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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中的文明與文化之辨
——從一道浙江省選考題的概念使用說起
2022-11-28 王曉榮 浙江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錢塘學校
一、文明概念與文明誕生
《中外曆史綱要》中“文明”概念與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文明”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一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與人類社會的蒙昧階段、野蠻階段相對的，是在後者基礎之上的發展。[1]《綱要》中，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對立，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進入文明社會。與“原始”對立的“文明”概念，具有正向、積極、進步的內涵。據此發問，絲綢的使用是否一直是正向、積極、進步的？棉花的使用和推廣是不是更具有正向、積極、進步的意義？《綱要》敘述，中國在距今約5000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進入文明社會，而距今約7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已經“掌握了養蠶和繅絲技術”。河姆渡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社會卻掌握了養蠶和繅絲技術，這與“絲綢文明”概念相悖，“絲綢文明”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缺陷。那麽教科書中“文明”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是什麽？
陳炎認為，文明“是指人類借助科學、技術等手段來改造客觀世界，通過法律、道德等製度來協調群體關係，借助宗教、藝術等形式來調節自身情感，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基本需要、實現全麵發展所達到的程度”，至少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使用和製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賴和憑借社會關係（包括一切社會製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2]文明因此可劃分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個維度。這一定義既指出了文明的內涵也界定了文明的外延。人類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具體地指以上三個維度文明的誕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包括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等）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誕生。
《綱要》敘述，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通過“漁獵和采集”從自然界中攫取食物，雖然這時的人類具有了生產工具即“以打製方法製作石器”的能力，但還沒有生產食物的能力。在新石器時代的早中期，隨著原始農業、家畜飼養業、陶器等手工業的產生與進步，生產力逐漸提高，但還未達到產生貧富分化、產生私有製的程度。《綱要》正文和插圖所舉的仰韶文化（含薑寨聚落遺址）、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是這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典型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力水平累積到有產品富餘的程度，私有製、階級、國家逐次出現。《綱要》正文和插圖所舉的龍山文化（含陶寺遺址）、紅山文化（含牛河梁遺址）、良渚文化是人類社會出現私有製、階級、國家的典型代表。生產力、私有製，屬於物質文明範疇；階級、國家屬於政治文明範疇。權貴階層為實現其經濟利益固化，一方麵通過國家機器對普通民眾實行人身控製，另一方麵通過宗教、祭祀、文字等實行精神控製。《綱要》插圖“牛河梁遺址”中的祭壇即體現著精神文明的一麵。良渚文化最知名的玉琮王是典型的禮儀和祭祀用器，體現著精神文明。總的來說，文明的物質維度、政治維度、精神維度先後產生，政治維度中的國家產生是核心。精神維度的文字產生是文明誕生的最高形式，但不是所有文明的誕生必然伴隨著文字產生，文字可能產生於文明誕生以後，甚至沒有產生，如美洲的印加文明。
《綱要》將國家產生作為文明誕生的最重要標誌，這已是學界共識。“夏鼐、蘇秉琦以來的多數考古學家眼中的‘文明’，基本就是西語中Civilization一類詞的翻譯，一般以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論斷為據，多數情況下將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當做大同小異的同一件事來研究。”[3]《綱要（上）》第1課《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國家》標題將本課劃分為兩部分，前部是作為文明起源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後部是早期國家即夏、商、西周三朝。這樣的劃分與《曆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的規定一致。標準一方麵要求了解石器時代中國境內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另一方麵要求了解早期國家的特征。但是早期國家不是中國最早的國家，也不是中華文明誕生的標誌。中華文明誕生的標誌是中國大地上最早國家的產生。《綱要》指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代，中國大地已是邦國林立的“萬邦”時代，尤其是黃河流域的陶寺遺址已經“具備了國家的初始形態”。王克林認為：“陶寺文化的社會具有部落聯盟古國即中國早期文明初期國家的性質。”[4]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到4300年，是長江流域國家初始形態的典型，教科書插圖清晰描出了以莫角山為中心的良渚都城的城郭範圍，近年在城郭周邊又有大型水利工程遺址的挖掘，這些無疑是良渚文化作為國家初始形態的重要證據。“良渚古城是目前所知我國史前時代規模最大、格局功能最完備、保存遺跡最豐富的古城，它與外圍水利係統一起構成了完整的都城格局，在城市規劃史和建設史上堪稱傑作，是早期城市文明的傑出範例。”[5]
二、文化概念的廣狹之別
《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區分了“文化”的廣義與狹義：“廣義的文化總括人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能力，物質和精神的全部產品；狹義的文化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態，有時又專指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等方麵的知識和設施，以與世界觀、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識形態相區別。”[6]“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國家”一課的文化概念借用於考古學，是廣義的，主要指人類即將進入文明社會之前或剛進入文明社會時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部產品”。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廣義的文化包括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這是否意味著兩者之間可以混用呢？這就必須明晰文明與廣義文化之間的關係。
《綱要》將舊石器時代遺址稱為“人類遺址”，通過工具製造，人類將自己與動物區分開來；將新石器時代遺址稱為“文化”或“文化遺存”。《綱要》例舉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有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下遊的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有黃河下遊的龍山文化、遼河上遊的紅山文化、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文化”比“遺址”進步，但文化出現不等於文明誕生，教科書中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內涵和外延，將其與“文明”混用，似有不妥。
陳炎認為：“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內在價值通過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實現，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內在價值而有意義。一般來說，文明的內在價值總要通過文化的外在形式體現出來，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總會包含著文明的內在價值。”[7]楊海蛟、王琦持有相同觀點，認為“文明是文化的曆史積澱，而文化則是文明的外在表現”[8]。學者們的辨析給我們以啟迪。第一，從時間角度分析，文化產生早於文明誕生。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能夠創造農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通過家畜飼養創造肉類產品，已經蘊涵著物質文明的內在價值，但此時文明的內在價值是不完整的，文明還沒有誕生。河姆渡文化能“養蠶繅絲”，但此時的絲綢可以稱文化而不可稱文明。也不能將其與後來的絲綢一並稱為文明，這有失偏頗。隻有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國先民創造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內在價值，中華文明才正式誕生。第二，從正向角度分析，文明總是正向、積極、進步的。文明的誕生以文化產生為基礎，是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文化中糟粕落後的部分、甚至比較中性的部分都不屬於文明。絲綢並不總正向的，它是統治階層的獨享之物，普通百姓消費不起或被禁止使用。絲綢的製作成本很高，百姓為此深受剝削。當絲綢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古羅馬之後，其價格更為昂貴，既浪費了古羅馬的財富，也助長了古羅馬統治階層的奢靡之風。第三，從內在價值角度分析，絲質衣物有滿足人類穿衣需求的內在價值。但是棉質衣物的舒適性並不亞於絲質，其低成本還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內在價值相對穩定，而滿足同一內在價值的外在形式是多樣化的，我們不能不區分內在價值與外在形式，以免將某一外在的文化狹隘地視為內在的文明。不管是穿絲質還是棉質衣物或是其他，不管是穿長袍還是西裝，其內涵的作為內在價值的文明是一致的，而其體現的作為外在形式的文化卻是多樣的。
選必三《文化交流與傳播》模塊及《綱要》中，中外各曆史時期創造的文化成就，這一文化概念是狹義的，與政治、經濟並列。如《綱要（上）》第20課《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狹義的文化排除了廣義文化中的物質生產能力和物質產品的部分，僅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態”，其中的“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如中外各時期的文化成就，其中的“社會意識形態”如《綱要（上）》第29課第一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形成與發展”。這些“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絕大多數產生於人類文明誕生以後，是正向的，是人類文明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教科書中也敘述了一些糟粕的文化，它們當然不是文化成就，更不是文明。如《綱要（下）》第1課中古代印度創造的種姓製度，其對社會的危害要大於對社會的貢獻。再如近代西歐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無情剝削，資本主義列強對亞非拉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奪，列強為爭奪殖民地而發動的曆次戰爭，都不可能是文化成就和文明。
綜上所述，我們應明晰教科書中重要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也要使考試中的概念與教科書的同一概念在內涵與外延上保持一致。就本文的緣起而言，我們認為稱“絲綢文化”應該比“絲綢文明”更合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頁。
[2][7]陳炎：《“文明”與“文化”》，《學術月刊》2002年第2期，第69、70頁。
[3]韓建業：《裴李崗時代與中國文明起源》，《江漢考古》2021年第1期，第50頁。
[4]王克林：《陶寺文化與唐堯、虞舜——論華夏文明的起源（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2期，第19頁。
[5]朱可：《基於高中曆史新教材的初高中銜接教學新探——以“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國家”一課為例》，《曆史教學》2019年第23期，第37頁。
[6]《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第924頁。
[8]楊海蛟、王琦：《論文明與文化》，《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1期，第7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