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7, 2(2): 33-61
世界政治正在經曆一場重大變革。在過去兩到三年的時間裏，先是歐洲以接連不斷的“壞消息”長期盤踞世界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希臘公投拒絕歐盟的紓困計劃、西歐各國成為恐怖襲擊的多發地、英國“脫歐”公投意外通過、德國在難民問題上失去內部共識、極右翼政黨贏得匈牙利大選、修憲失敗的意大利麵臨破產危機。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以民族主義者自居的莫迪總理在印度拉開了激進式改革的序幕，杜特爾特總統在菲律賓將“以暴抑暴”置於“法治規範”之上。正當人們對這些現象感到驚訝之時，被諸多主流媒體視為“政治醜角”的特朗普意外贏得美國大選，將這場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全球大合唱”推向高潮。此次反建製主義在發達國家內部的盛行，雖然存在著明顯的地區性差異，但大致可概括為：對國內和國際秩序不滿的民眾，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支持以激進變革為綱領的非主流政治家，以尋求社會製度的根本性變革，變革的目標則以“逆全球化”和“反自由寬容”為基本特征。
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在意識形態舞台上占據中心地位的自由主義突然遭遇了挫折，更令人困惑的是，這一挫折主要來自自由主義的創造者與長期捍衛者———穩定、富庶的西方發達國家。全球政治風向急轉直下，而觀察家、學者和權威人士卻沒有做好係統性闡釋這一變動的準備。麵對迫切需要答案的國際社會，專家們急於從自己所了解的局部領域尋找線索：經濟複蘇乏力、福利體係難以為繼、地區一體化推進過快、移民同化問題困難重重、傳統政黨故步自封、民主製度軟弱無能……這些林林總總的答案比問題本身更令人眼花繚亂。換句話說，麵對各式各樣的反建製運動，人們既知道得太多，又知道得太少。英國曆史學家A. J. P·泰勒（A. J. P. Taylor）曾說：任何曆史事件的發生都有著一個籠統的根源，但與此同時又會有種種特定的原因。①本文旨在為此次反建製運動的突然興起尋找“籠統的根源”，期望能夠避開“還原主義”的陷阱，對上述現象做宏觀和結構層麵的剖析。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要超越單個反建製運動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二是盡可能整合高度碎片化的多重變量，使得探討“籠統的根源”這一艱巨任務具備基本的可操作性。
本文第一部分討論深植於現代性內部的道德與倫理困境，以及這種困境與當下各國普遍存在的政治失序之間的聯係；第二部分討論支撐現代性話語的自由主義何以會失敗；第三部分具體剖析全球化如何導致了發達國家內部和外部共識的喪失；第四部分檢討進步主義作為全球化的倫理基礎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政治和社會含義不應被反建製主義的保守麵孔所遮蔽；最後一部分對反建製主義的成因進行總結，厘清這一全球性運動所蘊含的進步因素和保守因素。
20世紀以降的人類政治活動蘊含著截然相反的兩股力量：一方麵，人類社會固有的多樣性積極尋求政治上的表達；另一方麵，以普遍人性為著眼點的自由秩序不斷向前推進。前一種力量的支持者在道德和政治上強調“群體獨特性”（group particulars）①，他們認為“好”是一個相對概念，因此，沒有全人類共同接受的“好”或“好的生活”，也不應當追求這種統一性。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千差萬別的語言、傳統、宗教、政治信仰和社會習俗，最好以彼此獨立的社群作為承載單位，各自尋求發展。②與之相反，普世主義的倡導者認為，在形形色色的人類群體背後存在著共同的人性基礎。如果“好”的相對性是絕對的，那麽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族群之間的平等相待將變得不可能，而這不符合人類社會的現實情況。③
“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分裂反映了現代世界的“道德困難”。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現代社會的闡釋中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工具理性與實質價值之間越來越緊張的衝突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①盡管人類生活的諸多方麵都受到工具理性的影響，人類生活的道德和精神層麵卻不在“理性化”的範圍之內。工具手段的不斷豐富無法為判斷行為目標的價值提供依據，也無法反映目標所承載的社會含義。工具理性關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件事，而不是為什麽要做這件事。現代性將人們從神聖的、宗教性的以及等級壓迫的舊世界中解脫出來，但卻沒有為如何在世俗化的新世界中進行價值判斷提供可操作的標準。正因如此，在現代社會中討論價值問題往往困難重重，嚴肅的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躲避著普適性命題和全稱判斷，盡可能選擇折中主義的道路。例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就特別強調，他所闡釋的自由主義並非“全覆蓋式”的學說，不是關於價值、倫理和認識論問題的整體性理論。②這樣一來，對終極價值的定義和追求往往落在野心勃勃的政客、革命主義的思想家、宗教狂熱分子以及浪漫詩人的肩上。
西方哲學家試圖以不同的方法來克服道德思辨所麵對的兩難局麵。康德哲學認為存在著普世的道德和法律。在康德看來，“善”在任何條件下都表現為本質的“善”。道德的普遍性是可能的，因為在每一個理性行為體心中都對共同道德義務的根本性原則———通常被稱為“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存在著固有的認知。③韋伯則提出了與康德“世界主義”相反的觀點。他對“道德貧瘠”這一根本困境的回應是，必須在非價值的工具理性麵前保持對終極價值進行判斷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或者以個人為單位，或者以群體———更具體地說是國家———為單位來實現。如此一來，道德不再具有普世性，它成為具備獨立意誌的道德單位———不論個體還是群體———進行自由考量的對象，而這些道德單位不一定擁有同樣的理性和思考方式。沃克爾（R. B. J. Walker）對韋伯關於現代道德問題的分析有相當精彩的總結：世界在倫理層麵的非理性被轉化成不同價值區間的相互鬥爭。這些價值區間以國家———它壟斷了對權力的合法使用———為最強有力的表現形式。不管以哪種情況而論，自主性本身都蘊含著相對性。①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多元主義”（pluralism）一直試圖彌合“特殊主義”和“普世主義”之間的罅隙。如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所言，兼顧不同的價值目標極易導致衝突，例如，強調自由難免輕視公平，因此每個社群都可能在價值問題上有自己的偏好。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價值目標本身是主觀的，多元主義不接受特殊主義完全基於曆史、傳統和習俗來為“價值”辯護。例如，僅僅因為一個社會習慣於“男尊女卑”，並不能證明性別歧視是正當的。②簡言之，多元主義接受了自由主義對價值目標具有普世性的認定，但因為意識到不同價值目標之間存在著不兼容性，所以否認存在唯一的、真理性的價值選擇。多元主義的倫理立場在冷戰之後被發達國家普遍采納，逐步形成“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社會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拒絕以單一標準對事物進行有關優劣高下的評判，它試圖在異質性越來越高的後現代社會中給予各個組成部分以平等的承認。
然而，在嚴肅地對待現代性“道德貧瘠”這一困境的人們看來，多元主義的派生物依然是虛無論，而虛無論必然遭遇韋伯揭示的“諸神衝突”的問題，亦即各種不可調和的終極價值之間的衝突。多元主義隻是緩解了作出價值判斷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從而掩蓋了衝突，或者延遲了衝突的來臨，並不能為尋找終極價值給出有效指引。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上述矛盾在兩位候選人的競選演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希拉裏在回答問題時嚴格遵從“不偏不倚”的折中原則，肯定各方價值，承認矛盾的存在，並口頭承諾將盡快找到解決方法；特朗普則對任何問題的回答都是立場明確甚至簡單粗暴，雖然摻雜著明顯的個人好惡以及強烈甚至低級的偏見，但他熱衷於給出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
二者相比，希拉裏落入了多元文化主義內嵌的倫理陷阱———越是回避價值判斷，對問題的態度和認知就越是模棱兩可，最終事實上導致了對問題本身的回避。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數量眾多的“體麵人”選擇投票給特朗普的原因：不管特朗普給出的答案多麽離譜，他至少直麵了問題。早在2011年，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就針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結果作出了反思：“我們鼓勵不同文化各自為戰，彼此孤立也孤立於主流社會。我們沒有能夠提供一個能使他們產生歸屬感的‘社會願景’，我們甚至容忍這些處於隔離狀態的社群以完全違背我們價值的方式運行。……結果是產生了一大堆雙重標準。”①簡言之，多元文化主義本身沒有解決韋伯和沃克爾所說的“不同價值區間的相互鬥爭”的問題，在政治實踐中，它更多地是回避或延遲了這種鬥爭的爆發。
多元文化主義對價值判斷的回避，在發達國家的社會深處醞釀著憤懣與困惑———既然怎樣都是對的，那真理還有無存在的必要？選擇還有無意義？理性還能否達成共識？為了實現多元共存的文明目標，人們不得不努力克製情感上的好惡，以避免淪為“民族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或“白人中心主義者”。從“施特勞斯主義”的視角來看，這種理念正在成批地製造“報廢的人”，它鼓吹“權利優先於善”，即便權利的結果是“非善”，也要對其容忍；相反，對“善”的追求被係統性地忽視和貶低，某些情況下甚至被視為極端的、缺少教養的行為。②
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著作反複論及西方世界的“危機”，其根源恰是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他在評論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時，對書中的一個觀點———自由主義治下的人類生活喪失了嚴肅性、緊張性和鬥爭性———深表讚同。③施特勞斯本人在《古今自由主義》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這種墮落的自由主義宣揚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隻要活得開心而不受管教，卻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①雖然施特勞斯抨擊的直接對象是廣義的自由主義，但在後來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們看來，此番褒貶用在多元文化主義身上也合適。“古典共和主義”有兩個核心原則，一是公共優先，一是公民美德。在施特勞斯主義者們看來，這兩個原則在現代都經曆了難以挽回的覆滅。近年來，在英國獨立黨、法國國民陣線以及支持特朗普的美國“白人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②興起的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對自身價值遭受侵蝕的嚴重擔憂。這種擔憂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反猶主義”浪潮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猶太人被認定是喪盡天良的資本主義製度的締造者，他們必須為德意誌的傳統美德———誠實勞動、尊重權威和紀律性———的衰敗承擔責任。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出人意表地湧現出一批堅定支持特朗普的知識精英，他們多半是以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為中心的“西岸施特勞斯主義者”（West Coast Straussians）。與活躍於華盛頓的政治精英俱樂部、曾極力擁戴小布什總統的“東岸夥伴”們不同，“西岸施特勞斯派”較少參與高層權力鬥爭，他們紮根於基層社會運動，厭惡東岸精英主義、官僚主義的行事風格。“西岸派”的創始人———施特勞斯的門徒之一———哈利·雅法（Harry Jaffa）帶有明顯的激進主義傾向，曾高調反對同性戀群體。他認為國家生存所仰賴的是美國人民的優良品質與美德，而他的同門阿蘭·布魯姆（Alan Bloom）所代表的“東岸派”則強調美國憲法原則的延續對國家生存的重大意義。③
簡言之，“西岸派”的世界觀更加偏向民族主義，他們所看到的現代性危機也更為深重。在他們眼中，美國已深陷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泥潭，共和精神被“建製派”毀滅殆盡。沙蒂亞·B·德魯裏（Shadia B. Drury）在討論美國右翼思潮時曾總結說，在施特勞斯主義者看來，民粹主義是治療美國自由之病的藥方，其思路是以民主的方式削弱美國對自由主義的依賴。這就是為什麽施特勞斯主義者甘願與民主製而不是自由主義相安無事，同時還可以解釋，施特勞斯式的保守主張是如何將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①按照查爾斯·凱斯勒（Charles Kesler）———支持特朗普的先鋒人物———的說法，特朗普將開啟嚴肅政治，對成千上萬墮落的美國人進行再教育。② “西岸派”正期待一場徹底的政治變革，美國社會上一次經曆的類似事件還是在南北戰爭時期。
多元文化主義在西方社會的反彈早有預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洲不同區域多次發生驅趕羅姆人（吉普賽人）的事件。③法國政府在2011年8月前後宣布解散羅姆人營地，迫使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2009年11月，瑞士全民公投決定禁止在國內建造伊斯蘭教尖塔，推動此項法案的瑞士人民黨認為，這些尖塔象征著伊斯蘭文化中暴力的一麵，與民主理念相違背。這些舉措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論，由此導致的社會內部分裂一直延續至今。2016年，我們已經看到精英與草根、本國人與移民、青年人與老年人在重大政治議題———例如英國“脫歐”、意大利憲政改革、美國總統選舉等———上的分歧，這樣的分裂在接下來的5~10年中還將繼續上演。
2016年是自由秩序的重要轉折點。許多人感歎，自由主義正在經曆前所未有的挫敗。如果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確實代表了自由主義的某種衰退，那我們必須檢討自由主義在當代政治的實際運行中出現了哪些問題，為什麽這一次自由主義沒能戰勝它的老對手們———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者幾乎都強調寬容，但自由主義的寬容實際上有兩重含義：一方麵，寬容是對理想生活形態和絕對真理的追尋；另一方麵，寬容是在不同生活方式之間尋求和平共存。就前者而言，自由製度意味著堅持普世性原則，其代表人物有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後者看來，自由製度是和平共存的手段，代表人物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謨（David Hume）、柏林（Isaiah Berlin）、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①一個好的自由主義概念往往能兼容這兩種路徑，例如，“公民權”這個現代政治生活中最為普及的概念，其在“本體論”和概念層麵就是與自由主義緊密相連的，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普世精神。公民權包含著個體自主性、眾生平等、權利觀念、社會正義等核心價值，這些價值不因為公民的其他屬性而產生差異。②
令人遺憾的是，當代西方政治的實際運作沒有很好地捏合“普世”與“共存”這兩種價值理念。強調多元共存的製度難以在終極價值和集體目標層麵給出清晰的說法，極易導致某一方的自我隔離或整個社會的離心。接下來將試圖以英國、法國為例，從經驗層麵說明這一問題。
英國對建立在第二種“寬容”基礎之上的多元共存理念相當執著，英國的政策對社會各個群體的約束相對較少：尊重少數群體的權益（例如“同性戀平權”）；對個體不良行為導致的後果（例如“少女媽媽”現象）給予盡可能的寬容和救助；對外來移民實施間接管理，劃分聚居區，自行遴選代表與當地政府交涉，不強製同化，等等。然而，英國的多元主義卻帶來了層出不窮的內部分歧和碎片化問題：未成年人酗酒成風，整體離婚率攀升，精神類疾病患病率居高不下，移民受困於由官方認定的族群標簽而難以實現身份轉換，等等。在本土居民看來，“英國”的形象正分崩離析，不同群體在“共存”的屋頂下對彼此的存在懷有漠視甚至厭惡之情，人們平等地疏離著，社會成為原子化個體的聚集之所，沒有共同的目標，人們也沒有高下之分。這種碎片化的社會也是前首相卡梅倫對多元價值表示深切擔憂的主要現實原因。
擁有500萬北非移民的法國在20世紀70—80年代也曾長期堅持多元文化主義，直到2005年“城郊騷亂”的爆發才出現重大轉變。此次騷亂波及法國全境，持續半個多月，30多個市鎮實行宵禁，近2800名嫌犯被捕入獄。法國政府意識到族群嚴重的矛盾衝突，轉而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推行同化政策。但是，同英國一樣，在重新確立法蘭西價值和法國民族認同的問題上，法國政府莫衷一是，事實上導致了穆斯林文化被樹立成法蘭西價值的對立麵，以此來拯救難以言明、難以整合的“法國性”（Frenchness）。①巴黎警察重申“法國認同”的方式就是避開穆斯林聚居的社區，任由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在其中滋生蔓延。
心懷善意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普世”和“共存”兩個目標上都遭到了失敗，然而這種失敗並非不可避免。換句話說，如果多元主義能夠較好地實現其中一個目標，其合理性也將得到很大提升。俄國立憲民主黨領袖鮑威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原本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後來轉向自由主義。他認為，與社會主義相比，自由主義的優越性體現為它不強調遙遠的目標，而是著眼於政治現實性，亦即改善目前的境遇。②令人遺憾的是，多元文化主義在“改善目前境遇”的有限目標上也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卷，政治家樂意享受“共存”帶來的方便———不必費心創造一個能夠持續容納移民和外來事物的新文化，隻需將有差異的群體區別對待即可。①
換句話說，政策製定者們對自由主義的兩種“寬容”都缺少深刻理解。就法律層麵而言，移民從首次進入一個歐盟國家到取得公民身份，隻需要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但是，移民從政治上和文化上被接納為共同體成員，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為了順應移民的到來，歐洲各國政府一度大力推動多元文化主義，但就結果而言，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造成了文化隔離和文化漠視基礎之上的“偽包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在精神上往往無家可歸。因此，近年來歐洲大陸的曆次恐怖襲擊並非“國外敵對勢力”作祟，而絕大部分是歐洲公民自己製造的“本土恐怖主義”。
盡管多元文化主義在政治實踐中的表現乏善可陳，但它所努力彰顯的價值仍然是可欲的。經曆過猶太人大屠殺的恐怖，人類社會已經深刻意識到包容的絕對必要性。多元文化主義在實踐中遭受的阻撓和困難愈多，為寬容辯護愈困難，寬容的“絕對必要性”就愈顯得珍貴，這往往會導致“政治正確”的出現。在“政治正確”統轄的社會語境下，以族群、膚色、性別、國籍和財富水平為出發點來討論公共問題是極其“不體麵”的行為，這些行為之所以被認為不體麵，是因為它很容易導致有害的“類型思維”（stereotypical thinking），觸犯自由平等的原則，傷及無辜。換句話說，“政治正確”的背後有一套基於多元價值論的複雜論說，體現了對平等的不懈追求、對世事無常的理解、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失敗者的原宥。這一套論說包含了近現代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的主體，曾對法國大革命以降的曆次進步浪潮發揮過無可比擬的激勵作用，是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不斷趨於文明的思想動力。
但是，隨著多元價值和自由平等獲得了多數人的接納與承認，成為建製的一部分，它也麵臨日趨僵化和教條化的危險。當自由主義豐富的情感和價值訴求塌縮為或者呆板或者神經質的“政治正確”時，實際上是變相地掩蓋了業已存在的社會矛盾，在更壞的情況下甚至淪為“道德大棒”，結果是導致陣營的分化，製造更多的敵對與仇恨。根據對特朗普競選語言的分析，他慣於頻繁使用“你們”“我們”和“他們”這一類詞匯，製造出“我者”（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之間的對立和分裂。“他者”往往是受到“政治正確”保護的群體，例如墨西哥非法移民、中東難民和穆斯林。①特朗普的演講釋放了大量選民心中被“政治正確”長期限製和壓抑的不滿情緒，盡管這些情緒有很大的比例來自於謠言和偏見，但經驗證據的匱乏並不妨礙懷有此類情緒的選民對特朗普產生強烈的好感。
特朗普在多個場合一再表示：“我們就顧著政治正確了，我們連自己在幹什麽都不知道！”民主黨的支持者們對這種諷刺論調深惡痛絕，但特朗普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幾年前，羅傑斯大學想邀請前國務卿賴斯去演講，卻遭到了學生的激烈抗議，理由是賴斯縱容中情局虐囚，學校最終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時任總統奧巴馬對此評論道：“雖然我並不讚同賴斯和上屆政府的諸多做法，但一個大學或一個國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國務卿麵前閉目塞聽，我覺得這是錯誤的。”②如果“政治正確”成為絕對的道德律令，不可討論、不可爭辯、排斥異己，那麽懷有良好初衷的“政治正確”就會淪為一種閉目塞聽的暴政。
在諸多左翼人士看來，“政治正確”是必不可少的，它維持著美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底線，並確保希特勒這樣的人物不會入主白宮。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有言，社會不是自然撮合物，而是一個人造結構，它有一套專橫規則來調節自己的內部關係，以免文明的薄殼遭到擠壓和破壞。在這一結構之內，社會從上到下、從左翼到右翼，分享著一種保持現有規則的默契，以便它所有的成員都能采取相應立場，穿越時局變化。①在左派人士看來，“政治正確”恰恰是保護美國政治文明的“薄殼”免受擠壓的一套“專橫規則”。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對“政治正確”、自由民主的惡意中傷之所以能夠奏效，甚至深得人心，主要原因不在於“政治正確”的“刻板”與“荒謬”，而是當今的政治精英不懂如何在思想和倫理層麵為自由平等價值張目。
20世紀70年代之後，厭惡平等主張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人形成鮮明對立，兩黨共識日漸喪失。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人作為事實上的保守派，開始充當羅斯福“新政遺產”的保衛者。②守成政黨的通病是關注細節、思維僵化，民主黨人在細節和技術問題上的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實際上拖了自己的後腿。一般而言，人們在“用什麽辦法才會奏效”的問題上往往很難達成一致。雖然有些專家從理論和經驗兩方麵證明了，就長期趨勢而言，民主比專製表現更為優秀，寬容比偏狹更有利於社會發展，但是，沒有多少民眾具備足夠的耐心等待自由、民主、平等的長期後果。某種程度上，選民都是短視的，民主的常態即如此。人們很難責備一個無力購買醫療保險的父親對非法移民的子女教育問題漠不關心。然而，自由民主值得珍視、捍衛的理由並不局限於其實用層麵，以短期效益來衡量自由民主的社會價值是相當狹隘的。作為一套信仰體係，自由主義從原則上關切絕大多數人的福祉並以社會整體的開放、進步為目標，這才是自由主義能夠深刻影響18、19世紀以降人類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因。然而，以希拉裏為代表的當代職業政治家往往陷入實用主義的窠臼，而疏於為自由民主的精神價值布道。
希拉裏在闡述其施政理念時表現得像一個嫻熟的官僚，嚴重缺乏超越意識和感召力，這使得民主政治變成一項枯燥乏味的程序性活動。在有關自由平等的公共辯論中，充斥著財政數據、專業術語和冗長空洞的措辭，昔日代表進步和偉大的社會理想日益淪為科層體製流水線上的冗長文件。例如，希拉裏的競選網站上列有41個亟待解決的、可量化的重大社會問題，每個大問題下麵又包含著多個次級問題和更為細致的次級方案，事無巨細，甚至包括如何保護貓、狗、馬匹的權益。即便能耐心地讀完所有這41項社會改革方案所包含的海量信息，人們也很容易產生一種消極情緒：即便所有這些問題都得到解決（盡管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那又如何？美國社會將達成一個怎樣的集體目標仍然晦暗不明。
希拉裏全心全意地向選民兜售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極少深究某一項社會目標為什麽是可欲的，而有利於促進政治共識形成的恰恰是後者，前者往往會招致操作層麵和細節上的反對而加劇分裂。在人類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當中，信仰的力量最為驚人，信仰能讓理性的個體接受自己夢想的“奴役”。徹底世俗和理性的生活對多愁善感的人類頭腦來說，是難以忍受的。而最不明確、最虛幻的詞語，有時卻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正如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所言：盡管存在著理性因素，但文明的動力無法排除情感———譬如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①而堅信自由平等的美國左派卻閹割了自由主義作為信仰的角色，將其降格為技術官僚的政策意見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希拉裏在演講中更多地使用“good”，而特朗普更傾向於使用“great”。②
回顧特朗普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崛起的過程，政治觀察家們十分驚訝於事實的鬆動和真相的消解。希拉裏的政策主張、施政綱領無疑有更為翔實的經驗事實作支撐，但這並沒有讓選民更願意傾聽她的意見。與之相反，特朗普擅長“製造”事實，即便事後證明他的言辭與真實情況之間存在重大偏差，也不會從根本上動搖他據此闡述的觀點，因為他並不在乎聽眾是否認可每一個事件的細節，他隻在乎聽眾有沒有接受他想要傳達的意向，例如，墨西哥非法移民擾亂了社會秩序，中美經貿關係榨幹了美國的錢袋子。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評論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曾舉電影《第一滴血》的例子來說明事實是怎樣被操縱和建構的，以及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如何能成為被廣泛接納的“政治現實”。①這種帶有“陰謀論”和“反智主義”傾向的社會力量，導致了民主政治中“真相”地位的下降。支持特朗普的知識分子指責奧巴馬以“願望”治國，罔顧社會現實。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力圖保衛“新政遺產”的民主黨人被事無巨細的社會現實束縛住了，既無想象力又缺乏執行力。羅斯福“新政”所仰仗的自由平等價值在當代民主黨人的看護下淪為對技術性問題的討論，它不再是一種社會理想，因而喪失了應有的感召力。
綜上所述，西方世界曾經推崇的自由主義信仰在許多方麵退化為刻板、僵化的“政治正確”，自由主義的“看門人”也從18、19世紀偉大的思想家轉變為20、21世紀平庸的技術官僚。自由主義的萎縮為其反對意見留下了繁榮的空間，2016年的美國大選便是這一長期趨勢的政治後果。換句話說，不是特朗普破壞了自由秩序，而是自由秩序的困頓催生了特朗普。
民主製度的成功存在一個隱晦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它必須是“假的”。換言之，選民及其政治代表在重大問題上的看法應當存在較高的一致性，而民主製度的基本功能隻是解決優先順序或操作層麵的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程序主要用來決定由哪一派掌權，而不是就根本性問題進行對抗式的辯論。這是因為，在與權力分配密切相關的情況下，爭論價值問題往往無法促進共識，反而會招致更激烈的反對和更嚴重的分裂。根據政治學家西摩·馬丁·立普賽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觀察，“20世紀中期穩定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典型特征是，它們處於‘後政治’階段，亦即民主的左右兩翼之間相對沒有多少分歧，社會主義者是溫和的，保守派承認福利國家概念。”①令人擔憂的是，在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中，發達國家內部逐漸形成一種新型社會，這種社會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不可通約的矛盾和基本共識的喪失。
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在《斷裂》一書的序言中提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訪問法國時，他曾向著名社會學家圖海納（Alain Touraine）提過一個問題：法國近些年來社會結構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麽？圖海納的回答是：從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變為一場馬拉鬆比賽。過去的法國社會相當於“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人們的地位高低不同，但都處在同一個結構之中。而今天的法國像一場馬拉鬆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這些人甚至已經不是墮入底層，而是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了。圖海納認為，能堅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納進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就業者，人數隻有400萬~500萬。②這種顛覆性的結構變化突出表現於主張開放、競爭的精英階層和主張公平、保護的普通勞動階層之間的矛盾之上。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也曾預言，全球範圍內將會出現一個由2000萬人構成的國際超級階層，其利益偏離普通大眾越來越遠。這個超文化群體正在把全球經濟的成果逼入絕境，而且在不斷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他寫道：“他們對國家忠誠的需求甚低，把國界視為幸好已經開始消失的障礙，將民族國家的政府看作舊時代的殘餘，其唯一的效用就是促進精英的全球運作。”①
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的“金領”群體主要依靠卓越的智力資源和資本網絡生存，因此，他們普遍要求開放市場、開放投資，反對國家以政治力量保護“落後”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他們追求流動性，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價格最低的貨物、勞動力、資本和服務，並利用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來獲利。正如亨廷頓所預言的那樣，對徹底國際化了的精英來說，祖國和外國的區別很小，不管身在香港還是紐約，他們的工作內容、社交方式和消費習慣都相差無幾。與之相反，被“甩出社會結構”的人群在就業問題上往往陷入困頓，他們（例如傳統的產業工人）通常隻掌握專門性的簡單技能，自動化的推廣和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使他們處於越來越不利的地位。因為語言、文化和知識水平的限製，大部分勞動者很難離開賴以生存的經濟體向外遷移。越來越多的行業麵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持續淘汰，再明智的個人決策都無法抵禦市場的劇烈波動。格拉斯哥的眾多造船廠在鼎盛時期雇用了7萬多名工人，而現在英國造船業的集體衰落在彼時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開放的經濟秩序中，技術含量低的崗位最容易受到結構調整、外來競爭的衝擊。不少專家預言，沒有大學文憑的求職者將遭受越來越多的就業歧視。熱衷於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精英所推行的社會經濟政策，往往不能及時有效地緩解全球競爭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他們對於底層人民的“無能”總帶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真實情況是，底層人民的“失敗”並非純粹的個體性事件。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字，至2012年，OECD國家25~34歲的人群中擁有高等教育畢業證書的隻占39%，歐洲成績最好的法國也不過占43%。②當前的局麵無疑是社會問題、製度問題甚至結構問題，必須通過集體方式來尋求解決，這要求國家、政府和公民社會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換句話說，歐美國家目前遭遇的兩極分化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應歸咎於內部製度。許多經濟學家曾認為，美國社會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貧富分化日益擴大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變革———科技創新增加了對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減少了對受教育程度較低工人的需求。但是，經驗數據顯示，即使受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其大部分人的工資收入也未出現明顯上漲。經濟發展的真正受益者是為數極少的一小撮精英，他們僅占總人口的1%。①這無疑暴露了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的根源在於政治層麵而非經濟層麵。
不管追究哪一方的原因———政府的或者市場的，社會分裂已成既定事實。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對美國社會階層變動進行長期跟蹤調查的結果顯示，美國社會的階層差異從量變走向了令人震驚的質變，新的富人階層和新的窮人階層之間毫無交集，他們生活在近乎隔絕的兩個世界當中。默裏的分析調查結果顯示，1960—2010年，處於社會頂層的、占人口總數5％的精英群體，其離婚率僅從1％上升到了6%，而白人勞工階級的離婚率則從4%飆升至35%；雖然醫療技術發生了飛躍式的進步，但美國官方統計的殘疾人數量卻不斷上升，1960年接受政府補貼的殘疾人占人口總數的0.7%，2010年已增加至5.3%，這實際上反映了下層群體勞動意願的顯著下降；更為突出的是，美國下層社會犯罪率大幅攀升，18~65歲的監獄人口從1974年的213人/10萬人增長至2004年的957人／10萬人。②精英社會與草根社會之間的差異已經不僅僅是財富多寡的問題，上層和下層從根本價值觀到日常生活都發生了顯著分離，不同階層之間正變得不可通約。
社會階層的快速分化並不隻限於歐美國家。曾經以“一億總中流”①為傲的日本，正在擁抱20世紀的紅色經典。20世紀初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著名小說《蟹工船》，在時隔80年之後再度席卷日本，僅2008年銷量就超過50萬冊，一度位居暢銷書排行榜的榜首。②分析人士指出：這部小說突然暢銷的深層原因，在於它喚起了社會底層“新窮人”的共鳴。③此外，《蟹工船》的再度流行也從一個側麵揭示了日本共產黨近年來黨員數量快速上升的社會原因。在2015年的地方選舉中，日共已晉升為地方議會中最大的反對黨。④
另一本銷量冠軍書籍《下流社會》對日本的階層變化給出了更為係統的分析。作者指出，今天的日本正在從“中流社會”向“下流社會”轉變。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前，日本社會素來以中產階級數量龐大、貧富差距較小著稱。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出現了被稱為“新中間層”的社會階層，人數逐年增多，主要由工薪階層組成，他們雖然沒有太多的個人財產，收入卻年年增加，使得他們擁有一種生活水平能夠不斷向上提升的期待。⑤然而，為紓解泡沫經濟遺留下來的1000兆日元財政赤字，小泉純一郎、竹中平藏采取了以擴大階層差距為前提的經濟政策，采用自由開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這樣一來，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10％便成了家常便飯。
日本社會日益分化成兩大類人群：少數人對將來收入增多仍懷有希望，而大多數人卻對將來的收入增長感到渺茫。他們曾經都對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會階層上升抱有期望，這種期望如今隻為社會一小部分人專有。換句話說，日本社會正在分化成為兩大群體，即擁有希望的人群和沒有希望的人群，並且這種階層分化呈現出固定化的趨勢，也就是喪失未來期望的人群將永遠不會擁有期望。① “下流社會”的最大特征並不僅僅是收入低下，更在於其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願、消費欲望等全麵下降。在中產階級的龐大結構出現鬆動之後，日本社會各階層之間已變得越來越難以相互理解和溝通。
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出身於精英階層的政治家越來越難以把握中下層社會的實際運行狀況。與以往出身底層、習慣站在木箱上公開演講的老派政客們不同，新生代政治精英與現實生活的接觸極少。英國前首相卡梅倫以個人政治前途為賭注推動英國“脫歐”公投的本意，是想借助公投阻止“脫歐派”進一步分裂基層社會。令人遺憾的是，他對真實民意缺少直觀的了解，盲目信任民調專家和技術官僚呈遞的統計數據。從精英的視角來看，英國“脫歐”是再愚蠢不過的選擇，這導致了他堅信全民公投會幫助英國繼續穩定地留在歐盟之內。
不管是“出局者”的具體境遇，還是共識喪失的普遍事實，都可能招致比誤判民意更為嚴重的政治後果。底層人民往往傾向於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底層人民更熱衷於極端主義運動，因為極端主義容易迅速地對社會問題給出答案，並持有一貫不變的觀點。②此外，不安全感會影響個人的政見和態度。高度緊張狀態需要迅速緩和，這常常表現為對“替罪羊”發泄敵意，或者通過支持極端主義組織尋求短期解決辦法。研究顯示，在對待少數族裔的態度上，失業人群比就業人群更為苛刻；如果失業者是中產階級，他們就有可能成為法西斯分子。①
發達國家另一個共識喪失的重災區是自由國際秩序。不管是英國的“退歐”公投，還是特朗普發布限製移民、加固邊境的行政命令，都反映了二戰之後長期存在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遭受劇烈的衝擊。2017年1月14日，在達沃斯論壇舉辦之際，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評論文章稱，對達沃斯人而言，最大的震蕩在於美國自身正在摒棄（或者揚言要摒棄）它一手打造並維護了60年之久的戰後體係②，美國這樣做確係事出有因。
現行國際體係的基礎性原則既訴諸自由主義又訴諸民族主義，前者表現為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組織聯合體和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首的國際貿易秩序，後者則以主權原則和不幹涉原則為代表。自由主義試圖掙脫國家邊界的束縛，民族主義則致力於鞏固主權國家的堡壘，這在國際政治生活中造成了持續、反複的緊張與矛盾。英國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梅奧爾（James Mayall）的研究指出，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兼容在國際層麵隻存在兩種解決方案：要麽各成員國接受統一的內部紀律（例如，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劃分明確的界限，經濟行為被嚴格視為私人領域的行為），要麽由一個領導者國家為自由秩序背書。即便其他國家不願意接受自由憲政的內部紀律，也會在領導者國家的強製下加入相關的國際機製，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說，這樣做也符合它們自身的利益。③
很少有人相信國際關係可以仿照18世紀那種理想的、大同式的商業社會來運行，二戰後國際體係依然選擇將自由秩序建立在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和領導者地位之上，此前，英國也曾以類似的方式領導世界殖民體係。然而，這種解決方法需要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維持開放秩序的目標必須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家利益高度吻合。開放秩序無法在違反後者自身利益的情況下長期維持下去，因為不能為本國獲取利益的政策會很快失去國內的政治支持。此外，如果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不認同領導者國家獲取“壟斷利益”（monopoly rents）①的權利，而是要求公平分配日益增長的全球財富，霸權國家也將無法長期獨力維持自由秩序的有效運行。②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自由國際秩序的反對者主要來自領導者及其盟友以外的成員，尤其是落後經濟體。它們因為不認同美國獲取“壟斷利益”而拒絕深入展開國際合作，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就屬於這一類別。然而，在最近的危機中，譴責自由國際秩序的恰恰是領導者國家。中國、越南等新興市場的廉價勞動力吸引了美國的大量資本和半數製造業企業，美國的貿易逆差數額巨大，政府負債也有增無減，美國國內出現了“工作的窮人” （the working poor），並且以白人藍領階層為主，這讓許多人認定美國並沒有從自由國際秩序中受益，或者美國的獲益與它所承擔的義務嚴重不匹配（盡管有數量相等的民眾對此持有異議）。英國“脫歐”的爭議也圍繞著同樣的邏輯展開：歐盟到底有沒有促進英國的利益？這樣一個看似客觀的問題，爭論雙方卻無法達成最基本的共識，究其原因，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全球化經濟秩序中的收益和損失存在高度差異。
綜上所述，西方社會在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兩個層麵上都存在嚴重分裂，內部分裂的根源是不同階層的不可通約，外部分裂的根源是自由國際秩序存在的前提條件受到了威脅（不管真相究竟如何，至少許多人持此類觀點）。在雙重分裂的壓力下，人們迫切需要改變現狀，但主流精英給出的解決方案要麽無濟於事，要麽脫離實際，這樣的政治局麵特別容易醞釀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
在深入探討現象的根源之後，我們似乎有必要對當下這一輪反建製運動給出規範層麵的分析：它到底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這關乎著如何製定策略應對這一緊迫的現實問題。在知識精英們（這其中的大部分人既反對英國“脫歐”，又反對特朗普當政）看來，反建製主義的興起無疑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倒退，特朗普上任之後的武斷魯莽似乎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正如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說，這一次民眾決意不聽從精英的勸告，必然事出有因。①隻有深入了解反建製主義者所遭受的壓力，才能避免掩耳盜鈴式的將錯就錯，而這一切要從“進步倫理”說起。
西歐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啟蒙運動強調的“進步”觀念成為一種“普世價值”。進步主義崇尚持續不斷的變化，倡導科學和理性，支持對物質進步的無限追求，認為一切不能與時俱進的因素都將遭到淘汰，這其中也包括人的因素。1900年，英國數學家兼思想家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在他一度享有盛名的著作《從科學立場看國民生活》（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一書中，毫不掩飾地闡述了進化理論的無情和殘酷。他說：
在人類前進的道路上，到處可見滅亡民族的殘骸斷骨，到處可見劣等種族的荒塚墳墓，到處可見犧牲者的屍首遺體，他們無法找到通往更加完美境界的崎嶇小路。然而，正是這些倒下的屍體，成為人類前進的鋪路石，使人類走進了今天更加崇高的精神生活和更加豐富的感情天地。②
因為進步主義的強勢推進，“新事物”在倫理層麵取得了始終優於“舊事物”的地位。依據進步主義的標準，世界被劃分成兩個部分：成功的進步地區和失敗的落後地區。① “進步地區”依據強大實力所展開的對外擴張使得“落後地區”的人們很快意識到，人類曆史進入了弱肉強食和殘酷競爭的時代，而自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此外，進步主義顛覆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在古典時代，舊的、傳統的事物因為經曆了時間的考驗而被認為是更具價值的存在，前現代社會珍視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這決定了它們對新事物的態度往往很不友好。進步主義的出現打破了人們對傳統的因循，人類社會開啟了高速變革和視變革為理所當然的時代。在工業革命的大潮中，農業經濟遭到瓦解，手工業者逐次破產，穩定的人際社會網絡、宗教等級、鄉村的傳統秩序以及人們千百年來所習慣的生活方式被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重新定義。因此，進步觀念製造了傳統與變革之間的激烈對立，尤其是對落後地區而言。
在這些落後地區，傳統的生活、生產方式與正在興起的工業主義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甚至不消滅前者就無法推動後者的到來。因為過去與當下的難以妥協，傳統的捍衛者往往傾向於采取極端手段來抵抗社會變革，這被進步主義視為不折不扣的“反動”，對於“反動”勢力的血腥和不擇手段，進步力量也以相應的激進和暴力予以回應，這導致了19—20世紀早期歐洲政治光譜兩側的社會力量都成為激進主義者。這一過程中誕生了各類激進思想，例如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所有這些“主義”背後都隱含著對暴力的鼓勵和慫恿。
對保守激進主義的習慣性譴責對21世紀的國際政治思維造成了深刻的影響。麵對新的激進主義，國際社會的主要國家往往作出“正義對抗邪惡”的政治判斷，並選擇強硬手段———包括大規模使用武力———來根除其弊病，實際效果近乎災難。這種無效戰略的背後是兩個世紀以來人們對激進主義———尤其是保守激進主義或者“反動”激進主義———的錯誤認知。要厘清這種錯誤認知，我們有必要回顧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對工業革命之社會代價的係統性分析。
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中，波蘭尼回顧了英國工業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圈地運動。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前期均通過王權來減緩圈地的進程，這一政策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廣為資產階級改革家和曆史學家所詬病。波蘭尼對此有不同的解讀。他認為，“國王和他的樞密院、內閣大臣以及主教們都在為保護公共福利，以及實際上是社會的人與自然的本質主旨而與這些暴行作鬥爭”。①當時紡織業的增長明顯依賴於國內羊毛供給量的提高，公平地講，變耕地為牧地的圈地運動的確符合經濟進步的趨勢。然而，對於都鐸王朝和早期的斯圖亞特王朝而言，這種進步的速度或許已經具有毀滅性，使這一過程本身變為一種退化的而非建設性的事件。社會變遷的速度是否適當，主要取決於被剝奪者能否在其人性與生計、物質與道德等本質方麵不遭受致命損傷的情況下，使自己適應於變化了的條件；取決於他們能否在與這種變遷相聯係的機會領域找到新的工作，那些因經濟變遷而失業的人們能否獲得維持生計的新資源。②
因為王權的持續幹預，英國在工業化早期由經濟進步所導致的種種後果基本維持在社會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英國社會經曆了圈地的漫長痛苦，卻沒有遭受嚴重的毀壞。因為“反動”勢力的拖延，英國成功避免了大規模的社會革命。然而，英國的漸進式社會變革在歐洲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並沒有被成功複製，新舊世界的交替在英國以外的地區導致了激進主義運動的頻繁發生。經濟進步開始與暴力行為密不可分，對內表現為左右兩翼的血腥殘殺，對外表現為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近代以來人類創造力的急速提升都造成了進步的巨大壓力，就連鉛筆的問世，都曾讓一部分人感到知識和信息的流動太快了。③如果以鉛筆作為進步壓力的基準，那麽，當代人幾乎生活在失控的進步恐慌之中。在傳統社會，一方麵人的平均壽命較短，另一方麵社會變化率很低，這兩個因素導致了社會變化周期遠遠長於人的生命周期。換句話說，人在青年時代做出的職業、生活選擇，在晚年看起來依然合理。然而，人類社會的整體變化率隨著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而逐年提高，一個行業的盛衰周期從幾百年壓縮至幾十年甚至十幾年，作為勞動力的個體越來越難以避免遭遇突然的淘汰。個人的無辜和經濟規律的殘酷，導致了白人藍領階層的普遍憤懣，新自由主義又將失去工作機會的他們從國家福利製度的保護中逐步剝離出去，這一切在底層人民看來，猶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再度泛濫。
綜上所述，一旦變革的速度超出個體的承受極限或者新生力量的吸納能力，新舊勢力之間的極端對立便無法避免，市場的瘋狂擴張長期伴隨著試圖駕馭或者抑製這種擴張的反方向運動，這一“雙向運動”在波蘭尼看來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令人困惑的是，現代經濟進入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之後，波蘭尼所指出的“雙向運動”被許多政策製定者所遺忘。在新自由主義的反複教導之下，開放經濟———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整個全球化———的社會代價被輕描淡寫，國家幹預被看成是進一步發展全球市場的阻礙因素。波蘭尼曾擔憂地說：“如果我們認為速度是不可改變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我們認為幹涉變遷的速度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那樣的話，當然也就沒有可以幹涉的餘地了。”①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幹涉的餘地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正在變得越來越小，進步壓力的上升不斷凸顯出“人的局限”。當下的反建製運動正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它從政治上提醒人們重新考慮波蘭尼所提出的“雙向運動”。無論進步本身多麽令人向往，政治都必須嚴肅對待進步的社會代價。
反建製運動在發達國家的興起同自由主義的困頓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其一，現代性本身存在內嵌的“道德貧瘠”問題，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多元包容隻是延緩了“諸神衝突”的到來，壓抑了價值判斷的需求，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脫離傳統社會之後所長期麵對的“道德貧瘠”。自由主義本身包含兩種“寬容”，發達國家踐行的多元文化主義雖然實現了表麵上的互不幹涉，卻沒有通過“寬容”達成真正的社會融合、塑造可共享的價值體係。當下的反建製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此相關的現代性危機的又一次爆發。麵對社會內部的隱性隔離，一部分人試圖通過與建製的對抗來為自己所堅持的價值判斷張目。
其二，自由主義思想的教條化和技術官僚化，使得精英主導的輿論越來越無法切入真實的社會問題，“權利優先於善”緩解了大眾政治對少數群體的集體性迫害，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多數群體對少數群體的接納問題和少數群體自身的認同（同化）問題。“政治正確”本來應當是自由主義理念在現實政治中的諸多實踐工具之一，其初衷是在資源和能力嚴重不對稱的社會條件下保護可能受到侵害的弱者，其目的本身體現了正義精神。令人遺憾的是，“政治正確”在許多政治實踐中日益成為碾壓不同意見的道德武器和部分精英顯示自身道德優越感的工具。“政治正確”的教條主義傾向實際上屏蔽了合理的爭論，掩蓋了潛在的意見衝突，加劇了矛盾的尖銳化。在深層意義上，“政治正確”傷害了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道德感召力，這種趨勢是令人擔憂的，一個可供類比的例子是中世紀教會統治時期，民眾不是因為熱愛上帝而信仰他，而是因為懼怕墮落和懲罰而敬畏他，這導致了宗教迫害的盛行。同理，依靠禁忌和教條來樹立“政治正確”，最終會導致自由主義的暴政。
雖然受到反建製運動直接威脅的是現存製度，但發達國家必須先從社會層麵入手，解決共識喪失的問題。這就要求民選政府正視全球化的社會代價，限製進步主義在政策製定中的主導性影響，在對市場———不論國內還是國際———的粗暴幹預與放任自流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鑒於共識喪失的社會現實業已存在，想要在短期內彌合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各個層麵的矛盾與分歧恐非易事。更令人擔憂的是，由於在國際體係中長期占據製度優勢，發達經濟體的內部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製度性紅利所掩蓋，因此，對於這些經濟體而言，全球化的社會代價尚處於逐步顯現的過程中，內外矛盾的動力還遠沒有釋放殆盡。在歐洲，處於政治光譜遠端的非主流政黨引領、塑造政治議題的能力已經增長到不容忽視的地步；政治的失序直接威脅到多民族國家的主權完整，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將成為分離主義的壓力點。鑒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反建製運動———無論挑戰的是具體政策還是根本構架———的進程很難在短時間內發生逆轉。
但是，反建製運動本身並沒有為現代性危機提出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法，它更多地是暴露和批判自由民主秩序在當前政治經濟條件下的弱點與不足，其帶有強烈“思鄉病”色彩的觀點主張無法成為現行秩序的有力補充，更不可能代替現行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發達國家正在經曆的反建製浪潮隻能是一場缺少深思熟慮的改良運動，而不可能成為重塑國家政治經濟形態的革命運動，這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反建製、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反建製和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建製存在根本差異。如果發達國家的主流精英能夠正視反建製派的關切，深刻認識導致社會分裂的結構性因素，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麵進行調整，那麽反建製運動的中長期影響將會處於基本可控的狀態。
反建製運動的興起是一個高度複雜的政治經濟現象。對待此類事件，人們必須保持開放的頭腦和多角度的視野，以避免係統性的誤判。美國社會學家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曾敏銳地指出：民粹主義常常被視為反常現象，不被視為對大規模資本主義和集中化國家權力的一種基本的、頻發的反應。①這一判斷的啟示是深刻的。當前全球範圍內的反建製運動是現代性危機的又一次爆發，反映了資本主義向更高級形式———全球資本主義———推進過程中所積累的重重矛盾。自由主義的實踐在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兩個層麵都遭遇了挫折，但這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信條本身已行將就木。麵對反建製運動所裹挾的保守思想、極端思潮和仇恨情緒，重視自由平等的人們難免過度悲觀。事實上，特朗普主義並非史無前例，更不是民粹主義最壞的形態。②雖然經曆了金融危機的打擊，但相比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歐洲和美國社會的肌體尚且強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不至為溫飽憂慮。發達國家可能經曆局部的崩潰，但自由主義秩序並不會陷入完全的動蕩之中。
我們必須看到，人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不可避免地帶有基於政治、社會和文化身份的偏好以及傾向性。如果個體注定要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環境下成長，並成為該文化的一部分，那麽，群體性的偏好或傾向性就應當被看成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麵。①想要通過政治手段來消除基於差異性和獨特性的政治文化身份，隻能刺激這種身份的發展，進而導致種族中心主義、排外主義和宗教激進主義的隱性傳播。國際社會不應當因為共識的暫時喪失而相互指責，在缺少共同聲音的時刻，基本的諒解和團結就成為國際社會中最緊缺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準號：17XNF01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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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眾中有很多人認為羅姆人四處流浪，有偷盜的傳統且缺少基本的衛生習慣，敗壞了當地的社會秩序。
John Gray,Two Face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p. 2.
Andrew Vincent, 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4.
Kenan Malik,“Terrorism has Come about in Assimilationist France and also in Multicultural Britain. Why Is That?”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15,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nov/15/multiculturalism-assimilation-britain-france，訪問時間：2016年2月10日。
Melissa Kirschke Stockdale,Paul Miliukov 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Russia, 1880—191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98.
例如德國對待土耳其移民的方式，詳見Kenan Malik,“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munity Versus Society in Europe,”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estern-europe/failure-multiculturalism? cid= nlc-twofa-20151230&sp_ mid = 50372351&sp_rid = bGlhbmd4dWVjdW5AZ21haWwu Y29tS0&spMailingID =50372351 &spUserID = NTA0ODM1OTQxOTkS1 &spJobID = 840078528 &spReportId=ODQwMDc4NTI4S0，訪問時間：2016年11月8日。
Patrick Healy and Maggie Habermandec, “95,000 Words, Many of Them Ominous, From Donald Trump’s Tongu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12/06/us/politics/95000-words-many-of-them-ominous-from-donald-trumps-tongue.htm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19日。
朱冰聰：《為何美國左派右派都說對方“反智”？》，《金融時報》中文網，2017年1月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872? full =y，訪問時間：2017年1月6日。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51頁。
[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麽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劉波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4頁。
[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94頁。
Martin Krzywinski,“Word Analysis of 2016 Presidential Debates: Clinton vs Trump,”Genome Sciences Centre, January 21, 2017, http://mkweb.bcgsc.ca/debates2016/? debate=clinton-trump-04 #section-tagcloud-pos-all，訪問時間：2017年1月23日。
克魯格曼分析說，在冷戰後的美國政治中，“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麵軟弱無能”的形象可謂深入人心，正是靠著這一印象，共和黨人才能拿“9·11”事件來大做文章。然而，民主黨的形象並非一貫如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它才被釘上“軟弱”的恥辱柱。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開始出現“背後捅刀子”的說法———如果不是文官作祟，軍方本可以贏得這場戰爭，而讓這種說法成為主流觀點的是1982年大獲成功的電影《第一滴血》。在影片中蘭博宣稱：“我拚盡全力去贏，但有人不想讓我贏。”他還痛斥：“機場的那些蛆蟲，他們抗議、吐口水、叫我嬰兒殺手。”從此，抗議者向歸國軍人吐口水的畫麵，便在大眾文化中生根發芽。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根據，根本沒有可信的記錄，但“自由派侮辱軍人”的神話已在公眾的頭腦裏紮根，詳見[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麽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劉波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41—142頁。
Boris Zelkin,“Obama Limps into History,”American Greatness, January 4, 2017, http: //amgreatness.com/2017/01/04/obama-limps-history/，訪問時間：2017年1月5日。
[美]西摩·馬丁·李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頁。
孫立人：《斷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頁。
Ambrose Evans-Pritchard,“The Year that Raw Nationalism Toppled ‘Davos Man’,”The Telegraph , January 14,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17/01/14/year-raw-nationalismtoppled-davos-man/，訪問時間：2017年1月17日。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https://www.oecd.org/edu/France-EAG2014-Country-Note.pdf，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7日。
參見Ian Dew-Becker and Robert Gordon,“Where Did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Go? 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No. 2, 2003, pp. 67-127; Frank Levy and Peter Tem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Century America,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7-17, June 2007。
Charles Murray,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New York: Cox and Murray, 2012）.
20世紀70、80年代的日本，在終身雇傭製的作用下，有9成左右的國民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
Danielle Demetriou,“Japan’s Young Turn to Communist Party as They Decide Capitalism Has Let Them Down,”The Telegraph, October 17, 2008, http://www. 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japan/3218944/Japans-young-turn-to-Communist-Party-as-they-decide-capitalism-has-let-them-down.htm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8日。
Heather Bowen-Struyk, “Why a Boom i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Japan? The Kobayashi Takiji Memorial and The Factory Ship.”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7, Iss. 26, 2009, Article 1.
“Japan’s Communist Party: Red Revival,”The Economist, April 17, 2015, 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648771-communists-become-japans-strongest-political-opposition-provinces-red-revival，訪問時間：2016年12月30日。
[日]三浦展：《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陸求實、戴錚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年，第2—3頁。
[日]三浦展：《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陸求實、戴錚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年，第79頁。
[美]西摩·馬丁·李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頁。
[美]西摩·馬丁·李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3頁。另外參見[美]米爾頓·邁耶《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年間的德國人》，王崠興、張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1月。
Ambrose Evans-Pritchard,“The Year that Raw Nationalism Toppled ‘Davos Man’,” The Telegraph, January 14,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17/01/14/year-raw-nationalismtoppled-davos-man/，訪問時間：2017年1月17日。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6.
對“壟斷利益”的抵抗和反對必然會發生，尤其是在國際體係中從事壟斷的合法性已經逐步喪失。詳見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7）, pp. 153-154。
J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6.
Stephen Hawking,“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The Guardian, December 1,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訪問時間：2016年12月2日。
Karl Pearson,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2nd ed. , p. 64.
Gregory Jusdanis, The Necessary Nation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頁。
同上書，第33—34頁。
Brigid Schulte, Overwhelmed: How to Work,Love,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 （New York: Macmillan, 2014）.
Brigid Schulte,Overwhelmed:How to Work,Love,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 （New York: Macmillan, 2014）, p. 32.
對激進主義根源的討論，詳見Craig Calhoun,The Roots of Radicalism : Tradition,the Public Sphere,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Movement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Arthur C. Brooks,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Trump Are Doomed to Repeat Him,” October 7, 2016,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6/10/08/opinion/those-who-dont-understand-trump-are-doomed-to-repeat-him.html，訪問時間：2016年11月8日。
Jeff McMahan,“The Limits of National Partiality,”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 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