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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力的起源》：威爾遜談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
《創造力的起源》，[美]E. O. 威爾遜著，諾頓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武夷山
E. O. 威爾遜是哈佛大學昆蟲學家，發表過很多影響力甚大的科學著作和科普著作，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2017年10月，諾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The Origins of Creativity（《創造力的起源》），這是將近89歲的威爾遜的第34本著作。
他在書中寫道，早在100萬年前的采集狩獵社會，人類創造力就開始湧現了。他以創新、語言、隱喻、反諷等現象為例論證說，創造力是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基礎。該書號召下一代的思想家去探索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對稱平衡關係，他認為，在“信息泛濫、智慧匱乏”的時代，要呼喚哲學回歸。
前不久，《哈佛校報》的記者圍繞創造力及科學與人文的融合話題，采訪了威爾遜。
記者問：在你職業生涯的哪個階段，你認識到了創造性思維對自己的科研工作是多麽重要？他回答說，那是當自己成為哈佛學會的初級會員的時候。該學會的會員是從各個學科精選出來的。那一年，隻有8位年輕人（包括他）因為明顯具備優異的創造力而被選入哈佛學會。當時，初級會員每周參加兩次聚會，一次是周三，一次是周日。每次聚會，要按照英國的傳統排場舉辦盛宴。他第一次參加的盛宴快要結束時，資深會員向初級會員們宣讀哈佛學會的誓詞。誓詞的大意是：你們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你們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但此時我們對你們隻有一個要求——你們必須做了不起的事。
威爾遜說，“成功的科學家所遵循的信條與軍人的信條是相反的。軍人的信條是：跟著鼓點前進。雄心勃勃的科學家則尋求孤獨，走向聽不見鼓聲的地方”。
於是，他去新幾內亞專心研究螞蟻。從新幾內亞回來後，他就由哈佛學會初級會員擢升為助理教授了。整理、研究在新幾內亞獲得的原始資料，花了他幾年時間。接著，他與羅伯特·麥克阿瑟合作，提出了“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1967年，兩人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當時他38歲。緊接著，他考慮再寫一本書，將有關群居昆蟲的知識係統梳理一遍。他想，這項工作其實是要創立一個新學科。當時他帶著名叫斯圖亞特·阿特曼的一位研究生，此人專門研究獼猴。師生兩人就同去野外研究獼猴。那段時間，兩人經常討論，如何將對獼猴的認識與對昆蟲的認識結合起來，因為應當有共同的原理支配著不同的生物。他當時說，這個新學科就叫“社會生物學”好了。1971年，他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昆蟲社會》，在該書開頭幾章，他就論述了社會生物學會是個什麽樣子，它與生物學和人文學科（在某種程度上）有什麽樣的關聯。該書的反響相當好。於是，他又花了幾年時間潛心研究，於1975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此書將脊椎動物（包括人類）也納入分析。1978年，他又發表了著作《論人性》，在此書中，他小心翼翼地試圖將社會生物學與神經生物學以及進化生物學關聯起來，也就是將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關聯起來。1998年，他發表了著作《知識大融通》。
他認為，人文學者迄今的思維方式一直很執拗，堅持以視聽信息為主。他們對視聽資料的處理非常嫻熟。事實上，我們局限於電磁波譜的一小段裏，我們看不見紅外線和紫外線，但紅外線和紫外線就在那裏。作家們在讀寫能力的起源處止步了。其實，對於作家和藝術家而言，最富創意之旅應該是探索一下，能否轉化讀寫能力以及突破讀寫的局限。
他說，在新的啟蒙時代，科學和人文將相互滲透、融通。記者在采訪的最後問道：我們處於一個新的啟蒙時代嗎？他回答說，新的啟蒙時代尚未到來，但生物多樣性危機將催生新的啟蒙。在將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綜合起來研究生物多樣性方麵，我們不僅將付出比現在更大的努力，而且應該付出比現在大得多的努力。所謂生物多樣性危機，指的是基因文庫的毀損。其實，我們具備適當的條件。如果我們的創意藝術家能發起適當的首創行動，如果那些首創行動的意向明確，如果這些行動不僅能團結人，而且能鼓舞人，我們就能解決生物多樣性危機。
要想知道威爾遜對於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融通寄予多大的期望，請讀此書。科學和人文怎麽能分得開呢？他寫道，“發現行為完完全全是人類的故事，而科學知識是人腦的絕對人性化的產物”。
人類創造力從何而來？威爾遜大師給出的關鍵是“吃肉” - 新浪看點
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家愛德華·O·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出版了他的第 30 本著作《創造力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reativity）。
威爾遜現年 89 歲，是社會生物學的奠基人、倡導“生物多樣性”概念和“知識大融通”理念，被譽為“當代達爾文”。他獲有 100 多項大獎，包括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克拉福德獎等；著有眾多作品，其中，《論人性》和《螞蟻》榮獲普利策獎。此外，他的代表作還有《社會生物學》《繽紛的生命》《生命的未來》《知識大融通》等。目前，威爾遜是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昆蟲館的名譽館長兼榮譽研究教授。
據《經濟學人》報道，威爾遜的新書篇幅不長，但觀點疊出，書中討論的一切最終都可回溯到遺傳學與演化論。威爾遜覺得，文化和創造力有其遺傳根源。他將創造力的起源追溯到非洲大草原上的史前時期。人類的祖先曾經是無趣而不太合群的素食者，關鍵的一步在於開始吃肉，這意味著人們不得不成群結隊去打獵，進而變得越來越習慣群居。這一變化促進了交流和社交智力的進化。最終通過自然選擇，符號語言形成了。
據《自然》報道，《創造力的起源》這本書並沒有從演化起源、認知神經科學和創造心理學進行深入研究並展開敘述，而是用了更多的筆墨描述我們遺傳和文化本質如何塑造我們對世界的體驗，以及這種體驗是如何反過來影響我們創造力產出的形式和內容。這本書充滿軼聞趣事和個人回憶方麵的內容。威爾遜還考慮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關係，並呼籲展開“第三次啟蒙”運動，這樣可以把前兩次的經驗與此後階段人類積累的創造性方式融合在一起。
威爾遜由此提出了他頗受爭議的觀點。《經濟學人》一篇書評稱，在威爾遜看來，今天的人文學科死板且狹隘，是因為未能認識到自己的演化根源。而拯救人文學科要靠古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演化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這“五大領域”。通過研究這些不同的領域，科學家們才能將美學和文化進化與能解釋其原因的深層基因進化聯係起來。威爾遜擴展了偉大的遺傳學家 Theodosius Dobzhansky 的口號。 Theodosius Dobzhansky 說，“如果不談演化論，生物學中的一切都無法理解。”威爾遜則說，“如果不談演化論，科學和人文學中的一切都無法理解。”
《自然》的一篇書評則認為，威爾遜的文章涉及一些“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的內容，並且捍衛他有爭議的群體選擇觀點。他堅信，“整體適應度”理論是有缺陷的，沒有親緣選擇，也沒有援引它來解釋社會行為，當然也沒有明確創造力的起源。而作曲家安東尼·勃蘭特（Anthony Brandt）和神經學家大衛·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失控的物種》（The Runaway Species）一書也許反映了一些內容。作者們通過工程學、科學、產品設計、音樂和視覺藝術的實例引領讀者探索創造力的來源，並把創造性思維落實到 3 個關鍵方式上：改造、重組和混合。
具體來說，“改造”通常以不同尋常的方式來表現某些元素，比如建築師弗蘭克·蓋裏（Frank Gehry）將建築的線條和平麵彎曲形成波浪和曲線；愛因斯坦利用相對論解釋了宇宙的時空彎曲；“重組”涉及碎片化和重新組裝，我們在畢加索 1937 年的畫《格爾尼卡》以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中可以看到這一點； “混合”即融合各種元素，比如嘻哈音樂中節奏和旋律的混合。但這本書同樣沒有確認創造力的來源，也沒有說明為什麽獨有人類獲得了這種能力的恩賜。我們仍然缺乏一個普適的科學框架來思考人類創造力的認知和演化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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