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文版序言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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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penhauer  Aug 31, 2019

《文明衝突論》是1993年夏季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的文章中的觀點。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為一本書《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主要論點

文明衝突論以“文明衝突將是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為主要論點。

理由

1. 曆史事實

2. 世界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

3. 因為現代化及社會變遷，宗教填補了人從傳統中跳脫後的真空

4. 認為全球化不應該等於西化

5. 文化差異是不易改變的

6. 經濟的區域主義增長（例如：歐洲聯盟）

7. 對同類的喜愛以及對異類的憎惡，是人的天性

現代文明

現代文明

亨廷頓切割的世界文明圈 (Huntington, 1996^[2])

1. 中華文明

2. 日本文明

3. 印度文明

4. 伊斯蘭文明

5. 西方文明

6. 東正教文明

7. 佛教文明

8. 拉丁美洲文明

9. 非洲文明

反對觀點

• 眾多學者從實證、曆史、邏輯、意識形態等角度嚴厲批判亨廷頓的論調 ^[3]

• 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在1999年指出，西方世界形成現代的社會形態不過是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之後數百年間的事。主張西方“數千年來致力於民主”，將其與世界其它部分對立，是個嚴重錯誤。^[4]

• 愛德華·薩義德認為這是“可憎的種族主義的體現”，是當今世界裏針對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希特勒式科學”。

• 喬姆斯基認為此論調不過是美國官方為其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正名的新官方宣傳，因為冷戰後“蘇聯威脅”已不再是一個可用的借口。^[5]

• 希臘總統普羅科皮斯·帕夫洛普洛斯於2019年5月參與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前夕發言表態，認定文明衝突論本質有荒謬性^[6][7]，希臘作為西方悠久文明曆史格外體認到沒有任何文明中不參有其他文明習得的部分，尤其全球化的今日這趨勢空前加快，^[8]當每個文明混雜有其他人的部分難分界線，如何發起“衝突”的立足點變得怪異，世界要變得更好隻有走調和與包容、互學的道路，每個國家也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鼓吹“衝突”隱含本質是要在某個終點分出勝敗、一方消滅另一方，而這本質沒有可行性，隻能讓人類在動亂中度日。

問題

1. 未解釋為何會有對“文明”的忠誠。

2. 討論到大國時，文化成為不重要的因素，反而是政經軍利益成為重要因素。

3. 文明的核心國和文明並非等號。

4. 文明不會做決定也無法受控，即文明不具備國家的功能。

5. 今世界上許多衝突是內部衝突，而非文明間衝突。^[10]

6. 忽略現代化科技和全球化造成的貧富等經濟問題對於一些衝突的本質驅動影響。^[11]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

中文版序言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據我所知，中國學者對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評論總的來說精深而富有洞見，雖然他們有時也誤解了我論證中的政策含義，並對之持相當批評的態度。為此，我的完整著作現在尤其應與中國讀者見麵，這樣他們便可以了解我對世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麵、更精確和更詳盡的版本，而不僅僅是從一篇30頁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東西。

為什麽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麽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麽多的討論，為什麽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 — — 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將來可能還有巴西和南非，或許再加上某個伊斯蘭國家，將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

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麽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麵，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

我於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由於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嚴肅的和信息靈通的人士認為蘇美之間的核戰爭實際上不可避免。但是這場核戰爭並未發生，因為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可能性，並推動了武器控製和其他安排來確保它不發生。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製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所主持的哈佛國際和亞洲研究會正在積極地提倡這一努力。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

塞繆爾·亨廷頓

1997年12月6日

前言

1993年夏，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衝突？》。據該雜誌的編輯講，這篇文章在三年內所引起的爭論，超過他們自4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內所引起的爭論肯定也超過我所撰寫的其他任何文章。對這篇文章的反應和評論來自各個大陸和許多國家。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論點：正在出現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險的方麵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引起了人們的各種反應：新奇、義憤、恐懼和困惑。無論這篇文章還產生了其他什麽效果，它已觸動了各個文明中的人們的神經。

鑒於人們對這篇文章的興趣、誤解和爭論，我似乎需要進一步闡述它所提出的問題。提出一個問題的建設性方式是陳述一個假設，這篇文章正是在做這樣的嚐試，而它的標題所帶有的問號卻被普遍忽視了。此書便旨在對該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我在此書裏試圖詳細闡述、提煉、補充、偶爾也界定該文章中提出的論題，並提出和涉及許多在該篇文章中沒有論及或隻是一筆帶過的思想和主題。它們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問題；權力和文明之間的關係；文明之間均勢的轉移；非西方社會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結構；西方普世主義、穆斯林的好戰性和中國對自身文化的伸張所導致的衝突：對中國權力的增長所作出的反應 — — 是均勢還是搭車；斷層線上戰爭的原因和動力；西方的未來和由各種文明構成的世界的未來。該文章所缺少的一個重大主題是人口增長對權力的不穩定和均勢的關鍵影響。所缺少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這本書的標題和結束語所總結的：“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的保障。”

這本書不是也並不打算成為一本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要對冷戰之後全球政治的演變作出解釋。它渴望提出一個對於學者有意義的和對於決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範式。對於其意義和有用性的檢驗不在於看它是否說明了正發生於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顯然做不到這一點，而在於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選擇的範式提供了一個更有意義的和更有用的觀察國際發展的視角。此外，沒有一個範式是永久有效的。雖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於理解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全球政治，但並不意味著它同樣有助於理解20世紀中葉和21世紀中葉的全球政治。

最終形成該文章和這本書的思想，最初是我於1992年10月在設於華盛頓的美國企業研究所所作的一個布雷德利講座上公開表述的，然後又在為奧林研究所關於“變化中的安全環境與美國的國家利益”項目準備的提綱中提出，這個項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設立的。該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在美國各地與學術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參加了不可勝數的關於“衝突”的研討會和會議。此外，我還有幸參加了在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舉辦的關於該篇文章及其主題的討論會，包括阿根廷、比利時、中國、法國、德國、英國、南朝鮮、日本、盧森堡、俄國、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灣等。這些討論會使我麵對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從這些討論的參加者的洞見和視角中獲益匪淺。 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學主持關於冷戰後世界的性質的研討班，參加研討班的學生總是活躍地對我的觀點提出評論，而且時常是相當帶批評性的評論，這更進一步刺激了我的寫作願望。本書的寫作也極大地得益於哈佛大學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和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學院環境及他們的支持。

邁克爾·德施、羅伯特·基奧恩、法裏德鞏卡裏亞和斯科特·齊默爾曼閱讀了全部手稿，根據他們的評論，本書的內容和結構作了重大的改進。在本書的整個寫作過程中，斯科特·齊默爾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協助；如果沒有他精力充沛的、內行的和熱心的幫助，本書便不可能問世。我們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瓊和克裏斯蒂安娜·布裏格斯也作出了建設性的貢獻。格雷斯·馬吉斯特裏斯打印了初稿，卡羅爾·愛德華茲極富責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於她一定幾乎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記在心。喬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農和林思·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羅伯特·阿薩赫那、羅伯特·本德和約翰娜·李在整個出版過程中對手稿給予了令人振奮的、專業性的指導。本人對所有這些人在此書的成書中所給予的幫助不勝感激。是他們使此書大為增色，餘下的缺陷隻應由我個人負責。

此書的寫作工作全仗約翰·奧林基金會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資助。如果沒有它們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遲若幹年，本人衷心感謝它們的慷慨資助。盡管其他基金會越來越注重於國內問題，奧林基金會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仍然把它們的興趣和資助放在關於戰爭、和平以及國家和國際安全的研究工作上，為此堪加讚揚。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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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論：旗幟與文化認同

1992年1月3日，俄羅斯和美國學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樓的演講廳中舉行了一個會議。兩個星期以前，蘇聯不複存在，俄羅斯聯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結果，從前裝飾在演講台上的列寧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掛在前牆上的俄羅斯聯邦的國旗。一個美國人注意到，唯一的問題是那麵國旗掛反了。當美國人向俄羅斯東道主指出這個問題後，他們在第一次休會期間迅速悄悄地糾正了這個錯誤。

冷戰結束後的幾年中，人們的認同和那些認同的標誌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全球政治開始沿著文化線被重構。被反掛的國旗是變化的一個跡象，但是越來越多的國旗正在被正確地高高掛起，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們新的文化認同的這樣和那樣的標誌背後動員和前進。

1994年4月18日，2，0O0人聚集在薩拉熱窩市揮舞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國旗。這些薩拉熱窩人通過揮舞這些旗幟而不是聯合國、北約或美國的旗幟，認同於他們的穆斯林夥伴，並告訴世界誰是他們真正的朋友，誰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磯的7，000民眾在“墨西哥國旗的旗海”下遊行抗議187法案，該法案是一個通過公民投票決定的措施，它否定國家給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項福利。一些觀察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麽他們“舉著墨西哥國旗遊行，同時又要求這個國家給予他們免費教育？他們應當揮舞美國國旗”。兩個星期以後，更多的抗議者確實舉著美國國旗在街上行進，但卻是倒舉著。這些旗幟顯示187法案獲得了有保障的勝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亞州59％的選民的讚同。

在冷戰後的世界，旗幟有其考慮的價值，其他文化認同的標誌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頭蓋，因為文化有其考慮的價值，文化認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最有意義的東西。人們正在發現新的但常常是舊的認同，在新的但常常是舊的旗幟下行進，這導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舊的敵人的戰爭。

邁克爾·迪布丁的小說（死亡環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義煽動者，用一個不祥的世界觀為這一新時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這些是我們在一個世紀之後正在痛苦地重新發現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滿情感的奢談。那些否定它們的人也否定他們的家庭、他們的遺產、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出生權，以及他們本身！他們不能輕易地得到原諒。”政治家和學者們不能忽視蘊含在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對於那些正在尋求認同和重新創造種族性的人們來說，敵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潛在的最危險的敵人會出現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斷層線上。

本書的主題是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麵上是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衝突模式。本書的五個組成部分詳細闡述了這一主要命題的推論。

第一部分：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現代化有別於西方化，它既未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普世文明，也未產生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間的均勢正在發生變化：西方的影響在相對下降；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伊斯蘭世界正在出現人口爆炸，這造成了穆斯林國家及其鄰國的不穩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文化類同的社會彼此合作；從一個文明轉變為另一個文明的努力沒有獲得成功；各國圍繞著它們文明的領導國家或核心國家來劃分自己的歸屬。

第四部分：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衝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衝突；在區域層麵的斷層線上的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戰爭，產生了“親緣國家的集結”和更廣泛的逐步升級的威脅，並因此引起核心國家努力地止這些戰爭。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賴於美國人重新肯定他們對西方的認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並且團結起來更新和保護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避免全球的文明戰爭要靠世界領導人願意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並為此進行合作。

一個多極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期，文明之間的交往是間斷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後，隨著現代時期的啟始，大約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現出兩個方麵。在40O多年裏，西方的民族國家 — — 英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普魯士、德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西方文明內構成了一個多極的國際體係，並且彼此相互影響、競爭和開戰。同時，西方民族也擴張、征服、殖民，或決定性地影響所有其他文明。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成為兩極化的，世界被分裂為三個部分。一個由美國領導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會集團，同一個與蘇聯聯合和受它領導的略貧窮一些的集團展開了競爭，這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有時是軍事的競爭。許多這樣的衝突發生在這兩個陣營以外的由下述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裏：它們常常是貧窮的，缺少政治穩定性的，新近獨立的，宣稱是不結盟的。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係成為曆史。在後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麵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於他們來說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曆史、價值、習俗和體製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於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的層麵上認同文明。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我們隻有在了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隻有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事務中的主要因素。它們的行為像過去一樣受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的影響，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異的影響。對國家最重要的分類不再是冷戰中的三個集團，而是世界上的七、八個主要文明。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東亞社會，正在發展自己的經濟財富，創造提高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的基礎。隨著權力和自信心的增長，非西方社會越來越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並拒絕那些由西方“強加”給它們的文化價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紀的國際體係……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的強大力量 — — 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國，也許還有印度 — — 以及大量中等國家和小國。”基辛格提到的六個主要強大力量屬於五個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還存在著一些重要的伊斯蘭國家，它們的戰略位置、龐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資源，使得它們在世界事務中具有影響力。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

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部落戰爭和種族衝突將發生在文明之內。然而，當來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國家和集團集結起來支持它們的“親緣國家”時，這些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暴力就帶有逐步升級的潛力。索馬裏部族的流血衝突沒有造成更廣泛的衝突威脅。盧旺達部落的流血衝突波及了烏幹達、紮伊爾、布隆迪，但是沒有廣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亞，或克什米爾境內的文明之間的流血衝突，可能演化為更大的戰爭。在南斯拉夫的衝突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但它們這樣做不是由於意識形態，或者權力政治或經濟利益的緣故，而是由於文化親緣關係。瓦茨拉夫·哈韋爾注意到，“文化的衝突正在增長，而且如今比以往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危險”，雅克·德洛爾也認為，“未來的衝突將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經濟或意識形態所引起”。而最危險的文化衝突是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衝突。

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識形態所分離，卻又被文化統一在一起，如兩個德國所經曆的那樣，也如兩個朝鮮和幾個中國正開始經曆的那樣。社會被意識形態或曆史環境統一在一起，卻又被文明所分裂，它們或者像蘇聯、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亞那樣分裂開來，或者像烏克蘭、尼日利亞、蘇丹、印度、斯裏蘭卡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情況那樣，陷於激烈的緊張狀態。具有文化親緣關係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在45年裏，“鐵幕”是歐洲的主要分裂線。這條線已東移了幾百英裏。現在，它是一條一方麵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離於穆斯林，另一方麵把它分離於東正教的界線。

哲學假定、基本價值、社會關係、習俗以及全麵的生活現在各文明之間有重大的差異。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宗教複興正在加強這些文化差異。文化可以改變，它們的性質對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能隨時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麵的重大差異顯然植根於它們不同的文化之中。東亞經濟的成功有其東亞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穩定的民主政治製度方麵東亞社會所遇到的困難有其文化根源一樣。伊斯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蘭世界中出現。後共產主義的東歐社會和前蘇聯的發展受到了其文明認同的影響。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遺產的國家正在取得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東正教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國的前景則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來的若幹年裏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正在下降。當西方試圖伸張它的價值並保護它的利益時，非西方社會正麵；臨著一個選擇。其中一些試圖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車”。其他儒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則試圖擴大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以抵製和“用均勢來平衡”西方。因此，後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軸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總而言之，冷戰後時代的世界是一個包含了七個或八個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影響了國家的利益、對抗和聯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絕大多數來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爭的地區衝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衝突。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圖和範式。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響，並包含來自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的相互作用，這一畫麵是非常簡單化的。它省略了許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們想要認真地對世界進行思考，並有效地在其中活動，某種簡化現實的圖畫、某種理論、概念、模式和範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產物，就隻有“一團亂七八糟的混亂”。托馬斯·庫恩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仲，顯示了思想和科學的進步是由新範式代替舊範式所構成的，當舊的範式變得日益不能解釋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時，能用更加令人滿意的方法來說明那些事實的範式就取代了它。庫恩寫道：“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為一個範式，必須看上去強於其競爭對手，但它不必要解釋，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實。”約翰·劉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觀察到，“尋找穿過所不熟悉的領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種地圖。像認識本身一樣，製圖學是使得我們了解自己在哪兒和可能走向哪兒的必要的簡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級大國競爭的冷戰形象就是這樣一個模式，它是由哈裏·杜魯門首次清楚地表達的，作為“地緣政治製圖學方麵的練習，它用每個人都能理解的話來描述國際圖景，以此來為即將實行的複雜的遏製戰略鋪平道路”。世界觀和因果關係理論對國際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導。

40年來，國際關係的研究者和實踐者都是根據非常簡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關於世界事務的冷戰範式來思考和行動的。這一範式不能說明世界政治中發生的一切事情。用庫恩的話說，存在著許多例外，而且這一範式時而會妨礙學者和政治家看清一些重大的發展，如中蘇破裂。然而，作為全球政治的簡單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競爭對手都更能說明更重要的現象。它是思考國際事務的必不可少的出發點，幾乎被普遍接受，並影響了兩代人關於世界政治的思考。

簡化的範式或地圖對於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麵，我們必須清楚地闡述理論或模式，並有意識地運用它們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或者，我們可以否認需要這樣的指導，並假設我們將隻是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來行動，根據“它的是非曲直”來處理每一個案。然而，如果我們這樣假定，我們就欺騙了自己。因為在我們的頭腦中隱藏著一些假設、偏好和偏見，它們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現實，留意什麽事實和怎樣判斷它們的重要性和價值。我們需要明確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夠：

1．理順和總結現實；

2．理解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

3．預期，如果我們幸運的話，預測未來的發展；

4．從不重要的東西中區分出重要的東西；

5．弄清我們應當選擇哪條道路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每一個模式或地圖都是一個抽象，而且對於一些目的比對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圖告訴我們怎樣從A點駛到B點，但如果我們駕駛飛機，它就不是很有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想要一份突出飛機場、無線電航空信標、飛行路線和地形的地圖。然而，如果沒有地圖，我們將會迷路。一份地圖越詳細，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現實。然而，一張過分詳細的地圖對於許多目的來說並非有用。如果我們想要沿高速公路從一個大城市前往另一個大城市，我們並不需要包括許多與機動運輸工具無關的信息的地圖，因為在這樣的地圖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沒在大量複雜的次要道路中了，我們可能發現這樣的地圖令人糊塗。另一方麵，一份其中隻有一條高速公路的地圖，可能會排除許多現實，並限製我們發現可供選擇的道路的能力，如果這條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話。簡而言之，我們需要一份這樣的地圖，它既描繪出了現實，又把現實簡化到能夠很好地服務於我們的目的。冷戰結束時，人們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圖或範式。一個世界：歡欣而和諧。一個被廣泛闡明的範式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全球政治中重大衝突的結束和相對和諧的世界的出現。受到最廣泛討論的對此模式的闡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曆史的終結”的命題。*福山論證說，“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這樣的曆史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製的普及。”他說，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發生一些衝突，但全球衝突已經終結，且不僅僅是在歐洲。“正是在非歐洲的世界中”，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中國和蘇聯。思想的戰爭已經終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者可能將仍然存在於“像馬那瓜、平壤和馬薩諸塞的坎布裏奇這樣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製已經獲得全麵勝利。未來人們將不再致力於令人振奮的思想鬥爭，而是致力於解決世間的經濟問題和技術問題。他相當惋惜地總結道，這將是十分令人厭倦的。

◎一個類似的論證並不是建立在冷戰結束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值勢將導致一個“普世文明”的論點的基礎上．對此第三章將作討論。原書腳注

對和諧的期待得到了廣泛的讚同。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都詳細闡述了類似的觀點。柏林牆倒塌了，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了，美國將呈現出新的重要性，前共產主義的對手將參與“夥伴關係”和“重大的討價還價。，維持和平和創造和平將被提到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國家的總統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學的校長否決了對一名從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為不再有此需要：“讚美神！我們不再研究戰爭，因為不再有戰爭”。

冷戰結束時的異常歡欣時刻產生了和諧的錯覺，它很快就被證明確實是錯覺。世界變得不同於20世紀初了，但並不一定是更加和平。變化是不可避免的，進步卻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紀的其他每一場重大衝突結束時都曾流行類似的和諧錯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結束戰爭的戰爭”，是創造一個能保障民主國家安全的世界的戰爭。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多邊行動體係、排他性的聯盟、均勢和所有其他已嚐試了許多世紀但總是遭到失敗的權術”。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有“一個所有熱愛和平的國家”組成的“世界組織”和“永久的和平結構的開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改變了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的走向民主製的趨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戰。冷戰結束時的和諧錯覺很快被下述情況所驅散：發生了大量的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於崩潰，出現了國家之間聯盟和衝突的新模式，新共產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開始複活，宗教原教旨主義得到了加強，俄國結束了同西方關係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聯合國和美國沒有能力製止流血的地區衝突，一個正在興起的中國日益自我伸張。在柏林牆倒塌五年之後，世界比冷戰時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一詞。一個和諧世界的範式顯然距離現實太遙遠，它不能對後冷戰世界作有用的指導。

兩個世界：我們和他們。雖然在一些重大衝突結束時出現了對一個世界的期待，但整個人類曆史上的兩個世界思維模式的傾向再次出現。人們總是試圖把人分成我們和他們，集團中的和集團外的，我們的文明和那些野蠻人。學者們曾根據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圍來分析世界。穆斯林傳統上把世界分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戰爭的住所。這十區分在相反的意義上反映在冷戰結束時美國學者把世界劃分為“和平地帶”和“動亂地帶”。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擁有大約15％的世界人口，後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說世界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現實，這取決於如何界定這兩部分。出現在各種名稱下的最普遍的劃分是富裕（現代的、發達的）國家和貧窮（傳統的、不發達的或發展中的）國家。從曆史上來說，與這種經濟劃分方法相關的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的文化劃分方法，後者較少強調經濟富裕程度的差別，較多強調基本的哲學、價值和生活方式差別。這些形象中的每一種都反映了現實的某些成份，但同時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現代國家具有一些使它們區分於貧困的傳統國家的共同特征，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財富的差別可能導致社會之間的衝突，但是有證據表明這主要發生在當富裕的、更強大的社會試圖征服貧窮的或更傳統的社會，並使之殖民化時。西方在400年間就是這樣做的，然後一些殖民地開始造反，發動了反對殖民國家的解放戰爭，殖民國家則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國的意誌。在當代世界，已發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戰爭被已獲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間的衝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層麵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能的，因為除了特殊的環境以外，窮國缺乏向富國挑戰的政治團結力、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無所有者之間的簡單的界限。富國可能彼此進行貿易戰；窮國可能彼此進行暴力戰爭；但是貧窮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間的國際階級戰爭幾乎像一個幸福和諧的世界一樣遠離現實。

把世界在文化上劃分為兩部分更沒有意義。西方在某種層麵上是一個實體。然而，非西方國家除了它們都是非西方的之外還有什麽共同性嗎？日本、中國、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會結構、體製和普遍價值觀方麵幾乎沒有共同之處。非西方的統一和東西方的兩分法是西方製造出來的神話。這些神話帶有東方主義的缺陷，對此愛德華·賽義德作了適當的批評，因為他宣揚了“熟人（歐洲、西方、‘我們’）同陌生人（地中海以東地區、東方、‘他們’）之間的差別”，而且假定前者天生優越於後者。冷戰時期，世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沿著一個意識形態係列兩極化的。然而，不存在一個單一的文化係列。“東方”和“西方”文化上的兩極化，部分是由於把歐洲文明稱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卻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東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這一較恰當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著許多非西方。世界太複雜，以致不能簡單地在經濟上把它劃分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劃分為東方和西方，就大多數目的而言，這樣的想象是毫無意義的。

或多或少184個國家。描繪後冷戰世界的第三個地圖產生於常常被稱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的東西。根據這一理論，國家是世界事務中主要的而且確實是唯一重要的活動者，國家之間的關係處於無政府狀態，因此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國家總是試圖盡量擴大它們的權力。如果一個國家看到另一個國家正在增強自己的權力，因而成為一個潛在的威脅，它就要試圖通過加強自己的權力，或者通過與其他國家結盟，來保護自身安全。冷戰後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個國家的利益和行為都可以根據這些假設來預測。

這種關於世界的描述對於分析國際事務和解釋許多國家行為來說，是非常有用的起點。國家是而且仍將是世界事務中起支配作用的實體。它們維持軍隊，實施外交，談判條約，控製國際組織，影響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塑造生產和商業。各國政府把確保本國的外部安全作為優先考慮（雖然它們可能常常把對付內部威脅以確保政府的安全作為更優先的考慮）。從整體上說，這一國家主義範式的確比一個世界或兩個世界的範式更現實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況，並提供了這方麵的指導。

然而，它也有嚴重的局限。

它假設所有的國家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並以同樣的方式行動。它簡單地假定權力是理解國家行為的唯一出發點，但卻沒有達到深入的理解。國家根據權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據許多其他東西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國家固然常常試圖保持均勢，但如果這就是它們所做的一切，那麽西歐國家也許就會在40年代末與蘇聯攜手反對美國了。國家主要對所察覺的威脅作出反應，歐洲國家因此看到了來自東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的威脅。它們用一種根據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無法預測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利益。價值、文化和體製深刻地影響國家如何界定它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不僅受其內部價值和體製的影響，也受國際規範和國際體製的影響。在主要的安全關注之上和之外，不同類型的國家用不同的方式來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類似文化和體製的國家會看到它們之間的共同利益。民主國家同其他民主國家有共同性，因此不會彼此發動戰爭。加拿大不必同另一個國家結盟來威懾美國的侵略。

在基本層麵上，國家主義的範式所作的假設在整個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無助於我們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於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們之間顯然存在著差別。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它們同具有與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並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國家根據其他國家的意圖來確定威脅，而這些意圖以及看待它們的方式受到文化考慮的強大影響。公眾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認為威脅會產生於他們感到能夠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宗教、價值、體製和文化。他們更可能認為威脅會來自那樣一些國家：它們的社會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們對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不再構成對自由世界的威脅，美國不再構成對共產主義世界的威脅，那麽這兩個世界中的國家就日益認為威脅會來自文化不同的社會。

盡管國家仍然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要活動者，它們卻也正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主權、職能和權力。國際機構現在宣稱擁有判斷和限製國家在自己領土範圍內行事的權利。在一些情況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歐洲，國際機構已承擔起以前由國家來執行的重要職能，強有力的國際行政機構已被製造出來，它們直接作用於公民個人。全球範圍內，存在著國家政府喪失權力的趨勢，其過程也是通過把權力下放給次國家的、地區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實體。在許多國家，包括那些發達世界中的國家，存在著提倡實質的自主和脫離國家的地區運動。各國政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製資金從他們的國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來越難以控製思想、技術、商品和人員的流動。簡而言之，國家邊界已日益變得容易被滲透。所有這些發展導致許多人認為堅硬互碰的“台球”式國家將逐漸消失，這種國家自1648年威斯特優利亞條約* 以來曾一直被有意地當作規範；現在，各種複雜的、多層次的國際秩序的出現已更加接近於中世紀時期的情況。

完全的混亂。國家的弱化和“衰敗的國家”的出現，促使人們勾畫出第四個無政府狀態下的世界的形象。這一範式強調：政府權威的崩潰；國家的分裂；部落、種族和宗教衝突的加強；國際犯罪

*1648年的威斯特優利亞條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及歐洲多數邦國代表達成的一批協議的總稱，它結束了歐洲長期混戰（包括西班牙荷蘭80年戰爭和德意誌30年戰爭）的局麵，劃定了各國疆域和確認了它們的主權。一些曆史學家認為這標誌著當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轉折點。 — — 編者注

組織的出現；避難者倍增至數千萬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的泛濫；大屠殺和種族清洗的盛行。兩本於1993年出版的暢銷書的書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總結了這幅陷於混亂的世界的圖景，一本是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的《大混亂》。

同國家主義的範式一樣，混亂的範式也接近於現實。它提供了一幅關於世界上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生動、精確的圖景，而與以國家為主體的範式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中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例如，到1993年初為止，估計全世界共發生了48場種族戰爭，前蘇聯存在著164個“領土一種族要求和與邊境有關的衝突”，其中30個卷入了某種形式的武裝衝突。然而，混亂範式由於過於接近現實，因而比國家主義範式有更大的缺陷。世界可能是混亂的，但它並非全然無秩序。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無區別的無政府狀態，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線索可以用來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價它們的重要性，預測無政府狀態的趨勢，區分不同類型的混亂和它們可能不同的原因和後果，為政府政策製定者提出指導路線。

不同世界的比較：現實主義、簡化和預測

這四個範式中的每一個都顯示了現實主義和簡化兩方麵的不同結合。每一個都含有自身的缺點和局限。可以設想，這些缺點和局限可以通過各範式的結合和提出例如世界同時參與分裂和整合的過程來加以抵消。兩個趨勢確實都存在，因此一個較複雜的模式將比一個較簡單的模式更接近於現實。然而，這會為了現實主義而犧牲簡化，而且，如果走得過遠，會導致拒絕所有的範式和理論。此外，同時包含兩個相反趨勢的分裂一整合模式，未能提出在什麽樣的環境下一個趨勢占上風，在什麽樣的環境下另一個占上風。我們所遇到的挑戰是如何在一個相似的抽象思維層麵上，提出一個比其他範式都更能說明更關鍵的事件和提供對趨勢的更深入理解的範式。

這四個範式彼此也不相容。世界不可能既是一個整體，又在根本上分裂為東方和西方，或南方和北方。如果民族國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擴散的國內衝突搞得無所適從，它也不可能是國際事務的堅實基石。世界既不是一個，或兩個，或184個，也不可能是近乎無限多的部落、種族集團和民族。

從七八個文明來看待世界，可避免許多困難。它不像一個世界和兩個世界的範式那樣，為了簡化而犧牲現實；但它也不像國家主義和混亂範式那樣為了現實而犧牲簡化。它提供了一個易於把握和易於理解的框架，可以用來理解世界，在越來越多的衝突中區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預測未來的發展，為政策製定者提供指導路線。它也建立在其他範式的要素的基礎之上，並結合了這些要素。它與其他範式之間較之那些範式彼此之間更加相容。例如，從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認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實的，而且正在產生對文化伸張和文明意識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分為二的，主要的區分存在於迄今占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然而，其他文明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簡言之，世界是劃分為一個統一的西方和一個由許多部分組成的非西方。

●民族國家是而且仍將是世界事務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們的利益、聯合和衝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響。

●世界確實是無政府主義的，充滿了部落和民族衝突，但是給穩定帶來最大危險的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衝突。

這樣，文明的範式為理解20世紀結束之際世界正在發生什麽，提出了一個相對簡單但又不過於簡單的地圖。然而，任何範式都不可能永遠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戰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關的，但它在20世紀80年代末已變得過時了。在將來的某一時刻，文明的範式將遭受類似的命運。然而，就當前階段來說，它為區分較重要的和較不重要的東西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指導。例如1993年初48個種族衝突中的將近一半發生於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文明的視角導致聯合國秘書長和美國國務卿把他們的維和努力集中在這些衝突上，它們比其他衝突更可能升級為更廣泛的戰爭。

範式也能導出預測，對一個範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決定性檢驗應當達到這樣的程度：從這個範式導出的預測結果證明比其他可供選擇的範式更精確。例如；國家主義範式導致約翰·米爾斯海默預測“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局勢成熟到它們之間可能爆發安全競爭八五八書房。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彼此之間有漫長而無保護的共同邊界的大國，常常陷入因擔憂安全而導致的競爭。俄羅斯和烏克蘭可能克服這一擔憂，學會一起和諧生存，但如果它們這樣做，那將是反常的”。另一方麵，文明的範式強調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密切的文化、人員和曆史聯係和兩國內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混合，於是把注意的焦點放在分裂東正教的東烏克蘭和東儀天主教的西烏克蘭的文明斷層上，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主要曆史事實，與把國家看作是統一的和自我認同的實體的“現實主義”國家概念相一致，而這卻完全被米爾斯海默忽略了。國家主義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卻對發生這種戰爭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計，它突出了烏克蘭分裂為二的可能性，這是文化因素可能導致人們預測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遠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這些不同的預測也引起不同的政策優先考慮。米爾斯海默依據國家主義預測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和俄羅斯人可能戰勝烏克蘭人，這導致他支持烏克蘭擁有核武器。文明的研究方法則鼓勵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合作，敦促烏克蘭放棄其核武器，提倡通過大量的經濟援助和其他措施來幫助烏克蘭維持統一和獨立，為防止可能發生的烏克蘭的分裂而倡議應急計劃。

冷戰結束後的許多重要發展都與文明的範式相一致，並可以從它作出預測。這些發展包括：蘇聯和南斯拉夫發生分裂；它們前領土上爆發戰爭；宗教原教旨主義正在世界各地興起；俄羅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國內進行著關於認同的鬥爭；美國和日本之間貿易衝突加劇；伊斯蘭教國家在伊朗和利比亞問題上抵製西方的壓力；伊斯蘭教國家和儒教國家努力爭取獲得核武器和運載工具；中國繼續扮演“局外者”大國的角色；一些國家中新的民主政權得到鞏固，另一些則沒有；東亞在發展武器上進行競爭。

文明的範式與正在出現的世界的相關性通過1993年六個月期間發生的適合於這一範式的事件得到了說明：

●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人、穆斯林和塞爾維亞人之間的戰爭持續不斷並逐漸加劇；

●西方未能對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提供有意義的支持，未能像譴責塞爾維亞人種族滅絕行動那樣來譴責克羅地亞人的種族滅絕行動；

●俄羅斯不願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其他成員國的行動，以促使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政府一起創造和平，同時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國家提供了18，0O0人的軍隊保護波斯尼亞的穆斯林；

●亞美尼亞人同阿塞拜疆人的戰爭加劇，土耳其和伊朗要求亞美尼亞人放棄他們征服的土地，土耳其把軍隊部署到阿塞拜疆邊界上，伊朗部署的軍隊跨過了阿塞拜疆邊界，俄羅斯人警告說伊朗的行動將促使“衝突升級”，並“將把它推到危險的國際化邊緣”；

●俄羅斯軍隊和聖戰者組織遊擊隊之間的戰鬥在中亞持續不斷；

●在維也納國際人權大會上，美國國務卿沃倫·克裏斯托弗領導的西方同伊斯蘭教和儒教國家的聯盟發生了對抗，前者譴責“文化相對主義”，後者抵製“西方普世主義”；

●俄羅斯和北約的軍事計劃者以類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來自南方的威脅”上；

●顯然幾乎完全是沿著文明界線進行的投票，把舉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資格給了悉尼而不是北京；

●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導彈部件導致美國要為此對中國實行製住；中美之間因據說中國向伊朗轉讓核技術而發生對抗；

●盡管美國作出了強烈抗議，中國還是破壞了暫時停止核試驗的協定而進行核武器試驗；北朝鮮拒絕就其發展核武器計劃進行進一步談判；

●據透露，美國國務院正在執行對伊朗和伊拉克的“雙重遏製”政策；

●美國國防部宣布了為兩個“重大的地區衝突”準備的新戰略，一個是針對北朝鮮的衝突，另一個是針對伊朗或伊拉克的；

●伊朗總統號召同中國和印度結盟，以便“我們能夠獲得國際事件的決定權”；

●新的德國立法急劇削減了接受避難的限額；

●俄羅斯總統鮑裏斯·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黑海艦隊和其他問題的處理上達成了協議；

●美國轟炸巴格達，它實際上得到了西方政府的一致支持，但幾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譴責它是西方“雙重標準”的又一例證；

●美國把蘇丹列為恐怖主義國家，並指出埃及的謝克·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隨者陰謀“發動一場反對美國的城市恐怖主義戰爭”；

●最終接受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約的前景得到了改善；

●1993年俄國總統選舉顯示出俄國確實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因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確定他們是應當加入西方，還是向西方挑戰。

如果把90年代初任何其他六個月發生的類似事件匯編成一個清單，就會發現它們都顯示出文明範式的相關性。

在冷戰的最初年月裏，加拿大政治家萊斯特·皮爾遜富有先見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會的複興和活力。他警告說；“設想這些誕生於東方的新的政治社會將複製那些我們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會是荒謬的。這些東方文明的複興將采取新的形式。”他在指出“幾世紀以來”國際關係一直是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之後，提出“最廣泛的問題不再出現在同一文明的國家之間，而是出現在各文明之間”。曠日持久的冷戰兩極化推遲了皮爾遜預料的即將來臨的發展。冷戰的結束使他在50年代確認的文化和文明力量得以釋放出來，廣大學者和觀察者已承認並強調了這些全球政治中的新因素的新作用。費爾南·羅代德爾曾明智地警告說：“對於對當代世界感興趣的人來說，尤其對那些不僅對當代世界感興趣，而且還想有所作為的人來說，‘值得’了解怎樣在一幅世界地圖上發現今天存在著什麽文明，了解怎樣能界定它們的邊界、它們的中心和它們的外圍、它們的範圍和人們在那兒呼吸的空氣，它們內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結合形式。否則，可能會產生怎樣的災難性的觀點錯誤啊！”

第二章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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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性質

人類的曆史是文明的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來思考人類的發展。這一曆史穿越了曆代文明，從古代蘇美爾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還穿越了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連續表現形式。在整個曆史上，文明為人們提供了最廣泛的認同。結果，傑出的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包括馬克斯·韋伯、埃米爾·德克海姆、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皮季裏姆·索羅金、阿諾德·湯因比、艾爾弗雷德·韋伯、克羅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羅爾·奎格利、拉什頓·庫爾伯恩、克裏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費爾南·布羅代爾、威廉·麥克尼爾、阿達·搏茲曼、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費利佩·費爾南德斯-阿姆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興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寫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於文明的比較分析。視角、方法、焦點和概念的差異在這些著作中隨處可見。然而，在關於文明的性質。認同和變化的中心命題上仍存在著廣泛的一致意見。

首先，在單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間存在著分歧。文明的觀點是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相對於“野蠻狀態”提出的。文明社會不同於原始社會，因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識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壞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個判斷社會的標準；而且19世紀期間，歐洲人把許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於詳細闡述一個標準，根據它來判斷非歐洲人的社會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為歐洲人所支配的國際體係的成員。然而同時，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多元文明。這意味著“放棄把一個文明解釋為一種理想，或毋寧說是唯一的理想”，並意味著放棄一個假定：隻存在一個單一的標準來判斷什麽是文明化的，這個標準用布羅代爾的話說即是，“僅限於少數特權民族或集團，即人類的‘精英”’。相反，存在著許多文明，它們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簡而言之，單一文明的論點“喪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個單一意義上的文明事實上可能在多元意義上是相當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書所關注的，但單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間的分歧仍然與本書有關。單一文明的觀點已重現在關於存在著一個普遍的世界文明的爭論中。這一爭論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將變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這正是本書最後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國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個文化實體。19世紀德國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間的明顯區別，前者包括技巧、技術和物質的因素，後者包括價值、理想和一個社會更高級的思想藝術性、道德性。這一區分在德國的思想中保持了下來，但在其他地方並沒有被接受。一些人類學家甚至顛倒了這一關係，把原始的、一成不變的、非城市的社會設想為代表了文化，而更複雜的、發達的、城市的和動態的社會是文明。然而，這些區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從未被人們所理解，而且在德國之外，絕大多數人讚成布羅代爾的觀點，即：“想要用德國的方式把文化分離於其基礎 — — 文明，是虛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麵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們都包括“價值、規則、體製和在一個既定社會中曆代人賦予了頭等重要性的思維模式”。對於布羅代爾來說，文明是“一個空間，一個‘文化領域’”，是“文化特征和現象的一個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義為“世界觀、習俗、結構和文化（物質文化和高層文化）的特殊連結。它形成了某種曆史總和，並與這一現象的其他變種（即使不總是同時）共存”。根據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個特定民族發揮其文化創造力的一個特定的原始過程”的產物，而對於德克海姆和毛斯來說，它是“一種包圍著一定數量的民族的道德環境，每一個民族文化都隻是整體的一個特殊形式”。在斯賓格勒看來，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運……是一種發達的人類能夠達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為的狀態……是一個從形成到成熟的結局”。文化實際上是所有文明定義的共同主題。

當雅典人向斯巴達人重新保證自己不會向波斯人出賣斯巴達克人時，他們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為即使我們傾向於此，也有許多強有力的考慮禁止我們這樣做。首要的是，眾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燒和夷為平地，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為此雪恥，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達成協議。其次，希臘種族具有同樣的血統和同樣的語言，有相同的神廟和獻祭；以及我們相似的習俗；雅典人如果背叛這些將不會有好結果。

血統、語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臘人共有的東西，也是使他們區別於波斯人和非希臘人的東西。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強調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類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於世界上的偉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種族和語言，但在宗教上相異的人們可能相互屠殺，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所發生的那樣。

根據文化特征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文明與根據身體特征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種族，其結果有相當大的重合。然而文明與種族並不等同。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產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偉大的負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尤其包含了來自各種種族的社會。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信仰、體製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體形、頭形和膚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廣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麵的文明，它們的任何構成單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湯因比認為，文明“包含著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文明是一個“整體”。梅爾科繼續說，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和它們同整體之間的關係規定了它們的各個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國家組成的，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將多於它們同該文明之外的國家的關係。它們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經常地建立外交關係，在經濟上將更加相互依賴，會存在普遍的美學潮流和哲學潮流。

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鄉村、宗教、種族群體。民族、宗教群體都在文化異質性的不同層次上具有獨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於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們具有使自己區別於德國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歐洲社區也具有使自己區別於中國社區或印度社區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國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實體的一部分。他們構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別。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曆史、宗教、習俗、體製，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人們的認同有各種層麵：一個羅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強度把自己界定為羅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歐洲人、西方人。他所屬的文明是他與之強烈認同的最大的認同範圍。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國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講英語的藥勒比文明。縱觀整個曆史，一直存在著許多小的人類群體，它們具有獨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範圍的文化認同。人們一直根據規模和重要性來區分主要的文明和邊緣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區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產的文明（湯因比）。本書所關心的是，一般來說是什麽決定了人類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也沒有精確的起點和終點。人們可能而且確實重新界定過它們的認同，結果，文明的內涵和外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種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異的程度也發生著相當大的變化。然而，文明是有意義的實體，盡管它們之間的界限難得清晰，但這些界限卻是真實的。

第四，文明終有終結，但又生存得非常長久；它們演變著，調整著，‘而且是人類最持久的結合，是“極其長久的現實”。它們的“獨特性和特殊性”是“它們長期的曆史延續性。事實上，文明是所有史話中最長的史話”。帝國興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舊，它“曆經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意識形態的動蕩而幸存下來”。博茲曼總結說，“世界曆史正確地證明了下述論點：政治製度是文明表麵轉瞬即逝的權宜手段，每一個在語言上和道德上統一的社會的命運，都最終依賴於某些基本的建構思想的幸存，曆代人圍繞著它們結合在一起，因此，它們標誌著社會的延續性”。實際上，20世紀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經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化一樣，是另一個長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後代。

文明雖然是持久的，但它們也在演變。文明是動態的；它們興起又衰落；合並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們也會消失，掩埋在時間的沙丘之中。它們的演變階段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詳細說明。奎格利認為文明的運動經曆了七個階段：混合。孕育、擴張、衝突時代、普遍帝國、衰敗和被入侵。梅爾科總結出了一個變化模式：從一個定型的封建製度演變到一個定型的國家製度，再從一個定型的國家製度演變到一個定型的帝國製度。湯因比把文明的興起看作是對挑戰的回應，在其發展過程中，富於創造性的少數人所造成的文明環境日益得到控製，接下來便是動亂時期，普遍國家興起，然後崩潰。雖然所有這些理論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但它們都認為文明經過動亂或衝突時期演變到普遍國家，再到衰敗和崩潰。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實體而不是政治實體，它們本身並不維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繳稅收，進行戰爭，談判條約，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組成在文明之間各不相同，在一個文明之內也隨著時間而變化。一個文明可能包含一個或多個政治單位。這些單位可以是城市國家、帝國、聯邦、邦聯、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所有這些單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當一個文明演變時，其政治構成單位的數量和性質一般也會發生變化。在一個極端上，文明和政治實體可能恰好重合。盧西思·派伊曾評論說，中國“是一個裝扮成一個國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文明。然而，大多數文明包含一個以上的國家或其他政治實體。在現代世界，大多數文明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

最後，學者們一般在確認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現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見一致。然而，對於曆史上曾經存在的文明總數，他們常常各執一詞。奎格利認為，曆史上有16個明顯的文明案例，很可能還有另外8個。湯因比起先列出了20個文明，然後是23個；斯賓格勒詳舉了8個主要文化。麥克尼爾分析了全部曆史上的9個文明。巴格比也認為有9個文明，或者11個，如果把日本文明和東正教文明從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區分出來的話。布勞代爾識別了9個文明，羅斯托萬內指出了7個主要的當代文明。這些差別部分取決於是否把像中國人和印度人這樣的文化群體看作在整個曆史上曾有一個單一的文明，或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密切相關的文明，其中一個是另一個的後代。盡管存在著這些差別，人們對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沒有爭議。正如梅爾科在考察文獻之後所得出的結論，人們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著合理的共識：至少有12個主要文明，其中7個文明已不複存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裏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個仍然存在（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學者還加上了東正教文明，作為區別於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獨立文明。鑒於我們認識當代世界的目的，除這6個文明之外，或許還應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

這樣，當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舉如下：

中華（Sinic）文明。所有學者都承認存在著一個單一的獨特的中國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許還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著兩個中國文明，其中一個在公元最初的世紀中繼承了另一個。我在發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這個文用稱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華（Sinic）文明一詞更為精確。雖然儒教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文明卻不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中國。許多學者所使用的“中華”（Sinic）一詞，恰當地描述了中國和中國以外的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華人群體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鮮的相關文化。

日本文明。一些學者在一個單一的遠東文明的稱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國文明合並在一起。然而，大多數學者不這樣看，而是承認日本文明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它是中國文明的後代，出現於公元100－400年之間。

印度（Hindu）文明。人們普遍認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來。在南亞次大陸存在著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相繼的文明。這些文明一般被稱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們更喜歡用後者來稱呼最近的那個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來，印度教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成為南亞次大陸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個宗教或一個社會製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經過現時代繼續起著這種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區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數文化。像“中華”一詞一樣，Hindu一詞也把文明的名稱與它的核心國家分離開來，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當該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個國家時，這樣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蘭文明。所有重要學者都承認存在著獨特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教起源於公元7世紀的阿拉伯半島，然後迅速傳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並向東伸展到中亞奇-_-書 — * — 網-QＩＳlvsetxt.ｃＯm、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結果，許多獨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於伊斯蘭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馬來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現通常被追溯到大約公元70O到8O0年。學者們一般認為它有三大組成部分，分布於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區別於西方的獨特認同。雖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歐洲文明的後代，但它卻是沿著非常不同於歐洲和北美的道路通進的。它具有社團主義的、獨裁主義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在歐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則根本不存在。歐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響，並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結合在一起。從曆史上看，雖然可能會有所變化，但拉丁美洲一直僅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結合了一些本土文化，這些文化不曾存在於歐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滅，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魯和玻利維亞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為一方兩者之間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變和經濟發展與流行於北大西洋國家的模式大相徑庭。從主觀上說，拉丁美洲人在他們的自我認同上存在著分歧。一些人說，“是的，我們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則聲明，“不，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學作品詳細描述了他們的文化差別。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與西方有緊密聯係、但在它是否屬於西方的問題上有分歧的獨立文明。對於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國際政治含義（包括以拉丁美洲為一方和以北美和歐洲為一方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來說，後者是更恰當的和有用的稱呼。

這樣，西方就包括歐洲、北美，加上其他歐洲人居住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然而，西方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美國人曆史上有很長時間把自己的社會看作與歐洲相對立。美國是一片充滿了自由、平等、機會和未來的土地；歐洲則代表了壓迫、階級鬥爭、等級製和落後。甚至曾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獨特的文明。這種把美國和歐洲相對立的做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事實：至少直到19世紀末，美國同非西方文明隻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國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歐洲的更廣泛的認同感就得到了加強。盡管19世紀美國把自己看作不同於和對立於歐洲，但20世紀美國已把自己看作一個更廣泛的實體 — — 包括歐洲在內的西方 — — 的一部分，而且還是這個實體的領導。

於是“西方”一詞現在被普遍用來指以前被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這樣，西方是唯一的一個根據羅盤方向，而不是根據一個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區域的名稱來確認的文明。*這種確認方法是把文明從其曆史、地理和文化環境中提升出來。從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歐洲文明。在現代時期，西方文明是歐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圖上發現歐洲、美國和北大西洋，卻不能在地圖上發現西方。“西方”的名稱也引發了“西方化”的概念，並促使人們產生使人誤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現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沒想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歐美化”。然而，歐洲一美國文明被普遍歸造西方文明，盡管這一術語有嚴重的缺陷，但這裏仍將沿用之。* 用“東方”和“西方”來識別地理上的區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種族中心主義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兩極的固定參照點。“東方”和“西方”卻不具備這樣的參照點。問題是相對於什麽而言是東方和西方？這完全取決於你站在何處。西方和東方最初大概是格歐亞大陸的東部和西部。然而，從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遠東實際上是遠西。對於中國曆史的大部分時期來說．西方意味著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著中國”。見威廉·E·納夫（從日本觀點看“東方和西方”問題的回顧），載於《比較文化評論》雜誌第13－14期，1985秋和1986春，第228頁。 — — 原書腳注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羅代爾之外，大多數研究文明的學者都不承認存在著一個獨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陸的北部及非洲的東海岸屬於伊斯蘭文明。曆史上，埃塞俄比亞構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歐洲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活動帶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蘭、法國，然後是英國的殖民者創造了一個多板塊式的歐洲文化。最重要的是，歐洲的帝國主義把基督教帶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陸。在整個非洲，部落認同普遍而強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認同感也在日益發展，可以想象，由於南非可能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國家，這個地區可能會粘合成為一個獨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正如克裏斯托弗·道森所說，“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在韋伯提出的五個“世界性宗教”中，有四個 — — 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儒教與主要的文明結合在一起。第五個宗教佛教的情況有所不同。為什麽情況會是這樣？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佛教早期分裂為兩個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樣，沒有在其誕生地幸存下來。從公元1世紀開始，大乘佛教被輸出到中國，隨後輸出到朝鮮、越南和日本。在這些社會裏，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適應於和被吸收進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國適應於儒教和道教），並壓製它。因此，雖然佛教仍然是這些社會的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社會並投有構成、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夠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東西確實存在於斯裏蘭卡、緬甸。泰國、老撾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曆史上曾認同於大乘佛教的變種喇嘛教，這些社會構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個區域。然而，佛教實際上在印度絕種以及它之適應於和被結合進中國和日本的現存文化，意味著它雖然是一個主要宗教，但卻一直不是一個主要文明的基礎。

文明之間的關係

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間關係的演變經曆了兩個階段，現在正處於第三個階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現後的3，O00年中，除了個別例外，它們之間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間斷的和緊張的。曆史學家用來描述這些交往的詞 — — “遭遇”，準確地表達了它們的性質。文明被時間和空間分隔開來。隻有數量很少的文明存在於同一時期，而且，正像施瓦茨和艾森施塔特所論證的，在軸心時代和前軸心時代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別，其差別在於它們是否承認“超驗的秩序和世俗的秩序”之間的區別。軸心時代的文明不像它們的前輩，具有被一個獨特的知識階級所

·那麽猶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數研究文明的學者很少提到它。從信仰者的人數奉著，猶太教顯然不是一個主要文明。場因比把它描述為一個從早期敘利亞文明中演變而來的被抑製了的文明。它在曆史上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聯係，而且猶太人在幾個世紀中把自己的文化認同保持在西方的、東正教的和伊斯蘭教的文明中。隨著以色列的建立，猶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觀認同；宗教、語言、習俗、文學、體製以及領土的和政治的家園。但是什麽是它的主觀認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猶太人的文明認同程度各有不同，從完全認同於猶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猶太教和完全認同於他們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後者主要發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猶太人中。見摩德凱·M·卡普蘭；《作為一種文明的猶太教》（費城：猶太教複興運動出版社，1981版；初版於1934年），主要見該書第173－208頁。傳播的超驗神話，這個階級的組成是“猶太人的預言家和祭司、希臘的哲學家和詭辯家、中國的文人術土、印度的婆羅門、佛教的桑加和伊斯蘭教的烏理瑪（Ulema）”。隨著一個文明的隕落和經過一個中斷期另一代繼承者的興起，一些宗教目睹了兩代或三代隸屬文明。圖2．1是依時間順序排列的主要歐亞文明之間關係的簡圖（根據卡羅爾·奎格利的圖表複製）。

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離。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和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交往。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及黃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沒有影響。東地中海、西南亞和北印度地區的文明之間的交往最終的確增多了，然而，分隔文明的距離和有限的克服距離的交通工具，限製了交流和商業關係。雖然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有一些海上通商，但“旅行的有效手段是穿越平原的馬匹，而不是海上航船，像公元 15O0年以前一樣，世界上相互分離的文明靠它們彼此之間維持著微小的聯係”。

思想和哲學從一個文明傳到另一個文明，但這常常曆時幾個世紀之久。最重要的並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傳播，也許是佛教被傳到中國，這發生在它發源於印度北部大約600年之後。公元8世紀中國發明了印刷術，11世紀發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紀這一技術才傳到歐洲。造紙術公元2世紀出現於中國，7世紀傳到日本，8世紀向西傳播到中亞，10世紀到北非，12世紀到西班牙，13世紀到北歐。中國的另一項發明 — — 火藥，產生於9世紀，幾百年後它才傳到阿拉伯國家，14世紀才到達歐洲。

文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來自一個文明的人戰勝、消滅或征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人。這些交往一般來說不僅是暴力的，還是短暫的，而且僅僅是斷斷續續地發生的。從公元7世紀開始，伊斯蘭和西方之間以及伊斯蘭和印度之間確實發展了相對持續的和時而強化的文明間交往。然而，大多數商業、文化和軍事的相互作用發生在文明內部。例如，雖然印度和中國偶爾受到外族（莫臥爾人、蒙古人）的入侵和奴役，但這兩個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內部都有漫長的“戰國時代”。同樣，希臘人相互之間的戰爭和貿易要比他們同波斯人或其他非希臘人之間的更頻繁。

衝擊：西方的興起。歐洲基督教文明作為一個獨特的文明最早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然而，幾百年間，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後於許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時期的中國、8－12世紀的伊斯蘭世界、8–12世紀的拜占庭，在財富、領土、軍事力量以及藝術、文學和科學成就上都遠遠超過了歐洲。11至13世紀之間，歐洲人熱情而係統地借鑒了“來自更高的伊斯蘭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適當因素，同時使這一遺產適應於西方的特殊條件和利益”，在此推動下，歐洲文明開始發展。同一時期，匈牙利、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和波羅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隨後又接受了羅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麵，西方文明的東部邊界從而穩定了下來，並從此固定在那兒而無重大的改變。12和13世紀期間，西方人千方百計地擴大對西班牙的控製，而且確實建立了對地中海的有效統治。然而，其後土耳其勢力的興起引起了“西方歐洲的第一個海外帝國”的垮台。不過到1500年，歐洲順利地進行了文化上的文藝複興，社會多元主義、擴大的商業和技術成就為一個全球政治的新紀元提供了基礎。

文明之間斷斷續續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讓位於西方對所有其他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和單方向的衝擊。15世紀結束時摩爾人最終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亞半島，葡萄牙人開始了對亞洲的滲透，西班牙人開始了對美洲的滲透。在其後的250年間，整個西半球和亞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於歐洲的統治和控製之下。18世紀末，歐洲首先撤回了對美國，爾後是對海地的直接控製；然後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歐洲的統治並獲得了獨立。然而，19世紀後半葉，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國主義擴大了西方對幾乎整個非洲的統治，鞏固了西方在南亞次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的控製，到20世紀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個中東實際上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西方的控製。1800年歐洲人或前歐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製了地球表麵土地的35％，1878年這一數字為67％，1914年為84％。到1920年，當奧斯曼帝國被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瓜分時，這一比例進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國包括150萬平方英裏的土地和2，000萬人口。到1900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日不落”英帝國包括了1，10o萬平方英裏土地和3．9億人口。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並從屬於西方的影響。隻有俄國、日本和埃塞俄比亞這三個在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權威統治下的文明得以抵製西方的衝擊，並維持了有意義的獨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間關係是由其他社會對西方文明的從屬所構成的。

這一獨特的和急劇的發展的原因是：西方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的發展；城市和商業的興起；西方社會的權力在各等級和貴族之間、世俗權威和宗教權威之間的相對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國家行政機構的發展。然而，西方擴張的直接根源是技術：發明了到達距離遙遠的民族的航海工具，發展了征服這些民族的軍事能力。正如傑弗裏·帕克所觀察到的，“‘西方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使用武力，依賴於下述事實：歐洲人及其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地傾向於有利於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間成功地創造出第一個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於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西方軍隊的組織、紀律和訓練方麵的優勢，以及隨後因工業革命而獲得的武器、交通、後勤和醫療服務方麵的優勢，也促進了西方的擴張。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麵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比以往人類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聯為一體。國際貿易占世界總產值的比例高於以往任何時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幼年代之前沒有再次接近於這一比例。那時國際投資占總投資的比例也高於其他任何時期。此時，文明意味著西方文明，國際法意味著源自格勞修斯”傳統的西方國際法，國際體係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其主體是主權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國家及其所控製的殖民地領土。

這一由西方所確定的國際體係的出現，是公元1500年以後的幾個世紀中全球政治的第二個重大發展。除了同非西方社會之間以控製-從屬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社會之間也在更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作用。這些在一個單一文明內的政治實體之間的相互作用，與那些曾發生在中國、印度和希臘文明中的相互影響非常相似。它們建立在包含“語言、法律、宗教、行政實踐、農業、土地占有製，也許還有親族”的文化同質性之上。歐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並通過有活力的貿易網絡、人員的不斷流動和統治家族之間的大量聯姻而維持著廣泛的交往”。他們實際上也無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歐洲國家中和平隻是例外而不是常態。雖然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奧斯曼帝國控製著常常被看作是歐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們並不認為這個帝國是歐洲國際體係的一個成員。

西方文明內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戰爭和王朝戰爭的製約達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定後的另一個150年中，西方世界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絕對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的衝突，他們都試圖擴大自己的官僚機構、軍隊、商業經濟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擴大他們所統治的領土。在他們創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以法國革命為開端，主要的衝突變成了民族之間的而不是君主之間的衝突。正如R．R．帕爾默1793年所指出的，“國王之間的戰爭結束了；民族之間的戰爭開始了。”這一19世紀的模式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7年，由於俄國革命，民族國家衝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識形態衝突，首先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的衝突，然後是後兩者之間的衝突。在冷戰中，這些意識形態體現在兩個超級大國的身上，兩者都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來確定自己的認同，兩者又都不是歐洲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馬克思主義首先在俄國，然後在中國和越南掌握了政權，這代表了從歐洲國際體係向後歐洲多文明體係過渡的階段。馬克思主義是歐洲文明的產物，但它既沒有在那兒紮根，也沒有在那兒取得成功。而現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會；列寧、毛澤東和胡誌明使它適應了他們的目的，並用它來向西方的權力挑戰，來動員他們的人民，堅持民族認同以及自己國家對西方的自主。然而，這一意識形態在蘇聯的垮台以及它實質上適應於中國和越南，並不一定意味著這些社會將引進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作出這種假設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創造性、恢複力和個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個多文明的體係。因此，在20世紀，文明之間的關係從受一個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單方向影響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階段。前一時期文明間關係的兩個主要特征都開始消失。

首先，曆史學家所鍾愛的短語“西方的擴張”終結了，“對西方的反抗”齊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規則地下降了，雖然時有中斷和倒轉。1990年的世界地圖與1920年的世界地圖很少有相似之處。軍事和經濟權力的平衡以及政治影響的平衡發生了變化（在以後的一章中將對此作更詳細的探討）。西方仍然具有對其他社會的重要影響，但是西方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日益受到西方對其他文明發展的反應的製約。非西方社會遠不隻是西方創造的曆史的客體，而是日益成為它們自己的曆史和西方的曆史的推動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於這些發展，國際體係超越了西方，成為多文明的。同時，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 — — 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支配著這個體係 — — 消失了。20世紀後期，西方作為一個文明步出了其發展的“戰國”階段，走向其“普遍國家”的階段。本世紀末，當西方的民族國家粘合為歐洲和北美的兩個半普遍的國家時，這一階段仍然沒有完成。然而，這兩個實體及其組成單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機構紐帶構成的一個極其複雜的網絡結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國家是帝國，但自從民主製成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來，正在出現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國家便不再是帝國，而是聯邦、邦聯以及國際政權和組織的混合物。

20世紀偉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團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褓守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基督教民主。它們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即它們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文明產生過一個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然而，西方從未產生過一個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偉大宗教無不是非西方文明的產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先於西方文明產生的。當世界走出其西方階段時，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衰落了，它們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為基礎的認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產物 — —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造成的地區的和國際政治的分離 — — 正在走向終結，正如愛德華·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來越可能侵入國際事務”。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衝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和宗教衝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從1920年的一個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個世界，然後走向90年代的12個以上的世界。與此相伴隨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國收縮為60年代的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許多反對共產主義的非西方國家），然後進一步收縮為90年代的更為有限的“西方”。這一變化在用詞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間使用意識形態的術語“自由世界”的減少和使用文明的術語“西方”的增多上（見表2．1）。它也表現在越來越多地把伊斯蘭教當作一個文化一政治現象來提及，以及越來越多地提到“大中華”、俄羅斯及其“近鄰”和歐洲聯盟所有這些帶有文明內容的術語。在這第三個階段，文明間的關係比它們在第一個階段更為頻繁和緊張，也比它們在第二個階段更為平等和互惠。同樣，與冷戰時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間、許多非西方文明之間，沒有一個單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著多種分裂。

赫德利·布爾認為，“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相互之間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對相互的決定有充分的影響，以使它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作為整體的部分來行動時”，一個國際體係就出現了。然而，隻有當一個國際體係中的國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認為它們都受一套共同規則的約束”，“有共同的機構運作”時，才存在一個國際社會。像它的蘇美爾、古希臘、公元前一世紀希臘。中國、印度和伊斯蘭前輩國際體係一樣，17至19世紀的歐洲國際體係也是一個國際社會。19至20世紀期間，歐洲的國際體係擴大到實際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會。一些歐洲的體製和實踐也被輸出到這些國家。然而，這些社會仍然缺乏支撐歐洲國際社會的共同文化。根據英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世界因此是一個發展良好的國際體係，但至多是一個非常原始的國際社會。

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曆史當作人類曆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麵來撰寫。與其他文明相比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這種單一文明的觀點在多文明的世界裏日益不相關和無用。研究文明的學者長期以來承認這一自明之理。1918年，斯賓格勒譴責流行於西方的把曆史簡單地劃分為古代。中世紀和現代階段的狹隘的曆史觀，指出它僅僅適用於西方。他說，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來代替這一“托勒密的曆史研究方法”，並用“大量強大文化的戲劇性場麵”來代替“曆史直線式發展的空洞虛構”，幾十年後，場因比嚴厲批評了表現在“自我中心的錯覺”中的西方的“狹隘和傲慢”，即認為世界環繞著西方旋轉，存在著“不變的東方”，以及“進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賓格勒一樣，他認為統一曆史的假設是無用的，即這樣一個假設：“隻存在著一條文明之河，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從屬於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湯因比之後50年，布羅代爾同樣強調需要努力尋找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並理解“世界上偉大的文化衝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然而，這些學者所警告過的錯覺和偏見依然存在，而且到觀世紀末已膨脹為普遍的和狹隘的自負：歐洲的西方文明現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兩個詞匯的情況

提到的次數百分比的變化

1988 1993

紐約時報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144＋213

華盛頓郵報

自由世界112 67－40

西方356 87＋142

國會記錄

自由世界356 114－68

西方 7 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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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數是關於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這兩個術語的文章的數量。凡提到”西方”之處都檢驗過其出處的適當性，以確保提到“西方”時是指一個文明或一個政治實體。

第三章 普世文明？現代化與西方化普世文明：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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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認為，現時代正在目睹奈保爾所說的“普世文明”的出現。那麽普世文明的含義是什麽？這一觀點暗示，總的來說，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信仰、方向、實踐和體製。更具體地說，這一觀點可能意味著一些基本的但不相關的事情，一些相關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關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實際上在所有的社會裏，人類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如把謀殺看作是罪惡；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體製，如某種形式的家庭。大多數社會的大多數人民具有類似的“道德感”，即“淺層”的關於什麽是正確和謬誤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義，那麽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鮮的也不是相關的。如果人們在曆史上共有少數基本的價值和體製，這可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某些永恒的東西，但卻不能闡明或解釋人類行為的變化所構成的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對於所有的人類存在都適用，那麽我們用什麽詞來稱呼人類種族層麵之下的主要的人類文化群體呢？人類被劃分為一些次群體 — — 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稱為文明的更廣泛的文化實體。如果文明一詞被提高到和被限於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所共有的東西，人們就必須或者發明一個新詞來指人類整體層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體，或者假設這些大的但非人類範圍的群體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韋爾曾指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單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過是一塊薄板”，“覆蓋或掩藏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民族、宗教。曆史傳統和曆史上形成的態度，所有這些在某種意義上說都存在於它‘之下”’。然而，把“文明”僅限於全球層麵和把那些在曆史上總是被稱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實體叫作“文化”或“次文明”，隻會造成語義上的混亂。*

* 海沃德·阿爾克曾準確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在“定義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為我把文明定義為“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別”。當然，這是大多數研究文明的學者使用文明一詞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這一定義放寬到使其可以容納全世界的民族認同於獨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這一全球文化補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蘭的或中華意義上的各種文明。 — — 原書腳注

其次，“普世文明”一詞可以用來指文明化社會所共有的東西，如城市和識字，這些使它們區別於原始社會和野蠻人。當然，這是18世紀時這一詞的獨特含義，而且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普世文明正在出現，它使各種人類學家和其他帶著驚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懼。文明在這一意義上說已在整個人類的曆史上逐步擴張，文明本身的傳播與多元文明的存在並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詞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每年大約有一千名商人、銀行家、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記者從幾十個國家聚集到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有物理學、社會學、商學或法學的學位，從事文字或數字工作，英語相當嫻熟，受雇於政府、公司和學術機構，有著廣泛的國際交往，時常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之外旅行。他們一般具有對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達沃斯人實際上控製了所有的國際機構，許多世界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軍事職位，達沃斯文化因此極為重要。然而，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人共有這種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萬人，即少於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遠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達沃斯文化方麵有共同性的領導人不一定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製。正如赫德利·布爾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識文化隻存在於精英層次：它在許多社會中根基很淺……（而且）值得懷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層麵上包含被稱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價值的東西，以此與共同的知識文化相區別。”

第四，一種思想得到了發展，即：西方消費模式和大眾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正在創造一個普世文明。這種論點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關的。曆史上文化時尚一直是從一個文明傳到另一個文明。一個文明中的革新經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納。然而，它們隻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後果的技術或曇花一現的時尚，並沒有改變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納”這些進口，或者因為它們是舶來品，或者因為它們是被強加的。在過去的一些世紀裏，西方世界經常出現對來自中國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種物品的渴慕熱潮。19世紀，在中國和印度，來自西方的文化變得流行起來，它們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實力。通俗文化和消費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勝利，這一論點反而使西方文化變得無足輕重。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巨無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後者，但這對於他們接受前者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這一論點對於他們對待西方的態度來說也沒有意義。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名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樂，聽著搖滾樂，但他們卻可能在向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一架美國飛機。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美國人消費了成百萬的日本轎車、電視機、照相機和小電器，卻沒有變得“日本化”，相反卻變得與日本更加敵對。隻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會導致西方人假設非西方人會通過獲得西方商品而變得“西方化”。試想，當西方人把他們的文明等同於充氣飲料、褪色的褲子和油膩的食品時，關於西方，這告訴了世界什麽呢？

關於普遍大眾文化的論點稍微複雜些的版本，一般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費品上，而是集中在傳媒上，集中在好萊塢而不是可口可樂上。美國對全球電影、電視和錄像業的控製甚至超過了它對飛機製造業的控製。1993年全世界最受關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國片，兩家美國組織和兩家歐洲組織控製了全球範圍的新聞收集和新聞傳播。這一情況反映了兩個現象。第一是人類對愛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義和財富的普遍興趣，第二是受利益驅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利用這些興趣來達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證據證明下述假設：普遍的全球通訊的出現正在導致觀點和信仰的趨同。正如邁克爾·弗拉霍斯所說，“娛樂不等於文化轉變。”第二，人們根據自己先前存在的價值和觀點來解釋這些通訊。基肖爾·馬赫布巴尼注意到，“當同樣的視覺形象跨越全球同時進入千家萬戶的起居室時，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當巡航導彈擊中巴格達時，西方的起居室裏一片歡呼。生活在這之外的人都認為西方將迅速對非白種的伊拉克人或索馬裏人，而不是對白種的塞爾維亞人給予懲罰，但是用任何標準來衡量後者都是危險的標誌。”

全球通訊是西方權力最重要的當代表現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這一霸權鼓勵了非西方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政治家譴責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並集結他們的公眾來保護其本土文化的延續和完整。因此，西方控製全球通訊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對西方不滿和敵視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會中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正在導致出現一些迎合那些社會獨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區的傳媒業。例如，到1994年，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公司）估計它擁有 5，500萬潛在的收視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驚異地等於達沃斯文化人的數量，而且無疑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長預測，其英語廣播可能最終會吸引2％－4％的市場。這樣，地區的（即文明的）網絡將會出現西班牙語、日語。阿拉伯語、法語（為西非）和其他語言的廣播。三位學者得比結論說：“建立全球統一的新聞編輯室仍然是一個空想。”羅納德·多爾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員中出現的全球知識文化提出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對被強化了的通訊的影響作出了一個非常有限度的結論：“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況下，通訊密度的增加將確保民族之間，至少是中間階級之間，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間同伴感基礎的擴大”，不過他補充說，“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確會是非常重要的。”

語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有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人們常常提出普遍語言的要求。正如《華爾街日報）的一位編輯所提出的，“世界語言是英語。”這可能意味著兩件事，其中隻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論點。它可以意味著世界人口有越來越大的比例說英語。但不存在任何證據支持這一命題，確實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證據（無可否認它們不可能非常精確）恰好顯示了相反的情況。所能得到的涵蓋了30年以上的數據（1958－1992），顯示出世界上語言使用的整個模式並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而講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和日語的人口比例卻有了顯著的下降，講漢語的人口比例有較小的下降，講印地語、馬來一印度尼西亞語、阿拉伯語、孟加拉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其他語言的人口比例則有所增長。世界上講英語的人在講至少有100萬人所使用的各種語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見表3．1〕。世界人口中講五種主要的西方語言（英語、法語、德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的比例從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 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講漢語普通話，大約兩倍於講英語的人口，而且還有另外3．6％的人口講其他形式的漢語（見表3．2）。

從一種意義上說，對於世界上92％的人來說是外語的語言，不可能是世界語言。然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如果它是來自不同的語言群體和文化的人用來彼此交流的語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語言，或者用語言學的術語來說，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廣泛交流的語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也可以這麽說。需要彼此交流的人們不得不尋找交流的工具。在一個層麵上，他們可以依賴於受過特殊訓練的專業人員，這些人可以熟練地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來作口譯和筆譯。但這是不方便的，花費時間的和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整個曆史上，不斷出現通用語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世界是拉丁語，在西方幾個世紀中是法語，在非洲的許多地區是斯瓦希裏語，20世紀後半葉，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是英語。外交家、商人、科學家、旅遊者和為他們服務的餐飲業、飛機駕駛員和空中交通控製人員，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現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語。

表3．1講主要語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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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語言

阿拉伯語2．7 2．9 3．3 3．5

孟加拉語 2．7 2．93.23．2

英語9．8 9．1 8．7 7．6

印地語 5.25．35.36．4

漢語普通話 15．6 16．615.8 15．2

俄語5．55．66．04．9

西班牙語 5.05.2 5.5 6，1

◎講100萬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種語言的總人數。

資料來源：比例數是從設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心理學係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匯編的數據，根據講100萬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種語言的人數和逐年發表在（世界年鑒和事實）（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報告中的數據計算出來的。奇lvsetxt.ｃom書他的估計包括講“母語”者和講“非母語”者，(奇.書.網 — 整.理.提.供)其來源是全國人口統計、人口抽樣調查、無線電和電視廣播調查，人口增長數據，第二手研究和其他來源。

從這一意義上說，英語是世界上進行知識交流的方式，正如公曆是世界的計時方式，阿拉伯數字是世界的計數方式，以及對於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來說，十進製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樣。然而，用這種方式使用英語是在進行文化間的知識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著相互分離的文化。通用語言是處理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方式，而不是消滅它們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認同和社會群體的根源。日本的銀行家和印度尼西亞的商人彼此用英語交談，並不意味著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盎格魯化或西方化了。講德語和法語的瑞士人用英語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亞於他們使用兩種國語中的任何一種，這同樣也不意味著他們盎格魯化了。同樣，英語作為一種輔助國語在印度被保留了下來，盡管尼赫魯不讚成這樣做。這證明了印度非印地語民族保存自己語言和文化的強烈願望，以及印度仍然作為一個多語言社會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語言學家喬舒亞·菲什曼所觀察到的，如果人們認為一種語言不與某一特殊的種族群體、宗教或意識形態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當作共同語言或LWC來接受。過去，英語有許多這樣的特點。更晚近些，英語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語、阿拉米語（古代西亞的通用語言 — — 譯者注）、希臘語和拉丁語所經曆的那樣。下述情況是“英語作為一種例外的語言相對較好的運氣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裏，人們並沒有把英語的英國本源或美國本源放到一個種族的或意識形態的背景下加以廣泛的或深入的考察”。使用英語來作知識交流因而有助於維持民族相互分離的文化認同，並且確實加強了這種認同。正是由於人們想要保存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才使用英語來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表3．2講主要的漢語和西方語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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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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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百萬）世界百分比人數百分比

普通話444 15．6 907 15．2

廣東話43 1．5651．1

吳語39 1．4641．1

閩語36 1．3500．8

客家話19 0．7330．6

漢語 58120．51，1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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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2789．84567．6

西班牙語 1425．03626．1

葡萄牙語 74 2.6 1773．0

德語120 4．21192．0

法語 70 2．51232．1

西方語言 684 24．11，23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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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比例數是從設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心理學係的西格尼·卡伯特教授所匯編的數據，根據講100萬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種語言的人數和逐年發表在（世界年鑒和事實）（World Aimanac and Books of FactS）上的報告中的數據計算出來的。他的估計包括講“母語”者和講“非母語”者，其來源是全國人口統計、人口抽樣調查、無線電和電視廣播調查，人口增長數據，第二手研究和其他來源。

全世界講英語的人也在日益講不同的英語。英語已經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區別於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的地方色彩。在極端的情況下，這使得那些英語幾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漢語的各種變種所遇到的情況那樣。尼日利亞皮欽英語、印度英語和其他形式的英語正在被並入它們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們將繼續保持自己的區別，以便成為既有聯係而又獨特的語言，甚至會像各種羅曼語從拉丁語演變出來那樣。然而，與意大利語、法語和西班牙語不同，這些從英語中產生出來的語言或者將隻是社會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語言，或者將主要被用於特殊語言群體之間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這些過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萬人口中有1，800萬講英語，1991年86，700萬人口中有2，000萬講英語。這樣，印度人口中講英語的比例相對穩定在大約2％－4％。在範圍相當狹窄的精英之外，英語甚至不是通用語言。兩位新德裏大學的英語教授宣稱，“基本的現實是，當一個人從克什米爾南下旅行到坎尼亞庫馬裏的最南端時，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種形式的印地語，而不是英語。”此外，印度英語正在吸收許多自己的獨特特點：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寧說，隨著帶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種講英語者之間差異的發展，它正在變得地方化。英語之被吸收進印度文化，正如梵語和波斯語從前之被吸收進印度文化一樣。

曆史上，語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廣泛的語言 — — 英語、漢語普通話、西班牙語、法語、阿拉伯語和俄語，都是或曾是帝國的語言，這些帝國曾積極促進其他民族使用它們的語言。權力分配的變化產生了語言使用的變化。在全世界，“兩個世紀以來英國和美國殖民的、商業的、工業的、科學的和財政的權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貿易和技術方麵留下了相當大的遺產”。英國和法國堅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語言。然而，大多數前殖民地在獨立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語言來代替帝國語言，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蘇聯的全盛期，俄語是從布拉格到河內的通用語言，由於俄羅斯權力的衰落，把俄語作為第二語言來使用者相應減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樣，日益增長的權力既引起人民對本國語言的維護，又刺激其他人學習該語言。在柏林牆倒塌後的令人興奮的日子裏，統一了的德國仿佛是個新的龐然大物，一個引人注目的趨勢是，那些英語擁熟的德國人在國際會議上說德語。日本的經濟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學日語，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產生類似的漢語熱。漢語正在迅速取代英語成為香港的主導語言，而且鑒於海外華人在東南亞的作用，漢語已經成為這一地區許多國際商業交易中使用的語言。隨著西方實力相對於其他文明逐漸衰落，其他社會中使用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以及用它們來進行各社會間交流的情況，也將緩慢減少。假如在遙遠未來的某一天，中國取代了西方成為世界占優勢的文明，英語作為世界的共同語言就將讓位於漢語普通話。

前殖民地走向獨立並獲得獨立時，宣揚或使用本土語言、壓製帝國語言，是民族主義精英使自己區別於西方殖民主義者和確定自己認同的一種方式。然而，獨立以後，這些社會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區別於其社會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練的英語、法語或其他西方語言使他們做到了這一點。結果，非西方社會的精英與西方人之間和彼此之間交流的能力常常勝於他們與自己社會的人民交流的能力（這種局麵像是在17和18世紀的西方國家，其時來自不同國家的貴族能夠輕易地用法語相互交流，但他們卻不會說自己語言的方言）。非西方國家中似乎正在出現兩個相反的趨勢。一方麵，在大學層次上英語日益被用來裝備大學生，以便他們在全球資本和市場的競爭中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麵，社會和政治壓力使得本土語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語在北非代替了法語，烏爾都語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和教育語言，本土語言的媒體在印度代替了英語媒體。1948年印度教育委員會預見了這一發展，當時它指出：“使用英語……把人民分裂成兩個民族，少數統治者和多數被統治者，一個民族不能講另一民族的語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後，堅持把英語作為精英語言的做法證實了這一預測，並在“一個建立在成年人選舉權基礎上的、運作著的民主製中，製造了一個反常現象……講英語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識的印度越來越分道揚鍵”，這刺激了“懂英語的少數上層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語卻享有選舉權的數百萬民眾之間的緊張狀態”。隨著非西方社會建立起民主體製和這些社會中的人民更廣泛地參與行政管理，對西方語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語言變得更為流行。

蘇聯帝國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促進了原先被壓製和遺忘了的語言的傳播及其活力的恢複。在大多數前蘇聯共和國中，人們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來使其傳統語言複蘇。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烏克蘭語、格魯吉亞語和亞美尼亞語現在是這些獨立國家的國語。在穆斯林共和國中發生著類似的對本國語言的維護，阿塞拜疆人、吉爾吉斯斯坦人、土庫曼斯坦人、烏茲別克斯坦人的書寫方式從其前俄羅斯主人的西裏爾書寫方式改變為其土耳其親族的西方書寫方式，而講波斯語的塔吉克斯坦則采用了阿拉伯的書寫方式。另一方麵，塞爾維亞人現在把他們的語言稱作塞爾維亞語，而不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並從他們天主教敵人的西方書寫方式改變為他們俄羅斯親族的西裏爾書寫方式。並行的現象是，克羅地亞人現在把他們的語言稱為克羅地亞語，並正試圖從中清洗土耳其語詞匯和其他外來詞匯，而在波斯尼亞，‘咽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統治450年而遺留下來的語言沉澱” — — 同樣的“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的外來語，卻重新流行”。語言正在被重新組合和重建，以使之與文明認同和文明界線相一致。隨著權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語言而引起的混亂蔓延開來。

宗教。一種普遍宗教出現的可能性比一種普遍語言出現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紀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現了全球性的複興（見本書第四章最後一節），這一複興包含了宗教意識的加強和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它因此擴大了宗教之間的差異。宗教複興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變化。關於信教者的數據甚至比關於講某種語言者的數據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數據引自一份被廣泛使用的資料，這些數據和其他一些數據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種宗教者的相對數量在本世紀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這一資料所記錄的最大的變化是被劃分為“非教徒”和“無神論者”的人數比例從1900年的0．2％增加到1980年的20．9％。可以確信，這可能反映了脫離宗教的重大變化和1980年的宗教複興尚在積蓄力量。然而，這一 20．7％的非信徒的增長比例幾乎可以同被劃分為“中國民間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後者從1900年的 23．5％下降到1980年的4．5％。這些實際上相等的增長和下降表明，隨著共產主義的來臨，中國的大量人口從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劃分為非信徒。

這些數據確實顯示出信奉兩個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這80年中有所增長。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計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從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個估計為18％。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數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長，在南朝鮮也發生了人們皈依基督教的重大變化。在迅速實現現代化的社會裏，如果傳統宗教不能適應現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就會有傳播的潛力。在這些社會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義者或多國公司的行政人員。他們是而且很可能繼續是基督教的傳教士。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托馬斯·傑斐遜，都不能滿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學畢業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會需要。雖然耶穌基督可能也滿足不了他們，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機會。

然而，從長期來說，穆罕默德會占上風。基督教主要是通過使人皈依來傳布，而伊斯蘭教則通過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來傳布。20世紀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長比例在達到大約30％後穩定下來，現在開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將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於極高的人口增長率（見第五章），將繼續急劇增長，大約在世紀之交將達到世界人口的20％，再過若幹年後將超過基督徒的人數，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約30％。

表3．3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技傳統的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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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年代1900197019801985（估計） 2000（估計）

西方基督教26．9 30．6 30．0 29．729．9

東正教 7．53．1 2.82．7 2．4

穆斯林12．4 15．3 16．5 17．1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12．5 12．8 13．3 13．513．7

佛教7.8 6．4 6．3 6．25．7

中國民間宗教23．5 5．94．5 3．92．5

部落宗教 6．62．42．1 1．91．6

無神論者 0．04．64．5 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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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戴維·巴雷特主編：《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現代世界各教會和各宗教比較研究》（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來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19世紀，“白人的責任”的思想有助於為西方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作辯護。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製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那些單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熱的支持者中，像邊緣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況一樣，有移居西方的知識分子，如親保爾和福阿德·阿紮米，對於他們來說，普世文明的概念對於“我是誰”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解答。然而，“白種黑鬼”是一個阿拉伯知識分子用來稱呼這些移民的詞，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幾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視為普遍的東西視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為有益的全球一體化先兆的東西，如世界範圍媒體的擴散，卻被非西方人宣布為邪惡的西方帝國主義。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單一的，他們就感到它是一個威脅。

存在著三種說明普世文明為什麽會出現的假設，某種普世文明正在出現的論點就建立在三個假設之中的一個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討論過的假設，即：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意味著曆史的終結和自由民主製在全世界的普遍勝利。這一論點的謬見是認為隻存在唯一的選擇。它建立在冷戰的視角之上，認為共產主義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製，前者的死亡導致了後者的普遍出現。然而，顯然存在著許多形式的獨裁主義、民族主義、社團主義和市場共產主義（如在中國），它們在當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著許多位於世俗意識形態世界之外的宗教選擇。在現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動和動員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現：由於蘇聯共產主義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贏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國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將倉促地把西方自由主義當作唯一的選擇來接受。冷戰所造成的人類分裂已經結束，但種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類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產生著大量新的衝突。

第二個假設是，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 — — 一般來說包括貿易。投資、旅遊、媒體和電子通訊 — — 的增長正在產生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改善確實使得資金、商品、人員。知識、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動變得更加容易和費用低廉。毫無疑問上述一些方麵的國際流動增長了。然而，人們對於這些流動的增長會產生什麽影響，卻存在著許多疑問。貿易會增加或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嗎？它會減少民族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的假設至少沒有得到證實，而且還存在著大量相反的證據。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貿易大大擴展，在接下來的10年中冷戰宣告結束。然而，1913年，國際貿易達到了創記錄的水平，但是在其後的幾年中，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屠殺卻規模空前。如果那種程度的國際商業尚不足以阻止戰爭，那麽何種程度可能？這一證據不能支持商業會促進和平的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假設。90年代所作的分析進一步對這一假設提出了疑問。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說：“對於國際政治來說，貿易的增長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國際製度中日益增長的貿易本身不可能緩解國際緊張狀態或促進更大的國際穩定。”另一項研究論證說，高水平的經濟相互依賴“可能導致和平，也可以導致戰爭，這取決於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經濟相互依賴隻是“在各國預期高水平的貿易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持續下去時”，才會促進和平。如果各國預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賴不會持續，戰爭就可能出現。

貿易和通訊未能產生和平和認同感，這與社會科學的發現是一致的。在社會心理學上，差異性理論認為，人們根據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區別於其他人的東西來界定自己：“一個人根據把他自己區別於其他人的特性，特別是區別於他通常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的人的特性……來看待自己。在一個有12名婦女從事其他職業的公司裏，一個女心理學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學家；當她同12名男心理學家在一起時，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女人”。人們根據他們與別人的不同之處來確定自己的身份。隨著通訊、貿易和旅遊的增長擴大了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人們日益賦予其文明認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兩個相互交往的歐洲人，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法國人，會把彼此認作是德國人和法國人。而兩個歐洲人，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在同兩個阿拉伯人，一個沙特阿拉伯人和一個埃及人交往時，會把自己和對方看作是歐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國的北非移民在法國人中引起故意，但卻日益被信仰天主教的歐洲波蘭人所接納。加拿大和歐洲國家對美國的投資超過日本，但美國對後者的反感卻遠遠超過前者。同樣，正如唐納德·霍羅威茨所指出的，“一個艾比歐人在尼日利亞東北地區可以是……澳韋裏艾比歐人或是奧尼查艾比歐人；在拉各斯，他不過是一個艾比歐人；在倫敦，他是一個尼日利亞人；在紐約，他則是一個非洲人。”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全球化理論產生了類似的結論：“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裏（其特征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文明的、社會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賴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這些模式的廣泛意識），文明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自我意識加劇了。”全球宗教的複興，“向上帝回歸”，是對人們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單一場所”的回應。

西方與現代化

為普世文明正在出現作辯護的第三個，也是最常用的論據，是把它看作自18世紀以來持續進行的廣泛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複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它是始於18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製和營造他們的環境。現代化是一個革命進程，唯一能與之相比的是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本身的出現，它發端於大約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於傳統社會。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性的文化。上述論證提出，當其他社會獲得類似的教育、工作、財富和階級結構的模式時，這一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然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具有現代文化的各社會比具有傳統文化的各社會彼此更加相似。顯然，一個在其中一些社會非常現代，而另一些則仍然很傳統的世界，與另一個在其中所有社會都具有彼此相差無幾的高水平的現代性的世界相比，較少同質性。那麽一個在其中所有的社會都是傳統社會的世界又是如何呢？這樣的世界存在於幾百年以前。它的同質性會少於一個具有普遍現代性的未來世界嗎？或許不會。布羅代爾認為，“明朝時期……的中國同瓦魯瓦王朝時期的法國的相似程度肯定超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相似程度。”

然而，現代社會可能由於兩個原因比傳統社會彼此更加相似。現代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雖然可能不會產生一個共同文化，但它確實促進了技術、發明和實踐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轉移，其速度和程度在傳統世界中是不可沒想的。第二，傳統社會以農業為基礎；現代社會以工業為基礎，其工業可能從手工業演變為傳統重工業再到以知識為基礎的工業。農業模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比工業模式更加依賴於自然環境。它們因土壤和氣候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製、社會結構和政府。無論威特福格爾的水利文明的論點具有什麽樣的全麵優點，依賴於大規模灌溉係統的建造和操作的農業，確實促進了中央集權的和官僚的政治權威的產生。很難作其他的解釋。富饒的土壤和適宜的氣候可能促進大規模的種植業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發展，這個社會結構包括人數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階級和從事種植勞動的廣大的農民、奴隸或農奴階級。不利於大規模農業的條件可能鼓勵獨立的農場主社會的出現。簡而言之，在農業社會中，地理塑造了社會結構。相反，工業社會較少依賴於地方的自然環境。工業組織的差別可能產生於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差別，而不是地理差別。可以設想，前者能夠趨同，後者則不能。

現代社會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們必然融為同質性的嗎？那種認為它們必然如此的論點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現代社會一定接近於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然而，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征在以後的世紀中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產生於西方現代化之前。

在現代化之前的幾百年間西方社會的這些獨特特征是什麽？各類學者已對此作出了回答，這些答案在一些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體製、實踐和信念方麵卻意見一致。包括下述方麵：

古典遺產。作為第三代文明，西方從以前的文明中繼承了許多東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從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也對古典文明有所繼承，但是在任何方麵其程度都遠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爾後是天主教和新教，從曆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確實，在它誕生後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人們把現在認作西方文明的東西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著成熟的社會群體感，這使它們區別於土耳其人、摩爾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為了上帝和黃金，西方人在16世紀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與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曆史的獨特特征，而這在東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與拉丁美洲的經曆相距甚遠。

歐洲語言。語言是僅次於宗教的、使一種文化的人民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語言的多樣性方麵不同於大多數其他文明。日語、印地語、漢語普通話、俄語，甚至阿拉伯語都被認為是它們文明的核心語言。西方繼承了拉丁語，但是出現了各種民族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被寬泛地劃分為範圍廣泛的羅曼語係和日耳曼語係。到16世紀，這些語言一般已呈現出它們的當代形式。

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的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與皇帝，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隻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與政治如此明顯的分離。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夥伴。作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法治。法治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來的。中世紀的思想家曾詳細闡述過自然法的思想，君主應當根據自然法來行使他們的權利，而普通法的傳統則在英國得到了發展。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製階段，法製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但是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製約的思想仍然延續了下來，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製權力的侵犯。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麵是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

社會多元主義。曆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的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係或婚姻基礎之上”。從6世紀和7世紀開始，這些集團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但以後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擴大到包括各種其他協會和社團。協會的多元性又得到階級多元性的補充。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製絕對君主製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麵特別重要。歐洲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國、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貧困、貴族的虛弱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製的代議製形式。在一些例子中，這些機構在絕對君主製期間被廢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製。然而甚至當這種情況發生之後，如在法國，它們仍然得以複活，並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工具。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可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幹年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在地方層麵上，也發生了大約始於19世紀的自治運動，它們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發展，然後向北蔓延。這些運動“迫使主教、地方貴族和其他顯貴與市民分享權力，而且最終常常完全屈從於他們”。這樣，全國層次上的代議製就得到了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補充，後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

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自由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被多伊奇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革命”的個人選擇權利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對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求 — — “英格蘭最貧窮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樣” — — 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誌。在一位學者對包括50個國家的類似例子的分析中，在個人主義指標方麵得分最高的20個國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國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個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樣強調，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個人主義占統治地位，該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義認作西方主要的區分標誌

上述條目並不意味著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征，也不意味著那些特征總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方社會中。顯然它們不總是普遍存在，因為在西方曆史上經常有許多暴君忽視法製和中止代議機構。它也不意味著所有這些特征都沒有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顯然其他社會也有這些特征，例如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構成了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法律舊本和印度曾有過在西方流行的階級製度（也許由於此，它們是僅有的兩個維持了一定時間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會）。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製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

對西方和現代化的回應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拒絕主義。日本從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紀中時，實質上遵循了拒絕主義的路線。它隻允許有限的現代化形式，如獲得火器，但嚴格禁止引進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紀中葉全部被驅逐。這一拒絕主義立場由於日本1854年在美國海軍準將柏利的壓力下被迫開放門戶和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全力學習西方而告終。幾個世紀中，中國也試圖阻止任何重要的現代化或西方化。雖然中國於1602年允許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中國，但以後又在1722年把他們驅逐出境。與日本不同，中國的拒絕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中國作為中央帝國的自我形象和堅信中國的文化優越於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閉關自守一樣，中國的閉關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之所為。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紀期間，西方的權力使得非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以堅持，而且最終不可能堅持純粹的排斥主義戰略。

20世紀交通和通訊的改善以及全球範圍的相互依賴，極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價。除了一些想要維持基本生計的小而孤立的農村社區外，在一個現代性開始占壓倒優勢和高度相互依賴的世界裏，完全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丹尼爾·派普斯寫道：“隻有最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他們把電視機扔到河裏，禁止帶手表，拒絕使用內燃機。然而，他們的綱領的不可實踐性嚴重地限製了這些集團的吸引力；在一些情況下，例如尼日利亞卡諾城的延·依紮拉（Yen Izala）集團、暗殺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陰謀集團、襲擊麥加清真寺的集團以及馬來西亞的一些達克瓦（Dakwah）集團，在他們與當局的武力遭遇中失敗後便也銷聲匿跡了。”銷聲匿跡總結了到20世紀末純粹的拒絕主義政策的命運。用場因比的話來說，狂熱不是一個可靠的選擇。

基馬爾主義（凱末爾主義）。對西方的第二個可能的回應是湯因比所說的希律黨人的主張（Herodianism），即擁護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一回應建立在下述假設的基礎上：現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與現代化不相容，必須拋棄或廢除；為了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強，而且必須相輔相成。這一方法以19世紀末一些日本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論點為典型，他們認為，為了實現現代化，他們的社會必須放棄其傳統語言，而采用英語作為國語。毫不令人驚異的是，這一觀點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須像我們一樣。我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論據是，“這些（非西方）社會的宗教價值、道德設想和社會結構至少同工業主義的價值和實踐相異化，有時還相敵對。”因此，經濟發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設性地重建生活和社會，而且，正如生活在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樣，常常要求重新解釋生存本身的含義”。派普斯在明確提到伊斯蘭教時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為了逃避社會的反常狀態，穆斯林隻有一個選擇，因為現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蘭教沒有提供可供選擇的實現現代化的方法……世俗主義不可避免。現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隨著它們的思想進程；政治體製也要求如此。由於對內容的模仿必須不亞於形式，所以必須承認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以便能夠學習它。歐洲語言和西方教育體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後者鼓勵自由地思考和隨意地生活。隻有當穆斯林明確接受西方模式時，他們才可能實現技術化，爾後才可能發展。

在派普斯寫這些話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馬爾（凱末爾卜阿塔蒂爾克已經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並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創建了一個新土耳其，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現代化。在從事這項事業和拋棄伊斯蘭的曆史時，基馬爾使土耳其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一個在其宗教、遺產、習俗和體製方麵是伊斯蘭的社會，但是其統治精英卻決心使它成為現代的、西方的和與西方一致的。20世紀末，一些國家正在追求基馬爾主義的選擇，並試圖用西方的認同來代替非西方的認同。它們的努力將在第六章中進行分析。

改良主義。拒絕意昧著把一個社會孤立於一個正在縮小的現代世界之外的一種無望做法。基馬爾主義意味著一個困難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毀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之久的文化，用從另一個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第三種選擇是試圖把現代化同社會本土文化的主要價值、實踐和體製結合起來。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這種選擇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國的晚清時期，人們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日本，口號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術”。在19世紀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裏“嚐試過不使文化過分西方化的技術現代化”。然而，這一努力失敗了。結果，阿裏注意到，“埃及的命運不是日本的沒有文化西方化的技術現代化的命運，也不是通過文化西方化來實現技術現代化的基馬爾的命運。”然而，19世紀後半葉，賈邁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進行了新的嚐試來協調伊斯蘭教和現代性，論證了“伊斯蘭與現代科學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並為接受現代思想和體製，無論是科學、技術體製，還是政治體製（憲政和代議製政府）”，提供了一個“伊斯蘭教的理論基礎”。這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改良主義，傾向於基馬爾主義，它不僅接受現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體製。這種類型的改良主義是自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對西方的占優勢的回應，其時它先是受到基馬爾主義興起的挑戰，然後又受到以原教旨主義為形式的更純粹的改良主義興起的挑戰。

拒絕主義、基馬爾主義和改良主義對什麽是可能的、什麽是可取的問題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設基礎之上。對於拒絕主義來說，現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時拒絕兩者。對於基馬爾主義來說，現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於後者對於獲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兩者都是可能的。對於改良主義來說，現代化在沒有實質上的西方化的情況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則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絕主義和基馬爾主義在現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麵存在著衝突，基馬爾主義和改良主義在是否可以在沒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存在著衝突。

圖3．1用圖解法表示了三種行動路線。拒絕主義可能停留在A點上；基馬爾主義可能沿著對角線移向B點，改良主義可能水平地移向C點。然而，社會實際上沿著哪條路線前進呢？顯然，每一個非西方社會都循著自己的路線，它們可能相當不同於這三條原型路線。馬茲魯伊甚至認為埃及和非洲已經沿著“沒有技術現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過程走向 D點”。在非西方社會對西方的回應中存在著現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顯示出沿著 A到 E的曲線。原先，西方化和現代化密切相聯，非西方社會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並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獲得了複興。於是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變了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之間的文化均勢，加強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後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複興。在社會層麵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倩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在個人層麵上，當傳統紐帶和社會關係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並導致了需要從宗教中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表3．2的簡單形式指出了這一變動的過程。

這一假設的一般模式與社會科學理論和曆史經驗都是一致的。雷納·鮑姆檢驗了一係列可以得到的關於“不變性的假設”的證據後，得出如下結論：“人們不斷地尋求有意義的權威和有意義的個人自主的情況，發生在各種獨特的文化模式中。在這些方麵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質化世界的趨同。相反，在發展的曆史階段和早期現代階段以獨特形式發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著不變性。”正如弗羅本紐斯、斯賓格勒和博茲曼和其他人所詳細闡述的，借鑒理論強調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選擇地借鑒其他文明的內容，接受、改變和吸收它們，以便加強和確保自身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延續。幾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幾千年。有記錄證明，它們都借鑒過其他文明來增強自己的延續。學者們認為，中國從印度吸收的佛教並沒有導致中國的“印度化”，中國吸收佛教是為了中國的目的和需要，中國的文化仍然是中國的。中國人至今仍在不斷挫敗西方使他們基督教化的強大努力。假如在未來某一天，中國確實引入了基督教，那麽也隻能期望它在與中國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實質上為了功利主義的目的”，而接受、估價和利用他們的“希臘遺產”。由於對借鑒某些外部形式或技術非常感興趣，他們知道如何忽略希臘思想體係中可能同‘真理’相衝突的所有要素，這些真理已被確立在他們奉若神明的古蘭經的規範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樣的模式。公元7世紀，日本引入了中國文化，“在沒有經濟和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主動轉變為”高級的文明。“在其後的幾個世紀裏，相對孤立於大陸影響的時期（在此期間，他們對以前的借鑒作了挑選，吸收了有用的東西）和重新開始交往和文化借鑒的時期交替出現。”在所有這些階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獨特性。

基爾馬主義論點的溫和形式 — — 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現代化，仍然沒有得到證實。基馬爾主義論點的極端形式鬥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並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在。然而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會．其中本土文化為現代化所造成的障礙如此之大．以致於如果要客現規代化，該文化必須實質上為西方文化所取代。從理論上講，就終極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點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間目標，它們分離於並獨立於最終目標”。這些係統“可以輕易地通過用！日瓶裝新酒的方式來革新自身……這樣一些係統的革新可以顯得沒有根本改變它們的社會體製。確切地說，革新為恒久性服務”。相反，終極係統的“特點是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社會、國家、權威和諸如此類的事物都是一個煞費苦心支撐的、高度統一的係統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為認識的指導無所不在。這樣一些係統一直敵視革新”。阿普特爾使用這些範疇來分析非洲部落的變化，艾森施塔特把類似的分析運用於一些偉大的亞洲文明，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社會、文化和政治體製的自主極大地促進了”內部變化。由於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會和印度社會比儒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更早也更容易地進入了現代化。它們更有能力引進西方技術和運用它來支持自己的現存文化。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社會和伊斯蘭社會必須同時放棄現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時接受兩者？選擇似乎並非僅限於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灣、沙特阿拉伯，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伊朗，已成為現代社會而沒有變為西方化。伊朗國王確實曾試圖遵循基馬爾主義路線，實行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強烈的反西方反應，而不是反現代的反應。中國顯然開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蘭社會在實現現代化方麵一直存在著困難，派普斯用下述論據來支持其西方化是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的觀點：伊斯蘭教與經濟事務方麵的現代性在諸如利潤、禁食、遺產法和婦女參加工作等方麵相衝突。然而甚至他也讚同地引用了馬克辛·羅丁森的話：“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礙穆斯林社會沿著通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他還認為，在除經濟以外的其他大多數方麵

伊斯蘭教與現代化並不衝突。虔誠的穆斯林能夠研習科學，在工廠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進武器。現代化並不要求有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或一套體製，因為選舉、國家邊界、市民聯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標誌，對於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必需的。伊斯蘭教作為一個信條可以滿足管理顧問和農民的需要。伊斯蘭教法沒有就伴隨著現代化的轉變說任何話，諸如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或從社會靜止向社會流動的轉變；也沒有衝擊諸如大眾教育、高速通訊、新形式的運輸工具或醫療照顧這樣一些事物。

同樣，甚至反西方主義和複興本土文化的極端支持者，也並不拒絕使用電子函件、錄音錄像磁帶和電視等現代技術來促進他們的事業。

簡言之，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體製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麽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細。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湘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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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權力、文化和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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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權力：支配和衰落

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權力呈現出兩幅畫麵。第一幅是西方處於壓倒一切的、成功的、幾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蘇聯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強勁的挑戰者，其結果是在日本可能會偶然給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並將繼續被西方主要國家的目標、優先考慮和利益所塑造。作為一個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會同英國和法國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作關鍵性的決策，會同德國和日本一道在經濟問題上作關鍵性的決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個文明或地區擁有實質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夠影響其他文明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會通常需要西方的幫助來達到其目的和保護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係統

●控製著所有的硬通貨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費品主顧

●提供了世界上絕大部分製成品

●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

●對許多社會發揮著相當大的道義領導作用

●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幹預

●控製著海上航線

●進行著最先進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控製著尖端技術教育

●控製著宇航技術

●控製著航天工業

●控製著國際通訊係統

●控製著高科技武器工業

關於西方的第二幅圖畫與這第一幅畫麵大不相同。那是一個衰落的文明，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權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西方越來越關注其內部問題和需求，因為它麵臨著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停滯、失業、巨大的政府赤字、職業道德下降、儲蓄率低等問題；此外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麵臨著社會解體、吸毒、犯罪等問題。經濟權力正在迅速轉移到東亞，軍事權力和政治影響開始向東亞轉移。印度處於經濟起飛的邊緣，伊斯蘭世界日益敵視西方。其他社會很快不情願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說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誌也隨之消失。80年代末，人們就美國衰落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90年代中期，一項力量對比分析得出了某種相似的結論：

在許多重要方麵，它（指美國）的相對權力將加速下降。就其純經濟能力而言，美國的地位相對於日本、最終相對於中國可能會進一步動搖。在軍事領域，美國與許多日益壯大的地區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的天平將由中心向外圍傾斜。美國的一些組織積將轉移到其他國家，另一些權力（其中一些是軟權力）將落到諸如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的手中。

這兩幅關於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畫麵，究竟哪一幅描繪了現實？答案當然是：它們描繪的都是現實。西方現在占絕對優勢，並在進入21世紀時仍將在權力和影響力方麵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間的均勢也發生了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隨著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蝕，它將喪失很多權力，其餘的權力將在地區基礎上分散給幾個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並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麵向西方挑戰的國家。這種文明間的權力轉移正在並將繼續導致非西方社會的複興和日益伸張其自身文化，並摒棄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個特征：

首先，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西方權力的上升曆時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SO年代，著名英國學者海德裏·布爾論證說，“歐洲或西方對廣大國際社會的控製可以說在1900年左右達到了頂點”。斯賓格勒文集的首卷於1918年問世，自那時以來“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紀曆史的主題。衰落過程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一直在延續。然而，可以設想的是，它可能會加速。在一國的能力中，經濟增長及其他方麵的增長通常呈S形曲線：起步緩慢然後急劇加速，接著是增長速度降低，再到停滯。國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線發展，正如前蘇聯的情形一樣：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後迅速加速，最後到達穀底。西方的衰落仍處於緩慢的第一階段，但在未來的某一天，它可能會急劇加速。

第二，衰落並不是呈直線型的。它極不規則，並帶有間歇和反複，在西方的弱點暴露出後，它會再次堅持自己的權力。西方開放的民主社會具有巨大的更新能力。此外，與許多文明不同，西方有兩個主要的力量中心。布爾所看到的始於1900年左右的衰落，實質上是西方文明中歐洲部分的衰落。從1910年到1945年，歐洲發生了不利於自己的分裂，被其內部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所困擾。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西方主導地位中的美國階段開始了，而且1945年，美國短暫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幾乎可以與1918年的同盟國相比。戰後的非殖民化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歐洲的影響，但並沒有削弱以新的跨國帝國主義代替傳統殖民帝國的美國的影響。然而在冷戰時期，蘇聯的軍事權力可以與美國相抗衡，而且美國的經濟權力相對日本來說下降了。盡管如此，美國仍為恢複軍事和經濟權力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國著名學者巴利·布讚認為“更深刻的現實是，現在的中心變得比非殖民化以來任何時期都更處於支配地位，而邊緣更處於從屬地位”。然而這種看法的準確性隨著引起它的軍事勝利在曆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權力是一個人或群體改變另一個人或群體行為的能力。行為可以通過指導、強製或告誡加以改變，這需要行使權力者具有經濟、軍事、製度、人口、政治、技術、社會或其他方麵的資源。因而，一個國家或群體的權力通常通過衡量它所支配的資源同其試圖影響的其他國家或群體所支配的資源的對比來估價。西方對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重要的權力資源的占有在20世紀達到頂峰，然後相對於其他文明開始下降。

領土和人口。149O年，西方社會控製了巴爾幹之外的大部分歐洲半島，即5，250萬平方英裏的全球陸地麵積（南極洲除外）中的大約150萬平方英裏。1920年其領土擴張達到頂峰之際，西方直接統治了大約2，550萬平方英裏的土地，將近地球陸地麵積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製的領土減少了一半，大約還有1，270萬平方英裏。西方的領土恢複到其原先歐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移民聚居的廣衰土地。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獨立後的伊斯蘭國家的領土由1920年的180萬平方英裏擴大到1993年的1，100萬平方英裏。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對人口的控製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統治著幾乎45％的世界人口， 1920年達到 48％。1993年，除幾個小的帝國殘餘如香港外，西方政府隻統治著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類總人口的比例略多於13％，預計下一世紀將下降到大約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總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國、伊斯蘭和印度文明之後，名列第四。

表4．1各文明政治控製下的領土．1900－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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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控製的總領土估算（單位：萬平方英裏）

年份 西方 非洲 中華印度伊斯蘭日本 拉丁美 東正教其他

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002029 16.4 431.7 5.4 359.216.1772.1 873.3746.8

1920 2544.740 391.3 5.4181.1 26.1809.81025.8225.8

1971 1280.6463.6393.6 131.6918.3 14.2783.31034.6230.2

1993 1271.1568.2392.3 127.9 1105.4 14.5781.9 716.9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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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領土的百分比估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00 38.7 0.38.2 0.1 6.8 0.314.716.614.3

1920 48 5 0.87.5 0.13.5 0.5 15.419.5 4.3

1971 24.4 8.87.5 2.5 17.5 0.3 14.919.7 4.4

1993 24.210.87.5 2.4 21.1 0.314.913.7 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占世界領土的相對份額根據當年通行的國界估算。

◎世界領土估計為5250萬平方英裏，不包括南極洲。

資料來源：（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書籍圖冊）（芝加哥：領域企業教育公司，1970年）；《大不列顛年鑒》（芝加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1992－1994年）

表4.2 世界主各文明所屬國家的人口，1993年（單位：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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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 134，090拉丁美洲文明 50，750

伊斯蘭文明 92，760 非洲文明 39，210

印度文明 91，580東正教文明26，130

西方文明 80，540日本文明1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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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數字統計，《1994年年鑒》（芝加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 1994年），第764－769頁

表4．3在各文明政治控製下的世界人口份額

1900－2025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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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西方非洲 中華 印度伊斯蘭日本 拉丁美 東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總數

190O[1.6]44.3 0.4 19.3 0.34.23.53.2 8.516.3

1920[1.9]48.1 0.7 17.3 0.32.44.14.6 13.9 8.6

1971[37] 14.4 5.6 22.815.2 13.02.88.4 10.0 5.5

1990[5.3]14.7 8.2 24.316.3 13.42.39.26.5 5.1

1995[5.8]13.1 9.5 24.016.4 15.9+2.29.3 6.1++3.5

2010[7.2]11.511.7 22.317.1 17.9+ 1.8 10.35.4++2.0

2025[8.5]10.114.4 21.016.9 19.2+ 1.59.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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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占世界人口的相對份額根據當年通行的國界估算。1995年至2025年的人口估算根據1994年邊界。

◎世界人口估算以億為單位。

+估算不包括獨聯體或波斯尼亞的人口。

++估算包括獨聯體、格魯吉亞和前南斯拉夫的人口。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署經濟和社會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預測，1992年修訂本》（紐約：聯合國，1993年）；《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年曆和事實書籍》（紐約：新聞出版公司，1970－1993年）。因此，在數量上，西方人構成世界人口中持續下降的少數。在質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間的對比也在發生變化。非西方人民正在變得更健康，更城市化，有更高的識字率和更良好的教育。到本世紀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嬰兒死亡率隻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這些地區人口的預期壽命顯著增長，增加值從非洲的11年到東亞的23年不等。20世紀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中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識字。90年代初，除非洲外幾乎所有國家的人口識字率都高於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國人能夠讀和寫。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識字率平均是發達國家的41％； 1992年平均是71％。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區的學齡人口幾乎都接受了小學教育。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適齡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適齡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發達國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間，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從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國家從34％增加到55％，在非洲從14％增加到29％，在中國從18％增加到27％，在印度從19％增加到26％。

表4．4 各文明或國家在世界製造業產值中所占份額，1750－1980年

(百分比，世界總量=100％)

┌─────────────────────────────────────────┐

│國家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1953 1963 1973 1980 │

├─────────────────────────────────────────┤

│西方 18.2 23.3 31.1 53.7 68.8 77.4 81.6 84.2 78.6 74.6 65.4 61.2 57.8 │

│中國 32.8 33.3 29.8 19.7 12.56.23.6 3.4 3.12.33.53.9 5.0│

│日本3.83.52.82.62.42.42.7 3.3 5.22.95.18.8 9.1│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8.62.81.71.4 1.9 2.41.71.82.1 2.3│

│俄羅斯／蘇聯* 5.05.65.67.07.68.88.25.39.O 16.0 20.9 20.1 21.1 │

│巴西和墨西哥- — 0.8O.60.70.80.80.80.91.21.62.2 │

│其他 15.7 14.6 13.17.65.32.81.71.10.91.62.12.32.5 │

└─────────────────────────────────────────┘

◎包括冷戰期間華約組織國家。

資料來源：保羅·貝羅克：《1750年至1980年的國際工業化水平》，（歐洲經濟史雜誌｝，第11期（1982年秋季號），第269－334頁。

在識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麵的這些變化造成了被社會動員起來的人口，這些人口的能力加強了，期望值更高了，他們可能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這是不識字的人所做不到的。被動員起來的社會是更強有力的社會。1953年，伊朗隻有不到15％的人識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羅斯福以及少數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一次暴動，使伊朗國王重登寶座。而到1979年，當50％的伊朗人識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時，多大的美國軍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國王的王位了。一道明顯的鴻溝仍把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與西方人、日本人和俄羅斯人分離開來。但這道鴻溝正迅速變窄。同時，又出現了另外一道鴻溝。西方、日本和俄羅斯人的平均年齡日趨穩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給那些仍然受雇的生產者增添了沉重的負擔。其他文明的負擔是大量的兒童，但兒童是未來的工人和士兵。

經濟產值。西方在全球經濟產值中所占的份額可能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了頂峰，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明顯下降。175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產值中占了幾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將近四分之一，西方則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過中國。在後來的幾十年裏，正如保羅·貝羅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業化導致了世界其他地區的非工業化。1913年非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產值大約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所占份額急劇增加，1928年達到其最高點，占世界製造業產值的84 2％。此後由於其增長率不高，以及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二戰後製造業產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占份額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占全球製造業產值的57． 8％，大致相當於其120年前即19世紀60年代所占的份額。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經濟總產值的可靠數據無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占世界總產值的大約64％；80年代這個比例降至49％。（見表4．5。）據估計，到2O13年，西方將僅占世界產值的30％。據1991年的另一項估計，世界上7個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中有4個是非西方國家：日本（第二位），中國（第三位），俄羅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國，在十大經濟國中包括5個西方國家，還有其他5個文明的帶頭國家：中國、日本、印度、俄羅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預測表明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經濟強國將是5個不同文明的國家，經濟占前十位的國家中將隻有3個是西方國家。當然，西方的相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東亞的迅速崛起。

表4．5各文明在世界經濟總產值中所占份額，1950－1992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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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西方非洲 中華 印度伊斯蘭日本 拉丁美 東正教

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50 64.1 0.2 3.33.8 2.93.1 5.6 16.0

1.0

1970 53.41.74.83.0 4.67.86.217.4

1.1

1980 48.62.06.42.7 6.38.57.716.4

1.4

1992 48.92.1 10.03.511.08.08.3 6.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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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東正教文明的估算包括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

＋“其他”包括其他文明和四舍五入造成的誤差。

資料來源：1950、1970、1980年的百分比由荷伯特·布洛克按不變美元價格計算出，見《1980年全球總產值：創造性的停頓？》（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1981年），第30－45頁。1992年的百分比根據《1994年世界發展報告》（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的關於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估算表30計算出。經濟生產總值部分地掩蓋了西方在質量上的優勢。西方和日本幾乎壟斷了先進技術工業。然而技術正在傳播，如果西方希望維持優勢，它將竭力把傳播減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虧西方創造了相互聯係的世界，它使減緩技術向其他文明的擴散變得日益困難。由於不存在冷戰時期的那種單一的、壓倒一切的、公認的威脅，加之技術控製措施效力有限，情況便更是如此。

表麵上看似乎中國經濟在曆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20世紀後半葉技術的擴散和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在使曆史上的格局再現。這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即使不是在ZI世紀中葉之前，那麽到21世紀中葉，經濟生產和製造業產值在主要文明之間的分布也可能與1800年的情況類似。西方對世界經濟為時200年的“壟斷”行將結束。

軍事能力。軍事能力包括四個方麵的因素：數量 — — 兵力、武器、裝備和資源：技術 — — 武器和裝備的效能和尖端性；組織 — — 凝聚力、紀律性、訓練和軍隊土氣以及指揮和控製關係的有效性；社會 — — 社會有效地使用軍隊的能力和願望。20年代西方在所有這些方麵都遙遙領先。在以後的幾年裏，西方的軍事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下降了，這種下降反映在軍事人員對比的變動上，盡管很明顯這不是軍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標準，但也是標準之一。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引發了國家發展其軍事能力的願望並為其提供了資源，很少有國家不是這樣。30年代，日本和蘇聯建立了非常強大的軍隊，這一點在二戰中得到顯示。冷戰期間蘇聯擁有世界上兩支最強大的軍隊之一。目前西方壟斷了在世界任何地區部署大量常規軍事力量的能力，至於它是否將保持這種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為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或國家集團在未來幾十年內可能具有與之相當的能力。

表4.6 各文明在世界軍事人員總數中所占份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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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西方非洲 中華印度伊斯蘭日本 拉丁美 東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總數

1900[1，008.6]43.71.610.00.416.71.89.4 16.6 0.1

1920[864.5]48.53.817.40.4 3.62.9 10.2 12.8* 0.5

1970[2，399.1]26.82.124.76.610.40.34.0 25.1 2.3

1991[2，579.7]21.13.425.74.820.01.06.3 14.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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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該年度通行國界為基礎估算。

世界武裝部隊總人數（現役）以萬為單位。

。其中的蘇聯軍隊人數，係G·M·麥金托什所估算的1924年數字，見D·H·利德爾一哈特：《紅軍：1918－1945年的紅軍及1946年迄今的蘇軍》一書（紐約：哈考特，布雷斯，1956年）。

資料來源：美國軍備控製和裁軍署：《世界軍費和武器轉讓》（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該署，1971－1994年）；《政治家年鑒》（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01－1927年）。

總的來說，冷戰後幾年中全球軍事能力的演變由五大趨勢所主導。

第一，蘇聯武裝部隊在蘇聯解體之後迅即不複存在。除俄羅斯外，隻有烏克蘭從蘇聯脫離之後，繼承了重要的軍事能力。俄國軍隊在規模上大大縮小，並已從中歐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撤出。華約組織解散了。向美國海軍挑戰的目標被放棄。軍事裝備要麽被處理要麽任其損壞，以致無法使用。國防預算銳減，官兵土氣普遍低落。同時，俄羅斯軍隊正重新確定其使命和學說，並為其在保護俄羅斯人和對付近鄰的地區衝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進行重建。

第二，俄國軍事能力的急劇減弱引起了西方軍費開支、兵力和能力較為緩慢但明顯的下降。根據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計劃，美國軍費開支將減少35％，即從1990年的3， 423億美元（按1994年美元價格計算）減至1998年的2 223億美元。當年的軍隊建製將減至冷戰結束時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軍隊總人數將從210萬減至140萬。許多重要的武器研製項目已經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間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購從29艘艦隻減至6艘，943架飛機減至127架，720輛坦克減至八戰略導彈從48枚減至18枚。80年代末開始，英國、德國，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法國，在國防開支和軍事能力方麵也進行了類似的削減。90年代中期，德國武裝部隊預計將從37萬人減至34萬人，也可能減至32萬人；法國軍隊將從1990年的29萬人減至1997年的22．5萬人。英國軍隊從1985年的37．71萬人減至1993年的27．48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大陸成員國也縮短了服兵役期限，並討論了放棄征兵製的可能性。

第三，東亞的趨勢與俄羅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增加軍費和改善軍隊被列入日程，在這方麵中國是樣板。在自身經濟財富增長和中國擴充軍備的刺激下，其他東亞國家也開始實行軍事現代化和擴大軍隊。日本繼續完善其高度先進的軍事能力。台灣。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都紛紛把更多的資金投入軍隊，從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購買飛機、坦克和艦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務開支在1985至1993年期間大約降低了10％（從 5，396億美元減至 4， 850億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而在同一時期，東亞的軍費開支增加了50％，從898億美元增加到1，348億美元。

第四，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內的軍事能力正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擴散。隨著一些國家經濟上的發展，它們獲得了生產武器的能力。例如，60年代至80年代，能夠生產戰鬥機的第三世界國家從一個增加到8個，生產坦克的國家從一個增加到6個，生產直升飛機的國家從一個增加到6個，生產戰術導彈的國家從無增加到7個。90年代的主要趨勢是軍火工業的全球化，這可能進一步削弱西方的軍事優勢。（注1。遊多非西方社會或擁有核武器（俄羅斯、中國、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或許還有北朝鮮），或竭盡全力獲得核武器（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可能還有阿爾及利亞），或者使自己達到這樣的地位：當它們認為必要時，便能夠很快獲得核武器（日本）。

最後，這些發展使區域化成為冷戰後世界軍事戰略和軍事權力的主要趨勢。區域化為俄羅斯和西方裁減軍隊和其他國家增加軍隊提供了理論依據。俄羅斯不再擁有全球軍事能力，而是把其戰略和兵力集中於防範近鄰國家。中國已重新調整了其戰略和軍隊，把重點放在了地區兵力投放和保護中國在東亞的利益上。同樣，歐洲國家也在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西歐聯盟來進行軍事調整，以應付西歐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美國明確地把其軍事計劃由在全球遏製蘇聯並與其作戰，改變為準備同時對付波斯灣和東北亞發生的地區性緊急情況。然而美國不可能具備達到這些目的的軍事能力。為擊敗伊拉克，美國在波斯灣部署了其 75％的現役戰術飛機、42％的現代化作戰坦克、46%的航空母艦、 37％的陸軍兵力和46％海軍陸戰隊人員。由於未來將進行大幅度裁軍，美國若進行一場針對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區強國的幹涉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兩場了。全世界軍事安全日益不依賴於全球的權力分配和超級大國的行動，而是依賴於世界各區域內的權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國家的行動。

總而言之，從整體來說西方在21世紀的前幾十年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在此之後，它可能繼續在科技人才、科學研究和開發能力，以及民用和軍用技術革新方麵處於實際領先地位。然而，其他權力資源的控製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和主要國家。西方對這些資源的控製在20年代達到頂峰，爾後便無規則地但顯著地下降。到21世紀ZO年代，即距達到該頂峰IO0年之後，西方將可能控製世界版圖的約 24％（頂峰時曾達到49％），世界人口的10％（頂峰時為48％）和社會動員人口的15％－20％，世界經濟產值的大約30％（頂峰時可能為70％），製造業產值的25％（頂峰時為 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頂峰時為45％）。

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喬治斯·克裏孟梭實際上一起控製著整個世界。他們坐在巴黎，決定著哪些國家將存在，哪些將不存在，將創造哪些新的國家，它們的邊界應如何劃分，誰將統治它們，以及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在戰勝國之間應如何分配。他們還決定如何對俄國進行軍事幹預，從中國榨取經濟讓步。100年之後，將不會再有能夠行使類似權力的政治家小集團；任何這樣的集團將不是由3個西方人組成，而是由世界7個或8個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的領導人所組成。鄧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葉利欽、霍梅尼和蘇哈托的繼承者將對抗裏根、撒切爾夫人、密特朗和科爾的繼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與此同時，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進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複興進程。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複興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跟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曆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製。一個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權力。羅馬的權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範圍內創造出了一個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紀以歐洲殖民主義為表現形式的西方權力和20世紀美國的霸權把西方文化推廣到了當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歐洲殖民主義已經結束，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隨著本土的、植根於曆史的習俗、語言、信仰及體製的自我伸張，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蝕。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社會權力的日益增長，正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複興。*

*那些認為一個普世文明正在並且一定會出現的人們，以及那些認為西方化是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的人們，幾乎普遍忽略了權力和文化之間的聯係。他們拒絕承認．其論點的邏輯需要他們支持西方擴大和鞏固其對世界的控製，而且如果其他社會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它們就會恢複舊的信條、習俗和實踐，而這對於普世主義者說來是有礙進步的。然而，那些為普世文明的優點辯護的人，通常不為世界帝國的優點辯護。 — — 原書腳注

約瑟夫·奈曾論證說，在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指揮權，即“硬權力”，與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想要它所想要的東西”的“軟權力”之間，存在一個差別。正如奈意識到的那樣，世界上正在發生硬權力的廣泛分散，主要國家“已不能像過去那樣運用它們的傳統權力資源來達到其目的”。奈繼續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願追隨”其領導，因此軟權力“與硬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然而是什麽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呢？當它們被看作是根植於物質上的勝利與影響時，它們就是有吸引力的。軟權力隻有建立在硬權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權力。硬的經濟和軍事權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權力更優越，並大大增強該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經濟和軍事權力的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並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它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製和文化的優點。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當時它是與蘇聯的經濟成功和軍事權力聯係在一起的。當蘇聯發生經濟蕭條且不能維持其軍事力量時，這種吸引力也就隨之消失了。西方的價值觀和體製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為它們被看作是西方權力和財富的源泉。這個進程已持續了幾個世紀。正如威廉·麥克尼爾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間，基督教、羅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對西方君主軍事才能的畏懼和欽佩的混合，刺激了人們去接受西方文明”。隨著西方權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強加其人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價值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小。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幾個世紀內，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羨慕西方社會的經濟繁榮、先進技術、軍事實力和政治凝聚力。他們在西方的價值和體製中尋求成功的秘訣，如果發現自認為可能的答案，他們就嚐試在自己的社會中加以運用。為了變得富有和強大，他們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現在這種基馬爾主義的態度在東亞已經消失。東亞沒有將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歸因於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因於對自身文化的伸張。他們論證說，他們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他們與西方不同。同樣，如果非西方社會感到與西方相比自己相對弱小，他們就援引西方的價值觀，如自決、自由主義、民主和獨立，來為其反對西方的控製辯護。現在他們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強大，於是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攻擊起那些他們先前曾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價值觀。對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過宣稱西方價值的普遍性來證明其合理性的，現在則是通過宣稱非西方價值的優越性來加以證明。

這些態度的抬頭是羅納德·多爾所稱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表現。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國這樣的獨立國家，“第一個‘推行現代化的人’或‘獨立後’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國（西方）的大學裏接受用西方廣為傳播的語言進行的教育。部分是由於他們第一次出國時是易受影響的青少年，因而他們從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為數眾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數在國內由第一代人創立的大學裏接受教育，授課越來越多地是使用當地語言而不是殖民語言。這些大學“與大都市世界文化的聯係更加淡薄”，“知識通過翻譯而變為本國化的，這些知識通常範圍有限，水平也很低”。這些大學的畢業生不滿於早些時候受過西方訓練的那一代人的控製，因此經常“經不起排外主義反對運動的鼓動”。（注；到隨著西方影響的減弱，那些年輕的、雄心勃勃的領導人不能指望西方為他們提供權力和財富。他們不得不在自己社會內部尋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們必須適應該社會的價值和文化。

本土化並不需要等待第二代來進行。能幹的、有洞察力和有適應性的第一代領導進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個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裏·真納、哈裏·李和所羅門·班達拉奈克。他們分別是牛津、劍橋和林肯律師學院的優秀畢業生，是卓越的法學家，是其社會中徹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納是一個堅定的世俗主義者。李，用一個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是“蘇伊土運河以東好得沒治的英國人”。班達拉奈克從小就是個基督教徒。然而在領導他們的國家走向獨立和獨立之後，他們不得不實行本土化。他們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過程中不時改變自己的認同、姓名、裝束和信仰。英國律師真納成為巴基斯坦的“偉大領袖”，哈裏·李則成為李光耀。世俗主義者真納成為把伊斯蘭教作為巴基斯坦國基礎的熱情倡導者。盎格魯化的李光耀學會了漢語普通話，並成為一個能言善辯的儒教促進者。信仰基督教的班達拉奈克皈依了佛教並求助於僧伽羅民族主義。

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為整個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日程。伊斯蘭教的複興和“重新伊斯蘭化”是穆斯林社會的主題。在印度，普遍的趨勢是拒絕西方的形式和價值觀，以及使政治和社會“印度化”。在東亞，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學說，政治和知識界領袖都在談論其國家的“亞洲化”。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著“日本和日本人理論”。隨後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識分子提出：日本在曆史上經曆了“這樣一種循環：引進外來文化，通過複製和提純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後是引進的和有創造性的推動力被耗竭，從而導致了不可避免的動亂，最終再向外部世界開放”。目前日本正在“著手進行這個循環的第二階段”。冷戰結束後，隨著西方化主張者和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之間傳統衝突的再度出現，俄羅斯重新變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然而在10年裏，當西方化的戈爾巴喬夫被具有俄羅斯風格和西方信仰的葉利欽所取代時，趨勢也隨之從西方化轉為斯拉夫化，而後者又受到集中體現了俄羅斯東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者的威脅。

民主的矛盾進一步推動了本土化：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民主體製的采用鼓勵了本土主義的和反西方的政治運動，並使它們獲得了權力。60和70年代，發展中國家西方化的和親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變和革命的威脅；80和90年代它們日益麵臨被選舉下台的危險。民主化與西方化相衝突，民主本來就是一個地區化而並非世界化的進程。非西方社會的政治家並非通過顯示自己有多麽西方化來贏得選票。相反，選舉競爭刺激他們把自己的信仰說成是最能吸引大眾的東西，那些東西通常具有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和宗教的特征。

結果是大眾動員起來反對受過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集團在穆斯林國家為數不多的幾次選舉中表現出色，如果不是軍隊取消了1992年的選舉，它有可能在阿爾及利亞掌握國家政權。在印度爭取選民支持的競爭可能鼓勵了向社會群體發出呼籲和社會群體間的暴力。斯裏蘭卡的民主使得斯裏蘭卡自由黨於1956年擊敗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觀念的統一國民黨，為80年代津達那亞僧伽羅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提供了機會。1949年之前南非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個西方國家。種族隔離政權建立後，西方精英們逐漸把南非開除出了西方國家陣營，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當成是西方人。然而為了恢複他們在西方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他們不得不引進西方民主製度，這導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權。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話，他們的繼承人將會有更多的科薩人、祖魯人和非洲人觀念，南非將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非洲國家。

在19世紀以前的各個時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對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時，他們也蔑視西方文化的低劣、體製的落後、腐化和衰敗。現在，隨著西方的成功相對減弱，這種態度重新出現了。人們感到“他們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的，“西方的價值觀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對，但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像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中國和日本那樣堅決。”我們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識形態主宰的進步時代的結束”，正在跨入一個多種不同文明相互影響、相互競爭、和平共處、相互適應的時代。這一本土化的全球進程通過世界眾多地區出現的宗教複興廣泛地表現出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亞洲和伊斯蘭國家的文化複興，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所推動的。

上帝的報複

20世紀上半葉，知識精英們普遍假定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正導致作為人類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的宗教的衰亡。無論是歡迎還是痛惜這種趨勢的人都接受這一觀點。現代世俗主義者為科學。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構成現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話、非理性和宗教儀式而歡呼。正在出現的社會將是寬容的、理性的、重實效的、進步的、人道主義的和世俗的。另一方麵，憂心忡忡的保守主義者警告說：宗教信仰、宗教體製以及宗教對人類個人和集體行為所起的道德指導作用的消失將導致可怕後果，最終結果將是無政府狀態、墮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壞。艾略特說，“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應當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

2O世紀下半葉證明這些希望和恐懼是毫無根據的。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在全球展開，同時也發生了一場全球性的宗教複興。吉利斯·凱伯爾稱這次複興為“上帝的報複”，它遍及所有大陸、所有文明，實際上所有的國家。70年代中期，如凱伯爾所說的那樣，世俗化和宗教與世俗主義相適應的趨勢“發生了逆轉。一種新的宗教方法開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適應世俗價值，而是旨在為社會組織重建一個神聖的基礎 — — 如果必要的話，通過改變社會來達到目的。這種方法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它提倡從失敗的現代主義中擺脫出來，將挫折和窮途末路歸因於脫離了上帝。它的主題不再是使教義現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歐洲宣講福音’，其目標不再是使伊斯蘭教現代化，而是‘使現代性伊斯蘭化’”。這種宗教複興部分地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擴張，這些宗教增添了一些原先沒有的新成員。然而在更大範圍內，宗教的複興包括人們回歸和振興他們社會的傳統宗教，並賦予它新的含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東正教都經曆了原先的因某種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傳播教義和舉行儀式的新浪潮。在所有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專注於對宗教教義、體製的淨化，其方式是好戰的，並根據宗教信條來重塑個人、社會和公共行為。原教旨主義運動是劇烈的，並可能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然而它們僅僅是在20世紀末給人類生活帶來不同特色的更廣闊和更深刻的宗教大潮的表麵波浪而已。世界範圍內的宗教複興遠遠超過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分子的活動。在各個社會這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政府的關注和計劃中。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複興采取了肯定亞洲價值觀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複興卻表現為對宗教價值觀的肯定。正如喬治·威格爾所評論的，“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紀末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事實之一。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現實意義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複興席卷了從阿爾巴尼亞到越南的許多國家，填補了意識形態崩潰後所留下的空缺。在俄羅斯，東正教經曆了一場重大的複興。1994年，俄羅斯30％的25歲以下的人稱自己從無神論者轉變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區使用中的教堂數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領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羅斯的城市裏，正如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於1993年所報道的：“教堂的鍾聲再次回蕩在空中。新鍍金的圓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不久前還是廢墟的教堂重新回響起美妙的歌聲。教堂是城市裏最繁忙的地方。”與東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國複興的同時，一場伊斯蘭複興運動席卷了中亞。1989年，中亞有160座啟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蘭教神學院；到1993年初有大約1萬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學院。盡管這場複興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義的政治運動，並得到來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勵．但它基本是一場基礎極其廣泛的、主流的文化運動。如何解釋這場全球性的宗教複興？顯然，各個國家和文明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然而，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引起類似的發展。全球性的現象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解釋。無論在一些特殊國家發生的大量事件可能受到什麽獨特因素的影響，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定在起作用。它們是什麽呢？全球性宗教複興最明顯、最突出也是最強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亡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卷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係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了他們的根基，從事新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他們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麵對著一套新的關係。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他們意義感和目的感。不論是主流的，還是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都滿足了這些需要。正如李光耀對東亞的情況所解釋的：我們是在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內進行了工業化的農業社會。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長時間才做到的事情，在這裏隻用了大約50年或更少的時間。所有的一切都被擠壓進一個非常短的時間框架內，因而注定會有脫節和失誤。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 — — 韓國、泰國、香港和新加坡，就會發現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宗教的興起……舊的風俗和宗教 — — 祖先崇拜、薩滿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滿意。人們在尋求關於人類目的和為什麽我們會如此的更深層的解釋。這與社會中存在巨大壓力的階段是聯係在一起的。人們並不隻靠理性活著。隻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後，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才能理性地籌劃和行動。利益政治以認同為先決條件。在社會飛速變革的時期，已確立的認同消失了，必須重新界定自我，確立新的認鳳對於那些麵臨需要決定我是誰、我屬於哪裏的人們，宗教給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體提供了小的社會群體來替代那些由於城市化而失去的東西。正如哈桑·圖拉比所說的，所有宗教都賦予“人們認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進程中，人們重新發現或確立了新的曆史認同。無論人們有什麽樣的普世主義目標，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群體內的優等人和與之不同的群體外的劣等人之間設置一道基本界線，從而賦予人們認同感。伯納德·劉易斯認為，穆斯林世界正“再次出現一種趨勢，在緊急時刻，穆斯林需要在宗教社會中，也就是說，在一個由伊斯蘭教而不是由種族或區域標準來定義的實體中，尋找他們的基本認同和忠誠”。吉利斯·凱伯爾也同樣強調了尋求認同所占的中心地位：“‘從底部’重新伊斯蘭化是在一個已經失去意義並變得亂七八糟和異化的世界裏，重新確立認同的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方法。”在印度，“一種新的印度教認同正在確立”，它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化狀態的反應。在俄羅斯，宗教複興是“對認同的狂熱渴望的結果，而這種認同隻有東正教會能夠提供，因為它是唯一未被破壞的與10O0年前的俄羅斯相聯係的紐帶”。而在伊斯蘭各共和國，宗教複興同樣源自“中亞人民最強烈的渴望：重申已被莫斯科壓製了幾十年之久的認同”。特別是原教旨主義運動，是“應付混亂、失去認同、失去意義和安全的社會結構的一種方法，而這些都是由於迅速引進現代社會和政治模式、世俗化、科學文化及經濟發展而造成的”。威廉·麥尼爾讚同說，重要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是那些從社會上廣泛吸收成員的運動，因為它們回答了，或似乎回答了人們新近感到的人類需要……這些運動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這樣的國家，在那裏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使古老的鄉村生活方式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已不可能，而以城市為基礎的大眾傳播通過對鄉村的滲透，已開始侵蝕農民生活的古老框架”。更廣義地說，遍及世界的宗教複興是針對世俗化、道德相對主義和自我放縱的反應，也是對秩序、紀律、工作、互相幫助和人類團結的價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團體滿足了被國家官僚所忽視的需要，包括提供醫療及醫院服務設施、幼兒園和學校、對老人的照顧。自然災害或其他災難之後的緊急救援，以及經濟遭受損失時給予福利和社會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會的破壞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團體，常常是原教旨主義宗教團體所填補。如果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沒有滿足無根基者的感情和社會需要，那麽其他宗教團體就會來這樣做，並在此過程中大量擴大其成員，並擴大宗教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韓國在曆史上是一個佛教徒占絕大多數的國家，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數可能占人口的1％－3％。當韓國進入經濟迅速發展階段，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化和職業分工，佛教就變得不再適用。“對於湧入城市的幾百萬人，以及許多留在已發生變化的農村的人們來說，韓國農業時代不活躍的佛教已失去了吸引力。宣揚個人拯救和個人命運的基督教在混亂和變化的時期則給人以更可信的安慰。”到 80年代基督徒在韓人口中至少占3O％，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長老會教友及天主教徒。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數目由1960年的大約700萬增加到1990年的5，000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們1989年承認，新教成功的原因在於“天主教會不能迅速適應城市生活的技術性”和“教會結構有時也使它不能對現代人們的心理需要作出反應”。據一位巴西牧師說，與天主教會不同，新教教會滿足了“個人的基本需要 — — 人情溫暖、治療、深刻的精神體驗”。新教在拉丁美洲窮人中的傳播主要不是一種宗教代替另一種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參與的巨大淨增，即由名義上的消極的天主教徒變成積極而虔誠的福音派信徒。例如在巴西，90年代初20％的人口稱自己是新教徒， 73％的人稱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禮拜日時新教教堂裏聚集了2，000萬人，天主教堂裏約有1，200萬人。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樣，基督教正經曆著一場與現代化相關聯的複興，在拉丁美洲它采取了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形式。

韓國和拉丁美洲發生的這些變化反映了佛教和既定的天主教已不能滿足在現代化中遭受精神創傷的人們的心理、感情和社會需要。其他地方是否也發生宗教信奉的重大轉變，取決於流行的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這些需求。鑒於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氣，它在失去信徒方麵顯得首當其衝。在儒教國家，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可能具有與福音新教對於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對於韓國人以及原教旨主義對於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樣的吸引力。在中國，80年代末當經濟增長達到高峰時，基督教也得到傳播，“尤其在年輕人中”，可能有5，000萬中國人是基督徒。政府企圖阻止其增長，1994年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外國人勸誘改變宗教信仰、設立宗教學校或其他宗教組織，並禁止宗教團體從事獨立的或由國外資助的活動。在新加坡，正如在中國一樣，有大約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政府部長們警告福音傳道者不要打破國家“微妙的宗教平衡”，拘留了包括天主教組織官員在內的宗教工作者，並以不同方式騷擾基督教團體和個人。隨著冷戰的結束和隨之而來的政治開放，西方教會也進入了東正教的前蘇聯各共和國，與複興的東正教會相競爭。在那裏也和在中國一樣，政府極力限製人們改變宗教信仰。1993年，在東正教會的強烈要求下，俄羅斯議會通過立法，要求外國宗教團體在從事傳教或教育工作時需經國家許可，或從屬於某一俄羅斯宗教組織。然而葉利欽總統拒絕簽署該法案，使之未能生效。總的來說，這件事表明，在“上帝的報複”與本土化發生衝突的地方，前者會獲勝，因為如果人們的傳統信仰不能滿足他們在現代化中對宗教的需要，他們就會轉向能夠滿足其感情需要的外來宗教。

除了在現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會創傷外，刺激宗教複興的因素還包括西方的退卻和冷戰的結束。從19世紀開始，非西方文明對西方作出的反應一般來說是從西方引進一係列意識形態。19世紀，非西方精英們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他們最初采取自由民族主義的形式對西方表示反對。20世紀，俄國、亞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們引進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並把它們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以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垮台，以及社會主義經濟不能獲得持續發展，現在已造成一個意識形態的真空。西方政府、集團和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試圖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民主政治學來填補這個真空。這些學說將在非西方文化中產生多大的持續影響還很難說。然而人們同時看到共產主義作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敗了，由於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們帶著信仰和熱情轉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識形態，宗教民族主義取代了世俗民族主義。

宗教複興運動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現，也是反西方的。它們也反對與布魯斯·勞倫斯所稱的有別於“現代性”的“現代主義”相關聯的相對主義、本我主義和消費主義。總的來說，它們並沒有摒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資本主義、科學和技術，以及這些因素對社會組織所造成的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說，它們不是反現代的。正如李光耀所評論的，它們接受現代化，以及“科學和技術的不可避免性及它們所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轉變”，但它們“不能接受它們已被西方化的觀點”。圖拉比認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沒有促進伊斯蘭世界的發展。“宗教是發展的動力”，經過淨化的伊斯蘭教在當代將起與新教倫理在西方曆史上所起的類似作用。宗教與現代國家的發展也不相矛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在更先進且似乎更世俗的穆斯林社會中勢力強大，如阿爾及利亞、伊朗、埃及、黎巴嫩和突尼斯。宗教運動，尤其是原教旨主義運動，非常善於運用現代通訊和組織技術傳播其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美洲新教福音派成功的空中傳教。

參與宗教複興運動的人來自各界，但絕大多數來自兩個組成部分，這兩部分是城市人口和流動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個組成部分，他們一般需要感情上、社會上以及物質上的支持和引導，在這方麵宗教團體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裏所說，宗教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是“人民的鴉片，而是弱者的維他命”。另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體現多爾所說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新中間階級。正如凱伯爾所指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中的積極分子並不是年邁的保守主義者或目不識丁的農民。”對於穆斯林和其他人來說，宗教複興是一個城市現象，它吸引了那些現代取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在專業部門、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業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輕人信仰宗教，而他們的父母卻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況也與此大致相同，其複興運動的領袖也來自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員”，印度新聞界稱他們為“穿藏紅色衣服的雅皮土”。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來越多地來自“印度穩健的中間階級印度教徒 — — 商人和會計師，律師和工程師”，以及來自“高級文官、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在韓國，60至70年代期間，天主教和基督教長老會教堂越來越多地匯集了同樣類型的人。

土生土長的宗教或外來宗教給現代化社會中的新興的精英們指出了意義和方向。羅納德·多爾注意到，“傳統宗教的價值屬性”“是主張相互尊重，反對控製其他國家，而且常常同時更接近於反對當地統治階級，因為後者接受那些控製其他國家的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據威廉·麥尼爾指出，“無論對伊斯蘭教的重新肯定采取什麽樣的具體教派形式，它都更多地意味著否認歐洲和美國對當地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影響”。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非西方宗教的複興是非西方社會中反對西方化的最強有力的表現。這種複興並非拒絕現代性，而是拒絕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世俗的、相對主義的、頹廢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會對所謂的“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的抵製。它是對西方文化獨立的宣言，是一個驕傲的聲明：“我們將是現代的，但我們不會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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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濟、人口和挑戰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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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和宗教的複興是全球現象。然而，它們在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張及其文化對西方的挑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們是20世紀最後25年中充滿生機的文明。伊斯蘭的挑戰表現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現的伊斯蘭文化、社會和政治複興，奇lvsetxt.ｃom書以及與此相伴隨的對西方價值觀和體製的抵製。亞洲的挑戰表現在所有的東亞文明 — — 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 — — 都強調自己與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時也強調它們之間的共性，這些共性常常認同於儒教。亞洲人和穆斯林都強調他們的文化優越於西方文化。相比之下，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民 — — 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 — 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但在90年代中期卻躊躇於宣稱自己的文化優越於西方文化。亞洲和伊斯蘭有時單獨地，有時攜手對西方國家表現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張。

在這些挑戰的背後存在著相互關聯但又不同的原因。亞洲的自信植根於經濟的增長；穆斯林的自我伸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於社會流動和人口增長。這些挑戰中的每一個都正在，並將在進入21世紀後繼續對全球政治產生衝擊，造成全球政治的極大不穩定。然而這些衝擊又有很大區別。中國和其他亞洲社會的經濟發展為其政府提供了動力和資源，使其在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更苛求。穆斯林國家人口的增長，尤其是15至20歲年齡段人口的膨脹，為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暴動和移民提供了生力軍。經濟增長增強了亞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長威脅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會。

亞洲的自我肯定

東亞經濟的發展一直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這一進程50年代始於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個非西方國家成功地進行了現代化，並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然而經濟發展的進程蔓延到了四小虎（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然後到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並正對菲律賓、印度和越南產生影響。這些國家多數保持了川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長率。亞洲同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同樣持續高速增長，然後是亞洲內部貿易的急劇擴大。亞洲的經濟成就與歐洲和美國經濟的中速增長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普遍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

例外的不再隻是日本，整個亞洲都在成為例外。西方以富有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發達為特征的狀況將不會持續到超出20世紀。這種轉變的速度是勢不可擋的。正如奇索·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國和美國分別花了58年和47年的時間才使其人均產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這一點用了33年時間，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韓國用了11年，中國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葉中國經濟以年平均增長率8％的速度遞增，四小虎緊跟其後。（見圖5．1）。世界銀行1993年宣布，“中華經濟區”已成為繼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後的世界“第四增長極”。根據大多數估計，中國將於21世紀初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90年代已擁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國的亞洲，可能到2020年將擁有世界五大經濟國中的四個，世界十大經濟國中的七個。到那時，亞洲國家可能占全球經濟產值的40％以上。大多數經濟競爭力強的國家可能都是亞洲國家。即使亞洲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經發生的增長對於亞洲及世界的影響仍是巨大的。

東亞的經濟發展正改變著亞洲與西方的均勢，具體講是與美國之間的均勢。成功的經濟發展給創造出和受益於這一發展的國家帶來了自信和自我伸張。財富像權力一樣也被看作是優點的證明及道德和文化優越性的顯示。當東亞人在經濟上獲得更大成功時，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鼓吹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優越於西方和其他社會。亞洲社會越來越無視美國的要求和利益，越來越有能力抵製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

湯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複興正席卷”亞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長”，這意味著亞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國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這一複興表現在亞洲國家日益強調各國獨特的文化認同和使亞洲文化區別於西方文化的共性。這種文化複興的意義體現在東亞兩個主要國家與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變化上。

當19世紀中葉西方把自己強加於中國和日本時，經過短暫的對基馬爾主義的迷戀之後，大多數精英采取了改良主義的戰略。隨著明治維新，一個有生氣的改革家集團在日本掌握了政權，他們學習並借鑒了西方的技術、實踐和體製，開始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然而，他們在這樣做時采取了保持傳統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許多方麵有助於現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於30－40年代求助於、重新闡述和依賴於該文化的要素，以此來喚起對其帝國主義行為的支持和辯護。另一方麵，在中國，腐朽的清王朝已無法成功地適應來自西方的衝擊。中國被日本和歐洲列強所擊敗、剝奪和羞辱。1910年清政府垮台，隨之而來的是分裂、內戰，以及相互競爭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求助於西方各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策、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40年代末，那些從蘇聯引進的觀點戰勝了從西方舶來的觀點 — — 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民主製、基督教，中國被確定為社會主義社會。

在日本，二戰中的徹底失敗導致了文化的徹底破壞。一位曾深深涉身於日本事務的西方人於1994年評論說，“現在我們非常難以意識到所有的一切 — — 宗教、文化，這個國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個方麵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來為戰爭服務。戰敗是對製度的徹底打擊。在他們的頭腦中一切都變得沒有價值並被拋棄了。”在這個國家，所有與西方有關聯的東西，尤其是戰勝國美國的東西，都開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國效仿蘇聯時，日本也試圖效仿美國。

70年代末，共產主義未能推動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亞洲社會的日益成功，導致新的中國領導人脫離了蘇聯模式。10年後蘇聯的瓦解進一步突出了引進蘇聯模式的失敗。中國人由此麵！陸著轉向西方還是轉向國內的問題。許多知識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盤西化，這一趨勢在電視係列片（河殤）和豎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由女神像上達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頂峰。然而這種西方取向既沒有獲得北京幾百名決策者的支持，也沒有獲得生活在農村的8億農民的支持。全盤西化在20世紀末已不如它在19世紀末那麽可行。領導人於是選擇了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版本：一方麵是實行資本主義和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麵是實行政治權威主義和重新推崇傳統中國文化，把兩者結合起來。這個政權用蓬勃發展的經濟提供的行為合法性和中國文化獨特性提供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評論家評述說，“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權熱切地接受把中國的民族主義作為合法性的新源泉”，並有意識地激起反美情緒來為自己的權力和行為辯護。一種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就這樣產生了，用一位香港領導人1994年的話說就是：“我們中國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們是中國人並為此感到自豪。”在中國，90年代初出現了一種“回複到屬於真正的中國東西的普遍願望，這些東西常常是家長式的、排外的和專製的。在這種曆史的重現中，民主就像列寧主義一樣不被信任，因為它不過是另一個外國人強加的東西。

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地得出了與韋伯類似的結論，把儒教看作是中國落後的根源。20世紀末中國的政治領袖像西方的社會學家一樣，讚美儒教是中國進步的根源。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提倡對儒教的興趣，黨的領導人宣稱它是中國文化的“主流”。當然儒教也為李光耀所熱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並積極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揚儒教的價值觀。90年代台灣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繼承者”，李登輝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因於中國的“文化遺產”，它可以追溯到唐堯（公元前21世紀）、孔子（公元前5世紀）和孟子（公元前3世紀）。華人領導人無論想要為專製主義還是為民主製辯護，他們都從其共同的中華文化而不是從引進的西方觀念中尋求合法性。

與此同時，日本80年代成功的經濟發展與人們所察覺到的美國經濟和社會製度的失敗和“衰落”形成了對照，這使日本人日益擺脫了對西方模式的幻想，並越來越相信他們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於自己的文化之中。導致了1945年的軍事災難並因此不得不被摒棄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產生了經濟成就，並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對西方社會的日益熟悉使他們“認識到作為西方的一員對其本身來說並非那樣理想。他們是從自己的製度中得出這一結論的”。盡管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人采取了“脫離亞洲加入歐洲”的政策，20世紀末文化複興時的日本人卻讚成“疏遠美國加入亞洲”的政策。這一趨勢首先包括對日本文化傳統的重新認同，以及重新伸張那些傳統的價值觀；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問的，是努力使日本“亞洲化”。並認同於一般的亞洲文化，盡管日本有其獨特的文明。鑒於二次大戰後日本與中國相比更認同於西方，又鑒於無論西方怎樣衰落，它也不會像蘇聯那樣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棄西方的動力遠不及中國脫離蘇聯和西方模式的動力那麽大。另一方麵，日本文明的獨特性、其他國家對日本帝國主義曆史的記憶，以及中國在其他亞洲國家中的經濟中心地位，對於日本來說也意味著，疏遠西方將比與亞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過重申自己的文化認同，強調了其獨特性及與西方文化和其他亞洲文化的差異。

雖然中國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發現了新價值，但它們也共同地更廣泛地重申亞洲文化相對於西方而言的一般價值。工業化以及與之伴隨著N經濟增長導致東亞人別和肌年代清楚地表達了可以被恰當地稱作“亞洲的自我肯定”的東西。這個態度總的來說有四個組成部分。

第一，亞洲人相信東亞將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並很快將在經濟產值上超過西方，因此與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務中將越來越強有力。經濟增長在亞洲社會中刺激了一種權力意識以及對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記者於1993年宣稱，“美國打噴嚏，亞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一位馬來西亞官員補充了這個隱喻：“即使美國發高燒亞洲也不會咳嗽。”另一位亞洲領袖說，亞洲與美國的關係正處於“畏懼時期的結束和反駁時期的開始”。馬來西亞副總理斷言道：“亞洲的日益繁榮意味著它現在已處於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安排提供需認真對待的其他選擇的地位了。”東亞人認為，這還意味著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亞洲社會在人權和其他價值觀上遵循西方標準的能力。

第二，亞洲人相信這種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亞洲文化的產物，亞洲文化優越於文化上和社會上頹廢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裏，當時日本人的經濟、出口、貿易盈餘和外匯儲備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於他們的沙特人一樣，吹噓他們的新經濟實力，輕蔑地談起西方的衰落，並把他們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歸因於自己文化的優越和西方文化的頹廢。90年代初，亞洲勝利論在隻能稱其為“新加坡文化攻勢”的表現中再次清楚地表達出來。從李光耀開始，曆屆新加坡領導人都鼓吹亞洲相對於西方的崛起，他們還將兩者進行對比，並把亞洲成功的原因歸於從根本上來講是儒家文化的亞洲文化的優點 — — 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歸於自我縱容。懶惰、個人主義、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權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們認為，為了與東方競爭，美國“需要檢討其社會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設想，並在此過程中從東亞社會中學習一點東西”。

對東亞人來說，東亞的成功主要是由於東亞文化更強調集體而不是個人。李光耀說，“東亞人（日本人、韓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帶有更強群體意識的價值觀和實踐，在趕超進程中表明是明顯寶貴的東西。東亞文化所持的價值觀，如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支持了團體的努力，而這對於迅速發展是必要的。”馬來西亞總理讚同道，“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工作倫理，包括守紀律、忠誠和勤勉，成了他們各自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工作倫理產生於集體和國家比個人更重要的哲學。”

第三，盡管東亞人意識到亞洲各社會和文明之間的差異，但他們仍認為存在著重要的共性。中國的一位持不同政見者說，其核心是“儒教的價值體係，曆史使它增光，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接受它”，特別是它強調節儉、家庭、工作和紀律。同樣重要的是它們都摒棄個人主義，盛行“軟”獨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亞洲社會在麵對西方維護這些獨特的價值觀、促進它們各自的經濟利益中，有著共同的利益。亞洲人認為這需要發展新形式的亞洲內部的合作，如擴大東盟和建立東亞經濟會議。雖然東亞社會的直接經濟利益是繼續進入西方市場，但在更長的時期內經濟區域主義可能會流行，因此東亞必須日益加強亞洲內部的貿易和投資。特別是日本作為亞洲發展的領導，必須放棄其曆史上“非亞洲化和親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亞洲化的道路”，或更廣義地說，促進“亞洲的亞洲化”，這是新加坡的官員們所讚同的道路。

第四，東亞認為，亞洲的發展和亞洲價值觀是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努力趕超西方時應效仿的模式，西方也應采用它以自我更新。東亞人宣稱，“盎格魯一撒克遜發展模式在過去40年裏如此受到尊崇，被當作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現代化和建立一種可行的政洽體係的最好手段。現在它已不起作用了。”東亞模式正在取而代之，從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前蘇聯各共和國都在試圖學習它的成功經驗，正如前幾代人試圖學習西方的成功經驗一樣。亞洲必須“把那些具有普遍價值的亞洲價值觀傳給世界的其他部分……傳播這一理想意味著輸出亞洲尤其是東亞社會體係”。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有必要促進“太平洋全球主義”，“使亞洲全球化”，並由此“決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

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東亞日益增長的自信導致了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而普世主義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馬哈蒂爾總理於1996年對歐洲國家的政府首腦宣稱“亞洲價值是普遍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的價值”。與亞洲普世主義伴隨而來的是亞洲人的“西方學”，它幾乎是用西方的東方學曾用來描繪東方時所持的同樣的否定態度來描繪西方的。對於東亞人來說，經濟繁榮是其道德優越的證明。如果未來某一天印度取代東亞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那麽世界就應當準備對印度文化的優越、種性製度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以及印度如何通過回歸本源和克服英帝國主義留下的失去光澤的西方遺產而最終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進行廣泛的專門的研究。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

伊斯蘭教的複興

當經濟發展使亞洲變得日益自我伸張時，大批穆斯林卻同時轉向了伊斯蘭教，把它作為認同、意義、穩定、合法性、發展、權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蘭教是解決方法”的口號是這種希望的集中體現。伊斯蘭複興運動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是伊斯蘭文明向西方作調整的最新階段，它是在伊斯蘭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識形態中尋求“解決方法”的努力。它體現了對現代性的接受，對西方文化的摒棄，以及重新把伊斯蘭教作為現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導來信奉。正如抄特的一位高級官員於 1994年所解釋的，“‘引進外國的東西’是好的，如閃光的或高科技的‘東西’。但從其他地方引進的不可捉摸的社會和政治體製可能是有害的 — — 伊朗國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伊斯蘭教對我們來說不隻是一種宗教，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沙特人想要現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伊斯蘭複興運動是穆斯林為達到此目標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蘭世界的廣泛的知識、文化、社會和政治運動。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通常被視為政治的伊斯蘭教，它隻是範圍更加廣泛的伊斯蘭教觀念、實踐和辭藻的複興，以及穆斯林對伊斯蘭教再作貢獻的一個組成部分。複興運動是主流而不是極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

複興運動影響到了所有國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大多數方麵。約翰·艾斯波西多曾寫道，

伊斯蘭教在個人生活中覺醒的標誌有許多：對宗教儀式日益濃厚的興趣（參加清真寺禮拜、祈禱、齋戒），宗教節目和刊物的廣泛傳播，更加強調伊斯蘭教的裝束和價值觀，蘇菲派（神秘主義）的複蘇。這種建立在更廣泛基礎上的複興也伴隨著在公眾生活中重新堅持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取向的政府、組織、法律、銀行、社會福利部門和教育機構日益增多。政府和反對派都轉向伊斯蘭教來提高自己的權威和贏得公眾的支持……大多數統治者和政府，包括輕世俗的國家，如土耳其和突尼斯，都開始意識到伊斯蘭教的潛在力量，對伊斯蘭問題顯示出了越來越多的敏感和擔憂。

另一位伊斯蘭教著名學者阿裏·希羅·迪斯蘇基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複興運動包括：重新製定伊斯蘭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來越多地使用宗教語言和標誌，擴大伊斯蘭教教育（表現在伊斯蘭教學校的大量增多和國立學校課程的伊斯蘭化），日益遵守伊斯蘭教關於社會行為的法規（例如，婦女必須蒙麵、禁酒），更多地參加宗教儀式，伊斯蘭教組織控製了穆斯林社會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動，以及廣泛地加強伊斯蘭教國家和社會的國際團結。上帝的報複雖然是一種全球現象，但上帝，即安拉，已經在伊斯蘭群體中進行了最普遍和最徹底的報複。

就政治表現而言，伊斯蘭複興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它有其經文，是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執著於根本的變革，拒絕現行政權和民族國家，以及有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張。然而另一個更有用的類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們都是對現存體製僵化和腐朽的反應；都提倡回複到其更純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紀律；都對正在形成的、有生氣的中間階級有吸引力。兩者都是複雜的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分支，但其中有兩支是主要的，即路德教和加爾文主義，什葉派和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甚至約翰動D爾文和霍梅尼之間以及他們試圖強加於其社會的禁欲紀律都相似。基督教改革和伊斯蘭複興運動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一位清教牧師宣稱，“改革必須是普遍的……改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和職業；改革法官、低劣的執法者……改革大學，改革城市，改革國家，改革劣質學校，改革齋日，改革宗教儀式、對上帝的禮拜。”圖拉比也作了類似的斷言：“這種覺醒是全麵的 — — 它不僅是關於個人虔誠；它不僅是知識的和文化的，也不僅是政治的，它是這些的總和，是對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麵重建。”忽視20世紀末伊斯蘭教複興運動對東半球的政治影響，就等於忽視16世紀末新教改革對歐洲的政治影響。

伊斯蘭教複興運動在一個關鍵方麵與基督教改革不同。後者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北歐；總的來說，它在西班牙、意大利。東歐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上幾乎沒有取得進展。相比之下，複興運動遍及了幾乎所有穆斯林社會，從70年代開始，伊斯蘭教的標誌、信仰、習俗、體製、政策和組織就贏得了從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亞，從尼日利亞到哈薩克斯坦的全世界1億穆斯林越來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伊斯蘭化傾向首先發生在文化領域，然後繼續擴展到社會和政治領域。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無論是否喜歡它，都不能忽視它，或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避免適應它。徹底的大一統總是危險的且常常是錯誤的，然而，有一點似乎被證明是合理的。1995年，除伊朗外，每個穆斯林人口占優勢的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蘭化和伊斯蘭主義化。

在大多數國家，伊斯蘭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蘭社會組織的發展以及伊斯蘭教團體對現存組織的控製。伊斯蘭主義者特別關注建立伊斯蘭教學校和在國立學校中擴大伊斯蘭教的影響。實際上伊斯蘭教團體造就了伊斯蘭的“市民社會”，它在範圍和活躍性上相當於、超過、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會中常見的脆弱體製。在埃及，1990年初伊斯蘭教組織建立了一個廣泛的組織網絡，它填補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給大量埃及窮苦人民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務。1992年開羅地震後，這些組織“幾小時之內就出現在街頭，分發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卻延遲了”。在約旦，穆斯林兄弟會自覺地遵循發展“伊斯蘭共和國的社會和文化基礎設施”的政策，至90年代初，在這個僅有400萬人口的小國家，開設了1所大醫院、20個診所、40所伊斯蘭教學校、120個古蘭經學習中心。在相鄰的西岸和加沙地帶，伊斯蘭教組織建立和經管了“學生會、青年組織，以及宗教、社會和教育協會”，包括從幼兒園到一所伊斯蘭教大學的各類學校，診所、孤兒院、養老院，以及一個伊斯蘭司法和仲裁係統。70和80年代，伊斯蘭教組織擴展到整個印度尼西亞。到80年代初，最大的一個名叫穆罕默迪亞（Muhhammadijah）的擁有6O0萬名成員的組織，組成了一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大專院校的網絡，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在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會裏，伊斯蘭主義組織雖然被法令禁止從事政治活動，但卻提供著堪與20世紀初美國的政治機構相比的社會服務。

伊斯蘭複興運動在政治上的表現不如其在社會和文化上的表現普遍，但它們仍然是20世紀最後25年穆斯林社會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態發展。對伊斯蘭教運動的政治支持的程度和構成，因國家而不同。然而存在著某種廣泛的趨勢。總的說來，這些運動沒有得到農村的精英、農民和年長者的支持。像其他宗教中的原教旨主義者一樣，伊斯蘭主義者的絕大多數是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和這一進程的產物。他們是流動的、現代取向的較年輕的人口，大部分來自三個群體。

如大多數革命運動一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核心成分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大多數國家，原教旨主義者控製學生會和其他類似組織，是政治伊斯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學裏出現了伊斯蘭主義的“突破”，然後轉到了其他穆斯林國家。伊斯蘭主義的吸引力在技術院校、工程人員和科研人員中尤其強大。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現在使用本國語言受教育的大學生的比例越來越高，他們因此日益受到伊斯蘭主義的影響。（注。。）伊斯蘭主義者對婦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義婦女和她們伊斯蘭教取向的女兒和孫女、外孫女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界線。一項對埃及伊斯蘭教團體的好戰領導人的研究發現他們有五大特征，這些看起來也是其他國家伊斯蘭主義者的典型特征。他們年輕，大多數是 20和30多歲；80％的人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半數以上來自精英院校或來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術專業領域，如醫學和工程領域；70％以上的人來自下層中間階級，即“中等而不貧窮的背景”，是他們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在小城鎮或農村度過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了伊斯蘭運動中好戰的骨幹和突擊隊，城市中間階級構成了大多數活躍分子。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人來自通常被稱作“傳統的”中向階級的群體：商人、經紀人、小業主、小販。他們在伊朗革命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並為阿爾及利亞、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亞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提供了重大支持。然而原教旨主義者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中間階級中更“現代”的部分。伊斯蘭主義積極分子“可能包括受過最好教育的、最聰明的各類年輕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數量”，包括醫生、律師、工程師、科學家、教師和文官。

伊斯蘭運動擁護者的第三個主要成分是新近移居城市的人。刀至80年代整個伊斯蘭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劇增長。湧入正在衰敗的常常是原來的貧民區的城市移民，需要伊斯蘭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並成為其受益者。此外，歐內斯特·格爾納指出，伊斯蘭教為這些“新遷移的民眾”提供了“體麵的身分”。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開羅和艾斯尤特，阿爾及爾和非斯，以及在加沙地帶，伊斯蘭主義黨派成功地組織並吸引了“被踩確和被剝奪的人們”。奧利弗·羅伊說，“革命的伊斯蘭大眾”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是新來到城市的幾百萬農民，他們使穆斯林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3倍”。

至90年代中期隻有伊朗和蘇丹是明確的伊斯蘭政府掌權。少數幾個穆斯林國家，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存在著主張某種民主合法性的政權。其他40個穆斯林國家的政府絕大多數是非民主的：君主政體、一黨製、軍事政權、個人獨裁或上述這幾種情況的綜合，通常建立在一個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礎之上，在一些情況下嚴重依賴於外國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權試圖援引某種形式的伊斯蘭合法性。然而這些政府大多數缺少根據伊斯蘭的、民主的或民族主義的價值觀來為其統治辯護的任何基礎。用克萊門特·亨利·莫爾的話來說，它們是“地堡式的政權”，是壓製性的、腐敗的、脫離其社會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權。這樣的政權可能會維持長久，它們不一定會垮台。然而在現代世界，它們改變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因而90年代中期的一個中心問題便涉及到可能的替代性選擇：它們的繼任者將是誰或什麽？ 90年代中期在幾乎所有國家，最有可能的繼任政權是伊斯蘭政權。

70和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個世界，包括幾十個國家。這股浪潮對穆斯林社會有所衝擊，但是衝擊有限。當民主運動獲得力量並在南歐、拉丁美洲、東亞外圍和中歐取得政權時，伊斯蘭運動同時也在穆斯林國家獲得了力量。伊斯蘭主義在職能上代替了基督教社會中反獨裁主義的民主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似的原因所造成的：社會動員，獨裁政權失去了行動的合法性，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包括原油價格上漲，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勵的不是民主潮流而是伊斯蘭主義。教士、牧師和一般信徒的宗教團體在基督教社會裏的反對獨裁政權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斯蘭群體、以清真寺為基礎的宗教團體以及伊斯蘭主義者在穆斯林社會中也起了類似的反對作用。教皇是結束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主要力量，阿亞圖拉則是推翻伊朗國王政權的主要力量。

80和90年代，伊斯蘭主義運動主導並常常壟斷穆斯林社會中政府的反對派。它們的力量部分是因反對派缺乏選擇餘地造成的。左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失去了信譽，然後又受到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瓦解的嚴重削弱。自由、民主的反對集團存在於大多數穆斯林社會，但它們通常僅限於數量有限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有西方根基或聯係的人。除個別例外，自由民主主義者無法在穆斯林社會中取得持久而廣泛的支持。甚至伊斯蘭自由主義也不能站穩腳跟。福弟·阿加米評論道，“在一個又一個的穆斯林社會裏，撰寫關於自由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傳統，就是在寫承擔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責任後便失敗了的人的訃告。”自由民主製在穆斯林社會的普遍失敗，是從19世紀末以來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反複出現的現象。這種失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伊斯蘭文化和社會對西方自由觀念的冷淡態度所致。

伊斯蘭運動成功地主導了反對派，並成功地使自己成為現存政權唯一可行的替代物，這種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權政策的很大幫助。冷戰期間時而有許多政府，包括阿爾及利亞、土耳其、約旦、埃及和以色列，鼓勵和支持伊斯蘭主義者抵製共產主義或敵對的民族主義運動。至少直到海灣戰爭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向各類國家的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主義集團提供了巨額資助。伊斯蘭集團主導反對運動的能力也由於政府對世俗反對運動的鎮壓而增強了。原教旨主義的力量一般與世俗的民主政黨或民族主義政黨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樣的允許某種程度多黨競爭的國家比在那些鎮壓所有反對派的國家要弱。然而世俗反對派比宗教反對派更容易受到鎮壓。後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組織、基金會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鎮壓的穆斯林機構組成的網絡內部或背後活動。自由民主主義者沒有這樣的保護層，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製或清除。

為了預先控製伊斯蘭主義趨勢的增長，一些國家的政府擴大了在國家所控製的學校裏的宗教教育，而這種教育常常受到伊斯蘭主義教師或觀點的支配，政府還擴大了對宗教機構和宗教教育機構的支持。這些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蘭教的證據，而且政府通過對它們的資助，擴大了對伊斯蘭教機構和教育的控製。然而這些也導致了大量學生和人們接受伊斯蘭價值觀的教育，使他們更容易接受伊斯蘭主義的號召和受為伊斯蘭主義目標而奮鬥的好戰的畢業生的吸引。

複興運動的力量和伊斯蘭主義運動的號召力導致政府提倡伊斯蘭製度和習俗，並把伊斯蘭的象征和習俗納入了其政權。在最廣泛的層次，這意味著確認或再確認它們國家和社會的伊斯蘭特征。70和80年代，政治領袖急於使其政權和自己認同於伊斯蘭教。約旦國王侯賽因確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幾乎沒有前途，他談到建立“伊斯蘭民主”和“使伊斯蘭教現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國王哈桑強調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孫和他作為“信徒的指揮官”的角色。文萊的蘇丹先前並不因推崇伊斯蘭習俗而知名，後來卻變得“日益虔誠”，並把他的政權確定為“馬來人的穆斯林君主政體”。突尼斯的本·阿裏開始經常地在演講中祈求安拉保佑，並“把自己包裹在伊斯蘭的長袍下”，以製約伊斯蘭教集團日益增長的吸引力。90年代初蘇哈托明確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國，“世俗主義”原則於70年代中期被從憲法中刪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馬爾主義的認同首次麵；臨嚴重挑戰。向了突出自己對伊斯蘭教的信奉，政府領袖如奧紮爾，蘇哈托，卡裏莫夫，都急於去朝聖。

穆斯林國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蘭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法律概念和習俗被納入了世俗法律體係。相比之下，馬來西亞由於擁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實行了兩套相互獨立的法律體係，一套是伊斯蘭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齊亞·哈克將軍執政期間，政府進行了廣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經濟伊斯蘭化。它引入了伊斯蘭教的刑罰製度，建立了伊斯蘭教教法法庭體係，伊斯蘭教教法被宣布為該國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複興的表現一樣，伊斯蘭教的複興既是現代化的產物，也是把握現代化的努力。其潛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會的本土化趨勢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會動員，識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訊和媒體應用的加強，與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擴大。這些發展破壞了傳統的鄉村和氏族紐帶，造成了異化和認同危機。伊斯蘭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滿足了這些心理需要，伊斯蘭福利組織滿足了穆斯林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文化和經濟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複到伊斯蘭教的觀點、習俗和體製，為現代化提供指導方向和動力。

人們認為，伊斯蘭教的複興也是“西方權力和特權衰落的產物……當西方放棄了其全盤支配地位後，它的理想和體製也失去了光彩”。更具體地說，複興運動為7O年代的石油繁榮所刺激和推動，它大大地增加了許多穆斯林國家的財富和權力，並改變了它們與西方之間存在的支配和從屬關係。正如約翰·凱利當時所評論的，“對沙特人來說，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懲罰無疑使其倍感滿意；因為這些懲罰不僅是沙特阿拉伯權力和獨立的表現，而且也正像他們想要顯示的那樣，顯示了他們對基督教的輕蔑和伊斯蘭教的傑出。石油資源豐富的穆斯林國家的行為“如果放在其曆史的、宗教的、種族的和文化的環境裏，就不過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從於穆斯林的東方的大膽嚐試”。沙特、利比亞和其他國家的政府用它們的石油財富來刺激和資助穆斯林的複興，穆斯林的財富導致它們由對西方文化的狂熱轉向傾心於自己的文化，並願意在非伊斯蘭社會中堅持伊斯蘭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財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優越的證據一樣，現在石油財富也被看作是伊斯蘭教優越的證據。

石油漲價所提供的動力80年代開始消失，但人口增長是一個持續的動力。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複興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幹、北非、中亞，大大超過了其鄰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總人口從33億增加到53億，年增長率為1.85％。穆斯林社會的增長率幾乎總是在2.0％以上，常常超過2． 5％，有時達3． 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馬格裏布地區人口的年增長率為2．65％，從2，980萬人增加到5，900萬人，阿爾及利亞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遞增。同一時期，埃及人口的增長率為2．3％，由2，940萬增加到5，240萬。在中亞，1970－1993年間，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長率為2．9％，烏茲別克斯坦為26％，土庫曼斯坦為25％，吉爾吉斯斯坦為1．9％，但人口幾乎有一半是俄羅斯人的哈薩克斯坦增長率僅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年人口增長率超過2．5％，而印度尼西亞年增長率是2．0％以上。總之，正如我們所提到的， 1980年穆斯林可能構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O00年可能將超過20％，在2025年達到30％。

馬格裏布地區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長率已達到頂峰並正開始下降，但人口增長的絕對數仍將很大，在整個21世紀上半葉人們都將感覺到這一增長的影響。未來若幹年裏，穆斯林人口中年輕人口多得將不成比例，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人口出現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圖5．2）。此外，這個年齡組的人將大部分是城市人口，並且至少受過中等教育。人口規模與社會動員的這一結合具有三個重大的政治後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曆史上，存在著大批年輕人的時期往往與發生這類運動的時期重合。據說，“基督教新教改革是曆史上傑出的青年運動的範例之一。”傑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論證說，人口增長是17世紀中葉和18世紀末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兩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奇.書.網 — 整.理.提.供)（注。。）西方國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擴大與18世紀最後幾十年的“民主革命時代”在時間上相吻合，19世紀成功的工業化和向外移民減輕了歐洲社會青年人。對政治的衝擊。然而 20世紀 20年代年輕人的比例再度增長，為法西斯和其他極端主義運動提供了生力軍。40年之後，二次大戰後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發揮了政治影響。

伊斯蘭青年在伊斯蘭教複興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記。隨著70年代複興運動的發端及其在SO年代的加強，主要穆斯林國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歲的人）大大增長，並開始超過總人口的20％。在許多穆斯林國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70年代和80年代達到了頂峰；在其他國家將於下世紀初達到頂峰（表5．1）。所有這些國家實際的或預測的高峰，除了一個例外，均在20％以上；預計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長在21世紀頭10年達到高峰之前不會停止。這些青年人為伊斯蘭教組織和政治運動提供了生力軍。或許並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輕人的比例在70年代急劇增長，在70年代後半期達到20％，而1979年恰好發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的這一數字也達到了這個高度，此時正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拯救陣線贏得公眾支持取得了選舉的勝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脹也出現了潛在的重大的地區差異（圖5．3）。盡管必須謹慎地對待數據，但預計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紀之交將急劇下降。另一方麵，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灣國家將仍然會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人中的興起。）根據這些預測，這種威脅將持續到21世紀。

表5.1 穆斯林國家青年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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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2000－2009年2010－2019年

皮斯尼亞 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巴林 阿爾巴尼亞伊拉克土庫曼斯坦 馬來西亞

阿聯酋 也門約旦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摩洛哥伊朗 敘利亞

埃及 突尼斯孟加拉國沙特阿拉伯 也門

哈薩克斯坦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科威特 約旦

馬來西亞 蘇丹 伊拉克

吉爾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亞

土庫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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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歲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達到高峰或預計達到高峰（幾乎總是大於20％）的10年。在一些國家這個比例的高峰出現兩次。

資料來源：見圖5.2。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國家（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敘利亞、突尼斯）20歲出頭、尋找工作的青年人數量的擴大將持續到2010年左右。與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進入就業市場的就業者將增加30％；在阿爾及利亞、埃及和摩洛哥增長約50％；在敘利亞將超過100％。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政治係統處於緊張狀態”。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來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長的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向外擴張，占領領土，向其他人口變動較小的民族施加壓力。伊斯蘭人口增長於是成為造成沿伊斯蘭世界邊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間衝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壓力與經濟蕭條交織在一起，促進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會移民，使移民問題成為那些社會的突出問題。一個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緩慢增長或停滯同時出現，會對雙方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調整產生壓力。例如，70年代，前蘇聯的人口比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穆斯林人口增長了24％，而俄羅斯人口僅增長了6．5％，這在中亞共產黨領導人中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注。幻同樣，阿爾巴尼亞人的數量迅速增長也難以讓塞爾維亞人、希臘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關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長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長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馬格裏布鄰國的人口增長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是西班牙的大約十分之一。

挑戰的變化

任何社會都不能無限期地維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亞洲經濟的繁榮將於21世紀初的某個時間穩定下來。日本經濟增長率於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後也沒有明顯地高出美國和歐洲國家。其他出現亞洲“經濟奇跡”國家的增長率也會下降，接近於綜合經濟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樣，任何宗教複興或文化運動都不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在某一時刻伊斯蘭複興運動將平息或消失在曆史中，如果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動力在ZI世紀的前20和30年減弱，那它就極有可能發生。到那時，好戰者、老戰士和移居者的隊伍將縮小，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見第十章）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可能會減少。伊斯蘭世界和西方的關係雖不會變得密切，但衝突會減少，準戰爭（見第九章）可能會讓位於冷戰，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亞洲的經濟發展將留下一份遺產，即更富有、更綜合的經濟，對國際事務相當多的參與，成功的資產階級和富裕的中間階級。這些可能導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這種民主政治未必更親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強將促使亞洲在國際事務中繼續維護自己的權力，並努力以與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導全球趨勢，脫離西方的模式和規則而重塑國際體製。伊斯蘭教的複興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類運動一樣，也將留下重要的遺產。穆斯林將更深刻地意識到他們所共有的東西和把他們區分於非穆斯林的東西。新一代的領導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義者，但將比他們的前輩更信奉伊斯蘭教。本土化將加強。複興運動將在社會內外留下一個伊斯蘭主義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組織構成的網絡。複興運動也將表明伊斯蘭教是對道德、認同、意義和信仰問題的“解決方法”，但並不是對社會公正、政治壓製、經濟落後和軍事弱小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些失敗可能會產生對充當政治角色的伊斯蘭教的廣泛的幻想破滅，產生對其不利的反應並導致尋求對這些問題的替代的“解決方法”。可以想見，甚至可能出現更強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為伊斯蘭的失敗而譴責西方。或者，如果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繼續發展，它們可能會在發展方麵提供一個“伊斯蘭模式”，以此與西方和亞洲的模式相競爭。

無論如何，未來幾十年亞洲經濟的增長將產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現存國際秩序不穩定的深刻影響，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還將使各文明的均勢發生巨大變化。此外，印度可能開始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作為影響世界事務的一大競爭者而出現。同時，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將成為使穆斯林社會及其鄰國不穩定的因素。大量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將繼續為伊斯蘭教的複興提供人力，並助長穆斯林的好戰性、軍國主義和移民。結果，在21世紀最初幾年可能會發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續複興，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與西方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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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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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結盟：認同的政治

由於現代化的激勵，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似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確定的結盟讓位於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於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界線。

冷戰時期，一個國家可以不結盟，許多國家是這樣；也可以改變結盟，從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國家是這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可以根據他們對安全利益的認識、對均勢的估計及意識形態的優先考慮來作出選擇。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認同是一個國家結盟或對抗的主要因素。盡管一個國家在冷戰中可以避免結盟，但它現在不可能沒有認同。“你站在哪一方？”的問題被更基本的“你是誰？”的問題所取代，每個國家都必須作出回答。文化認同的答案確定了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敵人。

90年代爆發了全球的認同危機，人們看到，幾乎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在問“我們是誰？”“我們屬於哪兒？”以及“誰跟我們不是一夥兒？”這些問題不僅對那些努力創建新的民族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中心問題，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對更一般的國家來說也是中心問題。90年代中期，激烈討論民族認同問題的國家還有：阿爾及利亞、加拿大、中國、德國、英國、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羅斯、南非、敘利亞、突尼斯、土耳其、烏克蘭和美國。當然，認同問題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組成的分裂國家中尤其突出。

在處理認同危機時，對人們來說，重要的是血緣、信仰、忠誠和家庭。人們與那些擁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語言、價值觀、體製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遠在這些方麵的不同者。冷戰時期，在歐洲，文化上屬於西方一部分的奧地利、芬蘭和瑞典曾不得不離開西方，成為中立國家；現在它們則能夠加入在文化上有親緣關係的歐洲聯盟。前華沙條約組織的天主教和新教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將逐漸成為歐洲聯盟和北約的成員國，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排在它們後麵。歐洲大國明確表示，它們不想讓作為一個穆斯林國家的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對歐洲大陸上出現第二個穆斯林國家波斯尼亞也很不高興。在北方，蘇聯的完結刺激了波羅的海諸國家間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瑞典和芬蘭之間新式的（或舊式的）結盟的出現。瑞典首相直截了當地提醒俄羅斯，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是瑞典的“近鄰”，如果俄羅斯進攻它們，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爾幹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的結盟。冷戰期間，希臘和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華沙條約成員國，而南斯拉夫是不結盟國家，阿爾巴尼亞是時而乍中國結盟的孤立國家。現在，冷戰中的結盟讓位於植根於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文化結盟。巴爾幹的一些領導人要確立希臘一塞爾維亞一保加利亞的東正教聯盟。希臘總理聲稱，“巴爾幹戰爭使東正教聯盟的紐帶顯現出來……這是一種聯結紐帶，過去它潛伏著，隨著巴爾幹事態的發展，它具有了一些實際意義。在一個流動性很大的世界裏，人們正在尋求認同和安全。人們在尋找根和聯係以防禦未知的危險。”這些觀點反映在塞爾維亞的主要反對黨領導人的言辭中：“東南歐的局勢不久將要求形成一個包括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在內的東正教國家的新的巴爾幹聯盟，以反抗伊斯蘭的侵犯。”環顧北邊，東正教的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在處理與天主教匈牙利關係的共同問題上緊密合作。隨著蘇聯威脅的消失，當希臘和土耳其在愛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們的軍事均勢、它們在北約和歐洲聯盟中的作用以及與美國的關係等問題上的衝突加劇的時候，這兩個國家的“不自然”的聯盟實質上變得毫無意義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為巴爾幹穆斯林保護人的角色，並對波斯尼亞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羅斯支持東正教的塞爾維亞，德國鼓勵天主教的克羅地亞，穆斯林國家聯合支持波斯尼亞政府，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及阿爾巴尼亞穆斯林交戰。總的說來，所有的巴爾幹人又一次沿著宗教的界線而巴爾幹化。正如米沙·格倫尼所說：“正在形成兩個軸心，一個穿著東正教的長袍，另一個戴著伊斯蘭的麵紗”，而且“在貝爾格萊德-雅典軸心與阿爾巴尼亞-土耳其軸心之間”可能存在著“越來越尖銳的爭奪影響力的鬥爭”。

與此同時，在前蘇聯境內，東正教的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和烏克蘭傾向於俄羅斯，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彼此開戰，而它們各自的俄羅斯親族與土耳其親族則試圖一麵支持它們，一麵抑製衝突。俄羅斯軍隊在塔吉克斯坦與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開戰，在車臣與穆斯林的民族主義者交火。前蘇聯的各穆斯林共和國正竭力發展它們之間的各種形式的經濟政治合作，並擴大它們與穆斯林鄰國的聯係；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為發展與這些新國家的關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亞次大陸，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及它們之間的軍事均勢問題上仍然是死對頭，它們在克什米爾的戰鬥加劇了，而在印度內部，又出現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新衝突。

東亞是六種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園，在那裏出現了擴充軍備的勢頭，區域爭端突出起來。三個較小的華人地區和國家 — — 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團體越來越傾向於、介入或依賴於大陸中國。朝鮮和韓國雖然猶猶豫豫但還是有意走向統一。在東南亞國家中，以穆斯林為一方，華人和基督徒為另一方的雙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有時甚至發展成暴力衝突。

在拉丁美洲，經濟聯盟 — — 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條約集團。三國集團（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場 — — 獲得了新生，重新證明了歐洲聯盟已極其生動地揭示的一點：當經濟一體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礎上時，它就走得更快更遠。同時，美國與加拿大力圖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一協定的長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墨西哥是否能夠在文化上重新確認它屬於北美而不是屬於拉丁美洲。

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各國開始建立新的並重新恢複了舊的對抗和聯盟關係。它們一直在尋求結成集團，並在尋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國家集團。政治家呼喚，公眾認同那些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大”文化共同體，包括“大塞爾維亞”、“大中華”、“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羅地亞”、“大阿塞拜疆”、“大俄羅斯”、“大阿爾巴尼亞”、“大伊朗”和“大烏茲別克斯坦”。

政治和經濟聯盟會與文化和文明的聯盟永遠相一致嗎？當然不會。均勢的考慮有時會導致跨文明的結盟，例如，當法國國王弗蘭西斯一世聯合奧斯曼土耳其人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此外，在一個時代形成的服務於國家目的的聯盟形式會在新時代延續下去。然而，它們可能會變得更虛弱、更沒有意義，因而必須調整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毫無疑礦希臘和土耳其仍將是北約成員國，但它們與其他北約國家的關係可能會削弱。美國與日本、韓國的聯盟，它與以色列事實上的聯盟以及與巴基斯坦的安全關係也是這樣。像東盟那樣的多文化的國際組織在保持一致性方麵，麵臨著越來越大的困難。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在冷戰時期分別是不同超級大國的夥伴，現在則重新確定它們的利益，尋求反映它們文化政治現實的新的合作。曾依賴西方支援以對抗蘇聯影響的非洲國家，正日益轉向南非，尋求它的領導和援助。

為什麽文化共性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卻加劇分裂和衝突？

首先，每個人都有多種認同，它們可能會互相競爭或彼此強化，如親緣關係的、職業的、文化的、體製的、地域的、教育的、黨派的、意識形態的及其他的認同。一個方麵的認同可能與另一個方麵的認同發生衝突：一個經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國工人不得不在認同國際無產階級還是認同德意誌人民和帝國之間作出選擇。在當代世界，文化認同與其他方麵的認同相比，其重要性顯著增強。

單一方麵的認同通常在直接的麵對麵的層麵上最有意義。然而，狹隘的認同不一定與廣泛的認同發生衝突。一個軍官可以從體製上認同他的連隊、團、師和軍種。同樣，一個人可以從文化上認同他或她的部族、種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較低層麵的文化認同的日益凸顯可能會使其在較高層麵也更加凸顯。正如伯克所說：“對整體的愛不會因對一排人次要的偏愛而消失……，愛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所屬於的這一小排人，是博愛的第一原則（正如過去一樣，它是博愛的幼芽）。”在一個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裏，排就是部族和種族群體，團就是民族，兵種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據文化界線來區分自己，意味著文化集團之間的衝突越來越重要；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因此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就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論證的，文化認同的日益凸顯很大程度是個人層麵上社會經濟現代化的結果，這一層麵上的混亂和異化造成了對更有意義的認同的需要；在社會層麵上，非西方社會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認同和文化的複興。

第三，任何層麵上的認同（個人的、部族的、種族的和文明的）隻能在與“其他” — — 與其他的人、部族、種族或文明 — — 的關係中來界定。曆史上，相同文明的國家或其他實體之間的關係有異於不同文明的國家或實體之間的關係。對待“像我們”的人的指導原則與對待不同於我們的“野蠻人”的指導原則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國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則不同於它們與土耳其人和其他“異教徒”打交道的原則。穆斯林對待伊斯蘭國家的人與對待敵對國家的人的態度也不相同。中國人對待華裔的外國人與對待非華裔的外國人的方式大不一樣。人類曆史上始終存在著文明的“我們”與文明之外的“他們”。文明之內的行為與文明之外的行為的差別來源於：

1、對被看作與我們大相徑庭的人的優越感（和偶爾的自卑感）；

2、對這種人的恐懼和不信任；

3、由於語言和文明行為的不同而產生的與他們交流的困難；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設想、動機、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

在當今世界，交通和通訊的改善導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間更頻繁、更強烈、更對稱、更全麵的相互作用，結果是他們的文明認同越來越顯著。法國人、德國人、比利時人和荷蘭人越來越把自己看作是歐洲人。中東的穆斯林認同並聯合支持波斯尼亞人和車臣人。整個東亞的華人都認為他們的利益與中國大陸的利益一致。俄羅斯人認同並支持塞爾維亞人和其他東正教的民族。這些更廣泛的文明認同意味著更深刻地意識到文明之間的差異以及必須保護把“我們”區別於“他們”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之間的衝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總是產生集團之間衝突的東西：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控製，也就是相對於另一個集團對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製強加於另一個集團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團之間的衝突也可能涉及文化問題。馬列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的世俗的意識形態分歧即使不能解決，至少也可以加以討論。物質利益的分歧可以談判，並常常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而這種方式卻無法解決文化問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木可能通過雙方都各自建一個自己的寺廟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個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廟的調和信仰的建築，來解決是否應當在阿約提亞建一個清真寺或寺廟的問題。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和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之間關於科索沃的爭端，或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關於耶路撒冷的爭端，可能看來是一個直接的領土問題，但它們也都不可能輕易得到解決，因為對於雙方來說，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曆史、文化、感情的意義。同樣，法國當局或穆斯林學生家長都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妥協，即：允許女生在校期間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飾。像這類的文化問題答案隻有是或不是。

第五點也是最後一點，是衝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人們需要敵人：商業上的競爭者、取得成功的對手、政治上的反對派。對那些與自己不同並有能力傷害自己的人，人們自然地抱有不信任，並把他們視為威脅。一個衝突的解決和一個敵人的消失造成了帶來新衝突和新敵人的個人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裏·馬茲魯伊所說：“在政壇上，‘我們’與‘他們’相對立的趨勢幾乎無所不在。”在當代世界，“他們”越來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戰的結束並未結束衝突，反而產生了基於文化的新認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團（在最廣的層麵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間衝突的新模式。與此同時，共同的文化也促進了共有那種文化的國家或集團的合作，這可以從正在出現的國家間區域聯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別是在經濟領域。

文化與經濟合作

90年代初期人們耳聞了許多區域主義或世界政治區域化的高談闊論，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區域衝突取代了全球衝突。主要大國，如俄羅斯、中國、美國；以及次要大國，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確從區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們的安全利益。區域內部的貿易比區域之間的貿易的增長速度要快，許多人預言，歐洲、北美、東亞可能還有其他區域會出現區域性的經濟集團。

然而，用“區域主義”這個詞來描繪正在發生的事並不恰當，區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實體。像在巴爾幹區域或中東區域的情況一樣，它們可能被文明內部或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割裂。隻有在地理與文化一致時，區域才可能作為國家之間合作的基礎。離開了文化，地理上的鄰近不會產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軍事同盟和經濟聯盟要求成員國之間進行合作，而合作有賴於信任，信任最容易從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中產生。結果，盡管時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區域組織的整體效果一般說來與成員國之間文明的多樣性成反向變化。一般地說，單一文明組織比多文明組織做的事更多，也更為成功，無論是政治和安全組織還是經濟組織莫不是如此。

北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它是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哲學思想的西方國家的主要安全組織。西歐聯盟是歐洲共同文化的產物。另一方麵，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種相當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的國家，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已成為其實現重要的體製認同及開展廣泛的重要活動的主要障礙。由13個講英語的前英國殖民地組成的單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體，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合作，特別是在某些小團體之間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廣泛的組織以便在加勒比區域英語一西班牙語的斷層線上架設橋梁的努力不斷失敗。與此類似，成立於1985年的包括7個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構成的國家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幾乎完全失效，甚至連會議都無法召開。

在涉及經濟一體化時，文化與區域主義的關係更是一目了然。從最低層次到最高層次，公認的國家之間經濟聯盟的四個層次是：

1、自由貿易區；

2、關稅同盟；

3、共同市場；

4、經濟聯盟。

擁有共同市場和經濟聯盟眾多因素的歐洲聯盟在一體化道路上走得最遠。相對同質的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條約國家1994年已處於建立關稅同盟的階段。在亞洲，多文明的東盟1992年才開始邁出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步伐，其他多種文明構成的經濟組織甚至更遠地落在後麵。1995年，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一組織有點例外外，這樣的組織都未建立起自由貿易區，更不用說更廣泛形式的經濟一體化了。

在西歐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進了合作和區域組織的發展。西歐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知道它們擁有許多共同點。東亞存在著五種（如把俄羅斯包括進去，就是六種）文明，結果它成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礎上建立有意義的組織的試驗場。至90年代初期，東亞沒有可與北約相比的安全組織或多邊軍事聯盟。成立於1967年的多文明區域組織東盟，其成員國包括一個中華文明國家、一個佛教國家、一個基督教國家和兩個穆斯林國家，所有這些國家都曾麵臨著共產黨的暴動的積極挑戰及來自北越和中國的潛在挑戰。

東盟常常被援引為有效的多文化組織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個這類組織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個軍事聯盟，盡管成員國之間有時在雙邊的基礎上進行軍事合作，但它們也全都在擴大軍事預算，增強軍備，這與西歐和拉丁美洲正在進行的軍備削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經濟方麵，東盟從一開始就計劃實行“經濟合作而不是一體化”，結果區域主義僅以“緩慢的步伐”發展，甚至自由貿易區也要到 21世紀才能被認真考慮。1978年，東盟設立了部長級會議，在這一會議上，它的外交部長們可以會見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及歐洲共同體等“對話夥伴”的外交部長們。然而，部長級會議主要是一個雙邊對話論壇，它不能處理“任何重要的安全問題”。1993年，東盟設立了一個更廣泛的活動場所，即東盟區域論壇，它包括東盟成員國和對話夥伴，加上俄羅斯、中國、越南、老撾、巴布亞新幾內亞。然而，正如它的名稱所暗示的那樣，這是一個集體討論而不是集體行動的場所。1994年7月東盟區域論壇第一次開會，“就區域安全展開了討論”，但回避了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正如一位官員所評論的，如果提出那些有爭議的問題，“有關參加者勢必開始互相攻擊”。東盟及附屬機構證明了多文明的區域組織固有的局限性。

隻有得到足夠的東亞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義的東亞區域組織才會出現。東亞社會無疑共同擁有使它們區別於西方的東西，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認為，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礎，並促進了在此基礎之上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形成。這個核心論壇將包括東盟國家、緬甸、台灣、香港、韓國，最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馬哈蒂爾論證說，東亞經濟核心論壇植根於共同的文化，它不應因設在東亞“就被僅僅看作是一個地緣性集團，它也應被看作一個文化集團。盡管東亞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鮮人或印度尼西亞人，但他們在文化上有某種相似性。……歐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們亞洲人也應當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說，它的目的是增加“亞洲具有共性的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

因此，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一個潛在前提就是經濟跟隨著文化。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被排除在外，因為它們在文化上不屬於亞洲。然而，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成功主要博賴於日本和中國的參與。馬哈蒂爾曾呼籲日本參與進來，他對日本聽眾如是說：“日本是亞洲的，日本是東亞的，你們不能無視地緣文化的事實，你們屬於這裏。”然而日本政府不願加入東亞經濟核心論壇，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國，部分原因是其國內在是否應認同亞洲這一點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東亞經濟核心論壇，它就將主導這個論壇，這可能引起中國方麵的激烈對抗，同時在成員國中引起恐懼和不安。幾年來，盛傳日本要建立一個“日元集團”以平衡歐洲聯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日本是一個孤獨的國家，在文化上與其鄰國聯係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團尚未實現。

盡管東盟進展緩慢，日元集團仍然是一個夢想，日本動搖不定，東亞經濟核心論壇原地踏步，但是，東亞的經濟相互作用卻急劇增強。這一增加是基於東亞華人社會之間的文化聯係。這些聯係導致了以華人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的“持續的非正式一體化”，它在許多方麵可與漢薩同盟相媲美，“也許還會導致事實上的中華共同市場”。在東亞，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文化的共性已成為有意義的經濟一體化的前提。

冷戰的結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複興舊的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努力，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賴於有關國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質性。西蒙·佩雷斯於1994年計劃建立一個中東共同市場，它可能仍然是一個不會馬上到來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員評論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個以色列參加的機構或發展銀行。”成立於1994年的加勒比國家聯盟把加勒比共同體與海地及該區域講西班牙語的國家聯係起來，很少有跡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員國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以及前英國殖民地的偏狹和它們強烈的親美傾向。另一方麵，建立文化上更同質組織的努力取得了進展。盡管被亞文明的界線分開，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複了成立於1977年的瀕於死亡的“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更名為“經濟合作組織”，接著，在削減關稅和采取其他各種措施方麵達成協議，1992年，該組織的成員國擴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蘇聯的六個穆斯林共和國。同時，前蘇聯的五個中亞共和國於1991年原則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場，1994年，其中兩個最大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簽訂了一個協定，允許“商品、服務及資本的自由流通”，並協調兩國的財政、貨幣及關稅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場，目標是越過經濟一體化的正常階段，並在1995年前部分實現關稅同盟。1990年，以前停滯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場建立了一個自由貿易區，而以前同樣消極被動的安第斯集團1994年建立了關稅同盟。1992年，維謝格拉德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個中歐自由貿易區，並在1994年加快了實現的時間表。

經濟一體化的結果是貿易增長，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區域內部的貿易相對於區域之間的貿易來說越來越重要。1980年歐洲共同體內部的貿易占共同體貿易總額的50．6％，而1989年增長到58.9％。北美和東亞的區域貿易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場的建立和安第斯條約的複興促進了拉丁美洲內部貿易的急劇增長，1990至1993年，巴西與阿根廷之間的貿易增加了兩倍，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之間的貿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國，成為阿根廷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同樣，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有了重要的增長。同樣，東亞內部貿易的擴大也遠比與外部貿易要迅速，但它的擴大因日本傾向於關閉市場而受到阻礙。另一方麵，中華文化圈（東盟、台灣、香港、韓國和中國）內部的貿易占其貿易總額的比例，從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將近3O％，而日本占中華文化圈貿易總額的比例從23％下降到13％。1992年，中華文化圈對圈內的出口超過了其對美國的出口，也超過了其對日本和對歐洲共同體出口的總和。

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和文明，日本在發展與東亞國家的經濟聯係及處理與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摩擦時麵臨著困難。無論貿易和投資如何牢固地把日本與東亞國家聯係在一起，它與這些國家的文化差異，尤其是與中華經濟精英的差異，仍然妨礙了它創立一個日本領導的、類似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歐洲聯盟的區域經濟集團；同時，日本與西方的文化差異加劇了它與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關係上的誤解和對抗。假如經濟一體化依賴於文化的共性 — — 情況看來正是如此 — — 那麽，作為一個文化上孤獨的國家，日本未來在經濟上可能也是孤獨的。

過去，國家間的貿易樣式依國家間的聯盟樣式而定，並與之相類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樣式將對貿易樣式起決定性的影響。商人與他們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國家把主權交給由他們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經濟合作的根源在於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結構

在冷戰時代，各國作為盟國、衛星國、仆從國、中立國或不結盟國家，而與兩個超級大國相聯係。在冷戰後的世界，各國作為成員國、核心國家、孤獨國家、分裂國家或無所適從的國家，而與各文明相聯係。像部族和民族一樣，文明也有政治結構，文明的成員國是一個在文化上完全認同一種文明的國家，例如，埃及認同阿拉伯一伊斯蘭文明，意大利認同西歐文明。一種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認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種文明的成員所支配的國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個或幾個地方被其成員視為該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們常常位於文明的一個或一些核心國家中，也就是說，位於該文明最強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個或一些國家中。

核心國家的數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並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日本文明實際上與單一的日本核心國家相等同。中華文明、東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個主導核心國家、若幹個成員國及生活在受另一種不同文明支配的國家中的人（海外華人、“近鄰”的俄羅斯人、斯裏蘭卡的泰米爾人）。曆史上，西方通常有幾個核心國家，現在它有兩個核心，即美國和歐洲的法德核心，英國則作為另一個權力中心遊離於它們之間。伊斯蘭、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國家，這部分地要歸因於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它們瓜分了非洲和中東，在更早的世紀裏還不那麽明確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個伊斯蘭核心國家，給伊斯蘭社會和非伊斯蘭社會都構成了重大的問題，這在第七章中將要討論。至於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為一個講西班牙語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亞文明的核心國家，但它的領導人有意識地選擇成為歐洲文明的成員國，盡管同時與其前殖民地保持著文化上的聯係。巴西就疆域、資源、人口、軍事和經濟能力來說有資格成為拉丁美洲的領袖，可以設想它能夠做到。然而，巴西之於拉丁美洲猶如伊朗之於伊斯蘭教。亞文明的差異（與伊朗的宗教差異，與巴西的語言差異）使它們很難擔當這個角色。如果沒有這些差異，它們完全有資格成為核心國家。因此，拉丁美洲有幾個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領袖地位的國家，它們是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和阿根廷。鑒於墨西哥試圖重新確定自己的認同，從拉丁美洲轉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國家可能緊隨其後，拉丁美洲的情況也因此而複雜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終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並成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個亞文明。

任何一個潛在的核心國家承擔撒哈拉以南非洲領導的能力，都受到了該地區分為英語國家和法語國家現狀的限製。科特迪瓦一度是講法語的非洲的核心國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語非洲的核心國家是法國，它在非洲國家獨立後，與其前殖民地保持著密切的經濟、軍事、政治的聯係。最有資格成為核心國家的兩個非洲國家都是講英語的國家，疆域資源和地理位置使尼日利亞成為潛在的核心國家，但其文明內部的不團結、嚴重腐敗、政治動蕩、壓製性政府以及經濟問題，極大地限製了它扮演這一角色的能力，盡管它偶爾也能這麽做。南非通過協商和平地實現了從種族隔離體製的過渡，其工業能力、與其他非洲國家相比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其軍事能力、自然資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擔任政治領導的周密體製，都明顯地使南非成為南部非洲的領導，也許還是英語非洲的領導，並有可能成為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領導。

一個孤獨的國家在文化上缺乏與其他社會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亞在文化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在於它占主導地位的語言阿姆哈拉語、它的占主導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論）東正教、它的帝國曆史，以及它與周圍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別。海地的精英傳統上津津樂道於與法國的文化聯係，海地的克裏奧耳語、伏都教、革命奴隸的出身以及野蠻的曆史綜合起來，使它成為一個孤獨的國家，西德尼·明茨注意到，“每一個國家都有獨特的一麵，但海地獨自歸入一類。”’結果，在1994年海地發生危機時，拉丁美洲的國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因而不願意接受海地的難民，盡管它們接受古巴的難民。正如巴拿馬經選舉上台的總統所說，“在拉丁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海地人講一種不同的語言，他們有不同的道德基礎和不同的文化。總的說來他們（與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與講英語的加勒比黑人國家同樣存在著隔閡，一位評論者注意到，“格林納達人或牙買加人對海地人的陌生程度，就像艾阿華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對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樣”，海地“這個無人要的鄰居”真正是一個沒有親族的國家。

最重要的孤獨國家是日本，沒有其他國家具有與之相同的獨特文化，在其他國家中，日本移民要麽在數量上不重要，要麽被那些國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國人）。日本文化極其特殊，而且它沒有包含一種可以輸出到其他社會並因此與其他社會的人民建立文化聯係的潛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或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些都加強了其孤獨性。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異質性的，因為它們包括了兩個或更多的種族和宗教集團。許多國家處於分裂狀態，在這些國家中，這些集團的差異或衝突在這個國家的政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分裂的程度通常隨時間而變化。一個國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導致大規模的暴力或者威脅到這個國家的生存，當文化的差異與地理位置的差異重合時，可能就會出現後一種威脅和自治或分離運動。如果文化的差異與地理位置的差異不一致，人們可能會通過種族滅絕或強製移民來使之一致。

屬於同一種文明但擁有不同文化集團的國家，可能會因已發生的分離（捷克斯洛伐克）或可能發生的分離（加拿大）而產生深刻的分裂。然而，深刻的分裂更可能在這樣一個分裂國家中出現，在其中，大的集團分別屬於不同文明。當屬於某種文明的一個大集團企圖把這個國家作為其政治工具，使它的語言、宗教和象征成為這個國家的語言、宗教和象征時，這種分裂及隨之而來的緊張常常會有所發展，如印度、斯裏蘭卡和馬來西亞的印度教徒、僧伽羅人和穆斯林曾試圖做的那樣。

其領土橫跨文明斷層統的分裂國家，麵臨著維護統一的特殊問題。在蘇丹，穆斯林的北方和主要是基督教的南方之間打了幾十年的內戰。同一種文明中的分裂幾十年來一直糾纏著尼日利亞政治，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分離戰爭以及政變、暴亂和其他暴力行為；在坦桑尼亞，信奉基督教泛靈論的大除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桑給巴爾已經疏遠，它們在許多方麵，已成為兩個相互分離的國家。1992年，桑給巴爾偷偷地加入了伊斯蘭會議組織，然後在坦桑尼亞的誘導下，又於第二年退出了該組織。同樣，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在肯尼亞造成了緊張狀態和衝突。在非洲之角，主要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亞和穆斯林占多數的厄立特裏亞於1993年相互分離，然而，埃塞俄比亞的奧羅莫人中留下了大量的穆斯林少數民族。被文明斷層線分裂的其他國家有：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裏蘭卡（僧伽羅佛教徒和泰米爾印度教徒）、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和馬來穆斯林）、中國（漢族、藏傳佛教徒、突厥穆斯林）。菲律賓（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和帝漢島的基督教徒）。

在冷戰時期，那些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合法化了的共產黨集權政府強行結合在一起的分裂國家中，文明斷層線的分裂後果最為明顯。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文化取代了意識形態，成為吸引和排斥的磁石。南斯拉夫和蘇聯解體了，並沿著文明的斷層線分裂成一些新的實體：在前蘇聯有波羅的海共和國（新教和天主教）、東正教共和國以及穆斯林共和國；在前南斯拉夫，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部分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一黑塞哥維那，以及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一黑山和馬其頓，而這些承繼的實體仍然包括多文明的集團，第二階段的分裂表明了這一點。波黑被戰爭分成塞族區、穆斯林區和克族區，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在克羅地亞相互開戰。在位於斯拉夫東正教的塞爾維亞內的、阿爾巴尼亞穆斯林居多的科索沃，極難維持持久和平，在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族穆斯林少數與斯拉夫東正教多數之間出現了緊張局麵。許多前蘇聯共和國也橫跨文明斷層線，部分是由於蘇聯政府在劃界時故意造成一些分裂的共和國，俄羅斯的克裏米亞被並入了烏克蘭，亞美尼亞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被並入阿塞拜疆。俄羅斯有幾個相對較小的穆斯林群體，最明顯的是在北高加索地區和伏爾加地區。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哈薩克斯坦有相當多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蘇聯的政策造成的。烏克蘭被分成講烏克蘭語的東儀天主教民族主義的西部和講俄語的東正教的東部。

在一個分裂的國家中，來自兩種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團事實上在說：“我們是不同的民族，我們屬於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們分開，而另一社會的文明的磁石又將它們吸引。相比之下，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則是具有一種將其置於某個單一文明中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領導人卻想要將它轉到另一個文明。這些領導人實際上在說：“我們是一個民族，並共同屬於一個地方，但我們想換個地方。”與分裂國家的人民不同，無所適從的國家的人民在他們是誰這一點上沒有分歧，但在哪一個文明是他們的文明的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重要領導人抱有基馬爾主義戰略，決定他們的社會應當摒棄非西方的文化和體製，應當加入西方，應當既現代化也西方化。俄國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還是獨特的歐亞東正教文明核心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當然，穆斯塔法·基馬爾的土耳其是一個典型的無所適從的國家，自20年代以來，它一直試圖實現現代化和西方化，並成為西方的一部分。墨西哥把自己定位為與美國相對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差不多有兩個世紀之久。20世紀80年代，由於其領導人試圖把它重新定位為北美社會的一個成員，這個國家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90年代，澳大利亞的領導人試圖使他們的國家脫離西方並使之成為亞洲的一部分，因而從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這兩個現象證明了無所適從的國家是可以識別的，它們的領導人自稱為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而觀察家則把它們說成是“兩麵人”。“俄國人麵向西方 — — 也向東方”；“土耳其：東方，西方，哪一個最好？”“澳大利亞的民族主義：分裂的忠誠”；這些都是強調無所適從的國家認同問題的最典型的文章標題。

無所適從的國家：文明轉變的失敗

無所適從的國家要成功地重新確立文明認同，至少要具備三個前提條件：首先，該國的政界和經濟界精英必須普遍支持這一行動，並對此抱有熱情。其次，公眾必須至少願意默認這一認同的重新確立。第三，它們所認同的文明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西方，必須願意接受這種轉變。重新確立認同將是一個在政治、社會、體製和文化諸方麵長期的、間斷的和痛苦的轉變過程。迄今還沒有獲得過成功。

俄國。90年代以來的幾年中，墨西哥一直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而土耳其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相比之下，俄國幾個世紀以來就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而且與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國不同，它還是一種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為西方文明的成員，這對於伊斯蘭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響可能會很小或者比較有限。而如果俄國成為一個西方國家，東正教文明將不複存在。蘇聯的崩潰又在俄國人中點燃了關於俄國與西方這一中心問題的爭論。

俄國與西方文明關係的演變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一直持續到彼得大帝統治時期（1689－1725年），當時基輔羅斯公國和莫斯科公國獨自存在於西方之外，與西歐社會幾乎沒有聯係。俄羅斯文明作為拜占庭文明的一個後代發展著，然後在兩百年裏，從13世紀中葉到15世紀中葉，俄羅斯是處於蒙古的宗主權力之下。俄羅斯沒有或很少經曆過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曆史現象：羅馬天主教、封建主義、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海外擴張和殖民化、啟蒙運動以及民族國家的出現。以前被認為是西方文明八個特征之中的七個 — — 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機構。個人主義 — — 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曆無緣。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臘、羅馬古典遺產，它是經過拜占庭傳到俄羅斯的，因而與從羅馬直接傳到西方的有相當大的不同。俄羅斯文明是基輔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強大影響和蒙古長期統治的產物，這些影響造成了一種社會和一種文化，它們與在極為不同的力量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西歐社會和文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17世紀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歐洲之行中發現，俄羅斯不僅不同於歐洲，而且與歐洲相比也很落後。他決心使他的國家現代化和西方化，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來像歐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貴族們的胡須，並禁止他們穿長袍。戴尖頂帽。盡管彼得沒有廢除西裏爾字母表，但確實對它進行了改革和簡化，並引進了西方的單詞和短語，然而，他將俄國軍隊的發展和現代化置於首位：創建了一支海軍，引進了征兵製，建立了國防工業，設立了技術學校，並派人到西方學習，從西方引進了最新的有關武器、輪船、造船、航海、管理體製及其他對於軍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識。為了進行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擴大了稅收體製，而且在其統治的晚年，改組了政府結構。彼得大帝決心使俄國不僅成為一個歐洲國家，而且成為一個歐洲大國，他放棄了莫斯科，在聖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並發動了對瑞典的“北方大戰”，目的是使俄國在波羅的海處於執牛耳的地位，確立自己在歐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國家現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時，彼得大帝還通過完善專製體製、消除任何一種社會或政治多元化的潛在根源，來強化俄羅斯的亞洲特性。俄國貴族的勢力從未強大過，彼得擴大了貴族的服役，建立了一個基於功勞而不是出生或社會地位的等級體製，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地位。貴族像農民一樣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種後來激怒屈斯蒂納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貴族製”。農奴的自主進一步受到限製，因為他們被更緊地束縛於土地和主人。東正教會過去一直處於國家的廣泛控製之下，這時則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會議來改組和控製。沙皇還獲得了指定其繼承人的權力，而不論流行的繼承慣例如何。由於這些變革，彼得一方麵在俄國開創了現代化與西方化之間的密切聯係，另一方麵又開創了專製體製，並為兩者都樹立了典範。列寧、斯大林，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葉卡捷琳娜二世和亞曆山大二世，都遵循著彼得的模式，嚐試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俄國西方化和現代化，同時加強獨裁權力。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俄國，主張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張西方化者，但主張西方化者卻不是主張民主化者。俄國的曆史教訓在於中央集權成為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前提條件。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的合作者為他們在反對公開性給經濟自由化製造的障礙時未能認識到這個事實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國成為歐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歐洲成為俄國的一部分方麵，更為成功。與奧斯曼帝國形成對照的是，俄羅斯帝國逐漸被看作是歐洲國際體係的一個主要的和合法的參與者。在國內，彼得的改革帶來了一些變化，但他的社會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亞洲和拜占庭的方式、體製和信仰在俄國社會仍居主導地位，對此，歐洲人和俄國人均這樣認為。德·邁斯特注意到：“抓傷了一個俄國人，就是傷害了一個韃靼人。”彼得建立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19世紀，斯拉夫主義者和主張西方化者都為這個不幸的國家而痛惜，並在究竟是通過徹底歐洲化，還是通過消除歐洲的影響，恢複俄羅斯的精粹來結束這種局麵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像恰達耶夫這樣的主張西方化者爭辯道：“太陽是西方的太陽”，俄國人要用它來照明和改變其繼承的製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樣的斯拉夫主義者的言論直到20世紀90年代還能聽得到，他譴責歐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們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國形式來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國的體製並將它們移植到俄國的土壤裏”，“用一種外來的歐洲觀點來看待俄國國內和國外的關係以及俄國生活的問題，像過去一樣，用適合於歐洲的折射鏡來觀察它們”。在其後的俄國曆史中，彼得成了主張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對者的撒旦，後者的極端代表是20世紀20年代的歐亞主義者，他們譴責彼得為叛徒，並為布爾什維克放棄西方化。向歐洲挑戰以及重新遷都莫斯科而歡呼。

布爾什維克革命開創了俄國與西方關係的第三階段，它與存在了兩個世紀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階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種在西方創立的、但不能存在於西方的意識形態的名義建立起政治經濟製度。斯拉夫主義者和西方化論者曾經爭論，如果與西方相比俄國不落後，那麽俄國是否可能不同於西方；共產黨人出色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俄國不同於西方而且根本反對西方，因為它比西方更先進，它要在最終將席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俄國體現的不是落後的亞洲的過去，而是進步的蘇維埃的未來。事實上，革命使俄國越過了西方，並使它自己與西方區分開來，正如一位斯拉夫主義者所論證的，不是因為“你們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不會變得像你們一樣”，而是像共產國際的宣傳所言，因為“我們是不相同的，所以你們最終會變得像我們一樣”。

然而，共產主義在使蘇聯領導人把自己與西方區分開來的同時，也使他們與西方建立了強有力的聯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國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他們的觀點的大多數主要闡釋者都是西歐人；到1910年，西歐社會的許多工會組織、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都信奉他們的意識形態，並在西歐政治中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歐洲左翼政黨分裂成為共產黨和社會黨，兩者常常都是歐洲社會中的強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國家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很流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被視為未來的趨勢，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廣泛擁護。因此，俄國的斯拉夫主義者和主張西方化者之間關於俄國未來的爭論，就被歐洲的左翼和右翼關於西方的未來，以及蘇聯是否集中體現了這種未來的爭論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的力量加強了共產主義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強了在那些正在反對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國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會中，想誘惑西方的精英們談論著自決和民主；而那些想對抗西方的精英們則發動了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

通過采用西方的意識形態和運用它來向西方挑戰，俄國人在某種意義上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西方，並更加密切地與西方纏繞在一起。盡管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差別很大，但在某種意義上，雙方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崩潰結束了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這種政治一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並認為，結果將會是自由民主在整個前蘇聯帝國的勝利。然而，那並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為止，自由民主在俄羅斯及其他東正教共和國的未來尚不明朗。此外，俄羅斯人不再表現得像馬克思主義者，而開始表現得像俄羅斯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鴻溝擴大了。自由民主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間的衝突是意識形態上的衝突，盡管它們之間有重大的差別，但它們都是現代的、世俗的，並公開地讚同最終要實現自由、平等和物質富裕的目標。一個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可以與一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但他不可能與一個俄羅斯的東正教民族主義者這麽做。

在蘇聯時代，由於索爾仁尼琴之輩和薩哈羅夫之輩向共產主義學說提出了挑戰，斯拉夫主義者和主張西方化者的鬥爭更然而止。隨著共產主義學說的崩潰，關於俄羅斯的真正認同的爭論又熱烈起來。俄羅斯是否應當采用西方的價值觀、體製、實踐並試圖成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羅斯要體現把歐洲和亞洲聯係起來的一種獨特的東正教和歐亞文明？它由於負有聯接歐洲和亞洲的獨一無二的使命，而與西方文明調異。在這些問題上，知識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眾之中都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張西方化者、“世界主義者”或“大西洋主義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義者的繼承人，對他們人們有各種稱呼，如“民族主義者”、“歐亞主義者”或“強大國家的支持者。

這些群體之間的基本分歧是在對外政策上，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有關於經濟改革和國家結構的分歧。輿論繼續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爭論的一方是那些宣揚戈爾巴喬夫所擁護和集中體現在其“共同的歐洲家園”目標中的“新思維”的人，以及葉利欽的許多高級顧問，他們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俄羅斯要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並被主要工業化民主國家的七國集團接納為第八個成員國。像謝爾蓋·斯坦凱維奇這樣的較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則認為，俄羅斯應當摒棄“大西洋主義”的道路，應當把保護生活在其他國家的俄羅斯人作為優先考慮，強調它與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聯係，促進“本著有利於亞洲或東方的原則，適當地重新分配我們的資源。選擇、聯係和利益”。具有這種主張的人批評葉利欽使俄羅斯的利益服從於西方的利益，削減俄國的軍事力量，未能支持諸如塞爾維亞這樣的傳統朋友，推行對俄國人有害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這種趨勢的標誌是彼得·薩維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於20年代論證說，俄羅斯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歐亞文明。

較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分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者，前者如索爾仁尼琴，他們提倡建立一個俄羅斯：包括所有俄羅斯人，加上緊密相聯的斯拉夫東正教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民族；後者如弗拉基米爾·日裏諾夫斯基，他們想重建蘇聯帝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後一群人有時既反對猶太人，也反對西方，他們想要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調整到東方和南方，或者控製穆斯林的南方（如日裏諾夫斯基所極力主張的），或者與穆斯林國家和中國合作反對西方。民族主義者還讚同更廣泛地支持塞爾維亞人對穆斯林的戰爭。世界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的分歧在機構上反映在外交部與軍方的觀點分歧上，也反映在葉利欽的對外政策和安全政策從一個方向另一個方向的變化上。

俄國公眾也像精英一樣產生了分歧。1992年對2，069名歐洲俄國人所作的抽樣調查發現，40％的被調查者“支持對西方開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決定”。在1993年的議會選舉中，支持改革的政黨贏得了34．2％的選票，反對改革的政黨和民族主義政黨贏得43．3％的選票，而中間派的政黨贏得13．7％的選票。同樣，在1996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俄國公眾再一次發生分裂，約有 43％的人擁護西方看中的候選人葉利欽和讚同改革的其他候選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候選人的票。在俄羅斯的認同這一中心問題上，90年代的俄羅斯顯然仍然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西方一斯拉夫主義的兩重性“是俄羅斯民族特征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特點”。

土耳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經過精心籌劃的一係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蒂爾克（又譯凱末爾）試圖使他的人民擺脫奧斯曼和穆斯林的過去，基馬爾主義的基本原則或“六個標誌”是：民粹主義、共和主義、民族主義、世俗主義、國家主義和改良主義。基馬爾拋棄了多民族帝國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個同質的民族國家，在這一過程中亞美尼亞族和希臘族遭到了驅逐和屠殺。然後，他廢黜了蘇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權威的共和體製。他還廢除了哈裏發的職位（哈裏發是宗教權威的主要來源），撤消了傳統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廢除了獨立的宗教學校及學院，建立了統一的世俗公共教育製度，中止了采用伊斯蘭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礎上的新的法律製度。他還用格裏高利曆法（公曆）代替了傳統的曆法，並正式廢止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們戴土耳其帽，因為它是宗教的傳統象征，並鼓勵人們戴有邊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沒有邊 — — 譯者注）。他還明文規定，土耳其文要用羅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書寫。後一項改革至關重要，“它使在羅馬書寫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實際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傳統文獻；它鼓勵人們學習歐洲語言；它大大緩解了越來越突出的掃盲問題”。30年代，基馬爾在重新確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認同之後，積極促進土耳其的經濟發展。西方化與現代化攜手並進，並預定將成為實現現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內戰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戰後，迅速地認同了西方。為了明確表示追隨西方模式，它從一黨製轉變為具有競爭性的多黨製。它通過遊說最終於1952年成為北約的成員國，由此進一步證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個成員。它接受了西方幾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軍隊由西方來訓練和裝備，並被納入了北約的指揮係統，它還在本土設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土耳其開始被西方看作是遏製、阻止蘇聯向地中海、中東和波斯灣擴張的東方堡壘。土耳其與西方的這種聯係與它對西方的認同，在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遭到了非西方國家和不結盟國家的譴責，並被伊斯蘭國家攻擊為褻瀆神明。

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為西方和歐洲的一員，對於他們來說，繼續保持北約成員國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提供了與西方的一種密切的組織聯係，對於平衡希臘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與西方結盟，體現在其北約成員國的地位上，它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的結束消除了兩者結盟的基本理由，並導致這種聯係的減弱和被重新界定。對西方來說，土耳其不再是一個阻止北方主要威脅的有用的堡壘，而是一個對付南方次一級威脅的可能的夥伴，就像在海灣戰爭中一樣。在那場戰爭中，土耳其通過關閉伊拉克石油到達地中海必經的土耳其境內的輸油管，以及允許攻擊伊拉克的美國飛機從土耳其的軍事基地起飛，為反薩達姆·侯賽因的聯盟提供了關鍵的幫助。然而，由奧紮爾總統作出的這些決定在土耳其國內激起了軒然大波，並導致土耳其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的辭職，以及抗議奧紮爾與美國的密切合作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隨後，德米雷爾總統和奇萊爾總理敦促盡快結束聯合國對伊拉克的製裁，這種製裁同時給土耳其造成了相當大的經濟負擔。土耳其與西方合作對付來自南方的伊斯蘭威脅的意願，與其與西方一起抵抗蘇聯的威脅的意願相比，不那麽肯定。在海灣危機中，土耳其的一個傳統盟友德國，反對將伊拉克對土耳其的導彈攻擊視為對北約的攻擊，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對付來自南方的威脅時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戰中與蘇聯對抗沒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認同問題，而冷戰後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卻引出了這個問題。

80年代開始，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個主要目標，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標，就是獲得歐洲聯盟的成員國資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請，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請在1993年以前不會被考慮。1994年歐洲聯盟批準了奧地利、芬蘭、瑞典和挪威的申請。人們廣泛預測，在未來幾年中，歐盟可能會接納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然後可能是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尤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歐洲聯盟最有影響的成員國德國再一次不積極支持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反而把促成中歐國家成為歐盟的成員國作為優先考慮。在美國的壓力下，歐洲聯盟確實與土耳其一起協商了建立關稅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員國資格看來仍遙遙無期，其可能性還值得懷疑。

土耳其為什麽被忽略？而且為什麽它似乎總是排在最後？在公開場合，歐洲官員提出這是因為土耳其的經濟發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尊重人權。私下裏，歐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認，真正的理由是由於希臘人的強烈反對，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歐洲國家不想麵對自己開放邊境後可能從一個擁有6千萬穆斯林和大量失業人口的國家湧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屬於歐洲。正如奧紮爾總統在1992年所說的，“土耳其的人權紀錄是土耳其無法加入歐洲聯盟的虛構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們是穆斯林，他們是基督徒”，但他補充說，“他們並不這麽說”。歐洲官員也讚同歐洲聯盟是一個“基督徒的俱樂部”，“土耳其太貧窮，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強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個觀察家評論道，歐洲人的一個“隱秘的夢原”是對“撒拉遜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歐和土耳其人直叩維也納城門”的曆史記憶。反過來，這種態度導致了“土耳其人的一個共識”，即：“西方沒有在歐洲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拋棄麥加又被布魯塞爾拋棄後，土耳其抓住了蘇聯解體的機會，轉向塔什幹。奧紮爾總統和其他土耳其領導人提出建立講突厥語的各民族共同體的設想，並作了極大的努力發展土耳其與從“亞得裏亞海到中國邊界”的“近鄰”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聯係，並特別注意與阿塞拜疆及四個講突厥語的中亞共和國 — — 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關係。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開展了一係列的廣泛活動旨在加強它與這些新共和國的關係及維持它在這些國家中的影響，其中包括15億美元的長期低息貸款、7，900萬美元的直接緊急援助、衛星電視（以取代俄語頻道）、電話通訊、航空服務，以及為數千名來土耳其學習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土耳其為中亞和阿塞拜疆的銀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幾百名軍官提供訓練。土耳其的教師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國教授土耳其語，並開辦了大約2，000家合資企業。文化的共性促進了這些經濟關係。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評論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庫曼斯坦，成功的關鍵是找到合適的夥伴，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並非難事，我們擁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語言，飲食習慣也相同。

土耳其重新傾向高加索和中亞，不僅是被充當突厥語族各國共同體的領袖的夢想所激發，也是出於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這些區域擴大的影響、防止鼓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需要。土耳其人認為自己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種“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作為另一種選擇，即一個世俗的、民主的、市場經濟的穆斯林國家。此外，土耳其人希望遏製俄國影響的抬頭。土耳其也可能通過提供俄羅斯和伊斯蘭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從歐洲聯盟那裏得到對其要求的支持並最終成為歐洲聯盟的成員國。

土耳其與突厥語族各共和國的活動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較大的抑製，原因在於土耳其的資源有限，蘇萊曼·德米雷爾在奧紮爾去世後繼任總統，以及俄國在它認為是其“近鄰”的國家重新確立了影響。前蘇聯的突厥語共和國剛剛獨立時，它們的領導人曾湧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獻殷勤。隨後，在俄國的軟硬兼施下，它們又轉變過來，普遍強調需要“平衡”它們與文化親緣國家和與前帝國主人的關係。然而，土耳其人繼續努力用文化親緣關係來擴大他們之間的經濟和政治聯係，在他們最重要的活動中，他們與有關政府的石油公司達成了協議，修建一條把中亞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過土耳其境內運到地中海的輸油管道。

當土耳其致力於發展其與前蘇聯突厥語共和國的聯係時，其世俗的基馬爾主義認同在國內受到了挑戰。首先，對土耳其來說，正如對許多國家一樣，冷戰的結束和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的混亂引發了“民族認同和種族認同”的重大問題，對此，宗教提供了現成的答案。三分之二個世紀之久的阿塔蒂爾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遺產越來越受到猛烈攻擊，海外土耳其人的經曆傾向於刺激國內的伊斯蘭情緒；從西德回來的土耳其人“求助於他們所熟悉的東西，來回擊西德對土耳其人的敵意，那就是伊斯蘭教”。主流輿論和實踐越來越伊斯蘭化。據報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蘭式的胡須和戴麵紗的婦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書店裏充斥著頌揚伊斯蘭曆史、戒律和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奧斯曼帝國在維護穆罕默德先知的價值觀中所起的作用的書刊、磁帶、光盤和錄相帶”。據說，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廠，包括4種日報在內的300多種出版物，大約1O0個未經注冊的廣播電台和大約30個同樣未經注冊的電視頻道，全都在宣傳伊斯蘭教思想”。

麵對伊斯蘭情緒的增長，土耳其統治者試圖采納原教旨主義的做法並接受原教旨主義者的支持。據推測，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世俗政府維持著一個預算大於其他某些部門的宗教事務處，它還資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學校進行宗教教育，並為伊斯蘭學校提供資金。80年代，伊斯蘭教學校的數量增長了4倍，注冊就讀的學生占中學生的15％，這些學校講授伊斯蘭教教義並且有數幹名畢業生，他們中的許多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與法國禁止穆斯林女學生戴麵紗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鮮明對比的是，在阿塔蒂爾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後，土耳其政府實際上允許女生戴傳統的伊斯蘭頭巾。（注33）政府的這些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與伊斯蘭主義者的鬥爭中占上風，它證實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蘭主義者掀起的旋風是多麽強勁。

其次，伊斯蘭教的複興改變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領導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奧紮爾，公開認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民主加強了本土化和向宗教的回歸，“由於急切地想討好民眾並贏得選票，政治家，甚至軍隊 — — 世俗主義的堡壘和衛士 — — 不得不考慮民眾的宗教熱望：他們作出的許多讓步都帶有蠱惑人心的味道。”民眾運動具有宗教傾向。盡管精英和官僚集團，特別是軍隊，傾向於世俗化，伊斯蘭情緒也在軍隊內部表現出來。1987年軍事院校的幾百名學員因被懷疑有伊斯蘭情緒而受到清洗。主要政黨越來越感到在選舉時需要尋求某些複興的穆斯林團體的支持，它們在過去曾被阿塔蒂爾克所禁止。在1994年的地方選舉中，在5個主要政黨中，隻有原教旨主義的繁榮黨獲得選票的份額有所增加，它獲得了大約19％的選票，而相比之下奇萊爾總理的正確道路黨隻得到了 21％的選票，已故的奧紮爾的祖國黨得到了20％。繁榮黨控製了土耳其的兩個主要城市 — — 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並在土耳其南部地區日益壯大。在1995年12月的選舉中，繁榮黨贏得了超過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選票和議席，並在6個月後與一個世俗黨聯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對原教旨主義者的支持來自年輕人、從國外歸來的移民、“被壓製和被剝奪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市中的無套褲黨人”。

第三，伊斯蘭教的複興影響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奧紮爾的領導下，土耳其在海灣戰爭中堅定地與西方站在一邊，期望這一行動能促進歐洲共同體接納其為成員國。然而，這一結果並未實現。而北約在一旦土耳其在戰爭期間受到伊拉克攻擊時北約應作何反應的問題上卻猶豫不決，這使得土耳其人無法確信，當他們的國家受到並非來自俄國的威脅時，北約將會作何反應。土耳其領導人試圖擴大土耳其與以色列的軍事聯係，但遭到本國伊斯蘭教徒的激烈批評。更重要的是，80年代，土耳其擴大了它與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聯係，90年代它通過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提供重要的支持來積極促進伊斯蘭的利益。在巴爾幹、中亞和中東方麵，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來越伊斯蘭化。

多年來，土耳其具備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轉變文明認同的三個最起碼條件中的兩個，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這一行動，公眾也默認了這一行動。然而，接受者，即西方文明的精英們，卻不接納土耳其。當這一問題懸而未決時，土耳其的伊斯蘭複興運動在公眾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緒，並開始損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親西方的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為歐洲國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礙，它在前蘇聯突厥語共和國中起支配作用的能力受到的限製，以及侵蝕阿塔蒂爾克遺產的伊斯蘭傾向的興起，所有這些都使人確信土耳其似乎仍將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

土耳其領導人通常把他們的國家描述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一座“橋梁”，這反映了這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總理奇萊爾在1993年爭辯說，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國家，又是“中東的一部分”，並“在物質上和思想上成為兩種文明的橋梁”，奇萊爾在國內公開場合中常常以一個穆斯林的形象出現，也反映了這種矛盾；然而她在北約講話時堅持說，“地理和政治的事實是，土耳其是一個歐洲國家。”蘇萊曼·德米雷爾總統同樣將土耳其稱為“一個從西方延伸到東方，即從歐洲延伸到中國的地區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橋梁”。然而，聯接兩個牢固實體的橋梁隻是一種人工的架設，而不是兩者中任何一個的一部分。當土耳其的領導人把他們的國家說成是一座橋梁時，亦委婉地證實了它是無所適從的。

墨西哥。土耳其20年代就成為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墨西哥則直到80年代才成為這樣的國家。然而，它們與西方的曆史關係有著某種類似之處。與土耳其一樣，墨西哥具有一種獨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奧克塔維奧·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還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歐洲的。”像奧斯曼帝國一樣，墨西哥在19世紀也被西方列強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樣，墨西哥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通過革命建立了民族認同的新基礎和新的一黨政治製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拋棄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和奧斯曼帝國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進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國一樣，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納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這造成了一種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體製的新民族主義。因此，60年中，土耳其試圖把自己確定為歐洲國家，而墨西哥則試圖把自己確定為與美國對立的國家。從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領導人一直執行向美國利益挑戰的經濟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米格爾·德拉馬德裏總統和他的繼任者卡洛斯·薩利納斯總統對墨西哥的目標、實踐和認同重新進行了全麵的界定，這是1910年革命以來最廣泛的變革努力。薩利納斯事實上成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馬爾·阿塔蒂爾克。阿塔蒂爾克促進了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它們在他那個時代是西方占主導地位的主題；薩利納斯則促進了經濟自由主義，這是他那個時代西方的兩個主題之一（另一個是政治民主，他沒有接受）。像阿塔蒂爾克所處的狀況一樣，這些觀點為政治和經濟精英所讚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和薩利納斯及德拉馬德裏一樣曾在美國接受教育。薩利納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貨膨脹，使大量公有企業私有化，他促進外國投資，降低關稅，削減補貼，調整了外債，向工會勢力挑戰，提高了生產率，並使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一起組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如阿塔蒂爾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從一個中東的穆斯林國家轉變為一個世俗的歐洲國家一樣，薩利納斯的改革旨在將墨西哥從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變為一個北美國家。

對於墨西哥來說，這並非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可以設想，墨西哥的精英們本來可以繼續沿著先輩們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裏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路線前進。另一種選擇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極力主張的，墨西哥可以努力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國家建立一個伊比利亞國家聯盟。

墨西哥成為北美國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經濟、知識界的絕大多數精英都讚成這條道路。同樣與土耳其的情況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界的絕大多數人都讚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組。文明之間的關鍵問題 — — 移民問題，突出了這一差別。對土耳其大規模移民的恐懼使得歐洲精英和公眾反對接納土耳其；對比之下，美國擁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實，是薩利納斯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辯護的一部分：“你們要麽接受我們的商品，要麽接受我們的人民”。此外，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文化差距遠遠小於土耳其與歐洲之間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語言是西班牙語，它的精英曆史上傾向於歐洲（他們把子女送到歐洲上學），最近則傾向美國（現在，他們把子女送到美國受教育）；盎格魯-美國的北美與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適應，應當比基督教的歐洲與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適應容易得多。盡管有這些共同點，在批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美國出現了反對更密切地與墨西哥發展關係的呼聲，並要求限製移民，抱怨工廠南移，對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質疑。

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成功地改變其認同的第三個前提條件是普遍的默認，盡管不一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決於，公眾的觀點在那個國家的決策過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親西方的立場還沒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驗。這年元旦幾千名組織良好的、並得到外部支持的遊擊隊在恰帕斯發動了起義，這一行動本身並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對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識分子、記者及其他製造輿論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應，這種反應暗示著，一般來說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眾越來越強烈的反對。薩利納斯總統非常有意識地把經濟改革和西方化置於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經濟的發展以及與美國越來越多的聯係，將加強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現代化和民主化將會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劇地削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使80年代和90年代傾向西方的精英強加給墨西哥的政策發生相應的變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與其民主化相適應？

澳大利亞。與俄國、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亞本來就是西方社會。在20世紀中，它舉是與英國、爾後與美國結成了緊密的聯盟。在冷戰期間，它不僅是西方的成員，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國一英國一加拿大一澳大利亞軍事和情報核心的成員。然而，90年代初，澳大利亞的領導人實際上決定，澳大利亞應當脫離西方，把自己重新確定為亞洲社會，並與它的地緣上的鄰國建立緊密的聯係。保羅·基廷總理宣布，澳大利亞不再是“帝國的一個分部”，它必須成為一個共和國，其目標必須是“融入”亞洲，他認為，為確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認同，這是必要的。“澳大利亞不能既作為一個多文化社會出現在世界上，與亞洲交往，建立與亞洲的聯係，使這種聯係有說服力，而同時又依然作為一個派生的社會，至少在憲法上如此。”基廷宣稱，多年來澳大利亞遭受了“親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繼續與英國保持聯係將“使我們的民族文化、經濟前途以及在取洲和太平洋的命運受到不良影響。”外交部長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亞重新確定為亞洲國家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在塑造民族命運的過程中，經濟壓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動力是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它反過來促進了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貿易的迅速擴大。1971年，澳大利亞對東亞與東南亞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39％，從這些地區的進口占其進口的21％；至1994年，澳大利亞對東亞與東南亞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62％，從這些地區的進口占其進口的 41％。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1991年，澳大利亞對歐洲的出口隻占11．8％，對美國的出口隻占10．1％。與亞洲經濟聯係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亞人更加堅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經濟集團的方向發展，而澳大利亞的位置是在東亞集團中。

盡管有這些經濟聯係，澳大利亞的亞洲策略看來不可能滿足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成功地改變其文明的任何條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精英還不是非常熱衷於這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是一個黨派爭論的問題，自由黨對此態度曖昧或者反對；工黨政府也遭到了各類知識分子和記者的大量批評。在選擇亞洲的問題上，不存在明顯的精英共識。其次，輿論也模棱兩可，從1987年至1993年，支持結束君主製的澳大利亞公眾的比率從21％增至46％，然而，在達到這一點之後，支持開始動搖和減退，支持把英國國旗圖案從澳大利亞國旗上去掉的公眾從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官員1992年所說，“公眾很難接受它。我時常說，澳大利亞應當成為亞洲的一部分，但我無法告訴你，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亞洲國家的精英對澳大利亞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歐洲國家的精英對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們說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亞想成為亞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須真正成為亞洲的，而在他們看來，即便有這種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亞官員說：“澳大利亞能否成功地與亞洲成為一體，取決於一件事 — — 亞洲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歡迎澳大利亞的意圖，而澳大利亞在亞洲的被接受程度取決於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亞洲文化和社會。”亞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亞關於亞洲的言論與其相反的西方現實之間的差距，據澳大利亞的一位外交官說，泰國以一種亞洲人的“茫然的寬容”對待澳大利亞堅持它是亞洲國家的態度。隻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於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亞仍然是個歐洲國家，……我們認為它是歐洲國家，因此，澳大利亞不應當是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成員。我們亞洲人不慣於直言不諱地批評其他國家或對它們評頭論足，而澳大利亞由於文化上屬於歐洲，便感到有權告訴別國該做什麽或不做什麽，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這樣，它當然與我們這個集團格格不入。這就是我反對（它成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成員）的理由。這不是由於膚色，而是由於文化。”簡而言之，亞洲人決心以歐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樣理由把澳大利亞排除在他們的俱樂部之外：他們與我們不同。基廷總理喜歡說，他要把澳大利亞從一個亞洲的“古怪的局外人變成古怪的局內人”，然而，這是一種矛盾的說法，因為古怪者不能入內。

恰如馬哈蒂爾所說，文化和價值觀是澳大利亞加入亞洲的根本障礙，衝突經常發生在下述問題上：澳大利亞信奉民主、人權、新聞自由，並且還抗議實際上它所有的鄰國政府對那些權利的侵犯。澳大利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評論道：“澳大利亞在這個地區的真正問題，不是我們的旗幟，而是我們根本的價值觀。我懷疑是否能找到一個為了被那個地區接受而放棄這些價值觀的澳大利亞人。”人們指出的差異還有特性、作風和行為舉止。正如馬哈蒂爾所暗示的，亞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間接的、調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評判的、非道德的、非對抗的方式與其他人一起來追求他們的目標。而澳大利亞人是英語世界中最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毫不隱諱的民族，有人可能會說他們是一個不敏感的民族。這種文化衝突在保羅·基廷本人與亞洲人的交往中表露無遺，基廷把澳大利亞人的民族性體現得淋漓盡致，人們把他描繪成一個“本質上具有挑釁和好鬥”風格的“強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猶豫地把政敵譴責為“渣滓袋”、“塗著香水的舞男”、“腦袋壞了的大傻瓜”。當論證澳大利亞必須成為亞洲國家時，基廷常常以其驚人的坦率使亞洲領導人憤怒和震驚，並與他們發生對抗。文化的鴻溝是如此之大，它使讚成文化趨同的人一葉障目，以致於他自己的行為舉止使那些他稱之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選擇可以看作是過分強調經濟因素，忽視而不是更新這個國家文化的短視的結果，亦可視為一種轉移對澳大利亞經濟問題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旨在使澳大利亞融入和認同東亞正在崛起的經濟、政治，最終是軍事力量中心的富有遠見的倡議。在這方麵，澳大利亞是試圖背離西方，追隨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許多可能的西方國家中的第一個。到22世紀初，當曆史學家回首往事時，可能會把基廷一埃文斯的選擇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個主要標誌。然而，假如實現了這一選擇，它將不會消除澳大利亞人的西方遺產，並且這個“幸運的國家”將永遠是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既是基廷譴責的“帝國的一個分部”，又是李光耀輕蔑地提到的“亞洲的新的白色垃圾”。

這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澳大利亞不可避免的命運。澳大利亞領導人在實現脫離英國的願望的同時，可以把澳大利亞確定為一個太平洋國家，而不是一個亞洲國家，正如基廷的前任羅伯特·霍克總理曾試圖做的那樣。如果澳大利亞願脫去英國王冠而成為共和國，它可以與世界上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結盟，這個國家像澳大利亞一樣，也具有英國的本源，是一個移民國家，並且也擁有大陸規模，也講英語，曾是三次戰爭中的盟國，其人口中也是歐洲人占絕大多數，而且像澳大利亞一樣，亞洲人越來越多；文化上，在1776年7月4日的《獨立宣言》中確立的價值觀比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的價值觀更符合澳大利亞。經濟上，澳大利亞不應竭力擠入一個文化上相異的集團，並因這一差異而遭到後者的排斥，它的領導人可以建議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擴大成北美一南太平洋聯盟，包括美國伽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樣一個集團可以協調文化和經濟，並為澳大利亞提供一個堅定而持久的認同，這種認同從它旨在融入亞洲的徒勞無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當澳大利亞踏上追隨亞洲的征途時，其他無所適從的國家 — — 土耳其、墨西哥和俄國 — — 正試圖把西方融入它們的社會，並把它們的社會融入西方。然而，它們的經曆強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複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們自我更新和抵製、遏製、適應西方輸入的能力。盡管對西方的拒絕主義回應是不可行的，但基馬爾主義的回應並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會要想實現現代化，它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並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傳統、體製和價值觀，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化。

政治領導人傲慢地認為，他們可以從根本上重構他們社會的文化，這是注定要失敗的。盡管他們能夠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們卻不能永遠壓製或消除本國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個社會，便很難根除。病毒會繼續存在但並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遠不會是個完好的人。政治領導人能夠創造曆史，但他們不能逃避曆史。他們造就了無所適從的國家，但卻不能創造出西方社會。他們使國家染上了一種文化精神分裂症，這成為那個國家持久和確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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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第七章 核心國家、同心圓和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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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正取代冷戰期間的兩個超級大國，成為吸引和排斥其他國家的幾個基本的極。這些變化在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方麵表現得最為清晰可見。在這些情況下，文明的集團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國家。成員國、毗鄰國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數民族人口，以及較有爭議的核心國因安全考慮而希望控製的鄰國中其他文化的民族。這些文明集團中的國家往往圍繞著一個核心國家或幾個核心國家分散在同心圓中，反映了與那種文明的認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種文明集團的程度。伊斯蘭世界沒有一個公認的核心國家，它正在強化共同意識，但迄今為止隻形成了一個初級的共同政治結構。

國家都傾向於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抵製與它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就核心國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們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國家，並排斥文化上與它們不同的國家。由於安全的緣故，核心國家可能企圖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國對藏族、維吾爾族，俄國對挺靶族、車臣和中亞穆斯林就是這樣）。曆史關係及均勢的考慮也使一些國家抵製其核心國家的影響，格魯吉亞和俄國都是東正教國家，但格魯吉亞曆史上反對俄國的控製，卻與俄國有密切聯係。越南和中國都是儒教國家，但它們之間曆史上也相互為敵。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種更廣泛、更強大的文明意識的形成可能把這些國家維係在一起，像西歐國家已經走到一起一樣。

在冷戰期間，任何秩序都是超級大國支配兩大陣營和影響第三世界的產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國已經過時，全球共同體隻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為複雜和異質的世界中，秩序的組成部分存在於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世界秩序要麽將建立在文明的基礎上，要麽將成為空中樓閣。在這個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國家是文明內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國家之間的談判則是文明之間秩序的源泉。

核心國家起領導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個勢力範圍的世界，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核心國家發揮的影響被與其擁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員國減輕或緩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國家對成員國及外部國家和機構的領導和強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幼D利1994年頒布了一條“維持勢力範圍”的規則，即：占主導地位的區域性大國向聯合國提供的維和部隊人數應不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樣一項要求無視地緣政治的現實，因為在任何一個存在著占主導地位的大國的地區，隻有通過該國的領導才能獲得和平與維持和平。聯合國不能代替區域性權力，當核心國家在與本文明其他的成員國的關係中行使區域性權力時，這種權力就成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國家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是因為成員國把它看作文化親族。文明就像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國家就像是家庭裏一個年長的成員，為其他親屬提供支持和製定紀律奇-_-書 — * — 網-QＩＳlvsetxt.ｃＯm。如果沒有那種親緣關係，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解決其區域衝突和把秩序強加到該區域的能力就會受到限製。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甚至斯裏蘭卡都不接受印度作為南亞秩序的維護者，沒有任何一個東亞國家會接受日本發揮那方麵的作用。

當文明缺少核心國家時，在文明內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間通過談判建立秩序的問題就變得更加棘手。由於缺乏一個可以合法地、權威地同波斯尼亞發生聯係的伊斯蘭核心國家，就像是俄羅斯之於塞爾維亞人、德國之於克羅地亞人一樣，美國便迫不得已地嚐試充當這一角色。由於美國在那個區域沒有戰略利益，該區域的國家邊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時期劃定的，美國又與波斯尼亞沒有任何文化聯係，而歐洲國家又反對在歐洲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因此美國這樣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沒有核心國家，已使正在蘇丹進行的解決內戰的努力極大地複雜化。另一方麵，凡是有核心國家存在的地方，它們就成為在文明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邊界的形成

在冷戰期間，美國是一個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國家集團的中心，這些國家有阻止蘇聯進一步擴張的共同目標。這個集團有多種稱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國”，它包括了許多國家，但並非全是西方社會，如土耳其、希臘、日本、韓國、菲律賓、以色列，以及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也包括其他國家和區域，如台灣、泰國、巴基斯坦。與之相對的是一個異質性略小的國家集團，它包括所有的東正教國家（希臘除外），幾個曆史上屬於西方的國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還有印度，有時還有一個或多個非洲國家。隨著冷戰的結束，這兩個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團四分五裂了。蘇聯體係的瓦解，特別是華沙條約的解體是急劇的。冷戰期間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緩慢地但與此類似地重組為一個新的或多或少與西方文明範圍相一致的集團。一個邊界形成的過程正在進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義西方國際組織成員的問題。

歐洲聯盟的核心國家法國和德國首先被一個由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組成的內部集團所環繞。這些國家全都同意取消貨物和人員往來的一切障礙；然後是其他成員國，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麥、英國、愛爾蘭和希臘；1995年成為其成員國的奧地利、芬蘭和瑞典；以及當時的聯係國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為反映這一現實，1994年秋天，德國的執政黨和法國的高級官員各自提出了建立一個有區別的聯盟的建議。德國的計劃是，由最初的成員國減去意大利組成“硬核心’，由“德國和法國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國家將努力迅速建立一個貨幣聯盟，並使它們的外交政策和防務政策一體化。幾乎與此同時，法國總理愛德華·巴拉迪爾提出建立一個三重聯盟：五個讚同一體化的國家形成核心，其餘的成員國形成第二環，而正在通往成員國路上的新國家構成外環。隨後，法國外交部長阿蘭·朱佩詳細闡述了這個概念，提出“‘夥伴’國家的外環由東歐和中歐國家組成；中環由同意接受某些領域的共同規則（單一市場、關稅同盟等）的成員國組成；內環由那些願意並能夠在防務、貨幣一體化。外交政策等方麵比其他成員國走得更快的國家結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領導人也提出其他類型的安排，然而，所有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個由聯係更緊密的國家組成的內部集團，由與核心國家一體化程度較低的國家組成的外部集團，直到達到把成員國與非成員國分離開來的界線。

在歐洲劃定那樣一條界線是在冷戰後的世界裏西方麵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冷戰期間，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並不存在。然而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人們必須麵對和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歐洲是什麽？歐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邊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確定，南部的邊界與文化上的明顯差異相一致。但是，歐洲東部的邊界在哪裏呢？誰應當被視為歐洲國家，並因此成為歐洲聯盟、北約和類似組織的潛在成員？

幾個世紀以來，將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東正教各民族分開的這條偉大的曆史界線，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這條界線可以追溯到4世紀羅馬帝國分裂和10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至少500年來它一直基本上處於它現在的這個位置。它由北開始，沿著現在芬蘭與俄羅斯的邊界以及波羅的海各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與俄羅斯的邊界，穿過西白俄羅斯，再穿過烏克蘭，把東儀天主教的西部與東正教的東部分離開來，接著穿過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該國的其他部分分離開來，再沿著把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同其他共和國分離開來的邊界穿過前南斯拉夫。當然，在巴爾幹地區，這條界線與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曆史分界線重合。這是歐洲文化的邊界，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它也是歐洲和西方政治經濟的邊界。

因此文明的範式為西歐國家麵臨的歐洲的範圍在哪裏結束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歐洲的範圍結束於基督教的範圍終止、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範圍開始的地方。這是西歐人想聽到的答案，他們私下裏大都支持這個答案，各種知識分子和政治領導人也明確讚同這個答案。正如邁克爾·霍華德指出的，承認中歐與嚴格意義上的東歐之間的區別是必要的，這一區別在蘇聯存在的年代曾經變得模糊不清。中歐包括“那些曾經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國家；曾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奧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蘭和德國的東部邊境地區。‘東歐’這個詞應當指在東正教庇護下的那些地區：在19世紀奧斯曼統治結束時才出現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黑海社區，以及蘇聯的‘歐洲’部分”。他論證說，西歐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把中歐各國人民吸收到他們本應屬於的我們的文化和經濟共同體中來，在倫敦、巴黎、羅馬、慕尼黑和萊比錫、華沙、布拉格和布達佩斯之間重新編織起紐帶”。兩年後，皮埃爾·貝阿爾評論道：“一條新的斷層線”正在出現，它基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羅馬天主教或新教）為標誌的歐洲為一方，以東方的基督教和伊斯蘭傳統為標誌的歐洲為另一方。類似地，一位重要的芬蘭人把在歐洲取代鐵幕的關鍵分界線看作是“東方和西方之間古老的文化分界線”，它位於西部歐洲內的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前奧匈帝國的土地和西歐之外的其他東歐和巴爾幹國家之間。一位著名的英國人同意，這是“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之間……一個巨大的宗教分界線：廣義上說，這是那些從羅馬直接接受或通過凱爾特人或德國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與那些東方或東南方的從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間的一個巨大的宗教分界線”。

中歐人也強調這條分界線的意義。這些國家在擺脫共產主義遺產、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方麵取得了重大進步，它們不同於那些沒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為一方、東正教為另一方的分界線劃分開來的國家。立陶宛總統認為，幾個世紀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兩種文明”之間作出選擇，並“選擇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羅馬天主教，選擇了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國家組織形式”。波蘭人用類似的話聲稱，自從10世紀，他們在拉丁基督教對拜占庭的鬥爭中選擇了前者後，他們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東歐東正教國家的人民則以矛盾的心情來看待人們現今對這條文化界線的重新強調。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看到了作為西方一部分並融入它的體製的巨大的好處，但他們同時也認同於自己的東正教傳統，就保加利亞人而言，他們曆史上與俄國和拜占庭有著緊密的聯係。

歐洲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認同，為接納西歐組織新成員國提供了明確的標準。歐洲聯盟是西方在歐洲的基本實體，1994年，隨著文化上屬於西方的奧地利、芬蘭和瑞典的加入，歐洲聯盟成員國再次擴大了。1994年春，歐洲聯盟明文規定，除波羅的海諸國以外，排除所有前蘇聯共和國加入歐洲聯盟的可能性。同時它與四個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兩個東歐國家（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簽署了“聯係協定”。然而，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有可能在21世紀之前成為歐洲聯盟的正式成員國，而中歐國家毫無疑問要比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先獲得那種資格，假如後者確實能加入的話。與此同時，波羅的海諸國和斯洛文尼亞最終成為成員國看來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小國馬耳他以及東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請在1995年還懸而未決。在歐洲聯盟擴大成員國的過程中，優先考慮的是文化上屬於西方的國家和經濟上也往往更發達的國家。如果采用這條標準，那麽，維謝格拉德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羅的海國家、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馬耳他最終將成為歐洲聯盟的成員國，聯盟將與西方文明範圍相重合，正如在歐洲曆史上曾發生過的那樣。

文明的邏輯可以就北約的擴大推出類似的後果。冷戰開始於蘇聯把其政治和軍事控製擴大到中歐，美國與西方國家建立了北約以遏製，如果必要的話，擊敗蘇聯的進一步侵略。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北約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安全組織。隨著冷戰的結束，北約有一個中心的、必須遵循的目標：通過阻止俄國重新把政治和軍事統治強加給中歐來確保冷戰不再出現。作為西方的安全組織，北約適當地向那些願意加入北約的、在軍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職人員控製軍隊等方麵符合基本條件的西方國家開放，吸收它們為成員國。

美國冷戰後的歐洲安全政策最初體現了一個更普遍化的方針，它體現在“和平夥伴”關係中，它對歐洲國家，實際上對歐亞國家普遍開放。這一方針也強調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頓總統1994年1月訪問歐洲的講話中：“現在自由世界的邊界應當根據新的行為而不是根據老黃曆來確定。我要對所有想在歐洲劃定一條新界線的人說，我們不應當排除歐洲擁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 — — 到處都是民主，到處都是市場經濟，到處都是為相互的安全而進行合作的國家。我們必須阻止較差的結果出現。”然而，一年後美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根據“老黃曆”來確定邊界的重要性，並開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別現實的“較差的結果”。該政府積極行動為北約成員的擴大提出標準和日程，首批是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然後是斯洛文尼亞，以後有可能是波羅的海三國。

俄羅斯激烈地反對北約東擴的任何行動，那些被認為是較開明和較傾向西方的俄羅斯人爭辯說，東擴將大大加強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約東擴僅限於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國家，並向俄國作出保證，它將不包括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隻要烏克蘭繼續保持統一）。北約東擴隻限於西方國家，也強調了俄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東正教文明的核心國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應對東正教邊界內和沿邊界的秩序負責。

根據文明來區分國家的有用性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方麵表現得很明顯。它們是根據曆史、文化、宗教來判斷明顯屬於西方的僅有的幾個前蘇聯共和國，它們的命運始終受到西方的重大關注。美國從未正式承認它們與蘇聯的合並，蘇聯解體時，美國支持它們的獨立，並堅持俄羅斯人應當遵守它所同意從這些共和國撤軍的時間表。對俄羅斯人來說，這個信息的含義是，他們必須承認，波羅的海諸國不在他們可能想在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建立的勢力範圍之內。正如瑞典首相所說：克林頓政府的這一成就是“對歐洲安全和穩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證實了，由於西方對波羅的海諸國明確負有的責任，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任何複仇企圖都無望實現，以此幫助了俄羅斯的民主人土。

當人們普遍關注歐洲聯盟和北約的擴大時，這兩個組織的文化重構亦引起了它們可能引起的縮小問題。一個非西方國家希臘，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國；另一個非西方國家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它正在申請加入歐洲聯盟。這些關係是冷戰的產物，它們在冷戰後的文明世界裏還站得住腳嗎？

土耳其在歐洲聯盟獲得正式成員資格很成問題，並且它在北約的成員資格已受到本國繁榮黨的攻擊；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約，除非繁榮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或者土耳其有意識地摒棄阿塔蒂爾克的遺產，重新把自己確定為伊斯蘭國家的領袖。對於土耳其來說，這是可以設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將來卻不可能實現。無論土耳其在北約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關於巴爾幹地區、阿拉伯世界和中亞的問題上，將越來越追求自己的獨特利益。

希臘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園，這裏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源泉。曆史上，希臘人在反對土耳其人時，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鋒；與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或保加利亞人不同，希臘的曆史與西方的曆史緊密交織在一起，然而希臘也是一個異常的國家，是西方組織中的東正教局外者。它從來不是歐洲聯盟和北約的一個輕鬆成員，它在使自己適應這兩個組織的原則和道德觀念時遇到了很大困難。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臘處於軍政府統治之下，直到它轉變為民主製以後才得以參加歐洲共同體。它的領導人似乎常常故意背離西方的原則，並與西方政府作對。希臘較之其他共同體和北約的成員國要貧窮，還常常執行一些輕視布魯塞爾通行標準的經濟政策。它1994年擔任歐洲聯盟理事會主席時的行為激怒了其他成員國，西歐官員私下稱讓它加盟是一個錯誤。

在冷戰後的世界裏，希臘的政策越來越背離西方的政策。它對馬其頓的封鎖遭到西方政府的強烈抨擊，結果導致歐洲委員會向歐洲法院尋求反對希臘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衝突中，希臘采取的政策與西方主要大國不同，它積極支持塞爾維亞人，並公然違反聯合國對他們的製裁決議。隨著蘇聯的終結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消失，希臘和俄羅斯在反對它們共同的敵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許俄羅斯在希臘族人控製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軍事存在，由於“他們共同信奉東正教”，希臘族人既歡迎俄羅斯人又歡迎塞爾維亞人到他們的島上來。1995年，俄羅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約開設了2，000家公司；在那裏出版俄語和塞爾維亞語一克羅地亞語的報紙；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臘族政府主要從俄羅斯購買軍火物資。希臘也在與俄羅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亞的石油，通過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境內的保加利亞一希臘輸油管道運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臘的整個外交政策都帶有濃厚的東正教傾向。毫無疑問，希臘將仍然是歐洲聯盟和北約的一個正式成員。然而，隨著文化重構過程的加強，它的這些成員資格無疑將變得更加脆弱，意義更小，給有關方麵帶來更大的困難。冷戰時期蘇聯的敵對者正在演變成為冷戰後俄羅斯的盟國。

俄羅斯與其近鄰

沙皇帝國和共產黨帝國的繼承者是一個文明集團，它在許多方麵與歐洲的西方相類似。俄羅斯處於核心地位，相當於西方的法國和德國；它與一個內環密切相聯，這個內環包括兩個主要是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國 — — 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還包括哈薩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羅斯人）和亞美尼亞（曆史上它是俄國的親密盟國）。90年代中期，所有這些國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過選舉而掌權的親俄政府。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其絕大多數人口信奉東正教）和烏克蘭（其大部分人口信奉東正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但較為脆弱的聯係；這兩個國家都有強烈的民族認同和以往獨立的經曆。在東正教的巴爾幹地區，俄羅斯與保加利亞、希臘。塞爾維亞和塞浦路斯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與羅馬尼亞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蘇聯的穆斯林共和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仍然極大地依賴俄羅斯。相比之下，波羅的海諸共和國對歐洲吸引力的回應實際上已使它們脫離了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總體上，俄羅斯正在建立一個在它領導下的以東正教為核心的集團，以及一個環繞它的相對軟弱的由伊斯蘭國家組成的緩衝帶，它將在不同程度上支配這些國家，並試圖把其他國家的影響排除在外。俄羅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這個體係。正如葉利欽在1993年2月所說，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有必要“給予俄羅斯在前蘇聯領土上確保和平和穩定的特殊權力”。蘇聯是一個有全球利益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則是一個有區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國。

前蘇聯的東正教國家對於建立一個在歐亞事務和世界事務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羅斯集團來說至關重要。在蘇聯解體期間，所有這五個國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義的方向前進，強調它們新的獨立並與莫斯科拉開距離。隨後，對經濟、地緣政治和文化現實的認識使這些國家中的四個國家的選民選出親俄政府，並支持親俄政策。這些國家指望從俄羅斯得到支持和保護。在第五個國家 — — 格魯吉亞，俄羅斯的軍事幹涉迫使政府的立場發生了類似的轉變。

亞美尼亞曆史上把它的利益認同於俄國的利益，而俄國也以保護亞美尼亞免受穆斯林鄰國的騷擾而感到驕傲。在蘇聯解體後的時代，這一關係恢複了生機，亞美尼亞人一直依賴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並在有關前蘇聯各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支持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

與亞美尼亞不同，白俄羅斯幾乎沒有民族認同感，它也更依賴於俄羅斯的支持。該國的許多居民對俄羅斯的認同不亞於對自己國家的認同。1994年1月，立法機關用一個保守的親俄分子取代了掌權的中間派和溫和民族主義者。1994年7月，80％的選民選出了一位極親俄的總統，他是弗拉基米爾·日裏諾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羅斯早就加入了獨聯體，並且與俄羅斯和烏克蘭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經濟聯盟的創始成員國，它還同意與俄羅斯建立貨幣聯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給俄羅斯，允許俄羅斯軍隊在本世紀的剩餘時間裏駐紮在它的領土上。除國名外，到1995年，白俄羅斯事實上已經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

隨著蘇聯的解體，摩爾多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許多人預料它最終將與羅馬尼亞融為一體。對發生這一情況的擔憂，在俄羅斯化的東部地區激起了分離主義運動。這一運動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羅斯第十四集團軍的支持導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的成立。然而，摩爾多瓦要求與羅馬尼亞統一的情緒由於兩國經濟問題和來自俄羅斯的經濟壓力而減弱。摩爾多瓦加入了獨聯體，擴大了與俄國的貿易。1994年2月，親俄的各政黨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

在這三個國家中，倡議將戰略和經濟利益結合起來的輿論導致政府讚同與俄羅斯緊密結盟。在烏克蘭最終也發生了某種類似的變化。在格魯吉亞，這一過程要艱難得多。格魯吉亞在1801年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年其統治者國王喬治十三請求俄國人保護，以防範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國革命的三年裏，格魯吉亞又獲得了獨立，但布爾什維克強行把它並入了蘇聯。當蘇聯完結時，格魯吉亞再一次宣布獨立。一個民族主義的聯盟贏得了選舉，但它的領導人實施自我毀滅的鎮壓並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蘇聯外交部長的謝瓦爾德納澤回來領導這個國家，並在1992年和1995年兩次總統選舉中鞏固了權力。然而他麵臨著得到俄羅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茲的分離主義運動以及被驅逐的加姆薩胡爾季阿領導的起義。他模仿喬治國王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更大的選擇”，然後轉向莫斯科尋求幫助。俄羅斯軍隊進行了幹涉來支持他，代價是格魯吉亞加入獨聯體。1994年，格魯吉亞同意無限期保留其領土上的三個俄羅斯軍事基地。俄軍的幹涉首先削弱了格魯吉亞政府，然後又支持它，從而把一心想獨立的格魯吉亞納入了俄羅斯陣營。

除了俄羅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蘇聯共和國是烏克蘭。在曆史上的不同時期裏，烏克蘭都曾經獨立過，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時間裏，它是莫斯科統治的政治實體的一部分。決定性的事件發生在1654年，當時反抗波蘭統治的哥薩克起義領袖博赫丹·赫麥爾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換取俄國幫助哥薩克反對波蘭人。從那時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暫獨立外，烏克蘭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製。然而烏克蘭是一個具有兩種文化的分裂的國家，西方與東正教之間的文明斷層線貫穿了它的中心地帶，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過去，西烏克蘭有時是波蘭、立陶宛和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它的絕大部分人口是東儀教的信徒，他們實行東正教禮拜式，但承認教皇的權威。曆史上，西烏克蘭人講烏克蘭語，他們的觀念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另一方麵，東烏克蘭人絕大多數信奉東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講俄語。ZO世紀初，俄羅斯人在烏克蘭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長的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占引％。大部分小學和中學都用俄語授課。克裏米亞人口的絕大多數是俄羅斯人，直到1954年克裏米亞一直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魯曉夫把它並入烏克蘭，其借口是承認 300年前赫麥爾尼茨基的決定。

東烏克蘭和西烏克蘭的區別明顯地反映在這兩部分人所持的態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烏克蘭三分之一的俄羅斯人說，他們深受那些反俄羅斯的人的敵意之苦。而持這種態度的人在基輔隻占10％。東西兩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總統選舉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職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盡管與俄羅斯領導人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獲得了西烏克蘭13個省的多數選票，最高的超過90％。他的對手列昂尼德·庫奇馬在競選中吸取了用烏克蘭語演說的教訓，以類似的多數贏得了東部13個省。結果庫奇馬以52％的選票獲勝。事實上，1994年烏克蘭公眾以微弱多彈確認了1654年赫麥爾尼茨基的選擇。正如一個美國專家所說，這次選舉“反映、甚至集中體現了西烏克蘭歐洲化的斯拉夫人與俄羅斯一斯拉夫人之間在烏克蘭應當成為什麽樣的國家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這與其說是種族的分化，不如說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於這一分裂，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可能沿著三條道路中的一條發展。90年代初期，在有關核武器、克裏米亞、在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的權利、黑海艦隊和經濟關係方麵，兩國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爭議。許多人認為可能會發生軍事衝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論證說，西方應當支持烏克蘭擁有核武器以威懾俄羅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話，烏克蘭和俄羅斯發生衝突的可能就很小。這兩個國家都是斯拉夫國家，它們的人民主要信仰東正教，幾個世紀以來兩國人民之間有親密的聯係，相互通婚非常普遍。盡管存在著極大爭議以及雙方都受到來自極端民族主義的壓力，兩國領導人還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並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這些爭端。1994年中期，烏克蘭選出了明顯傾向俄羅斯的總統，減少了兩國之間爆發嚴重衝突的可能性。盡管前蘇聯其他地方發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嚴重衝突，俄羅斯人和波羅的海諸國人民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並有一些戰鬥，但是至1995年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實際上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種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更為可能的是，烏克蘭沿著文明斷層線分裂成兩個相互獨立的實體，其東部可能與俄羅斯融合。分離問題首先始於克裏米亞。克裏米亞人口中的70％是俄羅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決中，相當多的克裏米亞公眾支持烏克蘭從蘇聯獨立。1992年5月，克裏米亞議會經投票宣布克裏米亞從烏克蘭獨立，但其後又在烏克蘭的壓力下取消了投票結果。然而俄羅斯議會通過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裏米亞割讓給烏克蘭的決議。1994年1月，克裏米亞人選舉以“與俄羅斯統一”為競選綱領的人作為總統，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問：“克裏米亞是否將是下一個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茲？”當克裏米亞新任總統從就獨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的承諾後退，代之以與基輔政府談判時，答案是響亮的“不”。1994年5月，當克裏米亞議會投票恢複1992年憲法（該憲法實際上使它獨立於烏克蘭）時，局勢又一次白熱化。然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領導人又一次采取了克製態度，從而避免了這場爭論引發暴力，兩個月後，親俄羅斯的庫奇馬當選為烏克蘭總統，減弱了克裏米亞向分離方向的推進。

然而，那次大選展示了烏克蘭的西部與越來越向俄羅斯靠攏的烏克蘭部分分離的可能性。一些俄羅斯人可能會對此表示歡迎，正如一位俄羅斯將軍指出的，“烏克蘭或東烏克蘭在未來5年。ic年或15年將會回歸，讓西烏克蘭見鬼去吧！”然而，這樣一個殘餘的信仰東儀教和傾向西方的烏克蘭隻有得到西方強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這種支持隻有在西方與俄羅斯的關係嚴重惡化，變成像冷戰時的那種關係時，才有可能出現。

第三種、也更有可能出現的局麵是，烏克蘭仍將是一個統一的、充滿裂痕的、獨立的國家，並且總體上與俄羅斯密切合作。一旦有關核武器和軍事力量的過渡問題得到解決，最嚴重的較長期的問題將是經濟問題，這個問題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關係來解決。約翰·莫裏森指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之於東歐，猶如法德關係之於西歐。正如後者構成了歐洲聯盟的核心一樣，前者對東正教世界的統一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華及其共榮圈

曆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並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出於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製；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隻需要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當代的中華文明正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於中國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條件下將要成為或者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香港、台灣）；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越來越傾向於北京的國家（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非華人社會（南北朝鮮、越南）。

5O年代，中國將自己確定為蘇聯的一個盟友。然後，在中蘇分裂後，它把自己看作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世界的領袖，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價，而獲利卻甚少。在尼克鬆政府作出政策調整後，中國開始尋求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均勢遊戲中充當第三方，70年代當美國似乎虛弱之時，它與美國結成了聯盟，然後在80年代當美國軍事力量增強，而蘇聯經濟上衰弱並陷入阿富汗戰爭時，它轉向與美蘇保持等距離。然而，隨著超級大國競爭的結束，“中國牌”變得毫無價值，中國又一次被迫重新確定自己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它確立了兩個目標：成為中華文化的倡導者，即吸引其他所有華人社會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恢複它在19世紀喪失的作為東亞霸權國家的曆史地位。

中國正在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以下方麵看出：首先，中國描述它在世界事務中的立場的方式；其次，海外華人在經濟上介入中國的程度；第三，其他三個主要的華人實體香港、台灣、新加坡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外交聯係的不斷發展，以及華人有著重要政治影響的東南亞國家更加傾向於中國。

中國政府把大陸中國看作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所有其他華人社會都應傾向於它。自從放棄通過當地的共產黨來促進它的海外利益後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尋求“自己作為世界華人的代表地位”。對中國政府來說，所有的炎黃子孫，即便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是中華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應服從中國政府的權威。中國人的認同開始根據種族來確定，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學者所提出的，中國人是具有同樣“種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這一論調在官方和民間越來越流行。對於中國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國社會的華裔來說，“鏡子檢驗”就成了對他們是誰的檢驗，“去照照鏡子”是傾向於北京的中國人對那些試圖與外國社會同化的華裔的告誡。散居在各地的華人，即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以此區別於“中國人”即生活在中國的人），越來越明確地使用“文化中國”這一概念來表明他們的共識。2O世紀曾是西方眾矢之的的中國認同，現在正根據中國文化這一持續要素來被重新闡述。

曆史上，這種認同與華人國家同中國國家的中央權威的關係之變化是一致的，這種文化認同感既有助於幾個華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擴展，又為這種關係的擴展所加強；這些華人國家反過來又成為促進大陸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經濟迅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其結果又為中國文化認同的增強提供了物質和心理上的動力。

因此，“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的現實，並開始變為一個政治的現實。對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陸、“小老虎”（4隻小老虎中有3隻是華人社會）和經濟上為華人控製的東南亞目隊注目的經濟增長，華人功不可沒。東亞的經濟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以華人為主導。90年代，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華人為大陸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大量資金。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主導了所在國的經濟。90年代初，占菲律賓人口1％的華人卻占了國內公司銷售總額的35％。80年代中期，華人占印度尼西亞總人口的2％－3％，但大約擁有國內私人資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亞最大的25家企業中華人控製了17家，據報道，一家華人聯合大企業的產值占印度尼西亞國民生產總值的5％。90年代初，華人占泰國總人口的10％，但擁有10家最大商業集團中的9家，並且創造了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華人大約占馬來西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幾乎完全主宰了該國的經濟。除了日本和韓國外，東亞經濟基本上是華人經濟。

家庭和個人關係所形成的“竹網”（即關係網）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於大中華共榮圈的形成。海外華人在中國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幹。在中國，信任和承諾取決於私交，而不是契約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發現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國做生意要容易，因為在中國協議的可靠性依賴雙方的私人關係。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說，中國得益於“香港、台灣和東南亞沒有邊界的華人商人網”。一位美國商人同意這種說法：海外華人“有商業技巧，懂語言，他們把來源於家庭關係的關係網帶到了契約中，相對於那些必須向阿克倫或費城的董事會請示的人，這就是一個巨大優勢”。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陸華人在與大陸打交道時的優勢：“我們都是華人，我們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產生的特性……人們自然地移情於那些與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當人們又擁有相同的文化和語言基礎時，這種親密感得到了加強。這使得他們很容易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和信任，而這是一切商業關係的基礎。”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華人能夠“向持懷疑態度的世界顯示，由同一種語言和文化產生的關係可以彌補法治的缺乏以及規則和法規缺少透明度”。基礎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顯示在1993年11月於香港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人企業家大會”上，這次大會被描述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商為華人必勝信念舉行的一次慶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華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進了經濟參與。

中國經濟迅速增長10年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介入曾由於天安門事件而減少，這為海外華人創造了一個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國大量投資的機會和動力，結果是各華人群體之間的整個經濟聯係明顯擴大。1992年，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113億美元）中有80％來自海外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占68．3％），還有台灣（占9．3％）、新加坡、澳門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資本隻占總額的6．6％，美國占4．6％。在累計為500億美元的外資總額中，67％的資本來源於華人。貿易的增長同樣引人注目。台灣對（大陸）中國的出口從1986年的幾近於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灣出口總額的8％，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長了35％。1992年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2％，與其全部出口的增長還不到2％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默裏·魏登鮑姆1993年所評論的，“盡管當前日本主導了這一地區，但以華人為基礎的亞洲經濟正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工業、商業和金融中心，這個戰略地區包括相當大的技術和製造能力（台灣）；傑出的企業、營銷和服務人才（香港）；一個優良的通訊網絡（新加坡）；大量金融資本的聚集地（以上三個地區）；大量的土地資源和勞力供應地（大陸中國）”。當然，此外，大陸中國還是所有正在擴大的市場中最大的潛在市場，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以在當地市場銷售和出口為導向。

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已在不同程度上與當地人同化，而後者常常持有反華情緒，這種情況有時還會釀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棉蘭發生的暴亂。一些馬來西亞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將華人資本流向大陸批評為“資本外逃”，為此以蘇哈托總統為首的政治領導人不得不向他們的公眾再三保證，這不會損害他們的經濟。東南亞的華人則堅持認為，他們始終不渝地忠於他們的出生國而不是祖先的國家。90年代初，東南亞的華人資本向大陸的外流被台灣向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大量投資所抵消。

經濟力量的增長和共同的中國文化的結合導致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與華人的“祖國”中國關係越來越密切。為使他們適應即將到來的權力轉移，香港的華人開始適應北京的統治而不是倫敦的統治，商人和其他領袖不願意批評中國政府或做可能會觸怒中國的事。當他們確實觸怒了中國時，中國政府便毫不猶豫地立即進行報複。到1994年，幾百個商人已與北京合作，成為“港事顧問”，實際上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國在香港的經濟影響也急劇擴大，據報道，至1993年，大陸對香港的投資超過了日本和美國在香港投資的總和。至go年代中期，由於香港與大陸的政治一體化將於1997年完成，香港與大陸的經濟一體化實際上已經完成。

台灣與大陸聯係的擴大落後於香港。然而，80年代開始發生了重要變化。在1949年後的30年裏，雙方曾拒絕承認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往來，而且處於實際的戰爭狀態，這表現在它們不時向沿海島嶼開炮。然而，在鄧小平穩固了權力並開始經濟改革進程以後，大除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和解行動，1981年，台灣政府作出了回應，並開始調整以前與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1986年5月，雙方代表第一次接觸，就歸還台灣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陸的飛機進行了談判，翌年，台灣撤消了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禁令。

“同是中國人”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信賴極大地促進了隨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的迅速擴大。正如台灣的一位談判代表所說，台灣人和大陸人有“血濃於水的親情”，並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灣赴大陸旅遊者超過420萬人次，大陸赴台灣訪問者為4萬人次；雙方每天的往來信函有4萬件，電話有13，000次。據報道，1993年，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144億美元，2萬家台灣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約在150億-300億美元之間。台灣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於大陸，其成功也日益依賴於大陸。一位台灣官員於1993年說：“1980年以前，台灣最重要的市場是美國，但到90年代，我們認識到，台灣經濟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大陸。”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對麵臨著島內勞動力短缺的台灣投資者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調整大陸和台灣之間資本和勞動力不平衡的一個反向過程開始出現，台灣的一些漁業公司雇用了1萬名大陸人。

經濟關係的發展導致了兩個政府之間的談判。1991年，台灣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成立了“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便相互進行交流。1993年4月，雙方的第一次會談在新加坡舉行，隨後在大陸和台灣又進行了一些會談。1994年8月，雙方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達成了“突破”性協議，人們開始推測雙方政府最高領導人之間舉行會談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間仍存在一些重大問題，包括主權問題、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以及台灣把自己確定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可能性問題。後者發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因為倡導獨立的主要政黨民進黨發現，台灣選民並不想破壞與大陸的現存關係，在這個問題上過分努力會損害它的選舉前景。民進黨領導人因此強調，如果他們贏得了權力，獨立將不被列入他們的近期日程。雙方政府在堅持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南沙群島和其他島嶼的主權，以及確保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方麵，有著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緩慢地、可察覺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攏，並在擴大經濟關係和共同的文化認同中發展著共同利益。

雙方走向和解的行動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為台灣政府積極謀求外交承認及獲得國際組織的準入券。李登輝“總統”對美國進行了“私人”訪問，台灣於1995年12月進行了國大選舉，隨後於1996年3月舉行了總統選舉。中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在台灣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進行導彈試驗，並在台灣控製的濱海島嶼附近進行軍事演習。這些事態的發展引出了兩個關鍵問題：目前台灣在不正式獨立的情況下，能否保持民主？未來台灣如果不保持事實上的獨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實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已經曆了兩個階段，並可能進入第三個階段。幾十年來，國民黨政府宣稱自己是整個中國的政府；這個說法顯然意味著與事實上除台灣外的整個中國的政府相衝突。80年代，台灣政府放棄了這一主張，並把自己確定為台灣的政府，這就提供了與大陸“一國兩製”概念相適應的基礎。然而，台灣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團越來越強調台灣獨立的文化認同，強調它處於中國人統治下的時間相對短暫，它的方言不被講普通話的人所理解。事實上，他們正試圖把台灣確定為一個非中國的社會，從而合法地獨立於中國。此外，當台灣政府在國際上越來越積極地活動時，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台灣政府的自我確定看來經曆了一個演變：從整個中國的政府到中國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國的政府。這後一個使其事實上的獨立正式化的立場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複強調它不惜使用武力來阻止台灣獨立。中國政府領導人還聲明，在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門後，他們將著手進行大陸與台灣的重新統一工作。此事將如何進行大概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台灣支持正式獨立的力量的增長程度；北京的權力繼承鬥爭能否有結果，這一鬥爭促使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變成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使封鎖台灣和入侵台灣成為可能的中國軍事能力的發展。21世紀初，通過強迫和調解或雙管齊下，台灣似乎將會與中國大陸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頑固反共的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還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領導人對中國的落後滿懷蔑視。然而當中國經濟在80年代開始起飛時，新加坡依照傳統的搭車模式開始傾向於大陸。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為19億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個“新加坡第二”的工業園區的計劃，這將涉及幾十億美元的投資。李光耀成為一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熱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欽佩者。他於1993年說，“中國就是行動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

項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國的。以前新加坡的對外投資大量集中於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現在已開始轉向中國。據說，70年代當李光耀第一次訪問北京時，他堅持與中國領導人談話時講英語而不是漢語。20年後，他不可能再那樣做了。

伊斯蘭：沒有凝聚力的意識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誠的結構一般與現代西方正好相反。對於後者來說，民族國家是政治忠誠的頂點，狹義的忠誠從屬於它並被歸於對民族國家的忠誠。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群體 — — 語言或宗教社會群體，或者文化，對忠誠和義務的要求則不那麽強烈。沿著從範圍較窄到範圍較大的實體的連續曲線，西方忠誠往往是在中間達到最高點，而忠誠強度的曲線則在某種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蘭世界中，忠誠的結構差不多恰恰相反，在伊斯蘭的忠誠曲線中，中段是個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說：有“兩種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誠結構”，一方麵是對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誠，另一方麵是對“在更大規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國的統一體”的忠誠。一位利比亞的學者亦持類似觀點：“在阿拉伯社會和政治體製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中，部落主義和宗教（伊斯蘭教）曾起過並仍然起著重要的和決定性的作用。確實，它們如此交織在一起，以致它們被看作是形成和決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貝希爾所指出的，許多國家不過是“有旗幟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巧妙地通過聯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個部落聯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蘇德裏斯反對沙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亞的發展中，至少有18個部落起著重要的作用，據說在蘇丹生活著大約500個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國人口的12％。

在中亞，曆史上國家認同並不存在。“忠誠是對部落、部族和擴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對國家”。在另一個極端，人們確實有共同的“語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蘭教是人們中間最強大的統一力量，比埃米爾（酋長）的權力還要大”。在車臣人和相關的北高加索人中間，存在著100個“山區”部族和70個“平原”部族，它們如此緊密地控製著政治和經濟，以致於與蘇聯的計劃經濟形成對照的是，據說車臣有“部族”經濟。

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小集團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蘭信仰，一直是忠誠和義務的中心，而民族國家則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現存國家的合法性頗成問題，因為它們大多數是歐洲帝國主義任意（即便不是反複無常地）製成的，它們的邊界甚至常常與種族集團的界線不一致，如柏柏爾人和庫爾德人。這些國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開來，而另一方麵，一個泛阿拉伯國家從未實現過。此外，民族國家的主權思想與安拉具有最高權力和伊斯蘭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為一種革命運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摒棄了民族國家，而讚成伊斯蘭的團結，正像馬克思主義摒棄了民族國家，而讚成國際無產者的團結一樣。伊斯蘭民族國家的虛弱也反映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在二戰後的歲月中，盡管穆斯林集團之間發生了無數的衝突，但穆斯林國家之間的重大戰爭卻很罕見，其中兩場重要的戰爭就是伊拉克對鄰國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國造成伊斯蘭複興的同樣因素也加強了對伊斯蘭信仰或整個伊斯蘭文明的認同。一位學者在80年代中期評論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長、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與穆斯林國家下麵的石油財富和其他因素相關的正在變化的國際經濟秩序，進一步刺激了對穆斯林認同和團結的嚴重關注……現代通訊加強並發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間的關係。到麥加朝聖的人數急劇增長，在遠至中國、塞內加爾、也門和孟加拉國的穆斯林中產生了更強烈的共同認同感。在中東的大學讀書的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部的和非洲的學生逐漸增多，他們傳播思想，建立跨國界的私人關係。在諸如德黑蘭、麥加和吉隆坡這樣的中心，穆斯林知識分子和烏理瑪經常性地越來越頻繁地舉行會議和磋商……磁帶（錄音帶和現在的錄相帶）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國界傳播開來。因此，有影響的布道者現在的聽眾遠遠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區。

穆斯林的團結意識也反映在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行動中，並受到這些行動的鼓勵。1969年，沙特阿拉伯領導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領導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舉行了第一次伊斯蘭首腦會議，這次會議的成果是產生了“伊斯蘭會議組織”，它於1972年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吉達。實際上，所有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國家現在都屬於該組織，它是伊斯蘭唯一的國家間組織。基督教、東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國政府都沒有基於宗教的國家間組織，而穆斯林各國政府卻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亞政府發起並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組織，如世界穆斯林大會（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聯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認為具有同它們相同的意識形態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遠的政權、政黨、運動和事業”，這些組織又“增進了信息和資源在穆斯林之間的流動”。

然而，伊斯蘭意識能否發展為伊斯蘭凝聚力涉及到兩個矛盾。首先，伊斯蘭世界圍幾個權力中心的相互競爭而發生了分裂，它們之中的每一個都試圖利用對穆斯林伊斯蘭信仰的認同來促進其領導下的伊斯蘭世界的凝聚力。這種競爭在現政權及其組織與伊斯蘭主義政權及其組織兩者之間展開。沙特阿拉伯領頭創建了伊斯蘭會議組織，部分是為了與阿拉伯聯盟相抗衡，後者當時受（埃及的）納賽爾的控製。1991年，在海灣戰爭後，蘇丹領導人哈桑·圖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蘭人民會議”，以便與沙特阿拉伯控製的伊斯蘭會議組織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蘭人民會議”第三次會議於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開，來自80個國家的伊斯蘭組織和伊斯蘭運動的幾百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除了這些正式組織以外，阿富汗戰爭還產生了一個老戰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團的廣泛網絡，這些老戰士為穆斯林或伊斯蘭主義事業，曾經在阿爾及利亞、車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亞、巴勒斯坦、菲律賓和其他地方久經沙場。戰爭後，由於又有一些戰士在白紗瓦外的達瓦聖戰大學，以及阿富汗各種派別和外國支持者主辦的軍營裏受到訓練，他們的隊伍得到了更新。激進派政權和運動的共同利益偶爾也會克服更傳統的對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原教旨主義組織之間建立了聯係。蘇丹和伊朗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軍事合作，伊朗的空軍和海軍使用蘇丹的設施，而且兩國政府聯合支持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義組織。據說，哈桑·圖拉比與薩達姆·侯賽因於1994年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預先假定了民族國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蘭世界隻能通過一個或幾個強大的核心國家來統一，而當前正缺少這樣的國家。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一宗教共同體，伊斯蘭這個概念一直意味著，過去，核心國家通常隻有當宗教和政治領導人 — — 哈裏發和蘇丹 — — 在一個單一的統治機構中合二為一時才能形成。7世紀阿拉伯人對北非和中東的迅速征服，在倭馬亞王朝的哈裏發定都大馬士革時達到了頂峰。隨後是8世紀以巴格達為基礎的、受波斯人影響的阿拔斯王朝的哈裏發。10世紀在開羅和科爾多瓦還出現了次一級的哈裏發。400年後，奧斯曼土耳其人橫掃中東，於1453年侵占了君士坦丁堡，並於1517年確立了新的哈裏發。大約與此同時，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印度，並建立了莫臥兒帝國。奧斯曼帝國的滅亡使伊斯蘭世界失去了核心國家。它的領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強瓜分，列強撤退時，在這些領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國家，它們建立在不同於伊斯蘭傳統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沒有一個穆斯林國家有足夠的力量和足夠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來擔當這個角色，並被其他伊斯蘭國家和非伊斯蘭國家接受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

缺少核心國家是伊斯蘭內部和外部普遍發生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個特征。沒有凝聚力的意識是伊斯蘭虛弱的一個根源，也是它對其他文明構成威脅的根源。這種狀況可能持續下去嗎？

一個伊斯蘭核心國家必須擁有經濟資源、軍事實力、組織能力和伊斯蘭認同，還必須承擔充當伊斯蘭世界政治領導和宗教領導的伊斯蘭義務。人們時而提到的可能成為伊斯蘭領導的國家有六個，然而，目前它們當中沒有一個具備成為有效的核心國家的全部條件。印度尼西亞是最大的穆斯林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然而它處於伊斯蘭世界的外圍，遠離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蘭教具有寬鬆的東南亞的特點，是伊斯蘭教的東南亞變種；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國的和基督教影響的混合體。埃及是一個阿拉伯國家，人口眾多，地理上處於中東中心的戰略位置，擁有講授伊斯蘭學問的最高學府 — — 愛資哈爾大學。然而它又是一個窮國，經濟上依賴於美國、由西方控製的國際組織和石油豐富的阿拉伯國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確地把自己確定為穆斯林國家，並且一直積極努力在伊斯蘭世界中發揮影響並充當其領導。為此，它們在創立組織、資助伊斯蘭團體、向阿富汗戰爭提供支持、向中亞穆斯林獻殷勤等方麵，相互競爭。伊朗的麵積、中心位置、人口、曆史傳統、石油資源和中等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得它有資格成為核心國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遜尼派，而伊朗是什葉派；作為伊斯蘭的語言，波斯語的地位遠遜於阿拉伯語；況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曆史上一直勢不兩立。

巴基斯坦具有麵積、人口和軍事技術的條件，它的領導人不斷試圖扮演伊斯蘭國家合作促進者的角色，並充當伊斯蘭世界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發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對貧窮，深受內部嚴重的種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擾，有政治不穩定的紀錄，關注與印度的安全問題。這最後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巴基斯坦為什麽要發展與其他伊斯蘭國家和非穆斯林國家，如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蘭教最初的家園，伊斯蘭教最神聖的聖地都在那兒，它的語言是伊斯蘭的語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量和隨之而來的金融影響；它的政府嚴格按伊斯蘭原則塑造了沙特社會。70和80年代期間，沙特阿拉伯是伊斯蘭世界最有影響的國家，它花費了數十億美元來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業，從清真寺、教科書到政黨、伊斯蘭組織和恐怖主義運動，它這樣做時相對來說是一視同仁的。另一方麵，由於它的人口相對較少，地理上易受攻擊，因而在安全上依賴於西方。

最後，土耳其擁有成為核心國家的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經濟發展、民族凝聚力、軍事傳統和軍事技術等條件。然而，它明確地把自己確定為一個世俗社會。阿塔蒂爾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國繼承奧斯曼帝國所扮演的那種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為伊斯蘭會議組織的創始成員國，因為它在憲法中規定信奉世俗主義。隻要土耳其繼續把自己確定為世俗社會，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就與它無緣。

那麽，假如土耳其重新確認自己呢？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土耳其可能樂於放棄它像乞丐一樣懇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喪和羞辱的角色，恢複它作為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主要對話者和對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曆史角色。原教旨主義已在土耳其興起；在奧紮爾的領導下，土耳其作了廣泛的努力來認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種族和語言的聯係在中亞扮演了溫和的角色；它對波斯尼亞的穆斯林給予了鼓勵和支持。在穆斯林國家中，土耳其與巴爾幹、中東、北非和中亞的廣泛曆史聯係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設想，土耳其實際上可以“充當（伊斯蘭世界的）南非”：放棄與其現狀相悼的世俗主義，就像南非放棄種族隔離製度一樣，從而把自己從一個伊斯蘭文明的賺民變為該文明的首要國家。南非在體驗了西方基督教和種族隔離製度中好的和壞的東西之後，特別有資格領導非洲；在體驗了西方的世俗主義和民主製中好的和壞的東西之後，土耳其可能同樣有資格領導伊斯蘭。但是，要這樣做，它就必須摒棄阿塔蒂爾克的傳統，甚至要比俄羅斯摒棄列寧的傳統還要徹底。它還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爾克的能力的領導人，以及這樣一位領導人：他將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結合起來，把土耳其從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重新塑造為一個核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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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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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普世主義

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間的關係比其他文明更具有產生衝突的傾向。在微觀層麵上，最強烈的斷層線是在伊斯蘭國家與其東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國之間。在宏觀層麵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最為嚴重的衝突。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就成為文明世界最為普遍的特征。當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對增強、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時，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也隨之增強。因此，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中心問題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西方文化的努力與其推廣能力的下降這兩者之間的不協調。

共產主義的崩潰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義思想取得了全球性勝利，因而它是普遍適用的，並因此加劇了這種木協調。西方，特別是一貫富有使命感的美國，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場、權利有限的政府、人權、個人主義和法製的價值觀念，並將這些價值觀念納入他們的體製。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讚同和提倡這些價值的人隻是少數，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於它們的占主導地位的態度或是普遍懷疑，或是強烈反對。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

西方正在、並將繼續試圖通過將自己的利益確定為“世界共同體”的利益來保持其主導地位和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個詞已成為一個委婉的集合名詞（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賦予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為維護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動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試圖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納入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全球經濟體係。西方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來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並且將自認為恰當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國家的民意測驗都顯示出，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疑會得到財政部長們和少數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對它的評價都是不利的。他們會讚同阿爾巴托夫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的描述：“一群熱衷於奪取他人錢財、將不民主和相異的經濟政治行動規則強加於人、壓製經濟自由的新型布爾什維克。

非西方人還會毫不猶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則與其行為之間的差距。堅持普世主義的代價，就是被指責為偽善、實行雙重標準和“例外”原則。民主要提倡，但如果這將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就該另當別論；防止核擴散的說教是針對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針對以色列的；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不適用於農業；人權對中國是個問題，對沙特阿拉伯則不然；對石油擁有國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規模地粉碎，但對沒有石油的波斯尼亞的入侵則不予理睬。實踐中的雙重標準是推行原則的普遍標準所無法避免的代價。

取得政治獨立之後，非西方國家便希望擺脫西方對其經濟、軍事和文化的控製。東亞社會在爭取與西方經濟平等的道路上進展順利，亞洲和伊斯蘭國家正在尋求與西方取得軍事平衡的捷徑。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傳播、西方實力的相對削弱和其他文明對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張這幾個因素一道，決定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關係總體說來是一種困難的關係。然而，這些關係的性質及其對抗的程度卻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它們可以歸為三類。西方與屬於挑戰者文明的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關係可能會持續緊張，並經常出現嚴重的對抗；與屬於較弱文明（部分地依賴於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衝突程度則要輕得多，特別是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俄羅斯、日本和印度與西方的關係可能介乎於上述兩類之間，同時具有合作和衝突的因素，因為這三個核心國家時而與挑戰者文明站在一起，時而又與西方站在一邊，“搖擺”於以西方為一方。以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為另一方的兩者之間。

伊斯蘭國家和中國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並自認其傳統遠較西方的優越。在與西方的關係中，隨著其權力和自我伸張性的增強，它們與西方在價值觀念和利益方麵的衝突日益增多和加劇。由於伊斯蘭世界缺少一個核心國家，因而其各個國家與西方的關係有著極大的差異。然而自7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個持續的反西方浪潮，其標誌就是原教旨主義的興起，穆斯林國家的政權從親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轉移，一些伊斯蘭集團和西方之間的準戰爭，以及冷戰期間一些穆斯林國家與美國之間存在過的安全紐帶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問題上差異的，是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在塑造世界的未來之時，相對於西方而言，這些文明將起什麽樣的作用？ 21世紀的全球體製、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將主要反映西方的價值和利益，還是這一切將主要由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價值和利益來決定？

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預測，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將攜起手來抵製西方的支配權。在一些地區，這一現象確已發生。然而在最近的將來，反西方的全麵聯盟似乎還不會形成。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宗教、文化、社會結構、傳統、政治和植根於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觀念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從根本上來說，這兩者之間具有的共性可能還不及它們各自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敵人將產生共同的利益。伊斯蘭社會和華人社會都視西方為對手，因此它們有理由彼此合作來反對西方，甚至會像同盟國和斯大林聯手對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們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包括人權和經濟問題，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從屬於這兩個文明的國家攜手發展其軍事能力，特別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火箭，以此來抗衡西方在常規武器方麵的優勢。到9O年代初，出現了以中國和北朝鮮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蘭教聯係”，它們在上述問題上聯合起來對抗西方。

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會產生分歧的問題在國際日程上變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個問題關係到西方的努力：1、通過不擴散和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及其運載手段擴散政策保持其軍事優勢；2、施加壓力要其他社會像西方一樣尊重人權並實行民主製度，以此來推廣西方的政治價值和體製；3、限製非西方國家移民或難民的入境人數，以保護西方社會的文化、社會和種族的完整。在所有這三個領域裏，西方在反對非西方社會以保護自身利益時已經並可能繼續遇到困難。

武器擴散

軍事能力的擴散是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果。當日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更為富裕之時，其軍事實力也變得更加強大，伊斯蘭國家最終也將出現這種情況。如果俄羅斯經濟改革獲得成功，它也會是如此。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許多非西方國家從西方各國、俄羅斯、以色列和中國得到了先進的武器，並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產設施。21世紀初期，這些進程還將繼續下去並可能加速。然而，在進入21世紀後相當一段時期之內，將唯有西方 — — 主要是指得到英國和法國幫助的美國 — — 具備在世界幾乎所有地區進行軍事幹預的能力，也隻有美國具備有效地轟炸世界任何地區的空中力量。這些是決定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的軍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西方作為世界主導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內，西方與非西方常規軍事力量的對比將是西方占壓倒優勢。

發展一流的常規軍事能力需要時間、努力和資金，這就強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國家尋求以其他方式來對抗西方的常規軍事力量。它們認為捷徑就是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已經成為或渴望成為在區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國家，特別強烈地希望得到這些武器。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們在本文明內和地區內控製其他國家，其次可以使它們具有威懾美國或其他外部國家對本文明或區域幹涉的手段。如果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入侵推遲兩三年，直至伊拉克擁有了核武器，那麽他就很可能占領科威特，並極有可能占領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國家從海灣戰爭中汲取了明顯的教訓。對北朝鮮的軍人來說，這教訓即是：“不要讓美國人集結他們的軍隊，不要讓他們動用空軍，不要讓他們獲得主動權，不要讓他們打一場傷亡極小的戰爭。”對一位印度高級將領來說，這個教訓甚至更為明確：“不要和美國人打仗，除非你擁有核武器。”整個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們都牢牢地記住了這一教訓，因為他們有一個似乎合理的推論：“如果你擁有核武器，美國就不會與你開戰。”

勞倫斯·弗裏德曼指出：“與通常的強勢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實上加強了國際體係四分五裂的趨勢。在這個體係中，以往的大國所起的作用正在減弱。”因此，對於西方來說，核武器在冷戰後的世界所起的作用與冷戰期間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當年彌補了西方與蘇聯相比在常規武器方麵所處的劣勢。它們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擁有“無與匹敵的常規軍事力量，我們的潛在對手則可能擁有核武器。結果被平衡的是我們自己”。

因此，俄羅斯在其防務計劃中強調核武器的作用，並於1995年計劃從烏克蘭購買洲際導彈和轟炸機，便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美國的一位武器專家評論道：“現在我們聽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責俄國人的那些話。現在是俄國人在說‘我們需要核武器來彌補我們在常規武器方麵的劣勢’。”另一個反過來的相關事例是，冷戰期間美國出於威懾目的而拒絕宣布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為了使核武器在冷戰後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懾作用，1993年俄羅斯宣布放棄前蘇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與此同時，冷戰後的中國在發展其有限核威懾戰略時，對它於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提出了疑問，並開始降調。當其他核心國家和地區強國獲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也可能效仿它們的舉動，盡量擴大其武器對西方針對其常規軍事行動的威懾效果。

核武器還可能更直接地威脅西方。中國和俄羅斯都擁有可達到歐洲和北美的裝有核彈頭的彈道導彈。北朝鮮、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擴大其導彈的射程，在將來的某一時刻，也可能擁有直接打擊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還可以用其他方式運載。軍事分析家對諸如恐怖主義、零星遊擊戰這類強度很低的戰爭，到有限戰爭、動用大規模常規武器的更大的戰爭，直至核戰爭的暴力範圍作了界定。曆史上，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擁有常規軍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彌補常規力量劣勢的手段。過去，恐怖主義者所能進行的隻是有限的暴力活動，在這裏殺幾個人，在那裏摧毀一個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活動需具備大規模的軍事力量。然而，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少數恐怖主義者將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活動並造成大規模的破壞。恐怖主義和核武器分別是非西方的弱國手中的武器。一旦這兩者結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國就會變得強大起來。

在冷戰後的世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蘭教和儒教國家。巴基斯坦，也許還有北朝鮮，擁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裝配核武器的能力，它們還在研製或購置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更遠的導彈。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視的進行化學戰的能力，並為獲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過巨大的努力。伊朗製定了一個研製核武器的龐大計劃，並一直在擴大其運載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宣稱：伊朗“必須用進攻性和防禦性及化學武器、細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麵武裝自己”。3年後，伊朗副總統在一次伊斯蘭會議上說：“既然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我們穆斯林就必須合作生產原子彈，而不顧聯合國防止核擴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國高級情報官員說，伊朗正在尋求獲得核武器；1995年美國國務卿沃倫·克裏斯托弗明確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顧一切地研製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國家據說對研製核武器也有興趣，其中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裏·馬茲瑞富有詩意的說法，“新月懸掛在蘑菇雲之上”，除西方之外它還會威脅到其他國家。伊斯蘭最終會“與其他兩個文明 — — 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和中東的猶太複國主義及政治化了的猶太教文明 — — 一起玩核輪盤賭”。

武器擴散一直是儒教-伊斯蘭教聯係的最為密切和具體之處。中國在向伊斯蘭國家轉讓常規武器和非常規武器方麵起了主要作用，這些轉讓包括：在阿爾及利亞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備嚴密的秘密核反應堆，表麵上它是用於研究的，但西方專家們普遍認為它具備生產鈈的能力；向利比亞出售化學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導彈；向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北朝鮮提供核技術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規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鮮在90年代初經由伊朗向敘利亞提供了“飛毛腿C導彈”，此後又提供了這些導彈的機動發射架。

儒教-伊斯蘭教軍事聯係的中心環節是以中國和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北朝鮮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1980–1991年，中國武器的兩個主要接受國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發展了異常密切的軍事關係。1989年，兩國簽署了在“購買、聯合研製和開發。共同生產、技術轉讓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向第三國出口方麵進行合作”的10年諒解備忘錄。1993年又簽署了一個由中國為巴基斯坦購買武器提供信貸的補充協議。結果中國成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應者，為巴基斯坦提供了幾乎所有種類和用於各軍種的武器”。中國還幫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產噴氣式飛機。坦克、裝甲車和導彈的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為巴基斯坦研製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據說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濃縮用的鈾，為設計導彈提供谘詢，還可能允許巴基斯坦在中國的試驗場上爆炸核裝置。中國此後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夠運載核武器的射程為300公裏的M－11彈道導彈，從而違背了對美國作出的承諾。作為回報，中國從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術和毒剌式導彈。

到9O年代，中國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聯係也變得緊密起來。在80年代的兩伊戰爭中，中國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並在1989年成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應者。中國還對伊朗公開聲明的獲取核武器的努力給予了積極的合作。“中國-伊朗合作協議草案”簽署之後，兩國於1990年正月達成了一個關於科學合作和軍事技術轉讓的10年諒解協議。1992年9月，拉夫桑賈尼總統在伊朗核專家的陪同下訪問了巴基斯坦，然後去中國簽署了另一個核合作協議。1993年2月，中國同意在伊朗建設兩個300兆瓦的核反應堆。在執行這些協議時，中國向伊朗提供了核技術和核情報，幫助伊朗培訓科學家和工程師，並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濃縮裝置。1995年，在美國的持續壓力下、中國同意“終止”（根據美國的說法），或“中止”（根據中國的說法）出售這兩個300兆瓦反應堆。中國還是伊朗導彈和導彈技術的主要供應國，包括80年代後期通過北朝鮮提供的蠶式導彈，1994－1995年提供的“幾十或者幾百個導彈製導係統和電腦化機械裝置”。中國還許可伊朗生產中國式的地對地導彈。北朝鮮也協助援助，向伊朗運送了飛毛腿導彈，幫助伊朗發展自己的生產設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為600英裏的諾冬I型導彈。作為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個邊，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領域中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巴基斯坦為伊朗培訓科學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於1992年11月達成了聯合進行核項目的協議。中國為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提供了廣泛援助，這證明這些國家相互承擔的義務和合作達到了異乎尋常的水平。

表8.1中國在1980－1991年間的部分武器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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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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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戰坦克│540 │ 1，100 │1，300│

│裝甲運兵車│300 │- │650 │

│反坦克導彈│7， 500 │100 │- │

│火炮／火箭發射器│1，200* │50│720 │

│戰鬥機│140 │212 │- │

│反艦導彈│332 │32│- │

│地對空導彈│788*│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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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未全部核實。

資料來源：卡爾·艾肯伯裏：《解釋與影響中國的武器轉讓》（華盛頓：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麥克尼爾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頁。

這些事態發展和它們對西方利益構成的潛在威脅，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成為西方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例如，1990年， 59％的美國公眾認為防止核武器擴散是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1994年，82％的公眾和90％的對外政策製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克林頓總統強調了核不擴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國緊急動員”，來對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及其運載手段擴散”對“美國國家安全、對外政策和經濟造成的異常巨大的威脅”。199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了擁有100名工作人員的核不擴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國國防部長阿斯平宣布了一個新的國防部反擴散動議，並新設了一個負責核安全和核不擴散事務的助理部長職位。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進行了一場古典式的軍備競賽，研製了技術上越來越先進的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這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在冷戰後的世界，主要的軍備競賽卻是另一種類型。西方的對手試圖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西方則試圖阻止它們。這不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而是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抑製增強軍事能力。除了口頭上的爭辯以外，西方核武庫的規模和能力並非是競爭的一部分。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增強軍事能力的武器競賽的結果取決於雙方在資源、義務和技術上的競爭，它不是預先注定的。但以增強軍事能力對抗抑製增強軍事能力的競賽結果卻更容易預測。西方的抑製努力可以減緩其他社會增強軍事能力，卻不能阻止它們。非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有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通過出售武器、技術和專業知識獲取利潤的商業刺激，以及核心國家和區域強國保護其地區霸權的政治企圖，都削弱了美國為抑製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擴散符合世界所有國家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穩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國家卻認為，核不擴散是為了維護西方的霸權利益。這一情況反映了西方，特別是美國，與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擴散影響的地區強國之間在核擴散問題上的分歧。朝鮮的情況明顯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國在北朝鮮核武器發展問題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場心理危機。1993年11月，克林頓總統明確聲明：“不能允許北朝鮮發展核彈，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態度必須非常堅決。”參議員、眾議員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員們討論了對北朝鮮核設施發動先發製人襲擊的可能必要性。美國對北朝鮮核計劃的關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於它對全球核擴散的考慮。北朝鮮的核力量不僅會使美國在東亞可能采取的行動受到遏製和複雜化，而且，如果北朝鮮出售核技術和武器，還會影響美國在南亞和中東的行動。

另一方麵，南朝鮮將核彈與其地區利益聯係在一起。許多南朝鮮人將北朝鮮的核彈視為“朝鮮的”核彈，也就是說它永遠不會被用來攻擊其他的朝鮮人，而可能用來保衛朝鮮的獨立和利益以對抗日本和其他的潛在威脅。南朝鮮的文武官員們明確地希望組成一個具備核能力的統一的朝鮮。這樣，南朝鮮的利益將萬無一失，因為北朝鮮花費了資金並為發展核彈而遭到國際譴責，而南朝鮮最終會繼承它；北朝鮮的核武器和南朝鮮的工業力量結合在一起，可以使一個統一的朝鮮在東亞舞台上作為一個重要角色而發揮與其身份相稱的作用。結果，美國和南朝鮮之間的明顯重大分歧達到了這一程度：1994年，華盛頓認為朝鮮半島出現了嚴重危機，但漢城卻沒有任何嚴重危機感，這造成了兩個首都之間的“驚人差異”。一位記者在1994年6月“危機”達到高潮時評論說：“始於幾年前的北朝鮮核武器怪現象之一，是危機感加劇了來自朝鮮的更大的危機”。美國的安全利益和南亞國家的利益之間也存在著同樣的差距，美國對那裏核武器擴散的關切更甚於該地區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脅，而難以接受美國遏製、減輕或消除來自這兩個國家核威脅的建議。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平衡器”擴散的努力成效甚微，並且可能繼續是如此。就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不能允許北朝鮮擁有核武器一個月之後，美國的情報機構向他報告說，北朝鮮可能已擁有了一、兩件核武器。美國隨之轉而對北朝鮮采取胡蘿卜政策，引誘它不要擴大核武庫。同樣，美國無法扭轉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器，亦無法使伊朗停止發展。

1995年4月召開的關於核不擴散條約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該條約的期限是否應續定為無限期或者定為25年。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讚成無限期地延長，但其他許多國家反對作這樣的延長，除非五個公認的核大國更大幅度地削減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對延長，除非以色列簽署該條約並接受安全核查。最後，美國非常成功地通過耍手腕、賄賂和威脅並用，在無限期延長的問題上贏得了壓倒多數國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對無限期地延長該條約，但由於它們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因而無法堅持自己的立場。盡管該條約的延長得到了一致的讚同，但七個穆斯林國家（敘利亞、約旦、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埃及、馬來西亞）和一個非洲國家（尼日利亞）在最後辯論時仍提出了反對意見。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標正如美國的政策所表現出的那樣；從核不擴散轉向了反核擴散。這種轉變是對現實的承認，即某些核擴散已無法避免。在適當的時候，美國的政策將會從反對擴散轉向接受擴散，如果美國政府能夠跳出冷戰思維定式，轉而去促進擴散、使其服務於美國和西方利益的話。然而，美國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堅持奉行抑製政策，而這一政策最終注定要失敗。在一個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是權力緩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個主要表現。

人權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從獨裁轉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這種轉變浪潮，經濟發展無疑是促成這些政治變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國、西歐主要國家和國際機構的政策和行動，也對西班牙、葡萄牙、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菲律賓。南朝鮮和東歐民主製度的建立起了幫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響強大的國家最為成功。新的民主政權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歐和中歐最可能保持穩定，在拉丁美洲穩定性較差。在東亞，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國極大影響的菲律賓於80年代回到了民主國家的行列。同時，南朝鮮和台灣的基督教領袖們也在推動民主化運動的發展。正如前麵已經指出的，穩定的民主製度在前蘇聯，波羅的海港共和國取得了成功；在東正教諸共和國中，民主製度的穩定程度彼此有相當大的差別，並且難以預測；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前景則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數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響強大的國家都開始了向民主製的轉變，但非洲是例外。

這些轉變和蘇聯的崩潰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相信全世界正在進行著一場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長時間，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將在全球盛行，因此，促進民主的傳播便成為西方人首要的目標。布什政府也讚同這一看法。1990年4月，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說：“在遏製之後等待著的是民主製。”談到冷戰後的世界，他說：“布什總統指出，我們的新任務是促進和鞏固民主製度。”在1992年大選中，比爾·克林頓反複強調推進民主是該政府的首要考慮，在一次重要的競選演說中談到對外政策時，他用整個篇幅談論民主化問題。克林頓上台之後，他建議將撥給全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國家安全助理將克林頓對外政策的主題表述為“擴大民主”；他的國防部長確認促進民主是該部的四個主要目標之一，並試圖在國防部設立一個高級職位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促進人權和民主在較小的程度上、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在歐洲國家的對外政策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製的國際經濟機構也將此作為給予發展中國家貸款和援助的標準。

到1995年，歐洲和美國為達到上述目標所作的努力相同。幾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對來自西方的壓力采取了抵製態度，包括印度教、東正教和非洲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包括拉丁美洲國家。但是對西方民主化努力抵製得最強烈的還是伊斯蘭和亞洲。這種抵製植根於伸張自身文化的更廣泛的運動之中，具體表現為伊斯蘭複興運動和亞洲的自我肯定。

美國在亞洲的失敗，主要源於亞洲經濟財富的增長和亞洲國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長。亞洲的國際法專家反複地提醒西方，亞洲依賴和從屬於西方的舊時代已經過去，40年代西方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控製聯合國、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局麵已經成為曆史。一位新加坡官員說：“在亞洲促進人權的努力，必須考慮到冷戰後世界權力分配的變化……西方對東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已經極大地減弱。

他言之有理。美國和北朝鮮就核問題達成的協議可被恰當地稱為“有條件的投降”，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屈服，則是無條件的投降。美國曾威脅說，如果中國不在人權問題上采取更積極的態度，便不給予它最惠國待遇，但結果是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給麵子的冷遇。美國對此事作出的反應是放棄原先的政策，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脫鉤。中國對美國軟弱表現的回應是繼續並強化克林頓政府所反對的做法。美國政府在與新加坡就一位美國公民遭鞭答、與印度尼西亞就其在東帝議施行暴力鎮壓的問題打交道時，也采取了退縮的態度。

亞洲國家政權抵抗西方在人權問題上施壓的能力，還由於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強。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企業急切地想要與亞洲國家發展貿易、到經濟迅速增長的國家投資，因而對政府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要求政府不幹擾它們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此外，亞洲國家將西方的壓力視為對其主權的侵犯。當出現這些問題時便會團結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國是否獲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關係到在中國投資的台灣、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與美國的人權政策保持距離。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說：我們不會讓“抽象的人權觀念”影響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東盟國家不願意對緬甸施加壓力，而且於1994年歡迎它的軍人政府參加會議；而歐洲聯盟，正如其發言人所說的，不得不承認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為它不得不與東盟對緬甸的態度保持一致。此外，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諸如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能夠對批評它們或者參與它們認為令人不愉快行動的國家和公司實行“反條件限製”。

亞洲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它們對西方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理查德·尼克鬆於1994年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輕率；10年之內，會顯得不著邊際；20年之內，會顯得可笑。”然而，到那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使西方沒有必要再作任何說教。經濟增長會加強亞洲國家政府相對於西方國家政府的權力；從長遠看，它又會加強亞洲社會相對於亞洲國家政府的權力。民主製會由於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希望它到來而在更多的亞洲國家實現。

與無限期延長核不擴散條約相比較，西方在聯合國機構中促進人權和民主的努力總的說來是一無所獲。除個別例外，比如對伊拉克的譴責，有關人權的決議在聯合國的投票中總是被否決。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其他國家政府總是不情願支持被許多人視為“人權帝國主義”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個西方國家提出譴責緬甸軍人政府的提案，但由於亞洲和其他國家的反對而被否決。譴責伊朗踐踏入權的決議亦被否決，而且90年代在連續5年的時間裏，中國都能夠動員亞洲國家的支持，否決由西方發起的對其侵犯人權表示關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議案，譴責印度在克什米爾侵犯人權的行為，但遭到與印度友好的國家的聯合反對，而巴基斯坦的兩個最親密的朋友，同樣曾是攻擊目標的中國和伊朗也表示反對，並且勸巴基斯坦撤消提案。（經濟學家）雜誌評論道：由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未能對印度在克什米爾的殘暴行為進行譴責，它便“因失職而認可了印度的行為。其他國家也正在逍遙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都逃脫了譴責。人權委員會就是這樣支持了施行屠殺和酷刑的政府，這與其創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權觀念上的差異，以及西方實現其目標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維也納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上被明確地揭示出來。歐洲和北美國家形成一方，由大約50個非西方國家組成的集團形成為另一方，後者中最活躍的15個成員國包括1個拉丁美洲國家（古巴），1個佛教國家（緬甸），4個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製度和發展水平差異極大的儒教國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鮮和中國），9個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也門、蘇丹和利比亞）的政府。這個亞洲-伊斯蘭集團的領袖是中國、敘利亞和伊朗。處於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它們經常支持西方；還有非洲和東正教國家，它們有時支持西方，但更經常的是持反對西方的立場。

使各國沿著文明線劃分開來的問題包括：關於人權的普遍性與文化相對主義；是經濟和社會權利，包括發展權利優先，還是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相對優先的爭執；是否應對經濟援助提出政治限製條件；是否應設立聯合國人權專員；應在何等程度上允許同時在維也納集會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參加政府會議；應當得到大會認可的特殊權利；以及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例如，是否允許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是否明確譴責波斯尼亞踐踏入權的行為。

西方國家和亞洲-伊斯蘭集團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維也納會議召開兩個月之前，亞洲國家在曼穀聚會並通過了一份宣言。宣言強調：人權必須“置於國家和地區特性，以及各種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來考慮；人權狀況監督侵犯了國家主權；將人權狀況作為經濟援助的條件有悖於發展權。在上述和其他問題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維也納大會最後預備會議（5月初於日內瓦召開）產生的幾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號，以標明一個或更多國家不同意。

西方國家沒有為維也納會議的召開做好準備，它們在數量上處於劣勢，而且在會議中比其對手作出了更大的讓步。結果，除了對維護婦女權利表示強烈支持外，大會通過的宣言隻是個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權支持者評論道：這是一份充滿“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亞洲一伊斯蘭聯盟的勝利和西方的失敗。維也納宣言沒有明確地表示對言論、新聞、集會和宗教自由的讚同。因而，它在許多方麵的立場比1948年通過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軟弱。這一變化反映了西方權力的衰落。一位美國人權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國際人權製度已不複存在。美國的霸權已經衰落。即使有1992年發生的一些事件，歐洲也不過是個半島。現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亞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樣。如今，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對於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那樣重要。”一位對西方持批判態度的亞洲評論家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自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以來，沒有完全進入猶太-基督教和自然法傳統的國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國家的行列。這一前所未有的形勢將決定新的國際人權政治，並將帶來更多的衝突機會。另一位觀察家評論道：維也納會議的“大贏家顯然是中國，至少如果以告訴他人不要管閑事為成功標準的話是如此。在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不斷取得勝利，其方法就是到處顯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維也納會議上票數處於劣勢和失去調動權的西方，卻在幾個月之後獲得了反對中國的一個不小的勝利。爭取在北京舉辦200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它為得到舉辦權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在中國，要求舉辦奧運會的呼聲很高，公眾的期望也很高；中國政府還遊說其他國家政府對本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施加壓力；台灣和香港也來助威。另一方麵，美國國會、歐洲議會和人權組織都強烈地反對選擇北京。盡管國標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投票是秘密進行的，但各國的態度很明顯是以文明劃分的。在第一輪投票中，北京據說贏得了非洲國家的廣泛支持，所得票數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隨後幾輪的投票中，當伊斯坦布爾被排除之後，絕大多數儒教-伊斯蘭教國家將其選票投給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徹斯特退出之後，這兩個城市原先得到的絕大部分選票又轉給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輪中獲得了勝利，使中國遭到慘敗。中國則把這筆賬都記在了美國身上* 。李光耀說：“美國和英國成功地降低了中國的威望……它們反對中國的表麵原因是‘人權’、真正的原因卻是政治，為的是顯示西方的政治影響。”毫無疑問，世界上更多的人關心的是體育而不是人權。但是，鑒於西方在維也納和其他地方在人權問題上遭到的失敗，這一顯示西方“影響”的孤立事件仍會令人想到西方的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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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投票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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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第四輪│

│北京 32 374043│

│悉尼 30 303745│

│曼徹斯特 11 1311│

│柏林 99 │

│伊斯坦布爾 7│

│棄權 11 │

│總數89 89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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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西方的影響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問題上的自相矛盾還減弱了它在冷戰後的世界促進民主的願望。冷戰時期，西方，特別是美國麵臨著“友好的暴君”的問題：在那一時期，反共的軍人政府和獨裁者是冷戰中的有用夥伴，這使得若與它們合作，便會麵臨進退兩難。當這些政權粗暴地踐踏入權時，這種合作會令人不安，有時會令人尷尬。然而，西方辯解說，這種合作是較少有害的，因為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產主義政權那樣完全是壓製性的，而且它們維持的時間可能不會長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國和其他的外部影響。為什麽不接受一個較為不野蠻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個選擇是更野蠻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戰後的世界，在一個友好的暴君和一個不友好的民主製之間作選擇可能更為困難。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設是，民主選舉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會的政府不一定親西方，因為在那裏，競選可能導致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1992年，阿爾及利亞軍人幹涉並取消了明顯地將導致原教旨主義政黨伊斯蘭拯救陣線獲勝的選舉，令西方人如釋重負。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義政黨繁榮黨、印度的民族主義政黨印度人民黨在選舉失敗後被趕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國政府放下心來。另一方麵，伊朗政府在其革命進程中，就某些方麵而言是伊斯蘭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權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內的許多阿拉伯國家中，競爭幾乎肯定會導致遠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國，通過公民選舉上台的政府，很可能會是一個高度民族主義的政府。西方國家的領導人認識到，非西方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常常產生對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們在試圖影響這些選舉的同時，喪失了在這些社會中促進民主的熱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麽人口流動便是曆史的發動機。在過去的幾世紀裏，不同的增長率、經濟狀況和政府政策導致了希臘人、猶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納維亞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華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況下，這些遷移是相對平和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卻充滿了暴力。然而在19世紀，歐洲人是人口向外擴張的主要種族。1821至1924年間，大約有5，500萬歐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萬到了美國。西方人征服、有時甚至消滅了其他民族，開發了人口密度較低的土地並定居下來。人口輸出可能是16–20世紀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20世紀末出現了一個不同以往但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國際移民有將近1億人，難民約1，900萬，而非法移民至少達到了1，000多萬。這個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國家的建立，以及鼓勵或強迫人民遷移的國家政策的產物，但同時它也是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結果。運輸工具的改進使遷移更簡便、省時和省錢；通訊的改善則增強了尋求經濟機會的刺激，並密切了移民與其留在祖國的家庭之間的聯係。此外，正如西方的經濟增長刺激了19世紀的向外移民一樣，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樣刺激了20世紀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進程。邁倫·韋納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統一的移民‘法則’的話，那便是移民潮一旦開始，它便會自我促進。移民們會為家鄉的親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經費使他們能夠移民，並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和住房。”其結果，按照他的話說，就是一個“全球移民危機”。

西方人一貫和強烈地反對核擴散，支持民主和人權。與此相反，他們對移民問題的看法卻是矛盾的，並隨著2O世紀最後20年均勢的重大變化而改變。直至70年代，歐洲國家普遍讚同移民，有些國家，特別是德國和瑞士，還鼓勵移民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1965年，美國取消了20年代製定的偏向於歐洲的移民限額，並徹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SO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為可能，並造成了新的移民來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業率、移民人數的增長和移民占壓倒優勢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歐洲人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幾年之後，出於同樣的考慮，美國人的態度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

20世紀末，大多數移民和難民是從一個非西方國家遷往另一個非西方國家，但是進入西方國家的移民人數已接近了19世紀西方外移人口的絕對數字。1990年，估計有2，000萬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國， 1，550萬人生活在歐洲，800萬人生活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歐洲主要國家中，移民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7％－8％。1994年，美國的移民人數占其全部人口的8．7％，為1970年的兩倍；占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25％，紐約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約有830萬人進入了美國，在90年代的前4年這一數字大約是450萬。

新移民絕大部分來自非西方國家。在德國，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萬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來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臘。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來自摩洛哥、美國（據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國人返回了家園）、突尼斯和菲律賓。90年代中期，大約有400萬穆斯林居住在法國，在整個西歐，穆斯林人口達到了1，300萬。50年代，進入美國的移民有三分之二來自歐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數大量增加，其中大約35％來自亞洲、45％來自拉丁美洲，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則不足15％。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很低，歐洲的自然人口增長實際上為零。由於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們將占西方國家未來增長人口的大部分。結果是，西方人日益擔心，“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製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認為，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於真正的文化衝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

90年代初，在歐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問題中，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戰來自人口 — — 移民占西歐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魯塞爾出生人口的50％ — — 和文化。穆斯林社區，不論是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是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沒有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將來會如此。讓-瑪麗·多姆納克1991年說：“在整個歐洲，人們越來越擔憂橫跨歐洲文化線的穆斯林會形成歐洲共同體的第十三個國家。”一位美國記者這樣評論移民問題：

奇怪的是，歐洲人的故意是有選擇的。在法國，很少有人擔心來自東方的入侵 — — 波蘭人畢竟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徒。絕大部分人既不懼怕也不輕視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針對穆斯林的。“移民”事實上是伊斯蘭的同義詞，而伊斯蘭教目前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這一現象反映了深深植根於法國曆史的文化歧視和種族歧視。

然而，從任何嚴格意義上說，法國人更是文化主義者，而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講完美法語的黑非洲人，但是他們不能接受在校園裏蒙著頭蓋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國公眾認為在法國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認為黑人太多，40％認為亞洲人太多，24％認為猶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國人不願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們的街區， 39％不願意有波蘭人，36％不願意有土耳其人，20％不願意有猶太人作他們的鄰居。在西歐，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義，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

公眾反對移民和對移民的敵意表現在針對移民社區和個人的極端暴力行動上，90年代初它已成為德國的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反移民政黨的選票在增加，盡管為數不多。德國共和黨在198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超過7％的選票，但在199O年的全國大選中卻隻得到2．1％。在法國，國民陣線在1981年時僅獲得微不足道的選票，而1988年選票升至9．6％，此後在地區和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穩定在12％和15％。1995年，兩個民族主義的總統候選人獲得了19．9％的選票，國民陣線贏得了幾個城市的市長職位，包括土倫和尼斯。在意大利，社會運動-國民聯盟的得票率同樣從 80年代的約5％升至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時，佛蘭芒集團國民陣線的選票在1994年的地方選舉中增加到9％，該集團在安特衛普得到28％的選票。在奧地利的大選中，自由黨的得票率從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達到將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反對穆斯林移民的政黨正是穆斯林國家中伊斯蘭政黨的影像。它們都是在野黨，都譴責權力機構和政黨的腐敗，都利用經濟困境，特別是失業問題，向種族集團和宗教集團發出呼籲，都攻擊外國人在其社會中的影響，而且兩者的極端主義分子都參與了恐怖主義和暴力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伊斯蘭政黨和歐洲民族主義政黨在地方選舉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國大選更好的結果。穆斯林國家和歐洲國家的權勢集團對這些事態發展作出了類似的反應。在穆斯林國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實踐普遍變得更伊斯蘭化。歐洲的主流政黨則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黨的辭藻，並推行它們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發揮作用，而且存在著另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可供選擇的政黨的地方，伊斯蘭主義政黨或民族主義政黨的選票可望達到大約20％。隻有當不存在可能代替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的政黨時，反對黨才能打破這個比率，正如阿爾及利亞、奧地利，以及在相當程度上意大利的情況那樣。

90年代初，歐洲的政治領袖競相對反移民情緒作出反應。在法國，希拉克於1990年宣布“必須完全停止移民”；內政部長帕斯卡於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鬆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對移民的立場。移民是 1993年議會選舉中的主要問題，並明顯地有助於保守政黨的勝利。 90年代初，法國政府改變了政策，使外國人子女入法國國籍、外國人家屬移民。申請避難，以及阿爾及利亞人獲得法國簽證變得更為困難。非法移民被驅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負責移民問題的政府當局的權力得到了加強。

在德國，科爾和其他政治領導人也對移民問題表示了關切，政府最重要的舉動是修訂了德國憲法第 16條（該條規定“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難），並削減了尋求避難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國避難的人數達 43．8萬人，而 1994年隻有 12．7萬人。1980年，英國大幅度地削減了允許移民入境的人數，每年控製在 5萬人左右，因而移民問題沒有像在歐洲大陸那樣引起嚴重的緊張情緒和反對。然而，1992－ 1994年，英國再次將批準避難人數從 2萬多人減至1萬人以下。由於歐盟國家實現了邊境開放，英國最為擔心的就是非歐洲移民從大陸進入英國。在整個9O年代中期，所有歐洲國家都愈益堅決地將移民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歐洲移民的話。

在美國，移民問題成為一個緊要的問題稍晚於歐洲，且未引起那樣緊張的情緒。美國從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並自認為如此，它在曆史上曾發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國的失業問題遠不及歐洲國家嚴重，害怕失業不是形成對待移民態度的一個決定因素。美國的移民來源也比歐洲更為多樣化，所以擔心被一個單一的外國群體所湮沒的恐懼亦沒有那樣遍及全國，盡管在一些特殊地區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兩個最大的移民群體與美國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歐洲的那樣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講西班牙語；而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講英語。

盡管存在著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許大量增加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過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裏，美國的公眾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1965年，希望減少移民的人隻占美國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測驗持續表明60％或以上的美國公眾讚同減少移民人數。盡管對經濟的關切和經濟狀況影響了公眾對移民的態度，但不論經濟狀況好壞，反對移民的人數都在持續增長，這說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眾改變觀點的更為重要的原因。一位評論家在1994年說道：“很多美國人，也許是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將他們的國家視為歐洲人定居的國家，因為他們繼承了英國的法律，語言是（並將繼續是）英語，他們的體製和公共建築從西方的古典形式中獲得了啟發，他們的宗教具有猶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們的偉大源於新教的倫理原則。”在被抽樣調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認為移民是對美國文化的威脅，使反映了這些擔憂。歐洲人認為移民威脅來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國家，美國人則認為他們的威脅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但主要還是來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美國來自哪個國家的移民太多時，認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兩倍，其次是古巴、東方（沒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沒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國和朝鮮。

90年代初，美國公眾反對移民情緒的日益高漲引起了類似在歐洲發生的政治反應。鑒於美國政治製度的性質，右翼政黨和反移民的政黨雖未贏得選票，但反對移民的國際法專家和利益集團卻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而且暢言無忌。人們的不滿主要集中在350萬-400萬非法移民上，對此政治家們作出了反應。如同在歐洲一樣，反應最強烈的是承擔移民大部分費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級。結果，佛羅裏達州1994年向聯邦政府提出每年8．84億美元的撥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執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開支，此後又有6個州提出同樣的要求。加利福尼亞州的移民無論在絕對人數還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該州州長彼得·威爾遜極力主張不允許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公民權，停止由州為非法移民支付緊急醫療費用，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亞州以壓倒多數通過了187法案，拒絕給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醫療、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樣是在1994年，克林頓政府改變了其早期的立場，開始對移民實行嚴格控製：嚴格了政治避難管理製度，擴大了移民局，加強了邊境巡邏，並沿墨西哥邊界修築了障礙物。1990年由國會授權的移民改革委員會於1995年建議將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數從80萬減至55萬，給予現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親屬以優先權，這一規定“激怒了亞裔和拉美裔美國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許多委員會的建議和其他嚴格限製移民措施的立法進入了國會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為美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1996年，帕特裏克·布坎南在總統競選中將反對移民作為其主要政綱。美國緊隨歐洲之後大幅度地削減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數量。

歐洲或美國能夠製止移民潮嗎？法國曾陷入人口悲觀論的嚴重困境，從刀年代讓·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說，90年代讓·克洛德·謝耐所作的學術分析，至皮埃爾·勒魯什在其評論中所作的總結：“曆史、親緣關係和貧困使法國和歐洲注定要擠滿來自南方不成功國家的人民。歐洲過去是白人的和猶太教- 基督教的歐洲，將來卻不是。*但是未來並非不可改變，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問題並不在於歐洲是否伊斯蘭化，或者美國是否拉美化，而在於歐洲和美國是否會成為分裂的社會，擁有來自兩種不同文明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離的社會。這將取決於移民的數量和他們融入在歐洲和美國占優勢的現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聖賢營》一書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羅伯特·拉夫蘭特版）。在法國對移民問題的關切日增之際，又於1985年發行了新版本。1994年，當馬修·康奈利和保羅·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發表的題為《一定是非西方反對西方嗎？》的文章加強了美國人對移民問題的關注時，這部小說也極大地吸引了美國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為1985年法文版所寫的序言後又在《社會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號，第115－117頁）上用英文發表。 — — 原書腳注

總的說來，歐洲社會並不願同化移民，這樣做亦存在極大的困難，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們的子女願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續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國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兩個群體。這個結果是可以避免的，隻要歐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願意承受限製移民的代價，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財政支出、使現存移民社區進一步疏遠的社會代價，以及由於勞動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潛在的長期經濟代價。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問題可能會減輕，因為北非和中東社會的人口增長率已達到了頂峰並開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國家已經出現的那樣。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壓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會大大減少。不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況並非如此，如果其經濟得到發展並促進了西非和中非的社會流動，那麽對移民的刺激和進行移民的能力也將增強，於是歐洲“伊斯蘭化”威脅就將為“非洲化”威脅所取代。這種威脅在何等程度上能夠實現，也將極大地取決於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減少的程度，以及南非從非洲其他國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給歐洲造成了直接的問題，墨西哥人則給美國造成了問題。假設當前的趨勢和政策繼續下去，美國的人口構成將如表8．2所顯示的那樣發生巨大的變化，在21世紀上半葉將擁有大約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歐洲一樣，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實施可能改變這些預測，但即便如此，中心問題將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體一樣被美國社會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麵臨著被同化的廣泛刺激和壓力。另一方麵，墨西哥與其他移民有著潛在的重要不同。首先，來自歐洲或者亞洲的移民需要漂洋過海，墨西哥人卻隻需步行穿過邊界或者渡過一條河。交通和通訊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們能夠與家鄉保持緊密的聯係並仍然認同於家鄉的社會群體。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國的西南部，構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羅拉多連成一片的墨西哥社會。第三，有證據顯示，墨西哥移民對同化的抵製要比其他移民群體更為強烈，他們傾向於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認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圍繞著187法案的鬥爭所明確顯示的那樣。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區是19世紀中葉在美國打敗墨西哥後為美國所吞並的。墨西哥的經濟發展幾乎必然地會激起墨西哥人的複仇主義情緒。到一定時候，美國19世紀軍事擴張的結果可能會受到21世紀墨西哥人口擴張的威脅，並為它所改變。

文明之間均勢的變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擴散、人權、移民和其他問題上實現其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一形勢下，西方若想盡量減少損失，就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卜和大棒來應用，同時促進西方聯盟，協調兵政策八五八書房，以便使其他社會挑動一個西方國家反對另一個西方國家的手段難以實現，並促進和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西方推行這些戰略的能力，一方麵取決於它與挑戰者文明之間衝突的性質和強度；另一方麵，取決於它們認同於搖擺文明的程度和與之發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按種族和民族計算的美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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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20（預測）2050（預測）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25

黑人 12 1314

亞洲人和太平洋島嶼人36 8

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1〈1 1

總數（萬） 26，300 32300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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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人口調查局：《美國人口按年齡、性別、種族及拉丁美洲裔區分的預測：1995－2050年》（華盛頓：美國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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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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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國家與斷層線衝突

文明是終極的人類部落，文明的衝突則是世界範圍內的部落衝突。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兩個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為了對抗來自第三個文明的實體或者為了其他的共同目標，可能形成有限的、臨時的、策略上的聯係和聯盟，以推進它們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關係幾乎從來就不是緊密的，它們通常是冷淡的並且常常是充滿敵意的。不同文明國家之間從曆史上繼承的聯係，例如冷戰時期的軍事聯盟，可能減弱或消失。建立緊密的文明間“夥伴關係”的願望，如俄羅斯和美國領導人曾經明確表達的那種願望，是不會實現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間的關係通常有從淡漠到強烈之不同，大多數則可能是處於兩者之間。在很多情況下，它們可能接近鮑裏斯·葉利欽所警告的：俄羅斯和西方未來的關係可能出現“冷和平”。其他文明間的關係可能接近一種“冷戰”狀態。13世紀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們與地中海區域穆斯林的“不安寧共處”狀態時，創造出 la guerra fria（即“冷戰”）一詞。 9O年代，許多人看到，在伊斯蘭和西方之間又在形成一種“文明冷戰”。在各種文明組成的世界裏，這種關係並不是唯一的關係。冷和平、冷戰、貿易戰、準戰爭、不穩定的和平、困難的關係、緊張的對抗、競爭共存、軍備競賽所有這些說法，或許最恰當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實體之間的關係。信任和友誼將是罕見的。

文明間的衝突有兩種形式。在地區或微觀層麵上，斷層線衝突發生在屬於不同文明的鄰近國家之間、一個國家中屬於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或者想在殘骸之上建立起新國家的集團之間，如在前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斷層線衝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國家或集團之間特別普遍，本書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將探討這些衝突的原因、性質和動力。在全球或宏觀層麵上，核心國家的衝突發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這些衝突中的問題是國際政治的典型問題，包括：

1、對全球發展的相對影響力，以及對諸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國際組織行動的影響力；

2‘相對軍事權力，體現在核不擴散、軍備控製和軍備競賽中；

3、經濟權力和福利，體現在貿易、投資和其他爭端中；

4、人民，包括一個文明的國家為保護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親族所作的努力，歧視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將屬於另一文明的人民趕出自己的領土；

5、價值觀念和文化衝突，當一個國家試圖推行自己的價值觀或將其強加給另一文明的國家時展開的衝突；

6、偶然還有領土問題，在斷層線衝突中，核心國家成為第一層次的參與者。

當然，上述問題在整個曆史中都是人類之間衝突的根源。在其中，當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卷入衝突時，文化差異就會加劇衝突。在相互競爭中，各核心國家會團結本文明的同伴，爭取屬於第三種文明的國家的支持，促進對立文明的國家的分裂和背叛，恰當地綜合利用外交、政治、經濟手段，以及秘密行動、宣傳誘導和強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核心國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諸如中東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下，各核心國家在文明斷層線上相互毗鄰。否則，核心國家之間的戰爭隻可能在這兩種情況下發生：第一，地區集團間的斷層線衝突不斷升級，包括核心國家在內的親緣集團集結起來支持參戰者。然而，這一可能性會強有力地促使對立文明的核心國家設法遏製和解決斷層線衝突。

第二，文明間全球均勢的變化可能導致核心國家的戰爭。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臘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強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同樣，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興起和衰落的國家之間的“霸權戰爭”史。相同因素助長不同文明中正在興起和衰落的核心國家間衝突的程度，部分地取決於屬於該文明的國家是以均勢還是以搭車的辦法來適應一個新的力量的興起。搭車可能更是亞洲文明的特點，但中國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國家，諸如美國、印度和俄羅斯，采取均勢行動。在西方曆史中，英國和美國之間沒有發生過霸權戰爭，從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轉移大概歸功於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親緣關係。在西方和中國之間缺少這種親緣關係的權力轉移中，武裝衝突並非一定會發生，但可能性會較大。伊斯蘭的推動力，是造成許多相對較小的斷層線戰爭的原因；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潛在根源。

伊斯蘭與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爾·克林頓總統在內，認為西方隻是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不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存在問題。但是1，400年的曆史卻提出了相反的證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不論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和新教）的關係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衝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衝突關係相比較，不過是一種短暫和表麵的曆史現象。有時，和平共處占上風；但在更多情況下，它們的關係是一種激烈競爭的、發生不同程度熱戰的關係。約翰·埃斯波西托評論道：“曆史的變化常常使這兩個群體處於競爭之中，有時陷於爭奪權力、土地和靈魂的殊死搏鬥之中。”多少世紀來，兩個宗教的命運在一波接一波時而停息、時而高漲、時而反衝過來的浪潮中沉浮。

從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阿拉伯一伊斯蘭教通過最初的向外擴張，在北非、伊比利亞半島、中東、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統治。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線穩定了兩個世紀左右。至11世紀末，基督教恢複了對地中海西部地區的控製，征服了西西裏，占領了托萊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發起了十字軍東征。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裏，基督教徒試圖在聖地和近東的毗鄰地區建立起基督教的統治，但後來卻節節敗退，並於1291年失去了他們在那裏的最後落腳點阿卡城。與此同時，奧斯曼土耳其人出現在曆史舞台上。他們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後征服了巴爾幹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區，並於1453年占領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圍了維也納。伯納德·劉易斯說道：“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裏，從摩爾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陸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圍攻維也納，歐洲不斷處於伊斯蘭威脅之中。”伊斯蘭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過威脅的文明，而且這種情況至少發生過兩次。

然而到15世紀，潮流開始轉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複了伊比利亞，於1492年在格拉納達最後完成了這項使命。與此同時，歐洲航海技術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後繞過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帶，深入到印度洋和以遠地區。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俄羅斯人結束了韃靼人持續了兩個世紀的統治。接著，奧斯曼人作出了最後的努力，於1683年再次包圍了維也納。他們在那裏的失敗標誌著一個長時間退卻的開端，包括巴爾幹東正教徒擺脫奧斯曼統治的鬥爭、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以及俄羅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劇推進。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裏，“帶來災難的基督教徒”變成了“歐洲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發動了致命的攻擊，在奧斯曼帝國殘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間接的統治，隻有土耳其共和國除外。至1920年，隻有四個穆斯林國家 — —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 — — 保持了非穆斯林統治年代下的某種形式的獨立。

西方殖民主義的退卻緩慢地始於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急劇加速。蘇聯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會獲得了獨立。根據一項統計，在1757－1919年間，大約有92個穆斯林地區由非穆斯林政府統治；到1995年，在這些地區中有69個恢複了穆斯林的統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個獨立國家中占絕對多數。1820–1929年間，50％涉及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戰爭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進行的，這一事實說明了這些變化中的關係的衝突性質。

造成這一發展中的衝突模式的原因，不在於諸如12世紀的基督教狂熱和20世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這些暫時的現象，而在於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於其上的文明。一方麵，衝突是差異的產物，特別是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並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則持有政教分離的觀念。然而，衝突也產生於它們的相似性。這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不同，它們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們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它們都是負有使命感的宗教，認為其教徒有義務說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創始起，伊斯蘭教就依靠征服進行擴張，隻要有機會，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聖戰”和“十字軍東征”這兩個類似的概念不僅令它們彼此相像，而且將這兩種信仰與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區別開來。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還持有一種目的論的曆史觀，與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輪轉或靜態觀完全不同。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暴力衝突的程度在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減、經濟發展、技術變化和宗教義務強度的影響。伴隨著7世紀伊斯蘭教的傳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薩桑帝國大規模遷移，其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幾個世紀後的十字軍東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紀歐洲經濟增長、人口擴張和“克呂尼複興”“的結果，這一切使得動員大批騎士和農民向聖地進軍成為可能。當第一次東征的十字軍到達君士坦丁堡時，一位拜占庭人寫道：就好像“整個西方，包括生活在亞得裏亞海以遠直至海格力斯燈塔的所有野蠻人部落都開始了大規模遷移，他們踏上遠征之路，帶著所有的一切挺進到了亞洲”。19世紀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歐洲出現了人口爆炸，導致了曆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移民湧入了穆斯林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

一些類似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加劇了20世紀末伊斯蘭教和西方之間的衝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長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使得新近投身伊斯蘭事業的年輕人大為不滿，給鄰近的社會造成了壓力，並導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當伊斯蘭複興運動使穆斯林將其文明和價值觀與西方相比較之時，對它們的獨特性與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時向全世界推廣其價值觀和體製、維持軍事和經濟優勢的努力，以及對穆斯林世界內部衝突進行的幹預，引起了穆斯林強烈的不滿。第四．共產卞義的崩潰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敵人，使它們彼此將對方視為主要威脅。第五，穆斯林與西方人之間的接觸和混居日益擴大，激發了他們各自的新的認同感，並認識到他們的認同有何不同，對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於他人之處有了新的認識。兩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還加劇了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即：一個文明的成員在由另一個文明成員所控製的國家中的權利問題。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會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劇下降。

伊斯蘭和西方之間衝突再起的原因，在於權力和文化的根本的問題。誰統治淮？誰是統治者？誰被統治？列寧所界定的政治中心問題，是造成伊斯蘭和西方較量的根源。然而，還存在著列寧或許會認為毫無意義的另一種衝突，即：由是與非的分歧而導致的孰是孰非的衝突。隻要伊斯蘭仍是伊斯蘭（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這一點存在較多的疑問），這兩個偉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根本衝突在未來將繼續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甚至像在過去的1，400年中一直決定著那樣。

兩者在大量實質性問題上的立場分歧或衝突，進一步激化了它們的關係。曆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對領土的控製，但是這個問題現在已相對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發生的28次斷層線衝突中，有19次發生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與東正教徒的衝突為11次，與非洲及東南亞國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間的衝突為7次。在這些暴力或者潛在的暴力衝突之中，隻有一次是直接沿著西方和伊斯蘭之間的斷層線發生的，即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之間的衝突。西方領土帝國主義的實際終結和穆斯林的領土擴張迄今為止尚未重新開始，這造成了一個地理上的隔離帶，使西方和穆斯林群體僅在巴爾幹的少數地區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將更多地集中於廣泛的文明間問題，諸如武器擴散、人權和民主、石油控製、移民、伊斯蘭恐怖主義和西方幹涉等，而不是領土問題。

冷戰期間，這兩個群體的成員都廣泛地認識到這一曆史性對抗正在日益加劇。例如，1991年巴裏·布讚看到了社會冷戰正在“西方和伊斯蘭之間”形成的眾多原因，並指出，“在其中，歐洲可能處於前線。”

這一事態發展部分是由於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世俗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的對抗，部分是由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曆史上的敵對；部分是由於對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於對西方主導後殖民主義時代中東政治建構的仇恨；還部分地由於，在把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過去二百年間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較時，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還指出：“在歐洲聯合進程的關鍵時刻，與伊斯蘭的社會冷戰，有助於加強歐洲的全麵認同。”因此，“西方應當擁有一個堅實的共同體，它不僅能夠支持與伊斯蘭的社會冷戰，而且還能夠對其采取鼓勵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響的伊斯蘭學者伯納德·劉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憤怒的根源”，並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現在應當清楚的是，我們正麵臨著一種情緒和一個運動，它們遠遠超出了問題和政策，以及推行它們的政府的層麵。除了文明的衝突，它不會是別的 — — 它或許是不理智的，然而卻肯定是一個古老對手對我們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我們世俗的現在，以及這兩者在世界範圍的擴張所作出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反應。

在伊斯蘭社會群體中也產生了類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響的埃及記者穆罕默德·錫德一艾哈邁德1994年說道：“明確無誤的跡象表明，猶太教一基督教的西方倫理和伊斯蘭複興運動之間的衝突正在加劇，它正從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東方的中國。”一位傑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預言：西方“下一步麵臨的無疑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對抗。從馬格裏布到巴基斯坦，一場席卷伊斯蘭國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鬥爭即將開始”。一位突尼斯著名律師則認為，這場鬥爭已經開始：“殖民主義試圖破壞伊斯蘭的所有文化傳統。我不是一個伊斯蘭教徒。我認為不是在宗教之間，而是在文明之間存在著衝突。

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蘭國家的整個趨勢是反西方的。這部分地是伊斯蘭複興運動，以及對所謂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會作出反應的自然結果。“無論其具體的宗派形式是什麽，再次確認伊斯蘭教意味著擯棄歐洲和美國對當地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影響。”穆斯林領袖們過去的確告訴過他們的人民：“我們必須西方化。”然而，如果他們是在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時間內講這番話，一定會受到孤立。確實，我們難以找到任何一個讚揚西方價值觀和體製的穆斯林，不論是政治家、官員、學者、商人還是記者。相反，他們會強調其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其文化優越性，抵製西方的猛烈進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對他們的社會和信仰構成的威脅。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是物質主義的、腐敗的、頹廢的和不道德的。他們也認為西方文化具有誘惑力，因而強調抵製西方文化對其生活方式的影響。穆斯林攻擊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錯誤的宗教 — — 至少還算是“書本上的宗教”，而是越來越激烈地攻擊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義的和無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與產生這些現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這些是更大的罪惡。冷戰期間，西方將其對手視為“不信神的共產主義”；在冷戰後的文明衝突中，穆斯林則將對手視為“不信神的西方”。

認為西方驕傲自大、物質主義、壓製他人、殘忍、頹廢的，不僅有原教旨主義的伊瑪目們，還有很多被西方視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沒有哪部像法蒂瑪·默尼斯所著的《伊斯蘭教與民主》那樣在西方受到過如此的讚揚。西方人普遍稱讚該書是一個現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論。然而，在這部書中，西方的形象並未得到恭維，她指出：西方是“軍國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而且通過“殖民恐怖”傷害了其他國家（第3、9頁）。作為西方文化標誌的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第8頁）。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隻有“西方才能夠決定衛星是用來教育阿拉伯人，還是用來向他們投放炸彈……西方摧殘我們的潛力，用它的產品和充斥所有頻道的電視劇和電影幹擾我們的生活……（它）是摧殘我們，搶占我們的市場，控製我們的寶貴資源、首創性和潛力的力量。這是我們對形勢的看法，海灣戰爭則證實了我們的感覺”（第146、147頁）。西方“通過軍事科研構建自己的力量，然後把研究成果賣給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是“被動的消費者”。為了使自己擺脫這種依附地位，伊斯蘭必須培養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員，生產自己的武器（她沒有指明是核武器還是常規武器），“擺脫對西方的軍事依賴”（第43、44頁）。再重複一遍，這些並不是一個留著長胡子、穿著長袍的阿亞圖拉的看法。

不論政治或宗教觀點如何，穆斯林一致認為在他們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正如賽伊克·卡諾什所說的：“根本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員說：美國人“來到這裏，希望我們變得與他們一樣。他們對我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一無所知”。一個埃及記者也持這樣的看法：“（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曆史。因此，我們有權利有不同的未來。”不論是流行刊物，還是嚴肅的穆斯林學術出版物都反複描述所謂的西方陰謀，以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顛覆伊斯蘭體製和文化的企圖。

反對西方的反應，不僅可從伊斯蘭複興運動智囊人物的攻擊中，而且可從穆斯林國家政府對西方態度的變化中看出。後殖民時期初始，穆斯林國家政府的政治、經濟思想體係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對外政策是親西方的，隻有阿爾及利亞和印度尼西亞幾個例外，因為它們的獨立是民族主義革命的結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亞、也門、敘利亞、伊朗、蘇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親西方政府，一個接一個地被較少認同西方或者明確反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國家的取向和結盟關係也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變化沒有如此劇烈，這些國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美國在冷戰中的兩個最堅定的軍事盟友 — —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國內受到了來自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壓力，它們與西方的關係經受著日益增大的壓力。

在穆斯林國家中，1995年時比10年前明顯地更親西方的國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親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灣酋長國那樣在軍事上依賴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爾及利亞那樣在經濟上依賴西方。80年代末，當蘇聯很明顯已不再可能或者不願意向東歐提供經濟和軍事支持時，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如果西方明顯地不再可能維持其穆斯林衛星國政權，那麽它們很可能遭到同樣的命運。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緒增長的同時，西方對“伊斯蘭威脅”的關切也在增強，特別是擔心穆斯林極端主義造成的威脅。伊斯蘭被視為核擴散和恐怖主義的一個根源，而且在歐洲被視為不受歡迎的移民的來源。這些是公眾和領導人共同的關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到“伊斯蘭複興”是否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構成了威脅之時，在35，000個對外交政策感興趣的美國公眾中，有60％的人回答“是”，隻有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隨意抽樣調查中，當被問及哪個國家對美國來說最危險時，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國和伊拉克。同樣，在1994年所作的一項調查中，當要求確認什麽是對美國的“最大的威脅”時，72％的公眾和61％的對外政策領導人認為是核擴散，69％的公眾和33％的領導人認為是國際恐怖主義 — — 這兩個問題與伊斯蘭都有著廣泛的聯係。此外，33％的公眾和39％的領導人認為是有可能擴張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歐洲人的態度也大體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 51％的法國公眾認為對法國的主要威脅來自南方，隻有8％的公眾認為來自東方。法國公眾最擔心的4個國家都是穆斯林國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亞26％；阿爾及利亞22％。西方的政治領袖，包括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理也表示了同樣的關切。北約秘書長於1995年宣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西方來說“至少像以前的共產主義一樣危險”，克林頓政府的一位“資深官員”則指出，伊斯蘭是西方在全球的對手。

在來自東方的威脅實際上消失之後，北約的計劃便日益針對來自南方的潛在威脅。一位美國軍事分析家1992年說：“南方的防線”正在取代中央防線，“而且很快會成為北約的新前線’‘。為了對付來自南方的威脅，北約的南方成員國 — — 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 — — 開始了聯合軍事計劃和軍事演習，同時向馬格裏布各國政府請教對付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辦法。這些假想的威脅也為大量美軍在歐洲的存在提供了理由。美國的一位前高級官員說：“盡管美國在歐洲的部隊不是解決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所造成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這些部隊確實對這一整個地區的軍事計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還記得1990年至1991年美國和來自歐洲的法。英部隊在海灣戰爭中的成功部署嗎？海灣地區的人都記得。他或許還應加上一句，他們帶著恐懼、憤怒和仇恨記得這一切。

鑒於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伊斯蘭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展開文明間的準戰爭便不足為怪了。稱其為準戰爭有三個原因。首先，它不是整個伊斯蘭與整個西方爭鬥，而是兩個原教旨主義國家（伊朗、蘇丹），三個非原教旨主義國家（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各類伊斯蘭主義組織，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國家的財政支持下，與美國，有時還與英國、法國、其他西方國家和集團，以及與以色列和一般猶太人之間的爭鬥。第二，稱其為準戰爭，是因為除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外，它們之間的爭鬥是靠有限的手段進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義，另一方采取空中打擊、秘密行動和經濟製裁。第三，暴力衝突雖在繼續，但並非是連續不斷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應的斷斷續續的行動。然而，準戰爭仍然是戰爭。即使不將1991年1－2月在西方轟炸中喪生的成千上萬的士兵和平民計算在內，傷亡人數也達到了數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後實際上每年都有傷亡。在準戰爭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灣的“真正”的戰爭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

此外，雙方實際上都將這種衝突視為戰爭。霍梅尼早先曾非常準確地說過：“伊朗實際上是在與美國打仗。”（注15）卡紮菲則定期宣布對西方進行聖戰。其他極端主義組織和國家的穆斯林領袖也持同一腔調。在西方陣營，美國將7個國家列為“恐怖主義國家”，其中有5個是穆斯林國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蘇丹），另外2個是古巴和北朝鮮。這等於將它們視為敵人，因為這些國家正在用它們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擊美國及其盟國，因而這也就是承認與這些國家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官員反複指責這些國家“違法”、“反動”、“無賴” — — 從而將其置於文明的國際秩序之外，使其成為多邊或雙邊對抗措施的合法目標。美國政府指責國際貿易中心爆炸案的製造者企圖“對美國發動一場城市恐怖主義戰爭”，指責計劃在曼哈頓進一步製造爆炸案的密謀者是“卷入一場反對美國的戰爭”的“戰士”。如果穆斯林宣稱西方對伊斯蘭開戰，如果西方人宣稱伊斯蘭集團對西方開戰，那麽就似乎有理由認為某種非常類似於戰爭的活動正在進行。

在這場準戰爭中，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弱點。從軍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恐怖主義對空軍的戰爭。奮勇的伊斯蘭鬥士利用西方的開放社會，向所選擇的目標放置汽車炸彈；西方的職業軍人則利用伊斯蘭國家的開放天空，向所選擇的目標投放高精確度的炸彈。伊斯蘭參戰者陰謀暗殺傑出的西方領導人；美國則謀劃推翻極端主義的伊斯蘭政權。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說法，美國在中東參與了17次軍事行動，其目標全部是穆斯林。美國沒有對任何屬於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過類似形式的軍事行動。

除海灣戰爭外，雙方迄今都將暴力程度控製在適當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動引起全麵的戰爭。（經濟學家》雜誌評論說：“如果利比亞命令它的一艘潛艇炸沉美國的客船，美國將視其為政府的戰爭行動，而不會要求引渡潛艇指揮員。原則上說，利比亞特工人員爆炸客機的行動也是如此。”然而，這場戰爭的參與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過了美國和蘇聯在冷戰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個別例外，冷戰期間雙方都不曾有目的地殺害對方的平民，甚至軍事人員，但這種情況在準戰爭中屢屢發生。

美國領導人聲稱，卷入準戰爭的隻是少數穆斯林，而且他們的暴力行動遭到了大多數持溫和態度的穆斯林的反對。這可能是真實的，但是缺乏證據。在穆斯林國家從未發生過對反西方暴力行動的抗議。穆斯林國家的政府，甚至與西方友好、依賴西方並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譴責反西方的恐怖行動時也作了令人驚訝的保留。另一方麵，歐洲國家政府和公眾大多支持而極少批評美國對其穆斯林對手采取的行動，這與冷戰時期他們時常竭力反對美國針對蘇聯和共產主義采取的行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文明衝突中，與意識形態的衝突不同，親緣關係決定立場。

西方麵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 — — 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並擔心自己的力量處於劣勢。伊斯蘭麵臨的問題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 — — 西方，它的人民確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確信，盡管他們的優勢正在下降，但這一優勢仍然使他們有義務把他們的文化擴展到全世界。這些是造成伊斯蘭和西方衝突的根本因素。

亞洲：中國和美國

多文明的大雜燴。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經濟變化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態發展之一。至90年代，東亞經濟的發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們認為東亞和整個環太平洋地區在持續擴大的商業網絡中已經聯係在一起，它將確保國家間的和平與協調。這種樂觀態度是基於一種非常可疑的假設，即：商業來往從來都是維持和平的力量。但情況並非如此。經濟增長改變了國家和地區間的均勢，造成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政治不穩定。經濟交往可以使人們相互接觸，但不能使他們達成協議。在曆史上，它往往使各國人民更深地認識到他們之間的不同，令他們彼此害怕。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僅帶來了好處，而且也造成了衝突。如果過去的經驗靠得住，那麽亞洲的經濟成就將為其帶來政治陰影，即不穩定和衝突。

亞洲的經濟發展和亞洲社會日益增長的自信，至少從三個方麵擾亂了國際政治。首先，經濟發展使得亞洲國家能夠增強其軍事能力，給這些國家未來的關係帶來不穩定性，使冷戰中被抑製的問題和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增加在這一地區出現衝突和不穩定局麵的可能性。第二，經濟發展加深了亞洲社會和西方之間，主要是與美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並增強了亞洲社會在鬥爭中取勝的能力。第三，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以及恢複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國家要麽“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麽“用均勢來平衡”和試圖遏製中國的影響。

在過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幾個世紀中，能夠稱為國際關係的不過是在西方主要國家間進行的西方遊戲，在某種程度上另一些國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羅斯於18世紀加入進來，後來是日本於20世紀加入進來。歐洲是大國衝突和合作的主要場所，即使在冷戰期間，超級大國對抗的主要戰線也是在歐洲的中心地帶。冷戰後的所謂國際關係也會有一個主要區域，那便是亞洲，尤其是東亞。亞洲是多種文明的大雜燴。僅東亞就包含屬於六種文明的不同社會 — — 日本文明、中華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 — — 南亞還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種文明的核心國家 — — 日本、中國、俄羅斯和美國 — — 是東亞舞台上的主角；南亞還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正在興起的穆斯林國家。此外，東亞還包括幾個經濟影響日益增強的中等國家和地區，如南朝鮮、台灣、馬來西亞和有巨大潛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國際關係模式的高度複雜化，它在很多方麵可與18－19世紀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相比，充滿了標誌著多極化形勢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

東亞多種力量、多種文明並存的特點使其不同於西歐，經濟和政治差異又擴大了它們之間的差別。西歐所有的國家都有穩定的民主製，它們實行市場經濟，經濟發展處於高水平。90年代中期，東亞包含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幾個新的不穩定的民主國家，以及世界上尚存的五個共產黨國家中的四個，此外還有軍人政府、個人專製和一黨獨裁製。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從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鮮各不相同。盡管東亞總的發展趨勢是市場化和經濟開放，但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經濟製度，既有北朝鮮的指令性經濟，有國家控製和私有企業並存的混合經濟，也有香港地區的自由放任經濟。

除了中國的霸權有時曾給該地區帶來暫時的秩序外，在東亞從未存在過西歐有過的國際社會（按照英國人的概念）。20世紀末，歐洲被一個高度密集的國際機構的複合體聯係在了一起，這些機構有：歐洲聯盟、北約、西歐聯盟、歐洲理事會、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等。除了東南亞國家聯盟外，東亞並沒有類似的組織，而該聯盟不包括任何主要國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問題，而且剛剛開始向經濟一體化的初始形式發展。90年代，出現了將大多數環太平洋國家納入其中的、更為廣泛的組織 — —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但它是一個比東盟更鬆散的論壇。此外便沒有把亞洲主要國家聯係在一起的其他重要多邊機構了。

同樣與西歐形成對照的是，在東亞國家中存在著許多孕育著衝突的種子。兩個被廣泛確認的危險點包括兩個朝鮮和“兩個中國”，它們均是冷戰的遺產。然而，意識形態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兩個中國”之間的關係有了重大進展，兩個朝鮮之間的關係也開始發展。朝鮮人打朝鮮人的可能性盡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灣人放棄自己的中國身份，正式成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正如一份中國軍方文件讚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語所說：“自家人不打自家人。”雖然在兩個朝鮮或者“兩個中國”之間發生暴力衝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們之間的文化共性最終大概會消除這種可能性。

在東亞，反映了往日敵對關係和新經濟關係的其他可能的衝突，補充和取代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衝突。gO年代初對東亞安全關係所作的分析，通常把東亞說成“危險的鄰居”、“準備就緒的對手”、一個“進行著幾場冷戰”的地區，正“倒退著”走向充滿戰爭和動蕩的“未來”。與西歐不同，go年代的東亞有著未解決的領土爭端，其中最重要的有俄羅斯和日本的北方島嶼爭端；中國。越南和菲律賓，潛在地還有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爭端。以中國為一方，以俄羅斯和印度為另一方的邊境分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緩解，但如果中國對蒙古提出主權要求，爭端會再次出現。暴動和脫離主義運動在棉蘭老、東帝波、西藏、南泰國和緬甸都存在著，並且大多得到了外國的支持。此外，盡管90年代中期在東亞存在著國家間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間在朝鮮和越南發生了重大戰爭，而且亞洲的主要大國中國，曾經同美國人和它幾乎所有的鄰居，包括（南）朝鮮人、越南人、國民黨中國人和俄羅斯人打過仗。1993年，中國軍方在一份分析報告中確認了八個威脅到中國軍事安全的地區熱點，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將東亞安全的形勢總結為“非常嚴峻”。在經曆了幾個世紀的衝突之後，西歐獲得了和平，戰爭已變得不可設想。但東亞的情況卻不是如此，正如艾倫·弗裏德伯格所指出的，歐洲的過去可能就是亞洲的未來。

經濟的推動、領土爭端、複活了的對抗以及政治動蕩，使東亞的軍費預算和軍事能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獲得的財富，以及在多數情況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東亞國家得以用規模較小但更專業化、技術更先進的軍隊取代了人數眾多、裝備落後的“農民”軍隊。由於對美國在東亞承擔義務的範圍日益擔憂，各國的目標是在軍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盡管東亞國家繼續從歐洲、美國和前蘇聯進口大量武器，但它們更傾向於進口技術以便使自己能夠在國內生產先進飛機、導彈和電子設備。日本和中華文明範圍內的一些國家及地區 — — 中國、台灣、新加坡和南朝鮮 — — 擁有日益先進的軍事工業。鑒於東亞沿海的地理狀況，它們將重點放在發展遠距離投放兵力的能力和空軍、海軍能力上。結果是，以前不具備相互作戰軍事能力的國家，越來越能夠這樣做了。這些國家的軍事建設透明度極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確定性。在權力關係不斷變化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有必要並且有理由自問：“十年之後誰將是我的敵人，誰（如果有的話）將是我的朋友？”

亞洲-美國冷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國和亞洲國家的關係越來越變為對抗性的，美國在這些爭執中取勝的能力日益下降。這一傾向在東亞主要國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與中國、日本的關係都朝著這一方向發展。美國人為一方，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另一方，都聲稱在他們之間進行著冷戰。這些同時發展的趨勢始於布什執政時期，在克林頓任內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國與亞洲兩個主要國家的關係，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隻能表述為“緊張”，而且似乎看不到變得更好的前景*。

* 應當指出，關於國家間關係的表述，至少在美國存在著用詞上的混亂。人們以為，關係“好”是指關係友好、合作，關係“壞”是指關係敵對、對抗。這種表述混淆了兩個很不相同的方麵：友好還是敵對；可取還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國人特有的想法：在國際關係中，和諧總是好的，衝突總是壞的。然而，把關係好等同於關係友好，隻有在衝突永遠不可取時，才站得住。當布什政府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開戰，使關係變“壞”時，大多數美國人卻認為這是“好”。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還是指和諧，“壞”究竟是指不可取還是指敵對這一點上的混亂，我在本書中說“好”和“壞”，隻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國人讚成美國社會中不同意見。集團、黨派、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的競爭，那麽為什麽美國人會認為自己社會中的衝突是好事，而不同社會之間的衝突卻是壞事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我所知，尚無人認真研究過。 — — 原書腳注

90年代初，日美關係由於在許多問題上的爭議而變得日益緊張，這些問題包括：日本在海灣戰爭中的作用、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日本對美國針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權政策的態度、日本參與維和行動，以及最重要的經濟關係，特別是貿易問題。貿易戰已成為平常的話題。美國官員，特別是克林頓政府的官員，要求日本作出越來越多的讓步舊本官員則日益強硬地抵製這些要求。與以往的爭端相比較，當前的每一個貿易爭端都更尖銳，也更難以解決。如1994年3月，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項使自己有權對日本實行更嚴厲的貿易製裁的命令，這一舉動不僅遭到了日本的抗議，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貿易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負責人的反對。不久，日本作出了反應，對美國的政策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此後，美國很快“正式譴責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時歧視美國公司。1995年春，克林頓政府威脅要對日本的豪華轎車征收100％的關稅，其後僅僅在製裁生效之前才達成了扭轉這一局麵的協議。在美日兩國之間，顯然發生了非常類似貿易戰的行動。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惡毒攻擊達到了頂點，致使日本政界要人開始對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提出質疑。

在這些年中，兩國公眾彼此都變得越來越不滿。1985年，87％的美國公眾表示他們對日本的態度總體上是友好的。1990年，這一數字下降到67％；至1993年，隻有50％的美國人表示喜歡日本，幾乎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們避免購買日本產品。1985年，73％的日本人認為日美關係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認為日美關係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眾輿論跳出冷戰模式而變化的關鍵轉折點。該年，兩國在看待對方時都排除了蘇聯的因素。美國人第一次將日本排在蘇聯之前作為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日本也第一次將美國排在蘇聯之前作為對日本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

公眾態度的變化與精英觀念的變化是一致的。在美國，出現了一個由學術界、知識分子和政治修正主義者組成的重要集團，他們強調美日兩國在文化和結構上存在著差異，美國在處理與日本的經濟問題時需要采取更強硬的態度。日本在美國傳播媒介、非小說文學出版物和流行小說中的形象變得越來越壞。在日本，情況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沒有體驗過美國在二戰中的力量和它在二戰後的善行，他們為日本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非常願意以前輩未曾使用過的方式來抵製美國的要求。日本的“抵製派”與美國的“修正派”是對等的，兩個國家的候選人都發現，在影響日美關係的問題上提倡強硬路線能夠得到選民的支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具對抗性。鄧小平於1991年9月說，兩個國家的衝突構成了“一場新的冷戰”，這句話曾被中國新聞界反複引用。1995年8月，政府新聞機構宣稱：中美關係處於1979年兩國建交以來的最低點。中國官員經常譴責所謂的美國對中國事務的幹涉。1992年，中國政府的一份內部文件說：“我們必須指出，美國自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以來，為了建立新的霸權和強權政治，一直在到處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對削弱，因而力不從心。”江澤民主席於1995年8月說：“西方的敵對勢力，一刻也沒有放棄西化和‘分裂’我們國家的陰謀企圖。”至1995年，據說在中國領導人和學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廣泛的看法：美國正企圖“在領土上分裂中國，在政治上顛覆中國，在戰略上遏製中國，在經濟上挫敗中國”。

所有這些指控都是有證據的。美國允許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向台灣出售了150架F－16戰鬥機，稱西藏為“被占領的主權領土”，譴責中國侵犯人權，否決北京舉辦2000年奧運會，與越南關係正常化，指責中國向伊朗出售化學武器部件，因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導彈裝置而對它進行貿易製裁，威脅在經濟問題上對中國實行進一步製裁，同時阻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雙方都指責對方不守信用：在美國人看來，中國違反了就導彈出口、知識產權和使用勞改犯達成的協議；在中國看來，美國允許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向台灣出售先進戰鬥機，是違反了中美協議。

在中國，對美國持對抗觀點的最重要的集團是軍人。很明顯，他們經常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對美國采取強硬立場。1993年6月，據說有100位中國將軍聯名給鄧小平寫信，抱怨政府對美國采取“被動”的政策，未能抵製美國“訛詐”中國的行為。同年秋天，一份中國政府的絕密文件概括了軍方對抗美國的理由：“由於存在中國和美國長期以來因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和對外政策的不同而導致的衝突，根本改善中美關係是不可能的。”既然美國人認為，東亞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美國就不可能容忍在東亞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對手。”至90年代中期，中國的官員和各機構都照例把美國描述為敵對勢力。

中美的日益對抗，部分是受兩國國內政治的驅使。如同與日本的關係一樣，美國國內的觀點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認為，應當與中國發展建設性的接觸，擴大經濟往來，將中國納入所謂的國際社會；另外一些人則強調中國對美國利益的潛在威脅，認為同中國的和解舉動產生了負麵後果，主張采取強硬的遏製政策。1993年，美國公眾將中國列為僅次於伊朗的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美國政界經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態，諸如允許李登輝訪問康奈爾大學、克林頓會見達賴喇嘛。這些舉動激怒了中國，並致使美國政府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對人權問題的考慮，比如在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做法。在中國方麵，政府需要樹立一個新的敵人，以提高它對國內民族主義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權合法化。

在10年裏，美國與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就這樣“惡化”了。亞洲和美國關係的這一變化是如此廣泛，包含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問題領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僅僅歸結於個別的利益衝突，例如一方麵的汽車零件、照相機銷售或者軍事基地問題，另一方麵的關押持不同政見者、武器銷售、知識產權問題。此外，美國如果任其與亞洲兩個主要國家的關係變得更緊張，顯然於其國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強權政治的基本原則，美國應當利用兩者中的一方去反對另一方，或者至少在與一方的衝突加劇之時，設法改善與另一方的關係。但是美國並沒有這樣做。還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們加劇了亞洲和美國之間的衝突，使得解決這些關係中的單個問題變得更為困難。造成這一普遍現象的是一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亞洲社會和美國的相互作用在加強，其形式是擴大交流、貿易、投資和相互了解，這增加了它們之間可能和已經發生的利益衝突的問題和項目。相互作用的增強使雙方社會都感到對方的行為和信仰對自己構成了威脅，而以前由於距離遙遠似乎是無害的。其次，50年代，為了應付來自蘇聯的威脅，美日簽訂了共同安全條約。70年代，蘇聯力量的增長導致美國和中國於1979年建立了外交關係，並為促進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合作關係，以抵消來自蘇聯的威脅。冷戰的結束消除了美國和亞洲國家之間壓倒一切的共同利益，結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衝突的其他問題凸顯出來。第三，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全麵改變了它們和美國之間的均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亞洲國家越來越堅信其價值觀和體製的效力，並自認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優越。另一方麵，美國人傾向於認為，特別是在他們取得冷戰的勝利後認為，他們的價值觀和體製是普遍適用的，他們仍有力量左右亞洲社會的內外政策。

國際環境的變化使亞洲文明和美國文明之間根本的文化差異顯現出來。在最廣泛的層麵上，盛行於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權威，等級製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麵衝突，“保全麵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個人。此外，亞洲人傾向於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其社會的演進，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位。這些態度與美國人信念的首要內容形成了對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以及美國人傾向於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讚成製衡，鼓勵競爭，崇尚人權，傾向於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盡可能擴大眼前的利益。衝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麵的根本差異。

這些差異給美國與亞洲主要國家的關係帶來了特殊的後果。外交家們竭力解決美國和日本在經濟問題上的衝突，尤其是日本的貿易順差以及對美國產品和投資的抵製問題。美日貿易談判具有冷戰時期美蘇武器控製談判的許多特點。至1995年止，美日貿易談判取得的結果比後者還要少，原因在於這些衝突是源於兩國的根本差異，特別是日本經濟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的獨特性。日本的製成品進口隻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3－1％，而在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平均占7．4％。外國直接投資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不足 0．7％，相比之下卻占美國的28．6％，歐洲的38．5％。90年代初，在工業化大國中隻有日本的預算出現盈餘。

總體說來，日本經濟並未按照西方經濟學指示的普遍規律發展。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簡單地認為美元貶值能減少日本的貿易順差，但此法並不靈驗。1985年的廣場飯店協議調整了美國對歐洲的貿易逆差，然而在解決對日本貿易逆差問題上卻收效甚微。當日元增值到與美元的比率低於100：1時，日本貿易仍保持著高順差，甚至還有所增長。因此，日本同時保持了貨幣堅挺和貿易順差。西方經濟思想假定在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係，當失業率大大低於5％時，就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然而，日本多年來的平均失業率不足3％，其平均通貨膨脹率僅為1．5％。至9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學家都開始認識到兩國經濟製度的基本差異，並使之理論化。一份謹慎的研究報告總結道：日本製成品進口水平低的特有現象，“不能用標準的經濟因素來解釋”。另一位分析家說：“不論西方人作何預測，日本的經濟發展沒有遵循西方的邏輯，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日本人……創造了一種經濟類型，它的運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觀察家的預測能力。

那麽，怎樣解釋日本經濟的獨特性呢？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日本經濟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日本社會是獨一無二的非西方社會。日本的社會和文化與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社會和文化不同。這些差異在所有嚴肅的日美比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來。日美經濟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一方或雙方經濟性質的根本變化，而這一變化又取決於一國或兩國社會和文化的根本變化。這樣的變化不是不可能的。社會和文化是會發生變化的。它可能是重大破壞性事件的結果：德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徹底失敗，使得世界上兩個軍國主義最嚴重的國家變成了兩個最提倡和平主義的國家。但是，不論美國還是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在經濟上徹底打垮對方。經濟發展也能深刻地改變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如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發生的那樣。經濟上的富裕或許能夠使日本變成一個更像美國的消費取向的社會。80年代末，日本和美國的人民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應當更像對方。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的簽訂就是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進這種趨同。這一嚐試和類似的努力都失敗了，這就證明經濟上的差異是深深植根於兩個社會的文化之中的。

美國和亞洲的衝突源於文化差異，衝突的結果則反映了美國和亞洲權力關係的變化。美國在這些爭執中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發展趨勢是於亞洲有利的，同時力量的變化又進一步加劇了衝突。美國希望亞洲國家政府承認它是“國際社會”的領袖，並默許在其社會中采取西方的原則和價值觀。而另一方麵，正如美國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所言：“亞洲國家日益認識到其取得的成就並為之驕傲”，它們希望被平等對待，傾向於把美國看作“一個國際保姆，如果還算不上惡霸的話”。然而，美國文化的內在律令迫使它在國際事務中至少扮演一個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個惡霸的話。結果是美國與亞洲的期望變得越來越不一致。在廣泛的問題上，日本和其他亞洲領袖學會了對其美國對手說“不”，有時還會用彬彬有禮的亞洲方式說“滾蛋”。亞美關係象征性的轉折點，可能是一位日本高級官員所說的美日關係的“第一次大撞車”，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堅決地拒絕了克林頓總統提出的規定日本進口美國製成品指標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官員評論說：“即使是在一年前，我們都不可能想象會發生這種事情。”一年之後，日本外相強調了這一變化，指出在國家和地區展開經濟競爭的時代，日本的國家利益遠比作為西方成員的“身份”重要。

美國90年代的亞洲政策，反映了美國對均勢變化的逐漸適應。首先，美國在事實上承認它缺乏對亞洲國家施加壓力的意誌或者能力的情況下，將遇到衝突的問題領域和它可能具有影響力的其他領域分離開來。盡管克林頓曾宣稱人權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中優先考慮的問題，但是1994年他在美國商界、台灣和來自其他方麵的壓力下，使人權問題和經濟問題脫鉤，放棄了把延長最惠國待遇作為手段來影響中國對持不同政見者做法的努力。同樣，美國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響的對日安全政策，明確地同它與日本衝突最激烈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問題分離開來。就這樣，美國放棄了它能夠用來促進中國人權和促使日本作出貿易讓步的武器。

第二，美國一貫追求與亞洲國家實行預期互惠的方針，它在作出讓步時，期望這些讓步能夠導致亞洲國家作出類似讓步，並經常以有必要同亞洲國家保持“建設性接觸”或“對話”為由為此方針辯護。但是，亞洲國家往往將這種讓步視為美國軟弱的跡象，因此可能進一步拒絕美國的要求。這一模式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尤為明顯。由於美國人喜歡將“友好”關係等同於“好”關係，因而在與亞洲社會的競爭中處於相當的劣勢，因為後者把“好”關係等同於能為它們帶來勝利的關係。對於亞洲人來說，美國的讓步不應給予回報，而應當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複出現的美日貿易衝突中形成了一種模式：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日本提出要求，並威脅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實行製裁。接著就是無休止的談判，然後雙方在製裁生效之前的最後一刻宣布達成協議。協議的措辭通常是模棱兩可的，因而美國可以宣布在原則上取得了勝利，日本則可根據自己的意願執行或者不執行協議。於是一切照舊進行。與中國的衝突也大體如此。中國勉強地同意了在人權、知識產權和核擴散問題上的廣泛的原則聲明，但是對聲明的解釋卻與美國極為不同，並且繼續執行它以往的政策。

這些文化上的差異，以及亞洲和美國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促使亞洲社會在與美國發生衝突時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從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到南朝鮮”，實際上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站在日本一邊，抵製美國規定日本進口數額指標的要求。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上，也出現了亞洲國家團結起來支持中國的情況。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帶頭爭辯說，西方的人權觀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亞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則警告道：如果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美國將發現自己在太平洋地區受到孤立”。團結的另一個表現是：亞洲、非洲和其他國家不顧西方的反對而站在日本一邊，支持日本在任官員重新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而日本則反對美國提出的候選人 — — 墨西哥前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而推舉一位南朝鮮人做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記錄無可爭議地表明，到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問題上，所有東亞國家都認為，它們與其他東亞國家要比與美國有更多的共同點。

冷戰的結束、亞洲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國權力的相對下降，使美國和日本及其他亞洲社會之間的文化衝突凸顯出來；並使後者有能力抵製美國的壓力。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較之美日衝突範圍更廣泛，包括經濟、人權、西藏、台灣、南中國海和武器擴散問題。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麵的。與同日本的衝突一樣，美中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但也涉及到權力的根本問題。中國不願接受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或霸權；美國也不願接受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或霸權。二百多年來，美國一直試圖阻止在歐洲出現一個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大國。在中國開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裏，美國在東亞也試圖這樣做。為了達到以上目的，美國同德意誌帝國、納粹德國、日本帝國、蘇聯和共產黨中國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冷戰。美國的這一利益仍然存在，並得到裏根和布什總統的重申。中國作為東亞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美國與中國衝突的潛在原因，是兩國在東亞未來均勢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中國霸權：均勢還是搭車。由於東亞擁有6種文明，18個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各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裏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它可能在21世紀初出現幾種類型的國際關係中的任何一種。可以設想，在該地區大多數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國家中，可能出現一組非常複雜的合作和衝突關係；或者在中國、日本、美國和俄羅斯，可能還有印度之間形成相互平衡和競爭的一強多極的國際體係。另一種可能性是，東亞政治為中國和日本或中國和美國兩極之間持久的對抗所主宰，其他國家或者與一方結盟，或者采取不結盟政策。還可以設想，東亞政治可能回到傳統的單極模式，以中國為中心形成權力等級。如果中國在21世紀能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在鄧小平以後的時代保持統一，不因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而癱瘓，那麽它可能爭取實現這最後一種可能。中國是否能夠成功，將取決於其他國家在東亞權力政治鬥爭中的反應。

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曆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後的年代裏，都進行了對外擴張伯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後不會采取同樣的做法。兩幹年來，中國曾一直是東亞的傑出大國。現在，中國人越來越明確地表示他們想恢複這個曆史地位，結束屈辱與屈從於西方和日本的漫長世紀，這個世紀是以1842年英國強加給中國的南京條約為開端的。

80年代末，中國開始將其不斷增長的經濟資源轉化為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如果它的經濟發展持續下去，這種轉化將會具有很大的規模。根據官方數字，中國的軍事開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間，中國的軍事開支按當前價格計算翻了一番，按不變價格計算實際增加了50％，並計劃於1995年增長21％。按官方匯率估算，中國1993年的軍費開支約為220億- 370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達到了900億美元。80年代末，中國重新設計了它的軍事戰略，從打防禦蘇聯入侵的大仗轉變為以遠距離投放兵力為重點的區域性戰略。與這種轉變相適應，中國開始發展海軍力量，購置現代化的遠程戰鬥機，發展空中加油能力，並決定購買一艘航空母艦。中國還與俄羅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購買關係。

中國正在成為東亞的支配國家。東亞的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麵向中國，得到了大陸和其他三個華語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持，以及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國對南中國海提出越來越強烈的主權要求：在帕拉塞爾群島（西沙群島）建設軍事基地，1988年與越南為爭奪幾個島嶼的歸屬權而開戰，在菲律賓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濟礁）駐軍，對毗連印度尼西亞納圖納島的天然氣田提出主權要求。中國還結束了對美國在東亞駐軍的低調支持，開始積極地加以反對。同樣，雖然冷戰期間中國曾暗地裏主張日本加強軍事力量，但冷戰後卻對日本的軍事建設表示了日益嚴重的關切。在按照傳統的區域霸權方式行事時，中國在盡量減少其獲得地區軍事優勢的障礙。

除個別例外（如在南中國海），中國在東亞的霸權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諸武力的方式擴大其對領土的控製。然而這可能意味著，中國希望其他東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中國對西藏和新疆的控製，以及香港和台灣回歸中國；

●默認中國對南中國海，或許還有蒙古的領土主權；

●當中國與西方在經濟、人權、武器擴散和其他問題上發生衝突時普遍支持中國；

●接受中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優勢地位，不發展可能對這種優勢地位構成威脅的核武器或常規力量；

●采取與中國利益一致的和有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貿易和投資政策；

●在處理地區問題時服從中國的領導；

●對來自中國的移民普遍開放；

●製止或鎮壓其國內反對中國和反對中國人的運動；

●尊重華人在其社會中的權利，包括保持與其親屬和中國故鄉緊密聯係的權利；

●不與其他大國建立軍事聯盟或進行反對中國的合作；

●提倡使用漢語普通話，將其作為在東亞進行廣泛交流的語言工具，補充並最終取代英語的作用。

分析家們將中國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國作為支配國家在19世紀末歐洲的崛起作了比較。新的大國的崛起通常會造成極度的不穩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將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細。李光耀於1994年說：“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3O或40年的時間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參與者。”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期能夠保持統一（似乎是可能的），那麽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曆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越來越強的自我伸張作出反應。

廣義地講，對於新的大國的崛起，各國可作出一種方法或者兩種方法相結合的反應。它們可以獨自或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通過用均勢來平衡和遏製中國，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通過戰爭打敗它來保證自身的安全。另一種反應是，各國可以嚐試搭乘這個新崛起的大國的車(奇.書.網 — 整.理.提.供)，適應它，在與它的關係中處於次要的或從屬的地位，以期它們的核心利益得到保護。或者，各國可以嚐試某種均勢和搭車相結合的方法，但是，這將導致它與新興大國對抗和無以自保的雙重危險。根據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用均勢來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選擇，而且事實上也比搭車被更頻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爾特所言：

一般說來，各國在對自己的目的深思熟慮之後都傾向於采取均勢策略。搭車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需要信任；一國支持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大國，往往寄希望於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導大國是一個侵略性國家，用均勢來平衡更保險。此外，與較弱的一方結盟，能夠增進一個國家在合作中的影響，因為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

沃爾特對西南亞聯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國幾乎總是采取均勢策略來反對外來威脅。人們也普遍假定，在歐洲現代曆史的大部分時期，均勢是一種標準的行為方式。一些國家重組聯盟以用均勢來平衡和遏製它們所看到的（西班牙國王）胖力二世、（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侖、德意誌皇帝和希特勒構成的威脅。然而沃爾特又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各國可能選擇搭車，而且正如蘭德爾·施韋勒所指出的，持修正態度的國家可能采取搭車的策略對待興起中的國家，因為它們不滿現狀，希望從現狀改變中得到好處。此外，正如沃爾特所言，搭車確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這個力量更強大的國家不懷惡意。

在用均勢來平衡一個國家的力量時，各國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國家A可以與國家C和國家D結成聯盟，用均勢來平衡它確認的潛在對手國家B的力量，或者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和其他力量（這有可能導致軍備競賽），或者結合使用這些手段。在此情況下，國家A和國家B互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國家A並未將任何國家視為直接的對手，但是它可能從促進國家B和國家C的均勢中得到好處，因為，如果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變得過於強大都會對國家A構成威脅。在此情況下，國家A對國家B和國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後兩者可能互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國作為一個霸權國家開始在東亞出現，各國會作何反應？毫無疑問，反應將會是極不相同的。既然中國已將美國確定為主要敵人，美國的主要傾向將是作為一個主要平衡者來防止中國的霸權。扮演這樣的角色可能與美國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在歐洲或亞洲占主導地位的傳統關切是一致的。這個目標在歐洲已不再適用，但是它可能仍適用於亞洲。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製定者麵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如果美國確實想阻止中國在亞洲占主導地位，它就需要根據這一目標改變與日本的結盟方向，與其他亞洲國家發展緊密的軍事聯係，加強在亞洲的駐軍及能夠用於亞洲的軍事力量。如果美國不想與中國的霸權抗衡，它就需要放棄自己的普世主義，學會與中國的霸權相處，心甘情願地眼見自己決定太平洋遙遠的另一端的事務的能力顯著下降。但這兩種做法都會有巨大的代價和危險。然而，最大的危險乃是美國將不作明確的選擇，在未經認真考慮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並在沒有做好有效地發動戰爭準備的情況下，便卷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

從理論上講，美國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辦法來遏製中國，如果其他大國能夠起用均勢來平衡中國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加緊重新武裝，獲得核武器，在爭取亞洲其他國家的支持方麵與中國展開積極的競爭。日本可能願意參加美國領導下的反華聯盟，盡管連這一點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為中國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國並未表現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興趣和能力。在拿破侖時代，作為一個新的小國家，美國曾試圖扮演這樣的角色，結果是與英國和法國都打了仗。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隻做了微不足道的努力來促進歐洲和亞洲各國之間的均勢，結果參與了為恢複被打破的均勢而進行的世界大戰。冷戰期間，美國別無選擇地成為蘇聯的主要平衡者。作為一個大國，美國從此再也沒有成為一個次要的平衡者。充當一個次要的平衡者意味著扮演一個微妙的、靈活的、模棱兩可的甚至是不真誠的角色。它可能意味著從支持一方變為支持另一方，拒絕支持或反對根據美國的價值觀念在道義上是正確的國家，或者支持一個在道義上是錯誤的國家。即使日本確實成為中國在亞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國是否有能力支持這種平衡仍然是個問題。美國更有能力動員起來直接對付一個現存的威脅，而不是去用均勢來平衡兩個潛在的威脅。最後，亞洲國家中存在的搭車傾向可能阻礙美國作為次要平衡力量所做的一切努力。

搭車取決於信任的程度，這要看以下的三個方麵。第一，搭車更有可能發生在屬於同一文明或者擁有文化共性的國家之間，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國家之間。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據背景而不同。當與其他男孩子對抗時，一個小男孩往往服從哥哥的旨意；但是當他們獨自在家時，他就不那麽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國家之間更為頻繁的相互作用，會進一步促進同一文明內部的搭車現象。第三，搭車和製衡傾向會由於文明的不同而各異，因為其成員之間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東普遍采用均勢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東文化中眾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這些影響外，對於權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會影響搭車或均勢傾向。歐洲各社會經曆了一個絕對君主製的階段，但避免了亞洲國家曆史上特有的持續的官僚帝國或“東方專製國家”的出現。封建主義為多元論以及某種權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假設提供了基礎。於是，在國際層次上，均勢也被認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的責任就是維護和保持它。因此，當均衡受到威脅之時，就需要用平衡行動去恢複它。簡而言之，國際社會的歐洲模式反映了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模式。

與此相反，亞洲的官僚帝國沒有給社會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權留有餘地。與歐洲的情況相比，在中國，搭車似乎遠比均勢重要。盧西恩·佩伊注意到，20年代，“軍閥們首先想要了解與強者站在一起能夠得到什麽，隻有這時他們才可能探討與弱者結盟可能得到的回報……對於中國的軍閥來說，自治並不像傳統的歐洲均勢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終極價值，確切地說，他們的決定是基於與實力相聯係的考慮。”艾弗裏·戈爾茨坦指出：1949－1966年，當權威結構相對明確之時，搭車便成為共產黨中國的政治特點。然而，當文化革命造成近乎無政府狀態和權威變化無常並威脅到政治家的生存時，均勢行為便開始占上風。1978年以後較明確的權威結構的恢複，大概又使搭車成為占上風的政治行為模式。

曆史上，中國人並未明確地區分國內和國外事務。他們“頭腦中的世界秩序不過是中國國內秩序的必然結果，因此是中國文明認同的一種延伸”，他們假定這種認同“能夠在正常的宇宙秩序這個更大的可擴展的同心圓中再現自身”。或者，像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所表述的：“中國傳統的世界觀是儒家嚴謹而清晰地表達的等級社會觀的反映。外國的君主和著邦應當向中央帝國朝貢：‘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因此，中國人從來沒有“多極，甚至也沒有多邊的安全觀念”。在國家關係中，亞洲人一般“接受等級製”，在東亞曆史上沒有發生過歐洲類型的霸權戰爭。歐洲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勢體係對於亞洲來說是陌生的。在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到來之前，東亞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國家要麽從屬於北京，要麽與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製而自治”。當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然而，亞洲的國際政治等級製模式與歐洲的均勢模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由於對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國人在國際關係中也存在著其國內政治中的搭車傾向。這種傾向影響各國對外政策的程度，依它們的儒教文化和在曆史上與中國關係的深淺而不同。朝鮮與中國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處，而且曆史上一直傾向於中國。冷戰期間新加坡視共產黨中國為敵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開始改變立場，其領導人積極主張美國和其他國家承認中國權力的現實。擁有大量華人人口和反西方傾向領導人的馬來西亞，也強烈地傾向於中國。19和20世紀，泰國通過適應歐洲和日本帝國主義保持了自己的獨立，現在它對中國也表現出同樣的態度，這種傾向由於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潛在威脅而得到了加強。

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是兩個最傾向於用均勢來平衡和遏製中國的國家。印度尼西亞是一個遠離中國的穆斯林大國，但是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國控製南中國海的權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簽署了一項安全協議，雙方決定在安全遇到“敵對挑戰”時相互磋商。盡管雙方都否認這是一個針對中國的安排，但是它們都將中國視為敵對挑戰最可能的來源。越南大體上是一個擁有儒教文化的國家，但曆史上它與中國的關係極為敵對，並於1979年與中國進行了一場短暫的戰爭。越南和中國都宣稱對全部斯普拉特群島（南沙群島）擁有主權，70年代和80年代，雙方的海軍時有交火。90年代初，越南的軍事力量相對於中國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個東亞國家都更經常地有尋求夥伴以平衡中國的動機，加入東南亞國家聯盟。1995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便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兩步。然而，東盟內部的分歧和該組織不情願向中國挑戰的態度，使東盟極不可能成為一個反對中國的聯盟，或者為越南對抗中國提供重大支持。美國可能更願意遏製中國，但是在90年代中，它在反對中國控製南中國海的權利要求上能走多遠尚不明朗。因此，對於越南來說，“害處最小的選擇’”可能是順應中國並接受“芬蘭化”，那將“傷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證生存”。

在90年代，除中國和北朝鮮外，實際上所有的東亞國家都對美國繼續在該地區駐軍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實踐中，除越南外，這些國家都傾向於順應中國。菲律賓關閉了美國在那裏的主要的空軍和海軍基地，衝繩島反對美國大量駐軍的鬥爭也日趨激烈。1994年，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拒絕了美國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給艦的要求（在美國對東南亞或者西南亞進行軍事幹預時，這些艦隻將作為提供給養的浮動基地）。順應態度的另一個表現是，在東盟地區論壇的首次會議上，中國不把南沙群島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認，中國1995年占領菲律賓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濟礁）的舉動並沒有引起其他東盟國家的抗議。1995－1996年，亞洲國家政府對中國口頭上和軍事上對台灣的威脅再次保持絕對的沉默。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對這些國家的搭車傾向作了簡要的概括：“在預測未來之時，亞洲國家的領導人確實對均勢可能發生對中國有利的變化感到擔憂，但他們現在不想與北京對抗。”而且，“他們不會參加美國討伐中國的行動”。

中國的崛起將對日本構成重大的挑戰，日本人在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應付戰略上將產生嚴重分歧。它是否應順應中國，以承認中國的政治-軍事支配地位來換取中國對日本在經濟事務方麵首要地位的承認？或應當賦予美日聯盟新的意義和活力，把它作為用均勢來平衡和遏製中國的合作核心？還是應當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國的侵犯？日本或許會盡可能長時間地避免明確地回答這些問題。

用均勢來平衡和遏製中國的任何有意義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軍事聯盟。可以設想，日本可能會緩慢地默認該聯盟根據這一目的所作的調整。這樣做取決於日本對以下幾方麵的信心：1、美國保持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和在世界事務中維持其積極領導作用的全麵能力；2‘美國承擔維持在亞洲駐軍和積極阻止中國擴大影響的義務；3、美國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資源代價、不冒很大的戰爭風險的前提下遏製中國。

如果美國不承擔主要義務或未表現出重大決心，日本很可能會順應中國。曆史上，日本往往與有關的支配力量結盟以尋求自身的安全，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當時它在東亞推行單邊的征服政策，結果遭到慘敗。即使是在30年代參加軸心國之時，日本也是與當時在世界政治中顯得最具活力的軍事一意識形態力量結盟。本世紀更早些時候，日本相當有意識地加入了英日聯盟，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事務中的領導力量。50年代，日本同樣與世界上最強大並能夠確保日本安全的美國結成了聯盟。像中國一樣，日本把國際政治看作是等級製的，因為其國內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學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時，往往根據其國內模式來類推。他們傾向於把國際秩序看作日本社會內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現，而這種模式是以垂直組織結構的相關性為特征的。日本對國際秩序的這種看法，受到了它在現代以前與中國關係（進貢製度）的長期經驗的影響。

因此，日本的結盟行為“基本上是搭車而不是均勢”，並且總是“與支配力量結盟”。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學者說：日本人“比大多數人都會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並與被認為在道德上占有優勢者合作……也會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軟弱和正在退卻的霸主濫用權力”。隨著美國在亞洲作用的下降，中國成為最強大者，日本的政策也會作出相應的調整。事實上它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基肖爾·馬赫布巴尼指出，中日關係中的關鍵問題在於“誰是老大？”答案正在變得明朗。“盡管不會有明確的聲明或協議，但日本天皇選擇了在1992年訪問中國，當時北京在國際上仍受到相對的孤立，這是意味深長的。”

毫無疑問，日本領導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過去幾十年的模式，即處於占優勢的美國的庇護之下。但是，隨著美國對亞洲事務參與的減少，日本國內敦促日本‘重新亞洲化”的勢力將得到加強，日本將承認中國在東亞舞台上重新占據優勢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當被問及哪個國家是21世紀亞洲影響最大的國家時， 44％的日本公眾認為是中國； 30％認為是美國；認為是日本的僅有16 ％。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位高級官員所預測的，日本將有一套順應中國崛起的“做法”，接著他又提出了美國是否會這樣做的問題。他的前一個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對後一個問題的回答卻是不明確的。

中國的霸權將減少東亞的不穩定性和衝突。它也會削弱美國和西方在那裏的影響，迫使美國接受它在曆史上曾經試圖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個關鍵地區由另一個大國所主宰。然而，是誰，又在何種程度上對亞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部分地取決於中國將發生的事情。經濟增長會擴大軍事權力和政治影響，但也會促進政治的發展和走向更開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說它在南朝鮮和台灣起到了這個作用，然而，在那裏最積極地推動民主的政治領袖都是基督教徒。

強調權威、秩序、等級製和集體高於個人的中國儒教傳統，對民主化形成了障礙。但是，中國南方的經濟增長，正產生出日益增大的財富、具有活力的資產階級、政府控製之外的經濟力量的積累以及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此外，中國人在貿易、投資和教育方麵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這一切正在為中國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會基礎。

政治開放的先決條件通常是獨裁製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執政。中國會發生這種情況嗎？在新的世紀裏，人們將會看到中國南方出現一些擁有政治計劃的集團，如果不是在名義上，那麽它們在事實上也將是政黨的胚胎，而且可能會與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建立密切的聯係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如果中國南方出現了這種運動，如果改革派在北京獲得了權力，那麽就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政治轉變。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發出民族主義的呼籲並擴大戰爭的可能性，但從長遠看，在中國建立一個穩定的多元製度會緩解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或許正像弗裏德伯格所說的那樣，歐洲的過去就是亞洲的未來。但更為可能的是，亞洲的過去將是亞洲的未來。亞洲要在以衝突為代價的均勢或以霸權為代價的和平之間作出選擇。西方社會可能會選擇衝突和均勢。曆史、文化和力量的現實卻強烈地顯示，亞洲會選擇和平和霸權。以19世紀40－50年代西方入侵為開端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國正在恢複其地區霸主的地位，東方正在進入自己的時代。

文明與核心國家：正在形成的聯盟

在冷戰後多極、多文明的世界裏，缺少一個在冷戰期間曾占主導地位的分界線。然而，隻要穆斯林人口增長和亞洲經濟增長的浪潮持續下去，西方與挑戰者文明之間的衝突就將超過其他任何分界線而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國家的政府可能對西方變得更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團和西方社會之間將出現間歇性的低強度、有時可能是高強度的暴力衝突。以美國為一方和以中國、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為另一方之間的關係將具有極大的衝突性；如果美國對中國作為亞洲霸權力量的崛起進行挑戰，就可能發生一場大戰。

在這樣的形勢下，儒教一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聯係將會繼續，或許還會擴大和加深。這一聯係的中心是穆斯林和華人社會在武器擴散、人權和其他問題上反對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的密切關係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楊尚昆主席對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訪問、拉夫桑賈尼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訪問使這一點明朗化了。這些舉動“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聯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國的路上，拉夫桑賈尼在伊斯蘭堡宣稱，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一個戰略聯盟”，對巴基斯坦的攻擊將被視為對伊朗的攻擊。為了加強這一模式，貝娜齊爾·布托在1993年IO月就任總理後立即訪問了伊朗和中國。這三個國家之間的合作包括政治、軍事、政府官員定期互訪，以及在各種民用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包括軍工生產合作，加上中國向另兩個國家出售武器。這種關係的發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對外政策思想中的“獨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強有力支持，這些人希望建立一個“德黑蘭-伊斯蘭堡-北京軸心’。在德黑蘭，人們認為，“當代世界的獨特性”要求伊朗、中國、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進行“緊密和持續的合作”。至90年代中期，一個近乎於事實上的聯盟已經在這三個國家中間存在，該聯盟的基礎是反對西方、在安全問題上對印度的關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

這三個國家能成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亞洲國家的更為廣泛的集團的核心嗎？格雷厄姆·富勒認為：一個非正式的“儒-伊聯盟得以實現，並非因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為這些文化提供了一個能夠表達部分是由西方 — — 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占統治地位，並越來越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 — — 造成的痛苦的載體，一些國家感到‘它們沒有必要再忍受”’。最強烈地呼籲這種合作的是卡紮菲，他在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著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控製穆斯林，如果他們能夠，隨後他們將控製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在說：我們曾決心摧毀共產主義，而西方現在必須摧毀伊斯蘭教和儒教。

現在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十字軍陣營之間的對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有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它結盟，和它在一條國際戰線上並肩作戰，我們將一同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

因此，作為穆斯林，我們將支持中國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

我們希望中國取得勝利……

然而，中國方麵對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蒙聯盟的熱情一直相當低落。江澤民主席1995年宣稱，中國不會與任何國家結盟。這個立場或許反映了傳統的中國觀念，作為一個中央帝國，即中心國家，中國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國家會發現與中國結盟符合它們的利益。另一方麵，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意味著它將重視與其他反西方國家的夥伴關係，其中伊斯蘭國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響的成員。此外，中國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長可能會驅使它加強與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關係。一位能源專家1994年評論道：這樣一個以武器換取石油的軸心，“再也不需要聽從倫敦、巴黎或華盛頓的旨意了”。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國家與西方及其挑戰者之間的關係將會有極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國家的南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賴於西方，而且軍事和經濟力量相對軟弱（盡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變這一狀況）。它們與西方的關係或許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拉丁美洲與西方有著緊密的文化聯係。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經濟製度越來越接近於西方。兩個曾經試圖獲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國家放棄了這一打算。整體軍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處於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國家，可能會不滿於美國的軍事優勢，但卻無意對它進行挑戰。在不少拉丁美洲社會中，新教的迅速興起不但使它們更像西方天主教一新教混合的國家，而且正在擴大拉丁美洲與西方之間的宗教聯係，使之超出原先僅通過羅馬教廷保持的聯係。反過來，湧入美國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此帶來的拉丁美洲對美國社會的影響，也促進了文化的趨同。在拉丁美洲與西方之間，實際上就是與美國之間，主要的衝突問題是移民、毒品以及與毒品有關的恐怖主義，以及經濟一體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國家納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對抗諸如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條約這樣的拉丁美洲集團的擴張）。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引發的問題所表明的那樣，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並非易事，它或許會在ZI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緩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遠不會形成。盡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間的差異仍小於西方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差異。

西方與非洲國家的關係僅包括略微嚴重一些的衝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軟弱），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南非沒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樣放棄發展核武器的計劃，盡管它銷毀了已擁有的核武器。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製造的，旨在威懾外國對其種族隔離政策的攻擊，該政府不願意把它們饋贈給黑人政府用於其他目的。但是，製造核武器的能力是不能銷毀的。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政府可能會建造新的核武庫以確保其非洲核心國家的地位，並遏製西方對非洲的幹涉。人權、移民、經濟問題和恐怖主義也被提上了非洲和西方的議事日程。盡管法國政府努力維持與其前殖民地國家的緊密聯係，但非洲國家似乎正在經曆一個非西方化的長期過程，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影響正在縮小，本土文化正在被重新倡導，南非最終會將其文化中的非洲一英國因素置於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西方化的同時，非洲卻變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繼續依賴西方，除了在聯合國的投票外，都無法對西方和其挑戰者之間的均勢產生決定性影響。

很明顯，三個“搖擺”文明的情況並非如此，其核心國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它們與西方及其挑戰者的關係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變幻不定的。它們彼此的關係也會極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過的，日本經過一段時間可能帶著極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離美國向中國靠攏。與冷戰期間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樣，日本與美國的安全紐帶將削弱，盡管可能永遠不會正式挑明這一點。日本與俄羅斯的關係仍然會是困難的，隻要俄羅斯在它1945年占領的幹島群島的問題上拒絕妥協。冷戰結束時出現過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時機，但由於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而稍縱即逝。在未來，美國沒有理由像它過去所做的那樣支持日本的領土要求。

在冷戰的最後二三十年裏，中國成功地與蘇聯和美國打“中國牌”。在冷戰後的世界裏，俄羅斯也可以打“俄國牌”。俄羅斯和中國的聯合將使歐亞與西方之間的均勢決定性地向前者傾斜，引起人們像對50年代的中蘇關係那樣的關切。與西方緊密配合的俄羅斯會為抗衡在全球問題上的儒一伊聯盟增添力量，並重新引起冷戰時期中國對來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懼。然而，俄羅斯與這兩個鄰近文明之間也存在著問題。在與西方的關係中，俄羅斯更傾向於短期行為，這是冷戰結束的後果，是出於重新確立俄羅斯與西方的均勢的需要，以及雙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勢力範圍達成協議的需要。在實際中這意味著：

1、俄羅斯同意歐洲聯盟和北約擴大到把中歐和東歐的西方基督教國家包括進去，西方則承諾北約組織不繼續擴張，除非烏克蘭分裂成兩個國家；

2、俄羅斯和北約組織簽訂夥伴關係條約，保證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問題，共同努力避免軍備競賽，為達成符合雙方冷戰後安全需要的武器控製協議進行談判；

3、西方承認俄羅斯對維護東正教國家及東正教人口占多數地區的安全負有主要責任；

4、西方承認俄羅斯在與南麵穆斯林民族關係中麵臨的實際的和潛在的安全問題，西方願意修改歐洲常規力量條約，並支持俄羅斯為應付這些威脅采取的必要措施；

5、俄羅斯和西方同意在處理一些同時涉及到西方和東正教利益的問題，如波斯尼亞問題時，進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類似路線進行安排，俄羅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對對方的安全構成長期的挑戰。歐洲和俄羅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成熟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具有可能成為擴張和進攻取向的年青力量。

冷戰剛剛結束時，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變得較具有合作性：解決了邊界爭端，雙方都削減了邊境駐軍；擴大了貿易；雙方都停止將對方作為核導彈的攻擊目標；兩國外長探討了對付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國家的共同利益。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發現中國是渴望得到坦克、戰鬥機、遠程轟炸機和地對空導彈等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大客戶。從俄羅斯的觀點來看，俄中關係的升溫表明，在俄日關係持續冷淡的情況下，它有意識地決定將中國作為其亞洲的合作“夥伴”，同時這也是針對它在北約東擴、經濟改革、軍備控製。經濟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國際機構等問題上同西方之間的衝突作出的反應。就中國而言，中國得以向西方證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軍事能力來執行遠距離投放兵力的地區性戰略。對兩國來說，俄中聯係如同儒一伊聯係一樣，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義的一種手段。

這種聯係能否延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一，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保持穩定的程度；第二，中國作為東亞霸主的崛起從經濟、人口和軍事上威脅俄羅斯利益的程度。中國的經濟推動力已經擴展到西伯利亞，中國和韓國、日本的商人一道正在開發和利用那裏的機會。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日益認識到，未來他們的經濟更多地是與東亞而不是與俄羅斯的歐洲部分聯係在一起。對俄羅斯來說更大的威脅是進入西伯利亞的中國移民。據報道，中國在那裏的非法移民人數1995年達到300萬- 500萬，而東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口大約是700萬。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喬夫警告說：“中國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羅斯遠東地區。”俄羅斯高級移民官員也讚同地說：“我們必須反對中國的擴張主義。”此外，中國與前蘇聯各中亞共和國發展經濟關係的舉動，可能激化它與俄羅斯的關係。中國的擴張也可能變成軍事擴張，如果它決定重新提出對蒙古的主權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俄羅斯人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幾十年中它曾一直是蘇聯的衛星國。自蒙古人入侵以來一直縈繞在俄羅斯人腦海中的“黃禍”，有一天可能會再次成為現實。

俄羅斯與伊斯蘭的關係，是幾個世紀以來它通過對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亞部落民族進行擴張戰爭的曆史產物。當前，俄羅斯正與其東正教盟友塞爾維亞和希臘聯合起來以均勢平衡土耳其在巴爾幹的影響，並與其東正教盟友亞美尼亞起來以均勢來平衡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響。俄羅斯一直積極地維護其在中亞各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將它們納入了獨聯體，並在所有這些國家部署了軍隊。俄羅斯關心的中心問題是裏海的石油和天然氣儲藏，以及將這些資源運往西方和東亞的通道。俄羅斯還一直在北高加索進行著一場反對車臣穆斯林的戰爭，並在塔吉克斯坦進行著另一場戰爭，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鎮壓包括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在內的暴亂。這些安全考慮進一步刺激了俄國同中國在遏製中亞的“伊斯蘭威脅”上的合作，也是俄羅斯同伊朗恢複友好關係的一個重要動機。俄羅斯向伊朗出售潛艇、新式戰鬥機、戰鬥轟炸機和地對空導彈，以及偵察和電子戰軍事裝備。此外，俄羅斯已同意在伊朗建立輕水核反應堆，並向伊朗提供鈾濃縮設備。作為回報，俄羅斯非常明確地希望伊朗遏製原教旨主義在中亞的擴散，並暗示希望它與俄羅斯合作共同起來以均勢來平衡土耳其在中亞和高加索的影響。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俄羅斯與伊斯蘭的關係，將決定性地取決於它對沿其南方邊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構成的威脅的看法。

第三個“搖擺”的核心國家是印度，冷戰期間它是蘇聯的盟國，與中國進行過一場戰爭，與巴基斯坦進行過幾場戰爭。它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即使不是齡齲相加，也是保持著一定距離。冷戰結束後，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核武器、南亞次大陸全麵軍事平衡問題上都可能繼續存在嚴重衝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夠贏得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支持，印度與穆斯林的關係總的來說將會很困難。為了應付這一局麵，印度可能會進行特別的努力，像以往那樣逐個勸說穆斯林國家疏遠巴基斯坦。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努力擴大到了印度，兩國之間的緊張狀態因而得到了緩解。但是，這一趨勢不可能長期維持，因為中國積極地卷入了南亞政治，而且可能會繼續這樣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緊密的關係，加強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規軍事能力，以經濟援助、投資和軍事援助討好緬甸，還可能在那裏發展海軍設施。‘目前中國的力量正在擴張，在21世紀初，印度的力量也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兩者之間發生衝突是極為可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兩個亞洲巨人之間潛在的力量競爭，以及自認為是當然的大國、文明和文化的中心，會繼續促使它們支持不同的國家和事業。印度將努力崛起，不僅是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個獨立的權力中心，而且是作為中國權力和影響的抗衡國家。

至少為了對抗中-巴聯盟，即使不是為了對抗更廣泛的儒- 伊聯係，而與俄羅斯保持密切的聯係、繼續大量購買俄羅斯的軍事裝備，也明顯地符合印度的利益。9O年代中期，印度從俄羅斯得到了幾乎所有主要類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艦和低溫火箭技術，由此導致了美國的製裁。除了武器擴散外，印度和美國之間還存在其他問題，包括人權問題、克什米爾問題和經濟自由化問題。然而，美國-巴基斯坦關係的疏遠和在遏製中國上的共同利益，最終可能使印度和美國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印度在南亞的力量擴張不會傷害美國的利益，反而於其有利。

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會發生變化。任何一個文明的大多數國家在形成與另一個文明中的國家的關係時，通常追隨核心國家的領導。但是情況將不會總是如此。很明顯，一個文明中的所有國家不會與第二個文明中的所有國家都擁有相同的關係。共同的利益，通常是來自第三個文明的共同的敵人，導致了不同文明國家間的合作。顯然，文明內部也會出現衝突，特別是在伊斯蘭文明內部。此外，沿斷層線邊緣的集團間的關係，可能與它們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有極大的差別。然而，總的趨勢是明顯的，可以就文明間和核心國家間似乎正呈現出的結盟和對抗作一些合理的歸納。圖9．1對此做了概括。冷戰期間相對簡單的兩極關係已為多極。多文明世界的遠為複雜的關係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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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從過渡戰爭到斷層線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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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戰爭：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

“第一場文明之間的戰爭”，摩洛哥著名學者馬哈迪·埃爾曼紮拉在海灣戰爭正在進行時這樣稱呼它。事實上，這是第二場文明之間的戰爭，第一場是1979－1989年的蘇聯-阿富汗戰爭。這兩場戰爭都是以一個國家直接入侵另一個國家為開端，然後轉變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義為文明的戰爭。事實上，它們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團間的民族衝突和斷層線戰爭為主的時代的過渡戰爭。

阿富汗戰爭是因蘇聯想維持一個衛星國的政權而發動的。由於美國作出了積極的反應，組織、資助和裝備了阿富汗抵抗蘇聯軍隊的起義者，而變成了一場冷戰式戰爭。對於美國人來說，蘇聯的失敗證明了裏根主義推動對共產主義政權武裝抵抗的正確，並使他們為蘇聯遭到可與美國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這場戰爭的失敗對整個蘇聯社會及其政治製度都產生了影響，並極大地促進了蘇聯帝國的瓦解。美國人和西方人普遍認為，阿富汗戰爭是冷戰最後的、決定性的勝利，是滑鐵盧之役。

然而，對那些與蘇聯作戰的人來說，阿富汗戰爭卻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學者評論道：它是“第一場不以民族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勝利”，而是以伊斯蘭原則為基礎的抵抗外來侵略的勝利。這場戰爭是作為聖戰而發動的，它極大地增強了伊斯蘭的自信心和權力。事實上，它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可以與1905年日本在東方世界擊敗俄羅斯人的勝利相比。這場被西方人視為自由世界的勝利的戰爭，卻被穆斯林視為伊斯蘭的勝利。

美元和導彈是為擊敗蘇聯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蘭的集體努力同樣不可缺少。伊斯蘭各國政府和各種集團，競相努力擊敗蘇聯以取得對自己有利的勝利。穆斯林獲得的戰時財政援助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為抵抗力量提供了5．25億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總數為7．15億美元援助中的61％，即 4．36億美元，其他部分則來自美國。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億美元。在整個戰爭期間，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總數至少與美國提供的30億至33億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過了它。戰爭期間，大約有來自其他伊斯蘭國家的25，000名誌願兵參戰，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招募主要是在約旦進行的，這些誌願兵受到了巴基斯坦軍種間情報局的訓練。巴基斯坦為抵抗運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後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還是美國財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輸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將援助資金的75％給予了較強烈的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集團，其中有 50％交到了以希克馬蒂亞爾為首的最極端的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者手中。盡管在對蘇作戰，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參戰者是強烈反對西方的，它們譴責西方人道主義援助機構不道德和企圖顛覆伊斯蘭。蘇聯人最後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個因素所擊敗：美國的技術，沙特阿拉伯的金錢，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熱。

這場戰爭遺留下了一個不穩定的伊斯蘭組織的聯盟，其目的在於促進伊斯蘭反對一切非伊斯蘭力量。戰爭的遺產還包括：訓練有素和有經驗的戰士，軍營、訓練場地和後勤設施，一個複雜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泛伊斯蘭關係網，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賬的毒刺式導彈在內的大量軍事裝備。最為重要的是，伊斯蘭從勝利中獲得了實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勝利的願望。一位美國官員1994年說：阿富汗誌願兵的“聖戰者資格從宗教和政治上看是無懈可擊的。他們擊敗了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現在正在對付第二個”。

阿富汗戰爭成為一場文明間的戰爭，是因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認為，並為了反對蘇聯而團結起來。海灣戰爭成為一場文明間戰爭，是因為西方在軍事上幹預了穆斯林的衝突，而絕大多數西方人又支持這種幹預。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將這種幹預視為對他們發動的戰爭，因而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認為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又一例證。

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政府自戰爭伊始就產生了分歧。由於薩達姆·侯賽因越過了神聖的邊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聯盟以絕對多數（14票讚成，2票反對，5票棄權）通過了譴責其行徑的決議。埃及和敘利亞向美國組織的反伊拉克聯合部隊提供了大批人員，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國提供的略少。土耳其關閉了穿過其境內的從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輸油管道，並允許盟國使用它的空軍基地。作為對這些行動的回應，土耳其更強烈地要求加入歐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們與沙特阿拉伯的緊密關係；埃及的債務被取消；敘利亞得到了黎巴嫩。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盡管伊朗、約旦、利比亞、毛裏塔尼亞、也門、蘇丹和突尼斯，以及諸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運動和伊斯蘭拯救陣線等組織中的不少國家和組織都從沙特阿拉伯得到過財政援助，但它們仍然支持伊拉克而譴責西方的幹涉。其他穆斯林國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亞政府，則采取了妥協立場或者試圖避免采取任何立場。

雖然穆斯林國家政府之間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絕大多數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觀點從一開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後訪問了也門、敘利亞、埃及、約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國觀察家報告說：“阿拉伯世界由於對美國的憤怒而熱血沸騰，看到一個勇敢的阿拉伯領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簡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從摩洛哥到中國，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站在薩達姆·侯賽因一邊，“歡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這場衝突的一大悖論”就是民主的悖論：在那些政治更開放、言論更自由的阿拉伯國家裏，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支持也“最強烈和最廣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約旦、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一些大規模示威遊行譴責西方以及諸如哈桑國王、貝娜齊爾·布托、蘇哈托這樣的政治領袖，將他們稱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敘利亞也出現了反對盟國的行動 — — “在那裏廣大市民反對外國軍隊進駐海灣”。印度的1億穆斯林中有75％譴責美國發動戰爭，印度尼西亞的1． 71億穆斯林“幾乎普遍地”反對美國在海灣的軍事行動。阿拉伯國家的知識分子以類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個營壘之中，並為無視薩達姆的野蠻行徑和譴責西方幹涉提供了複雜的理論基礎。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認薩達姆·侯賽因可能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但是與當年羅斯福總統的看法相似，認為“他是我們的殘忍暴君”。在他們看來，這次入侵是家庭事務，應當在家庭內部解決，而那些以誇誇其談的世界正義的名義進行幹涉的國家，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國家繼續從屬於西方。據一份報告說：“阿拉伯國家的知識分子鄙視伊拉克政權，不滿於它的殘暴和獨裁，但認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的大敵西方的中心。”他們“將阿拉伯世界與西方對立起來”。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說：“薩達姆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對西方的軍事幹涉而譴責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則譴責非穆斯林部隊進駐沙特阿拉伯“褻瀆”了穆斯林聖地。簡言之，普遍的觀點認為：薩達姆侵略是錯誤的，西方幹涉更是錯誤的，因此薩達姆與西方作戰是正確的，我們支持他也是正確的。

薩達姆·侯賽因像其他斷層線戰爭的主要參與者一樣，將以前的世俗政權與可能具有最廣泛號召力的事業聯係在一起，那就是：伊斯蘭。鑒於穆斯林世界認同的U形分布，薩達姆並無其他的真正選擇。一位埃及評論家指出，伊斯蘭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和不明確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義之間的選擇，“證實了伊斯蘭作為動員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價值”。盡管沙特阿拉伯在實踐和製度方麵比除伊朗和蘇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國家都更為穆斯林化，盡管它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團提供了財政援助，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伊斯蘭運動都不支持它與西方聯盟反對伊拉克，而且它們本質上都是反對西方幹涉的。

對於穆斯林來說，這場戰爭很快就成為了一場文明之間的戰爭，因為伊斯蘭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脅。從埃及、敘利亞、約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富汗、蘇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集團，都譴責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戰士和猶太人”聯合反對“伊斯蘭及其文明”的戰爭，聲稱它們是在麵臨“對伊拉克人民的軍事和經濟侵略”的情況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麥加的伊斯蘭大學校長薩法·哈瓦利在一盒於沙特阿拉伯廣泛流傳的錄音帶中說：這場戰爭“不是世界對伊拉克，而是西方對伊斯蘭”的戰爭。約旦國王侯賽因也用同樣的腔調說：這是“一場不僅針對伊拉克，而且針對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戰爭”。此外，正如法蒂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總統經常以美國的名義祈禱上帝，更加強了阿拉伯人的這是“一場宗教戰爭”的看法，因為布什的話散發著“7世紀伊斯蘭教創教前遊牧部落唯利是圖的雇傭兵和後來的基督教十字軍戰士的臭味”。他們爭辯說，這場戰爭是西方和猶太人陰謀策劃的十字軍東征，因此，不僅發動聖戰作為回報是正當的，而且必須這樣做。

穆斯林將這場戰爭視為西方對伊斯蘭的戰爭，因而減弱或緩解了穆斯林世界內部的矛盾。與伊斯蘭和西方之間壓倒一切的差異相比，穆斯林之間原有差異的重要性減弱了。戰爭期間，穆斯林各國政府和團體不斷地使自己疏遠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戰爭一樣，海灣戰爭使過去常常想將對方置於死地的穆斯林們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約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哈馬斯運動；伊朗和伊拉克；總體說來，還有反對黨和政府。正如薩法·哈瓦利所說：“那些伊拉克複興黨徒隻是我們幾個小時的敵人，而羅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們的敵人。”戰爭還使伊拉克和伊朗開始相互妥協。伊朗什葉派宗教領袖譴責西方的幹涉，號召對西方發動聖戰。伊朗政府減少了針對伊拉克這個前敵人采取的措施，隨著戰爭的開始，兩個政權間的關係逐步改善了。

外部敵人同樣也減弱了國家內部的衝突。例如在1991年，有報告說，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對西方的言論之中”，至少是暫時地團結在了一起。“巴基斯坦從來沒有如此團結過。在南方省份信德，當地人和印度移民在過去的5年裏一直互相殘殺，可是現在卻肩並肩地示威遊行反對美國。在西北邊境極端保守的部落地區，在除了周五祈禱日人們從不聚會的地方，甚至連婦女都走上街頭示威。”

隨著公眾的反戰態度日益堅定，原來與盟國有聯係的政府退縮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像哈菲茲·阿薩德這樣的曾經為盟國提供過軍隊的領導人，現在卻爭辯說有必要抵製並最終取代西方派駐在沙特阿拉伯的軍隊，而這些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隻應用於防禦目的和保護聖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級軍事領導人公開譴責其政府與盟國結盟。為盟軍提供了大多數軍隊的埃及和敘利亞政府，有效地控製了它們的社會，因而能夠壓製或無視反西方的壓力。稍微開放一些的穆斯林國家的政府被勸導疏遠西方，並采取了越來越反西方的立場。在馬格裏布“爆發的對伊拉克的支持”是“這場戰爭最出乎意料的結果之一”。突尼斯公眾輿論強烈地反對西方，總統本·阿裏迅速地譴責了西方的幹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軍提供了1，500人的軍隊，但是在反西方集團動員起來後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場上攻擊西方。在阿爾及利亞， 40萬人舉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來傾向於西方的總統轉而譴責西方，並宣稱：“阿爾及利亞將站在伊拉克兄弟一邊”。1990年8月、三個馬格裏布國家政府在阿拉伯聯盟中投票譴責伊拉克，但是到當年秋天，為了迎合人民強烈的情緒，又投票讚成譴責美國幹涉的動議。

西方的軍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測驗中，53％的日本人反對這場戰爭，25％表示支持。在印度，譴責薩達姆·侯賽因和譴責喬治·布什發動戰爭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時報》為此警告說，這場戰爭可能導致“強大、自傲的猶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蘭世界之間由宗教狂熱燃起的更為廣泛的對抗”。於是，一場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的戰爭為開端的海灣戰爭，變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間，然後是伊斯蘭和西方之間的戰爭，並最終被許多非西方人視為東方對西方的戰爭，“一場白人的戰爭，舊式帝國王義的新發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對戰爭並無熱情，而且幾乎是清一色地反對西方的幹涉。戰爭結束時，倫敦和紐約舉行了勝利慶祝會，但在其他地方卻無此種情景。蘇海爾·哈什米指出：“對阿拉伯人來說，戰爭的結局並不值得歡慶。”相反，他們充滿了強烈的失望、沮喪、屈辱和憤恨。西方再次獲勝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後一位薩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裝進犯伊斯蘭社會的強大的西方力量麵前不堪一擊。法蒂瑪·莫尼斯問道：“對阿拉伯人來說，還有什麽比這場戰爭的結局更壞的嗎？用全部技術武裝起來的整個西方向我們扔炸彈。這是極端的恐怖。”

戰爭之後，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國家的輿論越來越不滿於美國在海灣的軍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對薩達姆·侯賽因的理由，也使得美軍在海灣的繼續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這樣的國家裏，輿論也變得越來越同情伊拉克。參加了聯盟的阿拉伯國家政府也改變了立場。1992年8月，埃及和敘利亞也同其他國家一樣反對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飛區。1993年1月，阿拉伯國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對空襲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軍力量可以用來反擊遜尼派穆斯林對什葉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的進攻，為什麽它不能用來反擊東正教塞爾維亞人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進攻呢？1993年6月，當克林頓總統為了報複伊拉克人企圖暗殺前總統布什的行動，命令轟炸巴格達時，國際上的反應是嚴格按照文明線來劃分的。以色列和西歐國家政府強烈支持轟炸；俄羅斯將其視為“正當的”自我防衛；中國表示“嚴重關切”；抄特阿拉伯和海灣酋長國保持沉默；其他穆斯林國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譴責它是西方雙重標準的又一例證，用伊朗的話說，是美國在“新擴張主義和利己主義”趨動下的“公然侵略”。下述問題被反複提出：為什麽美國和國際社會（即西方）不對以色列的暴行及其違反聯合國決議的行動作出同樣的反應？

海灣戰爭是冷戰後文明間發生的第一場資源戰爭。最關鍵的問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將由依靠西方軍事力量保護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長國政府控製，還是由有能力並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對西方的獨立的反西方政權所控製？西方未能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卻獲得了某種使海灣國家在安全上依賴西方的勝利，並擴大了和平時期在海灣的軍事存在。戰爭之前，伊朗、伊拉克。海灣合作委員會和美國曾為獲取對海灣地區的影響展開了競爭。戰爭之後，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

斷層線戰爭的特性

部族、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群體和國家之間的戰爭之所以盛行於各時代和各文明，是因為它們植根於人民的認同。這些衝突具有特殊的性質，它們並不涉及那些與未參戰者直接利益有關的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盡管它們可能引起外部集團的人道主義關切。當認同的根本問題受到威脅時，這些衝突往往變成激烈而血腥的衝突。此外，這些衝突往往是長期的，盡管會被停戰協議或協定暫時中斷，但衝突往往會因違反協議而再起。另一方麵，在為維護認同而爆發的內戰中，如果一方取得了決定性的軍事勝利，種族滅絕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斷層線衝突是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或集團間的社會群體的衝突。斷層線戰爭是發展成暴力的衝突。這樣的戰爭可能發生於國家間，非政府集團間，以及國家和非政府集團之間。國家內部的斷層線衝突可能涉及在獨特地理區域內占優勢地位的集團，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沒有控製政府的集團往往為獨立而戰，它們可能願意也可能不願意接受低於獨立的條件。國家內部的斷層線衝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區的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持續緊張的關係會不時引發衝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和華人之間的情況那樣；也可能發展成為全麵的戰鬥，特別是在確立新的國家及其疆界時；這樣的戰鬥可能導致使用武力殘忍地將人民分離開來。

斷層線衝突有時是為控製人民而進行的鬥爭，在更多的情況下，是為了控製領土。至少有一個參與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領土，通過驅逐或屠殺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種族清洗”，來從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這種衝突可能充滿了暴力和邪惡，雙方都參與屠殺、恐怖主義、奸淫和酷刑。爭奪的關鍵地區往往是強烈地象征著一方或雙方曆史和民族認同的地區，是它們擁有不容侵犯的權利的聖地，如西岸、克什米爾、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德裏納河穀和科索沃。

一般說來，斷層線戰爭具有一般社會群體的戰爭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們是持久的衝突。當它們發生在國家內部時，平均時間可能會比國家間的戰爭長6倍。由於涉及到集團認同和權力的根本問題，它們難以通過談判和妥協來解決。所達成的協議常常不能為各方所有的派別認可，而且通常不能長久。斷層線戰爭是一種時起時伏的戰爭，它們可能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然後又減弱為低強度的戰爭，或者轉化成壓抑著的敵意，然後再度爆發。對立的認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夠完全熄滅，除非通過種族滅絕。由於具有持久性，斷層線戰爭像其他社會群體的戰爭一樣，往往造成大量死傷和難民。這兩個數字必須謹慎對待，人們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斷層線戰爭中的死亡人數為：菲律賓5萬，斯裏蘭卡5萬-10萬，克什米爾2萬，蘇丹5O萬-150萬，塔吉克斯坦10萬，克羅地亞5萬，波斯尼亞5萬-20萬，車臣3萬-5萬，西藏10萬，東帝汶20萬。所有這些衝突實際上還造成了為數更多的難民。

在這些當代戰爭中，有許多不過是曆史上持久的血腥衝突的最新一輪。20世紀末的暴力衝突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例如，1956年在蘇丹爆發的戰鬥一直持續到1972年，雖於當年達成了給予蘇丹南部某些自治權的協議，但是1983年又戰火重燃。斯裏蘭卡的泰米爾叛亂始於1983年，為結束叛亂而舉行的和平談判於1991年中斷，1994年又重開談判，至1995年1月達成了停火協議。然而，4個月之後，暴動的猛虎組織違反了停火協議並撤出了和談，隨後又開始了更為激烈的戰爭。菲律賓的摩洛人起義始於70年代初，在1976年達成允許棉蘭老某些區域自治的協議後開始減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於持不同政見的反叛集團抵製爭取和平的努力，又連續不斷地發生了暴力衝突，其規模也日益擴大。俄羅斯和車臣領導人於1995年7月達成了非軍事化協議，旨在結束於1994年12月爆發的暴力衝突。這場戰爭一度沉寂下來，但不久又重新爆發。車臣人襲擊了俄羅斯人或親俄羅斯的領導人，俄羅斯對此進行了報複，車臣人於1996年1月入侵達吉斯坦，1996年初俄羅斯開始大舉進攻。

雖然斷層線戰爭與其他社會群體的戰爭同樣具有曠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識形態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兩方麵有所不同。首先，社會群體的戰爭可能在民族、宗教、種族或語言群體之間發生。然而，由於宗教信仰是區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斷層線戰爭幾乎總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間展開。一些分析家有意貶低這種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們指出，波斯尼亞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擁有共同的種族特性和語言，在曆史上曾和平相處並廣泛通婚，而對宗教因素卻用弗洛伊德的“小差異自戀情結”加以解釋。這是一個基於世俗之見的判斷。人類幾千年的曆史證明，宗教不是一個“小差異”，而可能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最根本的差異。斷層線戰爭的頻率、強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極大地增強。

第二，其他的社會群體的戰爭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對地說，不會擴散或卷進更多的參與者。相比之下，斷層統戰爭根據定義，是在作為更大的文化實體的一部分的集團之間進行的戰爭。在一般的社會群體的衝突中，A集團與B集團作戰，C、D和E集團沒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團或B集團直接威脅到它們的利益。但在斷層線戰爭中，AI集團與Bl集團作戰，它們雙方都試圖擴大戰爭，並動員本文明的親緣集團A2、A3、A4和B2、B3、B4給予支持，而那些集團將認同於它們正在作戰的親緣集團。現代世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為這種聯係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斷層線衝突便“國際化了”。移民在第三個文明的地區內建起了聚居區。通信技術使得對抗的各方更容易尋求幫助，也使其親緣集團更容易迅速了解它們的狀況。世界總體上的縮小使得親緣集團能夠為衝突各方提供道義汐膠、財政和物質支持，並且更難以不這樣做。格林韋所說的“親緣國綜合征”，是20世紀末斷層線戰爭最重要的特征。更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間即使是小規模的衝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內部衝突所不具有的嚴重後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禮拜的18名什葉派教徒被遜尼派槍手殺害，該事件進一步破壞了這座城市的和平，給巴基斯坦造成了問題。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猶太定居者殺害了在希伯倫清真寺做祈禱的29名穆斯林，結果破壞了中東和平的進程，給世界造成了問題。

發生頻率：血腥的伊斯蘭邊界

社會群體的衝突和斷層線戰爭是曆史的內容。根據一項統計，冷戰期間共發生了約32歡種族衝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蘇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裏蘭卡的佛教徒和泰米爾人、黎巴嫩什葉派和馬龍派之間的斷層線戰爭。在40年代和50年代，約有一半的內戰是認同戰爭，但是在其後的三十來年中有將近四分之三的內戰屬於認同戰爭，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間涉及種族集團的對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於超級大國的對抗無所木至，除了個別明顯的例外，這些衝突隻引起了相對來說極小的注意，而且人們常常從冷戰的角度來看待它們。隨著冷戰的結束，社會群體的衝突變得更為突出，可以說，也比以往更為普遍。種族衝突事實上出現了某種“高潮”。

這些種族衝突和斷層線戰爭並不是均勻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間。重大的斷層線戰爭發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斯裏蘭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間，而在少數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團之間隻發生了暴力程度較低的衝突。然而，絕大多數的斷層線衝突是沿著將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區分開的環繞著歐亞和非洲的邊界發生的。盡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觀層麵或全球層麵上，文明的主要衝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展開的，但在微觀層麵和地區層麵上，它卻是在伊斯蘭和非伊斯蘭之間展開的。

激烈的對抗和暴力衝突在同一地區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極為普遍，在波斯尼亞，穆斯林和信奉東正教的塞族人進行了一場流血的、破壞性極大的戰爭，還與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發生了衝突。在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穆斯林不滿於塞爾維亞人的統治，保持著自己的地下政府，在這兩個集團之間也極有可能發生激烈的衝突。阿爾巴尼亞政府和希借政府為堅持本民族在對方國家居住者的權利而爭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在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鄰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一直關係敵對，各自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亞美尼亞人是宿敵，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為控製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而戰。在北高加索，200年來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為了擺脫俄羅斯的統治進行了斷斷續續的戰爭。殘酷的戰爭於1994年在俄羅斯人和車臣人之間再次展開，在印古什人和信奉東正教的奧塞梯人之間也發生了戰爭。在伏爾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過去以及在90年代初與俄羅斯人展開了鬥爭，最後就有限的主權達成了不穩定的妥協。

在整個19世紀，俄羅斯人使用武力逐漸控製了中亞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間，阿富汗人和俄羅斯人之間打了一場大戰，俄羅斯撤退後，戰爭餘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羅斯軍隊支持的現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蘭主義反叛分子。在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團反對漢化，並且正在發展與前蘇聯各共和國內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關係。在南亞次大陸，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曾發生過三次戰爭，此外還有克什米爾穆斯林反抗印度統治的起義，阿薩姆穆斯林移民與部落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間的騷亂和暴力衝突，這些都是由兩個宗教社會群體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所引發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議占人口多數的穆斯林對他們的歧視；在緬甸，則是穆斯林抗議占多數的佛教徒對他們的歧視。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穆斯林不時地發起反對華人的騷亂，抗議他們對經濟的控製。在泰國南部，穆斯林集團斷斷續續地參與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義。在菲律賓南部，曾發生過一次穆斯林擺脫天主教國家和政府的統治、爭取獨立的起義。另一方麵，在印度尼西亞，信奉天主教的東帝汶人則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鎮壓而鬥爭。

在中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可以追溯到猶太人建立家園。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發生了四次戰爭，巴勒斯坦人為反抗以色列人的統治發動了起義。在黎巴嫩，馬龍派基督教徒與什葉派伊斯蘭教徒進行了一場戰鬥，結果以失敗告終。在埃塞俄比亞，信奉東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曆史上一直壓製穆斯林種族集團，並遭遇過穆斯林奧羅莫人的暴動。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與南部的唯靈論基督教黑人發生著各種類型的衝突。在蘇丹，發生過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最血腥的戰爭，戰爭持續了幾十年，造成了成千上萬的傷亡。尼日利亞的政治一直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一豪薩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間的衝突所主導，暴動和軍事政變頻繁不斷，還發生了一場大戰。在乍得、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團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

在所有這些地區，穆斯林和屬於其他文明的入 — — 天主教徒。新教徒、東正教徒、印度教徒、華人、佛教徒和猶太人 — — 之間的關係總體上是對抗性的，他們之間大部分在曆史上的某一時刻曾發生暴力衝突，很多在90年代仍處於暴力衝突中。沿著伊斯蘭國家的周邊看去，穆斯林總是難以與其鄰居和平相處。於是人們自然會問，20世紀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團之間的這種衝突模式，是否也存在於其他文明的集團之間。事實並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們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團間的暴力衝突。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

1、1993–1994年，穆斯林參與了泰德·羅伯特·格爾進行深入分析的55次種族-政治衝突中的26次（表10．1）。這些衝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團間的衝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簡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間衝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衝突的三倍。伊斯蘭內部的衝突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文明中的衝突，包括非洲的部落衝突。與伊斯蘭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隻卷入了兩次文明內部的衝突和兩次文明之間的衝突。涉及到穆斯林的衝突往往死傷慘重。在格爾分析的6次戰爭中，估計有20萬或者更多的人被殺害，其中3次戰爭（蘇丹、波斯尼亞、東帝汶）發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2次（索馬裏、伊拉克-庫爾德）是在穆斯林之間，僅有1次（安哥拉）涉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種族政治衝突：1993－1994年

┌───────────────────┐

│文明內部衝突文明間衝突總數│

│伊斯蘭 111526 │

│其他 19*524 │

│總數 302050 │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衝突。

資料來源：泰德·羅伯特·格爾；《人民反對國家：種族政治衝突及變化中的世界體係》，載於（國際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頁。我應用了格爾的衝突分類法，隻是將中國-西藏衝突作了改動；他將這個衝突作為非文明間衝突而納入了文明內部的衝突，但它顯然是儒教的漢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間的衝突。

2、《紐約時報》確認，1993年在48個地方發生了約59次種族衝突，其中一半地方發生的是穆斯林之間或者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衝突。59次衝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團間的衝突；與格爾的數據類似的是，在這些文明間的衝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斯林和其他文明間的衝突（表1O．2）。

3、在另一項分析中，魯思·萊格·希瓦德確認1992年發生了29次戰爭（1年間死亡人數達到1，000人或以上的衝突定為戰爭）。在12次文明間的衝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同樣，穆斯林比屬於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進行了更多的戰爭。

表10．2種族衝突：1993年

┌───────────────────┐

│文明內部衝突文明間衝突總數│

│伊斯蘭 7 21 28│

│其他21*10 31│

│總數28 31 59│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衝突。

資料來源：1993年2月7日，（紐約時報）第1版和第14版。

這樣三個不同的數據得出了同樣的結論：90年代初期，穆斯林較之非穆斯林參與了更多的集團間暴力衝突，文明間戰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戰爭。穆斯林的邊界是血腥的，其內部也是如此*。

* 在我於（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沒有一句話比“血腥的伊斯蘭邊界”招致更多的批評了。我的判斷是基於一份有關文明間衝突原因的調查報告，大量不帶偏見的資料完全證明了它的正確。 — — 原書腳注

穆斯林偏好暴力衝突的傾向亦通過穆斯林社會的軍事化程度表現出來。80年代，穆斯林國家擁有軍隊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軍人所占的比率）和軍費投入比率（軍費按一國財富計算的比率）大大高於其他國家的同類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國家軍隊的比率和軍事投入指數大大低於其他國家同類比率。穆斯林國家的這兩項平均比率大約相當於基督教國家的兩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結論說：“很明顯，在穆斯林與軍國主義之間存在著聯係。

穆斯林國家在國際危機中還具有強烈的訴諸暴力的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間穆斯林介入的總計為142起的危機中，利用暴力來解決的占76起。在25起危機中，暴力是對付危機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機中，穆斯林國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時還使用了暴力。穆斯林國家使用暴力，不用則已，一用便是高強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有41％訴諸了全麵戰爭，38％為重大衝突。穆斯林國家在其53．5％的危機中訴諸了暴力；而在其他國家介入的危機中，英國動用暴力的比率僅為11．5％，美國為17．9％，蘇聯為28．5 ％。在諸大國中，隻有中國的暴力傾向超過了穆斯林國家：它在其76．9％的危機中使用了暴力。穆斯林的好戰性和暴力傾向是20世紀末的事實，無論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認。

表10．3穆斯林國家與基督教國家軍事化比較

┌─────────────────────────────┐

│平均軍隊比率 平均軍費投入比率 │

│穆斯林國家（n＝25）11.817．7│

│其他國家（n＝112）7．1 12．3 │

│基督教國家（n＝57） 5.8 8．2│

│其他國家（n＝80） 9.5 16.9 │

└─────────────────────────────┘

資料來源：詹姆斯·佩思：（國家為何武裝）（牛津：貝西爾·布萊克威爾出版公司，1990年）穆斯林和基督教國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該宗教的國家。

原因：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紀末斷層線戰爭高潮，以及穆斯林在這些衝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麽？首先，這些戰爭有其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團間過去發生的斷斷續續的斷層線暴力衝突，仍然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之中，這些記憶反過來又引起了雙方的恐懼和不安全感。南亞次大陸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羅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巴爾幹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東正教徒，從巴爾幹到中亞的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斯裏蘭卡的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遍布非洲大陸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之間的全部關係要麽是不信任地共處，要麽是發生激烈的暴力衝突。曆史遺留的衝突會被那些認為有理由這樣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這些關係中，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並且是可怕的。

然而，曆史上斷斷續續發生的屠殺本身並無法解釋，為什麽20世紀末暴力衝突又再次出現。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畢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數明顯例外，蘇聯的許多民族和宗教集團都曾和平共處。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在一個常常被稱為熱帶樂園的島嶼上也曾平靜地共同生活著。曆史並未阻止這種相對和平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優勢，因此，它本身並不能解釋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一定是出現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對比的變化就是這樣的因素之一。一個集團人口的擴張給其他集團造成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壓力，並引起了抵製。更為重要的是，它給人口增長較少的集團造成了軍事壓力。70年代初，黎巴嫩曆時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潰，在很大程度上是什葉派人口相對於馬龍派基督教人口急劇增長所致。加裏·富勒指出，在斯裏蘭卡，1970年僧伽羅民族主義分子暴動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爾人暴動的高峰，與這些集團中15－24歲的“青年人口膨脹”超過斯裏蘭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見圖10．1）。一位美國駐斯裏蘭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羅暴動分子事實上都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據報道，泰米爾猛虎組織“在依靠娃娃兵方麵是獨一無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歲的男孩和女孩”，在戰鬥中被殺害者“有的死時尚不足10歲，僅有少數人超過18歲”。《經濟學家》雜誌評論道：猛虎組織正在發動一場“未成年人的戰爭”。同樣，俄羅斯人與其南麵的穆斯林之間的斷層線戰爭，也是由於人口增長的重大差異造成的。90年代初，俄羅斯聯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主要為穆斯林的中亞地區的人口出生率為 4．4％， 80年代末後者的人口淨增長率（出生率減死亡率）是俄羅斯的5－6倍。80年代，車臣的人口增長了26％，而車臣地區是俄羅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導致了向外移民，並為戰爭提供了兵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從巴基斯坦向克什米爾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對印度統治的抵抗。

導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間戰爭的複雜過程有許多原因和爆發點。然而，導致這些衝突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發生的人口變化。科索沃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自治省，除了脫離權外，它擁有6個南斯拉夫共和國事實上擁有的各項權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為阿爾巴尼亞族穆斯林， 24％為東正教塞爾維亞人。然而，阿爾巴尼亞族的出生率是歐洲國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為南斯拉夫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至80年代，將近50％的阿爾巴尼亞族人的年齡在20歲以下。在人口問題的壓力下，塞爾維亞人從科索沃流向貝爾格萊德和其他地方以尋求經濟機會。結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為穆斯林；10％為塞爾維亞人。盡管如此，塞爾維亞人仍將科索沃視為他們的“聖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曆史事件的遺址，其中包括於1389年6月28日發生的一場大戰。在那場戰爭中，塞爾維亞人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擊敗，並在其後將近500年的時間裏處於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對比的變化導致了阿爾巴尼亞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國地位的要求。塞爾維亞和南斯拉夫政府抵製了這一要求，擔心科索沃一旦擁有脫離權便會如此實行，或者與阿爾巴尼亞合並。1981年3月，阿爾巴尼亞族人中爆發了抗議和騷亂以支持獲得共和國地位的要求。按照塞爾維亞人的說法，阿爾巴尼亞族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歧視、迫害和暴力的活動不斷增加。一位克羅地亞新教徒說：“70年代末以來發生了無數起暴力事件，包括毀壞財產、使人喪失工作、騷擾、好淫、打鬥和屠殺。”這一事態的後果是，“塞爾維亞人宣稱他們麵臨的威脅具有種族滅絕的性質，這是他們再也無法忍受的。”科索沃塞爾維亞人的誓言得到了塞爾維亞境內其他地方的響應，其結果是1986年發表了由200人簽名的聲明，簽名者有著名的塞爾維亞知識分子、政治家、宗教領袖、軍官，還包括自由反對派雜誌《實踐》的編輯。聲明要求政府采取強有力措施製止在科索沃發生的對塞爾維亞人的種族滅絕行為。根據對種族滅絕所作的任何合理定義，塞爾維亞人的指控應當說是極度地誇大其辭，然而一位同情阿爾巴尼亞族的外國觀察家說：“在80年代，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分子應當對大量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力攻擊，以及對一些塞爾維亞人的財產破壞負責。”

所有這一切激起了塞爾維亞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米洛舍維奇則看到了他的機會。1987年，他在科索沃發表了一個重要講活，呼籲塞爾維亞人對自己的土地和曆史提出權利要求。“緊接著，大批的塞爾維亞人 — — 共產主義者，非共產主義者，甚至反共產主義者 — — 開始聚集在他的周圍，決心不僅保護科索沃的塞爾維亞少數民族，而且要鎮壓那裏的阿爾巴尼亞族，將他們變為二等公民。米洛舍維奇很快地被公認為民族領袖。”兩年之後，於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維奇帶領著100萬一2O0萬塞爾維亞人回到科索沃，參加曆史上那場標誌著他們與穆斯林之間要不斷進行戰爭的偉大戰役60O周年紀念活動。

阿爾巴尼亞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長在塞爾維亞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義情緒，由於波斯尼亞的人口變化而進一步加劇了。1961年，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的人口中，43％為塞爾維亞族，26％為穆斯林；至1991年，那裏的人口比率幾乎完全相反：塞爾維亞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這30年中，克羅地亞族人口所占比率從22％降至17％。一個種族集團人口的擴張導致了另一個集團的種族清洗。“我們為什麽要殺害兒童？”，一個塞爾維亞族戰士在1992年自問自答道：“因為總有一天他們會長大，到那時我們還得去殺他們。”不那麽殘忍的波斯尼亞克羅地亞族當局，則采取了行動阻止它們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領”。

人口對比的變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長，是導致20世紀末許多文明間衝突的原因。然而，它並不能解釋所有的衝突。例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之間的戰鬥就不能歸結為人口。這個問題隻有一部分可以歸因於曆史，因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克羅地亞烏斯塔什分子屠殺塞爾維亞人之前，兩個民族一直相對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這裏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衝突的一個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引致了各後繼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種族和文明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法國和荷蘭帝國的崩潰也造成了同樣的後果。冷戰結束時，共產主義政權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後果亦不例外。當人們已不再可能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蘇聯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時，便迫切地需要尋求一種新的認同。他們在舊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這種認同。壓製的然而是和平的國家秩序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實體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這一進程。當蘇聯和南斯拉夫已開始分裂時，權力精英們便不再組織全國大選。如果他們這樣做了，政治領袖們就會為奪取中央權力而展開競爭，向選民呼籲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權，並在議會中建立類似的多數聯盟。但是，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選舉首先是以共和國為基礎的，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領袖們去進行反對中央的運動，調動本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促進自身所在的共和國的獨立。甚至在波斯尼亞199O年的大選中，民眾的選票也是嚴格地按照種族來劃分的。多民族的改革黨和前共產黨各自所得的選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動黨的得票率為34％，塞爾維亞民主黨為30％，克羅地亞民主聯盟為18％。這個比例大致接近於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國進行的第一次公平競爭的選舉中，得勝者幾乎都是能夠調動起民族情緒，並許諾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反對其他種族集團、捍衛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領袖們。競選提高了民族主義的號召力，並促使斷層統衝突激化為斷層線戰爭。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話來說，當“種族成為民眾的構成成分時”，其最初的結果就是論戰或戰爭。現在的問題仍然是，為什麽在20世紀結束時，穆斯林遠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團間暴力衝突？情況是否總是如此？過去，基督教徒曾殺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評價整個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傾向需要廣泛的研究，而在這裏是做不到的。這裏所能做的，就是確認造成當前穆斯林集團暴力活動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蘭內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動，並將在整個曆史中造成集團衝突更大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這種傾向存在的話，與僅僅造成20世紀末暴力傾向的原因區分開來。可能的原因共有六個，其中三個僅能解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暴力衝突，另外三種則既能解釋前者又能解釋伊斯蘭教內部的暴力衝突。同樣，其中三個僅解釋了當代穆斯林的暴力傾向，另外三個則既能解釋當代又能解釋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傾向，如果它存在的話。然而，如果這種傾向在曆史上並不存在，那麽，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釋不存在的曆史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釋已被證明的當代穆斯林集團的暴力傾向。後一種傾向，隻能用在過去幾百年裏不曾存在的20世紀的原因來加以解釋。

（表10．4）穆斯林的衝突傾向的可能原因

┌───────────────────────────┐

│穆斯林的外部衝突 內部和外部衝突 │

├───────────────────────────┤

│曆史和當代衝突 地理鄰近互不相容好戰 │

│當代衝突 受害者地位人口膨脹 │

│

缺少核心國家│

└───────────────────────────┘

首先，有人論證說，伊斯蘭教從創始起就是一個尚武的宗教。伊斯蘭教起源於“好戰的貝都因遊牧部落”，伊斯蘭教的基礎深深地打上了“這種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為一位堅強的戰士和高超的軍事指揮家留在人們記憶之中的”（沒有人會這樣形容基督或者釋迦牟尼）。據說，伊斯蘭教的教義指示教徒向非教徒發動戰爭。然而，當伊斯蘭教最初的擴張逐漸停止之後，穆斯林集團違背了教義，在自己人中間展開了戰爭。內部衝突相對於聖戰的比率急劇上升。古蘭經和其他有關穆斯林信仰的陳述幾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義和實踐中沒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蘭教從其發源地阿拉伯半島傳播到北非和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以後又傳播到中亞、南亞次大陸和巴爾幹，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觸了許多不同的民族，他們被征服並皈依了伊斯蘭教。這一進程的遺產現在仍然存在。隨著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幹的征服，城市裏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蘭教，而居住在鄉村的農民卻沒有，因此產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亞人和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之間的差異。與此相反，俄羅斯帝國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亞的擴張，使得它與各穆斯林民族發生了幾百年間持續不斷的衝突。西方在其權力相對於穆斯林達到頂點之時提出讓猶太人在中東建立家園，則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持續對抗的基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陸地上的擴張，導致兩者在整個歐亞大陸緊密相鄰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擴張通常沒有導致西方人與非西方民族毗鄰而居，因為除了在南非，這些非西方民族要麽已臣眼於歐洲的統治，要麽已事實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殺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衝突的第三個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談論自己的國家時所說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這種不相容是兩方麵的，穆斯林國家和非穆斯林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的問題，與非穆斯林國家和穆斯林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的問題類似。伊斯蘭教是一個絕對的信仰，而且在這一點上更甚於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結合在一起，將信仰伊斯蘭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確地區分開來。其結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東正教徒彼此相互適應和生活在一起，較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與穆斯林相互適應和生活在一起，要更為容易。例如，華人在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是在經濟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少數民族，他們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國社會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賓社會。事實上，在這兩個國家裏並沒有出現多數民族集團反對華人的暴力活動的重要例證。與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亞和穆斯林的馬來西亞，發生了反對華人的暴亂和（或者）暴力活動，華人在那些社會裏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發的潛在問題，而在泰國和菲律賓的情況就並非如此。

好戰，不相容，以及與非穆斯林群體相鄰，仍然是穆斯林持續存在的特點，而且是造成整個曆史過程中穆斯林具有衝突傾向的原因，如果這種傾向存在的話。另外三個暫時而有限的因素，則造成了20世紀末穆斯林的衝突傾向。穆斯林的解釋是，西方推行帝國主義和穆斯林社會在19世紀、20世紀的屈從地位，使人們產生了穆斯林在軍事和經濟上軟弱無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團將穆斯林視為進攻目標。根據這個觀點，穆斯林是廣泛傳播的歧視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曆史上曾在西方出現的歧視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現象一樣。阿克巴·艾哈邁德斷言：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亞人、克什米爾人和車臣人這樣的穆斯林群體，像“印第安紅種人一樣，是受壓迫的群體，他們被剝奪尊嚴，被困在用祖先遺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區內”。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觀點無法解釋在諸如蘇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多數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數民族之間發生的衝突。

一個更具說服力的因素或許能夠解釋伊斯蘭內部和外部衝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蘭社會中缺少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核心國家。為伊斯蘭辯護的人常常宣稱，西方批評伊斯蘭的人相信在伊斯蘭集團中存在一個中心的、搞陰謀的指導力量，它動員和協調伊斯蘭反對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動。如果批評家們相信這一點，那他們就錯了。伊斯蘭之所以成為世界上一個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它缺少一個起主導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為伊斯蘭世界領袖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潛在的還有印度尼西亞，都競相在穆斯林世界發揮影響。但是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未處於能夠調解伊斯蘭內部衝突的強有力地位；也沒有一個能夠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團發生衝突時，作為代表伊斯蘭的權威出麵講話。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伊斯蘭社會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歲年齡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業者，也是造成不穩定，以及伊斯蘭內部和反對非穆斯林暴力活動的自然原因。不論還有其他什麽原因在起作用，單是這一因素就足以解釋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動的原因。到21世紀30年代，隨著“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穆斯林的暴力傾向可能會隨之減弱，斷層線戰爭的頻率和強度也會普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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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斷層線戰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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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文明意識的增強

斷層線戰爭都經曆加劇、擴大、遏製和中斷的過程，然而卻極少得到解決。這些過程通常是相繼發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並可能重複出現。斷層線戰爭一旦發生，就像其他社會群體的衝突一樣，趨於呈現出自己的生命力，並按照行動一反應模式發展。以往曾經是多重的、隨意的認同，現在變得集中和強化了。社會群體的衝突被恰當地稱為“認同戰爭”。隨著暴力衝突的擴大，最初的關鍵問題往往被籠統地重新定義為“我們”對抗“他們”，集團的內聚力和責任感也得到了增強。政治領袖擴大和深化了他們對種族和宗教忠誠的號召力。相對於其他認同，文明的認同增強了。一種類似於國際關係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動力”出現了，在其中，雙方的恐懼、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長。雙方都把善與惡之間的差別戲劇化和誇大了，並最終試圖將這種差別轉化為生者與死者的根本差別。

隨著革命的演進，溫和派、吉倫特派和孟什維克敗在了激進派、雅各賓黨人和布爾什維克手下。在斷層線戰爭中往往出現類似的過程。抱著如自治而不是獨立這樣的較有限的目標的溫和派，不可能通過幾乎總是從一開始就失敗的談判來達到這些目標，並為想通過暴力達到更極端目標的激進派所補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與菲律賓人的衝突中，最主要的暴動組織 — —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首先得到了立場更極端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的支持，然後又得到了立場甚至更為極端、反對其他組織與菲律賓政府達成停火協議的阿布·賽義夫組織的支持。蘇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極端的伊斯蘭主義立場。90年代初，暴動的基督教組織分裂了，產生了一個新的組織 — — 南蘇丹獨立運動，它提倡的是獨立而不僅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間正在進行的衝突中，當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開始與以色列政府談判之時，穆斯林兄弟會的哈馬斯組織便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發動了挑戰，譴責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與此同時，以色列政府參加談判招致了以色列極端主義宗教組織的抗議甚至暴力反對。1992－1993年，隨著車臣與俄羅斯衝突的加劇，杜達耶夫政府開始為“車臣民族主義分子中最激進的派別”所支配，“該派反對任何遷就莫斯科的行為，於是較為溫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隨著1992年衝突的升級，塔吉克民族主義一民主集團的影響逐漸為伊斯蘭主義集團所取代，後者在動員貧苦農民和城市不滿青年方麵更為成功。隨著較為年輕的領導人開始向傳統的、較實用的宗教上層提出挑戰，伊斯蘭教徒的言論也變得日益激進。”一位塔吉克領袖說：“我不再使用外交辭令，而是開始使用戰鬥的語言，麵對俄羅斯人在我家鄉造成的形勢，它是唯一適用的語言。”（往引在波斯尼亞穆斯林民主行動黨內，以阿利亞·伊澤特貝戈維奇為首的更極端的民族主義派別，變得比哈裏斯·西拉季奇領導的較寬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傾向的派別更有影響。

極端主義者的勝利並不一定是持久的。他們的暴力行動並不比溫和的妥協更有可能結束斷層線戰爭。當死亡和破壞造成的代價日益增長而令人們看不到前景時，雙方內部的溫和派就可能站出來，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動是“無意義”的，並敦促人們再次嚐試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

在戰爭過程中，多樣的認同隱退了，與衝突相關的認同開始占上風。這種認同幾乎總是以宗教來定義的。在心理上，宗教為反對“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鬥爭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堅實的理由，而那種力量往往被視為一種威脅。在現實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體，是卷入衝突的地方集團能夠尋求支持的最為廣泛的群體。如果兩個非洲部落之間發生了地區戰爭，一個部落可以將自己定義為穆斯林，另一個部落則可自稱為基督教徒；於是前者可望獲得沙特的金錢、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軍事顧問；後者則有可能尋求西方的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以及西方各國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個集團能夠像波斯尼亞穆斯林那樣，讓人相信自己是種族滅絕行為的受害者，從而喚起西方的同情，否則它隻能指望從本文明親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亞穆斯林外，情況通常是如此。斷層線戰爭就其定義而言，是具有廣泛聯係的地區集團間的區域戰爭，因此這種戰爭促進了參與者的文明認同。

盡管在其他文明的斷層線戰爭參與者中，文明的認同也得到了加強，但在穆斯林之中尤為普遍。斷層線戰爭可能會源於家族。部族或部落衝突，但由於穆斯林世界認同的U型分布，隨著鬥爭的發展，穆斯林參與者很快就會尋求擴大他們的認同，並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發出呼籲，甚至反原教旨主義的世俗主義者薩達姆·侯賽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樣在打“伊斯蘭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場由塔吉克斯坦內部的地區衝突演化而成的戰爭中，反叛者逐步地將其事業定義為穆斯林的事業。在19世紀北高加索人和俄羅斯人的戰爭中，穆斯林領袖沙米爾自稱為伊斯蘭教徒，並“在伊斯蘭教和抵抗俄羅斯征服的基礎上”團結了十幾個民族集團和語言集團。本世紀90年代，杜達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發生的伊斯蘭複興運動推行同樣的戰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蘭政黨的支持，並手持古蘭經宣誓就職（甚至像葉利欽一樣得到了東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達耶夫建議車臣成為按照伊斯蘭教教法管理的伊斯蘭國家。車臣軍人佩帶著飾有“車臣聖戰”的綠色圍巾，在進入戰鬥時高呼著“真主保佑”。同樣，克什米爾穆斯林的自我認同，從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內的區域認同，或印度世俗主義者的認同，而轉到第三種認同，反映為“穆斯林民族主義在克什米爾的興起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價值的跨國傳播”，它“使得克什米爾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蘭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杯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對印度的暴動，最初是由一個“相對世俗”並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組織領導的。後來巴基斯坦的支持轉向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集團，於是這些集團便成了主角。這些集團包括“鐵杆暴動者”，這些人似乎“要為聖戰而繼續進行聖戰，不論希望和結果是什麽”。另一位觀察家報告說：“民族主義情感由於宗教的差異而高漲，伊斯蘭戰鬥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爾暴動者，破壞了克什米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傳統。”

對文明的認同在波斯尼亞急劇加強，特別是在穆斯林社區中。曆史上，社區認同在波斯尼亞並不強烈，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和穆斯林作為鄰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認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稱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亞人，而塞爾維亞族則是不去東正教堂的波斯尼亞人。然而，一旦廣泛的南斯拉夫認同被破壞，這些隨意的宗教認同便具有了新的意義，在鬥爭開始後又得到了加強。多元社會群體主義消失之後，各集團便越來越認同於更廣泛的文化共同體，並根據宗教來自我界定。波斯尼亞塞族變成了極端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認同於“大塞爾維亞”、“塞爾維亞東正教會”和更為廣泛的東正教共同體。波斯尼亞克族是強烈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自視為克羅地亞公民，強調天主教信仰，並和克羅地亞的克族一道強調他們認同於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蘭文明意識的轉變甚至更為明顯。直至戰爭開始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世界觀是非常世俗的，他們將自己視為歐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亞社會和國家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後，這一點便開始發生變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樣，在1990年的選舉中，穆斯林反對讚同多元社區的政黨，絕對擁護由伊澤特貝戈維奇領導的穆斯林民主行動黨。伊澤特貝戈維奇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曾由於積極倡導伊斯蘭教而被共產黨政府監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蘭宣言》一書中，他論證了“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製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製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當伊斯蘭運劫足夠強大之時，它必須奪取政權並創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在這個新的國家裏，特別重要的是教育和新聞媒介“應當掌握在具有無可爭議的伊斯蘭道德權威和知識權威的人手中”。

波斯尼亞獨立之後，伊澤特貝戈維奇曾倡導建立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在其中穆斯林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集團，盡管它不是多數。然而，他並不反對自己在戰爭中建立的國家伊斯蘭化。他不願公開明確摒棄“伊斯蘭宣言”的態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隨著戰爭的繼續，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亞政府的控製區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發現自已逐漸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會機構之外。“伊斯蘭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區中變得更為重要，而且……強烈的穆斯林民族認同成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與波斯尼亞的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相對立的穆斯林民族主義，在傳媒中越來越多地得到表達。學校裏增加了宗教課程，新的教科書強調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好處。波斯尼亞語被作為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截然不同的語言來推廣，而且收入了越來越多的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詞匯。政府官員攻擊異族通婚，反對廣播“侵略者”的節目或塞爾維亞音樂；政府則鼓勵信仰伊斯蘭教，在雇用和提升時優先考慮穆斯林。最為重要的是波斯尼亞軍隊的伊斯蘭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亞軍隊中所占的比率超過了90％。越來越多的軍人認同於伊斯蘭教，參加伊斯蘭教的活動並佩帶穆斯林標誌，其中精銳部隊是伊斯蘭教化最徹底的，且人數日益增加。這一趨勢導致了波斯尼亞政府主席團中的五名成員（包括兩個克族人和兩個塞族人）向伊澤特貝戈維奇提出抗議，但遭到了他的否決，還導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傾向的總理西拉季奇於1995年辭職。

在政治上，伊澤特貝戈維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動黨擴大了對波斯尼亞國家和社會的控製。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軍隊、民政機構和公共企業”。據報道：“不屬於這個黨的穆斯林，更不用說非穆斯林，發現他們已難以找到像樣的工作。”對它持批評態度的人譴責道：這個黨“已成為以共產黨政府習性為標誌的伊斯蘭獨裁主義的工具”。另一位觀察家報道說：

穆斯林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極端。它現在毫不顧及其他民族的情緒，它是新近占據優勢地位的穆斯林國家的財產、特權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義的主要結果就是趨向民族同質化。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決定穆斯林的國家利益時也日益獲得了主導權。

由戰爭和種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認同的強化，其領導人的偏好，以及來自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支持和壓力，緩慢但明顯地將波斯尼亞從巴爾幹的瑞士變為巴爾幹的伊朗。

在斷層線戰爭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僅強調本文明的認同，而且強調對方的文明認同。在區域戰爭中，各方都認為自己不僅是在與另一個區域的種族集團作戰，而且是在與另一個文明作戰。這個威脅由於一個主要文明的各種資源擴大和增強了，於是失敗就不僅是它本身的失敗，而且是它所屬文明的失敗。因此它所屬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衝突中團結起來支持它。區域戰爭被界定為宗教戰爭、文明的衝突，將對人類相當大的部分產生影響。90年代初，東正教和東正教會“排擠了俄羅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蘭教”，再次成為俄羅斯民族認同的核心因素。俄羅斯人發現，把在塔吉克斯坦發生的部族和宗教間的戰爭、俄羅斯與車臣之間的戰爭定義為可以上溯到幾個世紀前東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更廣泛衝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為它的區域對手們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承擔聖戰義務，並且正在成為伊斯蘭堡、德黑蘭、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羅地亞人把自己視為保衛西方不受東正教和伊斯蘭教進攻的勇敢的前衛。塞爾維亞人不僅把波斯尼亞克族和穆斯林視為敵人，而且把“梵蒂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和幾百年來一直對基督教構成威脅的“聲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視為敵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談論這位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時說，“將此視為歐洲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他宣稱有義務根除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歐洲的最後遺跡。”反過來，波斯尼亞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種族滅絕行為的受害者，由於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們的忽視，因此應當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這樣，南斯拉夫戰爭的所有參戰方和大部分旁觀者，都將這場戰爭視為宗教的或者種族宗教的戰爭。米沙·格倫尼指出，這場衝突“愈益具有了宗教鬥爭的特點，這些宗教是歐洲的三大信仰 — — 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它們是一些邊界與波斯尼亞相交的帝國的信仰遺產”。

視斷層線戰爭為文明的衝突的看法，也為冷戰時期的多米諾骨牌理論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國家都認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區域衝突中被擊敗，因為它可能引發一係列逐步升級的失敗並最終導致災難。印度政府對克什米爾問題采取的強硬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擔心它的失敗會刺激其他少數種族和宗教少數派提出獨立的要求，因而導致印度的分裂。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警告說，如果俄羅斯不製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動，它可能會蔓延到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因而推動俄聯邦內的穆斯林共和國的脫離主義運動，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終結果可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出現在紅場上。因此，葉利欽說：阿富汗-塔吉克邊界“事實上是俄羅斯的邊界”。歐洲人則對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國家表示了關切，擔心它成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擴散的基地，加強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歐洲的“伊斯蘭化”。克羅地亞的邊界，事實上是歐洲的邊界。

隨著斷層線戰爭的加劇，雙方都盡量低毀對方，常常把對方形容成非人的惡魔，以證明殺害他們是合法的。葉利欽在談到車臣遊擊隊時說：“瘋狗必須處死”。印度尼西亞將軍蘇特裏斯諾提到1991年在東帝汶發生的大屠殺時說：“這些劣種人必須處決……我們將處決他們。”現在曆史上的惡魔又複活了：克族人變成了“烏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則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於複仇的行動而加強，屠殺、折磨、奸淫和殘忍地驅逐居民都被視為理所應當的行為。對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產品都成了攻擊目標。塞族人有計劃地摧毀了清真寺和方濟各會的修道院，克族人則炸毀了東正教的修道院。作為文化保護所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也未幸免於難，僧伽羅警衛部隊燒毀了賈夫納公共圖書館，銷毀了與泰米爾文化有關的“無法複得的文獻和曆史文件”。塞族士兵則炮轟和毀壞了薩拉熱窩的國家博物館。塞族人還清洗了波斯尼亞城鎮茲沃爾尼克的4萬名穆斯林，並在剛剛被他們炸毀的奧斯曼塔遺址上豎起了一座十字架，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鏟平東正教堂後修建的。在文化間的戰爭中，受到損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結：親緣國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戰的4O年中，超級大國試圖聚集盟友和夥伴，顛覆、改變另一個超級大國的盟友和夥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動深化了衝突。當然，這種競爭在第三世界中最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國家在超級大國的壓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規模的全球競爭。在冷戰後的世界裏，多極的相互衝突取代了單一的超級大國衝突。當這些相互衝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團時，往往會擴大和升級。隨著衝突的日益加劇，各方都試圖獲得屬於本文明的國家和集團的支持。不論何種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開的或隱蔽的，物質的、人員的砂V交的、財政的、象征性的或者軍事的支持，總是來自一個或多個親緣國家或集團。斷層線衝突持續的時間越長，參與支持、強製和調解角色的親緣國家就越多。作為這種“親緣國綜合征”的一個後果，斷層線衝突比文明內部衝突具有了更大的升級潛力，通常需要文明間的合作才能得到遏製和結束。與冷戰不同，這種衝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發的。

國家和集團介入斷層線戰爭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層次上的是那些實際上彼此戰鬥和殘殺的各方，它們可能是國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以色列和其鄰國之間的戰爭；但它們也可能是地方集團而不是國家，或者至多是雛形國家，像波斯尼亞人之間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情況那樣。這些衝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層次的參與者，它們通常是與主要參戰方直接相關的國家，諸如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政府和克羅地亞政府，高加索的亞美尼亞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與衝突關係更遠一些的是第三層次的國家，它們更遠離實際戰鬥，但是與參與者有著文明上的聯係，諸如與前南斯拉夫有聯係的德國、俄羅斯和伊斯蘭國家，以及在亞美尼亞一阿塞拜疆爭端中的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這些第三層次的參與者往往是該文明的核心國家。如果第一層次參與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們也會在斷層線戰爭中發揮作用。鑒於在第一層次上通常隻有少量的人員和武器介入戰爭，而且隻有相對較少的外援，無論是以財政、武器還是以誌願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對戰爭的結果產生重要的影響。

衝突的其他參與方的利害關係並不等同於第一層次參與者的利害關係。對第一層次參與者給予最忠誠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們強烈地認同於自己親族的事業，變得“比教皇還要篤信天主教”。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國家的政府的利益卻要複雜得多。它們通常也為第一層次參與者提供支持，即使它們不那樣做，對立集團也會懷疑它們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對立集團支持自己的親族變得合情合理。然而，遏製戰鬥和避免直接卷入，對第二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時，它們也試圖限製第一層次的參與者，並誘導它們降低自己的目標。第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還常常試圖與斷層線另一方處於同樣層次的參與者進行談判，以便阻止區域戰爭升級為卷入了核心國家的更廣泛的戰爭。圖11．1概括了斷層線戰爭潛在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並非任何斷層線戰爭都具有所有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戰爭，此外，幾乎行有斷層線戰爭都具有將各層次參與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潛力。

在外散居者和親緣國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卷入了90年代的每一場斷層線戰爭。鑒於穆斯林集團在這類戰爭中所起的廣泛作用，穆斯林國家的政府和組織最頻繁地成為第二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其中最為活躍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亞政府。它們有時還與其他穆斯林國家一起，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亞庫臣、北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爾、蘇丹和菲律賓與非穆斯林作戰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層次參與者中的穆斯林集團，還得到了從阿富汗戰爭退下來的伊斯蘭主義國際流動戰士的支持，這些人參與了從阿爾及利亞、車臣到菲律賓內戰的各種衝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這些伊斯蘭國際縱隊參加了“派遣誌願軍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爾和波斯尼亞建立伊斯蘭政權，開展針對反伊斯蘭國家政府的宣傳戰，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蘭中心的活動。這些中心成了參戰各方的政治總部”。阿拉伯聯盟和伊斯蘭會議組織也為其成員國提供了支持，並試圖協調成員國在跨文明衝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團的努力。

蘇聯曾是阿富汗戰爭的第一層次參與者。冷戰後，俄羅斯一直是車臣戰爭的第一層次參與者，塔吉克斯坦衝突的第二層次參與者，前南斯拉夫戰爭的第三層次參與者。印度是克什米爾戰爭的第一層次參與者，並且是斯裏蘭卡衝突的第二層次參與者。西方主要國家是南斯拉夫衝突的第三層次參與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曠日持久的鬥爭中，在亞美尼亞、克羅地亞和車臣的衝突中，雙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於通過電視、電傳和電子函件“與其前祖國保持著不斷的聯係，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擔起了義務，有時還發生了兩極分化。‘前祖國’的含義已不同於以往”。

在克什米爾戰爭中，巴基斯坦為暴動者提供了明確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據巴基斯坦軍方消息，它還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武器，以及培訓、後勤支援和一個避難所，而且還替暴動者遊說其他穆斯林國家政府。至1995年，據說暴動分子至少補充了1，200名來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蘇丹聖戰者組織的士兵，他們配備著在進行反對蘇聯的戰爭時由美國提供的毒刺式導彈和其他武器。菲律賓的摩洛暴動分子曾經得到了馬來西亞提供的資金和裝備，阿拉伯國家政府還為其提供了額外的資金；幾千名暴動分子在利比亞接受了訓練；極端的反叛集團阿布·賽義夫組織則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義者組織的。在非洲，蘇丹曾定期地援助與埃塞俄比亞作戰的厄立特裏亞穆斯林反叛者，為了進行報複，埃塞俄比亞則為與蘇丹作戰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後勤和避難援助”。後者還得到了來自烏幹達的類似援助，這部分地反映了烏幹達與蘇丹反叛者在“宗教、種族和民族上的緊密聯係”。另一方麵，蘇丹政府從伊朗得到了價值3億美元的中國造武器，伊朗的軍事顧問還為其訓練部隊，這一切使得它能夠於1992年向反叛者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進攻。據蘇丹政府說，西方的各種基督教組織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醫藥、補給和武器。

在斯裏蘭卡的印度教泰米爾暴動分子和佛教僧伽羅政府之間的戰爭中，印度政府最初為暴動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訓練暴動分子並為其提供武器和資金。1987年，在斯裏蘭卡政府軍幾乎消滅泰米爾猛虎組織之際，印度的公眾輿論齊聲譴責這一“種族滅絕行動”，於是印度政府向泰米爾人空投了食品，“實際上是向斯裏蘭卡總理賈亞瓦德納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滅泰米爾猛虎組織”。此後，印度和斯裏蘭卡政府達成了一項協議：斯裏蘭卡給予泰米爾地區相當程度的自治權，暴動者則向印度軍隊上繳武器。印度出動了5萬名士兵到該島去確保協議的執行，但是猛虎組織拒絕上繳武器，結果印度軍隊很快發現自己卷入了一場與遊擊隊的戰爭，而這些遊擊隊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軍隊開始撤離。1991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殺，印度人相信這是一名泰米爾暴動支持者所為，此後印度政府對這次暴動的態度越來越充滿敵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萬泰米爾人中製止對斯裏蘭卡暴動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況反映了這一點：泰米爾納德邦政府官員違反新德裏的旨意，允許泰米爾猛虎組織在其境內活動，“實際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裏的海岸，並穿越狹長的保克海峽為斯裏蘭卡暴動分子運送給養和武器。

自1979年起，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與其南麵的穆斯林鄰居進行了三場重要的斷層線戰爭：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戰爭、繼之而來的始於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戰爭，以及始於1994年的車臣戰爭。蘇聯解體後，其繼承者共產黨政府開始在塔吉克斯坦執政。1992年春，這個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在內的敵對地區集團和少數民族集團的挑戰。從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對派於1992年9月將親俄羅斯的政府趕出了首都杜尚別。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發出了警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內的俄羅斯第201機動化步兵師為親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羅斯還加派部隊駐守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邊界。1992年11月，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達成了協議，由俄羅斯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同出兵幹預，這一行動表麵上是為了維護和平，實際上是參戰。在軍事幹預和俄羅斯的武器及財政援助下，前政府的軍隊收複了杜尚別，並控製了該國的大部分地區。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種族清洗，反對派的難民和部隊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東穆斯林國家政府強烈抗議俄羅斯的軍事幹預，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為日益伊斯蘭化的反對派提供了財政、武器和培訓援助。據報道，1993年有成千上萬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訓練，1993年春夏兩季，塔吉克反叛者從阿富汗越過邊界發動了幾次進攻，殺死了不少俄羅斯邊境衛兵。俄羅斯的反應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隊，用“重炮和迫擊炮”密集攻擊阿富汗境內目標，還對這些目標進行了空襲。阿拉伯國家政府則為反叛者提供了購買毒刺式導彈的資金以對付空中襲擊。至1995年，俄羅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駐了將近2．5萬名士兵，並提供了支持該國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資金，反叛者一方則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積極支持。正如巴尼特·魯賓所指出的，國際機構或西方未能給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幫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賴於俄羅斯，後者則完全依賴於其穆斯林文明的親族。“每一個希望得到外國援助的阿富汗指揮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阿拉伯國家和希望在中亞推動‘聖戰’的巴基斯坦經費提供者，或者去參加毒品交易。

俄羅斯在北高加索與車臣人進行的第三場反穆斯林的戰爭，是以1992－1993年相鄰的東正教奧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間的戰鬥拉開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車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驅逐到中亞的。奧塞梯人留了下來，並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戰中被驅逐的人民獲準返回，因而出現了圍繞土地所有權和地區控製權的紛爭。1992年11月，印古什人為了收複普裏格羅德尼地區而發動了進攻（該地區是蘇聯政府劃給奧塞梯人的）。俄羅斯人對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幹預，包括派遣哥薩克部隊支持信奉東正教的奧塞梯人。一位旁觀者這樣評論道：“1992年11月，奧塞梯境內的印古什人的村莊被包圍並遭到了俄羅斯坦克的轟擊，那些在炮火中幸免於難的人或被槍殺、或被帶走。”這場大屠殺是由奧塞梯特種警察部隊執行的，但俄羅斯派往該地區“維持和平”的部隊卻為其提供了掩護。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報道說：“在不足一周的時間內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壞，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是俄羅斯聯邦內的“第一次種族清洗行動”。接著，俄羅斯利用這一衝突恐嚇印古什人的車臣同盟者，“結果導致了車臣人以及成員絕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聯盟的迅速動員。該聯盟威脅要派50萬名誌願兵對抗俄羅斯軍隊，如果它不從車臣領土撤離。在一段緊張的相持之後，為了避免北麵的奧塞梯一印古什衝突升級為整個地區的衝突，莫斯科作出了讓步。

1994年12月，俄羅斯對車臣發動了全麵的軍事進攻，引發了更激烈、更廣泛的衝突。兩個東正教共和國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的領導人支持俄羅斯的行動，烏克蘭總統則“在外交上含糊其辭，僅僅號召和平解決危機”。俄羅斯的行動亦得到了東正教北奧塞梯政府和 55％－60％的北奧塞梯人民的支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俄羅斯聯邦內外的絕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車臣人一邊。伊斯蘭國際縱隊立即從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蘇丹等地開來支援。穆斯林國家支持車臣的事業，而且據說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質援助，這一舉動進一步刺激了俄羅斯與伊朗和解的願望。為車臣提供的武器開始源源不斷地從阿塞拜疆進入俄羅斯聯邦，迫使俄羅斯封閉了它與阿塞拜疆的邊境，從而也切斷了運往車臣的醫藥和其他物資。

俄羅斯聯邦境內的穆斯林團結一致支持車臣的行動。盡管號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發動反俄羅斯的聖戰沒有產生效果，但伏爾加-烏拉爾地區六個共和國的領導人要求俄羅斯停止其軍事行動，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國的代表則呼籲民眾進行反對俄羅斯統治的不服從運動。楚瓦什共和國總統則同意楚瓦什的應征入伍者不參加反對其穆斯林同胞的軍事行動。“對戰爭最強烈的抗議”發生在車臣的兩個鄰近共和國 — — 印古什共和國和達吉斯坦共和國。印古什人在俄羅斯軍隊開往車臣的途中襲擊了它，致使俄羅斯國防部長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實上已對俄羅斯宣戰”。在達吉斯坦也發生了攻擊俄羅斯軍隊的事件。俄羅斯人以炮轟印古什和達吉斯坦村莊作為反擊。車臣人襲擊基茲利亞爾市之後，俄羅斯軍隊在1996年1月將佩爾沃馬伊斯科伊村夷為平地，進一步激起了達吉斯坦人對俄羅斯人的仇視。

車臣的事業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車臣人的幫助，他們當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紀俄羅斯對高加索山區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籌集資金、采辦武器，並為車臣提供誌願兵。為數眾多的車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約旦和土耳其，因而導致約旦對俄羅斯采取了強硬立場，並使土耳其更情願支持車臣人。1996年1月，當戰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時，土耳其公眾輿論對車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羅斯人質的行動表示了同情。在車臣領導人的幫助下，土耳其政府與俄羅斯談判達成了一項解決危機的協議，然而卻使雙方已經很緊張的關係更為惡化。

車臣衝突蔓延到達吉斯坦、俄羅斯作出的反應，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顯了這一衝突升級為俄羅斯同高加索山區人民之間沿著19世紀持續了幾十年的鬥爭線而展開的衝突擴大為全麵衝突的可能性。菲奧納·希爾1995年警告說：“北高加索是一堆幹柴，在那裏，任何一個共和國發生的衝突都可能點燃一場地區性大火，這場大火將越過邊界蔓延到俄羅斯聯邦的其他地區，並將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牽連進去。正如車臣的情況所顯示的那樣，控製該地區的衝突並非易事……那裏的戰火已經蔓延到與車臣毗鄰的共和國的領土之上。”一位同意這一看法的俄羅斯分析家指出：“非正式聯盟”正沿著文明線發展。“基督教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人和北奧塞梯人正團結起來對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茲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參戰的俄羅斯人“正冒著被卷入與穆斯林世界持久對抗的風險”。

在另一場東正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斷層線戰爭中，第一層次的參與者是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為從後者中獨立而戰。第二層次參與者是亞美尼亞政府，第三層次參與者是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歐和北美的大量亞美尼亞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戰爭始於蘇聯解體前的1988年，於1992－1993年加劇，1994年達成停火協議後平息下來。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羅斯則支持亞美尼亞人，並利用它對亞美尼亞人的影響抵製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勢力。這場戰爭是新近的一幕，就其鬥爭而言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為爭奪黑海地區和高加索控製權的鬥爭，而就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之間強烈的對抗而言，則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後者對前者的大屠殺。

在這場戰爭中，土耳其始終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對亞美尼亞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認非波羅的海的蘇聯共和國阿塞拜疆獨立的國家。在整個衝突中，土耳其都為阿塞拜疆提供了財政和物質援助，並為其訓練軍隊。隨著1991－1992年暴力衝突的加劇，以及亞美尼亞人挺進阿塞拜疆領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奮，受到壓力的土耳其政府開始支持其種族一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擔心這將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的差異，導致西方對亞美尼亞的全力支持，並激怒其〕爆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斷層線戰爭第二層次參與者傳統上麵臨的多重壓力。然而，土耳其政府發現，支持阿塞拜疆和對抗亞美尼亞是對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員說：“當你的兄弟遭受殺害之時，你不可能無動於衷”；另一位官員補充道：“我們感到了壓力。我們的報紙上充滿了這些暴行的照片……我們或許應當讓亞美尼亞人看看，這個地區還有一個強大的土耳其。”土耳其總統奧紮爾則說：土耳其“應當嚇唬嚇唬亞美尼亞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亞美尼亞人，它將不讚同邊界的任何改動。奧紮爾攔截了經過土耳其運往亞美尼亞的糧食和其他物資，結果使亞美尼亞人在1992－1993年冬天瀕於饑荒。對此，俄羅斯元帥葉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說：“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戰爭，“那我們就將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一年之後，奧紮爾仍然是一副好戰麵孔。他嘲笑道：“亞美尼亞人能怎麽樣，如果打起來了……他們能打進土耳其嗎？”土耳其“將給他們點厲害嚐嚐。

1993年夏季和秋季，進攻的亞美尼亞人接近了伊朗邊界，這進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應，這兩個國家正彼此爭奪在阿塞拜疆和中亞穆斯林國家內的影響。土耳其宣稱：進攻威脅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亞美尼亞部隊“立即無條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領土，並向土耳其與亞美尼亞的邊界增派了軍隊。據報道，俄羅斯和土耳其軍隊在邊界上交了火。土耳其總理奇萊爾宣布，如果亞美尼亞軍隊進入鄰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飛地納希切萬，她將要求宣戰。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調遣軍隊並進入了該地區，據說是為因亞美尼亞入侵而造成的難民建立避難所。伊朗的行動據說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們可以進一步采取行動而不會招致俄羅斯的報複，同時也進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護方麵與伊朗展開競爭。這場危機最終通過土耳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領導人在莫斯科舉行的談判，以及美國政府對亞美尼亞政府施加壓力，亞美尼亞政府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施加壓力，而得以平息。

生活在地域狹小、資源貧乏且與充滿敵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內陸國家裏的亞美尼亞人，曆史上就不斷尋求其東正教親族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的保護，特別是將俄羅斯視為老大哥。然而隨著蘇聯的解體，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開始發起獨立運動，戈爾巴喬夫的政權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並派兵支持該地區被認為是忠於共產黨政權的巴庫政府。蘇聯解體後，上述考慮讓位於更為久遠的曆史和文化方麵的考慮，俄羅斯開始積極地支持基督教亞美尼亞人，對此阿塞拜疆指責說：“俄羅斯政府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實際上，俄羅斯軍人對亞美尼亞人的支持早就存在於蘇聯軍隊中。軍隊中的亞美尼亞人比穆斯林更經常地得到提升並被派往戰鬥部隊。戰爭開始後，俄羅斯軍隊以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為基地的第366機動化步兵團在亞美尼亞人對科德紮利鎮的進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動中，據說有1，0O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殺。此後，俄羅斯的特種部隊也參加了戰鬥。1992－1993年冬，當亞美尼亞遭到土耳其禁運時，它“由於從俄羅斯得到了幾十億盧布的貸款而免於全麵的經濟崩潰”。那年冬天，俄羅斯軍隊參加了亞美尼亞軍隊開辟連接亞美尼亞與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之間走廊的行動。據報道，俄羅斯一支擁有40輛坦克的裝甲部隊參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進攻。而亞美尼亞，正如希爾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與俄羅斯緊密結盟外，別無選擇。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應，以及在邊界防範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這樣的曆史宿敵上，都依賴於俄羅斯。亞美尼亞簽署了獨聯體所有的經濟和軍事協議，並允許俄羅斯在其領土上駐軍，為了讓俄羅斯滿意，還放棄了對前蘇聯財產權利的全部要求”。

俄羅斯對亞美尼亞人的支持擴大了它對阿塞拜疆人的影響。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義領導人埃爾奇貝伊在一場政變中被趕了下台，被據信是親俄的前共產黨領導人蓋達爾·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認識到，為了製約亞美尼亞人，有必要討好俄國人。他改變了阿塞拜疆拒絕加入獨聯體的態度，並允許俄羅斯在其領土上駐軍。他還同意俄羅斯參加開發阿塞拜疆油田的國際合作。作為回報，俄羅斯開始為阿塞拜疆訓練部隊，向亞美尼亞人施加壓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裝力量，並勸說他們從阿塞拜疆撤軍。通過把支持的重心從一方轉向另一方，俄羅斯也得以對阿塞拜疆施加影響，並得以在該國對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響。因此，俄羅斯對亞美尼亞的支持，不僅加強了它在高加索關係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該地區的主要穆斯林對手。

除俄羅斯外，亞美尼亞獲得的主要支持來自其生活在西歐和北美的為數眾多、富有和頗具影響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國的約100萬亞美尼亞裔人和在法國的約45萬亞美尼亞裔人。他們為幫助亞美尼亞奇-_-書 — * — 網-QＩＳlvsetxt.ｃＯm人渡過由於土耳其封鎖而造成的危機提供了資金和生活用品，還為亞美尼亞政府提供了官員，為軍隊提供了誌願兵。來自美國亞美尼亞群體的援助，在90年代中期每年達5，000萬至7，500萬美元。亞美尼亞族的在外散居者還對其居住國的政府施加了相當大的政治影響。亞美尼亞裔人在美國最大的社會群體是居住在像加利福尼亞、馬薩諸塞和新澤西這樣的重要州內，他們的影響致使美國國會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並使亞美尼亞成為人均接受美國援助額占第三位的國家。從外國獲得的支援對於亞美尼亞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還因此獲得了一個非常貼切的綽號 — — “高加索的以色列”。正如19世紀俄羅斯對北高加索的占領造成了那些現今支持車臣人反抗俄羅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樣，20世紀初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造成了那些現今使亞美尼亞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擊敗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前南斯拉夫地區是90年代初發生最複雜、最混亂和最全麵的斷層統戰爭的場所。在第一層次上，克羅地亞政府和克族與克羅地亞塞族在克羅地亞交火；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政府與波斯尼亞塞族和波斯尼亞克族開戰，而且後兩者還相互開戰。在第二層次上，塞爾維亞政府通過幫助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塞族的方式來推行“大塞爾維亞”；而渴望建立“大克羅地亞”的克羅地亞政府則支持波斯尼亞克族。在第三層次上，是各個文明的大集結：德國、奧地利、梵蒂岡、其他歐洲基督教國家和集團，以及後來的美國，站在克羅地亞人一邊；俄羅斯、希臘、其他東正教國家和集團，支持塞爾維亞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亞、伊斯蘭國際和伊斯蘭國家則普遍支持波斯尼亞穆斯林，後者亦同時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是親緣國家支持親緣國家普遍模式的一個破例現象。克羅地亞在德國、波斯尼亞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動起來支持其母國。在對這三方麵的支持中，教會和宗教團體都非常活躍。至少德國、土耳其、俄羅斯和美國政府的行動受到了其社會中壓力集團和公眾輿論的重大影響。

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提供的支持對於戰爭的進行至關重要，它們的製約對於製止戰爭也是至關重要的。克羅地亞政府和塞爾維亞政府為它們在其他共和國參戰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給品、資金和庇護所，有時還提供武裝部隊。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從前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親族那裏得到了以資金、武器、供給品、誌願兵和軍事訓練形式提供的幫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層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決不退讓，為達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層次上的克羅地亞政府和塞爾維亞政府，最初雖積極支持其在第一層次上作戰的親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後來導致它們發揮了調解和製約作用。同樣，第三層次上的俄羅斯、德國和美國政府，也推動了一直得到它們支持的第二層次上的政府采取製約和妥協的態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於1991年，當時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正在爭取獨立並尋求西歐國家的支持。西方的反應取決於德國，而德國的反應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天主教聯係。波恩政府在來自德國天主教集團、執政夥伴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法蘭克福匯楊和其他媒介的壓力下采取了行動。特別是巴伐利亞新聞媒介，在激發公眾讚同承認克羅地亞獨立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劉易斯指出：“巴伐利亞電視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亞政府，以及與克羅地亞教會有密切聯係的、強大的和態度堅決的巴伐利亞天主教教會的巨大壓力，戰爭開始後便熱切地向全國作了報道，而且報道是非常片麵的。”德國政府在承認兩國獨立的問題上猶豫不決，但在德國社會的壓力下並無選擇餘地。“在德國，支持承認克羅地亞是由於輿論的推動，而不是政府的推動。”德國首先向歐洲聯盟施加壓力，要它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在確保了這一點之後又先於歐盟在1991年12月獨自承認了這兩個國家。一位德國學者在1995年評論說：“在整個衝突中，波恩都將克羅地亞及其領導人弗拉尼奧·圖季曼作為德國對外政策的某種保護對象，盡管克羅地亞反複無常的舉動令人憤怒，它卻依然得到了德國的堅決支持。

奧地利和意大利緊接著承認了這兩個新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西方國家緊隨其後。梵蒂岡在對這兩個國家的承認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稱克羅地亞是”（西方）基督教的防護堤”，並搶在歐盟之前承認了這兩個國家。於是梵蒂岡也成為衝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訪問這三個共和國的計劃受到了影響。由於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反對，教皇未能前往貝爾格萊德，而塞爾維亞不願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對薩拉熱窩的訪問。不過，他訪問了薩格勒布，並在那裏向斯特皮納茨紅衣主教致意。這位紅衣主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迫害和屠殺塞爾維亞人、吉卜賽人和猶太人的克羅地亞法西斯政權曾有過聯係。

克羅地亞在西方承認其獨立之後，便開始發展軍事力量。盡管聯合國在1991年9月宣布對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實行武器禁運，武器還是通過德國、波蘭和匈牙利等歐洲天主教國家，以及巴拿馬、智利、玻利維亞等拉丁美洲國家流入了克羅地亞。1991年戰爭升級後，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時間內增長了6倍，據說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為奧普斯·戴所控製”，其中大部分可能進入了盧布爾雅那和薩格勒布。據報道，1993年克羅地亞從德國和波蘭購買了一些米格-21型飛機，並且得到了兩國政府的認可。克羅地亞國防軍得到了成百上千名“來自西歐、克羅地亞在外散居者以及東正教東歐國家”誌願兵的支持。他們迫切地要參加“反對塞爾維亞共產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十字軍”的戰鬥。西方國家的軍事專家還為其提供了技術援助。部分是由於這些親緣國家的幫助，克羅地亞加強了軍事力量，因而能夠與塞族控製的南斯拉夫軍隊相抗衡。

西方對克羅地亞人的支持，還包括無視其種族清洗、侵犯人權和違反戰爭法的行為，而塞爾維亞人恰恰是在這些方麵經常遭到譴責。1995年當休整後的克羅地亞軍隊對克拉伊納地區的塞族人發動進攻，把在那裏居住了幾個世紀的成千上萬的塞族人驅逐到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時，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羅地亞還從它為數眾多的在外散居者那裏得到了好處。居住在西歐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羅地亞裔人為購買武器和裝備而捐款。在美國的各類克羅地亞裔人協會則代表其母國遊說國會和總統。特別重要和有影響的是居住在德國的60萬克羅地亞裔人。“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德國的克羅地亞社會群體動員起來捍衛其新近獨立的母國”，他們提供了幾百名誌願兵。

1994年，美國也加入了支持克羅地亞軍隊建設的行列。美國無視克羅地亞人嚴重違反聯合國武器禁運決議的狀況，為克羅地亞人進行軍事訓練，還派遣退役的高級將領作顧問。1995年，美國和德國政府還為克羅地亞軍隊進攻克拉伊納大開綠燈。美國軍事顧問參與計劃了這次美國式的進攻。據克羅地亞人說，這次進攻還得益於美國間諜衛星提供的情報。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稱，克羅地亞已成為“我們事實上的戰略盟友”。據稱，這一事態發展表明了“一個深謀遠慮的打算，即估計到世界的這一部分最終將由兩個地區國家主導，一個在薩格勒布，另一個在貝爾格萊德；前者與美國相聯係，後者則加入了一直擴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團。

南斯拉夫戰爭事實上使得東正教世界在塞爾維亞身後緊密地團結起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軍人、議員和東正教領袖都毫不掩飾他們對塞爾維亞的支持，對波斯尼亞“土耳其人”的蔑視，以及對西方和北約帝國主義的批評。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分子一道在兩國國內掀起了反對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羅斯公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懷有同樣的情緒，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對北約1995年夏天發動的空襲。俄羅斯民族主義集團在幾個大城市裏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羅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業”。據報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羅斯人與來自羅馬尼亞、希臘的誌願者一道加入了塞爾維亞人的軍隊，與他們所謂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蘭好戰分子”作戰。1992年，據報道，一支“穿著哥薩克軍裝”的俄羅斯部隊活躍在波斯尼亞。1995年，有俄羅斯人在塞族精銳部隊中服役，而且，據聯合國的一份報告稱，俄羅斯和希臘的士兵參加了塞族對聯合國澤帕安全區的進攻。

盡管有武器禁運決議，塞爾維亞的東正教朋友還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裝備。1993年初，俄羅斯軍事和情報機構顯然向塞爾維亞人出售了價值3億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導彈導彈和防空導彈。據報道，俄羅斯的軍事技術人員被派往塞爾維亞操作這些裝置，並訓練塞爾維亞人如何使用它們。塞爾維亞還從其他東正教國家購買武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是其“最積極的”供應者，烏克蘭也是其武器來源之一。此外，俄羅斯在東斯洛文尼亞的維和部隊將聯合國的物資轉手給塞爾維亞人，為塞爾維亞的軍事行動提供設施，並幫助塞爾維亞軍隊獲得武器。

盡管受到了經濟製裁，塞爾維亞人依然較好地維持了生存，這是因為羅馬尼亞政府官員從蒂米什瓦拉組織偷運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資，以及在希臘政府的默許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後是希臘的公司從阿爾巴尼亞組織了偷運。從希臘運來的食品、化學藥品、電腦和其他物資通過馬其頓進入了塞爾維亞，還有相應數量的塞爾維亞產品被運了出來。金錢的誘惑和對文化親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聯合國對塞爾維亞實行的經濟製裁成為笑柄，正如這兩者的結合使聯合國對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實行的武器禁運成為笑柄一樣。

在整個南斯拉夫戰爭中，希臘政府一直同北約西方成員國支持的措施保持距離，反對北約在波斯尼亞采取的軍事行動，在聯合國投票支持塞爾維亞，並遊說美國政府解除對塞爾維亞的經濟製裁。1994年，希臘總理安德雷亞斯·帕潘德裏歐強調希臘與塞爾維亞之間的東正教聯係的重要性，公開譴責梵蒂岡、德國和歐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給予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外交承認。

鮑裏斯·葉利欽作為第三層次參與者的領導人受到了兩種願望的雙重壓力，他一方麵想要保持、發展與西方的關係，並從中得到好處；另一方麵想要幫助塞爾維亞人，以借此使那些經常譴責他屈服於西方的政治對手解除武裝。總體說來，他的後一種願望占了上風，因而俄羅斯持續不斷地給予塞爾維亞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羅斯政府堅決抵製對塞爾維亞實行更嚴厲的經濟製裁，俄議會幾乎是全票通過了解除現行的對塞爾維亞製裁的決議。俄羅斯還推動加緊對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運，以及對克羅地亞實行的經濟製裁。1993年12月，俄羅斯極力主張放鬆對塞爾維亞的經濟製裁，以便允許它為塞爾維亞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氣，但俄的提議遭到了美國和英國的阻撓。1994年和1995年，俄羅斯強硬地反對北約轟炸波斯尼亞塞族。1995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幾乎全票通過了譴責北約轟炸的決議，並要求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辭職，因為他捍衛俄羅斯在巴爾幹的國家利益不力。同樣是在1995年，俄羅斯譴責北約對塞爾維亞人的“種族滅絕行為”。葉利欽總統警告說：繼續轟炸將嚴重影響俄羅斯與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羅斯參加北約的和平夥伴計劃。他質問道：“當北約在轟炸塞爾維亞人的時候，我們怎能和它達成協議？”西方明顯地采取了雙重標準：“穆斯林進攻之時，為什麽不對其采取行動？還有克羅地亞進攻之時？”俄羅斯還一貫反對中止對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武器禁運（這一禁運已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產生了重要影響），並經常試圖加強禁運措施。

俄羅斯還以其他各種方式利用它在聯合國和其他一些機構中的地位保護塞爾維亞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決了穆斯林國家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的一項決議，該決議禁止從塞爾維亞向波斯尼亞塞族和克羅地亞塞族轉運燃料。1994年4月，俄羅斯阻止了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塞爾維亞人種族清洗行為的決議。它還阻止任命來自任何一個北約國家的人擔任聯合國戰爭罪行公訴人，因為這樣的人可能有反塞爾維亞的傾向，而且反對國際戰爭罪行法庭起訴波斯尼亞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並允許他在俄羅斯避難。1993年9月，俄羅斯阻止聯合國延長派駐前南斯拉夫2．2萬人維和部隊的授權。1995年夏，俄羅斯反對不過未否決聯合國安理會增派1．2萬維和人員的決議，並譴責克羅地亞人對克拉伊納塞族的進攻，以及西方國家政府未能對這次進攻采取行動。

最廣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結，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亞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亞的事業在穆斯林國家深得人心；對波斯尼亞的援助來自各個方麵，包括公開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國家政府，特別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競爭，試圖通過援助擴大影響。從摩洛哥到馬來西亞，遜尼派和什葉派，原教旨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會，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對波斯尼亞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義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O0萬美元），也有對暴力行動的外交支持和大規模軍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在阿爾及利亞殺害12名克羅地亞人的事件，就是“為報複在波斯尼亞屠殺我們穆斯林兄弟的罪行”。這種集結對戰爭進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對於波斯尼亞國家的生存，以及在塞爾維亞人最初橫掃一切的勝利之後成功地收複領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強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亞社會的伊斯蘭化，以及波斯尼亞穆斯林對全世界伊斯蘭社會的認同；它還使得美國對波斯尼亞人的要求產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國家政府單獨地或集體地反複重申它們與波斯尼亞的教友休戚與共。1992年，伊朗率先將這場戰爭稱為反對信仰基督的塞爾維亞族對波斯尼亞穆斯林進行種族滅絕的宗教衝突。阿賈米指出，伊朗為得到“波斯尼亞的感謝預付了定金”，而且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國家樹立了榜樣，刺激它們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動下，伊斯蘭會議組織討論了波斯尼亞問題，並成立了一個小組在聯合國為波斯尼亞人的事業遊說。1992年8月，伊斯蘭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譴責了所謂的種族滅絕行為，土耳其代表伊斯蘭會議組織提出了一個決議案，號召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條對該地區進行軍事幹預。1993年初，穆斯林國家為西方采取行動保護波斯尼亞人規定了最後期限，期限過後它們將不受限製地為波斯尼亞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蘭會議組織譴責西方國家和俄羅斯製定的為穆斯林提供避難所、監視塞爾維亞邊境但放棄任何軍事幹預的計劃。它提出如下要求：結束武器禁運，使用武力對抗塞爾維亞的重型武器，在塞爾維亞邊境巡邏，以及將穆斯林國家的軍隊納入維和部隊。同年6月，盡管遭到西方和俄羅斯的反對，伊斯蘭會議組織還是使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侵略行為，並呼籲解除武器禁運。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尷尬的是，伊斯蘭會議組織提出由它向聯合國提供1．8萬人的維和部隊，而這些土兵來自伊朗。土耳其、馬來西亞、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國否決了伊朗，塞爾維亞人則堅決反對讓土耳其人加入維和部隊。然而土耳其軍隊還是於1994年夏進入了波斯尼亞。至1995年，在聯合國2．5萬人的保護部隊中，有7，000名士兵來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長率領的伊斯蘭會議組織代表團遊說（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和（美國國務卿）沃倫·克裏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約立即進行空襲，保護波斯尼亞人不受塞爾維亞人的進攻。據報道說，由於西方未能采取這一行動，土耳其和北約盟國的關係曾處於嚴重緊張狀態。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總理先後大張旗鼓地訪問了薩拉熱窩，以表示對穆斯林的關切，伊斯蘭會議組織則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亞提供軍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區免遭塞族的進攻，因而導致了下述後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亞提供軍事援助，並為其訓練軍隊，馬來西亞違反聯合國的禁運決議，向波斯尼亞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同意為軍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資金。1995年8月，9個伊斯蘭會議組織國家的外交部長宣布聯合國武器禁運無效，9月，伊斯蘭會議組織的52個成員國同意向波斯尼亞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波斯尼亞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響，而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沒有哪個問題得到過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實上直至1878年，從理論上說則直至1908年，波斯尼亞一直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現今，波斯尼亞移民和難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將近5％。對波斯尼亞人事業的同情，以及對西方未能保護波斯尼亞人的義憤，在土耳其人中極為普遍。反對黨伊斯蘭繁榮黨利用這個問題來反對政府。政府官員則強調土耳其對所有巴爾幹穆斯林負有特殊的責任，並不斷地推動聯合國進行軍事幹預，保護波斯尼亞的穆斯林。

伊斯蘭世界給予波斯尼亞穆斯林的最為重要的幫助是軍事援助：武器、購買武器的資金、軍事訓練和誌願兵。戰爭開始後，波斯尼亞政府立即請來了阿富汗聖戰者組織誌願兵，據說誌願兵的總人數達到了將近4，000人，多於為塞族或者克族作戰的外國人。他們包括來自伊朗共和國衛隊和曾經在阿富汗作戰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爾及利亞、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蘇丹的國民，也有來自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阿爾巴尼亞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組織招募了許多誌願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戰爭剛開始的頭幾個月中陣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會將受傷的士兵運回吉達治療。1992年秋天，什葉派黎巴嫩真主黨遊擊隊趕來訓練波斯尼亞軍隊，此後訓練主要由伊朗共和國衛隊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報機構報告說，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國衛隊分隊正在組織極端主義遊擊隊和恐怖分子的隊伍。一位美國官員說：“伊朗將此作為進入歐洲薄弱地區的一種方法。”根據聯合國的消息，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為伊斯蘭特種旅訓練了3，O00－5，000名波斯尼亞士兵。波斯尼亞政府利用阿富汗聖戰者組織從事“恐怖主義的、非法的行動和突擊行動”，盡管這些部隊常常騷擾當地居民，並給政府帶來了其他問題。代頓協議要求所有的外國土兵撤離波斯尼亞，但波斯尼亞政府通過給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亞國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國衛隊人員作為救援人員，幫助他們留了下來。一位美國官員在1996年初警告說：“波斯尼亞政府多虧了這些集團，特別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現出沒有能力對付這些人。12個月之後我們將撤離，但阿富汗聖戰者組織執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為首的富有的伊斯蘭國家，為波斯尼亞發展軍事實力提供了大量資金。1992年在戰爭初始的幾個月裏，沙特政府和個人為波斯尼亞提供了1．5億美元的援助，這筆錢表麵上是用於人道主義目的，但人們普遍認為，其中大部分被用於了軍事目的。據報道，在戰爭開始的頭兩年，波斯尼亞就得到了價值1．6億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亞又從沙特獲得了3億美元的軍火援助，還有5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伊朗也是軍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據美國官員稱，它每年向波斯尼亞提供幾億美元用於購置武器。根據另一份報告，在戰爭頭幾年進入波黑的總價值為20億美元的武器中，有5O％－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於這些財政援助，波斯尼亞人得以購置成千上萬噸的武器。這些武器中被攔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槍和百萬發子彈，第二批中有11， 000支步槍、30門迫擊炮萬5萬發子彈和炮彈，第三批中有地對地火箭、彈藥、吉普車和手槍。所有這些都是從武器的主要來源伊朗運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馬來西亞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運往波斯尼亞的，但其中大多數是經過克羅地亞轉運的，先空運至薩格勒布再轉陸路，或者從海上運至斯普利特和克羅地亞其他港口再轉陸路。作為準許運輸的回報，據說克羅地亞得到了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羅地亞人考慮到他們在今後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亞打仗，因而禁止經其領土運送坦克和重炮。

從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得到的資金。人員、訓練和武器，使得人們所說的波斯尼亞“雜牌”軍變成了一支相對來說裝備精良、具有實力的軍隊。1994年冬，外國觀察員報告說，波斯尼亞軍隊在凝聚力和戰鬥力方麵有了巨大的改觀。為了將新的軍事實力用於實踐，波斯尼亞人撕毀了停火協議，首先成功地發動了對克族民兵的攻擊，隨後又在1994年春攻擊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亞第五軍從比哈奇聯合國安全區出動，擊敗了塞族軍隊，獲得了波斯尼亞自戰爭開始以來的最大勝利，從塞族手中收複了大片領土，而後者的實力則由於米洛舍維奇總統禁止對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亞軍隊再次破壞了停戰協議，開始向圖茲拉附近地區大舉推進，隨後於6月份向薩拉熱窩周圍地區進攻。穆斯林親族的支持，對於波斯尼亞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亞軍事力量對比方麵的變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決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亞戰爭是文明之間的戰爭。三個主要參與者來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個例外，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都嚴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國家和組織集結起來支持波斯尼亞穆斯林，反對克族和塞族。東正教國家和組織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對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國家政府和精英們則支持克族，譴責塞族，對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擔憂。隨著戰爭的繼續，各集團間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認同加強了，特別是在穆斯林當中。總體說來，波斯尼亞戰爭的教訓是：首先，斷層線戰爭的主要參與者能夠指望從本文明親族那裏得到大量的幫助；其次，這種幫助能夠極大地影響戰爭的進程；第三，一個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會用鮮血和財富去幫助屬於另一個文明的人民進行斷層線戰爭。

這個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國，其領導人在言辭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實踐中，美國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頓政府同意使用美國空軍而不是地麵部隊保護聯合國安全區，並倡議結束武器禁運。美國沒有認真地向盟國施加壓力，要它們支持結束武器禁運，卻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亞運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為波斯尼亞提供購買武器的資金，並於1994年停止執行禁運。美國的這些行為引起了盟國的反感，導致了被普遍視為北約內部重大危機的後果。代頓協議簽定後，美國同意在訓練和裝備波斯尼亞軍隊方麵與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合作。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麽在戰爭期間和戰後，美國會打破文明模式，成為促進波斯尼亞穆斯林的利益、並與穆斯林國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國家？美國這種反常行為的原因何在？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這並非是一種反常行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文明現實政治。美國試圖通過站在波斯尼亞人一邊和建議（盡管不成功）結束禁運，來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對原來是世俗的、傾向歐洲的波斯尼亞人的影響。八五八書房然而，如果這便是動機，那麽美國為什麽默許伊朗和沙特進行援助，為什麽不更積極地推動取消禁運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國官員為什麽不公開警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可能在巴爾幹造成危險？對美國行為的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美國受到了來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壓力，特別是來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壓力，為了與它們保持良好關係而按照它們的願望行事。然而，這些關係本是基於同波斯尼亞無關的綜合利益，它們並不會因美國未能幫助波斯尼亞而受到嚴重傷害。此外，這一解釋也不能說明，為什麽美國在其他方麵經常向伊朗提出挑戰，並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競相擴大在波斯尼亞的影響之時，默許大量伊朗武器進入波斯尼亞。

文明現實政治的考慮可能對美國的態度產生了某些影響，但其他因素似乎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對待外國的衝突時，美國人總想將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區分開來，並與前者結盟。塞族人在戰爭初期的殘暴行為，使美國人將其視為殺害無辜、進行種族滅絕的“壞家夥”，而波斯尼亞人卻為自己樹立了孤立無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個戰爭期間，美國新聞界忽視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種族清洗行為和戰爭罪行，以及波斯尼亞軍隊對聯合國安全區和停火協議的破壞。按照麗貝卡·韋斯特的話說，在美國人眼中，波斯尼亞人成了“他們心目中無辜受難、被他人屠殺卻從不屠殺他人的可憐的巴爾幹人。

美國的精英也傾向於波斯尼亞人，因為他們偏好多文化國家的觀念，而在戰爭初始階段，波斯尼亞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這一形象。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奉行維護一個多民族的波斯尼亞的政策，而不顧絕大多數波斯尼亞塞族和克族的反對。既然他們相信一個民族正在對另一個民族進行種族滅絕，那麽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國精英仍將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景象結合在一起，因而對波斯尼亞人的事業產生了廣泛的同情。美國人的理想主義、道德主義、人道主義本能、天真和對巴爾幹的無知，導致了他們親波反塞的立場。與此同時，美國在波斯尼亞既無重要的安全利益，也無任何文化聯係，因而美國政府沒有理由去大力幫助波斯尼亞人，而隻是默許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裝他們。由於美國政府拒絕認識戰爭的真相，它便疏遠了自己的盟友，延長了戰爭，並協助在巴爾幹建立了一個受到伊朗極大影響的穆斯林國家。到頭來，波斯尼亞人對美國深懷不滿，認為它說得多而做得少，但對其穆斯林兄弟則感激不盡，因為他們提供了維持生存和打勝仗所需的資金和武器。

伯納德-亨利·利維說：“波斯尼亞是我們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編輯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發生的這場戰爭，從感情上說已經成了在西班牙內戰中反對法西斯主義戰鬥的同義語。在戰爭中陣亡的人被當作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犧牲的烈士。”這個比喻是貼切的。在各種文明共存的時代，波斯尼亞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內戰是一場不同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波斯尼亞戰爭則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間的戰爭。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與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兄弟並肩作戰，而民主的、共產黨的，以及最為積極的法西斯政府則分別對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戰爭同樣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東正教徒和穆斯林都為了本文明親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東正教、伊斯蘭教和西方主要國家都深深地卷入了這場戰爭。四年之後，西班牙戰爭由於佛朗哥軍隊的勝利而最後結束。巴爾幹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戰爭可能會平息甚至暫時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沒有勝利就意味著沒有結束。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波斯尼亞戰爭則是不斷進行中的文明衝突的又一流血插曲。終止斷層線戰爭

“任何戰爭都有終結”，這是常規。斷層線戰爭也是如此嗎？是，也不是。斷層線暴力衝突在一個時期內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終結。斷層線戰爭的特征是：不斷地休戰、停火和停戰，而不是達成解決主要政治問題的全麵和平條約。它們之所以具有時起時伏的性質，是因為斷層線戰爭是深深基於涉及不同文明集團間持久對立關係的斷層線衝突，這些衝突又源於地理上的相鄰、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異的社會結構和雙方社會的曆史記憶。在幾百年的曆史進程中，這一切都可能演化，潛在的衝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個集團消滅了另一個集團，這種衝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兩種情況並未出現，衝突就會繼續下去，暴力階段就會周而複始。斷層線戰爭是斷斷續續的，斷層線衝突則是漫無止境的。

斷層線戰爭哪怕是暫時的停止，通常也有賴於兩個因素。首先，是主要參與者精力耗盡。當傷亡人數達到數以萬計、難民人數達到幾十萬人，城市 — — 貝魯特、格羅茲尼、武科瓦爾 — — 變成一片廢墟，人們高喊著“瘋狂啊，瘋狂，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之時，雙方的激進分子就不再能夠煽動起公眾的狂怒，停歇了幾年的無成效的談判會開始恢複，溫和派會重新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最終會達成停止殘殺的某種協議。至1994年春，就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爭端展開的持續了六年的戰爭，已使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盡”，因而雙方都同意停戰。1995年秋，同樣有報告說，波斯尼亞的“參戰各方都已精疲力盡”，因而代頓協議便應運而生。然而，如此停戰隻是一種自我限製，它使雙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補充給養的機會。當一方看到有機可趁之時，戰爭便會重新開始。

戰爭暫時停止所需的第二個因素是：非第一層次的參與者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通過其影響將交戰各方拉到一起。斷層線戰爭幾乎從來不是通過第一層次參與者之間的直接談判而停止，也極少通過利益不相關者的調解而停止。文化差異、強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層次的參與方極難坐下來進行有成效的討論，尋求某種形式的停火。由誰、在何種條件下控製領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問題，此時就會凸顯出來，並阻止它們就更為有限的問題達成協議。

擁有共同文化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衝突，有時可能通過擁有共同文化且無相關利益的第三方的調停得以解決，因為在該文化之內，人們承認這個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雙方都能信任它去尋求基於共同文化價值的解決方案。教皇能夠成功地調解阿根廷-智利之間的邊界糾紛。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團間的衝突中並不存在非相關利益方，因此尋找一個雙方都能夠信賴的個人、機構或國家極為困難。任何一個潛在的調解者都會是屬於相互衝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屬於另一種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種文明，無法獲取雙方的信任。車臣人和俄羅斯人，或泰米爾和僧伽羅人都不會尋求教皇的幫助。國際組織在調解時也經常失敗，原因在於它們缺乏使雙方付出重大代價或滿足它們重大利益的能力。

斷層線戰爭不會由不具有相關利益的個人、集團或組織的調解，而隻能由具有相關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的調解而結束。一方麵，第二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集結起來為其親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夠與其對等者談判協議，另一方麵，它們能夠說服自己的親族接受達成的協議。雖然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的集結會加劇和拖延戰爭，但它通常也是限製和終止戰爭的必要條件，盡管不是充分的條件。在一般的情況下，第二和第三層次的支持者並不想轉變成第一層次的直接參戰方，因而希望將戰爭置於控製之下。與第一層次全力以赴的參與者相比，它們的利益是更多方麵的，並要考慮雙方關係中的其他問題。因此，在某一時刻，它們可能認為停止戰爭是對自己有利的。由於它們集結起來支持自己的親族，它們便對其具有了影響力。支持者因此成為戰爭的製約者和終止者。

沒有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的戰爭比起其他戰爭來說擴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難終止，屬於缺少核心國家的文明的集團間戰爭也是如此。涉及到一個已經建立的國家的內部暴動和缺少重要集結的斷層線戰爭，也同樣構成了特殊的問題。如果戰爭延續一定時間，反叛者的要求往往從某種形式的自治升級為要求完全獨立，而這正是政府所反對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為停止戰鬥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樣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對外來者介入它認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純內政事務。將此定義為內政事務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國家與車臣的關係就是這樣。

對於缺少核心國家的有關文明來說，這些問題便成了綜合性問題。例如，始於1956年的蘇丹戰爭於1972年停止，當時交戰雙方都已精疲力盡，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和全非基督教協進會成功地促使雙方經過談判達成了亞的斯亞貝巴協議，使南蘇丹獲得了自治。這事實上是非政府國際組織取得的唯一勝利。然而，10年之後，蘇丹政府撕毀了協議，戰爭再起，此時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場也更為強硬，另一次停戰談判以失敗而告終。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沒有既有相關利益、又有能力向參戰方施加壓力的核心國家。吉米·卡特和幾位非洲國家領導人的調解都未獲成功，一個由肯尼亞、厄立特裏亞、烏幹達和埃塞俄比亞組成的東非國家委員會的努力也無成效。與蘇丹有深刻對立關係的美國不能直接采取行動，亦不能請與蘇丹關係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亞出麵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對蘇丹的影響也有限。

一般說來，停火談判參加者的範圍會擴大到雙方的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相對平行和平等地參與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國家可能足以使雙方停戰。1992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試圖調解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爭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 — 明斯克集團。該委員會包括衝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俄羅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國、白俄羅斯和美國。除了擁有大量亞美尼亞在外散居者的美國和法國外，後幾個國家既無相關利益亦無能力製止戰爭。這樣得到第三層次參與者俄羅斯、土耳其以及美國同意的方案，卻遭到納-卡亞美尼亞族人的反對。然而，俄羅斯單獨在莫斯科組織了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一係列談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團的另一種選擇……抵消了國際社會的努力”。最後，在第一層次參與者變得精疲力盡、俄羅斯確保得到伊朗對談判支持的情況下，停火協議終於在俄羅斯的努力下達成。作為第二層次的參與者，俄羅斯和伊朗還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進行了合作，並斷斷續續地獲得了成功。

俄羅斯的影響將繼續存在於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強製實行其倡議的停火的能力，隻要它認為這樣做對自己有利。這與美國在波斯尼亞的境況形成了對照。代頓協議是基於利益相關的核心國家（德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美國）組成的聯絡小組的建議，其他第三層次的參與國並未積極參與最後協議的起草，三個主要參戰方中有兩個對談判持保留態度。協議的執行依賴於美國起主導作用的北約部隊，如果美國撤出它在波斯尼亞的軍隊，那麽，不論是歐洲國家還是俄羅斯都不會有繼續執行協議的動力，波斯尼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複了精力，都會重燃戰火，塞爾維亞政府和克羅地亞政府也會尋求機會實現其建立“大塞爾維亞”和“大克羅地亞”的夢想。

羅伯特·普特南強調，各國之間的談判是一種“雙層次遊戲”，外交家們同時與其國內選民和來自另一方的對等者談判。在一個類似的分析中，亨廷頓展示了一個獨裁國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製過渡的問題與溫和的反對派談判，又要與政府中的強硬派談判或作鬥爭，而那些溫和的反對派也要與激進的反對派談判或鬥爭。這種雙層次遊戲至少包括四個方麵的參與者，它們之間至少有三種，而且常常有四種關係。然而，一場複雜的斷層線戰爭是一種三層次遊戲，至少有六個方麵的參與者，而且它們之間至少存在著六種關係（見圖11．1）。跨斷層線的平行關係存在於第一、第二和第三層次的兩邊參與者之間。垂直關係則存在於各文明之內不同層次的參與者之間。因而，終止一場“完整模式”的戰爭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的積極介入；

●第三層次的參與者就終止戰爭的廣泛條件進行談判；

●第三層次的參與者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層次的參與者接受這些條件，並施加壓力使第一層次的參與者接受；

●第二層次的參與者撤消支持，事實上是背棄第一層次的參與者；

●上述壓力的結果是，第一層次的參與者接受那些條件，當然在它們認為破壞這些條件有利於自己時還會破壞它什1。

波斯尼亞和平進程涉及所有這些因素。個人活動者，美國、俄國和歐盟，為談判協議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國家不情願將俄羅斯作為全麵參與這一進程的夥伴。俄羅斯則堅決抗議自已被排除在外，強調它與塞爾維亞人有著曆史上的聯係，而且在巴爾幹比其他任何主要國家都有著更為直接的利益。俄羅斯堅持自己應作為解決衝突的全麵參與者，並嚴厲譴責“美國按照自己的意願製定條件的傾向”。1994年，將俄羅斯包括進去的必要性已變得很明顯。在未與俄羅斯商議的情況下，北約向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發出了最後通蝶，要他們撤除在薩拉熱窩周圍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則就對他們進行轟炸。塞爾維亞人拒絕了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與北約發生暴力對抗。葉利欽警告說：“有些人試圖在沒有俄羅斯參與的情況下解決波斯尼亞問題，我們決不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接著俄羅斯政府掌握了主動，勸說塞族在俄羅斯向薩拉熱窩地區派駐維和部隊的情況下撤出重型武器。這一外交行動阻止了暴力的升級，向西方證明了俄羅斯對塞族的影響力，並使俄羅斯軍隊進入了波斯尼亞穆斯林和塞族爭議地區的心髒。（注。。）通過這一措施，俄羅斯使自己作為西方的“平等夥伴”處理波斯尼亞問題的權利要求得到了實際承認。

然而4月份，北約再次未與俄羅斯商量便授權轟炸塞族陣地。這一舉動在整個俄國政壇引起了嚴重的負麵反應，加強了民族主義分子對葉利欽和科濟列夫的反對。緊接著，第三層次的相關國家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美國，組成了設計解決方案的“聯絡小組”。1994年 6月，該小組提出一個計劃，將波斯尼亞 51％的領土劃歸穆斯林一克羅地亞族聯邦，49％的領土劃歸波斯尼亞塞族，這一計劃成為後來的代頓協議的基礎。次年，安排俄國部隊參與代頓協議的執行便成為必需。

第三層次參與者之間達成的協議必須得到第一和第二層次參與者的認可。正如俄羅斯外交官丘爾金所言，美國人必須依靠波斯尼亞人，德國人必須依靠克羅地亞人，而俄羅斯人則必須依靠塞爾維亞人。在南斯拉夫戰爭的初始階段，俄羅斯曾作出重大的讓步，同意對塞族進行經濟製裁。作為塞族可以信賴的親緣國家，俄羅斯有時也能對塞族施加強製力和壓力，迫使他們接受他們原本可能拒絕的妥協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羅斯和希臘一起要求波斯尼亞塞族確保釋放其扣押的荷蘭維和人員。然而，波斯尼亞塞族有時亦會違反其在俄羅斯壓力下簽署的協議，從而使俄羅斯因無能力為其親緣國家代言而感到難堪。舉例說，1994年4月，波斯尼亞塞族曾答應俄羅斯停止對戈拉日代的進攻，然後又撕毀了協議。俄羅斯為此大發雷霆，一位俄羅斯外交官就此說，波斯尼亞塞族“成了戰爭狂”，葉利欽則堅持“塞爾維亞領導人必須履行向俄羅斯保證承擔的義務”，而且俄羅斯還撤回了對北約轟炸的反對。

通過支持和加強克羅地亞的實力，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也得以製約克羅地亞人的行動。圖季曼總統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國家能夠為歐洲國家所接受，並獲準加入歐洲的組織。西方國家利用它們為克羅地亞提供的外交、經濟和軍事援助，以及克羅地亞想要加入“俱樂部”的願望，誘使圖季曼在許多問題上作出讓步。1995年3月，西方國家向圖季曼提出，如果克羅地亞想成為西方的一員，就必須同意聯合國保護部隊駐紮在克拉伊納。一位歐洲外交官說：“加入西方對於圖季曼來說非常重要。他不願意被留下來單獨對付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西方國家警告圖季曼說，他的部隊在征服克拉伊納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領土時不得進行種族清洗，不得將進攻區域擴大到東斯洛文尼亞。在另一個問題上，西方國家警告克羅地亞人，正如一位美國官員說的，如果他們不與穆斯林組成聯邦，“西方的大門將永遠向他們關閉”。作為克羅地亞外部財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國處於影響克羅地亞人行為的特別強有力的地位。美國與克羅地亞發展的密切關係，也有助於阻止圖季曼追求其經常表現出來的由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瓜分波斯尼亞一黑塞哥維那的願望，至少在整個1995年是如此。

與俄羅斯和德國不同，美國與其波斯尼亞受援者之間沒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協方麵處於軟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頭上說說外，美國對波斯尼亞人的幫助，不過是對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國家違反武器禁運視而不見，結果使得波斯尼亞穆斯林對更廣泛的伊斯蘭社會群體的感激之情和認同感日益增長。同時，他們指責美國采取“雙重標準”，沒有打擊對他們的入侵，就像美國打擊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那樣。他們將自己裝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國更難以迫使他們接受和解。這樣，波斯尼亞穆斯林便得以拒絕和平建議，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幫助下增強了軍事實力，最終采取主動收複了失去的相當一部分領土。

在第一層次的參與者中，抵製妥協的情緒十分強烈。在外高加索戰爭中，得到亞美尼亞族在外散居者堅決擁護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組織 — — 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黨，控製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拒絕了由土耳其、俄羅斯和美國於1993年5月提出的、已為亞美尼亞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議，發動了被指控為種族清洗的軍事進攻，使戰爭出現了有可能擴大的前景，並使它與較為溫和的亞美尼亞政府的關係發生了惡化。進攻納一卡的成功給亞美尼亞帶來了問題，因為它正急於改善與土耳其和伊朗的關係，以便緩解因戰爭和土耳其的封鎖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評論說：“卡拉巴赫的戰況越好，埃裏溫遇到的困難就越大。”亞美尼亞總統彼得羅相同葉利欽總統一樣，不得不在來自立法機構內的民族主義分子的壓力與同其他國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間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開始禁止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黨在亞美尼亞活動。

波斯尼亞塞族和克族也像納-卡的亞美尼亞族人一樣，采取了強硬立場。結果，當克羅地亞政府和塞爾維亞政府受到壓力去推動和平進程時，它們與其波斯尼亞親族的關係便出現了一些問題。在克羅地亞人中這些問題不甚嚴重，因為波斯尼亞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實踐中，同意加入穆克聯邦。由米洛舍維奇和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之間對立的個人關係而引發的衝突則日益緊張和公開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絕了米洛舍維奇讚同的和平計劃。急於讓西方結束製裁的塞爾維亞政府，宣布中斷與波斯尼亞塞族除食品和藥品以外的一切貿易往來。作為回報，聯合國放鬆了對塞爾維亞的製裁。第二年，米洛舍維奇允許克羅地亞軍隊將塞族人從克拉伊納驅逐出境，允許克羅地亞和穆斯林武裝力量將塞族人趕回到波斯尼亞西北地區。他還與圖季曼達成協議，答應逐步歸還被塞爾維亞人占領的東斯洛文尼亞，交由克羅地亞控製。在幾個大國的支持下，當時他事實上在代頓協議的談判中為波斯尼亞塞族“代言”，並把波斯尼亞塞族代表並入了自己的代表團。

米洛舍維奇的行動使聯合國解除了對塞爾維亞的製裁，並使他得到了在某種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國際社會的謹慎認可。1992年時的民族主義者、侵略者、種族清洗分子和大塞爾維亞戰爭販子，於1995年搖身一變而成了和平締造者。然而，對許多塞爾維亞人來說，米洛舍維奇已成為叛徒。在貝爾格萊德，他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和東正教會領袖的譴責，克拉伊納和波斯尼亞塞族人則嚴厲地指控他犯有判國罪、他們的這一做法，無疑是與約旦河西岸猶太居民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訂協議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轍。在斷層線戰爭中，和平的代價便是對親族的背叛。

被戰爭耗盡了精力、受到第三層次參與者刺激和壓力的第二和第一層次的參與者改變了它們的態度，不論是由於溫和派取代了極端主義者的權力，還是像米洛舍維奇這樣的極端主義者發現成為溫和派對自己有利。但是，他們的改變要冒一定風險。那些被視為叛徒的人會激起比對敵人還強烈的仇恨。克什米爾穆斯林、車臣人和斯裏蘭卡僧伽羅人的領袖也遭到了與薩達特和拉賓同樣的命運，他們被指控為背叛事業，企圖與頭號敵人妥協。1914年，一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暗殺了一名奧地利公爵。在代頓協議之後，米洛舍維奇最可能成為民族主義分子的攻擊目標。

如果一項結束斷層線戰爭的協議反映了該地區第一層次參與者之間的地區均勢，以及第二和第三層次參與者的利益，那麽它即使是暫時的，也是一個成功之舉。把波斯尼亞按衛％與49％的比例劃分開來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製這個國家70％的領土時是不可行的；它隻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進攻使塞族控製的領土減少了幾乎一半之時才是可能的。已經發生的種族清洗也有助於和平進程，它使塞族在克羅地亞人口中所占比例減至不足3％，並使波斯尼亞所有三個集團的成員被暴力或者自願地分離開來。此外，第二和第三層次的參與者（後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國家）隻有獲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戰爭中有共同的利益，才會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第一層次的參與者不能單獨結束斷層線戰爭。能否結束這些戰爭和防止它們升級為全球戰爭，主要取決於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的利益和行動。斷層線戰爭自下而上地爆發，斷層線上的和平卻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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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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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複興？

在任何文明的曆史中，曆史都曾經有過一次終結，有時還不止一次。隨著一種文明的普遍國家的出現，它的人民由於場因比所說的“不朽的幻想”而變得盲目，確信他們的文明就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人們對於羅馬帝國、阿拔斯哈裏發王朝、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就曾抱有這樣的想法。這些普遍國家的公民“不顧顯而易見的事實……傾向於將其視為希望之鄉、人類奮鬥的目標，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當英國統治下的和平達到頂峰之際，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景。對於1897年時的英國中產階級來說，“正如他們所看到的，曆史已經終結……他們完全有理由為這一曆史終結給他們帶來的永久的幸福國家而慶幸”。然而，凡是認為曆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其曆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西方是這個模式的例外嗎？梅爾科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個自成體係的新類型，與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擴張是否會斷送（或者可能斷送）所有其他文明發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當自然地傾向於給予這兩個問題以肯定的回答。他們或許是正確的。然而，在過去，其他文明中持類似看法的人卻是錯誤的。

西方與所有已經存在過的文明顯然是不同的，因為它已經對公元1500年以來存在著的所有文明都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影響。它開創了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其結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會都一直試圖在財富和現代化方麵趕上西方。然而，西方的這些特點是否意味著，它作為一種文明的演進和變動根本不同於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曆史的證據和比較文明史學者的判斷卻表明並非如此。迄今為止，西方的發展與曆史上諸文明共同的演進模式和動力並無重大的不同。伊斯蘭複興運動和亞洲經濟的發展勢頭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機勃勃的，而且至少潛在地對西方構成了威脅。一場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國家的大戰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發生。而西方始於ZO世紀初的逐漸且無規律的衰落，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經曆一個複興階段，扭轉它對世界事務影響力下降的局麵，再次確立它作為其他文明追隨和仿效的領袖的地位。

在對文明史演進所作的或許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羅爾·奎格利發現了可分為七個階段的共同模式。（見上文第二章）他認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間通過融合古典的、閃米特的、撒拉遜的和野蠻的文化因素而開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階段從8世紀中期一直延續到10世紀末，隨後便出現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見的擴張階段和衝突階段的拉鋸運動。根據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學者的觀點，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衝突階段。西方文明已經成為一個安全區，除了偶然發生的鱷魚戰外，西方內部的戰爭事實上是不可設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論述的，西方正在發展一個相當於世界帝國的體係，其表現形式為邦聯、聯邦、政權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機構的複合體係，它在文明的層麵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簡而言之，西方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正進入這樣的一個時代．當後人回顧以往時，將會按照曆史上反複重現的文明演進模式稱其為“黃金時代”。用奎格利的話說，就是一個“由於這個文明本身的區域內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以及遠離其他外部社會的競爭，甚至不存在這樣的競爭”而產生的和平時期。它也是一個“結束了內部戰爭破壞，減少了內部貿易壁壘，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製度和貨幣製度，以及由於廣泛實行了與建立世界帝國相關的政府開支製度”而產生的一個繁榮時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這樣一個懷著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極樂黃金時代，不是由於一個外部社會取得的急劇勝利，就是由於內部緩慢但同樣痛苦的解體而終結。文明內部發生的事件，對於其抵禦外部摧毀力量的能力與對於阻止內部的衰敗來說，同樣至關重要。奎格利於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它具有一個“擴張的工具”，即一個軍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組織，它將盈餘積累起來，並將其投入建設性的創新。當文明停止“將盈餘用於創新，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投資率下降”之時，文明便衰敗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於控製了盈餘的社會集團為滿足“非生產性的、個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將盈餘用於消費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產方法”。當人們依靠資本生活之時，文明便從普遍國家走向衰敗階段。它是這樣一個階段：

經濟急劇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之 間發生內戰，文盲增加，社會日益虛弱。人們徒勞地進行努力通過立法來製止浪費。但衰退在繼續。社會在宗教、知識、社會和政治層麵的大範圍內失去了人民群眾的忠誠。新的宗教運動開始遍及社會。人民越來越不情願為這個社會而戰，甚至不願意通過納稅來支持它。伴隨衰敗而來的是入侵階段，“當一個文明不再能夠捍衛自己，因為它不再願意捍衛自己之時，它便向野蠻的入侵者敞開了大門”，他們常常來自“另一個年青的、更強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壓倒一切的教訓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並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問題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戰之外，它能否製止和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西方是進行自我更新，還是任憑內部持續的腐敗加速其終結和（或者）屈服於其他在經濟和人口方麵更充滿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個可能是正確的，但未得到理論分析和經驗分析有力支持的預測中總結道：“西方文明於大約公元500年時尚不存在；在將近公元1500年時達到鼎盛時期，它在未來的某一時刻肯定會消亡，或許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時，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將取代被西方破壞了的文明並進入擴張階段，對西方和東正教文明構成威脅。見奎格利著《文明的演變：曆史分析導論》（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初版於1961年），第127頁，164－166頁。 — — 原書腳注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現了許多被奎格利確認為一個成熟文明瀕於衰敗的特征。在經濟方麵，西方遠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特別是與東亞社會相比較。在西方，個人和集體消費優先於未來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建設。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特別是與伊斯蘭國家相比。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西方的經濟仍在增長；西方人基本上仍過著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方麵仍處於領先地位。低出生率的問題不可能由政府來解決，這方麵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長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備下述兩個先決條件時，移民會成為新的充滿活力的人口資本的潛在來源：首先，接收國給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資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專業人員以優先權；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夠融入接收國和西方的文化。美國可能在滿足第一個條件上存在問題，歐洲則可能在滿足第二個條件上存在問題。但是，以西方國家政府的經驗和能力。完全能夠製定出管理移民人數、來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經濟和人口選為重要的問題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經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現包括：

1、反社會行為的增長，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為；

2、家庭的衰敗，包括離婚、私生、未成年人懷孕和單親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國出現了“社會資本”的下降，即誌願組織成員的減少，以及與此相關的人與人之間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職業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縱現象的增加；

5、對知識和學術活動投入的減少，在美國表現為學術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來的健康及其對於其他社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成功地應付上述趨勢。當然，這一趨勢增強了穆斯林和亞洲人對其道德力量的優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集團的挑戰。其中一種挑戰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繼續堅持和宣揚他們原有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文化。這一現象在歐洲的穆斯林中最為顯著，不過他們人數不多。它在美國為數眾多的拉美青少數民族中也很顯著，盡管程度較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衝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在歐洲，西方文明也會由於其主要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壞。歐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習俗和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比率正在下降。這一趨勢反映出的不是對宗教的敵視，而是對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歐洲文明中仍然滲透著基督教的思想、價值觀和實踐。一位瑞典人說：“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歐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沒有認識到我們的體製、社會實踐、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響，你就無法理解這個國家。”與歐洲人不同，絕大部分美國人都信仰上帝，自認為是宗教民族，許多人去教堂作禮拜。有證據顯示，盡管在美國直到80年代中期沒有出現宗教複興，但是在其後的10年中，宗教活動似乎在加強。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隻會對西方文明的健康構成一種非常長遠的威脅。

美國麵臨著一個更為直接和危險的挑戰。在曆史上，美國的民族認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遺產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則是由美國信條的原則所界定的，即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讚同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憲政和私人財產權。20世紀末，美國認同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受到了為數不多但極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國際法專家集中而持久的攻擊。他們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攻擊美國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否認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的、民族的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分類。他們譴責，用其報告中的一段話來說，在教育中“有係統地傾向於歐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歐一美單一文化觀點的統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義者常常是堅持種族中心的分裂主義者，在西方的遺產中，他們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他們的“態度是拋棄不道德的歐洲遺產，而從非西方文化中尋求補充”。

60年代民權法案通過後製定的各項立法也表現了多元文化的趨勢，而在90年代，克林頓政府把鼓勵多樣性作為其主要目標之一。這些做法與以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的創始者將多樣性視為一個現實和一個問題，因而有了國家的座右銘“合眾為一”。這是大陸會議的一個由包括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弗遜和約翰·亞當斯組成的委員會製定的。後來的政治領袖們也擔心種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多樣性構成的威脅（事實上它們在1815－1914年間導致了美國的最大的戰爭），並響應“讓我們團結起來”的號召，視促進國家的統一為其主要責任。西奧多·羅斯福警告說：“有一種情況絕對會導致國家的崩潰並阻礙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繼續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聽任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民族糾紛的國家。”然而，go年代的美國領導人卻不僅允許並且努力促進多樣性的發展，而不是促進他們所管理的人民的團結。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有時企圖擯棄本國的文化遺產，使自己國家的認同從一種文明轉向另一種文明。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國家成為精神分裂的無所適從的國家。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同樣拒絕接受本國的文化遺產。然而，他們並非要美國認同另一種文明，而是要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的、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曆史表明，如此構成的國家不可能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而長期存在。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

多元文化主義者還通過以集體權利代替個人權利來對美國信條的中心內容提出挑戰，而集體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種族、民族、性別和性別偏好來界定的。岡納·邁爾戴爾在4O年代指出，美國信條是“這個偉大的、無可比擬的國家的聚合劑”，此話進一步證實了自赫克托·聖約翰·德·克雷夫科爾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維爾以來的外國觀察家的論點。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讚同道：“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命運依賴於一種而不是多種意識形態。”如果這種意識形態被其相當一部分公民所擯棄，那麽在美國會出現什麽情況？與美國相比較，另一個大國蘇聯更是以意識形態形式來界定其統一，它的命運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令人清醒的實例。日本哲學家梅原猛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失敗……蘇聯的急劇解體，僅僅是西方自由主義這一現代主流思潮失敗的先兆。自由主義遠不是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在曆史終結之時占統治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它將成為另一塊倒坍的多米諾骨牌。”在一個世界各國人民都以文化來界定自己的時代，一個沒有文化核心而僅僅以政洽信條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哪裏會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則對於一個持久的共同體來說隻是一個易變的基礎。在一個講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裏，美國可能不過是一個正在消失的講求意識形態的西方世界中殘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不合時宜者。

擯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這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如果美國非西方化了，那麽西方就縮小到隻剩下歐洲和幾個歐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國家。沒有美國，西方便會成為世界人口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歐亞大陸一端的一個小而無關緊要的半島之上。

多元文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和美國信條維護者之間的衝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話來說，是西方文明美國部分之中的“一場真正的衝突”。美國人無法回避這樣的問題：我們是西方人，還是其他什麽人？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於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在美國國內，這意昧著拒絕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誘人號召。在國際上，則意味著拒絕要求美國認同亞洲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虛幻的號召。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經濟聯係，根本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國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員；多元文化主義者可能損害甚至破壞這種關係，但卻不能替換它。美國人如果要尋找其文化根基，他們會在歐洲找到。

90年代中期，人們就西方的性質和未來展開了新的討論，再次認識到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對如何確保其繼續存在也更為關切。這部分是由於認識到了擴大西方的重要機構北約、將東麵的西方國家包括進來的必要性，部分是由於西方內部在如何對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應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它也更廣泛地反映了，在蘇聯威脅已不複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對西方未來的統一，特別是它對於美國對歐洲承擔的義務意味著什麽，感到憂慮。隨著西方國家與日益強大的非西方社會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強，西方人越來越意識到將它們聯結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兩岸的領導人都強調恢複大西洋共同體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國國防部長、英國國防大臣、法國外交部長和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類其他重要人物都對這一目標表示了擁護。英國國防大臣馬爾科姆·裏夫金德對他們的觀點作了總結，他於1994年12月論證了建立“大西洋共同體”的必要，並指出它將建立在四個支柱上：“北約框架內的防務和安全”；“對法治和議會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從通過文藝複興而繼承的希臘和羅馬的共同歐洲文化遺產，到我們本世紀的共同價值觀、信仰和文明。”1995年歐洲委員會啟動了一個“更新”跨大西洋關係的計劃，使得歐盟和美國簽署了一個內容廣泛的協議。同時，許多歐洲政要和商界領袖都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盡管美國的勞聯-產聯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其他貿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領導人卻熱情地支持建立一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的協議，認為它不會使美國的就業機會受到來自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它還得到了歐洲保守派（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保守派（紐特·金裏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國領導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論述的，西方的發展和擴張經曆了持續幾個世紀之久的第一個階段歐洲階段，接著在20世紀又經曆了第二個階段美國階段。如果北美和歐洲能夠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礎上的道德生活，並發展緊密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形式來補充其在北約內的安全合作，它們便能夠創造出西方經濟富裕和政治影響擴大的第三個階段歐美階段。富有意義的政治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經濟生產和軍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對下降，並使其他文明的領導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複。馬哈蒂爾總理警告亞洲人說：“由於其貿易影響，聯合起來的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可能對世界其他地區發號施令。”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經濟上走到一起，主要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確認自己的西方認同，並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確定為西方文明的領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個以文化認同 — — 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認同 — — 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異來塑造聯盟、對抗關係和國家政策的世界，對於整個西方，特別是對於美國來說，有三個廣泛的含義。

首先，政治家能夠建設性地改變現實，隻要他們承認並理解它。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這些社會日益伸張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認。歐洲領導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團結，又可以使人分離。相反，美國的精英們在接受和把握這些正在形成的現實時卻反應遲純。布什和克林頓政府支持多種文明共存的蘇聯、南斯拉夫、波斯尼亞和俄國的統一，卻無力製止造成分裂的強大的種族和文化力量。他們推動多文明的經濟一體化，然而這種一體化要麽像亞洲太平洋經濟共同體那樣沒有意義，要麽就像與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樣帶來未曾預料的巨大經濟和政治代價。它們試圖與其他文明的核心國家發展緊密關係，與俄羅斯建立“全球夥伴關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接觸關係”，即使在美國和這些國家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利益衝突。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並未全心全意地讓俄羅斯參與在波斯尼亞尋求和平的努力，盡管作為東正教的核心國家，俄羅斯在那場戰爭中有重大的利益。為了實現波斯尼亞多文明國家的幻想，克林頓政府拒絕給予塞族和克族這兩個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卻在巴爾幹扶持了一個伊朗的一黨專政的伊斯蘭夥伴。同樣，美國政府還支持穆斯林服從東正教國家的統治，堅持認為“毫無疑問，車臣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

雖然歐洲人普遍承認，在以西方基督教為一方、以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為另一方之間的分界線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國國務卿卻說：美國“不承認歐洲的天主教、東正教和歐洲伊斯蘭教之間的根本差異”。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認這些根本差異的人，注定要為這些差異而灰心喪氣。克林頓政府起初好像沒有看到美國和東亞社會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因而一再提出有關貿易、人權、核擴散和其他根本無法實現的目標。總體說來，美國政府在適應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響的全球政治的時代時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難。

其次，美國的對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願放棄、改變，有時甚至是重新思考適應冷戰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擾。在一些情況下這表現為，仍然將蘇聯的複活視為潛在的威脅。在更多的情況下，人們傾向於認為：應尊重冷戰時的盟友和武器控製協議；北約應保持其冷戰期間的狀態舊美安全條約對東亞安全至關重要；反彈道導彈條約不可違反；歐洲常規力量協議必須遵守。顯然，所有這些和其他冷戰遺產都不應輕易拋棄。但是，繼續保持它們在冷戰期間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國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現實表明，北約應當擴大，將願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會包括進去，還應當承認，讓兩個互為最壞的敵人、而且都與其他成員國缺少文化共性的國家作為成員國，實質上毫無意義。反彈道導彈條約的簽定是為了滿足冷戰的需要，確保蘇聯和美國互不傷害，從而阻止蘇美核戰爭，但它也會極大地削弱美國和其他社會保護自己不受預想不到的核威脅、恐怖分子和無理性的獨裁者攻擊的能力。日美安全條約是為了威懾蘇聯對日本的進攻。那麽在冷戰後時代，它的目的又是什麽？遏製和威懾中國？推遲日本對崛起的中國的順應？阻止日本進一步軍事化？日本人對於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以及美國人對其為防衛日本而承擔的非互惠義務的必要性，都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疑問。歐洲常規力量協議的簽定是為了緩解北約和華約組織在中歐的對抗，但這種對抗已不複存在。目前這一協議的主要影響，是給俄羅斯在對付來自南麵穆斯林國家造成的安全威脅時造成了困難。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戰。這一信念是以詮釋和規範的方式來表達的。用詮釋的方式說，它認為所有社會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製和實踐。如果他們沒有這種願望並堅持自己的傳統文化，那他們便會成為“錯誤意識”的犧牲品，這與馬克思主義者在那些支持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中發現的“錯誤意識”相類似。用規範方式說，西方的普世主義信念斷定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西方的價值觀、體製和文化，因為它們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它是錯誤的，是本書的中心論題，邁克爾·霍華德爵士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西方的一種假設是，文化多樣性是一個特殊的曆史現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個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語為基礎的世界文化的侵蝕，這種文化造就了我們的基本價值觀……這一假設是根本不真實的。”如果一個讀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邁克爾爵士這番話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個遠離本書所描繪的世界裏。

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製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19世紀末歐洲國家幾乎遍及世界的擴張和20世紀末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使得西方文明傳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區。然而，歐洲人在全世界的擴張已經結束。美國的霸權也正在後撤，因為它僅僅是為了在冷戰期間保護美國不受來自蘇聯的威脅，而這種需要已不複存在。正如我們所論證的，權力的擴大帶來文化的傳播。如果非西方社會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隻能是西方權力擴大、部署和影響的結果。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此外，作為一個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將自己的意誌強加幹其他社會所需的經濟動力或者人口動力，而且，以此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悻於西方的自決和民主價值觀。隨著亞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開始越來越堅信其文化的普遍適用性，西方人將日益認識到普世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聯係。

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蘇聯的崩潰使西方人認為自己的文明處於空前的統治地位，而與此同時，較弱的亞洲、穆斯林和其他社會正開始積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導去應驗布魯圖”眾所周知的有力邏輯：

時機已熟我兵強，

敵勢日增需謹防，

縱處高峰防滑落，

潮漲潮落有文章。

隨潮進取操勝券，

錯過機緣引恨長，

而今正是適航日，

抓緊時機旌旗揚。

然而正是這一邏輯導致了布魯圖在腓利皮的失敗。對於西方來說，明智之舉不是試圖製止權力的轉移，而是學會在淺水中航行，忍受痛苦、減少冒險和捍衛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經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類似過程。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不在於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於它的價值觀和體製的獨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最為顯著的基督教、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和法製，它們使得西方能夠創造現代性，在全球範圍內擴張，並成為其他社會羨慕的目標。這些特性作為一個整體是西方所獨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言，歐洲是“個人自由、政治民主、法製、人權和文化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是唯一的源泉”，“這些思想是歐洲的思想，而不是亞洲、非洲或者中東的思想，除非被它們所接受。”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為獨一無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複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麵對西方力量的衰落，保護西方文明對於美國和歐洲國家是有利的，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們需要：

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協調政策，以防止屬於其他文明的國家利用它們之間的分歧；

把中歐的西方國家，即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波羅的海各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納入歐洲聯盟和北約；

鼓勵拉丁美洲的“西方化”，並盡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緊密結盟；

抑製伊斯蘭和華人國家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的發展；

延緩日本脫離西方而順應中國；

承認俄羅斯是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一個區域大國，承認確保南部邊界的安全是俄羅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

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幹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衝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

冷戰後，美國就正確的對外政策展開了大規模的辨論。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能統治也無法逃避世界。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不論是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隻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采取與其歐洲夥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它們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

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很可能不會發生，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前麵已經提及，這樣的戰爭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升級而引發，特別是當一方為穆斯林而另一方為非穆斯林之時。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國家競相為其參戰的宗教親族提供援助，戰爭就更可能升級。如果第二和第三層次的親緣國家認為不深入地卷入戰爭符合自己的利益，戰爭升級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更為危險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曆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

鑒於美國的利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將如何發展？假設在2010年，美國軍隊撤出了已經統一的朝鮮，在日本的駐軍也極大地減少。台灣和中國大陸已和解，台灣繼續保持它事實上擁有的大部分獨立，但明確承認北京的宗主權，奇lvsetxt.ｃom書而且依照1946年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模式，在中國的倡議下進入了聯合國。南中國海石油資源的開發進展迅速，大部分區域是在中國的保護之下，而越南控製的一些區域則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製，中國對整個海區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急於雪1979年之恥的中國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於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不要插手，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則驚恐萬狀。美國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國對越南的入侵，呼籲對中國實行經濟製裁，並將少數僅存的航空母艦特混艦隊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國海。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侵犯了中國的領海，於是對特混艦隊發動空襲。聯合國秘書長和日本首相為推動停火協議所作的努力失敗，戰火蔓延到東亞的其他地區。日本禁止美國使用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從事反對中國的活動，美國無視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並封鎖美軍基地。中國人從台灣和大陸派出的潛艇和陸基飛機重創美軍艦隊和在東亞的軍事設施。與此同時，中國的地麵部隊挺進河內，占領了越南的大片領土。

由於中國和美國都擁有向對方領土發射核彈的能力，因此雙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製態度，在戰爭初始階段沒有使用核武器。然而，兩國國內都存在對核襲擊的恐懼，在美國尤為強烈。於是，很多美國人開始發問：為什麽我們要麵對這種危險？即使中國控製了南中國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對於我們又會有什麽不同？反戰情緒在美國西南部拉美裔控製的州內最為強烈，那裏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並效仿1812年戰爭期間新英格蘭的模式，選擇退出戰爭。在中國人鞏固了它在東亞的最初戰果之後，美國的公眾輿論開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時曾希望的那個方向轉變，他們認為。擊敗這個新近宣稱霸權的國家代價太大，還是讓我們滿足於通過談判來結束目前在西太平洋進行的零星戰鬥或“假戰爭”吧。

然而，與此同時，這場戰爭對其他文明的主要國家產生了影響。印度抓住中國的精力被牽製在東亞的機會，對巴基斯坦發動了致命的攻擊，旨在徹底摧毀該國的核武器和常規軍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勝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聯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現代化和裝備精良的軍隊前去支援巴基斯坦。與伊朗軍隊和由不同民族集團組成的巴基斯坦遊擊隊作戰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籲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說伊朗可能控製西南亞。但是，中國對抗美國的最初勝利在穆斯林社會中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西方運動，剩下的幾個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的親西方政府一個接一個地被伊斯蘭主義運動推翻。這個運動的主力軍來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後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軟弱而引發的反西方浪潮導致了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大舉進攻，對此，已被大大縮編的美國第六艦隊無力製止。

中國和美國都試圖在其他重要國家中尋求支持。由於中國在軍事上得手，日本開始緊張不安地追隨中國，變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場為親中國的積極中立，隨後又按中國的旨意行事而成為參戰方。日本軍隊占領了存留下來的日本美軍基地，美國匆忙撤出。美國宣布對日本實行封鎖，美日艦隊在西太平洋展開了零星戰鬥。戰爭伊始，中國提議與俄羅斯簽署一個共同安全條約（令人隱約地聯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條約）。然而，中國的戰果對俄羅斯產生了與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國贏取勝利和全麵控製東亞的前景嚇壞了莫斯科。俄羅斯向反對中國的方向發展，開始向西伯利亞增派軍隊，居住在西伯利亞的無數中國人幹預了這些行動。中國進行軍事幹預來保護自己的同胞，並占領了海參威、黑龍江流域和東西伯利亞的其他重要地區。隨著俄羅斯和中國的戰鬥在中西伯利亞蔓延，在原先被中國置於“保護”之下的蒙古出現了暴動。

控製和獲取石油對於所有參戰方都是至關重要的。日本盡管對核能源進行了巨額投資，但仍然嚴重地依賴於石油進口，這進一步加強了日本順應中國的傾向，以及它確保波斯灣、印度尼西亞和南中國海石油渠道暢通的傾向。戰爭期間，隨著阿拉伯國家被伊斯蘭好戰分子所控製，波斯灣對西方石油的供應已減少到杯水車薪，於是西方日益依賴於俄羅斯、高加索和中亞的石油。這導致西方加緊了把俄羅斯納入自己一方的努力，並支持俄羅斯加強對其南麵石油蘊藏豐富的穆斯林國家的控製。

與此同時，美國急切地動員歐洲盟國給予全麵支持。歐洲國家雖然擴大了對美國的外交和經濟援助，但不情願在軍事上卷入。然而，中國和伊朗擔心西方國家最終會集結起來支持美國，甚至像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最終支持了英國和法國那樣。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它們秘密地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部署中程核導彈，警告歐洲國家不要介入戰爭。除日本外，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恐嚇幾乎總是產生與中國預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國情報機構發現並報告了這一部署行動，北約理事會聲明必須立即撤出這些導彈。然而，在北約未及采取行動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對土耳其的基督教衛士之曆史角色的塞爾維亞，入侵了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也參加了進去，於是兩個國家占領和分割了波斯尼亞，繳獲了導彈並繼續進行它們在90年代被迫終止的種族清洗。阿爾巴尼亞和土耳其試圖幫助波斯尼亞人；希臘和保加利亞發動了對土耳其歐洲地區的入侵，土耳其人紛紛逃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布爾市內一片恐慌。同時，阿爾及利亞發射的裝有核彈頭的導彈在馬賽附近爆炸，北約以對北非目標進行毀滅性轟炸來進行報複。

就這樣，美國、歐洲、俄羅斯和印度展開了一場反對中國、日本和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真正的全球戰爭。這樣的戰爭將如何終止呢？雙方都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顯，隻要對它們的使用超過最低限度，雙方的主要國家都將被嚴重摧毀。如果相互威懾能夠起作用，筋疲力盡的雙方就有可能達成停戰協議，但這並不能解決中國在東亞的霸權這一根本問題。另一種可能是，西方企圖使用常規軍事力量來擊敗中國。然而，由於日本已與中國結盟，日本島便成為中國的防護體，這使得美國無法使用海軍攻擊中國沿海的人口和工業中心。替代辦法便是從西麵對付中國。中俄之間的戰鬥促使北約接納俄羅斯為成員國，與它合作抵禦中國對西伯利亞的入侵，並維持俄羅斯對中亞富有石油和天然氣的穆斯林國家的控製，同時還促進藏族、維吾爾族和蒙族人反對中國統治的起義，逐步調動和部署西方和俄羅斯軍隊東進西伯利亞，旨在越過長城向北京、滿洲和漢族中心地帶發起最後的攻擊。

不論這場全球文明之戰的直接後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毀、雙方都精力耗盡之後通過談判而停戰，還是俄羅斯和西方軍隊最終進入天安門廣場，更大範圍的長期後果幾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參戰方的經濟、人口和軍事權力的急劇下降。其結果是，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後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現在變為從北向南轉移。文明間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於參戰的文明。西方、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果印度逃避了這場劫難，即使它也是參戰方，那也將為印度沿著印度路線重塑世界敞開大門。大批美國公眾指責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狹隘的西方取向導致了美國的嚴重衰弱。拉美裔領導人通過允諾可從置身戰爭之外的繁榮的拉丁美洲國家得到馬歇爾計劃式的廣泛援助，得以上台執政。另一方麵，非洲不僅對歐洲的重建沒有幫助，被社會動員起來的民眾反而出動掠奪歐洲殘存的財富。在亞洲，既然中國、日本和朝鮮遭到了嚴重的戰爭破壞，權力也向南轉移，在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亞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並在澳大利亞顧問的指導下，開始對東起新西蘭、西至緬甸和斯裏蘭卡、北到越南的事務指手畫腳。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在未來，印度尼西亞將與印度和複興了的中國發生衝突。無論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轉移。

如果讀者認為這一場景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幻想，那倒是幸事。還是讓我們希望，不會出現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間的戰爭場景吧。然而，這一場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戰爭的起因：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幹預另一個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與該文明成員國（越南）之間的爭端。對於美國來說，為了維護國際法、抵抗侵略、保衛海洋自由、保證獲取南中國海的石油，以及阻止東亞為一個國家所控製，這樣的幹預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美國的幹預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國認為，這是西方大國羞辱、恐嚇中國的典型狂妄企圖，是在中國合法的勢力範圍內挑動其他國家反對中國，是否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應起的作用。

簡而言之，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要避免文明間大戰，各核心國家就應避免幹涉其他文明的衝突。但事實是，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避免原則”，即核心國家避免幹涉其他文明的衝突，是在多文明、多極世界中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共同調解原則”，即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製或製止這些文明的國家間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

對於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補充或取代西方主導作用的文明來說，接受這些原則和一個文明之間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並非易事。例如，在這樣的世界裏，核心國家可能會把擁有核武器視為它們的特權，而不允許為本文明的其他國家所擁有。祖爾菲卡爾·阿裏·布托在回顧他為發展巴基斯坦的“全麵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時曾辯護道：“我們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備全麵核能力，基督教、猶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備這種能力，唯獨伊斯蘭文明不具備，但是這一狀況即將改變。”在缺少核心國家的文明中，為爭奪領導地位展開的競爭亦會激發為擁有核武器而展開的競爭。伊朗盡管與巴基斯坦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但顯然仍認為它與巴基斯坦同樣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麵，巴西和阿根廷放棄了朝這一方向發展的計劃，南非也銷毀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亞開始發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獲得核武器。核擴散顯然具有危險性，正如斯科特·薩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個或兩個核心國家擁有核武器而其他國家不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個適度穩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國際機構，都是依據西方的利益、價值觀和實踐建立的。當西方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衰落之時，這些國際機構將在壓力之下進行重組，以適應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顯、最重要或許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問題。常任理事國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組成的，但是這一狀況與世界的權力現實日益不符。為此，在今後的長時間內將發生兩種變化，一是改變成員國的構成，二是可能發展一些不那麽正式的程序來處理安全問題，甚至像七國首腦會議處理全球經濟問題那樣。在多文明的世界裏，理想的狀況是每個主要文明都在安理會至少擁有一個永久席位，但目前僅有三個文明擁有。美國讚成給予日本和德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但顯然隻有在其他國家進入的情況下，這兩個國家才可能成為常任理事國。巴西提出增加五個不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它們是德國、日本、印度、尼日利亞和巴西。然而，這樣便使世界上的10億穆斯林沒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亞能夠擔當起這一責任。從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顯然應當是常任理事國，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杯世界也應當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些席位可由這些文明的主要國家輪流擔任，由伊斯蘭會議組織、非洲統一組織、美洲國家組織（美國棄權）作出選擇。將英國和法國的席位合並為一個歐洲聯盟的席位，由歐盟決定輪流擔任，也是恰當的。這樣，七個文明可各自擁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席位，西方則擁有兩個。此分配方案廣泛地體現了世界人口、財富和權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國人在國內推行多元文化主義，一些美國人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另一些美國人則兩者都推行。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它們都否認西方文化的獨特性。全球單一文化論者想把世界變成像美國一樣。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論者則想把美國變成像世界一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多元文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美國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義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樣性的現實，是否會不可避免和無法改變地導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如果普世主義使帝國主義合法化，那麽相對主義是否會使壓製合法化？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正如邁克爾·沃爾澤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們規定體製和行為模式以引導人們走上一條對某一特定社會來說是正確的道路。然而，高於、超出和產生於這一最高標準道德的，是“淺顯”的最低標準道德，它體現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標準道德的特性”。關於真理和正義的最低道德觀念存在於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與其不可分離。也存在著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對謀殺、欺詐、酷刑、壓迫和暴政的規則”。人們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敵人（或罪惡），而不是對共同文化的責任感”。人類社會是“普遍的，因為它是人類的，特別是因為它是一個社會”。“有時候我們與他人一同前進，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是獨自行進”。然而，“淺顯”的最低道德的確產生於人類共同的狀況，而且“普遍趨向”存在於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這個小國為確認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大約是，76％為華人，15％為馬來人和穆斯林，以及6％為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過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導“儒教價值觀”的同時，堅持所有人必須接受英語教育並能夠講流利的英語。1989年1月，黃金輝總統在議會開場演講中指出，270萬新加坡人對來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響是極為開放的，這使得他們“與國外的新思想、新技術有著密切的接觸”，但也使他們向“外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開放。他指出：“以往支撐我們發展的傳統的亞洲道德、責任和社會觀念，正讓位於更為西方化的、個人主義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觀”。他認為有必要確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體所共有的核心價值觀，“它們應體現作為一個新加坡人的最基本點”。

黃金輝總統提出了四個基本的價值觀：“將社會置於個人之上，將家庭作為社會的基石，通過共識而不是鬥爭來解決重大爭議問題，強調種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與和諧。”他的講話引起了關於新加坡價值觀的廣泛討論。兩年後，一本白皮書提出了政府的立場。白皮書讚同總統提出的所有四個價值觀，但又補充了一條，即尊重個人，目的在於強調個人價值在新加坡社會中的優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導致裙帶關係的儒教等級觀念和家庭觀念。白皮書將新加坡人的“共同價值觀”確定為：

國家先於（民族）群體，社會高於個人；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單位；個人應受到重視和得到群體的支持；重視共識而不是鬥爭；種族和宗教和諧。

在列舉新加坡人對議會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時，“共同價值觀”聲明卻隻字不提政治價值觀。政府強調新加坡“在關鍵方麵是一個亞洲社會”，並且仍將如此。“盡管我們講英語、穿西裝，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國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如果在更長的時間裏新加坡人變得與美國人、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難以區別，或者更壞，成為他們可憐的仿製品（即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那我們就喪失了與西方社會的區別，而正是這些區別使我們能夠在國際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計劃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會群體共同的、區別於西方的文化認同，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和有見識的努力。當然，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聲明，會更強調相對於社會群體權利而言的個人權利、言論自由、真理源於思想爭論、政治參與和競爭，強調法治而不是由專家、智者和負責任的統治者治國。然而，盡管西方人會補充新加坡所沒有的一些價值觀，降低新加坡某些價值觀的優先位置，但幾乎沒有西方人會把這些價值觀當作沒有價值的東西加以拒絕。至少在基本的“淺顯”道德層麵上，亞洲和西方之間存在著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不論世界上的幾大宗教 — — 西方基督教、東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道教和猶太教 — — 在何種程度上把人類區分開來，它們都共有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如果人類有朝一日會發展一種世界文明，它將通過開拓和發展這些共性而逐漸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則”和“共同調解原則”外，在多文明的世界裏維護和平還需要第三個原則，即“共同性原則”：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製度和實踐。

這樣的努力不僅有助於減少各文明的衝突，而且有助於加強單一的全球文明。這樣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層次的道德、宗教、知識、藝術、哲學、技術、物質福祉等等的混合體。顯然，這一切並不一定要同時改變。然而學者們從文明史中很容易確認文明發展水，平的高低。那麽問題是，人們如何標示出人類文明發展的起伏？是否存在著一個世俗的、超越個別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發展的總趨向？如果這一趨向確實存在，它是否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這一進程增強了人類對生存環境的控製能力，因而產生出水平越來越高的先進技術和富裕的物質生活）？在當今時代，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決條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於各別文明的曆史之中？

這個問題是關於曆史發展是直線式的還是循環式的辯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可以設想，加強教育和自覺性，以及提高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理解水平所導致的現代化和人類道德的發展，會使文明向越來越高的水平持續發展。另一種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過反映了各文明的演進階段。一個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粗悍，具有流動性和擴張性。他們相對來說是不文明的。隨著文明的演進，人們日益定居下來，並發展了使其變得更為文明的技術和工藝。隨著其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競爭的減少和普遍國家的出現，該文明便達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黃金時代”，道德、藝術、文學、哲學、技術以及軍事、經濟和政治能力均達到鼎盛時期。當它作為一個文明開始衰落時，其文明的水平亦開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個水平較低但蓬勃發展的文明的進攻下消失。

總體說來，現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質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麵似乎是如此。在當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對個人的惡意侮辱越來越不為人們所接受。然而，這是否僅僅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影響的結果，如果是如此那麽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時是否會出現道德的回複？ 90年代，在世界事務中存在著眾多可以說明“大混亂”現象的相關證據：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潰，國家管理不力，無政府狀態日益蔓延；在許多社會中，出現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國犯罪集團和販毒集團猖猛，吸毒現象泛濫；在許多國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會團結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民族、宗教和文明間的暴力活動以及武力統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裏 — — 莫斯科、裏約熱內盧、曼穀、上海、倫敦、羅馬、華沙、東京、約翰內斯堡、德裏、卡拉奇、開羅、波哥大和華盛頓，犯罪現象幾乎直線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們在談論全球性的政府危機。跨國犯罪組織、販毒集團以及以暴力打擊文明的恐怖主義組織的興起，越來越可與跨國公司生產的經濟產品的增長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決條件，然而在世界的許多地區 — — 非洲、拉丁美洲、前蘇聯、南亞和中東，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國、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嚴重破壞。在世界範圍內，文明似乎在許多方麵都正在讓位於野蠻狀態，它導致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一個全球的“黑暗時代”也許正在降臨人類。

50年代，萊斯特·皮爾遜曾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曆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裏，便會出現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和平與文明的未來都取決於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識領袖之間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衝突中，歐洲和美國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更大的衝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衝突”中，已經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科學、技術、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的世界各偉大文明也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

中文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