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田家英擅自刪改毛主席的講話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等五個人談話,是毛主席第一次公開表示自己對批判《海瑞罷官》的 態度。他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指明了圍繞著《海瑞罷官》問題所發生的爭論和鬥爭,並不單純是一場學術討論,而是黨內外的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
在主席同他們談話的時侯,關鋒和艾思奇在現場做了記錄。他們把記錄整理好後,就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據他們兩人作的記錄,整理 出了一個毛主席講話的內部文件。田家英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權力挺大。他把這個文件印發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大區書記的領導。可是在田家英印發的毛主席談話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麵有關《海瑞罷官》的要害這段話給刪除了。
陳伯達發現了這個情況後,就進行追查。由於艾思奇在參加這次談話後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隻找了關鋒。關鋒說,在他和艾思奇交給田家英的記錄稿上都是有這段話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時候給刪掉的。關鋒還說,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說過,把主席的這段話刪掉不好。可田家英說,沒關係。陳伯達讓關鋒把他說的情況經過寫個材料。然後陳伯達把這個材料交給了江青。江青說這可是個大問題,她建議陳伯達直接把情況報告主席。這時關於田家英的情況還有王任重和謝富治那裏的材料,後來主席就是根據陳伯達的報告和這些材料,批準對田家英進行審查的。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掌控的中央為給田家英平反,說這是關鋒告密,是江青和陳伯達對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無論從黨的工作紀律,還 是從馬列主義理論原則上來說,田家英擅自刪改主席重要講話都是不應該的。鄧小平等人以這件事作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 .彭真提出了 “ 二月提綱 ”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胡繩、田家英、許立群、鄧力群、林澗 青、龔育之以及宣傳部、新聞界和學術界其他領導人,彭真特別點名要關鋒、戚本禹參加。總共約有三十多人。
會上,由胡繩傳達1965年 12月21日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胡繩講得很仔細,他先講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勢,以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著傳達毛主席12月21日講話,他倒是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胡繩還解釋了一下,毛主席說的沒點名,是說戚本禹寫的文章 《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批評的是翦伯讚,但沒點翦伯讚的名。胡繩的傳達與關鋒給我講的基本相同。胡繩講了以後,彭真說:毛主席的這些話,是關於意識形態鬥爭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學習討論。
會議結束後,彭真叫我和關鋒留下來。因為前不久我們已經和他見過麵,他跟我們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說:我們又見麵了。我開玩笑說: 你又要請我們吃刀削麵了?他說: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擾你們了,咱們不吃飯。咱們就說一件事,這次,我在上海見到江青同誌了,江青同誌叫我來看看你們。江青同誌特別囑咐,要你們兩位積極參加這場學術爭論。彭真接著說,吳晗一直是我們的團結對象,我們跟他關係很好,有些問題我也是經常批評他的。他這次又受了批評,態度尚好。姚文元同誌那篇文章,提了很多問題,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對主席講的吳晗文章和彭德懷罷官的指示,我的理解還不深透。猛一下聽了主席講話,很吃驚,我以前沒那樣想過。彭真沒說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見,隻說聽了很吃驚,理解不深透。他接著說:你們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寫清楚。
對彭真這段話,我當時還認為是他謙虛。可關鋒卻說,不對,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見。他其實是在暗示我們,讓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要有分寸。我從來都很尊重關鋒的意見,但仍覺得他的這個看法可能有點過分了。可是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關鋒對彭真和我們這次談話的看法是正確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節期間,關鋒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說,批《海瑞罷官》不單是學術問題,還是反擊彭德懷的翻案問題,反擊1962年的“翻案風”問題。過了春節以後,艾玲又向我和關鋒透露,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張春橋具體組織 的。可是在上一次見麵的時候她沒有向我們透露這些。她叫我們不要給別人說,而且建議我們也寫文章。並說,《文匯報》會給你們發表 的。 這時,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穆欣從康生那兒聽到了一些風聲,他表現得很積極,也跑來約我們寫文章。
我在參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名義召開的會議,以及彭真與我們進行談話之後,就開始為寫文章準備材料。很快我就寫出了一篇題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寫清楚”的要求來寫的。因為彭真是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領導,我自然認為彭真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的。
那時候,我還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的分歧那麽大。差不多同時,關鋒和林傑也寫好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這篇文章。 兩篇文章都交給了許立群,可是卻一直都不見發表。過了一陣,我就給彭真寫了封信,報告了以上情況。彭真的秘書答複我,首長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時間他會看的,他看了以後有答複,我馬上告訴你。然後就這樣一直拖著。長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懷疑。
許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長,是彭真最得力的幹將。他不發表我們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後來我聽說的情況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說,彭德懷的罷官涉及到政治問題,很敏感,先不要發。我就想,明明是你當麵給我們布置的任務,讓我把《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寫清楚。我花了幾天時間,熬了好幾個夜晚,才把這個問題弄明白。完了你卻叫許立群不要發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為拖詞不理。如果我寫得不對,你可以批評。為啥什麽都不說,卻又不讓發表呢?老實說,我以前對彭真印象一直很好。這以後,我就對彭真有看法了,覺得關鋒沒有看錯他。 後來想想,當時彭真在會後找我和關鋒說的話,確實是在給我們暗示,讓我們把批評《海瑞罷官》限製在學術討論範圍之內。但後來因為我們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讓發了。可這些話,他又不能跟我們明說。那時我還不太懂這種高層政治,所以,我當時對彭真不準發表文章,很不高興。
我把文章送給了康生,康生的態度很明確,叫馬上發表。我說:人家不讓發,怎麽辦?他說,你找穆欣發。但這時穆欣聽說彭真不讓發, 他也不敢發了。這和他之前的態度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就是這麽個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讓許立群他們準備材料,起草了一個文件。因為這個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綱”。
在準備 起草“二月提綱”的時候,他們找了七份在他們看來有問題的材料,準備轉呈給毛主席。據說,這七份材料中有我寫的小冊子《孫承 宗》,還有關鋒在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從陳賈說起》等,以及鄧拓的一篇雜文《偉大的空話》等等。 關鋒的雜文是用“何明”的筆名寫的,發表在《光明日報》等幾個報紙上。我的《孫承宗》小冊子是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的。
孫承宗是明代的一個兵部尚書,曾率領明軍堅決抵抗滿清皇太極的侵略。明末抵抗滿清的侵略,有三個戰功較大的統帥,一個是熊庭弼(bì 輔佐),一個是孫承宗,一個是袁崇煥。其餘的(包括那個投降了清軍的明朝統帥洪承疇)多打敗仗。袁崇煥已經有很多人寫了,熊庭弼也有人寫了,就是孫承宗沒人寫。一次,我們秘書室的領導陳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孫承宗的畫送給康生。康生在畫上麵題了跋。康生說,孫承宗不但是個有名的文人,而且是個有名的統帥,他打敗過努爾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極。康生讓陳秉忱給我傳話說,現在都沒有人知道孫承宗了,聽說你對明史有興趣,那你就寫一篇文章吧。我聽說康生要我寫文章,便馬上積極行動。
那篇文章好寫,查查明史,看看他的傳記,沒幾天就寫完 了,投給了《中國曆史小叢書》。當時吳晗是《中國曆史小叢書》的主編,吳晗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讀,文筆也好。翦伯讚也說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讚還給我提了一些意見,寫文章要剪裁浮辭,形容詞不宜太多,一般情況下,一個形容詞就夠了。他的意見很對,到現在我寫文章還遵從他的意見。翦伯讚確實是有水平的。
許立群在把我這本小冊子給彭真的時侯,還加了附言,說,現在我們批判《海瑞罷官》,是因為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借海瑞為彭德懷鳴不平。那末戚本禹寫的孫承宗原來也是兵部尚書,兵部尚書也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而且孫承宗後來也是被罷官的。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既然吳晗寫《海瑞罷官》要批判,那戚本禹,還有關鋒等人也要整風。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為罵皇帝而被罷官的,孫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擊皇太極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擠的。而且,也不是被罷官,而是年齡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許立群帶著他們寫的“二月提綱”,與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幾個一起到武漢向毛主席匯報。康生、吳冷西雖然也都是五 人小組的,但“二月提綱”的最後修改沒有讓他們參加,是彭真、許立群、還有姚溱(zhēn)他們三個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匯報到了毛主席那裏,說對吳晗要進行批判;可是對左派也要整風。毛主席說,左派整風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這裏的左派主要就是指關鋒和我幾個人。可能隻是巧合,過了三年,我和關鋒都被隔離審查了。
王力在回憶這件事的時侯說,自己得知許立群報送給主席的七個材料中有我寫的《孫承宗》,很擔心這樣會出問題。因為他在康生那裏,看過康生為孫承宗繪畫的題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寫《孫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他就給彭真說,戚本禹是當年的“八司馬”之一,是主席給他平反的。你們現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孫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寫的,與彭德懷無關。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會不會再出個“八司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許立群把我的《孫承宗》從上報的材料裏抽掉。但從後來的一些跡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孫承宗》這本小冊子的,似乎沒能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