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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蘭·羅素：關於中國的種種疑問
【1920年，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這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適對羅素的來訪卻態度冷淡，且曾一度對羅素的學術觀點持質疑態度。 羅素在中國講學近十個月後，出版了對中國的曆史、現狀和未來的係統論述：《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先於羅素一年抵達中國、與羅素同日離開中國約翰·杜威曾撰文稱讚該書為“最近寫就的將西方讀者與遠東問題聯係起來的眾多圖書中最富有啟發意義的一本”。本文選自中國畫報出版社近日推出的全新譯文插圖版《中國問題》，伯特蘭·羅素 著，田瑞雪 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對於一個剛到中國的歐洲人來講，如果他樂於接納、善於思考的話，會發現不少令人迷惑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有很多他在西歐沒有遇到過。俄國問題的確與中國問題有重要相似之處，但也有重大不同。此外，有一點可以肯定，俄國問題不像中國問題那樣複雜。中國問題即便與中國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幹，也仍有重大意義。原因是，中國人約占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全世界將受到中國時局發展的重大影響。是福也好，是禍也罷，但這一時局很可能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因此，不論是對歐洲、美國，還是對亞洲，人們應該對中國產生的問題有睿智見解。雖然就目前來說，還不好找到確切答案。
由中國現狀產生的問題自然而然分為三類：經濟、政治、文化。但每一類都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每一類都與另兩類息息相關。我認為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是這樣，對於全人類也是如此。如果解決了文化問題，我會多多少少心平氣和接受任何一種為解決該問題而服務的政治經濟製度。不幸的是，講實用、看實績的人對文化問題興味索然。在他們眼中，金錢、權力理應是個人、國家追求的目標。工商界精明務實，藝術家感到孤單無助。這種感覺對寫小說的人、關注倫理道德的人來說素有所知，也讓收藏家感到自己發揚了美德，是個有德行的人。因為畫家貧困潦倒、與世長辭之後，正是這些收藏家買下了他們所有的作品。我們可將中國看作一個藝術家之邦。在這裏，藝術家德惡兼具：德主要反映在對他人有用，惡主要體現在殃及自身。中國美德可否留存？或者說，為求生計，中國是否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作惡以謀其成，讓他人受苦？再進一步來講，如果中國真的複製了與其有來往的所有外邦定下的那種模型，我們所有人會變成什麽樣子？
中華文明曆史悠久，現正遭遇劇變。中國傳統文明幾乎獨立於歐洲發展，其優劣美缺與西方情況迥然不同。所以，我們掂量不出二者孰輕孰重。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從總體上來看，與 17 世紀傳教士在天朝帝國發現的文化相比，當下西方文化是在變好，還是在變壞？這個問題謹慎之士不願言明。但有一點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麵，西方比舊中國要好；在其他方麵，西方更差。如果要讓中西各邦交流結出累累碩果，我們必須馬上打住這樣一種認識，即我們自己是某種優越文明的傳教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認為我們自己有權利剝削、壓迫、欺騙中國人。理由是，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認為說中國人劣於我們西方人毫無根據可言。而且我認為，大多數歐洲人隻要對中國有一定認識，都會和我持相同觀點。
在對比異域外邦文化與本國文化時，人們應該問自己一些問題，這些問題要比國內通常出現的問題更具根本性意義。人們應該這樣問自己：哪些東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評判某種類型的社會優於別的類型時，所依據的是什麽？哪些目標是我最希望在全世界實現的？對這些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且我也找不到哪種論據，能說服和我持不同觀點的人。因此，如果能將那些我認同的答案說出來，希望讀者也能與我有類似看法，我就心滿意足了。
在我看來，有幾樣東西不僅是達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價值。這幾樣東西是：知識、藝術、幸福本能、友誼、情義。就知識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識。因為有很多知識是幹巴巴、毫無生趣的事實，僅僅有些效用。還有一些知識不能產生任何重要價值。但我們對自然的認識，盡管是從科學中得到，且有失全麵，我還是認為其自有益處和趣處。一些傳記文學、一部分曆史也是這樣。但就這個話題展開來談離題太遠。我認為藝術是自有其重要價值的事物之一。說到這裏，我不認為隻有那些訓練有素的藝術家著意構思的作品才有價值。當然，精品傑作理應拔得頭籌，為世所崇。我指的藝術還包括那些幾乎無意而為的作品。這種美我們能在俄國貧苦農民、在中國做苦力的人身上找得到。這是一種創作民歌的衝動，早於清教徒時代就存在於我們中間，在樸素雅致的村舍風格花園裏找得見。幸福本能，或者說生之愉悅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已在工業化過程中，在大多數人生活的重壓下遺失。但在中國，生之愉悅無處不在。這給我們強烈的理由把中華文明向好處看。
在對一個社會作出判斷時，我們必須這樣來看：不僅看這個社會行了多少善、作了多少惡，還要看這個社會在推動其他社會行善作惡方麵發揮了什麽樣的影響，以及這個社會受用的多少好東西是在別處作惡得到的。從這方麵來看，中國也比我們要好。我們的富裕生活、我們汲汲以求的大部分東西都是靠大範圍壓迫、剝削弱國而得。而中國目前還不很強大，不足以給其他國家造成傷害。他們得到的東西、受用的東西僅僅是靠發揚美德、費心盡力而來。
這些倫理論調雖然是泛泛而談，但對考慮中國實際問題並非無關緊要。我們的工商文明既是形成我們信念的原因，也產生了結果。這些信念是我們在無意識之中對哪些東西具備價值的看法。到了中國，我們西方人才通過中國社會這一視角意識到了自己有這些信念。中國人在構建自己的社會時，也在無意識之中形成了一套跟我們不一樣的價值觀標準。比如，中國人對進步和效率的觀念不感興趣，隻有那些受過西方影響的中國人才會感興趣。我們重視進步效率，獲得了財富權力。中國人不重視進步和效率。在我們打亂中國社會以前，中國人大體上過著安靜的生活，生命充滿愉悅。我們這兩種文明取得的成就迥然不同。如果沒有一定的價值觀標準，很難對這兩種成就進行對比。而且，我們大致應該明確這種標準，才不會低估自己不太熟悉的文明。原因是，我們總是對自己不熟悉的惡行印象比較深，而把已經知道的種種不良視為理所當然。
中國文化發展很快。而且毫無疑問，中國需要快速變化。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變化最終可歸結為：西方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在未來，西方強大的經濟實力可能也很有威力。我認為，如果給中國人自由，讓他們從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東西，拒絕不好的東西，他們就有能力從自己的傳統中獲得有機生長，綜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輝煌成就。但如果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防止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中國可能完全西化，變得沒有任何特點，變成另外一個雖然懂知識、有工業實力，但焦躁不安、窮兵黷武的國家，讓地球多遭一份殃。第二種危險是，在與外國侵略勢力抗爭的過程中，中國可能心態保守，強烈排外，隻注重武裝備戰。日本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中國可能也會發生。中國文化的未來與政治、經濟問題息息相關。受政治、經濟問題影響，會出現種種險情。
中國麵臨的是兩組非常不一樣的外邦強國。一組是白人國家，另一組是日本。在考慮白人對整個遠東的影響時，我們必須把日本看作一種西方產品。因此，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應該承擔的責任最終都應該算到他們的白人老師頭上。但不管怎麽說，日本仍與歐美有很大不同。在對中國的打算考慮方麵，日本也與歐美有差別。所以，我們必須對以下三種可能進行區分。（1）中國可能受一個或多個白人國家奴役；（2）中國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國可能恢複自由。暫時來看，還有第四種可能，即日本和白人強國聯合起來控製中國。但我不認為，從長遠來看，日本有能力與英美達成合作關係。從長遠來看，我認為日本必將主導遠東，或者向南麵走。如果日本國民品格和我想的不一樣，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但日本人野心勃勃，排外斥鄰。我會在談中日關係時，就這一觀點闡明原因。
要理解中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對白人侵入前的中國曆史文化作一了解，再去熟悉中國文化及其固有趨向，接著有必要簡明扼要地了解西方強國與中國的軍事外交關係。這種關係起始於 1840 年鴉片戰爭，結束於 1900 年義和團運動後簽訂條約之時。雖然中日戰爭也在這一時期打響，但我們大致可以把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的行動與西方其他國家區分開來，去看一看如果日本不存在，白人強國會建立什麽樣的製度。但自中日戰爭以來，日本一直是在中國事務中發揮主導影響力的外國政權。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如何變成現在的樣子：在西方打破日本孤立局麵之前，日本是一個什麽樣的民族；西方對日本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英國人對日本人缺乏了解，所以日本對中國有什麽樣的打算，他們完全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日本做過的事情產生了什麽樣的意義。
但僅從政治著眼不足以解釋與中國相關的領域正在發生什麽。經濟問題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開啟工業化進程，其肯定是全世界經濟不發達但又最為重要的地區。中國資源是由中國、日本，還是白人開發這一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影響中華文明的全局發展，也影響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平前景、俄國命運，還關係到發達國家有沒有機會再發展壯大，建立更好的經濟體係。
華盛頓會議一半展現、一半又隱藏了那些保證要讓中國獨立完整的國家之間發生了什麽衝突。會議的結果是，人們更感覺沒有希望找到解決遠東問題的答案，尤其是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中國能在不極力助長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情況下，維持一星半點的獨立局麵嗎？我並不是在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遇到滿懷愛國熱忱的中國人問起如何避免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時，我不知道該怎麽說才好。到目前為止，我隻找到了一個答案。那就是，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別的民族心裏想的是幾十年，而中國人能想幾百年。中華民族堅不可摧，能夠繼續等下去，也等得起。世界上的“文明”民族靠著封鎖壁壘、毒氣炸彈、潛水艇、黑人軍隊，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一百年間相互摧毀，把舞台讓給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但這些國家貧窮落後，國力不強。如果中國可以不受鼓動、不參戰，壓迫中國的這些國家可能會挺到最後，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放手讓中國追求人文目標，而不是搞所有白人國家樂此不疲的戰爭、掠奪、毀壞。對於中國來說，這也許是一種微弱的希望。對於我們來講，這也許比心懷絕望要好那麽一點。但除非各強國學會節製寬容，否則我看不到任何變好的可能，而且我看到很多強國是在朝壞的方向發展。
我們西方文明建立在種種假設基礎之上。在心理學家看來，這些假設論證了精力過度的合理性。我們實施工業化，窮兵黷武，熱衷進步，愛向別人傳教，推崇帝國主義，醉心於編排組織、主導把控。這些都根源於渴望過度，想找事來做。推崇效率本身無可厚非。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那種不顧最終目的、罔顧效率的做法已在歐洲名譽掃地。如果西方國家稍微鬆懈一點、懶惰一點，還不至於發生這種情況。但在美國，效率至上這一信條仍為大多數人所認可。日本也一樣。布爾什維克人也不例外。一直以來，這些人的根本目標是推動俄國美國化。跟中國一樣，我們也可以稱俄國為藝術家之邦。但跟中國不一樣的是，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治理俄國的人希望不擇善惡地把西方的一切引入俄國。放在以前，我可能毫不懷疑這些人自有道理。一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中國人（人數不多）跟他們一樣，也相信西方的推搡擠壓相適相宜。現在，我不接受這樣的觀點。從人類大視角來看，因懶惰散漫而在中國產生的惡要遠遠比歐美那種在全世界盛氣淩人、頤指氣使產生的惡所造成的破壞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我們的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錯。到了中國、俄國，在那裏經曆過一些人和事後，我意識到這些國家能讓我們知道是哪裏出了錯。中國人已經發現，而且在好幾千年裏一直踐行著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這種生活方式，就會感到幸福快樂。我們歐洲人不幸福、不快樂。我們的生活方式壓力重重，要靠剝削別人、躁動求變、心生不足、產生破壞而得。為這一破壞而服務的效率隻能導致毀滅。如果我們的文明還鄙視東方智慧，不能從中學習，就隻能走向這一結局。
1920 年夏天，伏爾加河上。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西方人的心態生了多大一場病。而布爾什維克人卻強行讓一群本質是亞洲人的人民接受這種心態，就像日本和西方在中國做的那樣。我們坐船旅行，日複一日，穿越神秘未知的大地。我身邊的人快活興奮，吵吵嚷嚷，滿腹淺薄理論，滔滔不絕說這說那，讓人以為他們無所不知，沒有一個人的命運能逃出他們建立的製度體係。我們中有一個人在與缺陷、恐懼，以及強者的漠然作戰，感到體力不濟，奄奄一息。他日夜受到侵擾，不得不忍受高聲喧鬧、打情罵俏，看著身邊人以浮俗為樂。圍著我們的是一片廣漠的靜寂。這靜寂像死亡一樣沉重，像天堂一樣神秘莫測。好像沒有一個人有閑暇聆聽這種靜寂。但我不斷受到這種靜寂的召喚，對那些鼓吹道義者的慷慨陳詞，對那些見多識廣者的長篇大論，漸漸變得充耳不聞。
一天晚上，夜已沉沉。我們的船停靠在一個荒涼的地方，看不到房屋，隻有一片廣闊的沙岸，岸盡頭是一排白楊樹，月輪浮現。靜寂中，我登上岸，在沙灘上找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們處於半遊牧狀態，遇到饑荒，從遠地而來。每一家人依偎作一團，全部家當圍在身邊。有些人睡著了，其他人沉默不語，找來樹杈生起一小堆火。火苗跳躍，照亮了胡須滿麵、飽經風霜的男人，照亮了強壯隱忍、過慣原始生活的女人，也照亮了跟父母一樣動作緩慢、神情呆滯的孩子。他們肯定是人類，但我覺得跟貓狗親近要比跟他們容易得多。我知道，他們會在那裏一天天等著，可能會等上好幾個星期，等到船來，奔赴遠地。那個地方他們聽說過，也知道可能未必真有此地，但他們相信這個世界比自己起身離開的國家要慷慨淳厚。有些人會中途死去，所有人都會受饑渴煎熬，受午間烈日暴炙，但他們對所遭遇的一切沉默不語。在我看來，典型的俄國人就是這樣。這種人不表達內心，因絕望而變得怠惰。然而，代表進步或反動的那一小撮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人也對他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俄國疆域太過遼闊，敢於發表看法的隻有一少部分人，但也淹沒在人群中，感覺自己所在的星球在浩瀚星際空間中沉淪。我想，注重理論說教的人會強迫很多人違背與生俱來的本能做出一些事情，加劇生活的苦痛，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可能。但我不認為，鼓吹工業化、強迫勞動會讓人們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雖說如此，第二天清晨，我又和船上的人聊了起來，談論唯物主義曆史觀，以及一個真正主權在民的政府有何功績。和我聊天的那些人沒有看見在岸上睡著的流浪人，就算看見了也不會感興趣，以為他們聽不懂宣傳教育。但這些流浪人身上那種隱忍的沉默觸動了我。在我和船上人輕鬆聊著知識分子熟悉的那種話題時，一種未曾言說的孤獨感在我的心裏生長。最終，我開始感覺到，所有政治都受一個麵目猙獰的魔鬼鼓動，教那些精力旺盛、才智敏捷的人去折磨逆來順受的人，為的是得到三種好處：裝滿腰包、賺得權力、造出理論。我們的旅程還在繼續。我們吃著貧苦農民生產出的食物，受著他們的子孫組成的軍隊的保護。我在想，我們能給他們什麽回報。但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時地聽到他們哀戚的歌聲，巴拉萊卡琴彈奏的音樂縈繞在我的腦際。這些聲響和大草原上廣漠的靜寂融合在一起，讓我陷入追問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在這種痛苦中，西方描繪的希望圖景變得蒼白黯淡。
懷著這種心情，我出發前往中國，去找尋一種新的希望。
來源：書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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