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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會友
從《中華大帝國史》看16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
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是西班牙曆史上的知名學者和傳教士。他一生從未踏足中國土地，亦不懂中文，卻寫出了一部在歐洲具有重要影響的作品——《中華大帝國史》，這不能不令人稱奇。該書對16世紀的中國進行了全景式介紹，成為當時歐洲權威的“中國學”著作，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向16世紀歐洲介紹中國
門多薩幼時受過良好的教育，17歲遠赴墨西哥，成為一名傳教士。隨著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有關東方世界的各種信息成為墨西哥當地的熱門話題，也引起了門多薩對中國的興趣。
1581年，西班牙國王命門多薩率團從墨西哥橫渡太平洋，經菲律賓出使中國。但當時政治形勢突變，導致計劃落空。無奈之下，門多薩於次年從墨西哥返回西班牙。1583年，他在羅馬覲見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當時羅馬教廷欲在東方拓展勢力，對中國格外關注，但苦於信息閉塞，於是委派門多薩編寫一部介紹中國的書籍。門多薩搜集整理了前人的信劄、著述、文件、使華報告等，於1585年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一書。
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國情的介紹，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介紹中國的疆域、地理概貌、氣候、土壤分類、行政區劃等。第2卷也有10章，介紹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對超自然力的崇拜。第3卷24章，涉及中國古代帝王的世係、稅賦、差役、軍隊、行政管理、司法、科舉等。第二部分由三位傳教士在中國的旅行劄記組成。
在門多薩的筆下，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自稱“大明人”，全國被劃分為15個省（兩京和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每個省都麵積廣大。中國境內有完好的道路網，使城鎮相連。“官道”路麵平整、寬闊，可容15人騎馬並行。路旁商店林立、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內部有水道相連。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建築用材舉世無雙，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不用鋤頭很難將其砸碎。在北京，一座座宅邸有如莊園。中國有雄偉的長城，是非常重要的軍事防禦工程。
門多薩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中國物產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適度的。中國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質量超過西班牙城市格拉納達的產品。中國的天鵝絨、絲綢和布匹價格如此之低，會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紡織品價格的人大吃一驚。中國的農田管理得很好，在鄉間，一塊塊耕田錯落有致，猶如花園。中國出產的手工藝品極為精致。瓷器物美價廉，最精致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中國商業發達，買賣興盛。屬於同一行業的商家往往會在同一條街道上開設店鋪，人們看到第一家商店就可以知道這條街是賣什麽商品的。中國的貨幣種類繁多，金、銀憑重量使用。中國匠人的手藝主要在家族內部傳承。
門多薩介紹說，中國軍隊有步兵，也有騎兵。中國不僅有戰艦，而且可以較為快速地征集部署到位。中國的士兵在數量上多於歐洲，在器械上處於均勢地位。在中國，皇帝掌握著統治國家的大權。各級行政官吏是通過科舉產生的，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力。中國有獨具特色的法律體係。
在門多薩看來，中國曆史悠久，有獨特的教育體係，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是文明和有教養的，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麵有很高的成就，中國的造船、造紙以及其他工藝都有優於歐洲同類技術的地方。許多中國人還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樂器。
綜上所述，該書介紹了16世紀中國的自然環境、曆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情況，分析了中華文明的特點。因此，其麵世後轟動一時，很快被譯成多國文字廣泛傳播，在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
產生廣泛影響
歐洲很多有識之士閱讀該書之後，癡迷於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例如，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受該書的影響，認為中國對獲取白銀比獲取黃金更感興趣，中國的金價與意大利的金價一樣，是經常浮動的，但中國的銀價一般比較穩定。此外，培根還曾在其作品中提到中國對火炮的使用以及外國人未經允許不得隨意入境的法律規定。法國思想家、作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隨筆集》第三卷中說：“我們驚呼為奇跡的火炮和印刷術，世界另一端的中國早在一千年前就使用了。”“在社會治理和工藝發展方麵，我們擁有某些優於他人之處。中國對此並不了解，更不曾與我們進行交流，但在這些方麵卻超過了我們。中國的曆史使我懂得，世界遠比我們所知的更大、更豐富多彩。”上述內容都可在《中華大帝國史》中找到來源。此外，荷蘭商人、航海家揚·哈伊根·範·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也是該書的擁躉，其在《東印度之行》（德文版1596年、英文版1598年）一書中所寫的關於中國的論述也是以《中華大帝國史》為基礎的。《歐洲與中國》一書的作者、英國學者傑弗裏·弗朗西斯·赫德遜（Geoffrey Francis Hudson）認為《中華大帝國史》的發表“可以看作是一個分界線，從此為歐洲知識界提供了有關中國及其製度的豐富知識”。法國漢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則表示，“甚至《利瑪竇中國劄記》……都不能和它爭勝”。
那麽，這部書為何能造成如此廣泛的影響呢？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回答了當時歐洲迫切想要了解的問題，即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為歐洲國家製定對華策略提供了依據。簡而言之，此書迎合了時代的需要。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伴隨地理大發現而發生的商業巨變為歐洲工農業生產帶來了機遇。但16世紀中葉以後，從美洲掠奪的貴金屬大量流入歐洲，造成銀價下跌和物價上漲，歐洲出現經濟衰退。西方學者將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震蕩稱為“價格革命”（又稱“物價革命”）。在“價格革命”高峰期，歐洲經濟陷入嚴重蕭條，物價飛漲，各類商品都很匱乏。而同一時期，中國正處於明朝統治之下，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甚至可以為國際市場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以及各類工藝品不斷湧入歐洲。通過商品貿易，中國的文化甚至影響了歐洲人的生活習俗和時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華大帝國史》應運而生，恰逢其時地為歐洲國家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的窗口。也正是通過這部書，當時的歐洲國家認識到他們隻能將中國當作貿易夥伴而非侵略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了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企圖。
| 察物與想象：1688年的《中國新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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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天波 【摘要】在全球史視野下,物的描述與物的想象是早期全球文化交往的特殊方式。傳教士安文思的《中國新誌》對中華諸物展開了忠實的描述與想象,已然為歐洲民眾閱讀中華諸物提供了翔實的知識景觀,並積極創生了跨文化的"中華帝國"形象構建的新階段,繼而促成歐洲民眾對中華諸物的迷戀與神往達到高峰時期,並為歐洲的"中國風"展開提供了參照係。《中國新誌》既回應了 17世紀歐洲社會和民眾對中華知識的渴求與追捧,也為中西技術文化交流提供紐帶。 【關鍵詞】傳教士;《中國新誌》;中華帝國;諸物想象 一 引論 在漢學史上,16—17世紀誕生了兩部歐洲的中國百科全書。一部是西班牙門多薩(Juan Gonsalez de Mendoza) 1585年的《中華大帝國史》,被稱為“16世紀歐洲的中國百科全書”;另外一部是1668年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中國新誌》,被稱為“17世紀歐洲的中國百科全書”。 門多薩從未踏足中國,但因“對強大的、至今仍不為人所熟悉的中華帝國的新鮮簡明、確切真實的描述”而名冠歐洲,對“中華諸物”的描述近乎是跨時空的奢華想象。這種“想象性書寫”局麵直至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根據利瑪竇(Matteo Ricci)日記編寫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的出現,才徹底改變了“想象寫作”的現狀。實際上,對17世紀以前傳教士“獵奇性”或“想象性”的著述,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也表現過“不滿”,他直言:“至於那些記述中國的作品,我曾熟讀其中幾部,它們幾乎缺乏所有真實的東西,任意在全然神話的故事中遨遊。”1於是,在中國生活了22年之久的曾德昭開始撰寫《大中國誌》2,並於1641年左右完成了對中國的貿易、手工業、藝術以及其他社會狀況的真切認知、體察與描述。曾德昭的敘事風格被後來來華傳教士繼承與發展。就在曾德昭首次出版《大中國誌》的46年後,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的《中國新誌》又將對中華帝國的描述與想象推向了新的階段。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和利類思(Lodovico Buglio)神父開教於中國四川,進入晚明張獻忠“大西政權”服務,後進入北京傳教,服務於清廷政府。安文思是“利瑪竇路線”的堅決維護者,認同“合儒易佛”的傳教精神。1650年,安文思受中國副省會北部負責人傅汎際之委托,撰寫“有關中華帝國的曆史及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曆程”。於是,安文思以《馬可·波羅遊記》為藍本,用葡萄牙文寫成了《中國的十二特點》或《中國十二絕》。3在安文思死後的第11年,即1688年,該書在法國巴黎出版,取名為《中國新誌》4,也被稱為《中國新史》。後來,《中國新誌》由克洛德·伯努(AbbéClaude Bernou)重新構架和整理,後被譯成法文,共有21章5,係統而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語言文化、政治製度、礦產資源、工匠技術、航運船舶、建築廟宇、民風民俗等諸多中國紀事,描述北京城約占1/4內容,尤其是對“中華諸物”的忠實描述與想象。 安文思在中國居住長達39年(其中29年在北京),對中國北京、四川以及沿海地區十分熟悉。所謂“新誌”或“新史”是以安文思的這部著作為標誌,意在指歐洲漢學研究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即從傳統的“獵奇性”或“想象性”敘事轉向為科學的“證實性”描述階段。1688年,法國向中國派遣5名“皇家數學家”或“國王數學家”抵達北京,這一年也標誌著西方傳教士來華從事傳教活動以及漢學研究走向了新階段。因此,1688年與《中國新誌》是歐洲傳教士對“中華帝國”想象以及“歐洲漢學”研究走向新階段的標誌。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擬以安文思的《中國新誌》為研究對象,聚焦作品中對“中華諸物”的“真實描述”與“敏感想象”的剖析,透視作品以及傳教士對“中華帝國”形象的構建,以期展示西方傳教士對中華帝國的跨文化想象及其深遠影響。 二 對諸物及技術的描述 從馬可·波羅開始,對中華“物的描述”已然成為傳教士觀察中國的習慣性路徑。與馬可·波羅的描寫不同的是,安文思或為歐洲民眾提供了最為忠實而真切的中華帝國諸物及其技術知識新譜係。
(一)對諸物的描述在《中國新誌》或“中國十二絕”的描述中,直接描述“中華諸物”共有9章內容,其他章節也都有附帶“中華諸物”的敘事。安文思在“非凡勤勉的民族”(第8章)裏,首先用了一句中國俗語:“中國無遺物”導入他的描述。在他看來,即在中國是沒有一件可以丟棄之物,不管它有多麽的細微,都有該物的特殊用場。《中國新誌》涉及的“中華諸物”繁多,譬如有廟宇、建築、園林、瓷器、造紙、印刷術、火藥、絲綢、燈籠、金銀器、茶葉、玉石、大炮、船舶、白蠟、計時器、鍾表等,近乎涉及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以及皇家生活的每一物件。但總的說來,主要有土木建築、航運船舶、宮殿廟宇、匠作工藝四大類別,即為“吃穿住行”之諸物。 第一,對白絲的描述。絲綢是來華傳教士著述中的重要描述對象,但安文思對絲綢的描述是較為細致和全麵的。或者說,《中國新誌》的中國描述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新誌》這樣描述:“大家都知道全中國生產的絲又好又多。古人根據所知信息,把中國稱作絲國,今人則從經驗得知,所以亞洲和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通過商隊和大量船隻裝載中國的生絲和熟絲。由於這種絲的產量很大,絲織品甚多,其數量之大令人難以置信,既有素花的也有交織金銀的,看來頗為豐富。全國人民都穿絲綢。王侯、王子、貴人及其仆人、太監、曼達林、文人、富人及所有婦女和四分之一的男人,都穿絲綢衣服,上層和最下層的人全一樣,而且在朝廷很普遍,就連給主子牽馬的腳夫都身著錦緞。人們僅從我們所述的給皇帝運送服裝、絲綢的船就有三百六十五艘,即知絲綢的豐富是難以形容的。僅從南京和浙江省每年往朝廷的不僅有各種顏色的紗、錦緞、花緞和天鵝絨,還有供皇帝、皇後、王子及宮中嬪妃穿的華麗值錢的衣裳。此外再加上其他省份向皇帝進貢的幾十萬磅生絲和熟絲。”6在此,安文思詳細地再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絲國”景觀,而且描述了兩個龐大的運輸生絲和熟絲的“隊伍”,即“亞歐商隊”和“朝廷進貢”。由於安文思在北京居住的時間很長,因此,他對皇宮裏的皇親國戚以及仆人太監之絲綢服飾描述細致入微,包括穿著絲綢的群體、品質、類型、數量、來源等,已然真實建構出一個“東方絲國”的帝國形象。 相比較之下,其他傳教士對“絲國”的描述則較為籠統或簡單的。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描述:“我也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Serica regio)的國度,因為在遠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麽富產絲綢,以致不僅那個國度的居民無論貧富都穿絲著綢,而且還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遙遠的地方。”7曾德昭《大中國誌》中描述:“論富庶它超過其他許多省,(浙江省)可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產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產自該省。”8很明顯,利瑪竇、曾德昭等傳教士對中國絲綢隻是“印象式”的描述。 第二,對蠟的描述。蠟蟲、蜂和蠶是中國的三大養殖昆蟲,由此製作的白蠟、蜜糖和蠶絲也是中國的特色產品。安文思對中國“白蠟”的描述是全新的,即在他之前的傳教士除了金尼閣和湯執中之外,似乎沒有接觸過中國白蠟,也沒有相關的描述。《中國新誌》這樣描述:“中國的白絲和蠟值得一提。前者是世上最好的,後者不僅最好,而且獨特,除中國外別國尚未發現。”9“中國的蠟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幹淨和最白的;盡管它不像歐洲的蜂蠟那樣普通,仍然足以供應皇帝及宮廷之用,也供應貴人、王侯、在職的曼達林、文人及富人。它在好幾個省都有發現,但湖廣省最豐富、最白且最漂亮。”10可見,安文思是在比較歐洲“蜂蠟”(黃蠟)的基礎上來描述“中國蠟”的。安文思指出了這種白蠟在中國主要在上層社會被使用,其來源也較為廣泛,但湖廣地區品質最為優良。“白蠟”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黃蠟的另一種昆蟲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就記載了中國南方的“蠟農”以及采製方法。《中國新誌》也記載了當時北京城的“蠟農”,指出:“僅在北京城,就有一千多戶人家,他們沒有正當職業,隻靠出售取火盒的火柴及做蠟燭的蠟為生。”111651年,利瑪竇和金尼閣在述及中國東南各省取“白蠟”的事情,他說:“除了從蜂取蠟外,他們還有一種更好的蠟,更透明、不那麽粘、燒起來火焰更亮。這種蠟是從養在一種專用樹上的小蠕蟲得到的。”12這裏的“小蠕蟲”,即寄生在樹上的“蠟蟲”。通過利瑪竇、金尼閣和安文思的介紹,歐洲人由此知道了中國白蠟。1741年1月15日,湯執中(Pierre Le Chérond d'Incarville)給若弗魯瓦的信中提及白蠟製作,並主張引進中國白蠟樹。131872年,李希霍芬在四川將白蠟送至英國以供研究。1848年,沙畹將白蠟特定名為“中國蠟”14。白蠟是中國人民利用昆蟲生產照明以及其他用途產品的一大發現,18世紀的歐洲民眾已經普遍使用和製作中國白蠟。徐光啟《農政全書》詳細記載了“種女貞取白蠟”15的過程。在明末,江浙一帶始養白蠟蟲,白蠟也是18世紀全球絲路貿易中比較珍貴的商品。16 第三,對皇城及公共建築的描述。安文思眼中的北京皇城是一個繁榮的“世界都市”。除了對宮廷皇家禮儀以及生活方式之描述外,安文思大量“白描”了皇城建築的雄偉與壯麗。在安文思的筆下,這座“烏托邦式的帝都”成為歐洲民眾向往的典範。安文思在“皇城的二十座宮殿”(第18章)中對中國宮廷建築驚歎不已,“其宏偉富麗令人讚歎和起敬。……但在你到達這座禦殿之前,必須穿過與階梯相接的五座橋,越過一條盛滿水的深塹。每座橋都用欄杆、扶手、柱子、牆柱和方形基座加以美飾,有獅子和其他裝飾品,都用非常精致和潔白的大理石製成。……全部使用極精致的大理石,價格昂貴”17。安文思對禦殿的階梯、橋梁、深塹、欄杆、扶手、柱子、牆柱、石獅等刻畫的細致入微,著實使人驚歎與起敬。安文思不僅對皇家建築的客觀描述,還對皇家的建築哲學與建築美學感到“疑惑”。他說:“我們還注意到另一件與這個禦殿有關的事,那就是房屋以及皇帝使用的瓷器、家具和其他物品通常都繪上或繡上龍。皇帝居住的建築物同樣在名稱、數字或其他方麵與天有某種相似。所以,這座宮殿叫作九天,而非十一天,因為中國人從不承認它在皇宮最外層之外。”18顯然,安文思對中國龍文化以及宮殿的數字哲學感到好奇。安文思還對公共工程和大建築物的描述懷著“驚奇”的目光,他在“中國人的土木工程和建築,特別是大運河”(第7章)寫道:“據我的看法,中國的公共工程和大建築物,在數量和規模上都超過我們所知道的其他國家。王公和大曼達林的宮室看起來像城鎮,富豪的私人宅第則像許多宮殿。……這條運河有些地方經過城鎮中間,有些地方沿城牆而過。……當然這是十分偉大的工程成就,雖然另外一千一百四十五個皇家旅舍的建築也不遜色於它。此外,幾千座堡以及橫亙在中國北方的五百裏格的長城更讓人驚奇。”19在此,安文思對公共工程和大建築物的描述的讚譽與驚奇顯露無遺。實際上,西方人對中國皇家建築的描述一直有他們的偏向。馬可·波羅曾描述元大都的宮殿建築:“在這個六公裏半的圍場裏,聳立著大汗巍峨的宮殿。其寬廣的程度,前所未聞。……城牆的外邊裝有美麗的柱墩和欄杆,允許人們來往接近。大殿和房間的各方都飾以雕刻和鎦金的龍、各種飛禽走獸圖、武士雕像以及戰爭的藝術作品,屋頂和梁上雕梁畫棟,金碧輝煌,琳琅滿目。”20作品諸如此類的描述筆墨較多,《馬可·波羅遊記》中出現最多的詞匯如“宏偉壯麗”“富麗堂皇”“龐大漂亮”等,充分展現出馬可·波羅對中國建築的驚奇、讚譽與欣賞。不過,利瑪竇和金尼閣認為:“從房屋的風格和耐久性看,中國建築在各方麵都遜於歐洲。……中國人的這種性格使得他們不可能欣賞表現在我們的公私建築中的那種富麗堂皇,甚至不相信我們告訴他們的有關情況。”21顯然,他們是基於歐洲石構建築的立場,沒有看到中國木構建築的富麗。同樣,曾德昭《大中國誌》也指出中國的建築不如西方的華麗,他說:“他們的住房不如我們的華麗和耐用,不過因設計良好而便於居住,整潔舒適。”22相比較之下,安文思對中國皇家建築的描繪是忠實的。 第四,對船舶體係的描述。安文思對“中國人的船舶”(第9章)的描述十分細致,既有民間船舶體係,又有皇家船舶體係。在民間體係層麵,《中國新誌》記載:“中國有兩個王國,一在水上,一在陸地,好像有許多威尼斯城。這些船是船主當房屋使用的。他們在船上做飯,生於斯、養於斯、死於斯;船上有他們的犬、貓,還有豬、鴨、鵝。”23安文思對中國水上交通和貿易表示驚奇,他說:“這個國家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其景象之可觀,真使人驚奇。一個異邦人傍晚來到某個港口,會看見水上有一座船舶的城,同時也會看見陸上有另一座房屋的城。那些早出晚歸的人,不得不乘帆船或槳船在兩岸停靠的船隻中間航行幾個鍾頭。再者,某些港口生意興隆,一個人需要半天,有時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穿過城鎮前的船隻。”24安文思對港口船舶的描述,再現了17世紀中國港口貿易的盛況。在皇家體係層麵,安文思也細致地描述了“皇家船”體係,有艚船、糧船、龍衣船、蘭舟四類:“有的屬於皇帝,有的屬於曼達林,有的屬於商人,有的是百姓的。屬於皇帝的船中,有一種他們稱作艚船(So Chuen),是用來送官吏上任及返鄉用的。這類船像我們的加拉維(Caravels),但船高且繪彩,特別是曼達林住的船艙,好像是為公眾儀式而修蓋的房屋,不像一般貨船(Hoy Chuen)船艙。還有一種糧船(Leam chuen),即是說,它們是派往各省把糧食運回朝廷的船,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艘。……這類糧船比前一種艚船要小,不過他們把前船樓、後甲板及中央的廳室造得極像曼達林的船。皇帝的第三種船叫作龍衣船(Lum y chuen),即運送衣裳、絲綢、紗緞到皇宮的船。船的數目和一年的日子一般多,即三百六十五。……最後還有一種叫作蘭舟(Lam chuen),與別的船相比則很輕很小,它的長度和寬度差不多一樣。這類船供文人及其他富人和有地位的人往返於京城時使用。它上麵有一間漂亮的艙房,床、桌、椅都有,你可以在那裏睡覺、吃飯、學習並接待來訪者,其方便一如你在家中。船頭屬於水手、船夫,船主及他的妻兒住在船尾,他們還為租船的人做飯。這最後一類船,有幾種不同的形狀,私人的船隻之多幾乎難以計算。”25可見,安文思對皇家的艚船、糧船、龍衣船、蘭舟等船舶的樣貌、陳設和功能的描述十分細致和詳盡,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相比較之下,馬可·波羅和門多薩的描述是“意象性的”,馬可·波羅這樣描述:“(永定河)河上舟楫往來,船帆如織。它們運載著大批的商品。”26又說:“由於九江市瀕臨江邊(長江),所以它的船舶非常之多。”27再譬如描述淮安港“所以過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28,描述沱江港“河中船舶舟楫如蟻,運載著大宗的商品,來往於這個城市”29,描述泉州港“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船舶裝載商品後,運到蠻子省各地銷售”30,等等。門多薩認為中華帝國的船隻式樣多得驚人,在《中華大帝國史》中記載:“有出海的船,也有行駛江河的船,很多很大。”31可見,馬可·波羅和門多薩對船舶的意象描述是“概述式”的,很難與安文思對中國船舶的體係性細致描述相比。
(二)對諸物技術的驚歎通覽《中國新誌》全篇,安文思對“中華技術物”的描述最為突出的是關於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技術、扁擔技術、製香技術和製炮技術。
第一,造紙、印刷和火藥技術。安文思認為亞洲人富有大智慧,並肯定了中國人在發明創造方麵是優於其他民族的。他在“中國人的智慧和他們的主要典籍”中寫道:“古人告訴我們,亞洲人賦有大智。如果他們有關於中國的知識,他們就會更加堅持自己的看法。因為,如果說最快和最易做出最好發明的人,可以說中國人是比其他人更精明和聰慧的,中國人應當被視為優於其他民族,他們首先發明了文字、紙、印刷術、火藥和精美的瓷器。”32顯然,安文思指出了中國的文字、紙、印刷術、火藥和瓷器的發明是世界首創。關於印刷術,其他傳教士的著述也有所提及。利瑪竇認為:“中國使用印刷術的日期比人們規定的歐洲印刷術開始的時期,即大約1405年,要略早一些。”33曾德昭也介紹了中國的印刷術:“就印刷術來說,看來中國的發明比其他國家早,因為按他們史書的記載,他們使用印刷術已有1600年,但(如我在前麵所說)它不像我們歐洲的。”34曾德昭在此明確指出中國使用印刷術已有1600年。實際上,中國宋代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要比德國人古騰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要早400多年。
第二,中國扁擔及挑夫技術。安文思對中國扁擔及其挑夫技術發明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這樣描述道:“他們搬運東西的發明也很奇特,因為他們不像我們那樣費大氣力搬運物品,而是用技術。例如:他們把要搬運的東西掛在繩或鉤上或放在籃筐內,然後把它掛在為此製作的一根扁平的木棒的兩端,用肩平衡地挑著走,重量就分別落在兩邊。這一發明十分方便,兩邊重量相當,搬運就更輕鬆。”35可見,當時的西方貨物搬運不比中國的省力與方便。在安文思以前的傳教士著述中,未發現描述中國扁擔技術。盡管扁擔技術在搬運貨物的時候更加輕鬆,但因人們的使用習慣不同,技術的傳播或被他人接受的過程是緩慢的。德國人利普斯(Julius E.Lips)在《事物的起源》中指出:“扁擔有非常古老的淵源。它是一根長的硬木,擔在頸上,兩端懸以重擔使之平衡。由於兩端重量必須相等,故使用兩個形狀大小一樣的水桶或兩捆一樣的重擔,最為合適。典型的扁擔起源地是在亞洲,但南美的發現者在這個大陸有些地方土著居民之中也曾發現此物。諾登舍爾德告訴我們,當西班牙人強迫印第安人背負重擔時,印第安人非常痛苦,他們習慣於以頸來擔。”36可見,來自亞洲的扁擔技術經過西班牙人傳播給南美,進而當地的印第安人才學會使用扁擔技術。
第三,製香技術。安文思對中國香文化與技術作了詳細描述,主要包括線香工藝、熏香、郊廟焚香、香燭製作、焚香計時等。《中國新誌》記載:“他們把一種樹木刮去皮,搗成粉,製成一種糊,揉成線和各種形狀的線香。有的用貴重木料製作,如檀香、沉香及其他香木,約一指長,富貴人家及文人在他們的寢室裏焚燒。還有其他價值低廉的,有數腕尺長,粗如鵝毛筆管,他們用來在浮屠或偶像前焚香。他們也把這種香當作蠟燭,為他們在夜間行走時照明。他們用特製的模子,把這些木粉線做成一樣大小的圓周線,然後在底部盤繞,減少底部的圈,直到它成為圓錐形,每圈本身增加直徑兩三掌寬,有時更多。而這種香,根據製作的大小,可燒一至三天,甚至我們發現在他們的一些廟裏可持續燒數十天。”37在此,安文思詳細介紹了中國線香的製作材料、工藝流程、品類品種、使用群體、價格類別、長短粗細、使用場所等。另外,安文思對中國的“更香計時器”的技術十分驚歎,並稱它是“中華民族驚人的創作”。在比較的視野,他說這種計時器要比西方的“勞魯鍾”簡單實用。他這樣描述:“中國人為了調準和區分夜間的時辰,還發明一種方法,成為該民族驚人的創作。……這些香像漁網,或像繞在錐體上的線,他們從中間懸掛,點燃下麵的香頭,火從那裏緩慢地沿著盤繞的木粉線燃燒,一般來說有五個標誌區別夜間的五個時辰。用這種方法測定時間,穩妥可靠,不致發生大錯。文人、旅行者及因事要準時起床的人,在標記上掛一樣小東西,指示他們要起床的時刻,當香火燃到這一點時,它就落在下麵的銅盤中,墜落聲把人驚醒。這個發明彌補了我們的勞魯鍾(Larum Watches)的缺點,它不但簡單實用而且很便宜,一個這樣的東西,可以用四到二十個鍾頭,價值不過三便士。然而裝有許多齒輪和其他機械的鍾表,價錢很貴,隻有有錢人才買得起。”38安文思所描述的“驚人的創作”,即為“更香計時器”,或為中國古代的“龍舟香漏”。香上有時辰標誌,每燒到一個標誌,標記上掛的“銅球”(“小東西”)落入銅盤中,即報鳴鬧時(“墜落聲把人驚醒”)。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也有對“更香計時器”的描述:“這個國家隻有少數幾種測時的儀器,他們所有的這幾種都是用水或火來進行測量的。用水的儀器,樣子像是個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儀器則是用香灰來測時的,有點像仿製我們用以濾灰的可以翻轉的爐格子。有幾種儀器用輪子製成,用一種戽鬥輪來操作,裏麵用砂代替水。”39這裏的“用水或火來進行測量的”測時器,即“沙漏計時器”和“更香計時器”,都是中國古代的“計時鍾”,它們不同於西方的機械擺鍾。據《明史·天文誌》記載,李天經曾上書曰:“輔臣光啟言定時之法:古有壺漏,近有輪鍾,二者皆由人力遷就,不如求端於日星。”40可見,壺漏、輪鍾之計時鍾是中國古代的發明,沙漏鍾41比歐洲的機械擺鍾早200多年。
第四,製炮技術。安文思在考察澳門之後發現中國製炮工藝技術發達,並認為中國銅錫資源豐富,匠作器皿昂貴。《中國新誌》記載:“中國有大量的銅、鐵、錫及其他各種金屬,特別是銅和錫,它們被用來製造大炮、無數的偶像、各種不同形狀的盤碟,其價值甚高。這些器皿中,有些因古老、在某個王朝生產或由某個匠人製作而身價倍增,盡管很普通而且粗糙,但仍價值幾百克朗,有時甚至上千克朗。澳門城確實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豐富金屬的證明。因為就在這個城裏,鑄造有許多大炮。這些大炮以其質量、龐大及工藝而備受稱羨,它們不僅用來保衛該城,也供應印度,甚至葡萄牙。而且,從全國大量通行的銅和錫錢幣可以判斷中國銅、錫之豐富。”42在此,安文思肯定了中國的合金技術,並認為中國的製炮技術“備受稱羨”,不僅保衛澳門城市,還出口印度與葡萄牙。曾德昭在《大中國誌》中也介紹了中國“火器”:“至於武器,我首先要說,中國很早就已使用火藥,他們擅長製造煙火,1年消耗的火藥,比現在5年用於軍火的還要多。看起來在古代他們更多地把火藥用於戰爭。因為甚至到今天,在南京城門及城的兩側,還看得見銅製大臼炮,即大炮。雖然炮身短,但製作卻很精良……但現在,中國官員找葡萄牙人在澳門製造了許多火器,滑膛槍開始進入中國,不過他們使用的一般武器是弓箭、矛和彎刀。1621年,澳門城送給皇帝三尊大炮做禮物,還有隨行的炮手,向他介紹使用的方法,在北京進行表演,使許多到場參觀發射的曼達林大為驚恐。”43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發明了火藥,並把這樣的技術傳給了歐洲。盡管曾經使用過大炮,但技術不如歐洲。因此,中國官員“找葡萄牙人在澳門製造了許多火器”。通過安文思和曾德昭關於“火器”的描述可以看出,1688年左右的澳門製炮技術已經明顯不同於早年了,從原來的“中國官員找葡萄牙人在澳門製造”,到了“這些大炮以其質量、龐大及工藝而備受稱羨”而供應印度和葡萄牙了。
概言之,安文思對“中華諸物”的細致描述以及對中華技術物的稱羨,展現了一個“中國無遺物”的帝國想象,再現了一個“非凡勤勉的民族”帝國形象。《中國新誌》不僅彰顯出中華工匠的勤勉、智慧與精神,還反映了安文思對“中華諸物”及其技術的稱讚,也反映了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華帝國形象。
三 想象路徑：“證實”與“跨文化敏感” “中華帝國”是歐洲文明體係中的“中國想象”。門多薩在1585年的《中華大帝國史》中建構的“中華帝國”,標誌著“中華帝國”的話語想象“第一次在西方的文本與文化中獲得了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44。與門多薩的描述與想象不同的是,安文思在1688年的《中國新誌》中用他身臨其境的“實錄風格”忠實地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帝國形象”:一個“古老的國家”“良好的政體”和“非凡勤勉的民族”的帝國形象在歐洲民眾心中誕生,該形象得益於安文思的證實性和敏感性的想象。
(一)“證實”的想象盡管17世紀中西方的對話與交流缺乏必要的“理解基礎”,但安文思在《中國新誌》中卻充分發揮“證實想象”的價值,旨在客觀忠實地對中華諸物及其文化展開接近想象、對比想象與因果想象。
第一,接近想象。安文思對“龍文化”的理解與想象,近乎膚淺,但也接近事實。《中國新誌》記載:“考慮到皇帝稱為天子,與他有關的一切,中國人都跟天上的事物聯係起來,如天、日、月、行星等。如龍衣,表示龍的衣裳。因為中國皇帝的標記是龍,有五個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無論用繪畫還是刺繡,都必須用龍做裝飾。所以,當你說龍眼——龍的眼睛,或龍衣——龍的衣裳,中國人都明白你說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裝。”45這裏安文思對中國皇帝被稱為“真龍天子”的解釋,他並沒有從圖騰、信仰等層麵展開想象,而是通過“第三人稱”的接近想象的方式描述的,即主要是基於“龍”與“皇帝”之間的“龍裝飾”的接近維度展開。但對於跨文化想象而言,這種想象相對是忠實的,並沒有帶有“否定”或“負麵”的想象情緒。相比較之下,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對中華諸物的想象是一種過濾性想象。譬如在“關於中國人的機械工藝”(I—4)中指出:“他們對油畫藝術以及在畫上利用透視的原理一無所知,結果他們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46顯然,利瑪竇對“中國繪畫”想象完全是一種基於“西方油畫”立場的過濾性批判。
第二,對比想象。對比想象是安文思想象中華諸物的常用方法,他在比較艾福特鍾和北京的鍾之大小後發現,北京的鍾是世界上最大的種。他說:“吉克爾神父在他的第十六卷《樂理》即《諧音和非諧音藝術》的第二章中,向我們肯定說,艾福特城(Erfort)邁耶斯(Mayence)的選帝侯(Elector)下麵的那口鍾不僅是歐洲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然而據我們親眼所見及在1667年我們所做的觀測,它比湯若望和南懷仁神父利用機械裝置安放在我們上述鍾樓上的鍾要小,當時震驚全朝。……這口鍾是北京城夜間用來警衛和報時的。我有把握斷言,歐洲沒有類似的鍾,它完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47實際上,這種“對比思維”是證實的,安文思基於實證的“比較”想象方法,或客觀反映出中華帝國形象。再譬如他說:“(在北京的皇宮內)宮廷鍾的大小如我在葡萄牙所見到的一樣,但聲音非常響亮、清脆和悅耳,與其說它是鍾,還不如說它是一種樂器。”48可見,安文思在“對比想象”中生成較為真實的他者形象。盡管對比想象能發現他者,但也可能產生對他者的誤讀與偏見。譬如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之“關於中國人的機械工藝”(I—4)中如是想象:“看起來他們在製造塑像方麵並不很成功,他們塑像僅僅遵循由眼睛所確定的對稱規則。這當然常常造成錯覺,使他們比例較大的作品出現顯明的缺點。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用大理石和黃銅和黏土製造巨大醜惡的怪物。”49很顯然,利瑪竇用西方的“雕塑”藝術與中國的“塑像”藝術作了一番“比較性想象”,簡單地認為中國塑像工“製造塑像方麵並不很成功”以及“比例較大的作品出現顯明的缺點”。或者說,利瑪竇全然不知中國的鑄像、彩像、塑像主要采用的是一種表現主義技術,重在“表意”,追求一種“形神兼備”的美學境界,並非如歐洲雕塑采用的寫實主義技巧,追求科學和理性的逼真效果。在中國樂器層麵,利瑪竇這樣想象:“中國音樂的全部藝術似乎隻在於產生一種單調的節拍,因為他們一點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組合起來可以產生變奏與和聲。然而他們自己非常誇耀他們的音樂,但對於外國人來說,它卻隻是嘈雜刺耳而已。”50很明顯,利瑪竇對中國樂器及其文化的批判是基於西洋樂器體係的想象,並沒有領略中國樂器悠久的曆史及其文化。
第三,因果想象。安文思在“中國人的船舶”(第9章)中以實地考察的情況來說明“世界上肯定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遼闊和交通便利”這一看法:“1642年5月4日,我離開浙江省省城杭州,同年8月28日到達四川省省會成都。在這四個月的旅程中,我航行了四百裏格的水路,把河流轉彎抹角都算上了,其中有整整一個月我在兩條不同的河上航行,另三個月我一直航行在那條大江即所謂的揚子江上。在這乏味的水路旅行期間,我每天都遇到大量的編紮在一起的各類木材,如果全部捆在一起可以造一座足可以讓人走幾天的橋。乘這種用木材編紮的木排隨水漂流到岸邊,要用一個多時辰,有時半天。原來中國最富有的商人是鹽商和木材商,別的商品都沒有這麽大的利潤。這種木材在四川省砍伐,他們把木頭運到大江的岸上,再運往全國各地。”51在此,安文思因為看到了揚子江上的漂流“大量的編紮在一起的各類木材”,所以想象出中國最富有的商人是木材商等。這種“因果想象”在《中國新誌》是較多的,也是安文思描述中國的有效書寫方法。再譬如安文思說:“在山區發現大量金子,不僅拿來鑄幣及購買東西,而且它本身也是商品。因此在澳門流行一句中國的諺語:‘錢是血,金是貨。’說到錢,現今這個國家已延續了四千五百年,他們對錢的貪求,為得到錢所做的努力,一點兒不比古人少。所以中國人積累的錢財,其數量之巨大,令人難以置信。”52這裏安文思指出,因中國的“航行便利和物產豐富”,所以想象性認為“中國人積累的錢財,其數量之巨大,令人難以置信”。
(二)“跨文化敏感”的想象盡管安文思對中國的想象是基於考察和證實的路徑完成的,體現出17世紀西方理性精神在著述中的轉移,但他和其他傳教士一樣無法避免的是基於歐洲文明體係下的中國想象,展示出一種他者想象的“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53
第一,優越與傲慢的想象。安文思對中國“異教徒”的立場是矛盾的,他既承認中國“特別宏偉和優越”,也表示憐憫又值得原諒,但又指出他們的愚蠢的幻覺和無比的傲慢。他在“中國的古代及中國人對此的高見”(第3章)中說道:“當我和有知識之人談論基督教及歐洲的科學時,他們問我,我們有無他們的書籍,我回答說沒有。他們都驚異地揮動著手表示反感,稱:‘如果你們歐洲沒有我們的書籍和著作,你們能有什麽學識和科學呢?’不管怎樣,這些異教徒既值得憐憫又值得原諒,因為,難以想象的是,不管是大賢人和有學識的人,還是平民百姓,都抱有這個帝國所持有的偏見。的確,除了我們的天性一直使我們重視我們自己及一切屬於我們的東西,這個國家的特別宏偉和優越,也大大促使中國人思想中充滿愚蠢的幻覺和無比的傲慢。”54在安文思筆下,他的描述與想象是無法脫離基督教文明的,以至於他認為“異教徒既值得憐憫又值得原諒”,想象出中華帝國民眾的偏見,並認為“中國人思想中充滿愚蠢的幻覺和無比的傲慢”是來自中國“國家的特別宏偉和優越”。
第二,勒索財禮與盤剝腐敗的想象。安文思基於羅馬俗語“萬物均可出售”,想象中國官場之腐敗,對清廷六部閣老大臣的醜惡嘴臉予以抨擊,並對飽受官員層層盤剝的百姓表示同情。他說:“你很少在歐洲聽說送五百或一千克朗(Crowns)的禮物,但在中國,送一千甚至送一萬至四萬克朗的禮,都是尋常之事。的確,在全國,特別是在京城,禮物和宴樂要花上幾百萬克朗。每天都看得見古代有關羅馬的說法:萬物均可出售。一城或一鎮的官職,想得到的人,無不花幾千克朗,有時甚至兩三萬克朗,按比例給予大小官員。一省的總督即州長,在得到正式任命前,得付出兩三萬甚至六七萬克朗。而這種錢,皇帝一丁點兒都沒收到,他根本不知道這種醜行——這些往往都是國家的大臣、閣老,即國之參議、朝廷的六部官員幹的。他們私下把官職賣給總督和各省的大曼達林。相應地,各省的總督為補償自己的損失,又向地方和城市的長官勒索財禮,後者再從村鎮的官吏那裏得到報償。”55在這段文字中,安文思對清朝官場的腐敗予關注,對“買官賣官”的腐敗現象展開想象,指責清廷長官勒索財禮之現象。對中國官員的勒索盤剝的想象,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也有這樣想象:“這在他們為官員們做活時似乎特別看得明顯,因為官員們根本不管所買物件的實際價值而隻憑一時好惡向工匠付錢。”56實際上,明代的工匠製度和工匠生產是很複雜的,也是利瑪竇所不能想象的。對於皇家“輪班匠”而言,工匠的勞作基本上由皇家決定,皇家具有嚴格的質量監管製度。對於“雇傭工”來說,享有“月糧”或“月奉”,也絕非“隻憑一時好惡向工匠付錢”。
第三,虛榮與氣派的想象。安文思對“萬”和“九”的中國“數字哲學”的理解,盡管在“走訪實證”中得到“經驗知識”,但對“皇家氣派”的理解指向中國人的“虛榮心和傲氣”,顯然是“他者想象”的臆測。他說:“它們(糧船)是派往各省把糧食運回朝廷的船,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艘。我經常打聽,想知道為什麽不再加一艘湊足一萬之數,但我的詢問始終沒有結果。直到幾年以後,當我進一步了解這個民族的風俗習慣,方做出對其原因的有趣推測:‘一萬’僅有兩個中國字‘一(y)’和‘萬(van)’,它絲毫不表示雄偉壯麗,既不表現在書寫上,也不表現在讀音上,其結果不足以用來體現皇船之多。因此他們從‘一萬’中減去‘一’,變成一個堂皇氣派的數字,更宜於迎合他們的虛榮心和傲氣,稱之為九千九百九十九,與他們喜歡的數字·‘九’一致。”57從這段文字的描述中可見,安文思無法理解“九象征天”的文化寓意,以至於他認為“九”是堂皇氣派的數字,是當時的中國人虛榮心和傲氣的體現。
第四,科學無知與道德哲學的想象。安文思盡管站在17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之科學發展的立場批評中國對科學的無知,但他十分肯定中國的道德哲學。他說:“盡管他們因缺乏與其他人民的交流而對許多科學無知,但他們擅長道德哲學,在極大程度上他們獨立致力於此項研究。他們才思敏捷,所以在閱讀我神父撰寫的書籍時容易理解,盡管這些書涉及數學、哲學及神學方麵最微妙和最困難的問題。或許有人不願相信我的話,但我敢向他們保證,最明確不過的是,我知道有些信仰基督教的文人,還有異教徒,他們曾讀過利類思神父翻譯的《聖托馬斯》的第一部分,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況下,我們發現他們在談話中已懂得有關神和三位一體的問題。”58顯然,在安文思看來,中國的道德哲學對於理解基督教神學是有益處的。不過,安文思之前的利瑪竇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並不這樣認為:“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麵他們由於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塗了。”59實際上,無論是安文思對中國道德哲學的部分肯定,還是利瑪竇對中國道德哲學的“負麵建構”,都是一種膚淺的想象,或無法理解中國道德哲學。
簡言之,上述安文思的中國想象既有驚訝、驚歎的讚賞,又有敏感、臆測的想象。歐洲文明映照下的“中華帝國”,被帶入全新的跨文化視角的“他者想象”,既充分顯示出歐洲傳教士與中國文化達成的“表麵共識”60,也隱含著中西雙方交流與對話因“缺乏共同基礎”而出現的跨文化敏感想象的困境。
四 結語 安文思的《中國新誌》對“中華諸物”的描述以及“中華帝國”的想象,成為17世紀中國文化對歐洲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中國新誌》為當時歐洲“中國風”的形成提供了最為權威的實物參照係之一。早期歐洲民眾往往通過來華傳教士的書信、劄記、遊記和著述來獲取中國知識,《中國新誌》因“中國新史,包含對那個東方王國最精細的特別描述”(1688版英譯名)而名冠歐洲漢學界。英國學者高度評價了《中國新誌》的價值:“紐霍夫(Nieuhof)和安文思的著作以其對事物報道的精確性和忠實性是值得將其視為‘中國觀察’之榮耀的。紐霍夫是從巴達維亞派往北京的使團的一個秘書,安文思則是一位在中國許多省份生活了30多年的傳教士,他更正了以前(耶穌會士漢學)作品中的許多錯誤,彌補了其中的不足。……可算是原創的經典之作。”61當歐洲人從分享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到安文思《中國新誌》的中華知識的時候,歐洲人對中國的直覺認知與跨文化想象進一步地從“詩意想象”轉型到“精確想象”,以至於中國的生活情調、審美誌趣與物質消費被這種精確的想象“移植”到歐洲民眾的生活世界,進而最終促成了歐洲的“中國風格”的誕生。在歐洲國家談論“中國風格”時,沒有人會忘記門多薩和安文思的著述,他們的著述為歐洲“中國風格”的流行起到了“中華諸物”知識準備的作用。另外,《中國新誌》在促進中西技術文化交流與對話方麵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技術文化的交流方式是多樣的,實物交流與著述交流都能促進世界技術的互動與交流。安文思在《中國新誌》中介紹中國技術物,給歐洲民眾了解中國技術文化提供了窗口;同時,他從葡萄牙帶來的望遠鏡等西洋奇器對西方技術在中國的傳播也作出了貢獻。安文思去世後,康熙帝在悼文說道:“諭今聞安文思病故,念彼當日在世祖章皇帝時,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況彼從海外而來,曆年甚久,其人質樸夙著,雖負病在身,本期愈治痊可,不意長逝,朕心傷憫,特賜銀二百兩、大緞十匹,以示朕不忘遠臣之意。特諭!”62這也反映了安文思在中西造物文化或技術文化上的貢獻。
《中國新誌》對中華諸物的忠實描寫為歐洲民眾提供了了解中國知識的參照係之一,對“中華帝國”描述與敏感想象既確證了17世紀歐洲文明的現狀以及對中華知識的渴求,又展示了歐洲人對“中華帝國”形象的建構立場與想象路徑。然而,《中國新誌》對“中華諸物”的想象是建立在歐洲文明體係中的“他者想象”,並實現了從“中華諸物想象”到“中華帝國想象”的蛻變,不僅創生了“中華帝國”的他者話語體係,還在跨文化視角的“他者想象”中服務於建構與發展自身的歐洲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