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1）

 

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殺

 

1．自殺的經過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專案組，審查“彭、羅、陸、楊”問題的同時，中央決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組成的專門小組，負責審查田家英的問題。

 

   總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請他配合我們三人小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與謝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與謝富治談完工作後，他熱情地邀請我到他家裏去吃午飯。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電話通知我，讓我在下午二時半，到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他和王力會合，然後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在接到安子文的電話後，我與汪東興通話，告知情況。汪東興說他會通知門衛給安部長放行，談話後如有什麽問題可以再找他。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組織上的事情，他說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裏原來是彭德懷住過的元帥府。我們到的時侯，隻有田家英夫人董邊在，她告訴我們，家英同逄（先知）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就坐下等著。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田家英看來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很平和地說，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誌接管，你手頭的文件，特別是《毛 選》五卷的手稿，都交本禹同誌，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又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你檢査的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裏反省，不要出去了。

 

   等安子文講完，我問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這兒還有多少？田家英說，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檔案館了，他這裏現在隻有《毛選》第五卷的清樣稿。 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麵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那些錯誤。

 

   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隻談田家英有錯誤，並未談到具體是什麽錯誤，更沒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當時表現的是無奈和委屈，但並不激動，更沒說過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話。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經曆，他知道，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我、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麽話。在這種場合，其他人也不會說什麽話。

 

   安子文談話完畢，我就在田家英住處用紅機子與汪東興通了話，通報了安部長和田家英的談話情況，並請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他馬上就派了機要室的機要員王妙瓊過來，又派了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過來協助我辦移交。汪東興本人沒有出麵。

 

   大概在下午四點鍾左右，王妙瓊和張純到了，我交代他們和逄先知一起清點田家英那裏的文件，並一一作了登記。 接著，安子文與王力分別乘車回去了，我在交代完畢後也回到中南海甲樓，找汪東興通報了情況，並請他對永福堂的警衛、人員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應布置。汪東興聽了我的話笑了，說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東興還說，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開緊急會議，宣布中央對田家英實行停職反省的決定。他問我能否參加，我說我還要和王妙瓊等一起査對田家英處的文件，和 《毛選》第五卷的各種資料，可能來不及到會。他就說，那麽我們先開著，以後再把開會情況告訴我。

 

   大約五六點鍾的時候，王妙瓊來電話，說田家英處的文件已清點、登記完畢。還說文件早就整理過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交待她與逄先知辦好交接手續後把文件帶回來。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機要室，把群眾的來信來訪文件交給我，把《毛選》第五卷清樣存放到甲樓。

 

   晚上七點多，汪東興召開了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停職檢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東興在會上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種鬥爭，還講了毛主席對田家英的批評。汪東興講的內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許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別是在我離開中南海的期間（1964—1966）發生的事情，更是我聞所未聞的。我很後悔沒有去參加這個會議。

 

   逄先知的夫人馬芷蓀，亦屬科級幹部，所以她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5月22日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馬上交給我。我說，那我派人過來登記。他說，“不，你要來一下，我要親自給你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於是，我通知了王妙瓊，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裏。王妙瓊是個勤於職守的女孩，她已經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電話，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裏。

 

   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隻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是要經過他 的秘書，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東廂房找住在那裏的逄先知過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就跟著過來，在走到衛生間拐角處，他緊 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害他？他這個舉動是違反紀律的。他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畢竟有著多年的交往。這個時候，我也沒法告訴他什麽情況，隻能對他說，下午安部長跟你講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沒有啊。我一邊說還一邊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說的是陳伯達。事實上，中央這次決定審查田家英，也確實有陳伯達向毛主席寫報告的事。

 

   文革後，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寫文章說，在安子文談話後的深夜，戚本禹打電話來，叫田家英到他的辦公室簽署文件，態度很凶。田家英摔了電話，不肯去簽字，還罵了戚本禹等等。這些無稽之談，類似推理小說，雖能哄哄人，但與事實全然不符。事實上，電話不是我打給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給我的，談的是移交文件，這是中央交給我的工作，我沒有理由態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簽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瓊辦的。這些簽字的檔案應該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約十時許，田家英的勤務員小陳，第一個發現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廂房裏上吊自殺了。（田家英把主席不 大看的書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廂房，而主席經常要看的書則都放在菊香書屋。）小陳看到田家英的頭懸在一根栓在兩個書櫃之間的繩子裏自盡了，門還反鎖著，小陳驚恐地跑到秘書室去報告。

 

   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他們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路輝用口對口人工呼吸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就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那裏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汪東興和我報告。我們立即轉報會議主持人，然後趕了過去，安子文、王力等也聞訊坐車趕來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叫人通知了董邊。

 

   看了現場以後，安子文、汪東興當場就決定由警衛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遺體送殯儀館，後來在征得家屬的同意後火化了。安子文、汪東興和 我分別向在京中央領導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匯報了情況。

 

2 ．逄先知對田家英的掲發

 

   田家英自殺後，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門外的中南海幹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裏燒文件，燒得滿屋子都是煙。然後他把燒過的東 西，放到抽水馬桶裏衝掉。因為燒的東西太多，有些紙沒有燒盡，結果就把下水道給堵了。那個地方整個院子的下水道都是連在一起的， 這樣一來，別人家的馬桶也都堵住了。馬上有人向辦公廳報告了，一查，原來是逄先知在家裏銷毀材料造成的。汪東興和我馬上過去看 了，汪東興叫人把下水道都挖開，把衝下去的東西取出來。取出來一看，在燒剩下的碎紙裏竟然有張毛主席索書條子的碎片。問他怎麽回事，他看了看，說是毛主席要書的時候寫的條子，他沒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跡毀了，這個問題挺大了。汪東興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來。我有點於心不忍，畢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東興說，現在不宜叫公安部來抓他。汪問，為什麽。我說，他接觸過大量的中央機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審，他萬一亂講，不太好。汪東興覺得我說的有道理，說那就把他隔離起來，內部審查。

 

   逄先知被隔離後，態度挺好。汪東興叫他寫啥他就寫啥，前前後後寫了不下一百多張紙。所有關於田家英的事情，特別是田家英在背後特別是酒後，用很無禮的話宣泄對毛主席的不滿。他說，田家英說了，主席死後，也會擺在水晶棺材裏，最後也會像斯大林那樣被後人焚屍揚灰的。還有什麽劉公（指劉少奇）怎麽還不起來造反等等。他還揭發了田家英許多生活上的違法問題。如果按照他的揭發來給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問題就嚴重了。

 

   逄先知1950年進秘書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書。當時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發和控訴田家英怎樣侮辱他的時 候，聲淚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結束以後，他又把田家英抬上聖賢的寶座，大說田家英是怎樣培養他，他跟田家英的關係是怎麽怎麽好。還反過來說是我誣陷田家英。真是一個不實事求是的人。

 

3 ．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進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團校聽過田家英的黨史報告，進中南海後很長的時間裏，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領導。從為毛主席讀報、處理信件，到給毛主席管理圖書，直至參加編輯《毛選》的校對，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我對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個時候我感到他對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別是在編輯《毛選》一、二、三卷的時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懇，非常認真負責，連一點細小的地方都不肯放過。可以說，在編輯《毛選》這件事情上，他的貢獻是很大的。毛主席對他也是喜歡的。1956年開“八大”的時候，他根據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給主席起草的閉幕詞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毛主席逢人就誇獎他，這是他最春風得意的時候。

 

   田家英有個大優點，即使在工作上出了問題，他從來不像陳伯達那樣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從不諉過於同級或下屬。這一點他是有君子風度的。即使批評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書室另一位領導人何載那樣官腔十足、隨便訓人。隻是他這個人過於敏感，氣量也不是很大。我們秘書室的同事們和他的關係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對我們也非常隨和。

 

      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他同情和支持我們這些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八司馬”。可是，他明知中辦主任楊尚昆包庇秘書室的領導何載，支持何載狠鬥“八司馬”，但在主席替“八司馬”平反後，他卻不準我們給楊尚昆多提意見。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哥哥參加軍統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風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楊尚昆的手裏。所以，在主席親自支持“八司馬”，要開會批判中辦領導扶右反左錯誤時，田家英就來跟我們說，你們的揭發，就到中直黨委和中辦派來的代表王剛為止，絕不能牽扯到“老令公”（指楊尚昆）。就這樣，他還不放心，開大會的時候，他不讓說話激烈的李公綽和我兩個上去發言，生怕我們對楊尚昆批評過分，而是安排了說話比較平和的朱固上去發言。

 

   楊尚昆曾多次提出秘書室的工作要先向他報告，然後由他去報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視秘書室工作的獨立性的，一直是要 田家英直接向他匯報工作的。於是田家英就兩麵敷衍，不敢得罪楊尚昆。

 

   1950年秋，因為他沒有把石景山工人為要求解決生活困難給主席的信送給主席，受到了主席的嚴厲批評。這件事對他的刺激很大。他回來 就一邊喝酒一邊在我的麵前發牢騷。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對我最大的意見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對喝酒真是沒有興趣。

 

   我估計，後來逄先知揭發的他說的許多話，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後說的。還有很多錯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後幹的。 田家英任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楊尚昆、鄧小平提拔的，他因此對楊尚昆、鄧小平一直懷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說，還是楊公、鄧公想到我呀。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經常向楊尚昆去匯報工作了。

 

   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小平去東北視察工作的時候，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興安嶺被一種毒蟲咬傷，整個手臂都腫了起來。鄧小平下令要省裏的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他對這件事情也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不過在大躍進的時候，他倒是沒有跟著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浮誇風。他在私底下還對我說，鄧小平雖說也是出生在農村的，但他根本就 沒幹過農活，不懂農業。劉公（劉少奇）家在農村，可是也不幹活，也不懂農業，所以他們才會搞浮誇，才會相信什麽萬斤糧。毛公從小幹農話，所以他就不信什麽萬斤糧。 田家英對1958年的“浮誇風”是堅決反對的，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正派的。

 

   主席派他和陳伯達、胡喬木去各地農村作調查，他們了解了下麵的真實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向主席匯報。為此，他們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員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對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員比如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

 

   1958年他帶領我和秘書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種試驗田。在廬山會議上，他把我們寫的 《關於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呈給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評。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複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勞動模範羅世發頂住壓力，堅持說了真話，那當時田家英和我都可能會被打成是“右傾機會主義”，甚至被指責為“欺騙毛主席”。

 

   正因為此，他和陳伯達、胡喬木在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後來他受到了李銳的揭發，李銳把他們在私下裏說的一些話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會議轉向批判彭德懷的時候，他們也差點被卷進去。由於主席對他們進行了保護，說“秀才是我們的人”，他才過了關。從廬山下來後，他和陳伯達、胡喬木都宣布從此與李銳絕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齒地在我們麵前，痛罵李銳是“卑鄙無恥的小人”，宣布與他“割袍絕義”。

 

   廬山會議後，田家英曾跟我說，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懷是別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懷的當。他很感激毛主席保護了他。他在向秘書室傳達廬山會議指示精神，給我們作報告的時候，他批判彭德懷的態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懷反黨，那個報告的記錄我現在還保存著。

 

   1962年刮“單幹風”的時候，田家英6月從湖南調查回來，他先到劉少奇那裏作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報告。劉少奇鼓勵和支持他的意見，並要他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接受了劉少奇的指示以後，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裏，他按劉少奇的意見向毛主席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到了主席的批評。後來主席問他，這“包產到戶”是你自己來說的，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對這一切心如明鏡，隻是給了他一個台階下。可是，田家英卻堅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別人叫他來的。主席從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

 

   從那之後，田家英的情緒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殺後，他的夫人董邊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國婦聯的領導人講，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產到戶”的事，是劉少奇讓他去說的。這些人現在怎麽都不出來說話啦？還說，田家英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那是為了保護中央的團結。 全國婦聯領導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安子文。安子文馬上把董邊找來，還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參加。安子文對董邊說，田家英出了問題，照理我們是可以把你也隔離起來，進行審査的。現在我們已經對你很寬大了。如果你還要胡說八道，攻擊中央領導，那後果你自己負責。董邊嚇壞了，從此就不敢再說什麽了。

 

   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場，這是向董邊表示這不是他的個人意見，是代表中央領導的。我和王力當時一句話都沒有說。不過，董邊說田家英代劉少奇受過，是為了黨中央的團結，這話我當時就覺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是主席叫他去湖南農村做調查的，回來了，理應首先去向主席匯報的。怎麽能先去劉少奇那裏作匯報，並接受劉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麽建議呢？而且明明是劉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議，當主席問他的時候，他卻還在毛主席的麵前不說真話呢？這怎麽能說是維護中央領導之間的團結呢？要維護中央的團結，不是應該去勸說劉少奇聽從毛主席，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嗎？那是中央決定的方針呀。

 

   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後，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人，或許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許認為毛主席畢競老了， 而劉少奇對他很器重。這跟後來汪東興投靠林彪是一個道理。區別隻是，汪東興在主席叫他“要改換門庭，現在就滾”的時候，（聽中南 海的同事告訴我）他當場就跪倒在地，請求主席的寬恕。而主席這個人其實是心腸很軟的，也就讓他留了下來。可是田家英卻不願向主席說真話，承認錯誤，而是尋了短見。

 

   田家英自殺後，在一次談到他的問題的時候，當時主席也在，我說，田家英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據我平時對他的了解，他對主席還是有 感情的。主席聽了沒有說話。會後，江青就批評我說，你這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為此，我在後來的中央秘書局秘書處的群眾大會上還公開作了檢討。 等到我被抓起來後，好多人，尤其是汪東興就說我在“八司馬事件”的時候，就已經是田家英的死黨了。到了文革結束，田家英又被鄧小平他們抬舉成了英雄。而我又變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禍首了。其實，這兩者都離曆史的真實十萬八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