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耶路撒冷以東：一部巴以邊界的民族誌
目 錄
緒論：一路向東
一 破題：“以東”
二 書寫：告別地緣政治
第一章 橄欖山上
一 家族的誕生
二 話語翻轉：阿拉伯伊斯蘭社會的家族敘事
三 民族國家與家族社會
寫於橄欖山上
第二章 城門之間
一 聖地秩序與世界想象
二 “民族國家之外”的遺產存續
三 文明與國家
寫於城門之間
第三章 隔離牆下
一 分割與縫合：巴以關係的重建與生產
二 何以為敵？超越領土性
三 地緣-生命政治下的巴勒斯坦人生
寫於隔離牆下
結語：生命、人口與自我
參考文獻
後記
專家推薦意見一 周大鳴
專家推薦意見二 龔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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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試讀
巴以衝突的認識論修訂
福柯認為，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戰爭-鎮壓圖示的曆史書寫方式被一種麵向未來的曆史書寫方式替代，一方麵，建基於將民族形成的“形式條件”與“實體條件”翻轉，一種“麵向未來的民族”取代了“麵向過去的民族”，使得戰爭的內涵從對外的暴力征服轉向對內的保衛社會：“確定一個民族的，不是它的過去，它的祖宗、它與過去的關係；而是與其他東西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
內容簡介
一提到巴以社會，人們就會聯想到巴以衝突。那麽，真實的巴以社會是什麽樣的？ 本書作者基於15個月的田野調查，深入“在邊界上”的耶路撒冷社會，於橄欖山上、城門之間、隔離牆下，將巴以衝突放回到真實的日常生活世界去考察，描述並揭示出家族、宗教與國家在“耶路撒冷以東”的本來麵貌，以及持續經曆治理化的複雜過程，最終還原出一個客觀、真實、飽滿的耶路撒冷與巴以邊界。
前言
癸卯年初，北京大學阿 拉伯語係的吳冰冰教授轉給 我一部書稿，並請我為其做 一篇推薦序。老朋友的委托 ，自然是卻之不恭。但當我 拿到書稿，看到是北大阿語 係當年畢業的學生趙萱博士 所完成的關於巴以問題的人 類學博士論文，其中的分量 和立意都頗為不輕和不易， 這一下就引起我的極大興趣 。作為一名與中東打了半個 世紀交道的外交人，我非常 樂意分享個人的一些體會， 這是一種榮幸，也責無旁貸 。 2011年5月，我作為中國 中東問題特使訪問巴勒斯坦 ，並與當時巴勒斯坦民族權 力機構主席阿巴斯會談，就 推動巴以和平進程問題深入 交換了看法。2012年2月， 我又訪問了以色列，並分別 與當時的以色列副總理兼外 交部長利伯曼和以巴和談特 使莫爾霍會談，核心內容同 樣是關於巴以和平進程。 2012年10月，我再次會見 了阿巴斯主席以及以色列副 總理兼情報部長梅裏爾多等 高層外交代表，希望繼續促 成和創造巴以和談的有利氛 圍。而正是在我頻繁穿梭於 巴以之間的那段時間，趙萱 正紮根在巴以邊界地區東耶 路撒冷的社區裏從事著辛勤 的長時段田野調查，我很欣 喜今天終於能夠閱讀他的成 果與成長。 中東地處亞非歐交界之 處，地緣政治形勢與曆史問 題紛緊複雜，他眾說紛紜， 而巴以問題是足以影響整個 中東乃至牽動世界的全局性 問題。今天，有人可能會說 ，巴以問題的重要性已經被 衝淡。但現實告訴人們，盡 管中東的問題很多，但巴以 問題可請牽一發動全身，無 法被衝淡，更不應該被邊緣 化。中國始終堅持認為巴以 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支 持巴勒斯坦正義事業是推動 中東和平進程的關鍵，體現 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去年年底，習近平總書 記在沙特的利雅得會見巴勒 斯坦總統阿巴斯時明確表示 ，中巴友好深入人心，國際 社會應該把巴勒斯坦問題置 於國際議程優先位置，積極 推動重啟巴以和談，而中國 也將繼續為推動巴勒斯坦問 題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決而 不懈努力。 從上述的出發點來看， 趙萱的這部書稿無疑是意義 重大的，它代表了中國學者 積極深入參與巴以問題知識 生產與中東地區學術研究的 一項重要成果。據我所知， 趙萱是中國第一位在中東地 區開展長時間田野調查的人 類學者，本書也是第一部由 中國學者完成的關於中東問 題的民族誌作品，這充分體 現了中國新一代社會科學工 作者無畏的勇氣與卓越的能 力，而他的這部作品也光榮 地入選了商務印書館的“日 新文庫”。 通常而言，人們所認知 的巴以社會充滿衝突與暴力 ，集中反映了中東世界各方 勢力角力的地緣政治氣質， 但趙萱在書稿的寫作與編排 上卻成功為我們貢獻了另外 一幅生動的巴以社會日常生 活畫卷，並別出心裁地通過 地緣政治與生命政治的結合 視角書寫和理解當代的巴以 關係。 在第一章家族的描寫中 ，趙萱大膽地提出家族作為 另一條認識阿拉伯社會的進 路，並將其與不絕於耳的宗 教、民族因素相聯係。這讓 我們得以將廣泛的衍生於東 方的知識相串聯，並作聯想 ，從而獲得巨大的啟發與比 較價值。尤其是，他所談到 的阿拉伯家族作為以色列治 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製度與 曆史結構，更是提醒我們在 國家與社會的縱向關係上建 立巴以關係，區別於國與國 之間的橫向互動。 而在第二章中，趙萱進 一步處理了三大宗教的議題 ，將我們不斷拉回到耶路撒 冷三千年的悠久曆史中去。 三大宗教群體在耶路撒冷的 關係不僅有緊張，更存在交 往與交融，也讓我們看到了 巴以社會實現曆史性和解的 可能與機遇，耶路撒冷也將 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立提 供有益的經驗。同時，鮮活 的日常生活描寫讓人真實地 感受到耶路撒冷社會獨一無 二的魅力。 在第三章中，趙萱通過 對於巴以領土問題、耶路撒 冷地位問題、猶太人定居點 問題、隔離牆修建問題等現 實地緣政治問題的探討，直 麵巴以衝突的現狀，將以色 列的政治技術與巴勒斯坦人 的社會回應作為論述主線， 其中有關嵌入式定居點的分 析與巴勒斯坦人房屋的個案 尤為精彩，呈現出巴以關係 在地方社會層麵上的複雜性 與互動過程，提供了極為珍 貴的材料與思路。 總的來說，趙萱的這部 作品是中文學界在巴以問題 研究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 論是在理論研究、案例呈現 還是結構安排上均屬上乘， 也將成為今天正在推動的區 域國別學研究的一個極好的 範本。 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趙萱在文本編排和寫作上的 用心，“耶路撒冷以東”、“ 橄欖山上”、“城門之間”、“ 隔離牆下”等等字眼，在通 讀全書後，全都是充滿曆史 隱喻與語義內涵的設計，能 夠在如此複雜的問題和龐雜 的材料麵前駕馭出優美精彩 的文字，更顯難能可貴，這 也使得本書兼具有學術研究 與通識讀物的複合價值。 上世紀70年代，我便已 加入外交工作一線，中國在 中東地區所取得的無數外交 成就曆曆在目。自“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以來，中東在 中國對外關係中的地位更加 突顯，中國進一步參與到中 東事務中並發揮重要作用。
精彩試讀
巴以衝突的認識論修訂
福柯認為，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戰爭-鎮壓圖示的曆史書寫方式被一種麵向未來的曆史書寫方式替代，一方麵，建基於將民族形成的“形式條件”與“實體條件”翻轉，一種“麵向未來的民族”取代了“麵向過去的民族”，使得戰爭的內涵從對外的暴力征服轉向對內的保衛社會：“確定一個民族的，不是它的過去，它的祖宗、它與過去的關係；而是與其他東西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
民族不再是對外暴力和征服的主體，而是對內的自我實現和提升的主體，這種由外向內，從橫向競爭到縱向控製的變化促使福柯在民族的“時間解釋”上獲得了一個有關曆史書寫的重要結論：“從潛在向現實的過渡，從民族整體向國家普遍性的過渡，因此這種曆史既集中在現實上，也集中在國家上；這種曆史在國家、在現實中國家完整而豐滿的整體形象即將建立的時刻處於最高峰。”民族不再是像貴族那樣是由於當下時間的幹涸與遺忘而需要從看似豐沛的曆史記憶中調用，恰恰相反，當下的時間本就是豐滿的，從而也指明了未來的民族和國家的同一性的實現，盡管無法回避戰爭，卻是以科學的話語，以保衛和建設社會為名在社會中繼續。也由此衍生出生命政治二期的全新解讀，政治作為戰爭的延伸，其不再停留於曆史哲學話語的戰爭與絕對的、消極的權力形式，而在治理概念的引入過程中孕育出兼具肯定性與生產性的生命政治。我們可以說，書寫當下就是在書寫曆史，書寫戰爭就是在書寫社會。
不可否認的是，在現行主流的巴以衝突書寫中，地緣政治思維依然是敘事的主線（不管是麵向過去還是麵向現在與未來），雖然由於非歐洲國家的定位與第三世界的語境使之存有差異，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接受，我將其命名為“地緣政治敘事”，但其實質是在民族國家的語境下，將戰爭的曆史話語嵌套於晚近
的地緣政治認知之中，在明確了這一屬性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地緣政治敘事所帶來的巨大的知識困境。
首先，被迫接受一種狹隘的二元論與僵化的整體論，一種基於二元對立的分析方式主導且幹擾了人們的思維（雖然二元論作為政治問題思考的起點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即表述的主體永遠都是作為閉合的獨立實體的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猶太—基督教信仰與伊斯蘭、以色列政府與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者，主觀或客觀地簡化了不同群體內外的多樣性以及新的分類方式（橫向的），例如，巴以邊界兩側擁有不同流動能力與生活方式的跨界群體和分類原則；以及治理關係上的複雜性與偶然性（縱向的），例如，以色列生命政治治理下不同層次的治理形態及其不確定的治理效果。
其次，將權力關係單純地解釋為單向度的、壓製性的和支配性的，而忽視了權力關係同樣是具有多層次的、培育性和生產性，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核心政治技術是治理，而不是直接的統治，更不是粗暴的領土占領。例如，以色列在現代民族國家進程中不得不對巴勒斯坦社會傳統的地方組織方式承認與吸收，以及出於關心人口的目的，為其持續提供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往往被忽視的篇章很難被輕易地表述為服務於軍事戰爭與地緣政治。
再次，民族國家構成了巴以問題分析唯一的研究單位，其既作為巴以問題產生的起點，也成為問題解決的終點，對於民族國家的過度聚焦帶來了一係列的問題：一是將所有的衝突都納入民族國家衝突的解釋框架中，包括宗教、族群與文明；二是民族國家作為衝突的緣由又被矛盾性地看作衝突解決的最後方案，例如，不絕於耳的巴以和談與“兩國方案”，因為隻有民族國家才被認為是當代地緣政治的合理單位和國際行為體；三是忽視了巴以衝突的國際社會維度，這裏並不是指向熟悉的大國博弈與國際協商，而是在日常經驗層麵，豐富多樣的非國家、次國家以及超國家行為體乃至個體的參與，包括信仰、性別、商業等多樣化的社會團結方式。
最後，領土及其民族國家訴求被看成是構成巴以衝突唯一重要的載體和動機，但卻忽視了以色列的最終目標絕不是單純地控製領土，更是對領土之上與社會之內的所有人口（普遍的權利個體）與每一個人（差異化的經濟文化個體）—對於現代國家治理而言無法兼容、永恒矛盾的二元屬性—同時進行治理，純粹的戰爭模式與領土主義敘事已然告一段落。更加關鍵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真實訴求也從不隻是建立國家，而是追求並邁向具有新自由主義意義的“美好社會”；在治理術的“引導之引導”之下，巴勒斯坦個體與家族的自我認知與日常抉擇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與分化。
正是基於以上四點反思，生命政治的進入才是必要的，簡言之，為戰爭話語所嵌套的地緣政治敘事已經將民族國家和領土的意義推到了一個不合理的高度，從而造成了一個悖反的效果，對戰爭記憶的過度圖繪而造成對當下性的日常實踐的遮蔽，嚴重削弱了解釋當代巴以問題的能量。即便鑒於地緣政治的頑固情境，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確存在空間和社會上的隔閡，但從不意味著日常生活上的相互分離。
恰恰相反，對於以色列而言，巴勒斯坦人是社會運行的重要支撐，例如巴勒斯坦人作為獨特的文化景觀與必要的勞動力為以色列的民族國家建構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活力與現代性。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提供著豐富的基礎設施和製度可能，事實性地維持了巴勒斯坦地方社會的獨立性與生命力，不斷積累著維係民族存在的“實體條件”。相較於西岸和加沙地區，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選擇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生活，在 21 世紀初期巴以隔離牆落成以後這一趨勢愈發明顯和快速。從而，一個更具合理性與結構性的理論分析被引入—巴以之間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揭示了巴以衝突的一個全新階段，圍繞人口與流動展開的多層次治理構成了理解巴以衝突的核心問題。敘事的主體是作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體的，也不必然存在固定邊界的巴以社會及其豐沛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生硬地指向雙方直接的身體衝突和戰爭，我認為這才是理解巴以關係的主線。巴以衝突的研究重點不應是民族國家及其領土與邊界的劃定和爭奪，而是治理，包括治理理由的變化、治理技術的運用、治理效果的出現以及對治理本身的反複追問。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日常實踐中不同主體如何頻繁地互動與主體性塑造—一種生命政治意義下的競爭與改變。而在方法論意義上，生命政治進入地緣政治敘事中來，使得民族誌方法的重要性得以彰顯。
摘自本書70—7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