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4 蘇區大整肅

 

第六章  整肅

   新集黨代表大會反軍閥土匪傾向的鬥爭，曾引起被批評或明或暗的反抗，終於釀成一次軒然大波的整肅運動，並肅清了一些私通國民黨改組派的分子。這種風波之來，與我們所遭遇到的內外困難是相聯係的。

   在黨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領導層的內部意見常有參差。沈澤民的態度顯然是偏於急進，他主張對於那些犯過重大過失的同誌，給予各種不同的處分。他不善於根據實際情況來處理問題，愛援引馬列主義和中央決定，來評判一般同誌觀念上或行為上的錯誤。甚至在討論軍事策略問題的時候，他也提出過紅四軍力不勝任的主張，這引起一般同誌或多或少的不滿，認為他的主張不是太過急進，就是有些外行。

   沈澤民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也公開承認他的工作經驗不夠，需要學習；事實上他的左傾空談也在逐漸減少之中。我常要在會議上緩和他的急進主張，我們有時甚至要公開辯論，雖然結果沈澤民總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見，但使一般同誌不無領導層內部意見不盡一致的觀感。

   在黨代表大會將閉幕時，由曾鍾聖提議，我和曾鍾聖蔡申熙許繼慎四人有過一次懇談。曾許在這次會談中，盡情發泄了他們胸中的鬱積。

   許繼慎表現的有些傷感，表示他將改正錯誤；但他的錯誤已在大會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來，到會的軍事方麵的代表，勢必會把它傳播到軍隊中去，因而影響他的指揮威信。他感謝我對於他的信任，表示願意仍任原職，到前線去戴罪立功，不過他總有點耽心沈澤民等不會諒解他的過失。

   曾鍾聖接著表示，他讚成大會各項決議，願意忠實執行；但批評沈澤民見解不切實際，動輒給人帶上帽子，打擊早已在這個區工作的老幹部。他自然不滿沈澤民對他的評擊，也為許繼慎所受到的批評鳴不平。

   我利用這個機會，向這兩個受批評的負責幹部詳加解釋，並予以勸慰。我指出大敵當前，應團結一致對外，一心去爭取勝利，不應心存芥蒂。批評錯誤，在原則上是必要的，批評的技術縱有不當，也隻是次要問題。這次大會主要是反右傾的軍閥土匪傾向和富農傾向以及立三路線的左傾殘餘，不應轉移目標來批評沈澤民，因為他最多不過是缺乏經驗，說話有時不完全恰當，這是可以諒解的。我對他們兩人表示遵守決議這一點，感覺欣慰，鼓勵他們努力奮鬥。

   蔡申熙以老戰友的身份，亦多方勸慰曾許二人。他首先表示對於過去的過失不能及早糾正，他自己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能夠認真糾正，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過去的錯誤積重難返，不經過這次大力鬥爭，很難生效；決不可從個人榮辱出發，抹煞這次批評的意義。如果沒有這次批評，我們的前途是“死路”；現在批評出來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黨和個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這次大會絕不是打擊了我們，而是救了黨和我們。他進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認為國燾同誌能把握住這支舵，澤民同誌也會從工作中學的經驗，大家必能毫不顧慮的改正錯誤，團結一致奮鬥。

   曾許二人都為我和蔡申熙的勸告所感動，笑逐顏開，一致表示願意毫無芥蒂的上前線去為黨的決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為此高興，認為內部的隱憂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後來事實的發展，又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我們不願因會議舉行過久而延擱我們的軍事行動。七月中旬，黨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新任軍長徐向前和新任軍政治委員曾鍾聖，就率領紅四軍全部向前線進發。他們由白雀園經金家寨開往英山，準備消滅駐在英山羅田沂水廣濟黃梅一帶之敵，在那裏發展蘇區，並乘勝向北發展與原有的鄂豫皖區打成一片。鄺繼勳則仍駐白雀園，編組原有的地方武裝第七十三師。他那時還隻掌握一千多人，正編組第一個團。這就是紅四軍出發後，留下保衛這個蘇區的一支主力部隊。

   紅四軍出發英山以後，敵軍自然乘機向這個蘇區的周圍進襲，我們感到四麵八方而來的壓力。新集之北二三十裏就常有敵人的蹤跡，白軍民團鑒於蘇區內地方武裝實力雄厚，不敢貿然深入，但在蘇區邊緣的騷擾，則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拖去耕牛，掠奪糧食，甚至殺害壯丁，強奸或擄走婦女。我們的地方武裝必須經常戒備，我們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應付這些事情上。

   蘇區被封鎖了，區外的報刊不能進來，消息隔絕。我們與其他蘇區沒有任何聯係，與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於癱瘓狀態。護送我進入蘇區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漢口去了之後，便再也沒有回來，大概是被殺害了。我們往往要派特務隊到白區去行動，以期獲得一些區外報刊，有時甚至要為此損失生命。

   我們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遷往江西蘇區，中樞的安危令我們甚為擔憂。那位曾照顧我安全抵達漢口的顧順章，就在我由漢口乘汽車向蘇區進發的那一天被捕了。顧順章是中共的特務首腦，掌握著中共中央與各蘇區交通的總樞紐，曾在漢口以花廣奇魔術大師的身份出現，現在終於被國民黨的特務識破了。可能他要以出賣中共來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漢向國民黨當地最高當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據說當晚李家集就特別戒嚴，搜捕我和陳昌浩一行，自然這也是由於顧順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蔣介石親審。

   顧順章的叛變，是震動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獲知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損失。當時中共中央和各地組織都因之大為混亂，所有機構和各同誌的住處，均即時遷移；人事上也多調動，以逃避國民黨特務根據顧的線索來進襲。當時已被禁在獄中，但國民黨尚不知其確實姓名的惲代英，就被顧順章指證而遇害；其他因顧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數也頗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殘酷手段來泄憤，顧順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動人員暗殺了。

   這件事給予鄂豫皖蘇區的影響也很大。預定由中共中央調派大批幹部到這個區域來的計劃不能實現了。繼我和沈澤民之後，來到這個蘇區的隻有少數的幹部如陳賡（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師師長）李特（任軍委會參謀主任、後來又任參謀長）傅鍾（任軍委會政治主任）黃超（任軍委會秘書長）朱光（任政治部宣傳處長）和王子綱等三個無線電技術人員，總共不過十多人。他們先後到達，途中比我們還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陽和安徽壽縣一帶的中共地方組織，輾轉引導進來，有的不憑交通線，冒險徑行偷混進來。

   其次，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建立交通網的計劃也無由實現。建立無線電的交通是這個計劃中最重要的部份，我們在積極訓練無線電工作人員，但所需要的無線電器材，卻因交通線的被破壞，一時不易運進來。我們所編定的密碼本，又為湘鄂西紅軍在作戰中遺失了。直到當年年底，我們才有第一架無線電，延遲了好幾個月，才與紅西蘇區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賴的密碼，致使地麵上運輸和交通線，一直無法暢通。中央老在警告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顧順章叛變的嚴重性，不要信賴殘存的交通線，即原非顧所知道的，也要嚴防波及。

   我們所收到的打擊有增無已。我們風聞中央書記向忠發被捕了，但不知何時被捕，是否與顧順章的告密有關，以及牽連什麽同誌。我們約莫知道向忠發被捕後，他的表現和中央所受到的影響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我們隻有互相勉勵，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領導，我們也要單獨奮鬥。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們才接到關於中共中央情況的可靠消息。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等中央負責人，於一九三一年八月間先後到達江西蘇區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裏繼續執行職權，並與當年十一月七日召開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我和項英當選為副主席。這時，江西中央蘇區曾獲得一些軍事上的勝利，衝破了國民黨的三次圍剿。尤其是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孫連仲的大部二萬餘人的轉變，參加紅軍，使江西紅軍的實力大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蘇區之後，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個主要蘇區去了，擴大白區的工作一時便隨之減弱。中央給我們的函件也說到白區工作，一時不易發展，尤其是發生了顧順章叛變、向忠發被捕等嚴重事件之後。中央還要求我們不要過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擁有的交通線，要嚴防敵人的滲透。

   由於消息隔絕，江西蘇區勝利的消息，我們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們的不幸又往往被敵人利用來發動宣傳攻勢。敵人宣揚中共中央是被摧毀了，甚至造謠說周恩來也已投降了。敵人利用赤區與白區的通商關係，派遣一些奸細到處造謠：不是誇說國民黨已調集主力軍攜帶大批飛機大炮，不久要來進攻這個蘇區；就是離間人民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號召軍民人等反正。國民黨這些做法，生效雖然不大，但對這個尚不穩定的蘇區，確有動搖人心的作用。

   蘇區內部的困難，數不清，說不盡。即以疾病的侵襲來說，帶給我們的損害，有時會比敵人的打擊更為重大。我們的環境衛生很壞，食水不潔，蒼蠅、蚊子、臭蟲、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瘧疾痢疾和皮膚病等猖獗流行。許多工作人員患了瘧疾，依然照常工作，他們得不到醫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當作一種病了。我們的營養和很壞，吃得隻有大米雜糧和花生之類，缺乏蔬菜，更缺乏肉類。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這是黨和蘇維埃剛閉幕的時候），我就病倒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會時，就已患瘧疾，但我在體溫恢複正常時，仍抱疾工作，不久便並發了腸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嘔吐，飯食藥品，隨服隨吐。我的身體日漸瘦弱，已無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許不算是嚴重的，但在偏僻的鄉間，醫療藥品，均感不濟，幾乎使我喪失了生命。我自覺身體的抵抗力太弱，經不起考驗，也為我在這緊急關頭所肩負的責任而擔憂。其實，愈是焦急，病就愈難痊愈，纏綿月兩個月，病況才有轉機。

   我的臥病，對這個區域工作的發展，自然不無影響。在我身邊的同誌為我的病擔憂，甚至他們曾想到萬一我一病不起，善後步驟應如何安排等。特別是在前線的同誌，更因此為之不安。後來曾鍾聖曾承認因聞我病重，深恐這個區域的領導權，將為他所最不滿意的沈澤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帶著紅四軍脫離這個蘇區的企圖。

   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工作，並未因我的病而停頓下來。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會主席職務，分別由沈澤民和蔡申熙代理。這時，我們在各地傳達大會的決定，采取一麵鬥爭一麵說服的較溫和的辦法，來糾正已有的錯誤。雖然隻有極少數的人受到處罰，但黨的內部竟因此發生了一種反中央分局領導的暗流。

   這股暗流以金家寨為起點。大會後，豫皖邊區地方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開始散布對這次大會不滿的言論。他們說：“這次代表大會利用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來打擊老幹部；新來的幹部反對早在這個區域工作的幹部，也就是黃安麻城人反對安徽人。”他們批評沈澤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學生，隻知挾中央以壓製地方，其實中央是否存在，還是問題。他們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後，更表示不能信賴沈澤民的領導。中央分局覺得金家寨這些反黨的言論，似是許繼慎播弄起來的。許在路過金家寨時，並未表明遵從大會決定的態度。相反，他表示愛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滿大會對他的批評。

   紅四軍在七月中旬開到英山前先後，接二連三的擊潰了那一帶的國民黨駐軍，繳獲大批槍支，俘擄敵軍約兩千名左右，乘勝占領了英山沂水兩個縣城。八月上旬曾鍾聖接前線送來的報告，描述那一帶富庶的情形。紅軍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yí）水（源山東，經江蘇入海）搜集布匹，解決冬服問題。他還說到，據他們所知，國民黨軍隊正在圍剿江西蘇區的紅軍，軍情甚急。紅四軍準備向廣濟黃梅行動，相機截斷長江交通，並乘勢在武漢附近渡過長江，直指贛西北，會同江西紅軍，消滅國民黨的圍剿。

   與此同時，一位隨軍出發的省委委員送來報告，與曾所說的又大有出入。它說道紅四軍高級幹部中有渡長江向南發展之議，是否由於中央分局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它還批評紅四軍的政治工作不得力，隻知解決紅四軍所需的物質問題，忽視這一帶發展蘇區的任務。又說道不讚成改變原有的計劃，紅四軍幹部也多有同感雲雲。

   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軍委會時，我因病重沒有出席，沈澤民等也因擔心我的病，而沒有告訴我。會議決定由沈澤民草擬一封答複的信，內容大致是說紅四軍仍應照原定計劃，在英山沂水一帶發展蘇區，擴大已有的勝利，壯大紅軍，決不可渡江南下；並說明配合江西紅軍行動，雖是紅四軍的主要任務，但紅四軍脫離了原有根據地和地方武裝，孤軍渡江南下，不僅不能給江西紅軍以有力的支援，反會因紅四軍的離去，使鄂豫皖遭到損失，這也是立三路線的軍事冒險的想法。若照原計劃執行，則不但鄂豫皖蘇區可以擴大，紅四軍也可以壯大，而且能牽製更多的敵軍，這是對江西紅軍最好的配合方法。

   這封複信不過是重申原有的計劃，本是無可非議的。不料曾鍾聖許繼慎等竟提出進一步的反對意見。曾鍾聖稱這封信是澤民同誌起草的，國燾同誌病著不知道，澤民同誌素來將紅軍視為保護他個人的工具，這種右傾的保守觀點，是有害於紅軍的。許繼慎更強調紅四軍的行動，應該由將領們為軍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會新集的指示。

   在紅四軍的將領會議中，曾鍾聖將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張，描繪成為原有計劃的一部分。他說明原有計劃並未規定紅四軍不能越過長江。在他看來，長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紅四軍可以隨時偷渡過去，也可以隨時偷渡回來，國民黨的海空軍是不能阻攔的；因而他認為渡江南下的行動，可以由前方將領商決，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為首的多數將領，雖不讚同這種主張，但也不願在軍中展開政治性的討論，因而表示仍須事先獲得新集的批準。同時，紅四軍中一般官兵，也都是這個蘇區的子弟，有不願遠離這個蘇區的鄉土情緒。這樣，資望較高的曾鍾聖也無法貫徹他的主張。

   曾鍾聖終於再向新集來一個哀的美敦書（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譯。即“最後通牒”）的報告。他誇大渡過長江和切斷長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軍委會的明確指示，便徑行渡江。這個報告約於九月上旬到達新集，使我們大為震動。

   這時，我雖仍不能起床，但病況業已好轉。中央分局和軍委會兩機構的委員們，齊集在我病榻之前，舉行緊急會議。蔡申熙首先說明，在國民黨重兵監視之下，偷渡長江是冒險的行動；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軍也難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則更困難。這種舉動顯然違背了原定計劃。他判定曾鍾聖之所以堅持這種錯誤主張，是立三路線在作怪，也是別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薦曾鍾聖許繼慎等人擔任要職，以至發生這次嚴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議派陳昌浩去接替曾鍾聖軍政治委員的職務，並糾正他的錯誤行為。

   我們一致讚成蔡申熙的主張。陳昌浩和其他委員，建議派蔡申熙去接任紅四軍軍政治委員，以收駕輕就熟之效；但蔡則以體力不逮（dài及之意）為理由辭謝，並堅持由陳昌浩繼任。最後我表示完全接納蔡申熙的意見，並說黨代表大會雖曾批評了曾鍾聖和許繼慎等，但因他們表示悔改，仍任要職，黨對犯過錯誤的同誌，並不貿然采取懲罰的態度是對的。蔡申熙愛護那些老同誌，也是應有的態度，而且他曾屢次函勸曾許等，放棄成見，遵守新集的決定，是以（或許）蔡同誌毋庸（不需要）引咎（jiù 歸過失於自己）。現在曾許竟到了公開反抗的地步，那是他們的執迷不悟，除了撤換以外，別無其他辦法。

   這次會議決定派陳昌浩為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全權代表，趕往前線，處理這一事件，不僅應製止渡江的行動，必要時刻將部隊撤回原有蘇區來。軍委會又命令陳昌浩繼曾鍾聖為紅四軍軍政治委員，曾則調回新集；至於許繼慎等應否免職，有陳昌浩相機處理。除這些正式的決定和命令外，我們還共同簽名寫了一封致各高級將領的信，鼓勵他們遵守黨的正確決定。我也當場表示，一俟（sì等待）我能起床行動，當趕往前線，協助陳昌浩處理一切。

陳昌浩去了約一個星期，我不理會醫囑休養的勸告，力疾前往白雀園鄺繼勳師部，向那裏的同誌們說明這次曾許等行為的不當。鄺繼勳和他屬下的負責幹部，對於我們的決定，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沈澤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這一件事向各方麵加以說明，以期獲得多數同誌的支持。這正是“九一八”日本強占東北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天地卻忙著處理內部可能發生的危機。

   不到幾天，陳昌浩由前線送來了急報，說明一切都已照軍委會命令順利執行，紅四軍全部即經由英山金家寨開回白雀園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帶病趕來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園，等候紅四軍的到來。

   又過了兩三天，陳昌浩帶著一支先頭部隊，押送曾鍾聖和許繼慎回到白雀園。他向我報告，他這次前方之行，不僅糾正了反黨的行動，而且破獲了反革命的陰謀案件。他為此驚奇、興奮，覺得幸能及早發現，否則要鬧出大亂子。

   陳昌浩敘述他花了五天功夫，趕了七八百裏路程，到達駐在沂水的軍部，立即將中央分局的決定和軍委會的命令向紅四軍的高級將領宣布，獲得了以徐向前為首的高級將領們的完全支持。曾鍾聖見大勢已去，隻好表示服從，陳昌浩也就順利的接管了軍政治委員的職務。這樣，黨的主張貫徹了，渡江南下的論調也被打消了。這是表示紅四軍中的黨的領導力量很堅強。在這次爭論中，一般幹部，都能深明大義，尤以徐向前的立場堅定，起了領導作用。

   陳昌浩接任軍政治委員後，立即進一步調查紅四軍的內部狀況。多數高級幹部認為曾鍾聖的主張是錯了，但大體上還是忠實於黨；許繼慎和他少數親信的態度，卻有可疑之處；甚至第十一師中有人傳說：“第十一師在渡江後，要脫離紅四軍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認為，第十一師中多數幹部是擁護黨的，但許繼慎和他的少數親信的言行，應當徹底查究。

   陳昌浩根據一些幹部的提議，執行軍政治委員的監察職權，親自率領少數政治工作人員，搜查第十一師師部。陳昌浩向我追述這一幕時，說他是提心吊膽的，深恐許繼慎會反抗。可是當他到達十一師師部，宣布要搜查的時候，多數師部人員表示服從，師部的唯一直屬部隊特務連，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態度，這使許繼慎嚇得麵無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師師部有一個吳參謀，是人所共知的許繼慎的親信，平日與許一道冶遊（狎妓），言行乖謬（荒謬反常），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個年輕的吳參謀自以為得著許師長的庇護，想不到有這次搜查，是他沒有預先消滅證據的原因。陳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發現了私通敵人的證據，主要是新近由白區來的兩封信和一份通訊的密碼。

   陳昌浩於是要約許繼慎押著吳參謀到軍部來，實行訊問。當時紅四軍的高級將領都齊集在那裏，像是舉行高級軍事會議，也像是在開特別軍事法庭。旁聽的官兵，更擠滿了整個大廳，氣氛甚為緊張。吳參謀應信件密碼俱在，證據確鑿，而且信中詞句多是用這個密碼寫成的，不能不承認通敵的罪行。他承認他是國民黨改組派，他的所作所為許繼慎是知道的；他供認他被派來，主要負有運動許師長向白軍投誠的任務；而且利用黨內紛爭的時機，以聯絡了一些黨羽，準備在渡江南下，紅四軍遭受挫折的時候，實行反叛。

   由於這個驚人案件的發現，紅四軍將領們會議決定:立即罷免許繼慎的師長職務，並押解新集審理。曾鍾聖雖證明沒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黨言行，顯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同前往新集，聽候查辦；紅四軍立即班師回白雀園；所有各師各團參預這一反革命陰謀的黨羽，概由各級政治部暫行看管，一俟（sì等待）到達目的地，再行一並整肅。

   陳昌浩向我報告這些經過之後，並將搜獲得信件和密碼等整個案卷交給我，要求我先問問曾鍾聖和許繼慎，就知道他這次在前方的處置是事在必行的。

   事後我約曾鍾聖單獨會晤，要求他毫無顧忌的說明真相。他向我說明審問吳參謀這個奸細的時候，他始終在場，一切證據他都細心看過；他認為案情毫無疑問，大致吳參謀還隻是一個拉線人，真正的首腦當然是許繼慎。他自悔他任軍政治委員時，對於這樣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陰謀，毫無察覺，而且他的渡江主張反為許繼盛等所利用，幾乎中了奸計，自請處分。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謀者。後來他返回新集，受到反黨和助長反革命發展的指責，撤免了中央分局和軍委會委員的職務，改任軍委會參謀，主管地方武裝的訓練工作。

   我又約集陳昌浩曾鍾聖共同與許繼慎會談。許繼慎這時已是垂頭喪氣。我向他說明他有充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說到前方的同誌對他是很優待的，沒有正式審問過他，更沒有威脅他，但事實俱在，他承認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嚴重罪行，不過他自覺他還沒有做出反革命的行為。

   許繼慎說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在上海曾與國民黨改組派來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來豫皖邊區打遊擊的時候，他的一個國民黨改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現在奉著中共的命令去搞軍隊打遊擊是可以做的。將來改組派得勢，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許可以帶著軍隊過來，與改組派合作，許說他當時並未接受這個約束，也不知道這個改組派的朋友，後來投靠了蔣介石。

   許繼慎繼續說明這件往事：他到蘇區打遊擊後，早已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不料一九三零年他在金家寨一帶打遊擊已搞成一個局麵的時候，那位改組派的朋友便介紹吳參謀來了，他認為吳是老朋友介紹來的一個軍人，因而就委他當參謀。他們彼此嗜好相同，一塊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會以後，吳某要他不要向黨低頭，並對他常有要挾。他承認他已經知道了吳某確是一個奸細，但他受了他的威脅，不敢舉發，隻在那裏糊裏糊塗的混下去，並沒有背叛的意思。

   在這次談話中，曾鍾聖很憤慨的質問許繼慎，說許仍然企圖隱瞞真相，避重就輕，隻說了吳參謀所已說出來無法否認的部分。曾鍾聖為了洗清本身的責任，一再嚴詞質問許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許明白交代。許繼慎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他確是完全瞞著曾鍾聖的。

   我了解了這件事的真相之後，立即派人押送許繼慎連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並要曾鍾聖也去參預許案的審理，同時對自己的錯誤，做一個交代。我向新集建議，許案應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員組成特別法庭來審判，並根據已有線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謀者；但肅反不可與黨內鬥爭混為一談，曾鍾聖和其他凡有這種、或那種錯誤的同誌，就隻應受黨紀的製裁。

   徐向前率領著紅四軍繼陳昌浩之後，緩緩的撤回到白雀園來了。其時軍中彌漫著肅反的狂熱。各師各團在行進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個嫌疑犯。紅四軍中發現有國民黨改組派的大新聞傳到了蘇區，肅反的浪潮，就跟著泛濫到各個角落。“肅清反革命”、“肅清國民黨改組派”的聲浪，高唱入雲，法蘭西大革命時清洗貴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現於這個蘇區。人們多分辨不清甚麽是國民黨改組派，甚麽是反革命，隻要有人指證，誰就要受到這股熱浪的衝擊。紅四軍中各軍各師的軍政幹部對於嫌疑人犯，不問情由，嚴加審訊。審問的方式多為群眾性的，被審問者在群情憤慨之下，幾乎無法為自己辯護，甚至刑訊的事也發生不少。

   我目擊這種情況，深恐發生重大流弊（滋生或相沿而生的弊端），立即設法製止。我首先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下令各軍事單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徑行（直接）審問。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員，概交高級政治部所組織的軍事法庭審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後各師團非事先得到軍部或高級政治部的允許，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肅反鬥爭中，我們並應廣泛采取獎勵自首或過悔的方針。這個命令的頒行，才抑製住了這股狂流的泛濫，也使我和其他的頭腦們，有機會去研究事態的真相。

   我研究了這個案件之後，不久既召集了一個幾百人的軍事幹部會議，每連均有代表參加。在這次會議上，我發表了關於肅反的報告。我以最淺顯的語句，解釋甚麽是反革命，甚麽是國民黨改組派，而甚麽又是普通的過失。現在事實表現出來，同誌們往往將反革命與普通過失混為一談，我進而指出，有各種資料證明參與反革命陰謀的不過是一小撮的人，現都已被捕了，其餘多數被牽連的，卻隻是犯過這種或那種或輕或重的過失，有的受過反革命者的影響，有些則與此毫無關係。

   我根據中共中央肅反的方針，說明要分別首從；換句話說，首要者嚴辦，脅從者從寬，脅從而又真誠悔過者免罪。我又根據很普遍的事實指出某一個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長有反蘇維埃的行動，就被視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僅因他的家屬對革命有過動搖的表現，就也被視為反革命。我提醒與會者，蘇維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過黨的農民的；而且蘇維埃和紅軍的勢力，還不算十分強大的時候，一般農民有過這種或那種的動搖，乃是意料中事。紅軍戰士家庭所作所為，不應由該戰士負聯帶責任，他自己既有過戰功，決不能視為肅反對象。即使動搖過的農民，也不能視為反革命。

   我還根據較普遍的事實，指出某一個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會議中，聽見反黨言論，沒有起來指責，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視為知情不舉，竟被視為國民黨改組派，這樣判斷就未免過份了。又如某個嫌疑犯曾和某個反革命者在一塊玩過婦女，因而被視為是改組派的黨羽，這同樣也是過份的株連。

   根據上述分析，我著重指出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繼續在軍中展開反軍閥土匪傾向的鬥爭，在蘇區內，繼續展開反富農、反官僚、和其他左傾立三路線和右傾動搖思想的鬥爭等等。就由於這些壞的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過是少數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毀滅，因此，我們切不可任意株連，自相驚擾。現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數案情嚴重者外，多數均應按照情節，予以較輕的處罰或無罪釋放。

   我的這篇報告，大大感動了我的同誌們，他們有些覺悟到在肅反的狂熱中，不免過於感情衝動，有些覺得如釋重負，再不會因某些小事而被牽連了。徐向前陳昌浩等重要幹部，也在會議中表明，根據我的指示，繼續深入黨內鬥爭和肅反。他們承認在肅反的火頭上，不免感情衝動，任由各師團隨便抓人，今後決不會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這篇報告，製成了決議，通令各地施行。在這個蘇區內雖然也破獲了一些許繼慎的同謀者，但多數被整肅的，均係一些利用蘇維埃職權，占有較多較好的土地等的違法者。後來據中央分局的統計，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軍人占三分之一；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

   後來中共中央認為鄂豫皖區的肅反進行得非常成功，可為各蘇區的模範。江西蘇區自富田事變開始肅反起，曆次進行都不免失之嚴苛，幾乎釀成能發不能收的局麵。當時周恩來等到達江西蘇區後，曾批評毛澤東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內情究屬如何，因我未曾與聞這件事，所以至今還不知其祥。

   總括來說，我們在鄂豫皖區的這次整肅鬥爭，主要是肅清了軍閥土匪傾向，也打擊了立三路線的殘餘，糾正了一些右傾的和墮落的傾向，並鏟除了一個反革命的陰謀。但是在執行時，也發生了若幹偏差，如倚輕倚重的判決，甚至刑訊逼供。我們沒有能夠一一糾正過來，這不僅與中國的落後環境，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也是中共寧左毋右的觀念，起著重大作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