出。
瑩梅站在一旁,扶著門框,眼淚也無聲地滑落。但她哭過之後,心裏湧起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還有一種模糊的、對未來的期盼。壓在全家人頭上那座名為“曆史問題”的大山,終於被搬開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是在忙碌、希望和一種揚眉吐氣的情緒中度過的。辦理戶口遷移,收拾那點少得可憐的家當,與老支書、李秀姑等為數不多交好的鄉親道別。補發的十年工資,是一筆巨款,父親小心翼翼地用手絹包了一層又一層,揣在貼身的衣兜裏,感覺像做夢一樣。
再次站在蘭州水泥製管廠家屬院的門口,看著那熟悉又陌生的大門、樓房和依舊聳立的大煙囪,一家人恍如隔世。鄰居們的神情複雜,有尷尬,有好奇,也有真誠的歡迎。分配的房子雖然不大,但窗明幾淨,有自來水,有電燈。重新成為“城裏人”,摸著那蓋著紅戳的戶口本,母親激動得好幾夜沒睡好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