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7 孫文與越飛

第四章 孫中山與越飛

 

   國共兩黨開始合作這一事實，使這兩黨人士意識到革命運動的一個新動向。聯俄使中國革命能得到蘇俄的支持，更成為革命運動中的關健問題。但孫中山先生似並不以為國民黨改組和少數共產黨人的加入國民黨，會很快的帶來甚麽奇跡；他主要是在圖謀恢複他在廣東的地盤，設想到將來如得到蘇俄的實際支持，或許不會如過去的動輒遭受挫折。可以說，國共合作解決了蘇俄支持中國革命的一個矛盾。孫中山先生經過越飛與蘇俄建立關係，又大大促進了國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以及聯俄三個新動向同時並進的醞釀發展時期。

   越飛以蘇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任為駐北京的外交代表，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達北京。我在西湖會議後，銜著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兩天到達。在馬林回國以後，駐北京的蘇俄代表團留有一個代辦，常與李大釗先生保持接觸。當時，蘇俄的外交代表似不願與聞共產國際和中共的事；因此，這個代辦與李大釗先生的來往表麵上屬於社交性質。這個代辦曾與我有一麵之識，他急於辦交代，因李大釗先生已赴滬，故為我安排好與越飛會麵的時間。

   在越飛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約到蘇俄代表團辦公處與他會晤，由那位代辦翻譯。初來的越飛對中國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據一張向未讀熟的中國要人名單，接二連三的問我，是否認識吳佩孚、曹錕、張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和部長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認識”就是“沒有往來”。後來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向他說：“對不起，我這個青年，不認識這些大人先生。”

   越飛當然很重視他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因此，他的問題都側重於這方麵，他似不願談到中共和國民黨方麵的事，也不將我當作一個中共代表，隻是把我視作一般名流，這就顯得有點外交家的做作，同時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點青年人的傲慢態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視莫斯科與北京的外交關係。——我心目中總以為蘇俄支持中國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個任翻譯的代辦，覺察到了這種情況，便用俄語向越飛解釋，似乎是為我重新介紹，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見解等等。

   於是越飛轉而問我對中國時局的看法。我告訴他，他剛才所提出這一連串的人名，實在值不得重視，我深以沒有與這些腐敗而落伍的軍閥政客來往而自傲。至於平凡而正常的中國人，我倒認識不少。那些軍閥政客們不久將為人民所唾棄而趨於滅亡，中國的希望就寄托在廣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著問我，誰能領導中國的革命。我告訴他孫中山先生能領導中國的革命勢力。他又問到孫中山正被迫離開廣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廣州，重建革命政權。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將來，孫先生一定要重回廣東的。而且說孫中山先生是能統一中國，使中國走向正軌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雖不能確說北洋軍閥一定很快就會垮台，但越飛對於我這個遠景的看法，似甚感興趣，因而很高興的問：“你以為我這個蘇俄政府派駐北京的外交使節，會有機會與孫中山先生接觸嗎？”我直截了當的答覆他：“你不僅可以有這個機會，而且還不應當錯過這個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對於一個革命的蘇俄使者，是大大的遺憾。”他很有禮貌的向我道謝。

   我和越飛這段談話中，接觸到了蘇俄政府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問題，且已觸到問題的中心。蘇俄的外交政策具有兩重性；一麵與現存的政府辦外交，另一麵又支持要推翻現政府的革命勢力。越飛身當其衝，便把這種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國具體表演出來。以後事實所證明的，越飛在中國的具體收獲，也就是在與孫中山先生建立關係這一點上。

   這個時候，國共雙方的要人們都展開了有利於革命工作的活動；而這又是頭緒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麵，也有它引起爭執的一麵。

   馬林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撮合人。他不僅促成了中共負責人加入國民黨這一件事，更奔走於孫中山先生與越飛之間，後來孫、越的見麵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馬林在政治上顯得有些神秘，他與威金斯基的作風不同，從不將共產國際的決議交給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們談起他與孫、越接頭的情形。我們隻看見他時而北京，時而上海，跑個不停。我們還曾譏笑他，不免放棄了共產國際給予他與中共聯係的任務，專做上層政治活動。事實上，當時他對於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確也漸漸減少。

   這時馬林有點不可一世，中國革命的主要線索好像都操在他手裏麵。他與越飛是最談得來的。有時他暗示越飛完全支持他的主張，甚至提到越飛比他還更重視國民黨，認為它才是中國革命唯一的力量。孫中山與他相處得也不錯，似可遇事商談。他這個共產國際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飛之有公開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動，不受各種外交慣例的約束。但馬林究竟不是俄國的公民，也未擔任蘇俄政府的職務；因而影響蘇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蘇俄政府的外交政策還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為其著眼點。這樣，他就無法滿足孫中山先生的一些具體要求。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他也不能完全貫徹他的主張；因為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方麵，他常遇到反對的意見。後來馬林因而弄得滿身是非，不能不讓位於鮑羅庭了。

   陳獨秀先生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極的態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孫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國民黨高級幹部五十三人開會，討論國民黨改組問題。孫即席解釋他的聯俄容共的新政策，並獲得一致的讚成。六月，他指定九個人組織國民黨改組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孫先生又召集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九人起草委員會所擬訂的改組方案，並推舉胡漢民和汪精衛為改組宣言的起草委員。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了第一次的改組。宣陳獨秀先生過去與國民黨人士來往較多，也與他們有過不少爭執，故被孫中山先生指派為九委員之一，顯係具有促進國共關係的重要意義。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願對國民黨內部問題多表示意見。後來，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因而並沒有參加改組方案的最後製訂工作。

   在國民黨方麵，孫中山先生總是處於先知先覺的地位，他那時對聯俄容共的政策，主張最為堅決，興致十分濃厚。但他的追隨者們，並不同他一樣，表麵上雖然是一片附和，骨子裏卻有不少的懷疑。國民黨中的右傾與左傾思想同時存在，有的懼怕聯俄容共，會招致列強的反對，不利於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發展；有的認為蘇俄既有意與孫中山先生合作，就不應再與北京政府談甚麽外交；有的認為聯俄是可以的，容共則頗具危險性。種種疑慮，不一而足。

 

   張繼是國民黨內當時聯俄容共政策的積極支持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還帶了孫中山先生致越飛的親筆信，由上海到北京去與越飛晤談。但他主要是希望蘇俄能經由外蒙給國民黨以軍火援助，仰國民黨能在北方發動反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等到他從越飛方麵確知他的計劃一時無法實現時，他對聯俄容共政策的熱心就開始冷淡下來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飛因回國道經上海轉赴日本之便，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數度晤談，結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孫、越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主要確立了國民黨政權與蘇俄政府的關係，同時也是孫中山先生的勝利。越飛同意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表示完全支持孫先生的革命；這些都是孫先生所衷心歡迎的。廣東政局恰在這時發生變動，一月十五日陳炯明退往惠州，通電下野，國民黨人士正在興高采烈地作重返廣州的打算。孫、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壯其聲勢。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當時正忙於指導職工運動，不僅沒有參預孫、越的談判，而且事前也毫無所聞。我們在報上讀到這篇宣言之後，覺得其中“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措詞，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義；而且越飛和馬林未得我們同意，逕（jìng 直接）行作這種露骨的表示，也是不應當的。但我們本著關切國民黨與蘇俄能迅速建立友好關係的心情，對這個宣言隻看作是一個具有外交詞令的文件，中共本身並不因此受到約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對。

   這個宣言所起的作用確是不平凡，它在中國政局中無異埋下一枚炸彈，因為這宣言是由蘇俄駐北京的大使與北京政府的反對派領袖所共同發表的，這對北京政府自然是一個威脅。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廣州的孫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從此實施聯俄政策，而且還堅定了孫先生改組國民黨和容共的決心，這就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新動向。

   可是這個不平凡的宣言後來又成為國民黨分共反共的依據，使中國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禍害。這也許是由於越飛承諾得太多了，事實上又不能做到。這也暴露了蘇俄對外雙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蘇俄外交部與共產國際間的不盡一致。蘇、國、共的三角關係雖有一個興奮而愉快的開始，結果卻終於翻臉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