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六（崇新嶽 百思峰 ）

 

林彪事件（下）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以及他們控製的空四軍，空五軍）；

　　九師、十八師；

　　二十一坦克團；

　　民航；

　　三十四師。

　　借用力量：

　　國內：

　　二十軍；

　　三十八軍；

　　黃（黃永勝）軍委辦事處；

　　國防科委；

　　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疆、西安；

　　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箝)製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

　　六、動員群眾口號、綱領

　　對內：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

　　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199）

 

　　七、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準備

　　1、計劃；

　　2、力量

　　指揮班子：江、王、陳；

　　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鬆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據點)；教導隊。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麵訓練)；

　　南空(南京軍區空軍)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

　　──擴大艦隊

　　──加速根據地建設京、滬、杭、蜀、穗、

　　3、物質準備

　　武器：領、自造。通訊器材。車輛。掌握他們倉庫地點，隻要軍械庫。

　　(4)情報保障

　　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

　　奇襲式

　　一個先聯後斬，上麵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

　　一定要把張(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

　　1、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

　　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地聯係卡斷；

　　力爭南京方麵中立，但做好防禦；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運。

　　2、政治上采取進攻

　　上麵攤牌；

　　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

　　3、組織上擴大

　　迅速擴軍；

　　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

　　我們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

　　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曆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準向任何人透露。

　　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

　　（200）

　　有人懷疑《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偽造的，並對它的來曆、筆跡等提出疑問。這裏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來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文影印件，並指出：林彪一夥製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已從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查獲。經參與政變的李偉信、劉世英、程洪珍等人證實，並經與於新野的其他記錄本的筆跡核對，證明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是林彪死黨於新野手記的。原文見影印件。

　　據發現《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當事人王蘭義(原空軍學院軍事教員)回憶說：1971年4月初，原空軍學院核心小組副組長劉寶文，交給我一項秘密任務，對林立果在我們院內的黑窩(俗稱“小樓”)的衛生打掃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組”，由我帶頭。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們對林立果一夥進行過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接待期間，他們每晚經常10點以後來，住到次日上午10點以前走。

　　乘他們不在的時機，我們就進入小樓打掃衛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風放熱。白天他們在時，偶爾也要我們準備飯菜給他們吃，飯菜都是由我和王治鬆、高文勇三個人在食堂監廚，做好後，由我們三人親自送進小樓。

　　8月底至9月12日，這一次接待，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陳倫和(“聯合艦隊”成員)當麵給我講：“裏麵的衛生你們不要來打掃了，有事會找你們。送東西來，你們放在門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報紙，都是放在門口台階上，用石頭壓住就離開。每次送飯都是先打電話送到門口，有幾個女的在門口接住拿進去。這次接待期間，小樓裏的人特別多，9月12日這一天，我親眼看到的就達11個人，常住的有3個女的。車輛進進出出，比較頻繁，好像很緊張。

　　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院內停水停電。陳倫和出來，要我準備11個人的午餐，說是3個給首長吃，送進小樓來，8個放在食堂裏吃。下午3點10分，我見小樓東邊開出一輛伏爾加小車，車裏麵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表情都緊張。周宇馳還探頭叫了我一聲“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沒人找，下班時我把報紙送到小樓門口，用一塊石頭壓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報紙，看昨天的報紙還在原地放著。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樓送報紙，到了那裏一看，一切都與昨天一樣。我產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門打開，進去一看，屋內亂七八糟，臭氣熏天。

　　餐桌上雜亂放著本子、書報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語》課本，一本《格瓦拉日記》，一個日本進口的空白筆記本，還有一個紅色拉鏈本。隻有紅色拉鏈本記了一些文字，羅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條文。在另一個屋子的鍋台上，還燒了一堆紙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總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亂，走得很急。

　　我趕快回到辦公室，向王治鬆報告了上述情況，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淩晨4點，王治鬆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去小樓恢複原狀，把那兩個本子拿出來。10月4日，我怕本子丟失，就拿回家裏鎖進皮箱。10月6日晚，我聽了總政李主任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揭開了林彪的本來麵目，我豁然醒悟，那個小本子上麵記載的，就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黑綱領，我要向黨交出這個本子。午夜兩點，我把本子親手交給了殷政委。

　　王蘭義上交的紅色拉鏈筆記本，就是寫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件。從王蘭義回憶的情況來看，中央當初以為林立果隻是作為家屬跟隨林彪外逃，並沒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裏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沒有對林立果的“據點”進行搜查。王蘭義在聽到林彪事件的傳達之後，主動把筆記本交上去，這才發現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發現過程是自然的，並無造假的跡象。

　　還有人懷疑《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筆跡不是於新野的，等等。其實判斷《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真偽，關鍵不在於筆跡等枝節問題，而是在它的內容這個根本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大篇幅的攻擊和謾罵毛澤東的內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造假人肯定不敢這麽放肆地罵毛澤東，除非是毛澤東下令自己罵自己。毛澤東為什麽要自己罵自己？這在邏輯上說不過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偽造說是不合理的。

　　（202）

　　盡管《五七一工程紀要》沒有整理成文，隻是一些條文的羅列，顯得零亂，但在整體上，《五七一工程紀要》條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來就說：“林總善於把複雜的問題條理化。”

　　要搞一場政變，首先要對一些最基本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九個基本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都提到了：

　　一、“可能性”。“武裝起義”有沒有可能。

　　《紀要》提出武裝起義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於群眾的不滿。《紀要》說：“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

　　《紀要》還提出各類人的具體不滿：

　　1、高級幹部不滿：文革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不滿，特別是軍隊高級幹部不滿；

　　2、農民不滿：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不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4、紅衛兵不滿：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

　　5、一般幹部不滿：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6、工人不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紀要》分析說，幾乎所有的人對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滿。把民眾對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滿，作為武裝起義和否定毛澤東的群眾基礎，這點是看得準的。

　　二、“必要性”。“武裝起義”有沒有必要。

　　《紀要》說：“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紀要》提出他們搞武裝起義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對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這裏的“後事”，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因此《紀要》說：“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203）

　　《紀要》這裏說話的口氣，顯然是林彪的口氣，所以說“對我們不放心”。毛澤東對林立果沒有什麽“不放心”的，對林彪才會“不放心”。

　　對林彪的前途，《紀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選擇束手被擒，要不然選擇破釜沉舟。《紀要》說“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們選擇了破釜沉舟的道路，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基本條件”。“武裝起義”有沒有條件。

　　《紀要》說：“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

　　《紀要》分析認為，已經具備了搞武裝起義的基本條件，並認為可以與列寧當年搞城市暴動相比。這裏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紀要》中說“經過幾年準備”。可見這個“五七一工程”不是臨時想起來的，而是在幾年前就開始設想和準備了，所以才有“經過幾年準備”之說。

　　四、“時機”。什麽時候發起“武裝起義”。

　　《紀要》說：“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另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紀要》分析認為：發起武裝起義的“時機”，第一種是我方準備好了，這是主動發起；第二種是我方還沒有準備好，但對方卻要動手了。這時不管是否準備好，都要“破釜沉舟”地發起武裝起義，這是被動發起。

　　後來的“九一三”事件，顯然是屬於“破釜沉舟”的第二種被動發起情況，因此有人說“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據《紀要》，他們並不是單純被動地等著挨打，而是他們也在準備主動發起武裝起義。隻是由於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好之前，毛澤東那邊先動手了，所以才被動應戰。

　　五、“力量”。依靠什麽力量?

　　《紀要》中分析了武裝起義可以利用的各種力量。第一種是“基本力量”，如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等人控製的空四軍、空五軍等；第二種是“借用力量”，如黃永勝的軍委辦事處，二十軍、三十八軍等。

　　這裏應該注意，《紀要》中把黃永勝等“四大金剛”的軍委辦事處，隻是作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見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準備依靠黃永勝等“四大金剛”。

　　（204）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他們提到國外的借用力量是蘇聯，《紀要》說：“我們的行動會得到蘇聯的支持。”《紀要》中的這句話，與後來林彪外逃蘇聯，是相吻合的。

　　六、“口號和綱領”，這個放在後麵重點說明。

　　七、“實施要點”。怎樣實施?

　　《紀要》把“武裝起義”的實施，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和鞏固擴大階段。至於具體的實施方案，《紀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逼宮形式”、“特種手段，如轟炸、車禍、暗殺、綁架等”。在後來的《紀要》實施過程中，他們最後用的是“特種手段”中的暗殺手段。

　　《紀要》還提出把張春橋作為最主要的攻擊對象之一，說：“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見，林彪集團把張春橋視為他們的重大威脅。

　　八、“口號和綱領”，這個放在後麵重點說明。

　　九、“保密和紀律”。怎樣保密和嚴守紀律?

　　《紀要》說：“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見，《紀要》中也提出，他們做好了失敗的準備，即“不成功便成仁”。後來周宇馳等人還真的發揚了“江田島”精神，成仁了。

　　綜上所述，《紀要》對武裝起義搞政變，進行了條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製定《紀要》的人，頭腦是相當清醒的。特別是他們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三點主要困難：一、群眾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二、由於B-52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

　　《紀要》分析的三個主要困難，是比較準確的。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實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對毛澤東“抹黑”。

　　所以，《紀要》的另一個核心部分，就是對毛澤東的攻擊和抹黑。《紀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後來出現的對毛澤東的各種“抹黑”，大致上都是來自《紀要》的思路。這些我們將在後麵專門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紀要》，首先的問題是：為什麽要起草這個《紀要》？現在的普遍說法認為《紀要》是一個暗殺毛澤東的計劃，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僅僅是為了暗殺毛澤東，那麽他們不應該寫下和留下這種文字的證據。

　　因為暗殺總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殺，暗殺的“首謀”為了“避嫌”，都極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證據，在暗殺過程中，策劃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國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殺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殺，廖仲愷暗殺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證據。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殺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紀要》這種文字證據，不管他的暗殺成功或者失敗，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如果暗殺失敗了，林彪將背上一個搞暗殺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殺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麽《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成為威脅林彪的一個黑材料，因為林彪無法保證《紀要》一定不會泄露出去。

　　從搞暗殺的角度來看，留下《紀要》這樣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殺成功或者失敗，都是很難善後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單純是暗殺，不會搞《紀要》這種文字性的東西。

　　有人說《紀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麽林立果就更沒有必要搞《紀要》了。因為對於策劃暗殺毛澤東來說，《紀要》這種文字性的東西，不但沒有作用，反而是一個累贅。

　　根據上麵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紀要》不是為了暗殺毛澤東而搞的，它是為了政變而搞的，《紀要》是為了搞政變而做的輿論準備。《紀要》提出搞政變的概念是很明確的，暗殺隻是政變的一個手段。

　　《紀要》中提出的政變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二、“先斬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逼宮形式”；三、“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轟炸、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由《紀要》可見，他們提出的政變方式，第一種是利用高層開會時，隱蔽在周圍的“聯合艦隊”成員突然衝入會場，將毛澤東等人控製住，一網打盡；第二種是先抓住江青、張春橋等人當人質，然後與毛澤東講條件談判，逼毛澤東就範；第三種才是搞暗殺等“特種手段”。

　　（206）

　　搞政變就必須要做輿論，而做輿論就要有文字性的東西，因此《紀要》就是為了政變而準備的綱領性文件。如果是單純搞暗殺，還可以勉強說林立果背著林彪，私下搞暗殺活動；如果是搞政變，那麽林立果是不可能背著林彪搞政變的。因此，說《紀要》是林立果背著林彪搞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這就像不少書講文革的事情，說一切都是江青背著毛澤東搞的，毛澤東完全不知情。這樣的書看起來，總讓人感到牽強附會。同樣說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著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牽強附會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政變的綱領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口號和綱領”以及“政策和策略”兩個部分中，《紀要》在這裏提出他們搞政變的“合理性”：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搞資本主義是非正義的，搞社會主義才是正義的。因此《紀要》也煞有介事地說“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這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點是一致的。毛澤東說反對劉少奇是由於“社會主義製度受到了威脅”，理由是劉少奇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而這裏林彪也說反對毛澤東是由於“社會主義製度受到了威脅”，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一套。

　　毛澤東說劉少奇是假馬克思主義者，林彪也說毛澤東是假馬克思主義者，並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也就是聲稱毛澤東是“托派”，並把毛澤東麾下的江青集團，稱為“筆杆子托派集團”。《紀要》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紀要》提出他們要推翻毛澤東的理由，是因為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一套，甚至說毛澤東就是當代的秦始皇。

　　（207）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紀要》說毛澤東“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責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後來毛澤東批判林彪的時候，也把林彪與孔子聯係起來“批林批孔”，又反過來指責林彪搞孔孟之道。

　　《紀要》還提出他們的口號：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紀要》給毛澤東扣了一個大帽子“社會封建主義”，這也是模仿毛澤東給劉少奇扣一個“修正主義”，給蘇聯扣一個“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過去曾經大肆吹捧過毛澤東，為此《紀要》解釋說：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

　　這裏《紀要》承認毛澤東的曆史作用，從而把過去林彪吹捧毛澤東，解釋為“我們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支持”。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紀要》提出的這些口號，可以說有一些號召力，但要憑這些推翻毛澤東，顯然是不夠的。不過《紀要》把毛澤東說成是“封建暴君”，這在當時算是一個“發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澤東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這個思路和理論體係，以至於有人把《紀要》說成是反毛的思想綱領。毛澤東真的是“封建暴君”嗎？這個問題我們放到文章的最後再談。

　　僅僅說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是不夠的，還需要支持這種說法的證據。於是《紀要》也列舉了一些“證據”，說：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

　　（208）

　　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單純從表麵現象來看，《紀要》列出的有些“證據”是存在的，但問題是《紀要》在這裏有意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動機。毛澤東為什麽要“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為什麽要“今天拉這個，明天打那個”？毛澤東做這些事的動機何在？

　　評價一件事，隻看表麵現象，不提背後的動機，肯定是不客觀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何在？難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顯然，《紀要》隻提現象不提動機的做法，是抹黑毛澤東的高級手段，直到現在，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紀要》還說：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紀要》這裏進一步上升到貶損毛澤東的人品，說他是“懷疑狂、虐待狂”，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成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樂”的狂人。直到現在，還有人襲用這種貶損毛澤東的人品“黑毛”手段。

　　綜上所述，《紀要》並不是一份暗殺毛澤東的計劃書，而是一份聲討毛澤東的政治檄文，是一個搞政變的政治宣傳品。不少人說當時看到《紀要》，都感到非常震驚。人們感到震驚的地方，並不是暗殺，而是《紀要》對毛澤東的評價。

　　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回憶說：《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以後才發現的，林立果他們走時很慌張，《紀要》被丟在空軍學院的據點裏了，是公務員在打掃房子時檢起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剛交上來時，紀登奎和我都看了，紀登奎認為《紀要》的很多內容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後來是毛主席指示印發的。毛主席看了《紀要》後，他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自己還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眾不會被林彪製造的反毛輿論所蒙蔽，所以堅持把《五七一工程紀要》公開出來。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活動，當然這些秘密活動巧妙地打著“選妃子”的旗號，起到很好的煙幕彈作用。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選妃”活動：林立果在上海“空四軍”內物色人員，建立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開始時選了最貼心的八名核心人員，所以叫“八人小組”，後來又擴大成員，由林立果親自命名為“上海小組”。

　　林立果當時的身份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為“上海小組”題了字，製作了精致的組標，還親自來上海主持授槍儀式，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凡是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都要舉行宣誓，宣誓的內容除了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忠於林副部長”。

　　上海小組的成員後來發展到二十多人，都會打槍，會攝影，會駕駛汽車。每個人配備了一輛蘇聯造的伏爾加小轎車。上海小組為林立果“選美”的行動，對外當然是絕對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連“空四軍”的有些領導也不了解這個小組的內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動，都住在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大院內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裏。這裏原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文革開始後被占用了。花園洋房被高高的圍牆包圍著，汽車從巨鹿路穿過一條長弄堂，可以駛進大鐵門一直開到客廳前麵的草坪旁邊另一扇小鐵門，又可以直通空四軍招待所大院。這個地點既隱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這裏直接指揮上海小組“選美”。

　　據徐景賢回憶，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個號稱是為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林立果親自命名為“上海小組”。林立果還給上海小組的成員發槍，而且小組成員都會打槍，會駕駛汽車等，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還要宣誓效忠林立果。顯然，如果真的是為了“選妃子”，小組成員根本沒必要會打槍，會駕駛汽車，更沒有必要進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組建的上海小組，完全是一支進行特務活動的特種部隊。這個特種部隊的用途，當然應該是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變活動。

　　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林立果地下部隊活動的資料很少，據《文革十年史》說【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僅在空軍機關建立了“聯合艦隊”，還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他們反革命的組織。

　　（210）

　　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援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林立果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

　　同月，王維國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新華一村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和駕駛車輛等的特種訓練。教導隊由王維國、江騰蛟直接領導。用林立果的話講，教導隊“是我們的警衛處”，裝備都是按警衛處的規格配備：每人一支長槍(衝鋒槍或步槍)，一支手槍，每班—支班用機槍。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恐。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後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等開了一次反革命黑會。從於新野記載的這次黑會的記錄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會上討論了“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準備加快、提前實行反革命政變的計劃。5月23日，按照林彪、葉群的旨意，周宇馳開始秘密進行駕駛直升飛機訓練。

　　關於這個問題，吳法憲回憶說：

   林立果和周宇馳回北京來看我，說是要學習駕駛直升飛機，以便掌握一點第一手材料。對此，我堅決不同意，我說：“林立果不是飛行員，學習什麽駕駛直升飛機？萬一發生事故，我怎麽對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點飛行技術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學習開飛機。”

　　在我的堅決反對下，林立果沒學成駕駛直升機，但後來事實證明，周宇馳還是瞞著我偷偷地學習了駕駛直升飛機。我當時完全認為林立果、周宇馳他們真的是學習飛行技術，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竟然還在底下搞一些別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廬山會議以後，葉群、林立果背著我，同空軍的少數人搞在一起，幹了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廣州時，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卻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麽地方。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說他知道，自告奮勇地把我帶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還有專門的廚師為他們做飯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麽會住在這裏？但是又不好說什麽，隻好對林立果說：“你們在這裏搞到一定程度就該回去了。”

　　林立果說：“我們還要在那裏搞調查研究一下，過一段時間就會回去的。”

　　當時我並沒有懷疑什麽，也沒有理由去懷疑什麽，呆了一會就回去了。以後我到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把我帶到空四軍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見隔壁的一所原來是上海資本家的別墅，被裝修得很漂亮。我說：“招待所原來沒有這樣的房子呀。”

　　王維國向我解釋，說這是給林立果修的，他來上海的時候就住在這裏。我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處。

　　“九一三”以後，在我被逮捕以前的這一段時間裏，經過群眾的揭發，衛戍區的搜查，我才知道不僅在廣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軍招待所、西郊機場、空軍學院等處，都有林立果的專用房屋。這些被稱為林立果的據點，但我當時卻一點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這些事情，都是背著我幹的。

　　關於林立果等人的活動，《文革十年史》還說：林立果等人還四處活動，為武裝政變製造輿論。6月7日，林立果對廣州民航管理局大隊以上幹部講話說：“那些龐然大物沒什麽可怕的。開始氣勢洶洶，想一口把我們吃掉，公開點名嚇唬我們。隻要我們的政策策略對了，隻要我們團結起來，沒有什麽可怕的。”

　　6月中旬，劉世英又說：“不僅空軍內部，而且外部和上麵對林副主席的態度和感情都有點問題。不僅有人反對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搶班奪權。現在的問題是保衛林副主席的問題，是爭奪接班人的問題。”

　　7月14日，林立果在廣州散布說：“當前路線鬥爭尖銳複雜。中央在9月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10月要召開四屆人大，可能出現權力重新分配。要去鬥爭，要摘根據地。”

　　為了給林彪尋找後路，7月下旬，林立果還與劉沛豐、於新野、李偉信等人一起到廣東省深圳、沙頭角一帶活動，用飛機察看當地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林彪)到香港指揮、遙控。”不久，林立果又來到北戴河學習駕駛水陸兩用汽車，以備急用。

　　（212）

　　從1970年8月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到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相差一年時間。本來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就著手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是因為廬山會議上的風波，召開四屆人大的事情被推後了。一年後，毛澤東再次提出召開四屆人大之事，決定在1971年國慶節之後召開四屆人大，在國慶節前後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為召開四屆人大做準備。

　　在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央對黃、吳、李、邱、葉五人做了結論，廬山會議這件事似乎已經解決了。從1971年4月到8月這五個月期間，一切風平浪靜，毛澤東沒有再提起廬山會議之事。當1971年10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消息傳來之後，林彪集團認為毛澤東不會在這次會上對林彪動手了，因此也就放鬆了警惕。

　　邱會作回憶說：

   從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裏，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內認真工作。至於周總理，他對軍隊的關係還是同過去一樣的密切。

　　這時，關於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也在正常進行。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永勝為第一副總理，李作鵬和邱會作為副總理，吳法憲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節和四屆人大上講話”，看來一切都很正常。

　　據邱會作的回憶，在毛澤東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當時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永勝為第一副總理，李作鵬和邱會作為副總理，吳法憲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對他們是很大的麻痹，使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沒事了。就在這個時候，8月15日，毛澤東突然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稱“南巡”。毛澤東在這次“南巡”中，突然對林彪提出點名批評，同時也嚴厲點名批評了黃、吳、李、邱等人，可以說是給了林彪集團一個突然襲擊。

　　吳法憲也對這次毛澤東南巡回憶：

   正當我們如墜五裏煙霧裏，認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已經結束了，全黨可以團結起來了的時候，毛主席又開始了南巡。這次南巡，是毛主席許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曆次毛澤東外出，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毛澤東的行蹤隻有周恩來一個人掌握，這是組織紀律。但是，毛澤東每次外出，都要派飛機給他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這些派飛機的事情，有時候是周恩來通知我，有時候是汪東興直接打電話來要我辦理，所以毛澤東的行蹤我是知道的。

　　（213）

　　這一次，毛主席在武漢等地不斷地派飛機接送幾個省、市的領導，這些情況我也是知道的。隻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是在搞串連，是在針對我們采取措施。毛澤東同當地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對我們，包括林彪，都實行了極為嚴密的封鎖。

　　正好9月上旬，朝鮮軍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李作鵬陪同朝鮮代表團到武漢時，見到了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劉豐把毛澤東講話的一些內容，簡要地告訴了李作鵬。李作鵬回到北京以後，在歡送朝鮮代表團的宴會之前，把這些情況告訴了黃永勝，但沒有告訴我和邱會作。邱會作比較機靈，宴會以後，就坐進了李作鵬的車子，追問他與黃永勝談話的內容，李作鵬也就將情況簡要地告訴了他。唯獨對我，他們是滴水不漏，說我的嘴不緊。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醫以後，才從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澤東這次南巡的談話內容。看過毛澤東的“南巡談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這個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毛澤東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邱會作也回憶說：

   毛主席外出巡視，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時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為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

　　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隻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

　　毛主席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

　　九屆三中全會臨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為什麽南巡？目的是什麽？南巡的導火線是什麽？我當時和現在都不清楚，但從他在各地的講話來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發動“群眾”，要大家站在他一邊，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開始重新處理林彪的問題。

　　林彪是與毛主席一起在戰壕裏成長的，不論是艱苦歲月還是槍林彈雨，不論是挫折還是勝利。林彪一生中功績很大，沒有什麽“汙點”。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對這樣一個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總拉下來，在黨內是要有基礎的，尤其是軍隊。因此主席出去遊說是必要的。

　　（214）

　　毛澤東為什麽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個月風平浪靜之後，突然發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對此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毛澤東本來就要搞一次突然襲擊，這是對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突然襲擊的“以牙還牙”。因此，毛澤東一直等到九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的一個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問題，讓林彪集團來不及防範，慌了手腳，一敗塗地。林彪得知毛澤東的南巡講話時，剩下的時間隻有半個月了，因為林彪集團的行動非常匆忙慌亂。如果林彪提前幾個月知道毛澤東要在1971年9月底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發展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結局了。

　　關於毛澤東南巡理由的第二種看法，是認為毛澤東發現了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是“假的”，因此才發起南巡，拿掉林彪。關於第二種看法，原國務院總理助理熊向暉有比較詳細的回憶：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周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第一輪會談，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

　　周總理在同基辛格結束第一天的會談以後，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給毛主席。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對總理說：“主席讓現在就過去，還讓熊向暉也去。”

　　周總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兼書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總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

　　毛主席說：“我不困。”

　　熊向暉跟著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說：“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滿麵地說：“馬馬虎虎。”

　　周總理準備匯報基辛格的問題，不想毛主席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毛主席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主席從茶幾上拿起一隻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麵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說：“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主席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謀部二部當副部長？”

　　熊向暉回答：“是。”

　　毛主席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暉回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主席就該聽周總理的匯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同他“漫談”。主席問：“在總參謀部‘批陳整風’小結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麽？”

　　熊向暉說：“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作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麵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

　　聽到這裏，毛主席“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我不認識陳伯達，原來隻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我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主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隻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轉過身來，問周總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

　　周總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室內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他們的後台”是誰？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總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曆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直到此時，毛主席才結束了他與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總理關於同基辛格會談的匯報。熊向暉看了看表，毛主席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鍾頭。在回賓館的路上，周總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關於這件事，《周恩來年譜》也記載道：7月10日，到毛澤東處匯報與基辛格前兩輪會談情況。談話中，毛澤東向陪同周恩來前來匯報的熊向暉，了解黃永勝等人在總參謀部傳達“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後，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對毛澤東南巡的第二種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據熊向暉的回憶，認為毛澤東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還沒有準備拿掉林彪，隻是在與熊向暉的談話中，“偶然”發現了黃永勝沒有在總參謀部傳達他們犯了錯誤。毛澤東是在知道這件事之後，才突然決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團的。因此毛澤東在一個月之後的1971年8月15日離開北京南巡，開始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工作。

　　上述的第一種看法和第二種看法，哪一種看法合理呢？我們認為第一種看法比較合理。根據熊向暉的回憶，毛澤東與他的談話，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談”，實際上是毛澤東引導的。毛澤東這場談話就是要這麽一個結論，即“他們的檢討是假的，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首先據熊向暉回憶說，是毛澤東主動點名讓他和周恩來一起去匯報工作的。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先問熊向暉說：“你在總參謀部二部當副部長？”可見毛澤東召熊向暉過來之前，就知道他是總參謀部二部的副部長。

　　毛澤東又追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毛澤東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就知道熊向暉的回答了。因為黃永勝肯定是不會講自己和軍委辦事組在廬山上“搞鬼”。如果黃永勝自己承認他們在廬山上“搞鬼”了，那麽黃永勝就必須下台。哪有自己承認自己“搞鬼”的人，還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暉聽到毛澤東的問話，理所當然地回答說：“沒有聽黃總長講過。”這是毛澤東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澤東又問熊向暉，看到黃永勝等人的檢討報告沒有？熊向暉的回答毛澤東也早就料到了。因為檢討報告是寫給上級看的，而不是寫給下級看的。黃永勝等人的檢討報告是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的，也可以給平級的政治局委員看，但不能給熊向暉這樣的下級看。如果黃永勝給下級看自己的檢討報告，向下級宣讀自己的檢討報告，那就意味著黃永勝準備辭職了。

　　（217）

　　因為黃永勝想要在總參謀部繼續當總長，所以就要維護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檢討報告下發給熊向暉等下級看。對下級隱瞞自己犯了錯誤，這是人之常情，應該算不上什麽“搞鬼”。然而毛澤東在這件事上，做出一個很嚴重的結論：“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這裏說的“後台”，明顯就是指林彪了。

　　前麵提過，林彪自從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再對黃永勝等人做指示了。黃永勝在總參謀部沒有傳達他們的檢討報告，這件事與林彪應該是無關的。而毛澤東這裏提出要查“後台”，當然就是要查林彪，把這件事作為查林彪問題的一個突破口。因此，毛澤東事先已經物色好把熊向暉作為查處林彪問題的突破口了。

　　毛澤東之所以要這麽做，是因為毛澤東已經在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報告上批示“很好”，在吳法憲和葉群的檢討報告上批示“可以了”，並且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公開說黃永勝等人的問題是“人們內部矛盾”，對黃永勝等人的處理已經完了，對廬山會議的處理也應告一段落了。

　　現在毛澤東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處理廬山會議的問題，就必須有一個理由作為突破口。於是熊向暉的回答就給了毛澤東這個理由，毛澤東因此得出結論說：“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周恩來聽到毛澤東的這個結論時，馬上替黃永勝等人說好話。周恩來說：“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澤東並沒有接受周恩來說的好話，要把這件事繼續揪下去。此時，周恩來已經意識到，毛澤東很可能是下決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來對熊向暉說：“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毛澤東7月10日這次對熊向暉的談話，其實也是向周恩來暗示自己準備要拿掉林彪，周恩來當然也就要暗暗留意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來在廣州開會。據《周恩來年譜》記載：8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誌以保密電話告我，或告王海容轉告。

　　周恩來這裏所謂的“急事”，當然就是與林彪相關的事情。在周恩來8月12日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則於8月15日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來在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親自帶著張春橋、黃永勝等人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一般相關的書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來這次北戴河之行。而據《周恩來年譜》記載：

　　1971年8月12日，到毛澤東處匯報廣州之行，請示四屆人大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之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等問題的意見。會議一致同意會期安排在國慶節後，並擬定由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組成籌備小組，著手各項準備工作。

　　會議還同意於近期內，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李先念、紀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處作一次工作匯報。8月16日，和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主要談國際形勢問題。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分別談了宣傳、黨務、生產、軍事等工作情況。匯報結束時，周恩來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年譜》說周恩來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並不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而是周恩來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來的，參會的人也都同意了。試想，早在7月10日，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麵，提出“黃永勝他們有後台”，其實很明確地暗示了要“揪”林彪這個後台。周恩來在知道毛澤東的心思之後，不但沒有與林彪疏遠，還找理由去北戴河麵見林彪，可見周恩來試圖“保”林彪的態度是明顯的。

　　《周恩來年譜》沒有披露周恩來與林彪的這次談話內容。是不是周恩來借著這次機會向林彪暗示，毛澤東已經準備拿掉他了？這些我們就無法知道了。

　　（219）

　　毛澤東的南巡從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這期間毛澤東找來一些大軍區負責人、省市負責人談話，跟他們“交底”，為在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關於毛澤東這次南巡和講話，《汪東興回憶錄》中有詳細描述，這裏不再贅述，隻分析一些提綱性的問題。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想告訴高官們的第一個問題，是對林彪問題的定性。毛澤東知道，眾高官都認為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如果毛澤東給林彪問題定性的調子比較低，大家就會認為毛澤東隻是批評林彪一下而已，不會觸動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結果，就是高官們在會上不敢揭發批判林彪，這樣毛澤東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夠的響應。

　　毛澤東為了鼓勵高官們敢於站出來揭批林彪，就必須給林彪問題做一個很嚴重的定性，讓眾人知道這次毛澤東真的要與林彪徹底決裂了，這樣人們才敢出來擁護毛澤東，才敢與林彪劃清界線。因此，毛澤東把林彪問題提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線鬥爭”。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特別列舉了黨的“十次路線鬥爭”。

　　毛澤東說：你們了解黨的曆次路線鬥爭嗎？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

　　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第一次)。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第二次)。瞿秋白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裏麵有我說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杆子裏麵怎麽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第三次)。他搞了個“立三路線”，主張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讚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從1931年到1934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長征的路上，紅一方麵軍、紅四方麵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第六次)。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第八次)。他們搞軍事俱樂部，講什麽“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

　　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第十次)。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論”。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不少人以為“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在林彪外逃之後，毛澤東才給他扣上的帽子。其實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澤東就把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定性為“第十次路線鬥爭”。雖說毛澤東這裏沒有點林彪的名，毛澤東說的“他們”,誰都猜得出來是指林彪。

　　毛澤東又說“第十次路線鬥爭”的綱領是“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也就是試圖“篡黨奪權”。林彪的“篡黨奪權”罪名，其實在他外逃之前，毛澤東就已經給他準備好了。而且，毛澤東把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上升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就意味要按照處理彭德懷和劉少奇的方式，來處理林彪了。

　　（221）

　　毛澤東又說：還要看一看。黑手不隻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我這一次也是給你們通個氣吧！我說的這些，超過了“九十九人會議(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總理作的總結。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你們不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你們隻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但是，我們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風”的這些。這次我給我們的高級幹部吹一吹風，有的不是中央委員，我也跟他吹風了，跟一個軍區的政委吹吹風，還不行嗎？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

　　毛澤東這裏說明，他說的“第十次路線鬥爭”，還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還沒有做結論。同時毛澤東在這次南巡講話中，直接點名批評了林彪。毛澤東說：

　　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

　　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我還要他來樹嗎？現在我已經樹得了不得了嘛。

　　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張國燾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澤東點名批評了林彪的“天才論”、“大樹特樹”、“締造和指揮”等具有代表性的問題，然後毛澤東又不點名地批評林彪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毛澤東說：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裏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

　　（222）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犯了錯誤要批評，做好了工作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麽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澤東還向高官們解釋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參會人員對張春橋群起攻擊，說明眾人對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的意見很大，毛澤東有必要做一些說明工作。對此李作鵬回憶說：

　　毛澤東的方針很明顯，步步升級，步步緊逼，實際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麽態度。毛澤東已下定決心，不投降就讓你滅亡。劉少奇“投降”了，作了檢討，也未能挽救自己的滅亡。我看林彪不屈從、不檢討、不發言的態度是對的，反正檢討不檢討結果是一樣，黃、吳、葉、李、邱檢討了多次，最後怎麽樣？結果不還是統統被打倒了嗎？

　　毛澤東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講話中，除了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外，據知情者說還有這樣一些內容。在講路線鬥爭時表揚了江青，批評了許世友。毛主席說：“江青直接參與了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林彪)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江青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向她學習，你們也應向她學呢。”

　　這是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江青的高度評價。很明顯，毛澤東把江青進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麵把江青樹立成為文革的“光輝形象”，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文革成果，推動文革繼續發展；另一方麵是表示出毛澤東是江青的後台，誰再膽敢反對江青，就是反對毛澤東，下場如同林彪以及黃、吳、葉、李、邱。

　　同時，毛主席批評許世友時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是締造者、指揮者。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搞分裂，那樣不好嘛。長征時你許世友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張國燾打電報命令你們返回去，後來你們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同張國燾一樣是不對的，要接受這個教訓。現在你對我們的感情不如過去，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毛澤東為什麽特別批評許世友呢？因為許世友在廬山會議華東小組會議上，堅決擁護林彪講話，對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極大的反感，以後又給林彪寫了一封表態信。毛主席借許世友的腦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幹部。

　　（223）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最著名的話，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後來這個“三要三不要”被定為黨內的三項基本原則。毛澤東的原話是：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方針有三條：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起來，不要搞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我的辦法也有三條，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個是甩石頭。頭一塊石頭是批陳伯達搞的語錄，第二塊石頭是批三十八軍的報告，第三塊石頭是批濟南軍區的報告，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第二個辦法是摻沙子，軍委辦事組準備叫李先念、紀登奎參加，這叫摻沙子；第三個辦法是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腳。

　　毛澤東說“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領道德上的製高點。因為林彪是搞暗的，毛澤東是搞明的，在道德上來講，當然是毛澤東占上風，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這一點。

　　不過“三要三不要”旨在爭取人心的宣傳，對實際上的政治家來說，他們的定律隻有一條，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爭取勝利”。這就像打仗一樣，打仗的目的就是勝利，為了勝利什麽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厭詐”的說法。

　　毛澤東是強者，林彪是弱者，強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麵戰鬥，而弱者就害怕正麵戰鬥。比如毛澤東等人在紅軍時期是弱者，對付國民黨的辦法就是“遊擊戰”和“地下黨”，不能跟國民黨正麵較量；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已經足夠強大了，這時候毛澤東也就不用遊擊戰了，而是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陣地戰，光明正大地較量。林彪作為弱者，他要想打敗毛澤東，正麵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詭計”了。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還特別告訴各大軍區的負責人，他本人要出來主持軍隊事務了。毛澤東說：進城那時，我管打仗，也管軍隊；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隊的事主要是彭德懷管。我征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好，他在長征中是靠在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以後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

　　（224）

　　毛澤東說他要出來主管軍隊，也是有用意的。因為當時林彪主管軍隊，林彪是各大軍區負責人的頂頭上司，常言道“不怕縣官，就怕現管”，各大軍區負責人揭發自己的頂頭上司，肯定是很為難的。所以毛澤東告訴他們，以後不用擔心林彪了，因為他要親自管軍隊了，毛澤東將是各大軍區負責人的新頂頭上司了。

　　毛澤東又特別提出軍隊“造反”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因為空軍才能炸平。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我看黃水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麽樣強，是有頭無腦，他檢討最沒有勇氣，怕得要死。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誰聽你的？

　　由毛澤東的話可見，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動用軍隊“造反”，所以毛澤東說“我不相信軍隊造反”，其實毛澤東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範，所以才說出這樣自信的話。

　　毛澤東最後更加明確了林彪的問題，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

　　對林還是要保。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毛澤東這裏挑明說“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雖然他也說“對林還是要保”，但又說“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為首的，改也難。陳獨秀，……，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毛澤東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會改。這樣一來，打倒林彪就變成必然的了。

　　毛澤東這次南巡沒有到廣州，而是把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召到長沙談話。因為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之後四野司令部就在廣州組建了廣州軍區。由於廣州軍區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為四野司令員的林彪，在廣州軍區的威信又與其他軍區不同，廣州軍區可以說是林彪的“老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