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Z世代 Generation Z，簡稱Gen Z，英語俗稱 zoomers
是Y世代之後、阿法世代之前之人口統計群體。 研究人員和大眾媒體將1990年代中後期作為開始出生年份，將2010年代初作為結束出生年份。Z 世代的大多數成員都是X世代的子女。
在世界範圍內，Z世代的成員花在數位裝置上的時間比先前世代多，閱讀時間則相對減少，這對他們的注意力持續時間、詞匯、學業成就，以及未來的經濟貢獻造成影響。
在亞洲，2000年代和2010年代的教育工作者通常尋找並培養頂尖學生；在西歐和美國，重點是表現不佳的人。此外，東亞和新加坡學生在2010年代的國際標準化考試中始終名列前茅。
作為消費者，他們的總體購買行為偏離了民意調查中通常與他們相關的理想和價值觀。
喬伊·張是數百萬正在努力找工作的中國大學畢業生之一。“過去幾個月裏，我做了有一、二、三、四……五份工作。”23歲的畢業生喬伊·張（Joy Zhang；音譯）說。
在中國西南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食品市場，喬伊在攤位前邊走邊用手指數著。
“事實上，工作機會很多，問題在於你是否願意降低期望值。”她補充道，然後轉身去和賣豌豆尖的商家講價。
喬伊的經曆在今天的中國並不罕見，因為該國的畢業生已供大於求。她所在的班級共有32人，去年夏天畢業以來，隻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找到了全職工作。
根據2023年8月的官方數據，中國16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超過五分之一沒有工作。自那以後，政府再也沒有公布過青年失業率數據。
隨著中國經濟繁榮期的逝去，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正在麵對一個他們沒有準備好的未來，而他們如何應對將決定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命運。
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曾花了大量時間與中國年輕人交流，他認為，中國Z世代的思想正在發生一場變革。
“年輕人的整個生活都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塑造：隻要你努力學習，那麽在努力後，就會有一份工作和高薪體麵的生活在等著你。現在他們發現這個承諾不再起作用了。”
在新冠疫情封鎖的沉重打擊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債務不斷攀升，這導致就業市場的機會已經萎縮。而在北京對經濟的嚴控之下，中國現在對於饑渴的企業家和外國投資者來說，都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地方。
新舊夢想
最近在北京舉辦的一次招聘會上，這一點顯而易見。口若懸河的招聘人員大多提供低技能工作，如銷售保險或醫療設備的助理。
“我認為困難隻是暫時的，真正有能力的人會找到工作的。”一名25歲的碩士畢業生說。他和伴侶剛剛從德國回到中國，他表示：“世界的未來在中國。”
軟件工程專業的應屆畢業生天宇（音譯）似乎對此有所懷疑。他說，雖然其掌握的技能“非常搶手”，但擁有類似簡曆的畢業生太多了。“所以找工作並不容易。”
最近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招聘會上，低薪的工作占大多數，令許多畢業生感到失望。
鑒於私營部門的黯淡前景，他的一些朋友打算尋找體製內的工作。去年11月，有創紀錄的300多萬中國人參加了公務員考試。
但天宇說：“很多人都在找工作，找到工作的人卻不多。”而很多幸運找到職位的人在從事與自身專業並不相關的工作。
喬伊正是如此——她毫不氣餒地接受了自己能找到的工作。去年夏天，她請求一家旅遊公司雇她擔任成都熊貓樂園的導遊，她還賣過熱飲，並在一家幼兒園實習過。
“這些工作在未來並沒有很好的前景。”喬伊說，“工資很低，而且很容易被取代。這就是為什麽大多數人寧願呆在家裏。”
她現在接受了一份教材銷售工作。這並非她夢寐以求的工作，但她認為這是一種積累經驗的方式。
然而，她的父母卻很擔心。喬伊的老家位於距成都400公裏外的一個小山村，她是家裏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她的父親非常自豪，曾為她舉辦有30多桌客人參加的升學宴。
“我的父母期望我大學畢業後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擁有比他們那一代更好的工作和收入。”她說。
“他們希望我在他們的支持下完成學業後，至少能有一份工作……但我會堅持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她停下腳步買了一些紅糖煎餅，同時指給我看一個正在做四川麻辣香腸的肉販。她笑著說，這很好吃，但對她來說“太油膩了”。
大學期間，她愛上了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她想更進一步，有一天去澳大利亞旅遊並學習英語。
就業市場可能很困難，但喬伊認為，她的生活仍然比父母那一輩要容易，當時中國比現在貧窮得多，夢想也更加遙不可及。
“我覺得這一代人很走運，也很幸運。”她說。
“我們有很多時間和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可以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與上一代人相比，我們不再那麽在乎賺錢，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擼起袖子”
項飆教授將這稱為“中國夢的改寫”。他說，新冠疫情是Z世代新的中國夢的催化劑之一。
“年輕人有一種脆弱感……他們的生活可能會被強大的力量摧毀和改變。這讓他們重新思考整個中國社會的組織模式和中國集體生活的組織模式。”
即使在中國嚴格的疫情封鎖期間，年輕人也被鼓勵上大學。他們的人數很龐大，僅在2023年就有創紀錄的1160萬學生畢業。
他們的挫敗感激發了走紅的表情包、玩世不恭的幽默，甚至是非常規的選擇。一些人貼出了自己把畢業論文扔進垃圾桶的畢業照。“躺平”這個網絡詞匯則描述了一些想方設法希望遠離現代生活中的激烈競爭的人們。
許多人已經完全停止找工作，而是回家做一名“全職兒女”。有些人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自己的生活，在為父母做家務或照顧家裏的幼童後賺取少量的錢。
BBC采訪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年輕女性，她已經回到中國農村與父母住在一起。她說她有時間看書、和家人聊天，她很珍惜一種不同於城市工作的生活。她補充說，盡管知道這無法永遠持續下去，但自己很滿足於當下。
北京的學生排隊參加公務員考試。
“這不僅僅是工作、機會或收入短缺的問題，而是推動他們努力工作的夢想破滅了。”項飆說，“這不僅會帶來失望，還會滋生幻滅感。”
北京可能擔心這場危機會惡化，社會不滿情緒上升，失望的年輕人會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
這並非沒有先例。2022年，中國多地爆發了反對政府嚴格“清零”政策的抗議活動，這是幾十年來對中共最直接的挑戰。1989年，也正是對失業和通貨膨脹的不滿點燃了天安門曆史性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最初火花。
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種跡象。
“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代際財富的轉移。”項飆說，“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支持係統依然存在。他們的父母受益於中國的改革，有充足的儲蓄和房地產資產。但現在這些資產的價值正在下降。”
但中國政府不會冒險。領導人習近平呼籲年輕人要學會“吃苦”。當局敦促畢業生不要再認為自己不能從事體力勞動，要求他們“擼起袖子”從事藍領工作。
希望vs絕望
對於23歲的市場營銷專業畢業生鄭穀淩來說，這隻是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
在離北京隻有幾個小時車程的秦皇島，她正在一家桌球館和男友言笑晏晏。他們在大學相識，目前都為找工作而犯愁。鄭穀淩在考慮去一家信用卡公司從事與客戶打交道的工作。
“當我去參加招聘會時，我發現大多數公司隻招聘銷售人員。公司很少，合適的職位也很少。“她說。
鄭穀淩是中國南方小鎮上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家庭中的一員。四年來，她主要是上網課，而沒有與同學們一起走進過教室。她擔心這使她錯失了急需的技能。
鄭穀淩想開一家賣腸粉的店。
鄭穀淩和喬伊都在“擼起袖子”，尋找自己的路。項飆說，當然這並不是所有人的情況，但很多中國年輕人確實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感到強烈的挫敗。
但他相信，他們的絕望也會促使一種轉變。他說，這是“非常強大的一代”，有可能改變中國。
“中國的敘事需要改寫，它不再是繁榮、增長和國家的強大。”他說，“年輕人是改寫中國夢的推動力。”
在新年賀詞中，習近平說中國經受住了“風雨洗禮”，並宣布他“對未來充滿信心”。
但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民族主義“中國夢”是否與感到幻滅和焦慮的一代人的“中國夢”相匹配，這些年輕人不確定未來將走向何方。
在一間俯瞰結冰的海麵的茶館裏，鄭穀淩在講述自己的終極夢想時，臉上露出了喜悅的神情：她想自己做老板。
她希望能賺到足夠的錢，在家鄉開一家早餐店，賣粵式腸粉。“這會給我更多的自由。”她說，“這樣我就可以做喜歡的事情，而不是一直給別人打工。”
她一邊嚼著月餅、栗子和芒果幹等茶點，一邊解釋說，她想要的是更大的世界。
“我的父母從未離開過他們的家鄉。他們的生活圈子很小，隻想過穩定的生活。但我們想看到更多的東西，看看外麵的世界，想想我們真正夢想的是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