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從曾在中國做記者的新執行主編說起，萬字長文揭開《紐約時報》媒體帝國內幕
媒體與出版 April 21, 2022
Shawn McCreesh在《紐約》雜誌旗下的Intelligencer網站發表文章，介紹了《紐約時報》的新主編約瑟夫·卡恩。卡恩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新聞界擁有卓越的成就，他謙遜而低調，在推特上的粉絲僅有數千人，在過去20年裏，《紐約時報》已經換了四位主編，新上任的卡恩對《紐約時報》有著怎樣的願景？
約瑟夫·卡恩，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PC）年度頒獎晚宴視頻截圖
出版《五角大樓文件》的《紐約時報》編輯亞伯·羅森塔爾曾經說過，通往執行總編輯辦公室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踩著其他10個想得到這份工作的人燒傷或殘缺的屍體。因此，我找到了《紐約時報》的新任掌門人約瑟夫·卡恩（Joseph Kahn），問他是幹掉了哪些人才來坐上這個位置的。
他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說道：“我沒有幹掉任何人。”
上周五下午，就在宣布他登上新聞業鐵王座的前幾天，我們坐在空蕩蕩的新聞室高處的一間會議室裏。他說：“事實是，我們正處於一個有點不同的時代，過去的一些過渡確實很坎坷，領導層的變化也很突然。我覺得我們將來的領導層換屆會比較平穩。”
坎坷？在過去20年裏，《紐約時報》有過四位執行編輯，其中兩位，豪爾·雷恩斯（2001年至2003年）和吉爾·艾布拉姆森（2011年至2014年）堅持了不到三年，在失去蘇茲伯格家族（《紐約時報》所有者）的信任後，在公眾麵前自毀形象。
卡恩會覺得緊張嗎？他告訴我：“我很緊張，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我會自毀，而是因為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時刻，管理一個如此規模和雄心勃勃的新聞編輯室是一項巨大的責任。”
在艾布拉姆森之後，迪安·巴奎特於2014年接任，成為《紐約時報》現代史上最受歡迎的執行主編之一。卡恩不是舞會國王（注：指在學校畢業舞會上推選出來的國王，形容比較高調矚目的人），但沒有人對紐約時報的經營者選擇他感到非常驚訝。他是紐約時報內部人員，堅強、自律，對紐約時報的使命充滿敬意，他不可能有自我毀滅的想法。
卡恩把我領進電梯，走過擺放著報紙普利策獎得主照片的走廊，進入這個裝飾著老印刷機黑白照片的房間。雖然這個地方很荒涼，但紐約時報從來沒有這麽大過，它甚至都不能再被稱為一份報紙了。
紐約時報有大約5000名全職員工，它製作紀錄片和播客、新聞通訊和烹飪應用程序。它買下了播客公司Serial、體育網站The Athletic，自從它擁有了Wordle（一款網頁文字遊戲）之後，每天都消磨了你大量的時間。
57歲的卡恩身穿藍色POLO衫、灰色開衫和牛仔褲，身形修長，他說道：“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我做巴奎特的搭檔已經五年了，我看到了他在編輯紐約時報的過程中所麵臨的挑戰，因為我們受到很多審查，甚至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多。”
巴奎特是一個棘手的角色。他的出身（在自己家的新奧爾良餐館拖地，然後攀登美國新聞界的高峰，成為紐約時報第一位黑人編輯）再引人矚目不過了。他是一個經營者，一個喜歡被人喜歡的政治家。員工們認為他很酷。他穿Acne（一個奢侈品時尚品牌）的衣服，在華盛頓廣場公園抽雪茄，懂藝術和書籍，戴著精致的袖扣。他采訪過Jay-Z。
而卡恩是一個非常富有的波士頓人，可以說，他是紐約時報更有貴族氣質報社領導人的回歸。從表麵上看，他似乎更像比爾·凱勒，凱勒是雪佛龍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兒子，在雷恩斯和艾布拉姆森之間管理了八年的《紐約時報》。
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當時的股價還不如一份周日報紙的價格，墨西哥億萬富翁卡洛斯·斯利姆不得不貸款給公司2.5億美元來維持報紙運轉。(還記得《紐約郵報》刊登了一張小亞瑟·蘇茲伯格戴著墨西哥寬邊帽、黑眼圈的照片嗎？） 老一輩的《紐約時報》人還將卡恩與喬·萊利維爾德相提並論，萊利維爾德在雷恩斯之前擔任過主編，是個沒有魅力的聰明人（在雷恩斯自毀之後又短暫地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主編，雷恩斯在任時爆出該報年輕記者布萊爾剽竊、編造新聞的醜聞）。
安德魯·羅森塔爾曾在新聞編輯部擔任過高級職務，在2016年之前負責了9年的編輯部工作。他是亞伯·羅森塔爾的兒子，認識我上麵提到的所有編輯。
他說：“這是一份荒謬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做得很好，想要成為執行總編，你必須是個瘋子。順便說一下，這也包括我，因為我曾經向往過那份工作。”
那麽卡恩是個什麽樣的瘋子呢？他是一個在文學圈頗有地位的人，他會說普通話，花了多年時間在中國進行報道。自1998年以來，他一直在紐約時報，贏得過普利策獎，監督過各種機構轉型，但在一個以八卦為基礎的組織中，他仍然是個謎。他沒有明顯的怪癖，也不需要別人喜歡，除了他的聰明才智和卓越的成就以外，他並沒有什麽名氣。
哦，還有他的家族財富，他的父親共同創辦了辦公用品零售商Staples，這一直是紐約時報私下裏八卦的話題。他在北邊（加拿大）還有一個家。在疫情期間，他會在那裏參加Zoom會議，記者們不禁注意到他家現代主義風格的富麗堂皇。他住在第五大道下段的公寓樓裏，據說馬龍·白蘭度曾經住過。他和妻子香農（曾在世界銀行工作）把他們的兩個兒子送到了上城區的一所私立學校。
卡恩並不浮誇，但他確實喜歡高品位的東西，是大都會歌劇院開幕之夜的熟麵孔。他是一個葡萄酒愛好者，對勃艮第葡萄酒情有獨鍾，還是一家葡萄酒財團的成員，億萬富翁約瑟夫·裴也在其中。
卡恩還是Monkey Bar的投資者，這是一家俱樂部式餐廳，老板是《航空郵報》的編輯格雷登·卡特擁有。卡特告訴我：“我非常喜歡卡恩，他有一種安靜的智慧，你跟他第一次見麵時可能看不出來。”
這兩個人在“巴塞爾·沃爾特建築工作室”共用一個建築師。
羅森塔爾說，“我們稱他為《紐約時報》最聰明的人。”
這大概是一種讚美。我問一位與卡恩密切合作多年的編輯如何描述他，他說是“戰神金剛”（來自美國80年代超級流行的一部關於機器人戰士的動畫片）；另一位選擇了“自動機”。
一個和卡恩打過牌的人用的是“不動聲色的撲克臉”（指大牌的時候情緒穩定，不會因為臉部表情暴露信息），他說：“他把牌藏得很深，不冒大風險。”
在新聞會議上，卡恩很少發表意見，而這些會議往往是世界級的拍馬屁活動。
巴奎特（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他“將繼續留在紐約時報，領導一個令人興奮的新項目”）稱卡恩為他的合作夥伴，並說：“我們實際上住在離對方三個街區的地方。我們不是有意這麽安排的，但這很方便，他是我的朋友。我無法想象把這份工作交給在各方麵比他更適合的人。”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卡恩是否繼承了一顆定時炸彈，這個機構在發展新聞方法論的過程中，幹得是恰好，還是已經過頭了？
這個報紙要如何報道美國民主被侵蝕，同時又不會在無意中推動這種侵蝕？如何塑造國家最重要的新聞業務的公眾形象？這個新聞機構的內部因為這些問題而衝突不斷。
巴奎特說：“聽著，這很難。但是，我的天，很多人仍然想做主編，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它同時能夠帶來多大的樂趣，對吧？”
我問他，卡恩的任期會與他的任期會有什麽不同。巴奎特說：“當一個執行編輯真正坐在椅子上時，很難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麽樣的改變。卡恩有他自己的想法。”
卡恩1964年出生在波士頓。他的父親利奧·卡恩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其父母來自立陶宛。卡恩的中間名隻有一個F，沒有名字，據說他的父母希望他能擁有和肯尼迪一樣的中間名（肯尼迪總統的全名是John F. Kennedy，中間名也是一個F）。
喬·卡恩的母親是愛爾蘭人，在他10歲時死於乳腺癌，他的父親很快就再婚了。14歲時，卡恩就讀於米德爾塞克斯，這所著名的新英格蘭寄宿學校，當時的學生開玩笑說，這所學校隻把性放在了Saint Grottlesex（這個單詞天生帶有sex這個詞，除此以外學校表現得像是sex不存在）這個名字上。接下來他去了哈佛大學，他在那裏管理《哈佛克裏姆森報》。
在當年的一段采訪視頻中，年輕的卡恩穿著短褲，仍然滿頭頭發，說起話來好像他已經是這家報紙的執行編輯。當被問及他的“主要抱負”時，他鄭重地回答：“我希望嚐試一下新聞業，在一段時間內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不這樣做我無法感到高興。”
卡恩告訴我，他早期的新聞影響來自邁克爾·金斯利以及詹姆斯·法洛斯和大衛·哈爾伯斯塔姆的“詼諧、解釋性的風格”。格雷厄姆·格林激發了他成為一名外國記者的願望。卡恩還提到，他最喜歡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可敬的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
卡恩說：“我最終成為駐香港的外國記者，在香港做一名外國記者，這真的挺有趣。”
卡恩於1987年畢業，在《達拉斯晨報》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對勒卡雷的生活更感興趣，而不是本地新聞記者的生活，並認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回到哈佛大學攻讀東亞研究的碩士學位。他說：“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就對中國感興趣了。當我開始考慮我想做記者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想更多地了解它，理解中國。”
在天安門事件期間，他作為自由職業者去了中國，並說服他在達拉斯的前同事刊登他的故事。在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後，他被《新聞晨報》（Morning News）聘用，並以記者的身份從香港回到美國。1994年，他作為報道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小組成員，獲得了他人生中第一個普利策獎。
By Vladimir Babenko，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他回憶說：“中國在那個階段確實剛剛開放，正從一個長期閉關鎖國的狀態中走出來。”
在《新聞晨報》的時候，他被《華爾街日報》挖走，之後紐約時報又把他從華爾街日報挖走，然後他又回到了中國。
吉姆·亞德利是卡恩在中國的報道夥伴，現在是紐約時報的歐洲編輯（也是卡恩核心圈子的成員）。他說：“我想卡恩真的知道並感覺到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難向我們的美國觀眾解釋的信息，因為外國記者在選舉和戰爭中茁壯成長，而中國沒有這些。卡恩的直覺很準，他認為我們需要從大方向來看待這個問題，解釋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變化，解釋這如何與世界其他國家產生影響。”
兩人在中國各省之間來回奔波。卡恩也寫了各種豐富多彩的商業報道，以禮貌而崇高的語氣呈現了一個大時代的縮影。他報道了柬埔寨的停火協議，並在曼穀報道了一位變性踢拳手的故事。這位踢拳手告訴他：“不要被我的外表所迷惑，我的微笑已經傾倒了18個男孩。”
在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極其艱難的報道之後，政府逮捕了卡恩的研究員（注，這一般是指助理，因為很多駐中國的記者並不懂中文，隻能依賴中國助理），這位研究人員有可能在監獄裏度過三年。
卡恩說：“那次是在巨大的中國壓力下，為我們的記者辯護的一個考驗，紐約時報一直站在他和我們員工一邊。”
亞德利說，他清楚地記得，當研究員被釋放時，“卡恩如釋重負”。
看到中國如何對待他的研究人員，促使卡恩調查了這個國家的法律製度。卡恩曾經寫道：“中國的正義是迅速的，但並不確定”。他關於出生在山洞裏的法律牛虻，被稱為“老虎凳”的酷刑，以及礦區官員的報道，幫助兩人在2006年贏得了普利策獎。
大衛·巴爾博薩也是普利策獎得主，曾經是紐約時報的記者，與這兩人共事過，現在經營著《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他說：“吉姆和卡恩真是一對黃金搭檔，他們合作的那些年裏，兩個人都是非凡的。”
巴爾博薩說，卡恩總是“有驚人的消息來源，因為他同時是商業記者和政治記者。”
在中國時，卡恩遇到了後來與他結婚的香農·吳（Shannon Wu）。在我們長達一個小時的采訪中，在談到妻子的時候他表現得最活潑。
“關於她我說不完，”然後他坐直了一點，“香農自2007年以來一直是我的夥伴。我們是在2002年我駐紮在北京的時候認識的。我們並沒有立即成為情侶，我們做了多年的朋友。實際上，我在那裏的時候她就已經離開了中國，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工作。因此，當我住在她家的時候，她就住在我家裏。不過，我們確實保持著聯係，幾年後，在某個時刻，我們走到了一起，並在2007年結婚。我們的大兒子在2008年出生，所以，你知道，從那時起，她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夥伴。”
他們有兩個兒子。
最終，卡恩麵臨著許多明星駐外記者都要麵對的兩難境地：是繼續寫作、還是成為新聞編輯部的領導者。卡恩說：“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輕鬆、很自然的決定。我需要主動選擇擺脫自己的節奏和駐外記者的自主權，以及報道大事件、挖掘它並思考企業報道的快感，就像吉姆和我在中國做的那樣，編輯別人寫的東西很難有這種代入感。”
但他發現了一個突破口。當時，紐約時報的海外分社是在印刷品優先的情況下由各種業務拚湊而成，沒有統一的工作方式。這家公司突然之間（幾乎是偶然性地）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聞網站之一。問題是該如何處理它。卡
恩說：“我覺得當時的《紐約時報》給人的感覺是，它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可以重塑它報道世界的方式。我感覺自己有一定的精力去思考這個問題，不僅是作為一個獨立的記者，而且更多的是從集體的角度思考我們如何能夠擴大我們的影響力。”
他很快就著手擴大和協調國外分社的工作。今天，倫敦分社有大約80名編輯員工，而首爾分社也在不斷擴大（許多人在2020年出名的安全法通過後就從香港搬了過來）。國際部現在是一台24小時運轉的機器，與卡恩最偉大、最得意的成就融為一體：那些方便智能手機連續滾動的“現場”（Live）簡報。
作為巴奎特的執行編輯，卡恩開始積極推動多個部門的新聞報道。巴奎特說：“這意味著每天都要有新的想法，每天都要來推動報道，而他在這方麵真的很出色。我想說的是，他和外國編輯一起，一直是我們對烏克蘭戰爭報道的領導者。”
直到去年秋天，我在紐約時報工作了四年，我總是對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的新聞報道感到敬畏，但也對那裏有多少時間花在糾結誰上位誰下台的問題上感到敬畏。
有關紐約時報的八卦是一種藝術形式，隻關心和考慮自己的心態也是，這導致了對其他人的漠視。像往常一樣，關於卡恩，這些精英真正想問的問題是，這跟我有什麽關係？
上周我打電話詢問卡恩的情況，有些人問我是否確定真的會是他，然後在下一秒就開始猜測，誰會是卡恩的下一任（如果他一直幹到65歲，那將是在2029年）。
與其他出版物不同，紐約時報不喜歡從外部世界招聘頂級編輯，其編輯應該來自大樓內部。每天早上在紐約時報第二頁上印有一個小方框，裏麵幾乎總是包含下一任編輯的名字。這是報頭，一個用墨水繪製的記分牌。
卡恩的情況是這樣的。2018年1月1日，小阿瑟·蘇茲伯格把公司交給了他37歲的兒子阿瑟·格雷格·蘇茲伯格（簡稱AG）。巴奎特時代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考慮到紐約時報的退休限製，執行編輯應在66歲之前離開，新任蘇茲伯格很快開始考慮，在巴奎特之後他要選擇誰。
阿瑟·格雷格·蘇茲伯格，紐約時報發行人
AG似乎有三個選擇。這位年輕的出版商，一位畢業於布朗大學的曼哈頓人，考慮了他的主要候選人。他們一個比一個白，受過的教育也是一個賽過一個。有克利福德·利維，他在普林斯頓上學。還有詹姆斯·貝內特，他上的是耶魯大學。還有一個就是卡恩，一個哈佛人。卡恩一直是領跑者，但蘇爾茨貝格家族喜歡有選擇，因為紐約時報的事情總有出錯的時候。
在這些人的下麵和旁邊，一個新的、更加多樣化的階層終於登場了。報頭上的其他名字都是令人尊敬的記者，但很少有蘇茲伯格家族的學生認為他們有機會參加這個比賽。畢竟，是巴奎特提拔和培養了利維和卡恩。兩年前，貝內特被趕出了報紙，然後出版商挑選了他的人。
現在，卡恩政權正在形成。本周晚些時候進行的報頭調整將會表明，報頭上的另外兩個名字，馬克·萊西和卡羅琳·萊恩，是新的負責人。如果他們的穀歌行程上有與你在樓下的沃爾夫岡餐廳喝一杯馬提尼的安排，那祝你好運。
雷恩斯曾寫道，紐約時報擠滿了“生活家、事業家、書呆子、時間服務器和無人機”。但是，也有一些高級教會的技術官僚。卡恩就是其中之一：受過良好的培訓、受膏者（聖經中對神選定或神喜悅的人舉行的儀式，預表這樣的人在未來能夠堪當大任）、現在被任命。
不過，正如他曾經描繪中國時所寫的那樣，在蘇茲伯格的王國裏，正義是迅速的，但並不總是肯定的。
問問貝內特就知道了。他在羅森塔爾之後負責評論版，在2020年夏天發表湯姆·科頓的專欄文章之前，他一直被當作卡恩的競爭對手。AG 曾授權貝內特征求和發表保守派的聲音。
科頓的專欄文章，支持用軍隊來平息在美國各城市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騷亂，緊接著，蘇茲伯格給員工發了一封信，說他相信“對各種意見開放的原則”。但隨著文章的爭論越來越熱，蘇茲伯格沒勇氣堅持了。他與貝內特翻臉，把他踢出了紐約時報。
各方都很憤怒，有些人對那篇專欄文章的內容感到憤怒，有些人對解雇科頓的行為感到憤怒。坐在紐約時報的會議室裏，我告訴卡恩，我不太明白他在這一切中的地位。當他的競爭對手發生內爆時，他是否置身事外？還是他為他的老板巴奎特或巴奎特的老板AG提供了建議？
卡恩回答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領導團隊的一部分，團隊與我們的員工一起管理這一問題的反應和產生的影響。”
他說，他相信這篇專欄文章所引發的激烈情緒，遠不止是文章本身的問題，“紐約時報有一種普遍的感覺，它必須在內部認真審視其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以及我們有什麽樣的場所工作，以及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開始在整個組織內招募更新、更多樣化的記者。”
當這一切發生時，我記得我參加了一個全公司的Zoom會議，其中一名員工問AG，如果巴奎特走了，另一個白人男性做了主編，怎麽指望他能駕馭這種問題。蘇茲伯格明顯被激怒了，他回答的基本意思是，他對這個問題及其含義都很反感。
我問卡恩，在那一刻，他腦子裏是否敲響了警鍾。
他說：“我不太記得這個問題和AG的回答。”
這似乎有點不太可能。
他說：“我認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很清楚，無論紐約時報的下一任領導人是誰，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文化，代表我們報道的國家和世界。我們需要有領導層和整個組織的記者，他們有經驗和背景，能夠全麵和有影響力地報道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如果沒有真實的、長期的對多樣性的承諾，也沒有讓多樣化員工感到滿意並認為能實現抱負的工作場所，你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這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整個新聞編輯部的工作，《紐約時報》的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會為了這個目標拚盡全力。”
我的朋友萊西記得有人向蘇茲伯格提出過這個問題。萊西說：“底線是，多樣化不僅僅是政治光譜，它是實際工作。它是關於雇用、發展、建立結構和對員工的信任。多樣化和所有事情都息息相關，我認為AG對卡恩感到非常放心，因為長期以來，卡恩在這方麵的成績很出色。”
萊西說，正是因為卡恩，才促成了“我在紐約時報有一個非常多樣、有趣的領導生涯，因為他相信我並幫助我成長”。
By Ajay Suresh from New York, NY, USA,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事情並沒有就此罷休。去年，資深的科學作家唐納德·麥克尼爾因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而被開除，他在討論一群富家子弟在時報讚助的南美實地考察中的露營軼事時，引用了“N”開頭的字（注，指對黑人的蔑稱）。就在麥克尼爾被解雇的同一個星期五，一位名叫安迪·米爾斯的音頻記者，因為很久以前在紐約時報工作以外的行為而被解雇。輿論作家巴裏·韋斯在一封公開信中對蘇茲伯格進行了抨擊，之後就迅速離開了。
右翼媒體和各地紐約時報的敵人對這種無休止的景象感到欣喜。這個地方不停地往外趕人，所有重要的新聞報道似乎成了人們最不關注的事情。被嚇壞了的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們組成的巡回小組聯合起來，給蘇茲伯格發電子郵件，請求他控製局麵。
大約在這個時候，一個曾在中國學習過的人評論說，這一切似乎與毛澤東主義的鬥爭會議很相似。卡恩有沒有產生過這樣的共鳴？他挑了挑眉：“呃，它並沒有以那種方式讓我產生共鳴。在那段時間裏，有很多非常坦率和情緒化的對話。對我來說，它不太像是‘毛澤東思想鬥爭會’。沒有人被強迫，你知道，自我坦白或類似的事情。”
紐約時報的工作人員仍然為頻繁走人事件耿耿於懷，他們希望卡恩能成為一個穩定的掌舵人。一位經常上報頭的記者在談到卡恩時說：“有一種感覺，這讓很多人非常高興，他不太願意放縱抱怨和行動主義不斷的呐喊，他對最近讓我們分心的新聞界文化戰爭的爆發沒什麽耐心。問題是，他是否能夠一直保持這種態度。”
我把這句話告訴了卡恩，並問道，那麽，他會嗎？他采取了外交式的回答，承認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紛爭不斷的時代，他將“繼續與員工辯論”，討論這個地方需要如何發展。他繼續說：“我非常關注這些辯論，我也確實致力於紐約時報的獨立使命。”
卡恩告訴我，他一直在努力“使紐約時報成為一個人們不必跑到Slack（注，一個商業公司常用的溝通工具）上去吐槽的地方”，而是有“他們可以去找的同事，知道他們的擔憂會被聽到。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對任何人的任何擔憂立即做出反應並立即同意，因為這裏的一些新聞價值意味著我們有時不得不對同事說‘不’。”
兩周前，巴奎宣布“重啟”紐約時報對推特的態度（即限製和規範員工在推特上的言論），這是他在新聞室管理方麵做出的最後一個重大決定。它基本意思是指示每個人，要麽成長，要麽退出。新聞編輯部的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受歡迎的信息，盡管有點遲。那
麽這條指示在實踐中會如何運作？像瑪吉·哈伯曼（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和CNN的政治分析員）或尼古拉斯·漢娜-瓊斯（美國調查記者，以報道美國的民權運動而聞名，紐約時報特約撰稿人），這些喜歡在推特上胡作非為的紐約時報明星真的能被約束住嗎？
我問卡恩（他自己的推特賬戶被可愛地命名為@nycscribe，截至4月18日——宣布升職的前一天隻有6772名粉絲），如果他很快發現一個更多產的推特用戶違反了“重啟”政策，他會怎麽做？
卡恩的推特頭像
他說：“顯然，我不會評論某個具體的記者，但廣義上講，首先我認為你是對的，那份信息遍受到好評，而且感覺很及時，我們自己的員工也有一點推特疲勞。”
他補充說，他會“提醒那些不遵守政策的人，不管是誰，我們都會認真對待。而且我們已經製定了定期的、持續的對話，與那些有時候會發一些‘也許不是那麽完全正確的推文’的員工，提醒他們‘也許你應該暫停一下’，或者‘也許你需要休息一下’。你知道，我們不是在命令任何人不準上推特。我們隻是想幫助人們進行調節。”
我第一次見到卡恩是在得梅因，就在疫情之前，當時紐約時報的記者大隊來到愛荷華州參加2020年的黨團會議。我和我當時的老板多德一起去的。我們租了一輛福特探險車，大小和城市公交車差不多，卡恩在從某個極無趣的聚會回來的路上跳上了車。
我開車帶著一行人穿過整個城市，然後把滾石樂隊的聲音調低了幾個檔次，並試圖讓卡恩透露一點辦公室八卦。
我們拋出了各種誘人的誘餌，但那家夥就是不上鉤。後來，在市中心萬豪酒店的超級碗派對上，每個人都開始放鬆下來。卡恩依然保持著矜持，不是冷漠，而是莊重和自持，這就是為什麽當他觀看夏奇拉和詹妮弗·洛佩茲的中場秀時，他臉上綻放孩子般笑容的樣子是如此有趣。
羅森塔爾說：“有一次，我對珍妮特·埃爾德說，我真的很喜歡卡恩，但他沒有幽默感，埃爾德是一位深受愛戴的報頭編輯，於2017年去世。她說，你要邀請卡恩去吃飯。我照做了。我們去了大樓裏的那個牛排店（沃爾夫岡餐廳），喝了馬提尼酒，真他媽的搞笑。他講的笑話我一個都不記得，他講起笑話來就像在跟人交談一樣。”
萊西和卡恩一起在外事部門工作時，就坐在卡恩旁邊，他說：”我隻記得他和他的孩子們說話時，他們能把他逗笑，所以這個非常嚴肅的知識分子也會傻笑。”
亞德利說，一旦你了解了卡恩，會發現他“完全是個有趣的人”。我問亞德利，他是否能想到任何他們兩人在截稿日期後喝醉的經曆，或許是一兩場精彩的酒吧鬥毆？或者任何頑皮的行為或任何形式的欲望。他說他什麽也想不起來。
卡恩的履曆中並非沒有瑕疵。
2020年12月，他麵臨著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機。他把報道恐怖主義的記者魯克米尼·卡裏馬奇作為他的明星之一。她是紐約時報大型《哈裏發》（Caliphate）播客係列的封麵人物，直到後來發現她是圍繞著一個虛假的ISIS人物建立了整個報道。
卡裏馬奇的報道方式有很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在《哈裏發》之前就存在了。記者們曾試圖警告卡恩和他的副手們，注意卡裏馬奇和他們所認為的她的粗暴行事方式，但無濟於事。
本·史密斯在媒體專欄中寫道，出色的戰地記者C.J.奇弗斯在這個問題上，“與卡恩發生了特別激烈的衝突”。熟悉情況的人說，卡恩沒有不理會同事們的警告，部分原因是他把他們的抱怨歸結為簡單的職業嫉妒，這種毒素在新聞編輯室的每一根血管中流淌。
這是卡恩的一個重大誤判，它引發了 “瘋狂小姐”（即朱迪思·米勒，紐約時報記者，早在1986年，她關於利比亞的一係列不實報道受到了譴責。15年後的2001年，米勒又因對基地組織和本·拉登的報導，而獲得普利策新聞獎。她關於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報道受到爭議）的可怕後果。她對美索不達米亞騙子和其他壞人的過度依賴，是紐約時報最終將美國推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政策災難的原因。
這就是當一個人擔任《紐約時報》的最高編輯時所麵臨的巨大風險。
亞伯·羅森塔爾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著名的“他保持了報紙的正確性”這句話。這一點現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做到，就像人們可能更難認同到底什麽是正直一樣。
紐約時報一直被自由派員工和用戶群拖向左翼。最近，它在一篇新聞報道的第24段中，報道了它如何“鑒定”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中的郵件緩存，從而招致了新一輪的批評。
對紐約時報來說，在選舉時幾乎沒有碰過類似的主題，在事件發生發生一年多之後，對大家都知道是真實的東西進行認證，這似乎有點太過誇張。
這台筆記本包含了更多有待挖掘的故事，選民們對拜登家族如何發家致富有合理的疑問。也許紐約時報在經曆了自由派訂閱用戶對其處理希拉裏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反擊後，時報感到傷痕累累。或者它不想被認為是在為魯迪·朱利安尼服務，朱利安尼後來吹噓他如何將筆記本電腦塞給了《紐約郵報》。
我向卡恩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問他是否可以誠實地回答，如果筆記本電腦屬於小唐納德·特朗普，報道的程度是否是一樣的。
卡恩堅持說：“我們當時確實報道了它，我們是根據當時知道的情況，或者說我們當時可以證實的情況，做出了一個有意識的決定，我們沒有大意宣傳，但我們確實報道了它。”
他繼續說：“我們仍在挖掘與亨特·拜登有關的一些問題，我們將像報道任何總統的兒子一樣報道亨特·拜登。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認為，有一個改變選舉的醜聞，而紐約時報卻沒有報道？我想我並不這麽認為。”
紐約時報因其報道特朗普的方式而不斷受到批評。右翼指責它加入了抵製特朗普的行列。左翼則抱怨它對特朗普的報道過於輕信，花了太多時間在餐館裏采訪他的選民。
如果特朗普真的再次參選，卡恩會如何指導第二輪的報道？
他告訴我說：“把整件事情徹底地報道出來，探尋第二輪選舉對國家和世界意味著什麽。仔細研究他安排的所有有影響力的人。理解那些希望他重新掌權的選民的動機或不滿。”
卡恩是否讚同後結構主義對“客觀性”的批判，即認為客觀本身就是一種錯覺？
卡恩說：“我堅信，紐約時報需要將新聞報道建立在深度報道、開放思想、好奇心和同理心的基礎上。沒有完美的中立，在有分歧的問題上默認“雙方”的框架可能是不夠的，而且會產生誤導。但是，新聞報道的過程需要客觀和透明，我們需要挑戰自己和讀者，了解所有的事實，探索更全麵的觀點。”
卡恩的標誌性成就之一是他塑造了紐約時報的“現場”（Live）頻道。如今，主屏幕經常被這些現場公告所占據，這些公告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短新聞組成，實時更新。
要把這些新聞拚湊起來很費勁，記者和編輯們為此抱怨不已，但“現場”簡報獲得了大量的點擊率，在國會山的重大時刻和烏克蘭問題上，這些簡報是無可比擬的。
卡恩告訴我，他相信這是紐約時報的未來。他說：“我們仍然處於開發和證明它的早期階段，但對我來說，這是我們的新聞專業知識最令人興奮的地方之一，隨著我們對它的完善，我認為你將感受到它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最終吸引人們在最大的故事發生時回到紐約時報，而不是說去看有限廣播電視。”
巴奎特說：“我希望人們理解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他認為，“現場使紐約時報與CNN展開了競爭”，並認為卡恩“將繼續朝這個方向推進。他在這個方向上有大量的創新，現在甚至很難讓人理解”。
在與卡恩會麵之前，我決定與這個星球上最了解紐約時報克裏姆林宮學的人會麵。
注：冷戰時期，由於前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信息高度封閉。為了研究這些國家的政治局勢，西方媒體不得不仔細從官方出版物、廣播電視、口號宣傳等各個途徑透露出來的領導人稱謂、排名、座次等等線索，尋找出政局變動的蛛絲馬跡。這門“手藝”被稱為“克裏姆林宮學”。
蓋伊·塔利斯穿著一件在巴黎淘到的橙色絲絨夾克，看上去很時髦，他說：“紐約時報真的是一個高尚的機構。”
他在公園大道上瑞吉酒吧（Regency bar）的一個包廂裏坐了下來，點了一杯丹桂馬提尼酒。
塔利斯說：“你在和紅衣主教們打交道。另一方麵，他們互相之間也是競爭對手。他們正在攀登，試圖登上巔峰，然後他們被誌同道合的人打了下來。”
在幫助發明新新聞主義之前，塔利斯是紐約時報的一名抄寫員和記者。1969年，他出版了《王國與權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這本書至今仍是關於紐約時報的經典之作，其中的許多描述至今仍能引起共鳴。但塔利斯對卡恩一無所知。我告訴他關於卡恩的富有程度。
塔利斯瞪大了雙眼，他很好奇卡恩會不會成為紐約時報曆史上第一個，比老板蘇茲伯格更有錢的主編。後來，當我把這件事告訴卡恩時，他笑了，並說：“塔利斯應該多做一些報道。那純粹是猜測。”
不過，如果說《王國與權力》能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啟示的話，那就是編輯們如果與蘇茲伯格家族過不去，就得自擔風險。
塔利斯告訴我：“像執行編輯或總編這樣的人，以及我們在報頭看到的所有名字，一直都在圍著火焰跳舞，他們可以默默無聞地跳下去，也可以生存一段時間，他們也許可以得到美譽，贏得各種獎項。但他們在地球上的時間是暫時的。他們在時報的時間是暫時的。他們永遠不可能擁有這家糖果店。這是羅森塔爾告訴我，‘我永遠不會擁有這家糖果店’。”
羅森塔爾的兒子安德魯說，“你必須提醒自己，這個地方的主人是一個可以隨意改變一切的家族。雖然他們通常不會這樣做，但他們可以。”
導致艾布拉姆森下台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她沒有進行適當的管理。艾布拉姆森在她最近的書中寫道：“我仍然不明白我當初所處的危機，我以為在雷恩斯失敗之後，出版商不會再解雇他挑選的另一位總編。”
上周五我們在紐約時報的會議室見麵時，我向卡恩建議，報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似乎是演練如何對付滑頭的蘇茲伯格家族的好辦法。
他和善地笑了笑，但很快就嚴肅起來。他說：“這所以說這是新聞界最好的工作，因為我們有一個對新聞業深信不疑、關心並絕對致力於投資新聞業的家族。”
這話說得很像公司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