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特朗普在貿易和全球化問題上的觀點，與他在競選活動期間所持有的造反式的觀點相比，已經有所改變。這很可能是因為一個他未指名的國家在過去一年裏迅速得到的利益。事實上，特朗普選擇在達沃斯申明“美國對商業敞開大門”，是因為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三天之前，同在這個阿爾卑斯山小鎮，中國抓住這個機會宣稱自己是全球經濟的領導者。在美國看似要退到貿易保護主義的角落時，中國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已經變得必不可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動蕩的世界，國際社會正在對中國表示期待，”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去年介紹他的嘉賓，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時說。
在一群對衝基金行家、矽穀高管和政府官員組成的慣常聽眾麵前，習近平站出來捍衛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抵製特朗普的無情攻擊。“有一種觀點，把世界亂象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習近平說。“不能一遇到風浪就退回到港灣中去，那是永遠不能到達彼岸的。”習近平還自信地引用了查爾斯·狄更斯的名著。“‘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曾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世界。今天，我們也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之中。”
且不說狄更斯實際上是在描述法國大革命前的世界。至少可以說，習近平宣稱開放，這本身就充滿了矛盾。外國公司在中國做生意正變得越來越難；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旨在提高“自主創新”和自力更生。特朗普一年後在達沃斯把這種“不公平的經濟做法”譴責為“工業補貼以及無所不在的、國家主導的經濟計劃”時，他心裏想著哪個國家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習近平有資格贏得言辭上的一些勝利。雖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經濟，但中國相對來說並未受到傷害。更重要的是，1970年代中期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還不到0.5%的中國，如今是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國，也是一個不包括美國的、日益密集的跨大陸新貿易網絡的樞紐。“美國增長時，世界也增長，”特朗普在達沃斯宣稱。但是，美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的關鍵地位，如今正麵臨著危險。中國主導的貿易體係已經減少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對美國和歐洲市場的長期依賴。中國如今正在終結始於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的第一個全球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正在把東亞變成世界經濟的新中心。
回應這一重大曆史性轉變的任務，落到了擔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身上，他用他特有的威脅、大話和180度大轉彎的結合已經做出了回應。但是，要理解中國的經濟成就及其難以預料的後果的話，人們必須要問：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領導的市場經濟，為什麽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或者換個問題：為什麽它不應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麽中國的崛起不應該像實際發生的那樣——國家主導的經濟計劃、工業補貼，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慮“自由貿易”規則——發生了呢？
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功，比如日本在20世紀的成功例子，已經推翻了特朗普在達沃斯引用的信條：即隻有通過消除商品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壁壘、將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最小化，才能推動各國的經濟發展。但是長期以來，經濟學的正統觀念一直掩蓋了這些曆史教訓，隻是在特朗普——以及中國——上升到出人意料的高度之後，這些教訓如今才得以受到批判性的審視。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裏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書《開誠布公談貿易》(Straight Talk on Trade)中，對自己的經濟學同行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問題上堅持一種頭腦簡單的觀念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這種觀念已經在整個西方世界引發了經濟混亂和政治反彈。他問到：“經濟學家對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令人震驚地獲勝有責任嗎？”這也許誇大了事實。但是，自由市場等於進步的論點最為雄辯、最有影響力的倡導者，是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最能展示中國今天的崛起這個矛盾現象的，是弗裏德曼1980年對中國進行的一次不愉快的訪問，那時中國極度貧困。這位來自芝加哥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正在鞏固自己作為自由市場鼓吹者的聲譽。他剛剛發表了與妻子羅斯(Rose)合著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書，這本書後來變成了一部電視係列片，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人都曾出現在片子中。弗裏德曼的觀點是：“世界的運行依靠分別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這個觀點後來塑造了幾十年的美國經濟政策。他在貶低另一種觀點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最為生動地體現了那種觀點，即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和保護弱勢群體上有合法的、而且往往不可或缺的作用。弗裏德曼的追隨者裏根的一句名言是：“政府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弗裏德曼對自由貿易以及不受監管的市場效率的熱情倡導，給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提供了智力支撐。這種思維認為，自由市場不僅為所有的國家創造財富，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最大化的選擇，使價格降低，讓稀缺資源得到最優化的使用。弗裏德曼對市場效率的信心，達到了構成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稱之為“既定意見的沉睡”的程度。
弗裏德曼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之後最具影響力的自由貿易支持者——後者在1776年宣稱自由貿易是國家財富的基石。但在1980年，包括邀請他來做巡回演講的學者在內的中國人大多沒意識到，他們的這位美國嘉賓是一個沒有耐心、甚至反複無常的意識形態論者。
隨後發生了一係列（往往滑稽可笑）的誤會。弗裏德曼抱怨到北京機場接他的那個中國男人有“可怕的體味”，結果發現此人是招待他的學者之一。弗裏德曼頌揚自由市場的講座引發了迷惑。他斷言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這令中國人大為不安。一些比較激動的中國經濟學家結隊前往弗裏德曼下榻的酒店，向他講述他們的製度取得的成就。
弗裏德曼（錯誤地）將日本和韓國視為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的傑出榜樣，所以他在中國的不耐煩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國家體現了政府規劃的所有錯誤。實際上，1980年的中國正在努力走出毛澤東的災難性實驗。當時，鄧小平政府正試圖為中國的經濟落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官員們認為，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遭受的屈辱正是經濟落後造成的。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發展就會受人欺負。”在他看來，國家發展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實現。他靈活的態度可以用一句廣為流傳的中國諺語概括：“摸著石頭過河”。
弗裏德曼對中國政府毫不掩飾的輕視，讓中國人很憤怒。盡管發生了可怕的自然災害，中國政府還是大幅提高了國民識字率和預期壽命。而且，中國當時正在尋求第三條道路：他們開始參照日本和新加坡——而非美國——的經濟模式，以期在不威脅共產黨政權的情況下加快經濟增長。當時，中國人認為，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支持毫無價值。弗裏德曼離開了中國，憤怒地宣稱他的東道主“對市場或資本主義製度運作方式的無知令人難以置信”。
弗裏德曼於2006年去世，就在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不久。一個保護主義者當選為美國最高官員，可以說也是那場危機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的一部分，此人冒著疏遠他的國家最親密盟友的風險，威脅要終止美國數十年來對自由貿易的承諾。
如果弗裏德曼還活著，他很可能會被特朗普對自由貿易的妖魔化感到迷惑（和震驚），不過讓他更難理解的恐怕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會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因為中國政府不是通過讓它的14億國民在不受約束的市場上實現個人私利最大化來做到這一點，而是通過控製貨幣和大型企業，以及大量幹預私營企業的投資決策。
事實上從經濟史可以看到，強大的經濟實力都是積極的國家幹預促成的。盡管自稱有著神秘的特性，私利的無形之手取決於政府有形的、往往強硬的手。僅舉一例，英國的炮艇迫使19世紀的中國實行自由貿易——這是中國人不會忘記的教訓。英國在成為自由貿易國家之前，也是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正如經濟史學家保羅·巴羅奇(Paul Bairoch)寫的，美國本身當時雖然在工業化，但它是“現代保護主義的母國”和“堡壘”。在19世紀後期，美國的平均關稅高達45%，和特朗普給進口洗衣機設定的最高關稅幾乎相當。事實上，經濟保護主義的哲學之父是美國金融體係的創始人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他的學生包括德國人、日本人以及——間接地——中國人。
沒有哪個故事像日本人的故事那樣具有教育意義——日本人可以說是漢密爾頓最勤奮的門徒。1945年後，日本領先於中國，成為地區和洲際貿易網絡的中心。在二戰中扮演災難性的角色後不久，日本幫助振興了亞洲，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成為大多數東亞國家中最大的投資者和出口國；它提供的外國援助最多，向其他東亞國家輸送的遊客最多，也是它們出產的原材料的最大買家。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發展模式，將市場經濟與國家幹預相結合——當時，中國才剛開始學習這種模式。
作為一個被世界大戰摧毀、幾乎沒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日本是如何成為亞洲主要的經濟強國的？弗裏德曼在《選擇的自由》一書中對此的解釋是：“自由貿易引發了一場革命，徹底改變了日本和日本人民的生活。”1989年宣布曆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日本的成功歸因於亞當·斯密推崇的“經濟自由主義”。不過，日本人遵循的其實是一種自漢密爾頓變化而來的非常不同的模式。
日本很早就知道經濟停滯的政治風險。在19世紀帝國主義的鼎盛時期，它簽署了一項恥辱的條約，將自己的貿易政策置於五個西方強國的控製之下，失去了征收關稅的權利，設定了極低的進口稅，並賦予貿易口岸的外國居民治外法權。這些侮辱令日本極其痛苦，保守的明治政府一心想恢複主權，保護自己不受外國欺淩者傷害。
在這件事上，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德國。於1871年實現統一的德國在奮力趕超已實現工業化的英國。為了追趕英國，德國借鑒了漢密爾頓在美國脫離英國宗主後不久提出的國家發展方案。在1791年提交給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漢密爾頓采用了“嬰兒”產業這個有力的說法，希望推行經濟保護主義。漢密爾頓的父親是蘇格蘭人。出生在當時屬於英國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島的漢密爾頓敏銳地意識到，英國人是如何實行保護主義的：阻止殖民地的競爭，並把自己的商品銷往世界各地。在他看來，在與老牌工業強國競爭之前，嬰兒國家要有回旋的餘地。美國采納了漢密爾頓的很多建議，受益的首先是紡織和煉鐵行業，然後是煉鋼行業。
是漢密爾頓的方案而不是自由貿易讓美國成為了19世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這個方案也被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較晚的另一些國家所接受。漢密爾頓最有影響力的學生是德國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從1825年開始到1830年代，他一直在美國生活，並寫了一本名為《美國政治經濟大綱》(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的書。一回到德國，李斯特便抨擊英國宣揚的自由市場信條，稱其是十足的機會主義。在他看來，英國有實力，可以把當初自己登上全球工業和製造業巔峰所用的保護主義梯子踢開。他完全讚成自由貿易，但必須先在保護性的環境下扶持年輕行業。德國吸取李斯特的經驗，以驚人的速度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
日本的賭注更高。亞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不曾被迫與英國、荷蘭和法國簽過不平等貿易協定。經濟自由主義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需要一雙看得見的手——國家，而非市場——來引導發展。緊隨德國的先例，日本大力補貼了第一批工廠，模仿英國的設計，引進外國機械和工程師。這不僅防止了許多日本企業陷入過度激烈的競爭，也保證了企業的最低利潤。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了歐洲在亞洲殖民地的壟斷地位後，日本公司的紡織品、自行車和罐頭食品隨之湧入。緊隨歐洲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日本侵占了台灣和朝鮮半島，將其變作本國小型產業的保護市場。為了進一步改進，日本政府還收買和逼迫製造業公司。它向企業提供補貼以加大出口，從而能為企業創新提供資金，使其具備國際競爭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隻是暫時中斷了日本的保護主義政策。雖然日本被徹底摧毀，但仍設法讓亞洲擺脫了歐洲的競爭對手。如曆史學家約翰·道爾(John Dower)所指出的，正是在美國占領期間，日本建立了被一名經濟學家稱為“一個自由國家設計的有史以來最大、最具限製性的外貿和外匯控製係統”。
為了讓日本重新運轉起來，日本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們被美國占領者賦予了無限的權力，這讓他們為一個世界一流的製造業經濟打下了基礎。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經濟刺激。正如道爾所言，“在敏銳的、受傷的、與深刻的脆弱感融為一體的民族自豪感背後，隱藏著對經濟增長的執著追求，（讓日本）在經曆了屈辱的失敗之後僅僅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創造出了一個一時的超級大國。”但是，如果沒有1950年爆發的朝鮮半島戰爭，讓日本成為美國采購的主要來源的話，日本會麵臨更多的困難。朝鮮戰爭成就了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國家道路——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將這場破壞性的戰爭稱為“老天的禮物”。
1950年代，均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和台灣，繼承了日本的製度和保護主義做法。這一點在韓國最為顯著，韓國在1950年代早期非常貧困；韓國僅有的幾個工業都是日本在1930年代建立起來的。韓國也是在弗裏德裏希·李斯特那裏、而不是亞當·斯密那裏，找到了解決自身問題的方案。1961年上台的韓國領導人樸正熙將軍曾為日本殖民政權工作。樸正熙熱衷於自學，他對德國的保護主義理論也非常熟悉。（經濟學家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曾在1970年代的漢城書店裏看到過整書架的李斯特的著述。）樸正熙在自己掌權的多年時間裏培育了韓國的財閥商業集團——現代、大宇和三星，還大膽地涉足鋼鐵製造。
因為美國把韓國、台灣和日本看作是對抗共產主義的緩衝地帶，美國幫助推動了這種新的重商主義——一種進口替代與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的組合。美國的冷戰鬥士們也讓他們的戰略盟友不受阻礙地進入了美國市場，同時容忍了這些國家對美國投資關閉自己的市場。當美國意識到其最大的亞洲保護對象變得過於強大時，已經太晚了。日本已經拿走了美國發明的許多產品（汽車、消費電子產品），並以更低的造價和更高的質量生產它們。到了1980年代，日本已在對東亞援助和投資上取代了美國。當美國試圖限製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時，日本的反應是加大他們在亞洲的投資，把工廠轉移到這些地區，提高了這些地區的工業能力和技術水平。
1994年，當我第一次離開印度去東南亞旅行時，我到處都看到了日本的影響，既有承諾、也有批評。那時，泰國、韓國和台灣在日本的幫助下整修一新已是既成事實，這對印度的我們來說是活生生的恥辱，印度在製造業和貿易方麵未能向東亞那樣成功。與1945年後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法國、日本，還有印度，都采用了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印度的目標與許多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差不多，與其說是讓私人財富增長，不如說是為了增強國力。弗裏德曼在《選擇的自由》一書中把印度人描述為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糊塗追隨者，隻知道在政府補貼的家庭手工業中毫無目的地紡棉花。弗裏德曼說，印度看不到工業化，更有甚者，印度還相信中央計劃。其實，印度有雄心勃勃的工業化方針，印度經濟是私營市場與國有企業的結合，盡管印度被英國統治的曆史經驗讓其懷疑自由貿易隻惠及發達的工業經濟。盡管弗裏德曼對印度的描述是一種誇張，但他認為印度是一個社會和經濟落後國家的看法大致正確。
遵循進口替代增長模式的印度，那時幾乎不參與世界貿易。印度工廠生產的商品質量很差，但人們不得不買它們，因為別無選擇。在那次旅行中，東南亞國家的東西令我眼花繚亂。美國流行文化的象征——肯德基、麥當勞、麥當娜(Madonna)——隨處可見。但是，最誘人的消費品幾乎全是日本牌子的：索尼、三洋、鬆下、三菱、日立、富士。
許多印度中產階級在東亞國家的進步麵前感到了不足，他們渴望那種查爾莫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在一本關於日本獨特增長模式的書中稱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型國家”。在這種國家裏，由威權領導人領導的有能力的官僚機構推動國家的發展項目（隻是口頭上提、或根本無視民主規範）。私人企業家進行對社會有益的投資；政府的政策幫助他們擁有比較優勢，同時也通過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及其他解決收入不均問題的努力促進社會穩定。
“發展型國家”假定市場失靈是意料之中的，國家在設計工業和金融政策上有必要的作用。這些政策不僅包括貿易保護和政府補貼，而且也包括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和吉恩·M·吉爾平(Robert and Jean M. Gilpin)在他們2003年的《全球政治經濟》(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描述的“選擇性信貸分配，以及為了把廉價信貸輸送到受青睞的經濟領域，故意扭曲利率”的做法。實際上，政府是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連受惠於華盛頓共識的世界銀行也不得不在其有名的1993年報告《東亞奇跡》(East Asian Miracle)中勉強承認這一點。該報告指出，表現良好的亞洲經濟“實現了異乎尋常之低、且不斷降低的不平等程度，這與曆史經驗及其他地區的同期證據相反。”
許多印度中產階級心目中的英雄是新加坡的威權領導人李光耀，他把新加坡從一個經濟落後國家轉變為世界主要商業城市之一的成功，深受鄧小平的推崇。要是我們對韓國專製統治者、技術官僚樸正熙有更多了解的話，我們或許也會尊敬他，他在訓練有素的管理人員的幫助下實現了經濟目標，而且似乎也降低了不平等，還建立了我們在印度非常缺乏的東西：社會凝聚力。
但我沒想到，漢密爾頓（以及李斯特）的影響力會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中國的崛起與一個世紀前的美國相似，”中國學者胡鞍鋼寫道。他沒有誇大其詞。弗裏德曼也許是對的，中國共產黨人完全不清楚自由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但結束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從來都不在它的日程之上。在毛澤東之後，中國領導人將目光投向了日本等東亞比較發達的國家，就像東亞人曾經將目光投向德國一樣。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第一批投資來自日本以及中國在東亞的跨國商業網絡。中國得益於這些投資帶來的市場網絡、管理方式和實踐知識。在克林頓政府的推動下，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並迅速抓住了美國堅持自由貿易所帶來的機會——以及無限的出口市場。
日本成為亞洲的主要投資者之後，區域生產鏈立即開始將這些國家聯係在了一起。隨著韓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在技術和價值鏈上向上發展，它們開始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投資。這個將投資和生產區域化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將歐洲和美國排除在外，現在，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的崛起加速了這個進程。例如，今天越南最大的投資者是韓國，而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
中國政府主導的經濟成功，在很多方麵都與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世界頭號債權國時日本意外拋給它的經濟（和意識形態）困境相似。一個中國主導的區域貿易體係，將降低亞洲國家支持美國地緣政治目標的可能性。中國受困於與鄰國的邊界糾紛，加快了南海的軍事化進程，在島礁上取得了3200多英畝的土地，還修建了跑道、港口和飛機庫。但它也放棄了粗暴的態度，下定決心要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從亞洲擠出去。它似乎正在取得成功。
中國向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提出了慷慨的基礎設施建設協議，所以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宣布，是時候跟美國“說再見了”——之前，他曾威脅要駕駛摩托艇，登上中國在南海修建的一個人工島，插上自己國家的國旗。自特朗普當選以來，其他對南海部分區域有領土主張的國家——馬來西亞、越南和文萊——也向北京靠攏。柬埔寨和老撾等小國現在就像中國的附庸國。中國還試圖通過邀請日本的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來修複與日本的長期緊張關係。
中國爭取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友的努力，與習近平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劃相輔相成。該計劃旨在通過一個從亞洲延伸至中東、非洲和歐洲的貿易聯係和基礎設施項目，將中國置於全球事務的中心。該計劃將在60多個國家投資1萬多億美元——包括巴基斯坦和斯裏蘭卡的港口，東非的高速鐵路，以及中亞的天然氣管道——可以說是有史以來單個國家最大的海外投資努力。11個歐盟成員國以及中歐和東歐的5個非歐盟成員國加入了中國主導的政治和商業集團——16+1，他們都與中國簽署了重要的基礎設施協議，增強了中國在歐盟的影響力。TPP剩下的11個成員國在美國退出後繼續前進，有望在今年3月簽署一項最終協議。
由於退出TPP以及威脅進行貿易製裁，特朗普促使日本尋求與歐洲達成一項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協議。而美國的另一個堅定盟友英國也在考慮加入TPP。與此同時，中國正在亞洲就十幾項貿易協定展開熱烈談判，還提出了自己的TPP替代方案，也就是一項名為“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貿易協定。中國還加緊努力，試圖創建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西方國際機構的替代機構。2014年，中國不理會美國的堅決反對，啟動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該銀行目前的成員包括除日本以外的所有亞洲國家。
北京所展示的無疑是一個替代美國的和善形象。在作為中共總書記的第二任期開始前的一次講話中，習近平稱現在國際上有了更多中國“價值觀”的接受者。他說，中國“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要設想中國最後會融入美國主導的秩序，會被說服而非強迫接受美國的規範，總歸是過於樂觀了。像我這樣曾在過去的十五年內去過中國、讀過中國近代曆史作品和文學作品的後殖民時期印度人，對這種說法隻會保持懷疑。而我從來都很清楚，不論是在（人口構成已被漢人移民改變的）西藏拉薩的郊區，還是在（堆著一些以“中國可以說不”為題的暢銷書的）上海書店，對國家主權的追尋和重獲的實力都決定了中國的黨國政權及其經濟政策。
中國非但沒有如預測的那樣崩潰，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爾在談及日本時所說的“融敏銳、傷痛與深刻的脆弱感於一體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這種敗落多年想要逆襲複仇的單純野心，是美國從來都沒有體會的；而今在美國國內，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受到了民族主義反擊後，領導人對這個問題開始重視。一些混亂政策和混雜信號也相應闡明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所有主要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特朗普——都對旨在將中國抑製在自己區域的TPP表示反對。隨後，在特朗普混亂的第一年中，美國似乎被精明的漢密爾頓門徒逼回了自己作為保護主義的母國的曆史角色。現在，特朗普又說美國第一並不意味著美國獨自而行，對重新加入TPP持開放態度。未來，這樣的逆轉可能更多。因為在說了一年的大話之後，特朗普才剛剛開始意識到，中國這個挑戰難以對付，而美國為了與這位最為堅決、最有手段的對手抗衡需要付出多麽艱巨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