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和人一樣，有貧窮、有富裕；國際社會也和國內社會一樣，有發達國家（“有錢人”）發起的援助和發展貸款。從19世紀開始，大量的私人援助就開始從西方國家流向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非洲地區。當時提供這些援助的主要是宗教組織，而早期跨國“援助”的主要內容是建設教會醫院和學校。
20世紀初傳教士在非洲的“援助”分布示意
二戰後，伴隨著廣大前殖民地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出現了大量的新獨立國家。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東西方陣營都把國際援助作為爭取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的重要手段。
捐了錢，是不是該自覺點認大哥？
同時，國際援助也被視為是實現國際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作為全球最不發達國家集中的大陸，非洲吸收了全球最多的發展援助。這些發展援助既有官方的發展援助（ODA），也有民間資金提供慈善或人道主義援助。
比如1985年英美兩國的Live Aid音樂會，是為當時埃塞俄比亞饑荒籌集捐款而舉辦的（圖：Flickr）
但是幾十年下來，國際援助不但沒能幫助大多數非洲國家擺脫貧困，一些國家更是陷入反複動蕩中，國家幾十年如一日毫無起色。
非洲國家獲得的國際援助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將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作為加強其同非洲大陸國際關係的重要手段。60多年來，西方國家為非洲提供的發展援助規模數以萬億美元計。
1960年被稱為“非洲年”，這一年有17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西方國家也因此開始倍加重視與非洲的關係（圖：Flickr）
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為非洲提供援助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道主義援助，發生在個人、團體或政府在緊急情況發生期間或之後，如戰爭和自然災害，如洪水、海嘯、火山和地震，這類援助的提供包括糧食援助、實物服務（如物流或運輸）等。這類援助往往是救急不救窮，規模也相對較小。
人道主義援助被視為“人與人之間，團結一致的普遍價值和道德責任的基本體現”，比如我們熟知的紅十字會就是一個人道主義組織（在發放救急食品的人道主義組織 圖：Flickr）
另一種是發展援助，這種援助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提供的，其目的是支持總體發展。這是目前最主要的援助方式，也占了非洲國家獲得援助的大頭。
發展援助具體也可分為這幾種方式
據經合組織統計，20世紀60年代以來，僅該組織成員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總額已超過4.6萬億美元（按2007年不變價格美元計算），其中非洲在1970-2009年的40年裏，接受了經合組織國家11732.7億美元的官方發展援助。
這些年經合組織沒少在非洲援助上花錢，2000年後這一數字變得越來越誇張
那麽這些發展援助在非洲的效果怎麽樣？很遺憾，學者的研究和現實都表明，絕大多數非洲國家未能取得實質性發展。
比如，1950年-2001年期間，乍得的經濟增長為零；而同期紮伊爾（剛果民主共和國）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至今這兩個國家仍是貧困和動蕩的國家。
兩國這五十年的數據放一起對比，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
非洲國家的貧困發生率也沒有顯著下降，198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率為不超過54%，這一數字在1991年反而上升至58%，到2005年才又回落到51%。很多非洲國家經濟也在起起伏伏與內戰之中停滯不前，盡管資源豐富，但是卻捧著金飯碗要飯。
甭管西非還是東非，都逃不開“貧窮”二字
基於這些實踐和統計數據，丹比薩·莫約、威廉·伊斯特利等學者認為發展援助是無效的，莫約甚至認為西方的援助是“有害的”，西方援助是非洲經濟增長的“沉默的殺手”。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如著名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休克療法”之父）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則認為，非洲沒有發展起來是因為援助還不夠，西方國家還需要加大“惠非”力度。（薩克斯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對“一勞永逸”結束全球貧困崇高理念的癡迷，要是問題有那麽簡單就好了。）
有毒的西方援助
盡管看上去提供了大量的物質支持，但是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援助不但沒幫助非洲國家走出泥潭，相反，還起到了很多負麵作用。
有研究表明，一些所謂的“發展援助”實際上阻礙了發展，因為它增加了懶惰、依賴和腐敗，損害了社會進步。一些長期的“發展援助”非但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還讓被捐助國家認為衣來伸手是理所應當的。
首先，龐大的援助規模塑造了一些非洲國家對援助的依賴。許多非洲國家的財政開支全部或絕大部分依賴援助。
例如在2020年，中非共和國獲得的淨官方發展援助（ODA）淨額占到其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255.2％；馬達加斯加為83.7％；烏幹達為60％；盧旺達為74.2％；埃塞俄比亞為58.5％；布基納法索為56.8％等。
可以說，這些國家的財政要靠國際援助養著，導致一些非洲國家形成了強烈的“援助依賴症”，以至於許多非洲國家幹脆將國內發展與國際經濟援助掛鉤，看西方援助國臉色吃飯。
其次，援助還阻礙了非洲國家的進步。大量的外部援助看似為非洲國家提供了巨額資金，但是卻造成政府不需要依賴稅收就可以獲得財政支持的情況。
盡管稅收讓大多數人感到不快，但是現代稅收是國家同其民眾保持聯係的最佳途徑。官僚係統與納稅人反反複複地為了征稅多少而拉扯，政治在這種博弈中變得更加成熟。
而如果政府不需要從其民間獲取稅收以供養自身的發展，那麽政治精英就缺乏“討好”民眾、培養稅基的動力。
政治精英獲得這種額外收入的方式既有可能是國內的某種礦產，也有可能是來自某個外國政府的“慷慨”援助。前者是“資源的詛咒”，後者就是“援助的詛咒”，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其他地區國家稀缺的資源在非洲卻可能“遍地都是”，而這也成了非洲一些政客用來換取國外援助的籌碼。
在實踐中，直接給予欠發達國家政府大量資金的援助模式，讓當局感覺服務國內公民、推動可持續發展毫無必要，因而沒有動力改善國內環境，增加稅基，也就無法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真正進步。
例如，據估計，美國等西方國家在1974-1994年間，對非洲獨裁者——紮伊爾的蒙博托政權給予了約85億美元的援助，這些援助主要被蒙博托用於自己及家人的享樂，以及維持其殘暴的統治，根本未能促進紮伊爾的經濟發展。
目前非洲國家普遍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工業化水平也非常低，而這二者都是發展的重要標誌。
除了無法促進經濟的增長外，援助還助長了暴力衝突。大量金錢援助和礦產資源一樣，就如同從天而降的財富，這對於很多非洲國家國內的利益集團來說，通過奪取政府權力和獲得援助財富，是一本萬利的“生財之道”。
索馬裏領導人西亞德·巴雷在其統治期間（1969-1991年），將75％的援助資金裝進自己和親信的腰包裏。和蒙博托一樣，巴雷也是出了名的獨裁者，或許在他眼裏，國家的就是自己的。
怎樣打破援助的詛咒？
援助不僅破壞經濟增長，有時也會導致動蕩，甚至可能導致內戰，出現“援助的詛咒”。
例如在南蘇丹地區，盡管土地肥沃，但是由於長期戰亂，糧食短缺一直是困擾這一地區的重要問題。因此，國際社會的糧食援助就是重要的“硬通貨”。
早在南北蘇丹分裂前，“蘇丹人民解放軍”內部的各派武裝團體操弄和截留糧食援助，以控製支持者增加自身力量。
近年來，在南蘇丹內戰中，各股勢力也將援助物資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國際援助，有時候和塞拉利昂的鑽石、尼日利亞的石油、中非的木材、索馬裏的木炭一樣，成為支撐衝突的重要物資。
西方在對非洲國家援助時，還附加了大量的條件，例如“民主”“良治”“財政結構調整”等，扭曲了非洲國家的發展政策。非洲國家為了滿足援助方提出的條件，而采取了許多不利的政治經濟政策。
西方援助方要求的“民主化”，進一步弱化了本需強化的非洲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與“良治”的目標事實上是背道而馳的；削減財政補貼、減少財政支出（主要是民生支出）的規模，這又會導致受援國國內動蕩。
例如，201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堅持要求蘇丹取消燃料和麵包補貼，導致食品、藥品和交通價格飆升，這是導致蘇丹的巴希爾政權在2019年垮台的重要導火索。
麵包要有的，麵包補貼也應該要有的（圖：Flickr@UNAMI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要求隨後上台的蘇丹“過渡委員會”進一步取消補貼，才能有資格獲得債務減免，繼續導致蘇丹較貧窮地區發生致命騷亂，激起了民眾怒火，最終推翻了“過渡委員會”。
而“過渡委員會”的倒台又引發軍事政變。
出路何在？
來自非洲的學者丹比薩·莫約在《援助的死亡》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對於任何人或國家來說，發展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靠外力更是無法實現真正的發展。發展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和勤儉節約，最終後人才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種下一棵樹也是種下一片希望（圖：successpictures）
林毅夫教授也指出，將貿易、援助、投資以及知識技能傳播結合起來的“南南發展合作”，比目前所界定的傳統的“北南援助模式”更為有效。
參考資料：
1.(美)伊斯特利著，崔新鈺譯：《白人的負擔:為什麽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讚比亞）丹比薩·莫約著，王濤、楊惠等譯：《援助的死亡》，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3.羅建波.西方對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經濟合作.國際政治科學，2013(01):1-32.
4.林毅夫，王燕，王華.新結構經濟學下的國際援助與合作簡評——以非洲發展為主要視.中國非洲學刊，2020，1(01):63-82.
5.失血的黑色大陸——現代非洲內戰之殤，《三聯生活周刊》 2012年43期，132-137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ID：diqiuzhishiju），作者：乞力馬紮羅的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