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喀拉拉邦的可持續發展經驗一度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我們在考察中發現，喀拉拉的勞動力價格在當地是低的，但由於有l/3的勞動力就近流動到海灣產油國打工，因此喀拉拉本地的勞動力價格被拉高了。如果進一步做國際比較，印度的勞動力價格不如中國低。有調查證明，中國沿海地區的低層勞動力價格10年沒有上漲。這是因為，中國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有5億，實際上大多數農業勞動是由半勞力承擔的，因此，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這就導致市場條件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者也因此根本沒有條件建立能夠與雇主進行談判的地位。
於是，農村流動打工的人基本上沒有社會保障，沿海企業也從來不支付中西部勞動力的流動成本。可見，其他國家不可能在勞動力價格上與中國相比。
我們應該進一步看到，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問題上，不僅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有資本輸入、輸出的矛盾，發展中國家之間也有矛盾。比如我2000年11月在墨西哥訪問時了解到，那裏的知識分子就強烈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因為墨西哥的普通勞動力價格比中國高3倍，在一般商品的生產中它就競爭不過中國。
所以，發展中國家一方麵互相激烈競爭，另一方麵幾乎都反對WTO，這是有其客觀原因的。在與印度朋友的座談會上，他們質問我，中國為什麽那麽強烈地要求加入WTO。他們的問題其實不確切，應該問到底是中國的哪部分人如此強烈地要求加入。
如果真正實現了全球經濟市場化和一體化，市場的作用就當然會把最過剩的要素價格降到最低。於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價格與他們的生存條件都會同一化到最低程度。這個規律在中國實際上已經有明顯表現。在城鄉分割的二元體製結構約束下，絕對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價格不僅是在下降的，而且已經降到最低水平了；不僅如此，人們發現無論東部還是中西部，勞動力的價格之低也是一樣的。
在中國，最顯著不同的，其實是城鄉人口的收入差別。
最近20年，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結構變遷的確已經大規模發生，但是，它並非現在才發生的。從19世紀中葉到民國時期，中國經濟就已經是麵向全球的開放經濟了。由於工業化加快，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村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因此，農業商品化過程對農村社會結構的解體造成的壓力是長期的、客觀存在的。這和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至少在現象上是有相似之處的。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資本全球化的同時，資本也把自然資源的價格壓低，這樣才能在資源資本化的進程中變成資本的增量收益。因為，資源價格壓低之後產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資源轉化為資本的收益，大部分都是被大資本所占有的。在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普遍發生的大城市超前繁榮、傳統農區卻難免衰敗的趨勢，就是這個規律的作用使然。
二、誰反對全球化？
我在國外接觸的大多數NGO（非政府組織）都認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是全球化的推進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是反對全球化的。由於發達國家是在一個與中國不同的語境中討論問題，因此，這個說法值得分析。
我曾經聽過美國政治家直言不諱的演講，認為中國維持“後集權體製”是最有利於美國利益的。這當然隻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反映，我們姑妄聽之。但是，人們如果願意從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成本上做經濟學的分析，就會認識到，其實就是現行製度條件才可以保證大資本之間的交易成本最小，獲得利益最大。並且我們看到，這也與中國政府和社會公眾都在強調的反壟斷相關，因為如果經濟資源被部門化的壟斷資本控製，在這種情況下搞改良或者改革，就會越來越困難。在談到國有壟斷資本問題時，黃平對此做了評價，他指出：以國有企業名義、合資名義、外資名義壟斷資源的少數新貴，實際上已經站到了跨國資本代理人的位置，已經不止是從前的買辦。買辦的意思是說把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出讓/出賣給另一個民族國家，現在他們本身則成了跨國資本的代理人。
至於國內大企業對國外大資本集團的實際代理關係，如果我們完全可以從資本經濟關係上考慮，也是能夠被賦予另外的解釋的。比如說，中國電信成功地招募國際資本，成功地在紐約上市，它的股東有各種資本集團。中國電信在國內實行手機雙向收費，當然消費者強烈不滿，但要改為單向收費，卻受到外國資本的反對，說本來因為你們許諾壟斷利潤高，我們才投資你的股票，現在你們要改單向收費，利潤要降低，就等於你們沒有實現承諾。顯然，這關係到國際信譽問題，不是中國電信可以自行決定的。類似的例子不僅中國，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中國既然接受資本經濟，這種事情就隻能按照保障資本收益的製度執行。因為全球化當然也是標準的、製度的全球化。1999年4月，克林頓和中國談判的時候就明確講，加入WTO意味著按照西方的製度改變中國。[1]
接著的問題是，討論全球化問題的時候要注意，其中很多新話語構成的語境的變化本身，就是值得討論的。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大多數NGO強調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問題。
這裏的語境不同，可以舉例說明。比如在中國的理論界，WTO問題一度成了難以深入討論的東西，因為人們想當然地把加入WTO與改革開放等同起來，而改革開放相對於過去那種國家高積累、人們低消費的計劃經濟，已經是具有絕對“政治正確”的民眾共識。作為長期從事改革研究的人，我理所當然認同改革開放。但我除了強調不同語境之外，進一步的問題是，誰反對全球化？在中國，普通國民是要求市場化、全球化的，其實隻是少數內外壟斷集團在阻礙。
在討論所謂自由貿易的時候也有語境問題。比如很多人都問這樣的問題：經濟學不是討論三要素（資本、土地、勞動力）嗎，那麽，中國的勞動力要素價格最低，為什麽不允許自由貿易到美國去，平衡一下美國勞動力的高價格？中國土地要素稀缺，為什麽不允許到美國去種地？西方人在發達國家這個語境中所談的全球化，實際上僅僅意味著隻有一個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資本。而單純強調資本全球化的背後，是反對勞動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唯一目的，就是保證大壟斷資本的收益不斷增加，它的收益隻能從對資源的占有和對勞動力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剝奪上來。有了對語境的識別，才可能把問題講清楚。
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寶強最近正在做區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研究，他試圖找一個不同於主流的角度，來重新闡釋市場和資本主義的關係，這是很有創造性和理論價值的。但是，這種努力同時也把市場給意識形態化了。實際上，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曆史階段不同，在麵對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矛盾時，目前無論哪一種解釋都可能由於其片麵性而顯得蒼白無力。
三、全球化與世界法西斯主義的複蘇
如果允許我把這種“宏大敘事”簡單化地描述一下，那麽可以說現在的全球化和過去的最大不同在於：過去工業化早期的商品貿易發展階段，世界上還有大量的資源可供轉化為資本，後發國家民族資本崛起之際，還能夠分享資本增值收益。可現在呢？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會出現全球瓜分資源的戰爭，是因為全球都在資源資本化。一旦發展中國家沒有新的資源可供資本化了，將會出現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機——不是經濟全球化的資本流動危機，而是世界法西斯主義的複蘇。
因為，20世紀以來全球都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換句不那麽意識形態的話說，是都認同現代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結果必然是加速把所有資源都轉化為資本。比如印度經濟，很多海外的包括印度的學者為什麽覺得沒有希望，是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麽資源可供資本化了。於是，金融資本進入緩慢，或者說投資者就不來了，這是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隻是中國的1/10的根本原因。
因為沒有新的資源就不能有資本收益，所以，印度或者南亞次大陸也就可能出現法西斯主義問題。
貧窮的國家，中美的，南美的，也都有法西斯主義的現象；非洲，在完全沒有資源可以吸引資本進入的情況下，則是種族屠殺、種族滅絕。而發達國家如美國，盡管已經最發達了，但在沒有新的資源可供資本饕餮把它轉化為資本收益的時候，最可能向法西斯化轉變，因為它實現這種製度轉化的成本最低，條件最好，可能的收益最大。
所以，一般講全球化不錯，是指商品的自由貿易那種全球化，是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期的概念；今天，21世紀的全球化，真正反對市場在諸要素自由流動條件下充當“看不見的手”的，其實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而是在泡沫經濟崩潰過程中，在連帶發生的社會危機中，無路可走的大壟斷資本[2]。因此，今天全球化的矛盾的深刻性遠超過20世紀。
我們需要看到，當前的全球化在發達國家也是不同的。一般的投資者在希望獲利這樣一種欲望的驅使下，其本身是要求資本流動的。那麽，到底誰在反對資本流動？一方麵是被壓迫、被剝奪的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另一方麵，是那些真正占有壟斷地位的大資本，特別是美國、英國的大資本。因為，他們最擔心資本流出。比如說美國之所以在世界上這麽多地方“當裁判”，插手那麽多問題，似乎在表明全球隻有美國是“鮮花盛開的地方”，那是因為它要推動資本從那些所謂“不安全”的地方、從那些受到“流氓國家”影響的地方流入美國，否則，就保持不了美國資本市場上靠外部資本不斷流入進行交易而產生的收益，美國的經濟就不能軟著陸，而可能出現硬著陸。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最保守的，甚至會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是華爾街的銀行家，是波士頓集團，是馬薩諸塞軍火工業集團。
再如，英國金融是第一大產業，是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外資流入國，英國之所以長期堅持反對歐洲統一貨幣，也有擔心資本流出導致本國貨幣貶值的問題。所以，今天很多非政府組織上街搞反對全球化的遊行示威的時候，可能沒搞清楚他們到底反的是什麽。
可見，我們麵臨的是一種極特殊的時代變異。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似乎在全球化過程中集各種內外矛盾於一身？是因為唯有中國，在客觀上仍然實行部門壟斷的條件下，大部分資源還處於自然狀態，有待於進一步資本化，並且當然會形成增量資本收益。在全民的名義下占有資源的那些壟斷部門，現在麵臨的既有國際大資本要求參與並且分享權益的壓力，也有國內各種利益主體要求重新界定資源和財產權益的壓力。
有鑒於此，我們國內現在的所謂右派、左派，以及所有照搬西方的各種主義的人，對我們當前問題的解釋也許都需要再從基本概念的討論入手。他們可能沒弄清他們爭取的是什麽，保護的是什麽。用從西方引用的一些概念，生搬硬套地解釋今天中國的狀況和趨勢，似乎都有“失語”的問題。
2001年之初，來自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菲律賓，印度的一行十數人組成的考察團造訪了印度的喀拉拉邦。考察團中有經濟學、社會學、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者和作家。數月之後，曾經同行喀拉拉的部分中國學者，在交流彼此的思考時，談及本章的主要議題“全球化與世界法西斯主義”。當時參與討論發言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黃平研究員、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戴錦華教授、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係劉健芝助理教授等。討論記錄整修後的原文，發表在《天涯》《讀書》等刊物上。本文根據發言整理而成。收入本書時略有修改。標題為收入本書時所加，再版時略有調整。
[1]有學者曾經提醒說別陷入“陰謀論”，但這當然是路人皆知的“陽謀”。——作者自注
[2]黃平當時的插話很有見地：今天反對全球化的不僅是全球化過程中的弱者，還包括國家層麵的東西，它也可能是一種保守力量，貿易保護主義、排外主義、新法西斯主義，這在發達國家很明顯。人們都知道，是那些最保守的力量起來抵製貿易、資本、金融的全球化，還有一個是信息和文化的蔓延和影響，也衝擊到發達國家的原有文化，如法國的文化。當然，發達國家幾乎都在抵製人口和勞動力（高科技人員除外）的跨國和跨地域流動。——作者自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