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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國家競爭: 新興七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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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教授團隊曆時十年成果，揭示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探尋發展中國家的突圍之路，繼八次危機、去依附、解構現代化後重磅力作。） Kindle電子書
編輯推薦：
本書分析了主要核心國家如美國近年的戰略性調整，及其對新興國家的影響。溫鐵軍團隊選取了七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國家，分為三組：第一組是曾經有過“去依附”努力，現在處於產業資本階段、且越發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國和土耳其；第二組是農村地區的數量龐大且分布廣泛，組織化程度低，產業經濟難以形成規模競爭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亞；第三組是始終受製於“單一化”殖民地經濟，未能完成工業化，過分依賴原材料輸出，不得不麵臨國際經濟下行周期嚴重衝擊的後殖民化國家巴西、委內瑞拉和南非。通過分析當前七國各自的困難，可以粗略地反映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作者簡介：
溫鐵軍1951年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農林經濟管理組成員。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溫鐵軍教授從教之前，曾有過多年工農兵生活經曆和農村試驗區調研經驗，並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做學術考察、交流和參加國際會議；被媒體稱為“用腳做學問的學者”。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情與增長、製度變遷、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農村財政金融稅費體製改革、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研究等。研究成果曾獲國務院農研中心、國家體改委、國家科委等中央五單位聯合頒發的“農村改革十周年優秀論文獎”、農業部農研中心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
著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製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麽》、《認識與實踐的對話》、《解讀蘇南》等多本專著。
內容簡介：
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參與者不是個體，而是國家。不同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競爭中客觀地分處三類地位，從而形成了“核心—半邊緣—邊緣”的依附結構，通過不平等交換和製度剝削，半邊緣和邊緣區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國家輸送，這一過程中核心國家地位不斷強化，邊緣國家地位不斷弱化 。
本書深入探討了新興七國的經驗教訓，將既往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歸納，表述為從核心向邊緣的“雙重成本轉嫁”過程。最後作者提出，任何發展中國家要掙脫對核心國的依附性、走出被動接受成本轉嫁的發展陷阱，都必須加強多邊關係及區域合作的共生協調；與此同時，力爭形成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製度的構建權與維護自身利益的話語權，共同努力建設有利發展中國家的包容、平等、互利發展的國際製度。
2011年溫鐵軍與劉健芝發起成立新興七國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曆時近10年的全球走訪研究才有了2月1日才發型的本書，真可謂是嘔心之作。現在能有多少學者能用近10年的時間去在全世界範圍實地調研，做這樣不能快速出結論，賺取熱點關注的研究呢？
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參與者不是個體，而是國家。
在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全球化競爭中，分處不同地位的三類國家盈虧不同：
第一類是占據金融資本階段主導地位的核心國，其之所以能夠贏家“通吃”，乃在於占有收益卻不支付成本；
第二類屬於核心國的製度體係、能夠以戰略夥伴名義“搭便車”的半核心國，在與核心國的戰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時候，其得以分享核心國的收益；想·想·
第三類是以資源經濟和實體經濟為主的邊緣國家，由於承載了轉移過來的製度成本，其經常處於被“洗劫”狀態，但不自知。於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納入這種全球化進程中，因盲從核心國“軟實力”而導致內亂，有些成為所謂的“失敗國家”。
緒論
一、 成本轉嫁論
2001年美國爆發“雙重危機”，以“IT泡沫崩潰”為代表的新經濟危機和以“911事件”為標誌的政治危機，加強了這個核心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雙重流出。遂使有條件容納FDI的國家出現經濟一度勃興的局麵。而之後用不了多久又再度陷入衰落，落入發展陷阱。
究其原因，其經驗過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體係論”給定的規律。
即中心地區通過不平等的分工關係壟斷有力的貿易通道，攫取最大的利潤；邊緣地區則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初級產品；而半邊緣地帶介於二者之間，既受中心地區控製，同時又可部分地控製邊緣地帶。
核心國家的所謂“比較優勢”的實質內涵，就是核心國家順暢地實現在全球體係中向半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成本轉嫁。
注釋：本圖由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董筱丹副教授製作
右側是占據金融資本高端的核心國家，憑借虛擬資本擴張獲取製度收益；
左側是占有資源主權的國家，得以借助資源價格短期抬升而獲得“搭便車”收益。但很多資源國家的資源是由跨國公司掌控，並不能獲取資源市場溢價收益；
底部是製造業實體經濟國家承載了最大化的製度成本。而不得不依靠社會創新提升勞動力租、靠掌握資源主權獲取環境租，把控國家貨幣主權獲取貨幣租。
而這三個能力必須依靠積極的製度安排才能獲得。
遺憾的是，核心國家會通過其軟實力影響底部國家的學術研究者和媒體從業者，讓其不自知的將問題簡單地歸咎於自身國家的製度落後，比不上發達國家的先進製度。
遂有“裴多菲悖論”（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的當代驗證。也就有了種種以自由之名推動的配合核心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而展開的各種“顏色”、“花卉”革命運動。
（一） 全球危機與核心國家的雙重成本轉嫁
當核心國家發生危機後，必然啟動多倫量化寬鬆政策（QE），大量製造過剩流動性。一方麵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糧食價格，“成功”地在貧困國家製造了通貨膨脹誘發的“顏色革命”，同步向實體經濟國家轉嫁了經濟危機的代價；另一方麵，也確實在不斷向外輸出通貨膨脹的同時，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脹。
實體經濟國家之所以很容被攻擊是因為實體經濟有重資產、重人力、重資源的特征。
缺乏足夠的靈活性和彈性，當麵對價格、資金成本、流動性等金融屬性大幅波動時，會造成較大的衝擊。
這也是我國為了在疫情後先提出內循環，再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原因。就是要打造自成體係不易受外部“金融攻擊”的經濟循環生態。抵抗疫情後以美國為首的核心國家大放水對我國進行成本轉嫁。
核心國家的軟實力之所以能夠影響邊緣國家，是因為邊緣國家的利益階層能夠借助核心國家軟實力奪取自身利益。成為核心國家的利益代言人。
而維持邊緣國家/區域可控動蕩是需要成本的，雖然維護成本遠低於其向邊緣國家轉嫁的經濟和政治成本，但也成為在野黨的抨擊理由。成為核心國家內部鬥爭的導火索。
（二）、全球資本主義曆史階段分析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共經曆了三個主要曆史階段
1、 第一階段：16世紀末期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後歐洲社會及經濟取得較大進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連工人階級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階級意識。
2、 第二階段：20世紀“一戰”及“二戰”後至20世紀8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反殖民主義與產業跨國轉移。
資本主義核心國隨著製造業利潤率下降，持續轉移其低端製造業。利用其技術優勢和國際貨幣金融及貿易製度優勢，低成本獲得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並把勞資衝突早晨的社會不安，以及環境破壞等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
3、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全球化階段，核心先發國加速金融化。
巨量利潤的回流客觀地促使資本主義核心地區加速金融深化。隻要確保其在國際貨幣-金融-貿易製度中的尋租地位。就可以確保長期通過成本輸出掠奪發展中國家。並最終形成一套成熟的運行機製。
在這個金融資本為核心構建起來的新世紀體係中，被邊緣化的國家中隻有中國可能成為唯一的例外。核心原因一是有核力量讓外部不能動粗，二是主權貨幣的絕對控製權（不能自由兌換）。
二、新興國家當前麵臨的全球大勢分析
美歐核心國經濟結構日趨高度金融化，連帶半邊緣乃至新興國家“被金融化”，人類資本主義曆史由此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這期間的虛擬化金融擴張造成金融資本全球過剩危機，進而引發幣緣戰略衝突。這與產業資本階段的資本增密造成工業化大生產的生產過剩危機進而引發地緣戰略衝突，雖然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是金融資本階段所導致的全球經濟風險增加、經濟漲落周期縮短、金融危機頻繁加劇、社會及地域貧富懸殊分化等內生性製度成本和代價，卻比產業資本階段要沉重得多。
以金融為核心的虛擬經濟，更輕更快效率更高，正向如此，負向亦是如此。
必須要認清的一點就是美國債務不斷攀升而必須增發貨幣、購買債券，因此，金融資本總有急速擴張的內在衝動。當然，這也是由金融追求流動性獲利的本質所決定的。無論是美國的“再工業化”，還是暫時性的戰略收縮，都隻會為下一階段的金融擴張鋪路。
這是金融資本的本質內生特性，一旦金融化就根本停不下來。
而美國接下來的數十年利益的關鍵，就是怎樣對主要新興經濟體進行“美元化”。
2011年以前，全球地緣戰略演變格局明顯趨向三分之勢：中日韓通過貨幣同盟整合亞洲；而歐洲則和俄羅斯聯結；21世紀的地緣格局一旦朝此方向發展，美國就隻能依托“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亞三足鼎立。
美國的戰略目標很清晰：防止全球地緣格局形成三分天下之穩態。為此必須壓製打擊中國，削弱歐洲。
這是溫老2011年作出的分析判斷。
時隔十年，如今疫情之下，中日韓弄出了RECP結了對子，中歐簽訂了協議，俄羅斯在積極搶占特朗普時代撤出中東後留下的空間。
天下三分還有距離。但借著疫情和懂王的助力，我們一舉拿下香港、RECP和中歐三塊蛋糕。不僅在地緣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還建立了區域貨幣同盟。也許這是日韓吸取前車之鑒，認清美元輸出危機成本的本質，對抗疫情後美元巨量放水收割的不得以“抱團”選擇。
縱觀美國的金融資本路徑和策略就是基於其絕對軍事和經濟領先優勢。依靠美元的全球幣權優勢做金融輸出。
美國的跨國公司一方麵通過超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美元去海外投資，掠奪實體經濟國家資產。同時推高基礎商品價格造成輸入性通脹，進一步拉大實體經濟國企業與跨國企業的資金價格差。另一方麵，美聯儲直接購入美國各類負債，導致獲得巨量資金的大型企業反身殺入股市，以最快速高效的方式賺取利潤。
這一切都是金融的本性。以最為高效的方式去賺取最多的價值，不計形式不計後果，循環往複直至毀滅。
我們長期被西方國家批判的“中央集權”、“操縱匯率”、“無人權”的限製資本流動等不夠先進的非市場經濟行為。正是美國在去國家化，敲開中國幣權大門的把戲。
隻要資本能夠自由跨境流動，不管該國是采用哪一種匯率製度，都不可能維持獨立的貨幣政策。隻要資產自由流動，任何貨幣都無法跟擁有全球幣權的美元進行對抗。擁有無限製流動性的美元將會吞噬一切。
過去經常談論的“中等收入陷阱”隻是表征，其實質仍然是國際製度權不對稱“依附性陷阱”。
新興七國在缺乏強有力內需支撐的情況下，以依附美國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經濟都是非常脆弱的。一旦美元撤離必將全麵衰退。尤其是資源輸出型國，依靠原材料和初級工業品根本沒有市場話語權。完全依靠外部消費和製造業市場，巴西、澳大利亞都是如此。最後就是無限製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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