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談談美國為全世界提供經濟學家所說的 “全球公共產品” 的情況。首先，美國提供了安全保護傘，開創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其次，美國提供了美元和美國國債，這些儲備資產使得全球貿易和金融體係得以建立，支撐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繁榮的時代。
提供這兩樣東西對我們來說成本都很高。在國防方麵，我們身著軍裝的男女軍人冒著英勇的風險，讓我們的國家和世界更加安全，一代又一代地捍衛著我們的自由。我們對辛勤工作的美國民眾征收高額稅款，為全球安全提供資金。在金融方麵，美元的儲備功能導致了貨幣的持續扭曲，並且與其他國家不公平的貿易壁壘一起，造成了不可持續的貿易逆差。這些貿易逆差嚴重打擊了我們的製造業、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及其所在社區，卻隻是為了方便非美國民眾之間相互開展貿易。
我來解釋一下，我所說的 “儲備貨幣”，指的是美元的所有國際功能，包括私人儲蓄和貿易方麵的功能。我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當兩個不同國家的私人機構相互開展貿易時，由於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地位，交易通常以美元計價。這種貿易意味著儲蓄以美元證券的形式存在，通常是美國國債。因此，美國人不僅在為自己的和平與繁榮付出代價，也在為非美國人付出代價。
特朗普總統已經明確表示，他不會再容忍其他國家在國家安全或貿易方麵搭我們的便車，占我們的便宜。特朗普政府在執政的頭一百天裏，已經果斷采取行動，重新調整我們的國防和貿易關係，讓美國人處於更公平的境地。總統承諾要重建我們破敗的工業基礎，並爭取將美國工人和企業放在首位的貿易條件。
我是一名經濟學家，不是軍事戰略家，所以我會更多地談論貿易而不是國防，但這兩者是緊密相連的。為了說明其中的道理，想象有兩個外國，比如中國和巴西，它們相互開展貿易。這兩個國家的貨幣都缺乏可信度、流動性和可兌換性，這使得它們之間的貿易充滿挑戰。然而，因為它們可以用有美國國債支持的美元進行交易，所以它們能夠自由地相互貿易並實現繁榮。這種貿易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美國的軍事力量確保了我們的金融穩定以及我們借貸的可信度。我們不能把美國的軍事和金融主導地位視為理所當然；特朗普政府決心維護這些地位。
但我們的金融主導地位是有代價的。雖然對美元的需求確實使我們的借貸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但它也使貨幣市場一直處於扭曲狀態。這個過程給我們的企業和工人帶來了不應有的負擔，使他們的產品和勞動力在全球舞台上失去了競爭力，導致我們的製造業勞動力數量自峰值以來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並且我們在世界製造業產出中的份額下降了 40%。
我們需要能夠在本國生產產品，就像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看到的那樣，當時如果不依賴我們最大的對手 —— 中國，我們的許多供應鏈就無法維持下去。顯然，我們不應該依賴最大的對手來提供保障我們民眾安全的關鍵設備。我們也不應該允許我們最大的對手從我們出資構建的國際安全和金融架構中獲得如此巨大的利益。
提供儲備資產還有其他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其他國家可能會購買我們的資產來操縱他們自己的貨幣，以使他們的出口產品保持低價。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最終向美國經濟注入了大量資金，加劇了經濟的脆弱性並引發了危機。例如，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中國和許多外國金融機構增加了對美國抵押貸款的持有量，這助長了房地產泡沫，在不考慮這些投資是否合理的情況下，將數千億美元的信貸資金投入到了房地產領域。中國在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花了近十年時間才恢複過來，直到特朗普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讓我們重回正軌。
在我看來，要繼續提供這兩項全球公共產品，就需要在全球層麵上改善責任分擔機製。如果其他國家想從美國的地緣政治和金融保護傘中獲益，那麽他們就需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支付他們應承擔的那份費用。這些費用不能僅僅由已經付出很多的普通美國民眾來承擔。
最好的結果是，美國繼續創造全球和平與繁榮，並繼續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而其他國家不僅能從其中受益，也能參與分擔成本。通過改善責任分擔機製，我們可以增強抗風險能力，並在未來幾十年裏維護全球安全和貿易體係。
此外，這不僅關乎公平，也關乎能力。我們正受到敵對勢力的圍攻，他們試圖削弱我們的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擾亂我們的金融體係；如果我們的製造業產能被掏空，我們將無法提供國防保障，也無法繼續提供儲備資產。總統已經明確表示，美國致力於繼續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但這個體係必須變得更加公平。我們需要重建我們的產業，以展現維護儲備貨幣地位所需的實力，並且我們需要有能力為此支付相關費用。
責任分擔可以采取哪些形式呢？有很多選擇，以下是一些想法：
第一，其他國家可以接受對其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關稅，且不進行報複，這樣可以為美國財政部提供收入，以資助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關鍵是，報複行為隻會加劇而不是改善責任分擔的狀況，會讓我們更難負擔全球公共產品的費用。
第二，他們可以通過開放市場、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來停止不公平且有害的貿易行為；
第三，他們可以增加國防開支，並從美國采購更多產品，購買更多美國製造的商品，減輕我們軍人的負擔，並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第四，他們可以在美國投資並建立工廠。如果他們在美國生產產品，就不會麵臨關稅；
第五，他們可以直接向美國財政部付款，幫助我們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資金。
關稅值得特別關注。大多數經濟學家和一些投資者認為，關稅往好了說是適得其反，往壞了說是危害極大。他們錯了。
經濟界對關稅的共識如此錯誤的一個原因是，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用來研究國際貿易的模型，要麽假定根本不存在貿易逆差，要麽假定貿易逆差是短暫的，並且會通過貨幣調整迅速自行糾正。根據標準模型，貿易逆差會導致美元貶值，從而減少進口、增加出口，最終消除貿易逆差。如果真是這樣，關稅可能就沒有必要了，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會自行實現平衡，而且按照這種觀點，通過關稅進行幹預隻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然而，這種觀點與現實不符。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已經持續了五十年，而且近年來逆差急劇擴大，從特朗普政府第一個任期內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 2%，擴大到拜登政府時期占 GDP 近 4% 的高位。而且在這期間，美元不但沒有貶值，反而升值了！
長期的情況已經擺在眼前，這些模型是錯誤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沒有考慮到美國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情況。儲備貨幣地位很重要，而且由於對美元的需求一直很旺盛，即使過了五十年，美元的強勢也使得國際資金流動無法實現平衡。
最近的一些經濟分析考慮到了貿易逆差可能持續存在且不會自動恢複平衡的可能性，這更符合美國的現實情況。這些分析表明，通過對出口國征收關稅，美國可以改善經濟狀況、增加財政收入，並且即使對方進行全麵報複，也會給被征收關稅的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學家所稱的 “關稅負擔歸屬” 的分析表明，很大一部分關稅負擔是由我們征收關稅的國家 “承擔” 的。那些擁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相當缺乏靈活性 —— 它們找不到其他需求來源來替代美國市場。相反，它們別無選擇，隻能出口，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相比之下，美國有很多替代選擇：我們可以在國內生產產品，或者我們可以從公平對待我們的國家購買產品，而不是從占我們便宜的國家購買。這種議價能力的差異意味著，其他國家最終會承擔關稅成本。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中國通過貨幣貶值承擔了特朗普總統曆史性關稅的成本，這意味著中國民眾變得更窮了，在全球舞台上的購買力下降了。中國支付的關稅收入被用於為特朗普總統給美國工人和企業的減稅政策提供資金。這一次，關稅將有助於為減稅和減少財政赤字提供資金。
部分由外國人提供的收入來資助的對美國民眾的減稅政策，將帶來經濟增長、活力和前所未有的機會，迎來特朗普總統的新黃金時代。減少財政赤字將有助於降低美國國債利率，進而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和消費者信用卡利率，刺激經濟繁榮。
需要注意的是，征收關稅不僅僅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例如，總統的對等關稅旨在解決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及其他形式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貨幣操縱、傾銷和補貼等，以獲取不公平的優勢。增加財政收入是一個不錯的附帶效果，如果部分用於減稅，它可以有力地提升競爭力，促進美國的出口。
責任分擔機製可以讓美國在未來幾十年裏繼續引領自由世界。這不僅是為了公平，也是為了確保可行性。如果我們不重建製造業，我們在提供自身安全所需的保障以及支撐金融市場方麵將會力不從心。世界仍然可以享受美國的國防保護傘和貿易體係，但必須開始為它們支付應有的費用。謝謝大家，我很樂意回答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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