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 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同時擔任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

地    址：北京市東城區台基廠頭條3號     郵政編碼：100005

vwww.ciis.org.cn  傳   真：86-10-65123744  Tel: [phon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亞洲價值觀”正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作者： 項昊宇 ｜ 時間： 2023-07-07 

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307/t20230707_9005.html

　　在美國對華戰略布局中，“價值觀外交”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圍堵遏壓手段。為推行“印太戰略”，美國試圖借烏克蘭危機而拉攏盟友在中國周邊發起新一輪“價值觀外交”攻勢，但從“民主峰會”遇冷等尷尬現實看，這種“價值觀外交”在亞洲再次遭遇水土不服，正在引發西方一些人的焦慮。已經有西方學者急不可耐地發出“警告”：中國有意通過突出亞洲國家間的“地理、文化和家庭紐帶”，來重新激活上世紀末的“亞洲價值觀”辯論，以排擠美國在亞洲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圍繞“亞洲價值觀”的辯論曾盛極一時。在總結“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時，有西方學者認為東亞地區重視集體和家族的家長製傳統及帶有權威主義色彩的儒家思想發揮了很大作用。新加坡時任總理李光耀、馬來西亞時任總理馬哈蒂爾等政治家由此提出“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概念，主張亞洲人民應該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來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更不應把西方民主製度強加給亞洲人民。

 

　　“亞洲價值觀”主張每個國家都應該從自身的曆史、文化和宗教傳統出發找到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主張通過強有力的政治體製來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通過政府的強力領導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來達到改善民生的目標等。因帶有抗衡西方價值觀的色彩，這種“亞洲價值觀”自然引起西方國家警惕。時值冷戰結束不久，以弗朗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為代表，美西方一度沉浸在西方民主製度“一統天下”的幻覺之中，未曾想到“自由民主價值觀”卻遭遇“亞洲價值觀”的強力阻擊。之後，隨著全球化分工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大發展，東西方之間的價值觀衝突有所淡化。

 

　　在新一輪國際大變局中，東亞成為大國競爭和地緣博弈的焦點。美國為維護全球霸權，試圖“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打交道”的同時，還想通過主導地區的價值規範來重塑對華競爭優勢。但從亞洲國家對俄烏衝突的反應來看，美西方鼓吹的“民主對威權”等二元對立意識形態敘事，並未引發廣泛共鳴。顯然，20世紀末被提出來的“亞洲價值觀”，放在今天並未過時，依然是多數亞洲國家麵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時的本能訴求。但在美國看來，“亞洲價值觀”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重新抬頭，暗含中美地區主導權之爭，對美西方“價值觀同盟”構成衝擊和解構。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不久前的一份報告就指出，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正在被中國超過，而拜登政府在東南亞宣揚美式“民主和人權”並不明智，反而有助於中國在該地區文化影響力的提升。不難發現，類似報告正在加劇美西方的對華焦慮和戒備心理。

 

　　在西方學界看來，東西方價值觀衝突之中還隱含了“文化戰爭”（Culture War）的意涵。1993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提出，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成為未來全球戰爭的導火索，他預言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亞洲儒教-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將是下一場衝突的根源。這一觀點反映了以儒教和伊斯蘭教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的崛起對西方文化帶來的巨大衝擊。有西方學者據此預測，基於價值觀衝突的“文化戰爭”可能成為中美競爭的新場域。

 

　　無論價值觀還是文明，本無高低優劣之分。但價值觀作為一種上層建築，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卻不容小覷。西方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之一的建構主義認為，觀念、信仰、規範等也是影響國家行為的主要因素。觀念決定了國家的身份認同和利益界定，進而可影響一國在國際互動中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東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對近代以來國際關係的影響可謂深遠，在現代國際政治中也可理解為一種“霸權和反霸權”之爭。李光耀等人所主張的“亞洲價值觀”中貫穿著的儒教、佛教等文化傳統，是一種內斂和包容的價值觀，其反對的是全盤西化和西方霸權。而美西方的價值觀中則隱含了充滿道德優越感的文化擴張主義，服務於西方對於自身霸權的護持。其在重視本土文化傳承和多元共生的亞洲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抵觸，也就不足為奇。

 

　　必須指出的是，“亞洲價值觀”與中國提倡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並不矛盾。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同價值之下，不同地區和國家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曆史文化傳統堅守自身固有的價值理念。亞洲是一個曆史文化傳統、民族宗教信仰、政治製度模式、經濟社會形態等都極為多樣化的地區，亞洲文明的突出特點是多元共生、和諧包容。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主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實際上正是對新形勢下“亞洲價值觀”的闡釋和升華。

 

　　在世界麵臨“逆全球化”挑戰和陣營對抗風險的當下，亞洲國家更需堅守發展初心，凝聚新的價值共識。新的“亞洲價值觀”或可歸結為四方麵的價值堅守：一是文化傳承，弘揚勤儉自律、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等傳統文化美德；二是和諧有序，發揮國家和集體的主導作用，維護社會、家庭的公序良俗，創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三是多元包容，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政治製度和發展道路，堅持求同存異，協商共識，避免衝突；四是共同安全，反對零和博弈的陣營對抗，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安全關切，化解矛盾爭端。

 

　　在中美博弈加劇的大變局中，賦予“亞洲價值觀”新的時代內涵，並非要求亞洲國家選邊站隊，而是維護亞洲和平穩定和團結合作的必然要求。亞洲國家需要跳出西方設定的意識形態對抗的話語陷阱，以守正創新的價值追求來維護地區的長治久安和共同繁榮。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原文載於《環球時報》2023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