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義折騰得基層已經無法幹正事了
2023年11月21日 來源:思想者書店
作者|呂德文 來源|新鄉土
01 無事找事
基層普遍陷入了“無事找事”的怪圈裏。上級就怕基層沒事幹,就不斷布置各種“狗屁工作”,隔斷時間一個工作清單,換個時間又是工作提示,還隨時有緊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裏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隱患,要搞“敲門行動”。
這些工作,唯一的意義就是證明基層還在幹事,至於事情有沒有必要幹,則是不重要的。
“群眾無小事”儼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眾當作“巨嬰”,把基層幹部當作“保姆”,群眾出點事,上級就要找基層幹部的麻煩。
基層花了大量時間在應付各種清單和報表,有些地方動不動就搞個問題清單,但凡是巡視、督查、審計、環保、網絡輿情、安全生產、信訪、社會平安穩定出現的問題,都要清單化處理。沒有問題,也要填各種報表,黨建、經濟、平安、改革、創新、生態、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規化的報表。
基層幹部很忙,忙得暈頭轉向,但都是在“後台”運轉,群眾不知道,沒有任何獲得感,很多時候還覺得很擾民。
有經驗的領導,一定要把“無事找事”的範兒做足,免得連累了自己和下屬。某地發生過一個重大事故,十幾個外地驢友擅自闖入禁區探險,結果遇到山洪暴發,全被淹死了。得虧當地領導有先見之明,事先主動“找事”,在路口設置了警示牌,派人勸阻,各種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結果,上級紀委查了一年,果真證明本地沒有任何責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大家都感謝這位領導,真是保護了全縣上上下下的許多幹部。
02
草木皆兵
現如今,基層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個工作都不能放鬆警惕,隨時得緊繃神經,搞不好一點小事就釀成了大事。上級的巡視、督查、檢查以及第三方評估,都得認真準備,排演到位,連衣食住行的細節都得領導親自過問,就怕哪個環節出簍子。
基層最怕上級檢查出了問題。隻要是“問題”,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雜不已。基層都已經習慣了“零容忍”,能主動避免的一定要主動避免;出了點漏子,別解釋,按照上麵要求認真整改就是了。一個地方出漏子,影響的不僅是重要領導的仕途,還是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
比如,出了一個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過三人,這個地方一整年肯定廢了,兩年都緩不過勁來。整改周期非常長,屬地、部門和個人都得整改,還得做教訓總結,完了還要舉一反三由點到麵整改。
03
一刀切
一刀切已經是老問題了,但現在卻“切”出了新境界。上級製定政策都越來越細,連“原則上”這類的語言都不太願意提及了。過去的一刀切,是隻要結果,不問過程。現在的一刀切,不僅要結果,也要過程。一件任務,不僅要按時交賬,還要過程控製,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賬和匯報。
很多政策,布置任務的時候,已經把表格做好了,照著填就是。脫貧攻堅的時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脫貧速度慢了,當然要被質問;但快了也不行,上級會說,你咋那麽厲害呢?廁所革命的時候也是,好像工程進度是勻速進行了,每個時間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規定好的。
現在的一刀切,基層都懶得吐槽了。因為,這些政策似乎都是係統設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對象。上級會說,我也沒辦法啊,製度就這麽規定的。因此,基層隻能違心幹活,有條件要幹,沒條件就創造條件幹。
隻不過,創造條件幹的,差不多都是折騰。違背實際的一刀切,不僅折騰幹部,還折騰群眾。這個係統,已經到了無人負責的程度。基層怨聲載道,卻毫無辦法。
04
刻舟求劍
現如今,很多部門都有製度設計的癮的。似乎,過去基層的很多問題,都是製度不健全,製度不規範造成的。但實際上,基層相當一部分問題,其實和製度無關,就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這個階段過去了,問題就沒了。
很多製度,都是為了解決特殊時期的特殊問題而設計的,可以說是實踐的產物。但很多部門都希望把特定時期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製度保留並完善,而這個時期又過去了,這就有點刻舟求劍了。
比方說,過去鄰裏糾紛是個大問題,通過楓橋經驗,通過村民自治來化解糾紛,就很重要。但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村都空心化了,農村社會從擁擠的社會變成了稀疏的社會,人們都不怎麽接觸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卻把農村矛盾糾紛調解機製越來越正規化,不僅有專門的調解室,還有專門的文書,真是沒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製度。這兩個製度是在脫貧攻堅比較吃緊的時期,各地采取的應急措施。可以說,這是一個“攻堅”製度。現如今,“攻堅”已經完成了,這一製度的必要性其實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們的調查發現,各地為了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第一書記和工作隊不僅沒有撤離,反而擴大了派駐範圍,加大了派駐力度。而他們下去又沒什麽事幹,縣鄉就隻能不斷派發工作清單和工作提示讓他們有活幹。但他們一旦幹活,村支兩委又沒事幹。那麽多幹部紮在村裏無所事事、無事找事,群眾看著都著急。
05
政治恐嚇
基層有很多“紅線”“底線”,上級動不動就拿出來說事。有些紅線,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識形態,安全生產,糧食安全,環保。有些底線,也不用說,比方說不違規違法。但上級對“紅線”“底線”的認定,卻很有彈性。有些在基層再正常不過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經演繹,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說,耕地“進出平衡”在基層的執行,明顯不符合實際,製造混亂,但沒人敢說。一些生態環保的問題,也明顯在折騰,也不敢說。某地有個起火點被上級遙感到了,打電話要求地方上處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個,上級發怒了,說這個地方的領導還能不能守住生態環保“紅線“,這可把地方嚇得半死。
於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稈禁燒,花了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嚴防死守,真是勞民傷財。
某地發了一個禁止幹部吃喝的文件,結果搞得風聲(電視劇)鶴唳,基層幹部連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實上,鄉幹部在村裏幹工作,在群眾家裏吃個便飯,群眾其實很高興。很多事情,給群眾麵子才能把做好。幹群之間連飯都不能吃了,還講什麽群眾路線呢?
但基層幹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這個時候背一個“頂風作案”的帽子。幹脆就不吃了唄,現如今誰還缺吃缺喝啊?
06
技術霸權
這些年,基層已經被陷入了技術牢籠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級都給你一套程序,一套係統,你就得照著這些技術設定工作。基層其實就是填表員,被係統控製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動性的了。
越來越多的部門依賴於現代技術,其目的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更好得監督和控製基層。國土、生態、林業、環保等部門,都用上了衛星監測技術,是不是發一個圖斑讓基層去整改。圖斑真是有圖有真相,容不得基層狡辯。基層隻有照著做的份。
但上級就不想一想,這些圖斑所揭示的所謂真相,是需要解釋的。不同層級,不同地方,解釋很不一樣。不容解釋,已經成了技術治理的最大特點。而上下級之間一旦失去了解釋溝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門依賴於技術,其實是懶政。因為技術代替了具體的行政工作,這些部門完全可以依賴於第三方去操作,基層已經是傀儡。乃至於,很多基層為了避免被技術霸淩,幹脆攻關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術,代替上級擁有實際權力,進而有了和基層做交易的能力。基層到處都是第三方,這也算如今基層治理的一大奇觀。
07
唯利是圖
基層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圖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一切工作都圍繞著項目轉。幾乎每個縣都把重大項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個縣級領導得領銜一個項目,每月都要檢查進度。
招商引資、爭資跑項仍然是各地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項目明顯不合理,浪費錢財,但還是要搞。原因在於,項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項目本身就是意義。
有了項目,於公有利於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於私則有明確利益,地方領導和幹部群眾都可以圍繞項目,獲得相應的利益。有了項目,哪怕是村幹部也有利可圖,至少可以承包一點小工程,成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最好別幹。現如今,各地都有一點社會危機,隻是表現不一樣而已。有些地方有高價彩禮,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養老不樂觀,有些地方人情負擔重,有些地方賭博成風,有些地方還有地下教會泛濫,這些事,又不能創造價值,還可能引發群眾上訪。
群眾工作最麻煩,還是少幹為好。裝不知道最好。
08
以點“代”麵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每個地方都把創特色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於是乎,各地都在開展俗稱“拉練”“賽馬”的工作機製,每個季度或每半年,縣領導帶著各部門和鄉鎮主要領導,浩浩蕩蕩到各個地方看點,現場評比,現場打分。優秀的獎勵50萬,100萬項目經費,表現差的上台做表態發言。
為了吸引領導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設法造點,各地普遍把具有試驗性的示範點,變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範點的目的要讓別的地方學習,可複製,可推廣;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標是無可超越。如果讓人一下子就複製去了,那還搞什麽搞呢?
最簡單的造點就是砸錢。每個縣,每個鄉鎮都要造出一兩個點出來,讓領導來了可以看。因此,選點很重要。得選一個有點基礎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個地方本來就很好了,就沒啥創新的價值。如果一個地方一點基礎都沒有,代價太大,沒那麽多時間精力來搞。如果那個地方太過偏僻了,領導受不了車馬勞頓。
因此,現在的基層工作,指望以點帶麵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點“代”麵,把點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個縣裏麵,有些村早就過上了現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數村莊,則還處於初級階段。群眾也很現實,評價一個村幹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項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點”,那真是天選之子。
隻可惜,很多“點”,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砸了那麽多錢下去,誰買單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鮮亮麗的村莊,負債就越多。
09
精準依賴
現如今,很多上級部門像是中了“精準”的毒,做什麽事都要求精準,恨不的數字要精確到小數點的多少位。比如,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工作是防止規模性返貧,但這在基層,什麽是規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級領導的角度,對“規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個都沒有。因為,如果一村有一個返貧,一個鄉鎮可能就有十幾二十個,一個縣就有幾百個。一個不算規模性返貧,那幾百個算不算?縣委書記沒把握,所以幹脆就一個都不允許。
但要做到一個都不允許,工作量就實在太大。於是乎,對返貧的監測,就很是全麵而無用。但凡是有人車禍了,有孩子上大學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謂的風險點。隻要有風險點,村幹部和駐村幹部就得一個個去調查,填表,無盡繁瑣,無盡折騰。
在基層,往往工作要求越精準,結果一定是越不精準。因為,基層本來就是模糊性的社會。哪個村民家情況怎樣,有沒有返貧風險,村幹部怎麽會不知道呢?有風險,村幹部主動報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幹部不作為,群眾舉報不久得了?犯得著一個個信息提示麽?結果是,花費了無盡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準治理”這個毒,必須拔掉。輔助精準的技術和製度設計,最好都廢除,回歸到群眾工作的本質就行了。上級還是少用各種係統,慎用衛星圖斑,讓駐村工作隊早點回自己單位上班。
要相信群眾,他們自己的事自己會處理好。我在基層調研,一位鄉組織委員說,有個村有四個村幹部,這四個村幹部的素質都可以擔任村支書,能力超強。但就這樣的村,還派了三個駐村幹部,有必要麽?
10
包辦代替
基層儼然成了群眾的“保姆”,不僅要時刻提醒什麽時候該幹什麽事了,還經常著急忙慌包辦代替。久而久之,少數群眾已經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現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業,讓群眾自己參與出錢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層的幹部和群眾似乎都習慣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項目。如果沒有項目,就搞不了。從來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處理,不就完了麽。
搞人居環境治理,政府比群眾還著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環境髒亂差,但基層政府在乎。為了保持清潔,各村都雇傭了專職保潔員。保潔儼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筆開支,這也是奇了怪了。
由於搞了精準扶貧,政府似乎也不允許有懶人存在了,非要給他們安排一個公益性崗位之類的。人家都不願意脫貧致富,著急什麽呢?
城市社區也一樣,什麽事都要等街道社區去做,樓道堵塞、安裝電梯、環境衛生,似乎都成了社區治理的難題。幾乎每一項工作要做下來,背後都是依靠政府財政支持。
疫情防控過後,每個社區都有了下沉單位。這些下沉單位,儼然成了“幫扶工作隊”,其最大任務就是鏈接資源給小區辦好事。
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群眾都形成了一個固有觀念,“幫扶”就是給錢給項目,要是沒有,就不給好臉色看。連工作隊也形成了自覺,要是沒資源帶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層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