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思想國有 海耶克《到奴役之路》

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CH（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出生於奧匈帝國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哈耶克的學術生涯主要任教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以及德國弗賴堡大學，他被廣泛視為奧地利經濟學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但與芝加哥經濟學派關係密切。他所提出的價格信號在協助經濟裡的個體協調經濟活動上的角色一理論，被認為是經濟學的重大突破。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論的對手貢納爾·默達爾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們在貨幣政策和商業週期上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製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

哈耶克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對於法學、係統思維、思想史、認知科學領域也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他堅持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累計銷售量超過200萬冊（截止2010年）。1947年，他主持創建了朝聖山學社。1984年，哈耶克獲頒英國的名譽勳位，以表彰其對經濟學研究的貢獻。1991年，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頒給哈耶克美國總統自由勛章，以表揚他「終身的高瞻遠矚」。

芝加哥大學

哈耶克在1950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由於哈耶克的名氣，他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堂有關哲學的講課吸引了大量聽課學生，包括了恩裏科·費米等科學家。他在這段時間的研究包括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思想史等領域，他在這段時間進行的經濟學研究至今仍未被發表。當時哈耶克的經濟學理論被認為太激進了，也因此芝加哥的經濟係所一直拒絕讓哈耶克成為他們的一份子。[38]雖然哈耶克並不是後來形成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成員之一，但他對芝加哥學派的眾多理論比如貨幣流動的速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與該學派的諸多人物來往甚密，主要包括亞倫·戴雷科特、米爾頓·弗裏德曼等。

在編輯了一本有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私信的書後，哈耶克開始撰寫一本有關自由秩序的書，這本書後來成為《自由秩序原理》，並且在1959年5月完稿，於1960年2月出版。在書中哈耶克論述的主題在於要如何「減少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彼此施加的強迫」。不過此書並沒有吸引如同16年前《通往奴役之路》一般的廣泛注意[42]。1962年，哈耶克離開芝加哥大學。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對當時英國學術界普遍將法西斯主義視為是因應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反動運動的這種看法相當質疑，在二次世界大戰方酣期間，他於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成為他最知名的著作之一。這本書的名稱靈感是來自於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著作裡所寫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一詞[34]。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為當時最熱門的暢銷書，由於戰期的紙張限製配給，該書在書店上架很快就被一掃而空，導致一書難求，哈耶克將之稱為「得不到的書」。芝加哥大學緊接著在同年於美國出版此書，結果比在英國還要更受歡迎[35][36]，成為當時的公眾話題之一，讀者文摘還在1945年4月出版了一本精簡的版本，提供給學術界以外的大眾閱讀。

經濟學家瓦特·布拉克稱《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對中央計畫的宣戰書」，儘管此書仍對於完全的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持有保留態度[37]。哈耶克在書中主張社會主義一定會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畫，而這種計畫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製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製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哈耶克主張在一個自由社會下，政府可以扮演適當的協調角色，進行一定限度的政策幹預，例如工時限製、以及替市場建立公開的資訊平台。然而，當政府的中央計劃開始延伸到一些人們無法有一致看法的領域，例如「要生產多少麵包」或「要生產什麼風格的服飾」時，衝突便不可避免。隨著政府計劃的越來越多，經濟也越來越混亂，最後結果便會導致獨裁和極權政府（奴役）的產生。

瓦特·布拉克認為哈耶克為了讓此書吸引當時最多的讀者認同，他在書中做出了許多的讓步，放棄了許多他對自由市場的支持，也因此與他的整體哲學產生了許多矛盾的地方[37]。儘管如此，此書仍然被廣泛認為是對計畫經濟的經典批判，同時也是發揚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名著。

論思想國有—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一章

2015-03-21 13:1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5434.html? 

譯者的話

國家，在與其中的個人相對的關係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權威之一種。絕對的極權國家絕對地把思想國有化。既然如此，可見思想之國有化，是思想之權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權威化，因時代、社會、或地域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形態。在部落社會，酋長底想法是部眾行動底準繩。在東方的君權時代，常有自稱或被稱為“聖君”者流底念頭立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為“大逆不道”；士人進身之階永被斬絕。這，在西方，相當於宗教除革（excommunication）。在西方教權盛行時期，僧侶底經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經大法”。到了現代，反民主自由的黨權崛起，共產黨化思想則強天下從同。這些形態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樣，說法各有千秋，有的標尚唯心，有的強調唯物，有的自命實現“曆史使命”，又有的口稱“代表人民”，但是，他們至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思想之權威化。

思想一經權威化，人間就慘禍大作，黑暗就籠罩大地！古往今來，為了所謂“信條戰爭”，犧牲了多如生靈！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權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傑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過是其中的顯例而已。（請參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時至今日，在稍有實證態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來，人類在這條舊路上走，何其殘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費！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於知識革進，三四百年來，無日不與權威思想抗爭，以至於有了啟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學。有了科學，人類從此可以平視這個真實世界，不再為那些幻覺（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這本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條大的趨勢。史跡斑斑可考，明顯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現在居然還有人歌頌“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構出來的“道統”強人頂禮膜拜；撿拾被若幹西方學人批駁得體無完膚的曆史自足主義（historicism），鋪陳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產品而不許加遺一詞（請參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納信徒弟子，儼如創救。這種狂愚的行徑，令人不知何以為詞。

吾人須知，將曆史人格化，係一pathetic fallacy。這一謬誤，係由pathetic muddle所生。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這一類底原始毛病，正被現代哲學解析家、及語義學家批析之不遺餘力（請參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們對於哲學上這些新近的成就之對於玄學的洗刷茫然無知，而隻說一聲“這是哲學之墮落”，殊不足以抵償學知之固陋。

所謂“曆史文化”一詞，如果有意義，係指由主、客、內、外、自然、與人交互作用而在時空中形成的一組可經驗的複合事實。這些因素缺一不可。“曆史文化”主義者卻單獨把ethos凸提出來視作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稱係借自Hempel，並從其用法。）這種想法，多少係出自“體係癖”。任何體係，如構造周密，常給人一種融貫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確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隨融貫感以俱來。於是，不善造體係者，麵對似善造體係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實，自諸非歐幾何學、公設學（Axiomatics），設備技術（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係統學（Systematics）出現以後，所謂“體係”也者，已不複能作迷魂之陣。任何係統底內部建構是否嚴密是一回事，是否能與此實際世界相應是另一回事。且自純形式的考慮著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發而抽繹成一個係統。這種抽繹工作,可委諸Von Neumann設計完備之電腦，固無待乎“哲學大家”從事也。這個世界底事象如此繁複，吾人從社群實際生活底任何一角，幾乎都可以發現任一事件中諸可識別的因素之相互交織；雖然，在大量曆史現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現特別顯著，或較具支配力，或較引起知識者注意。因此，單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認作重要的因素組成用語言係統所表示的“體係”，為事實非困難。馬克斯以“生產工具”、“生產關係”這類因素作為說明曆史發展的基本因素，似乎頭頭是道。殊不知所謂“生產工具”，已暗含人智運用等等非經濟的因素。至於“生產關係”一詞，隱含的意指更屬複雜，包舉的非經濟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為基本因素來解釋曆史發展，黃色遍紙，其動人之處，將遠過唯物史觀。世之構造“唯心史觀”如黑格爾及其各形各色的徒從者，在思路型構上，與馬克斯實係一丘之貉。當然，在內容上較可忍受。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體係之建構，普遍係起源於那些熟悉一藝而對於其他毫無所知者之苦心構作。那些人借著他們所熟知的現象來說明他們甚以為奇的現象。因此，在別的作家看來不過是幾個聰明的比喻的東西，他們則當做是一切事物變化之大關鍵。”建構“體係”之弊，於茲可見。（但是，這並不是說，知識的建立不要“係統”。）

羅素說：“在一方麵，有些人對於書本比對於事務要熟悉些。這種人往往過分高估哲學家底影響力。當其政黨標榜受蘇革拉底學說之鼓舞時，他們就以為這個政黨底行動是由於什麽什麽學說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們幾乎過分誇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響。這是一個古老的錯誤。”唯心的曆史自足主義者正是犯的這種錯誤。唯物主義者說：“存在決定意識。”唯心主義者翻過來說：“意識決定存在。”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似乎互為死敵。可是，從科學的哲學之眼光看來，二者不過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麵而已。二者之爭霸，雖屬無謂，卻給世界帶來不少實際的災害。

民主和極權底分野之一，是看有無與政治關聯的“禁製”。極權統治之下，這類禁製是很多的。例如在蘇俄，“首領”、“主義”、“政府”、“共黨”、“國家”被神聖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闖大禍。因為，這些東西就是權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會是沒有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為民主自由困苦掙紮的現今，卻有人捧出編造的“曆史文化論”和所謂“道統”及過去被神聖化的人，並製造空氣，企圖以之為碰都碰不得的權威思想。這樣做法，或有實際的利益，或可滿足狂執之情緒。但是，何必標榜什麽“民主”？向喀爾文學習好了。

極權政治是整個浸沉於權威主義的空氣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權威,在極權政治之下,一定與政治權威互相表裏。斯達林之流，不獨要“作之君”，而且還要“作之師”。思想權威化之具體建構，便是思想國營國有。實行“計劃教育”便是思想國營。思想國營國有，與產業國營國有，正好一裏一表，一心一物，控製得千萬人動彈不得。這樣看來，思想上的權威主義，碰到極權統治，無論倡之者自願或是不自願，無可避免地成為極權統治之一環。我們不要拿“理性的機智”這樣的虛話自誤誤人。

論思想國有

思想之國有化，在每一方麵，都是與工業之國有化齊頭並進的。這件事很值得我們注意。

——克爾（E. H. Carr）

一個政府要使大家為一個單獨的社會計劃而服務，最有效的辦法，便是使每一個人都讚同這個社會計劃所要達到的目標。一個極權政府要使極權製度發生有效的作用，如果隻訴諸壓製手段，強迫每個人為此目標工作，還是不夠的。依現代的實例觀察，極權政府要使每個人為它底極權製度努力，重要的辦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看作是自己底目標。（此畫龍點睛之筆也！極權統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眾，僅靠高壓手段是不夠的。彼輩必須能進一步攝取人眾之靈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術師要被催眠者如何動作便如何動作然，一旦人眾受宣傳麻醉，“覺得”極權政府所要達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達到之目的，則甘心供其驅策，甚至萬死而不辭矣！極權統治真正可怕之處，就是這裏。——譯者）政府為人民規定信仰，同時還得想出辦法使一般人以為這種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譯者）如果人眾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種各色的“主義”——譯者），便可使得各個人自發自願地照著計劃者所規畫的路線去作。（所以，實行計劃經濟，演變所及，必至統治思想、教育，以至於生活之全麵。——譯者）在極權國家，如果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壓迫的感覺，並不若自由國家最大多數人所想象之尖銳，那末，這是由於極權政府在控製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腦子裏怎樣想，人民就怎樣想。（這麽一來，人民對於政府，那有不依從之理？許多人以為在鐵幕內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製。這種看法，既無心理學的根據，又無絲毫事實的根據。依事實觀察，有獨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數人底思想都是依賴傳統、權威、風俗、習慣、趨勢、或他人的。每一個人對於極權的思想統治機構而言，一定是絕對劣勢的少數。所以，一旦極權的思想天羅地網布成，除極少數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資料之來源悉遭管製，於是他們底思想內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極權政府底擺布之中。政治思想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擺布，政治行動那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將毒液注射到兔子裏麵。兔子受毒以後，抵抗力大為減少。這樣看來，“意底牢結”等等東西在極權地區，絕非人眾向往的理想，實乃統治方式之一，初級的獨裁者控製人底身體；高級的獨裁者則控製人底腦筋。——譯者）

自然，極權政府要統治思想，必須借著形形色色的宣傳。他們底宣傳技術，大家已經夠熟悉，用不著我們多說。我們在這裏所應注意的唯一之點是，無論宣傳本身或是宣傳所應用的技術，俱非極權製度所特有者。別種國家也有宣傳及其技術。盡管如此，在這二者之間，還是有著重大差別的。極權政府所作的宣傳皆趨向於一個相同的目標。一切宣傳工具都被用來朝一個方向影響每一個人，並且企圖使得每一個人在心性方麵產生一模一樣的品質。這麽一來，極權政府宣傳所產生的結果，與自由國家各個獨立而又互相競爭的宣傳機構為了不同目標所作的宣傳之結果，不僅在幅度之大小方麵不同，而且在影響上也有天壤之別。在一個國家，假若一切消息底來源都置於一個單一的機構之有效的管製下，那末其所產生的結果，不隻於是政府勸誘人民做這或做那而已，心理技巧高妙的宣傳家還可借他所采取的技巧來塑造一般人底想法。即使是知識最高而且具有獨自判斷能力的人，如果長期於外界隔離，一切消息來源斷絕，也無以完全免於受宣傳之影響。（真是言中竊要，切合經驗事實。所以，今日最緊急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此類人為災害。玄談心性，在過去社會已貽誤不淺，更何有於今日？——譯者）

在極權國家，這類宣傳上的優勢，使攫取政權者掌握著控製人心之獨一無二的權力。這樣一來，一般人民所發生的心理反應，主要地為宣傳的內容和範圍所限製。假若極權統治者能夠把整套價值觀念灌輸給人民，那末宣傳手段就能製造所謂“集體主義的道德”。不過，外麵必須知道，極權社會中所謂的道德法典，並非告訴外麵道德中人道主義的因素，尊重人底生命，同情弱者，尊重個人，等等。極權主義者所謂的道德，在實際上，是破壞一切道德。人底真理感和尊重真理，乃一切道德底基礎。（是什麽就說什麽真理感的表現——海光）極權主義者則盡力顛覆這種基礎。從極權主義的宣傳之性質看來，極權主義的宣傳不能尊重價值，不符合個人所在的社群之道德信念。之所以如此，有許多原因。第一、為著要誘導一般人接受官方所規定的價值判斷，宣傳者必須說個不同的道理出來；或者，宣傳者說他所提出的說法就是與一般人民已采取的價值觀念相關聯。依這條路線，在建立極權主義時，所以也常常禦用複古主義，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斯達林，都是如此。——譯者）第二、極權主義者強調手段與目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間的不同，界限究竟在那裏，則從未劃清。（因此，他們要利用“矛盾的統一”，或“否定之否定”諸般胡說以為辯護。極權統治有一大特色，即是，語言文字所表現的常為未來的“理想”、“幸福”、“光榮”、“美麗”、“快樂”；而與這些字眼相對照的現實，則為勞役、奴辱、恐怖、饑餓、控製、迫害，等等。總之凡未實現的都是好的；凡已實現是不好的。這何以自圓其說呢？彼等之理論家說，從現實之不好到未來之好，必須經曆一“辯證的過程”。這樣一來，所推出的結論就是：為了未來的好，你必須忍受現在的不好。所以，要得自由必先犧牲自由；要和平必先戰爭；要吃飯必先進奴工營；要國家萎謝必先建立國家極權；種種等等，不一而足。依照這種“思維方式”，不才如譯者也可仿製一些“辯證式的”大道理：要愛國必先亡國，要民主必先獨裁；以至於“要生活必先死亡”之類。——譯者）第三、極權主義者不僅要求一般人必需同意官方所定的最後目標，而且又得同意官方采取某些特殊手段時對於事實的看法。（例如，官方對於世界局勢持何種看法，大家也得跟著持何看法。究竟正確與否，可以不管。當然，這種辦法，並非全無益處：至少，可令大家底神經細胞停止辦公。——譯者）

從表麵看來，極權製度非常著重理論。然而，一究其實，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的“理論”，不能算作理論，隻是改裝的神話而已。（這類神話，常飾以唯物或唯心之類的玄學詞章。——譯者）極權統治者創造神話之舉，並非全然出諸有意。極權的首領之創造神話，也許由於在本能上不喜歡他所碰見的事實，並且希望創造一新的階層製度。這種新的階層製度之建立，也許可以滿足其好大喜功之心。極權者需要製造種種學說，來辯護他及其信徒所共有的那些成見。因此，在極權邦國，常常出現虛假的科學理論（pseudo-scientific theory)。這種虛假的科學理論，成為官方教條之一部分，他們要利用這種教條來支配每一個人底行動。（禍害之至——海光）

極權統治者之需要這類官方的理論來作指導和鼓勵一般人民的工具，這早已為極權製度中各形各色的理論家所見及。柏拉圖之“高貴的謊言（noblelies)”和索利勒(Sorel)底“神話”，都可為納粹底種族優越論，或墨索裏尼底合作邦國論辯護。

極權統治者使人接受其價值觀念之最有效的方法，如前所述，是使他們相信這些觀念與他們自己平常所信持的觀念實在是一樣的，至少是與好人平常所信持的觀念是一樣的，不過大家從前對之沒有正確的認識而已，如果大家對這種說法信以為真，那末就是從信仰舊的上帝過渡到信仰新的上帝。而宣傳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技術，就是使用舊的字眼，換上新的意義。（這就是語意的魔術之應用。例如，彼輩所謂之“愛國”、“民族”，……與原來意義相去甚遠。——譯者）歪曲語言文字之用法，更換文字底意義，藉此以表達新統治之理想，乃極權統治之一大特色。這類魔術，常使淺薄的觀察者神經為之混亂。而這一點，也最能表征極權地區整個的知識空氣。

從這一方麵來觀察，最受糟踏的名詞是“自由”，在極權國家，“自由”一詞之使用，也許不受到幹涉。但是，極權的宣傳家卻給“自由”以不同的解釋。他們說，“舊自由”要不得，“新自由”才好。這麽一來，一般人對於自由的了解，便被歪曲殆盡。（對於“民主”亦然。極權主義者深知一般人對於民主之普遍的向慕，不敢從正麵反對，於是創作“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等奇說來打消原有的民主。——譯者）

有人提出“為自由而計劃”的說法。他們說要“為團體建立集體的自由。”他們又感到必須對我們保證：“主張計劃的自由並不等於取消一切舊式的自由。”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瞭這種“自由”底性質為何。曼海門博士說：“依據過去的時代而塑造的自由概念，乃對於這個問題想作任何真實的了解之一障礙。”顯然得很，曼海門博士對於“自由”一詞之用法，與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是同樣的錯誤.曼海門博士所說的“集體自由”，正如極權主義的政客口中所謂的“自由”一樣，並非社會上各個分子底自由，而是計劃者為所欲為的自由，即是，高興把社會怎樣弄便怎樣弄的漫無限製之自由。（所謂“國家自由”，亦複如此：即自命代表國家者毫無責任地對邦國事務為所欲為之自由。——譯者）這種自由，不過是把自由與權力混淆到了極點的一種說法而已。（一針見血之論。同樣，“負責”與“獨裁”也可作這種混淆。有人說“獨裁”即是“負責”。這等於說“公婆”即是“媳婦”。“負責”者隻能在受委托的條件之下享受有限的權力，而且其行使權力之結果隨時得受追究。“獨裁”者底權力實際純由擅取，無限擴張，而且任何人對其行使權力之結果不能追究。二者之差，判若雲泥，豈可混為一談？——譯者）

字義之歪曲，由來已久，並早已為德國哲學家所優為；許多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亦擅長此道。除“自由”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字眼同樣遭受歪曲之刑。例如，“正義”、“法律”“公正”，和“平等”，這些字眼也都遭到同樣的待遇。像這樣的情形，幾乎遍及常用的道德名詞和政治名詞。（亂事者常自亂意始——譯者）

如果我們對於這一套偷天換日的文字魔術沒有切身經驗，那末，我們便不容易洞悉改換文字意義的效力，和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亂，以及對於任何理知性的討論之障礙為何。假如兩弟兄之中，一個有了新信仰，不久以後，他說的便是一種不同的語言。結果，這兩兄弟之間，便發生語言阻隔之苦。（思力精細的人都會感到這一苦——譯者）如果借文字之移義來表述政治理想，並且一直繼續下去借以影響一班人底想法，那末意義之混亂便更趨嚴重。這樣弄下去的話，日子一久，整個的語言原有的作用便為之敗壞，並且被濫用者據為己有；而且文字也就變成空殼，不複有任何確定的意義。（所以，需用語意學來救——海光）

吾人需知，要有計劃地剝奪大多數人獨自思想的能力，並非一件難事。但是，到了大多數人失去獨自思想的能力時，少數人即使要保留批評的能力，也將被迫保持緘默。（此乃經驗之談也。當多數人習於以非為是時，如有極少數人說真話，豈有不被群起而攻之之理？現代極權統治者無不侈言“群眾路線”。良以彼等可發動群眾消滅少數異己分子也。最大多數人被欺被愚而造成清一色之思想以後，萬一有少數清醒分子指出大家之迷妄，必立遭群眾群起而攻，以致淹沒於愚人之海。這種拿群眾統治群眾的技術所產生之效果，遠勝於舊式的直接“捉將官裏去”。——譯者）

在施展極權統治時，極權政府以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強製人民對於政府計劃之每一細節，以及政府底每一措施，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並且不可批評。（理之當然也。——譯者）極權政府既然要人眾毫不躊躇地支持其所計劃的公共事務，而且要大家相信政府所訂定的目標是正確的；不僅目標是正確的；而且手段也是不錯的；所以，公眾的批評，甚至於懷疑的表示，都必須予以壓製。因為，這些行期會動搖人心。人心動搖，會削弱大家對政府事務的努力。韋布夫婦在報道蘇俄的情形時，曾說：“當工作正在進行時，任何人對於政府底措施如公開表示懷疑，甚至害怕計劃不能成功，便被視為不忠，甚至被視為圖謀不軌。因為，這些行為可能動搖別人底意誌。”（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也”！在民主國家，人民對於政府措施表示懷疑的批評，乃理所當然。可是，在極權地區，人民如對政府措施公然表示懷疑，便被視作不忠，甚至是“反動份子”。被視作反動份子者，其後果是不難想象的。因此，在極權地區，最不受歡迎的態度，是懷疑的態度。然而，近來有些人提倡黑格爾式的“絕對思想”，打擊懷疑態度，彼等之所事，將產生何種影響，稍有常識者不難預見。曆來腐儒禍害人類，不在流寇之下。——譯者）

依前所述，在極權統治之下，所謂理論也者，不過是官方底頒製品而已。全部傳播知識的工具，例如學校、報紙、廣播、以及電影，無一不用來支持官方底看法。無論官方底措施究竟是對還是錯，這些工具全部都用來加強一項信念，即是，官方底決定總是對的。（千真萬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也。——譯者）任何新聞，其是否足以影響人民對於政府之忠誠，乃決定其公布或扣留之唯一的標準。民主邦國，戰時在某些部分或不免如此；而在極權地區則任何部分永久都是如此。任何言論或行動，凡足以使人疑慮政府底智慧，或使人之不滿情緒增加者，便不讓之流處，都要禁止發表。（曆曆如繪。——譯者）凡有計劃地管製新聞之處，無不如此。結果，弄到大家底看法一致，既然大家底看法一致，也就用不到強迫了。（因為，在極權地區，隻有“官聞”，並無“新聞”。——譯者）

這種辦法，不僅應用到與政治直接有關的範圍裏，而且也應用到與政治毫無直接關係的範圍裏，尤其應用到一切科學上，甚至於最抽象的科學上。凡直接涉及人文事象的學問，例如曆史、法律、或經濟學、等等，都是最直接地影響政治看法的，因此被管製最嚴，被歪曲亦最甚。在極權製度之下，為真理而真理，純為無關實際厲害隻為個人興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許的。（此點不獨左派的極權主義者為然，右派的複古主義者亦然。左派的極權主義者說要“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複古主義者說要“為道統而真理”。結果，前者說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裏”；後者說為真理而真理者“是淺薄的理智主義者”或“自我封鎖”或“個人興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譯者）在極權製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標（注意此處——海光）。因此，在極權製度之下，所謂曆史、經濟、等等學問，乃製造大量官方神話的工廠。

極權統治者似乎都深刻地不喜歡比較抽象的思想形式。（所以，他們反對“形式邏輯”。這是因為他們對於抽象的思想形式之普遍的應用深懷恐懼。習於本抽象的思想形式來思考者，易於心靈開放open-minded。凡膠執一個偶像者無不心靈固閉close-minded。但後者正合極權統治之需要，故日夜趕工製造。——譯者）有人說，相對論是“閃族對於基督教和諾底人的物理學基礎之攻擊；”或者又說，相對論“與辯證唯物論和馬克斯的獨斷教條衝突。”數理統計學中有些定理受人攻擊。因其“在意理的前線上成為階級鬥爭之一部分。……它是布爾喬亞之奴役。”又有人對數理統計學持完全反對的態度，因為它“不能保證為人民底利益而服務。”無論是那一種說法，其厭憎數理統計學這一抽象的科學則一。純數學似乎是極權製度之下的一種犧牲品。在純數學範圍裏，如有人對於連續底性質持特殊的看法，都被目為“布爾喬亞的成見”。照韋布夫婦說，馬列主義的自然科學雜誌中有下述的口號：“我們在數學中有黨有派。我們在醫學的外科中是最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在納粹德國，情形極其相似。國家社會主義數學家聯合會會刊中充滿了“數學中的黨派”氣氛。物理學也不例外。列納德（Lenard）是德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曾得過諾貝爾獎金。他曾把平生著作匯集起來，叫做“德意誌物理學四卷”！（強調特殊性或獨一性uniqueness乃這類人物之一特色。強調物理學有何特殊性固屬可笑，強調世界上一部分人在發展中初期的思想或生活狀態上的特殊性，又有什麽價值可言？這種人襲取一點源自菲希特的納粹哲學，固可適合現實權勢之需要，給予內心排外自固者以心理的支援，又替心靈茫然空虛麵而外表誇飾自大者打氣，但其結果之可悲，何待明眼人之預言？——譯者）

這些顛倒錯亂的辦法，有時幾令局外人不敢置信。可是，我們不要以為這些辦法隻是極權製度之偶發的副產物，而與極權製度底基本性質無關。吾人須知，隻要政府強製國家社會中每一件事都受一個單獨的“全體概念”所支配，自然會產生這些結果。隻要政府不惜任何代價來支持某些看法或某種主義，並且強製人民永遠為之作不斷的犧牲，一定會產生這些結果的。隻要政府有一項普遍的觀念，即以為人民底知識和信仰是為了達到某個單一的目標之工具，也終必產生這些荒謬的結果。（這是大劫難啊！——海光）

在極權製度之下，“真理”一詞，不複具備其原有的意義。真理是權威的頒製品，是為辯飾那使大家一齊為一個組織而工作的東西。一旦組織有緊急需要的話，這種所謂真理，也可以隨之而改變。（言之透徹。“俄國真理”就是常常隨著實際政治需要而改變的。所以，這種真理，最好叫做“阿米巴真理”，變色龍的真理。——譯者）

這種辯法，在學問知識領域中所造成的風氣，是使人對於真理持全然無所謂的態度。（馴至在這類社會中，如有人談真理，就有被目為神經病的危險。——譯者）許多人甚至把真理底意義全然忘記，失掉獨自研究的能力，也不信任理知的力量。於是，在知識底每一部門中，如有意見上的參差，都變成政治上的爭端。（李森科底問題，就是一例。看破此點，便覺其不值一笑。——譯者）因此，這類爭端之解決，不靠科學研究，悉賴官方底權威。在極權國家，最令人觸目驚心之事，無過於輕蔑知識的自由。這種態度，不獨在極權製度之下為然。知識份子，隻要懷抱集體主義的信仰，都是如此。凡想作知識份子的首領者，也常如此。（這是經驗之談。充滿思想上權力欲之知識份子，常富於侵略性，喜強使他人接受甚或信奉其意見，尤以弄“體係”哲學者有此“心量”。蓋彼以其“體係”可囊括宇宙，並吞八方，而非一個頭腦之“造作”。於是凡持異議者，無不斥為異端邪說，或淺薄幼稚。這種思想態度，一落入實際，究竟有益於民主，抑助長極權氣氛，識者不難判斷。——譯者）

我們不能說，任何人有權決定何人應該想些什麽，或者信仰什麽。從曆史上觀察，常有大多數人底思想隨著一個人走的事。但是，大多數人底思想隨著某一個人走，與每一個人底思想應否服從某一個人領導，根本是兩件事。（前者係自發的；後者係強製的。——譯者）但是，主張統製思想的人卻把這兩者混為一談，所以他們振振有詞地主張統製思想。這顯然是一項錯誤。複次，主張統製思想的人看到社會上並非每個人具有相同的獨自思想的能力。因而否認知識自由之價值。這也是一項錯誤。吾人須知，知識自由之所以有其價值，之所以為知識進步之原動力，並非因為每個人都能思想或都會寫作，而是由於每個人對於事物發生之原因都能夠提出其觀察，並且加以探討。在這種氣氛之下，可以養成容忍異己的心理習慣。（這點如不做到，則所謂民主也者，不過海市蜃樓而已。——譯者）

在自由社會中，各個人彼此交互影響，獲得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看法，構成思想的生活。理知的成長有賴於個別的差異，互為個人（interpersonal）的程序促進個人理知的成長。如果我們拿任何前提來控製理知，遲早會使思想和理知趨於僵固的。（拿道德的考慮放在理知前麵，結果亦然。這由中國傳統文化之瀕於衰竭可以得到證明。——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