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新書《文明的邏輯》西方人很難理解

大衛·保羅·戈德曼：關於文揚和他的新書《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的介紹

大衛·保羅·戈德曼美國經濟學家  2022-03-15

【文/大衛·保羅·戈德曼 譯/李碧琪】

文揚教授認為，中國的五千年文明不能通過西方的準則來理解，也不能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判。“中華文明是一種自成一體的現象，有自己的曆史、邏輯和自我理解。”他在新書《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中寫道。

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是如此之深，以至於西方人很難理解。對西方人來說，文明專指西方文明，是希臘哲學、羅馬法和希伯來啟示錄的產物。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直到18世紀末之前也是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在一種被孟德斯鳩、黑格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等眾多西方思想家所宣揚的觀點中，它被看作是反常的一潭死水，是一個從來不變的實行“東方專製”的國家。

但是，17世紀的博學家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則是個例外，他是微積分和二進製計算機的發明者。他發明了一套語言和數學結合起來的符號係統，並認為中國的表意文字是這種結合的典型代表，這套係統包括語義與句法功能，“也許有一天，人們可以改編這些字符，使它們不僅能像原先的文字一樣表達意思，而且還可以用來計算，幫助想象和冥想。”萊布尼茨在中國文化中看到了一種西方所沒有的語言普遍主義的形式，這種語言能直接表現思想，而不是表現思想所代表的聲音。

但萊布尼茨在西方思想家中是個異端。20世紀的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帶有基督教傳教士的印記——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需要靈魂救贖的聚集地。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在全世界宣傳美國民主的計劃中，在主導美國東亞政策製定的基督教傳教士身上找到了向中國宣傳的辦法。在俗世中，這種新教對中國的看法轉變為美國人的共識，即隨著中國在21世紀初變得更加繁榮，其政治製度將演變為類似於美國的民主製度。而中國未能達到美國的期望，讓美國的期望落空，這是如今中美摩擦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書發布會上，文揚教授圍繞新書進行對談

作為中國在文明問題方麵著名的理論家和專欄作家，文教授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文明首先是一個中國問題，而不是一個西方問題。中國文明已經延續了5000年，相比之下，1000多年前入侵的蠻族與羅馬帝國的殘餘相遇時，西方的民族國家才剛開始形成胚胎。直到500年前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西方民族國家的法律基礎才得以形成。文教授寫道：將文明史與西方曆史等同起來，忽略了中華文明在更長時間內的持久性和延續性。

中華文明延續性的證據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從考古調查中得知，5000年前，黃河流域就建有大規模的防洪基礎設施（原文如此——譯者注）。自秦朝至今，擁有2300年曆史的防洪、灌溉和航運基礎設施今天仍在使用。早期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包括活字印刷、冶煉用風箱、計時器、火藥和指南針是從中國傳到歐洲的。中國治理最典型的特征，即科舉考試製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的魏國，並在唐朝得到了全麵發展。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教授丁一凡，在對文教授著作的評論中指出：“文揚的文明論的出發點是‘文明是一個中國問題’，這一論點來源於中華文明的長期存在和延續性。它推翻了西方學者和西方媒體長期構建的‘文明是一個西方問題’的理論基礎，重塑了以往幾乎將‘文明史’等同於西方曆史、忽視或無視非西方文明成就的學術傳統。”

西方人會發現文教授的論述具有挑戰性。自從，西方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產生以來，它自身的生成原則是普遍主義的，那種從根本上不同的文明模式存在的說法，與西方的自我理解是相悖的。西方讀者會對文教授的論點感到糾結。嚐試理解文教授的理論會對他們有好處。從某個十分不同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文明也是普遍主義的。

所有的文明都是從整合不同部落開始的，這些部落使用的是相互不能理解的語言。在使用850種不同語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們無法談論文明；它是一個部落的集合，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化。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拉丁語的普遍使用之上的，拉丁語首先是作為羅馬帝國的行政語言，後來是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通用語言。在1653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原文如此——譯者注）確立國家主權原則之前，大多數歐洲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雙重公民。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也就是說，他們是居住地政治管轄區的公民，至少在理論上同時也是建立在羅馬帝國廢墟上的基督教帝國的公民。在中世紀歐洲那些被同化的蠻族入侵者看來，教會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統一，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統一在分裂中比在秩序中更受珍視。從三十年戰爭到拿破侖戰爭，再到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歐洲陷入了種族衝突之中，而當它從衝突中走出來的時候，已經變得虛弱不堪。

中國文明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整合了不同的民族。萊布尼茨所推崇的漢字係統成為整合各民族的普遍方式，中國這些民族至今仍講著六種主要語言中的300種方言。中國官話，即普通話，少部分中國人仍然流利地使用（觀察者網注：普通話吸收了官話的很多冤死，但也有區別），但書寫語言中的表意漢字是普遍一致的。

中國也曾陷入過地區和民族衝突之中，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軍閥混戰時期，而在其漫長的曆史中，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除了共同的書寫語言外，中國還有兩個特點使其龐大而多樣的人口融合在一起——考試製度的擇優錄取，以及國家基礎設施。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是由大河係統連接起來的，至少在5000年的時間裏，管理河流需要中央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國的地理環境使得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可或缺。美國的建國文件從“自然和自然之神”所賦予的個人權利出發，將國家視為個人為相互保護和利益而自由同意的契約，並以每個人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在公共實體的最低限度幹預下生活的權利為限。

正如文教授所強調的那樣，中國提煉了幾千年的定居經驗。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定居的農耕民族，已有近四千年的曆史。而今天西方人的祖先——哥特人、匈奴人、維京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在羅馬帝國崩潰後來到歐洲的人，無不是遷徙者。如果說中國是定居文化的縮影，那麽美國則是遷徙文化的典範。我們的文化充斥著這種經驗，從我們的民族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和那段隻能重新開始的旅程，或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關於邊疆的文章，或斯蒂芬·文森特·貝內特1943年的史詩《西部之星》及其開頭的格言“美國人總是在移動”，都可以看出我們文化的這一特征。

好萊塢將西部大移民打造成了救贖的隱喻，如約翰·福特1939年的電影《驛站》。在美國的旅程中，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而這一旅程從本質上講是無法到達目的地的，因為在地球上找不到天堂之城。

文教授對西方代表一種文明規範的觀點進行了抨擊。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正確的。“文明的規範”如果我們所說的“規範”是指最常見的結果，其實就是滅亡。語言學家估計，自人類誕生以來，地球上有近15萬種語言；其中隻剩幾千種仍在使用，而這個數字在大概一個世紀後就會減少到幾百種。但中國違背了這種規範性的定義，它的定義不是口語，而是一種書麵語言，它傳達的意義不是通過聲音，即意義的關聯，而是通過視覺表現。

文明必須找到方法，來同化講不同語言的無數部落。美國在過去解決了這個問題，將移民同化為具有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這樣一來，祖輩生活在波蘭或越南的美國人仍然分享著林肯所說的“記憶的神秘和弦，從每一個戰場，每一個愛國者的墳墓，延伸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和家庭”，它是否會繼續這樣做還有待觀察。現在美國正受到理論家的攻擊，他們聲稱美國的建立是為了促進非洲奴隸製和其他形式的帝國壓迫。

中國從黃河流域的小範圍文明發展到包括整個領土，囊括從西部的沙漠和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叢林，北部的冰凍荒原，到東部的海洋，它吸收了使用六種主要語言和三百種小眾語言的人民。在這方麵，中國和美國的共同點比其他任何兩個國家都多，它們都找到了將不同民族融入一個共同政體的解決方案，盡管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手段。這些解決方案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產生了兩種文化，並導致了溝通上有很大的困難。

文教授在“定居”的中國文明和“遊居”的西方文明之間劃出了一條明線。他認為：“舉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個人的不同人生，說一個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個人是‘坐地戶’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四處流浪，後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未離開過本地；而這兩個概括，對於前者並不排除他在大部分流浪時間的間隔期也會長住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對於後者也不排除他在待在家鄉的大部分時間的間隔期也會出去四處走一走。但是如果從兩個人各自完整一生的對比來看，‘流浪者’的一生與‘坐地戶’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兩個人的人生經驗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氣質、舉止甚至相貌，都會有顯著差別。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霸占他人家園，那就更是如此了。”

文教授認為，中國是一個“定居文明”，而“西方、東正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是遊居文明或移民文明”。中華文明的主體“在以中原為中心的近乎圓形的地理區域中連續定居了5000多年”。

相比之下，“今天所說的西方文明則完全不同，這個文明實際上是在舊文明的廢墟上重新滋生出來的一個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長和壯大無不伴隨著整個社會的大規模遷徙和入侵，所對應的重大曆史事件分別就是公元5世紀前後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侵’和15世紀之後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這個文明從誕生至今的整個文明曆史上，這三次大遷徙就是它的主線，被利奧波德·蘭克概括為‘三次深呼吸’”。

“同樣，”文教授補充說，“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都與此類似。東正教文明與西方文明同屬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廢墟中滋生出的新一代文明，後者在地理上轉向西北部，前者則轉向了東北部；自公元7世紀伊斯蘭文明崛起之後，在這個新興文明的擠壓之下，東正教文明向北擴展到了東歐、俄羅斯和西伯利亞，而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眾多草原遊居民族錯居雜處、相互殺戮的野蠻世界。

在從16世紀開始的4個世紀中，通過這個文明中最強有力的俄羅斯人對此前幾個世紀裏韃靼人領土擴張的反攻，俄羅斯的疆域以平均每日增加130平方公裏或者每年一個愛沙尼亞國土的速度向外擴張，最終占據了2200多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土地。在這個擴張過程中，整個社會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長期處於不斷遷徙的遊居狀態。伊斯蘭文明同樣是在一場民族大遷徙過程中誕生的，這個文明公元7世紀從阿拉伯半島起源，隨後伴隨著一股向東方和北方的移民浪潮而迅速興起，其遷徙規模堪比公元5世紀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各省。”

文教授繼續說：“即使是印度文明也與中華文明有根本差別，由於其社會長期四分五裂，頻頻遭受外族入侵，缺少較長時間的統一和連續的大一統建設，所以盡管存在很大的定居社會，但也不具有類似於中華社會這種定居文明的特點，即連續的、大規模的、多元一體的定居農耕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構成。”

他總結道：“除了中華文明，占據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其他幾大文明都不是在連續的、大規模的定居農耕曆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現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延續著史前人類遊居采獵生產生活方式；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都是不同蠻族各自曆史的繼續。因為關於蠻族的定義正是由最早發育出社會複雜性和成熟文字係統的定居社會給出的，從連續的定居農耕社會的角度看，居無定所、長期遷徙的遊居社會，無論是騎馬民族還是海上民族，都是蠻族。古代中國人將這類社會統稱為‘行國’，屬於‘夷狄’，區別於中國‘華夏’這樣的‘居國’。”

文教授認為，“定居”的中國文明和“遊居”的西方文明在與周圍世界的接觸方麵存在根本差異。

西方人應該閱讀《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一書，仔細聆聽文教授的觀點，並努力用他的眼光去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