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9夏季動亂的根本原因

香港因修例而引發的示威以及種種違法暴力行為，延續百餘日而不息。外部勢力的幹涉以至操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根本原因在內不在外。正如毛澤東所言：“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一國”的概念和實踐，不僅僅在於主權、外交和安全等事務，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政權體製，以及在這一體製下建立的治理製度。“兩製”是在“一國”的政權體製之下，根據香港特殊曆史發展而在香港保留的與大陸不同的治理製度。其目的是為了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與繁榮。“一國”的政權體製，是“兩製”的根本基礎和保障。

並且，維護“一國”體製是“國家認同”的最根本要素之一。所謂國家認同是在兩個基礎之上形成的。其一，是對自己民族的文明/文化認同。世界各地的“華人”便是這種認同的具體體現。其二，是對自己國家政權體製的認同。這種所謂的“公民認同”是擁護國家政權體製，遵從在這個體製下的製度和法律，承擔公民職責，享有受國家保護的公民權益。中外曆史證明，任何一個現代意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都需要其國民有自覺堅定的文化認同和公民認同。否則“國家”便難以為繼。

然而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模糊不清甚至存在重大缺陷。比如，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因此香港的治理製度及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製度都必須遵從中國政權體製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香港的治理製度和實踐中的“違憲”現象比比皆是。其結果是“一國”不斷被弱化架空，而香港的“製度”卻不斷強化，乃至侵蝕甚至抗衡“一國”政權體製。其結果是“兩製”越來越難以“一國”。加之長期殖民統治造成的香港與大陸在文化上的隔膜，港人對“一國”的文化認同和公民認同皆呈現出弱化趨勢。

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香港回歸時的製度安排和政策都向“精英”傾斜。但是，這樣的傾斜一直未能調整，延續至今。於是“港人治港”其實成了香港精英治港。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精英難成氣候，大資本商家是香港的精英主流，而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其不可能為大多數的平民謀利。長期以往，“精英治港”已然成為阻礙香港發展的痼疾。

首先，資本精英們的根本利益在於弱化一國，強化兩製。一國的管轄越鬆懈，兩製的差距越大，香港資本的獲利空間和尺度越大。香港回歸以來，大的示威與動亂都發生在要加強中央管轄或港府企圖限製大資本——尤其是以立法形式進行——之時。表麵上看，這些動亂的發起者和前台的領導者是反對派，但背後上下其手、兩頭謀利的是資本精英。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裏，如果沒有大資本的背後支持，很難想象媒體和輿論總是一麵倒地支持示威和動亂勢力，也很難想象大規模的示威能夠有足夠的資源長時間持續不衰。而每次示威者各種“要求”的實質，無一不是要強化“兩製”，削弱“一國”。

第二，長期的殖民統治期間，香港的教育製度、資源分配和教學內容都有利於精英階層，其目的是要固化有利於殖民統治的社會階層。香港回歸後，教育去殖民化鮮有進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精英階層無意改變殖民時期形成的有利於他們的教育體係。其結果，一方麵是殖民色彩依然濃重的教育不斷侵蝕香港年輕一代對祖國的認同感，另一方麵隨著祖國大陸的不斷開放與快速發展，香港社會階層的固化使得大多數中下層平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對上升無望的沮喪和因生活水準相對降低而產生的失落感不斷積累，最終以憤怒的形式爆發出來。

第三，不受節製的資本精英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扼殺競爭和創新。回歸以來，盡管大陸的改革開放、經濟全球化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與輸血給香港發展提供了“天時地利人和”，但壟斷經營使香港經濟畸形發展，長期依賴獲利空間大、壟斷程度高的房產業和金融服務業。盡管香港有上乘的大學和較高的科研能力，但引領經濟發展的高科技及其他產業始終收到擠壓而難以發展，繁榮的表象之下經濟缺乏活力。資本的壟斷一方麵榨幹平民階層的財富，貧富差距巨大（香港基尼係數高達0.6，據世界前列）；另一方麵使得優質職業市場不斷萎縮，中產階級人口數量和薪酬長期呆滯甚至下滑。結果是經濟發展中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年輕學子成為最為沮喪憤怒的一群。

第四，“精英治港”必然導致政府的治理與政策脫離群眾。回歸以來，幾任特首為解決香港平民住房難的舉措皆因精英利益集團的狙擊而流產，而且特首也為此付出代價。

這次香港爆發的夏季示威以至動亂，其“聲勢”之大，組織行動能力之強，輿論控製之嚴密，持續時間之長，手段之極端，各項要求之決絕高調，都是前所未見的。動亂發動組織者的目的，一方麵是極盡所能地將示威群眾的憤怒引向中央政府，不擇手段地引誘中央直接出手幹預進而落入“北京政權以港人為敵”的陷阱；另一方麵則竭力挑撥大陸人民與香港人民間的怨隙和對立，兄弟鬩牆，從根基上給“一國兩製”埋下長期隱患。顯然，中央政府看穿了這個陰謀，不為其所乘，不為港府背書，但卻始終“相信香港政府有能力平息動亂”，同時堅決支持香港警察對違法暴徒采取堅決行動。但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香港的精英利益集團要明白，他們首鼠兩端、兩頭取利的企圖最終損害的是他們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香港。

物極必反。少數港獨分子和被蒙蔽青年的連續暴力違法、衝擊立法院和中聯辦、阻礙交通甚至癱瘓機場等種種極端行為，已經使這場動亂失道寡助。這場夏季動亂被平息、違法者受到法律製裁是必然的。但是，這場動亂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卻需要長時期細致耐心的努力方能解決。隻有徹底挖掉病根，才能真正確保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央及時作出的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建設深圳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決定，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抗爭的前線，是一群平均不滿30歲的香港青年，他們巨大的反對聲浪，被認為是長期積累後的爆發。這群90後出生的年輕人為何憤怒? 導致並助長這種憤怒的因素是什麽?

警方的應對方式和特首的態度

“抗議者一再被警察稱作蟑螂和當作蟑螂對待，”香港民間記者會發言人Catrina Ko說。

從6月起，香港爆發了一係列大型示威遊行和無數起警民衝突，規模和密集程度前所未見。當局指責一些抗議者為“暴徒”。警方采取了強硬行動，向抗議者噴射胡椒噴霧，並使用催淚瓦斯、橡膠子彈、警棍和水炮，並毆打抗議者和大規模抓人，這些都被港人強烈譴責過度執法。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對美國之音表示: “當防暴警察使用威脅生命的武器時，尤其是當他們釋放超過2000多發催淚彈時，隻會引起更多人的反應，並強迫他們犧牲並付出更大代價。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林鄭月娥待在防暴警察身後，這隻會引發更多人的憤怒。”

三起決定性的衝突點燃香港青年的怒火，第一是6月12日的武力清場，警方近距離向香港市民發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第二是7月21日疑似有黑社會背景的白衣人在元朗地鐵站無差別襲擊民眾而警察被指坐視不管的事件; 第三是8月31日鎮暴警察衝入港鐵太子站車廂內，傷及無辜市民。示威者也采取了一些激烈的做法，包括圍攻大陸記者、向警察投擲燃燒彈和破壞公共設施。警方稱其執法屬“適當武力”。

特首林鄭月娥拒絕同意獨立調查警察執法方式，同時強調當務之急是“止暴製亂”，這進一步激化了抗議者的憤怒情緒。

參與8月18日遊行的尹女士對法新社說: “他們（香港政府）無遏止人們的憤怒，因為警察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們不是警察，他們傷害了人民。”

自治被削弱普選看不到

黃之鋒說: “一國兩製似乎是失敗的。”

許多香港青年稱反送中示威是他們最後一搏的機會，抗爭的是“一國兩製”下承諾的 “自治” 逐漸被削弱。

遊行參與者Woody Ho對路透社表示: “從英國（殖民）到（回歸）中國，江澤民主席當時向我們承諾，我們將實行立法會和特首普選，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1984年，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明確強調，香港在實施“一國兩製”下，其自由經濟體和人民自由權利的地位 “50年不變”。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殖民統治，英國在1997年將香港歸還中國。北京歡欣鼓舞，但擁有更大自由度與繁榮的香港，卻深感憂慮。

為了理解港人對中共架空一國兩製的憤怒，必須從2014年說起。

2014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布白皮書，指在“一國兩製”中，“兩製”僅能“從屬” 於一國，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這是港人明確感受到中共將以“全麵管製” 取代“港人自治” 態勢的開端。

同年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8.31決定，其中排除三軌製中的公民提民和政黨提名，被外界批評是 “假普選”。 8.31框架決議隨後觸發為期79天爭取真普選的占領中環運動。

12月15日，警方清場，占中行動結束，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在“真普選”的問題上讓步。

占中無果對香港青年一代是一大重擊，顯現了北京日漸強勢的幹預，並證明香港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獨立的司法體係，以及正在萌芽的民主正在流逝。

此外，銅鑼灣書店股東等數人“被失蹤”，隨後發現被中國當局拘押，港府推動中國《國歌法》，占中九子全部罪成等事件，都挑動港人對一國兩製被侵蝕以及在《基本法》保護下各項自由被破壞的擔憂。而這股積累已久的憤怒，在今年以反送中條例為導火索的催化下全麵爆發。

香港民主黨創始成員李柱銘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和我們身後的人一直在敦促北京要信守諾言。請不要幹涉，這是你保證的;給我們民主，這是你保證的。”

經濟放緩青年人前景無望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香港青年Jacky對美國之音說，世界需要明白，香港迄今所享受的繁榮和經濟迅速發展是 “一種幻想”。

物價飛漲、薪資低、貧富差距大是現在香港大學生一畢業直接麵對的困境。

根據香港統計處報告，擁有大學學曆的平均薪資，從1986年到1996年成長了3倍。 1996年到2006年完全沒上升，往後的10年，漲幅甚至不到3成。 2016年到2018年以來，每年平均薪資調升更是不到3%，也就是說，香港回歸後的經濟狀況停滯不前，年輕一代買不起房、生活條件不升反降的情況下，對現狀的不滿自然就升高。

獨立經濟師Kelvin Lam對美國之音說: “顯然，香港的經濟重要性正在走下坡路。”

在美中貿易戰和反送中大規模示威的背景下，香港的經濟發展已有衰退的跡象，令經濟學家們擔憂的是，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數據顯示，香港1997年主權回歸時，其國民生產總值GDP是中國大陸的18%。今年，這個數字驟降至3%。根據IMF預測，未來這個差距隻會越來越大。

經濟師Kelvin表示: “隨著經濟影響力降低，香港將永遠不可能從北京得到（能實現的）政治要求。”

身份認同香港人vs. 中國人

參與遊行的中學生紫塔對美國之音說: “我是香港人，因為我出生在香港，我愛香港。”

即將滿16歲的紫塔，今年6月首次走上街頭。

很多紫塔的同齡人有跟她一樣的認同感，特別是在2014年占中後，當時香港本土運動興起，本土、自決、乃至港獨的聲音開始出現，使得這群在香港回歸後出生的年輕人，對本土身份認同愈來愈強烈，趨向認同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這與中國強調的愛國主義教育大相徑庭。Kevin說: “在威權政府之下，教育是他們的工具，在人生很早的階段就被灌輸了這些思想。”

2012年，港府試圖用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灌輸香港青年對中國的自豪感，激起反國教運動，反而強化了這一代人的自我認同。

目前，香港青年的怒火沒有趨向平息的跡象。局勢接下來將如何發展，當局是否會向抗議者的訴求全麵妥協，還是繼續強硬打壓？年輕的“勇武派”將堅持上街，還是最終遭到孤立和壓製？北京最後會出兵鎮壓嗎？根據路透社披露的林鄭月娥的一段講話錄音，她在與一組工商界人士舉行閉門會議時說，麵對香港困局，她短期內看不到解決方案。

風蕭蕭_Frank

內因是香港2019夏季動亂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