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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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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轉載:《文革洞因》五六(崇新嶽 百思峰 )

(2020-06-18 08:34:25) 下一個

 

林彪事件(下)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以及他們控製的空四軍,空五軍);

  九師、十八師;

  二十一坦克團;

  民航;

  三十四師。

  借用力量:

  國內:

  二十軍;

  三十八軍;

  黃(黃永勝)軍委辦事處;

  國防科委;

  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疆、西安;

  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箝)製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

  六、動員群眾口號、綱領

  對內: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

  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199)

 

  七、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準備

  1、計劃;

  2、力量

  指揮班子:江、王、陳;

  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鬆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據點);教導隊。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麵訓練);

  南空(南京軍區空軍)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

  ──擴大艦隊

  ──加速根據地建設京、滬、杭、蜀、穗、

  3、物質準備

  武器:領、自造。通訊器材。車輛。掌握他們倉庫地點,隻要軍械庫。

  (4)情報保障

  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

  奇襲式

  一個先聯後斬,上麵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

  一定要把張(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

  1、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

  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地聯係卡斷;

  力爭南京方麵中立,但做好防禦;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運。

  2、政治上采取進攻

  上麵攤牌;

  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

  3、組織上擴大

  迅速擴軍;

  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其一小撮獨裁者。

  我們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

  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曆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準向任何人透露。

  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

  (200)

  有人懷疑《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偽造的,並對它的來曆、筆跡等提出疑問。這裏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來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文影印件,並指出:林彪一夥製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已從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查獲。經參與政變的李偉信、劉世英、程洪珍等人證實,並經與於新野的其他記錄本的筆跡核對,證明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是林彪死黨於新野手記的。原文見影印件。

  據發現《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當事人王蘭義(原空軍學院軍事教員)回憶說:1971年4月初,原空軍學院核心小組副組長劉寶文,交給我一項秘密任務,對林立果在我們院內的黑窩(俗稱“小樓”)的衛生打掃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組”,由我帶頭。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們對林立果一夥進行過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接待期間,他們每晚經常10點以後來,住到次日上午10點以前走。

  乘他們不在的時機,我們就進入小樓打掃衛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風放熱。白天他們在時,偶爾也要我們準備飯菜給他們吃,飯菜都是由我和王治鬆、高文勇三個人在食堂監廚,做好後,由我們三人親自送進小樓。

  8月底至9月12日,這一次接待,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陳倫和(“聯合艦隊”成員)當麵給我講:“裏麵的衛生你們不要來打掃了,有事會找你們。送東西來,你們放在門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報紙,都是放在門口台階上,用石頭壓住就離開。每次送飯都是先打電話送到門口,有幾個女的在門口接住拿進去。這次接待期間,小樓裏的人特別多,9月12日這一天,我親眼看到的就達11個人,常住的有3個女的。車輛進進出出,比較頻繁,好像很緊張。

  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院內停水停電。陳倫和出來,要我準備11個人的午餐,說是3個給首長吃,送進小樓來,8個放在食堂裏吃。下午3點10分,我見小樓東邊開出一輛伏爾加小車,車裏麵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表情都緊張。周宇馳還探頭叫了我一聲“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沒人找,下班時我把報紙送到小樓門口,用一塊石頭壓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報紙,看昨天的報紙還在原地放著。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樓送報紙,到了那裏一看,一切都與昨天一樣。我產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門打開,進去一看,屋內亂七八糟,臭氣熏天。

  餐桌上雜亂放著本子、書報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語》課本,一本《格瓦拉日記》,一個日本進口的空白筆記本,還有一個紅色拉鏈本。隻有紅色拉鏈本記了一些文字,羅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條文。在另一個屋子的鍋台上,還燒了一堆紙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總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亂,走得很急。

  我趕快回到辦公室,向王治鬆報告了上述情況,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淩晨4點,王治鬆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去小樓恢複原狀,把那兩個本子拿出來。10月4日,我怕本子丟失,就拿回家裏鎖進皮箱。10月6日晚,我聽了總政李主任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揭開了林彪的本來麵目,我豁然醒悟,那個小本子上麵記載的,就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黑綱領,我要向黨交出這個本子。午夜兩點,我把本子親手交給了殷政委。

  王蘭義上交的紅色拉鏈筆記本,就是寫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件。從王蘭義回憶的情況來看,中央當初以為林立果隻是作為家屬跟隨林彪外逃,並沒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裏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沒有對林立果的“據點”進行搜查。王蘭義在聽到林彪事件的傳達之後,主動把筆記本交上去,這才發現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發現過程是自然的,並無造假的跡象。

  還有人懷疑《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筆跡不是於新野的,等等。其實判斷《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真偽,關鍵不在於筆跡等枝節問題,而是在它的內容這個根本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大篇幅的攻擊和謾罵毛澤東的內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造假人肯定不敢這麽放肆地罵毛澤東,除非是毛澤東下令自己罵自己。毛澤東為什麽要自己罵自己?這在邏輯上說不過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偽造說是不合理的。

  (202)

  盡管《五七一工程紀要》沒有整理成文,隻是一些條文的羅列,顯得零亂,但在整體上,《五七一工程紀要》條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來就說:“林總善於把複雜的問題條理化。”

  要搞一場政變,首先要對一些最基本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九個基本問題,《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都提到了:

  一、“可能性”。“武裝起義”有沒有可能。

  《紀要》提出武裝起義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於群眾的不滿。《紀要》說:“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

  《紀要》還提出各類人的具體不滿:

  1、高級幹部不滿:文革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不滿,特別是軍隊高級幹部不滿;

  2、農民不滿: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不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4、紅衛兵不滿: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

  5、一般幹部不滿: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6、工人不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紀要》分析說,幾乎所有的人對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滿。把民眾對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滿,作為武裝起義和否定毛澤東的群眾基礎,這點是看得準的。

  二、“必要性”。“武裝起義”有沒有必要。

  《紀要》說:“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紀要》提出他們搞武裝起義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對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這裏的“後事”,也就是接班人的問題。因此《紀要》說:“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203)

  《紀要》這裏說話的口氣,顯然是林彪的口氣,所以說“對我們不放心”。毛澤東對林立果沒有什麽“不放心”的,對林彪才會“不放心”。

  對林彪的前途,《紀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選擇束手被擒,要不然選擇破釜沉舟。《紀要》說“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們選擇了破釜沉舟的道路,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基本條件”。“武裝起義”有沒有條件。

  《紀要》說:“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

  《紀要》分析認為,已經具備了搞武裝起義的基本條件,並認為可以與列寧當年搞城市暴動相比。這裏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紀要》中說“經過幾年準備”。可見這個“五七一工程”不是臨時想起來的,而是在幾年前就開始設想和準備了,所以才有“經過幾年準備”之說。

  四、“時機”。什麽時候發起“武裝起義”。

  《紀要》說:“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另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紀要》分析認為:發起武裝起義的“時機”,第一種是我方準備好了,這是主動發起;第二種是我方還沒有準備好,但對方卻要動手了。這時不管是否準備好,都要“破釜沉舟”地發起武裝起義,這是被動發起。

  後來的“九一三”事件,顯然是屬於“破釜沉舟”的第二種被動發起情況,因此有人說“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據《紀要》,他們並不是單純被動地等著挨打,而是他們也在準備主動發起武裝起義。隻是由於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好之前,毛澤東那邊先動手了,所以才被動應戰。

  五、“力量”。依靠什麽力量?

  《紀要》中分析了武裝起義可以利用的各種力量。第一種是“基本力量”,如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等人控製的空四軍、空五軍等;第二種是“借用力量”,如黃永勝的軍委辦事處,二十軍、三十八軍等。

  這裏應該注意,《紀要》中把黃永勝等“四大金剛”的軍委辦事處,隻是作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見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準備依靠黃永勝等“四大金剛”。

  (204)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他們提到國外的借用力量是蘇聯,《紀要》說:“我們的行動會得到蘇聯的支持。”《紀要》中的這句話,與後來林彪外逃蘇聯,是相吻合的。

  六、“口號和綱領”,這個放在後麵重點說明。

  七、“實施要點”。怎樣實施?

  《紀要》把“武裝起義”的實施,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和鞏固擴大階段。至於具體的實施方案,《紀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逼宮形式”、“特種手段,如轟炸、車禍、暗殺、綁架等”。在後來的《紀要》實施過程中,他們最後用的是“特種手段”中的暗殺手段。

  《紀要》還提出把張春橋作為最主要的攻擊對象之一,說:“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見,林彪集團把張春橋視為他們的重大威脅。

  八、“口號和綱領”,這個放在後麵重點說明。

  九、“保密和紀律”。怎樣保密和嚴守紀律?

  《紀要》說:“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見,《紀要》中也提出,他們做好了失敗的準備,即“不成功便成仁”。後來周宇馳等人還真的發揚了“江田島”精神,成仁了。

  綜上所述,《紀要》對武裝起義搞政變,進行了條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製定《紀要》的人,頭腦是相當清醒的。特別是他們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三點主要困難:一、群眾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二、由於B-52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

  《紀要》分析的三個主要困難,是比較準確的。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實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對毛澤東“抹黑”。

  所以,《紀要》的另一個核心部分,就是對毛澤東的攻擊和抹黑。《紀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後來出現的對毛澤東的各種“抹黑”,大致上都是來自《紀要》的思路。這些我們將在後麵專門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紀要》,首先的問題是:為什麽要起草這個《紀要》?現在的普遍說法認為《紀要》是一個暗殺毛澤東的計劃,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僅僅是為了暗殺毛澤東,那麽他們不應該寫下和留下這種文字的證據。

  因為暗殺總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殺,暗殺的“首謀”為了“避嫌”,都極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證據,在暗殺過程中,策劃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國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殺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殺,廖仲愷暗殺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證據。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殺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紀要》這種文字證據,不管他的暗殺成功或者失敗,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如果暗殺失敗了,林彪將背上一個搞暗殺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殺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麽《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成為威脅林彪的一個黑材料,因為林彪無法保證《紀要》一定不會泄露出去。

  從搞暗殺的角度來看,留下《紀要》這樣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殺成功或者失敗,都是很難善後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單純是暗殺,不會搞《紀要》這種文字性的東西。

  有人說《紀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麽林立果就更沒有必要搞《紀要》了。因為對於策劃暗殺毛澤東來說,《紀要》這種文字性的東西,不但沒有作用,反而是一個累贅。

  根據上麵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紀要》不是為了暗殺毛澤東而搞的,它是為了政變而搞的,《紀要》是為了搞政變而做的輿論準備。《紀要》提出搞政變的概念是很明確的,暗殺隻是政變的一個手段。

  《紀要》中提出的政變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二、“先斬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逼宮形式”;三、“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轟炸、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由《紀要》可見,他們提出的政變方式,第一種是利用高層開會時,隱蔽在周圍的“聯合艦隊”成員突然衝入會場,將毛澤東等人控製住,一網打盡;第二種是先抓住江青、張春橋等人當人質,然後與毛澤東講條件談判,逼毛澤東就範;第三種才是搞暗殺等“特種手段”。

  (206)

  搞政變就必須要做輿論,而做輿論就要有文字性的東西,因此《紀要》就是為了政變而準備的綱領性文件。如果是單純搞暗殺,還可以勉強說林立果背著林彪,私下搞暗殺活動;如果是搞政變,那麽林立果是不可能背著林彪搞政變的。因此,說《紀要》是林立果背著林彪搞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這就像不少書講文革的事情,說一切都是江青背著毛澤東搞的,毛澤東完全不知情。這樣的書看起來,總讓人感到牽強附會。同樣說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著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牽強附會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政變的綱領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口號和綱領”以及“政策和策略”兩個部分中,《紀要》在這裏提出他們搞政變的“合理性”: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搞資本主義是非正義的,搞社會主義才是正義的。因此《紀要》也煞有介事地說“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這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點是一致的。毛澤東說反對劉少奇是由於“社會主義製度受到了威脅”,理由是劉少奇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而這裏林彪也說反對毛澤東是由於“社會主義製度受到了威脅”,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一套。

  毛澤東說劉少奇是假馬克思主義者,林彪也說毛澤東是假馬克思主義者,並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也就是聲稱毛澤東是“托派”,並把毛澤東麾下的江青集團,稱為“筆杆子托派集團”。《紀要》說: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紀要》提出他們要推翻毛澤東的理由,是因為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一套,甚至說毛澤東就是當代的秦始皇。

  (207)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紀要》說毛澤東“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責毛澤東搞封建主義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後來毛澤東批判林彪的時候,也把林彪與孔子聯係起來“批林批孔”,又反過來指責林彪搞孔孟之道。

  《紀要》還提出他們的口號: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紀要》給毛澤東扣了一個大帽子“社會封建主義”,這也是模仿毛澤東給劉少奇扣一個“修正主義”,給蘇聯扣一個“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過去曾經大肆吹捧過毛澤東,為此《紀要》解釋說: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

  這裏《紀要》承認毛澤東的曆史作用,從而把過去林彪吹捧毛澤東,解釋為“我們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支持”。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紀要》提出的這些口號,可以說有一些號召力,但要憑這些推翻毛澤東,顯然是不夠的。不過《紀要》把毛澤東說成是“封建暴君”,這在當時算是一個“發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澤東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這個思路和理論體係,以至於有人把《紀要》說成是反毛的思想綱領。毛澤東真的是“封建暴君”嗎?這個問題我們放到文章的最後再談。

  僅僅說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是不夠的,還需要支持這種說法的證據。於是《紀要》也列舉了一些“證據”,說: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

  (208)

  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單純從表麵現象來看,《紀要》列出的有些“證據”是存在的,但問題是《紀要》在這裏有意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動機。毛澤東為什麽要“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為什麽要“今天拉這個,明天打那個”?毛澤東做這些事的動機何在?

  評價一件事,隻看表麵現象,不提背後的動機,肯定是不客觀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何在?難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顯然,《紀要》隻提現象不提動機的做法,是抹黑毛澤東的高級手段,直到現在,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紀要》還說: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紀要》這裏進一步上升到貶損毛澤東的人品,說他是“懷疑狂、虐待狂”,這樣一來,毛澤東就成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樂”的狂人。直到現在,還有人襲用這種貶損毛澤東的人品“黑毛”手段。

  綜上所述,《紀要》並不是一份暗殺毛澤東的計劃書,而是一份聲討毛澤東的政治檄文,是一個搞政變的政治宣傳品。不少人說當時看到《紀要》,都感到非常震驚。人們感到震驚的地方,並不是暗殺,而是《紀要》對毛澤東的評價。

  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回憶說:《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以後才發現的,林立果他們走時很慌張,《紀要》被丟在空軍學院的據點裏了,是公務員在打掃房子時檢起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剛交上來時,紀登奎和我都看了,紀登奎認為《紀要》的很多內容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後來是毛主席指示印發的。毛主席看了《紀要》後,他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自己還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眾不會被林彪製造的反毛輿論所蒙蔽,所以堅持把《五七一工程紀要》公開出來。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活動,當然這些秘密活動巧妙地打著“選妃子”的旗號,起到很好的煙幕彈作用。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選妃”活動:林立果在上海“空四軍”內物色人員,建立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開始時選了最貼心的八名核心人員,所以叫“八人小組”,後來又擴大成員,由林立果親自命名為“上海小組”。

  林立果當時的身份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為“上海小組”題了字,製作了精致的組標,還親自來上海主持授槍儀式,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凡是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都要舉行宣誓,宣誓的內容除了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忠於林副部長”。

  上海小組的成員後來發展到二十多人,都會打槍,會攝影,會駕駛汽車。每個人配備了一輛蘇聯造的伏爾加小轎車。上海小組為林立果“選美”的行動,對外當然是絕對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連“空四軍”的有些領導也不了解這個小組的內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動,都住在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大院內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裏。這裏原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文革開始後被占用了。花園洋房被高高的圍牆包圍著,汽車從巨鹿路穿過一條長弄堂,可以駛進大鐵門一直開到客廳前麵的草坪旁邊另一扇小鐵門,又可以直通空四軍招待所大院。這個地點既隱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這裏直接指揮上海小組“選美”。

  據徐景賢回憶,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個號稱是為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林立果親自命名為“上海小組”。林立果還給上海小組的成員發槍,而且小組成員都會打槍,會駕駛汽車等,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還要宣誓效忠林立果。顯然,如果真的是為了“選妃子”,小組成員根本沒必要會打槍,會駕駛汽車,更沒有必要進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組建的上海小組,完全是一支進行特務活動的特種部隊。這個特種部隊的用途,當然應該是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變活動。

  現在可以看到的關於林立果地下部隊活動的資料很少,據《文革十年史》說【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僅在空軍機關建立了“聯合艦隊”,還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他們反革命的組織。

  (210)

  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援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林立果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

  同月,王維國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新華一村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和駕駛車輛等的特種訓練。教導隊由王維國、江騰蛟直接領導。用林立果的話講,教導隊“是我們的警衛處”,裝備都是按警衛處的規格配備:每人一支長槍(衝鋒槍或步槍),一支手槍,每班—支班用機槍。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恐。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後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等開了一次反革命黑會。從於新野記載的這次黑會的記錄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會上討論了“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準備加快、提前實行反革命政變的計劃。5月23日,按照林彪、葉群的旨意,周宇馳開始秘密進行駕駛直升飛機訓練。

  關於這個問題,吳法憲回憶說:

   林立果和周宇馳回北京來看我,說是要學習駕駛直升飛機,以便掌握一點第一手材料。對此,我堅決不同意,我說:“林立果不是飛行員,學習什麽駕駛直升飛機?萬一發生事故,我怎麽對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點飛行技術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學習開飛機。”

  在我的堅決反對下,林立果沒學成駕駛直升機,但後來事實證明,周宇馳還是瞞著我偷偷地學習了駕駛直升飛機。我當時完全認為林立果、周宇馳他們真的是學習飛行技術,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竟然還在底下搞一些別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廬山會議以後,葉群、林立果背著我,同空軍的少數人搞在一起,幹了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廣州時,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卻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麽地方。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說他知道,自告奮勇地把我帶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還有專門的廚師為他們做飯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麽會住在這裏?但是又不好說什麽,隻好對林立果說:“你們在這裏搞到一定程度就該回去了。”

  林立果說:“我們還要在那裏搞調查研究一下,過一段時間就會回去的。”

  當時我並沒有懷疑什麽,也沒有理由去懷疑什麽,呆了一會就回去了。以後我到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把我帶到空四軍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見隔壁的一所原來是上海資本家的別墅,被裝修得很漂亮。我說:“招待所原來沒有這樣的房子呀。”

  王維國向我解釋,說這是給林立果修的,他來上海的時候就住在這裏。我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處。

  “九一三”以後,在我被逮捕以前的這一段時間裏,經過群眾的揭發,衛戍區的搜查,我才知道不僅在廣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軍招待所、西郊機場、空軍學院等處,都有林立果的專用房屋。這些被稱為林立果的據點,但我當時卻一點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這些事情,都是背著我幹的。

  關於林立果等人的活動,《文革十年史》還說:林立果等人還四處活動,為武裝政變製造輿論。6月7日,林立果對廣州民航管理局大隊以上幹部講話說:“那些龐然大物沒什麽可怕的。開始氣勢洶洶,想一口把我們吃掉,公開點名嚇唬我們。隻要我們的政策策略對了,隻要我們團結起來,沒有什麽可怕的。”

  6月中旬,劉世英又說:“不僅空軍內部,而且外部和上麵對林副主席的態度和感情都有點問題。不僅有人反對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搶班奪權。現在的問題是保衛林副主席的問題,是爭奪接班人的問題。”

  7月14日,林立果在廣州散布說:“當前路線鬥爭尖銳複雜。中央在9月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10月要召開四屆人大,可能出現權力重新分配。要去鬥爭,要摘根據地。”

  為了給林彪尋找後路,7月下旬,林立果還與劉沛豐、於新野、李偉信等人一起到廣東省深圳、沙頭角一帶活動,用飛機察看當地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林彪)到香港指揮、遙控。”不久,林立果又來到北戴河學習駕駛水陸兩用汽車,以備急用。

  (212)

  從1970年8月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到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相差一年時間。本來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就著手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是因為廬山會議上的風波,召開四屆人大的事情被推後了。一年後,毛澤東再次提出召開四屆人大之事,決定在1971年國慶節之後召開四屆人大,在國慶節前後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為召開四屆人大做準備。

  在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央對黃、吳、李、邱、葉五人做了結論,廬山會議這件事似乎已經解決了。從1971年4月到8月這五個月期間,一切風平浪靜,毛澤東沒有再提起廬山會議之事。當1971年10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消息傳來之後,林彪集團認為毛澤東不會在這次會上對林彪動手了,因此也就放鬆了警惕。

  邱會作回憶說:

   從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將近五個月的時間裏,中央太平無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內認真工作。至於周總理,他對軍隊的關係還是同過去一樣的密切。

  這時,關於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也在正常進行。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吳、李、邱都有所安排,黃永勝為第一副總理,李作鵬和邱會作為副總理,吳法憲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且,在總理給主席的報告中,還專門講了“請林副主席在國慶節和四屆人大上講話”,看來一切都很正常。

  據邱會作的回憶,在毛澤東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當時在四屆人大的方案中,黃永勝為第一副總理,李作鵬和邱會作為副總理,吳法憲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對他們是很大的麻痹,使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沒事了。就在這個時候,8月15日,毛澤東突然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稱“南巡”。毛澤東在這次“南巡”中,突然對林彪提出點名批評,同時也嚴厲點名批評了黃、吳、李、邱等人,可以說是給了林彪集團一個突然襲擊。

  吳法憲也對這次毛澤東南巡回憶:

   正當我們如墜五裏煙霧裏,認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已經結束了,全黨可以團結起來了的時候,毛主席又開始了南巡。這次南巡,是毛主席許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曆次毛澤東外出,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毛澤東的行蹤隻有周恩來一個人掌握,這是組織紀律。但是,毛澤東每次外出,都要派飛機給他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這些派飛機的事情,有時候是周恩來通知我,有時候是汪東興直接打電話來要我辦理,所以毛澤東的行蹤我是知道的。

  (213)

  這一次,毛主席在武漢等地不斷地派飛機接送幾個省、市的領導,這些情況我也是知道的。隻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是在搞串連,是在針對我們采取措施。毛澤東同當地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對我們,包括林彪,都實行了極為嚴密的封鎖。

  正好9月上旬,朝鮮軍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李作鵬陪同朝鮮代表團到武漢時,見到了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劉豐把毛澤東講話的一些內容,簡要地告訴了李作鵬。李作鵬回到北京以後,在歡送朝鮮代表團的宴會之前,把這些情況告訴了黃永勝,但沒有告訴我和邱會作。邱會作比較機靈,宴會以後,就坐進了李作鵬的車子,追問他與黃永勝談話的內容,李作鵬也就將情況簡要地告訴了他。唯獨對我,他們是滴水不漏,說我的嘴不緊。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醫以後,才從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澤東這次南巡的談話內容。看過毛澤東的“南巡談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這個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毛澤東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邱會作也回憶說:

   毛主席外出巡視,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是常事。那時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總參謀部、空軍、海軍主要負責首長都是知道的,因為軍隊對毛主席負有相應的保證安全的責任。

  這次則很特別,毛主席外出後,周總理隻說過一句話:“毛主席外出了,現在武昌,要華國鋒到武昌去。”

  毛主席離開北京時,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過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談話,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都是及時傳達的,這次則沒有做一個字的傳達。

  九屆三中全會臨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為什麽南巡?目的是什麽?南巡的導火線是什麽?我當時和現在都不清楚,但從他在各地的講話來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發動“群眾”,要大家站在他一邊,在九屆三中全會上開始重新處理林彪的問題。

  林彪是與毛主席一起在戰壕裏成長的,不論是艱苦歲月還是槍林彈雨,不論是挫折還是勝利。林彪一生中功績很大,沒有什麽“汙點”。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對這樣一個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總拉下來,在黨內是要有基礎的,尤其是軍隊。因此主席出去遊說是必要的。

  (214)

  毛澤東為什麽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個月風平浪靜之後,突然發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對此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毛澤東本來就要搞一次突然襲擊,這是對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突然襲擊的“以牙還牙”。因此,毛澤東一直等到九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的一個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問題,讓林彪集團來不及防範,慌了手腳,一敗塗地。林彪得知毛澤東的南巡講話時,剩下的時間隻有半個月了,因為林彪集團的行動非常匆忙慌亂。如果林彪提前幾個月知道毛澤東要在1971年9月底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發展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結局了。

  關於毛澤東南巡理由的第二種看法,是認為毛澤東發現了黃永勝等人的檢討是“假的”,因此才發起南巡,拿掉林彪。關於第二種看法,原國務院總理助理熊向暉有比較詳細的回憶: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周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第一輪會談,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

  周總理在同基辛格結束第一天的會談以後,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給毛主席。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對總理說:“主席讓現在就過去,還讓熊向暉也去。”

  周總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兼書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總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

  毛主席說:“我不困。”

  熊向暉跟著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說:“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滿麵地說:“馬馬虎虎。”

  周總理準備匯報基辛格的問題,不想毛主席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毛主席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主席從茶幾上拿起一隻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麵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說:“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主席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謀部二部當副部長?”

  熊向暉回答:“是。”

  毛主席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暉回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主席就該聽周總理的匯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同他“漫談”。主席問:“在總參謀部‘批陳整風’小結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麽?”

  熊向暉說:“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作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麵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

  聽到這裏,毛主席“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我不認識陳伯達,原來隻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我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主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隻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轉過身來,問周總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

  周總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室內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他們的後台”是誰?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總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曆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直到此時,毛主席才結束了他與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總理關於同基辛格會談的匯報。熊向暉看了看表,毛主席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鍾頭。在回賓館的路上,周總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關於這件事,《周恩來年譜》也記載道:7月10日,到毛澤東處匯報與基辛格前兩輪會談情況。談話中,毛澤東向陪同周恩來前來匯報的熊向暉,了解黃永勝等人在總參謀部傳達“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後,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對毛澤東南巡的第二種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據熊向暉的回憶,認為毛澤東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還沒有準備拿掉林彪,隻是在與熊向暉的談話中,“偶然”發現了黃永勝沒有在總參謀部傳達他們犯了錯誤。毛澤東是在知道這件事之後,才突然決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團的。因此毛澤東在一個月之後的1971年8月15日離開北京南巡,開始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工作。

  上述的第一種看法和第二種看法,哪一種看法合理呢?我們認為第一種看法比較合理。根據熊向暉的回憶,毛澤東與他的談話,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談”,實際上是毛澤東引導的。毛澤東這場談話就是要這麽一個結論,即“他們的檢討是假的,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首先據熊向暉回憶說,是毛澤東主動點名讓他和周恩來一起去匯報工作的。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先問熊向暉說:“你在總參謀部二部當副部長?”可見毛澤東召熊向暉過來之前,就知道他是總參謀部二部的副部長。

  毛澤東又追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毛澤東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就知道熊向暉的回答了。因為黃永勝肯定是不會講自己和軍委辦事組在廬山上“搞鬼”。如果黃永勝自己承認他們在廬山上“搞鬼”了,那麽黃永勝就必須下台。哪有自己承認自己“搞鬼”的人,還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暉聽到毛澤東的問話,理所當然地回答說:“沒有聽黃總長講過。”這是毛澤東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澤東又問熊向暉,看到黃永勝等人的檢討報告沒有?熊向暉的回答毛澤東也早就料到了。因為檢討報告是寫給上級看的,而不是寫給下級看的。黃永勝等人的檢討報告是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的,也可以給平級的政治局委員看,但不能給熊向暉這樣的下級看。如果黃永勝給下級看自己的檢討報告,向下級宣讀自己的檢討報告,那就意味著黃永勝準備辭職了。

  (217)

  因為黃永勝想要在總參謀部繼續當總長,所以就要維護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檢討報告下發給熊向暉等下級看。對下級隱瞞自己犯了錯誤,這是人之常情,應該算不上什麽“搞鬼”。然而毛澤東在這件事上,做出一個很嚴重的結論:“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他們還有後台。”毛澤東這裏說的“後台”,明顯就是指林彪了。

  前麵提過,林彪自從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再對黃永勝等人做指示了。黃永勝在總參謀部沒有傳達他們的檢討報告,這件事與林彪應該是無關的。而毛澤東這裏提出要查“後台”,當然就是要查林彪,把這件事作為查林彪問題的一個突破口。因此,毛澤東事先已經物色好把熊向暉作為查處林彪問題的突破口了。

  毛澤東之所以要這麽做,是因為毛澤東已經在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報告上批示“很好”,在吳法憲和葉群的檢討報告上批示“可以了”,並且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公開說黃永勝等人的問題是“人們內部矛盾”,對黃永勝等人的處理已經完了,對廬山會議的處理也應告一段落了。

  現在毛澤東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處理廬山會議的問題,就必須有一個理由作為突破口。於是熊向暉的回答就給了毛澤東這個理由,毛澤東因此得出結論說:“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周恩來聽到毛澤東的這個結論時,馬上替黃永勝等人說好話。周恩來說:“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澤東並沒有接受周恩來說的好話,要把這件事繼續揪下去。此時,周恩來已經意識到,毛澤東很可能是下決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來對熊向暉說:“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

  毛澤東7月10日這次對熊向暉的談話,其實也是向周恩來暗示自己準備要拿掉林彪,周恩來當然也就要暗暗留意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來在廣州開會。據《周恩來年譜》記載:8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誌以保密電話告我,或告王海容轉告。

  周恩來這裏所謂的“急事”,當然就是與林彪相關的事情。在周恩來8月12日回到北京後,毛澤東則於8月15日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來在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親自帶著張春橋、黃永勝等人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一般相關的書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來這次北戴河之行。而據《周恩來年譜》記載:

  1971年8月12日,到毛澤東處匯報廣州之行,請示四屆人大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之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等問題的意見。會議一致同意會期安排在國慶節後,並擬定由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組成籌備小組,著手各項準備工作。

  會議還同意於近期內,由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李先念、紀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處作一次工作匯報。8月16日,和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主要談國際形勢問題。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分別談了宣傳、黨務、生產、軍事等工作情況。匯報結束時,周恩來說:“根據毛主席的提議,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年譜》說周恩來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並不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而是周恩來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來的,參會的人也都同意了。試想,早在7月10日,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麵,提出“黃永勝他們有後台”,其實很明確地暗示了要“揪”林彪這個後台。周恩來在知道毛澤東的心思之後,不但沒有與林彪疏遠,還找理由去北戴河麵見林彪,可見周恩來試圖“保”林彪的態度是明顯的。

  《周恩來年譜》沒有披露周恩來與林彪的這次談話內容。是不是周恩來借著這次機會向林彪暗示,毛澤東已經準備拿掉他了?這些我們就無法知道了。

  (219)

  毛澤東的南巡從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這期間毛澤東找來一些大軍區負責人、省市負責人談話,跟他們“交底”,為在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關於毛澤東這次南巡和講話,《汪東興回憶錄》中有詳細描述,這裏不再贅述,隻分析一些提綱性的問題。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想告訴高官們的第一個問題,是對林彪問題的定性。毛澤東知道,眾高官都認為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如果毛澤東給林彪問題定性的調子比較低,大家就會認為毛澤東隻是批評林彪一下而已,不會觸動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結果,就是高官們在會上不敢揭發批判林彪,這樣毛澤東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夠的響應。

  毛澤東為了鼓勵高官們敢於站出來揭批林彪,就必須給林彪問題做一個很嚴重的定性,讓眾人知道這次毛澤東真的要與林彪徹底決裂了,這樣人們才敢出來擁護毛澤東,才敢與林彪劃清界線。因此,毛澤東把林彪問題提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線鬥爭”。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特別列舉了黨的“十次路線鬥爭”。

  毛澤東說:你們了解黨的曆次路線鬥爭嗎?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

  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第一次)。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第二次)。瞿秋白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裏麵有我說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杆子裏麵怎麽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第三次)。他搞了個“立三路線”,主張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讚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從1931年到1934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長征的路上,紅一方麵軍、紅四方麵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沒有成功(第六次)。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第八次)。他們搞軍事俱樂部,講什麽“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

  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第十次)。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論”。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不少人以為“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在林彪外逃之後,毛澤東才給他扣上的帽子。其實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澤東就把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定性為“第十次路線鬥爭”。雖說毛澤東這裏沒有點林彪的名,毛澤東說的“他們”,誰都猜得出來是指林彪。

  毛澤東又說“第十次路線鬥爭”的綱領是“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也就是試圖“篡黨奪權”。林彪的“篡黨奪權”罪名,其實在他外逃之前,毛澤東就已經給他準備好了。而且,毛澤東把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上升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就意味要按照處理彭德懷和劉少奇的方式,來處理林彪了。

  (221)

  毛澤東又說:還要看一看。黑手不隻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我這一次也是給你們通個氣吧!我說的這些,超過了“九十九人會議(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總理作的總結。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你們不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你們隻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但是,我們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風”的這些。這次我給我們的高級幹部吹一吹風,有的不是中央委員,我也跟他吹風了,跟一個軍區的政委吹吹風,還不行嗎?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

  毛澤東這裏說明,他說的“第十次路線鬥爭”,還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還沒有做結論。同時毛澤東在這次南巡講話中,直接點名批評了林彪。毛澤東說:

  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

  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我還要他來樹嗎?現在我已經樹得了不得了嘛。

  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張國燾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澤東點名批評了林彪的“天才論”、“大樹特樹”、“締造和指揮”等具有代表性的問題,然後毛澤東又不點名地批評林彪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毛澤東說: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裏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

  (222)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犯了錯誤要批評,做好了工作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麽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澤東還向高官們解釋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參會人員對張春橋群起攻擊,說明眾人對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的意見很大,毛澤東有必要做一些說明工作。對此李作鵬回憶說:

  毛澤東的方針很明顯,步步升級,步步緊逼,實際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麽態度。毛澤東已下定決心,不投降就讓你滅亡。劉少奇“投降”了,作了檢討,也未能挽救自己的滅亡。我看林彪不屈從、不檢討、不發言的態度是對的,反正檢討不檢討結果是一樣,黃、吳、葉、李、邱檢討了多次,最後怎麽樣?結果不還是統統被打倒了嗎?

  毛澤東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講話中,除了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外,據知情者說還有這樣一些內容。在講路線鬥爭時表揚了江青,批評了許世友。毛主席說:“江青直接參與了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林彪)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江青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向她學習,你們也應向她學呢。”

  這是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江青的高度評價。很明顯,毛澤東把江青進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麵把江青樹立成為文革的“光輝形象”,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文革成果,推動文革繼續發展;另一方麵是表示出毛澤東是江青的後台,誰再膽敢反對江青,就是反對毛澤東,下場如同林彪以及黃、吳、葉、李、邱。

  同時,毛主席批評許世友時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是締造者、指揮者。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搞分裂,那樣不好嘛。長征時你許世友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張國燾打電報命令你們返回去,後來你們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同張國燾一樣是不對的,要接受這個教訓。現在你對我們的感情不如過去,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毛澤東為什麽特別批評許世友呢?因為許世友在廬山會議華東小組會議上,堅決擁護林彪講話,對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極大的反感,以後又給林彪寫了一封表態信。毛主席借許世友的腦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幹部。

  (223)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最著名的話,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後來這個“三要三不要”被定為黨內的三項基本原則。毛澤東的原話是:近一個時期以來,我的方針有三條: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起來,不要搞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我的辦法也有三條,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個是甩石頭。頭一塊石頭是批陳伯達搞的語錄,第二塊石頭是批三十八軍的報告,第三塊石頭是批濟南軍區的報告,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第二個辦法是摻沙子,軍委辦事組準備叫李先念、紀登奎參加,這叫摻沙子;第三個辦法是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腳。

  毛澤東說“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領道德上的製高點。因為林彪是搞暗的,毛澤東是搞明的,在道德上來講,當然是毛澤東占上風,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這一點。

  不過“三要三不要”旨在爭取人心的宣傳,對實際上的政治家來說,他們的定律隻有一條,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爭取勝利”。這就像打仗一樣,打仗的目的就是勝利,為了勝利什麽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厭詐”的說法。

  毛澤東是強者,林彪是弱者,強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麵戰鬥,而弱者就害怕正麵戰鬥。比如毛澤東等人在紅軍時期是弱者,對付國民黨的辦法就是“遊擊戰”和“地下黨”,不能跟國民黨正麵較量;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已經足夠強大了,這時候毛澤東也就不用遊擊戰了,而是與國民黨軍隊進行陣地戰,光明正大地較量。林彪作為弱者,他要想打敗毛澤東,正麵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詭計”了。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還特別告訴各大軍區的負責人,他本人要出來主持軍隊事務了。毛澤東說:進城那時,我管打仗,也管軍隊;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隊的事主要是彭德懷管。我征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好,他在長征中是靠在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以後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

  (224)

  毛澤東說他要出來主管軍隊,也是有用意的。因為當時林彪主管軍隊,林彪是各大軍區負責人的頂頭上司,常言道“不怕縣官,就怕現管”,各大軍區負責人揭發自己的頂頭上司,肯定是很為難的。所以毛澤東告訴他們,以後不用擔心林彪了,因為他要親自管軍隊了,毛澤東將是各大軍區負責人的新頂頭上司了。

  毛澤東又特別提出軍隊“造反”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因為空軍才能炸平。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我看黃水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麽樣強,是有頭無腦,他檢討最沒有勇氣,怕得要死。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誰聽你的?

  由毛澤東的話可見,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動用軍隊“造反”,所以毛澤東說“我不相信軍隊造反”,其實毛澤東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範,所以才說出這樣自信的話。

  毛澤東最後更加明確了林彪的問題,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

  對林還是要保。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毛澤東這裏挑明說“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雖然他也說“對林還是要保”,但又說“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為首的,改也難。陳獨秀,……,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毛澤東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會改。這樣一來,打倒林彪就變成必然的了。

  毛澤東這次南巡沒有到廣州,而是把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等人召到長沙談話。因為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之後四野司令部就在廣州組建了廣州軍區。由於廣州軍區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為四野司令員的林彪,在廣州軍區的威信又與其他軍區不同,廣州軍區可以說是林彪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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