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與曆史詮釋

 

一

 

六零後裏，像我這樣在日本讀過大學本科的不多。大概因此，不時有人問日本哪所大學最好。日本公立大學中，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雙雄並立，就好像一提起中國的大學，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北大、清華。不過當今的北大與清華並不對等：1952年高校院係調整後，清華成為工科為主的大學，北大則主要是理科和文科。清華恢複人文社科學係，北大重建工學院，都是近年的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清華的文科或者北大的工科就弱些，實際上清華的經濟管理學院從一成立就被讚譽為起點很高。至於偶爾人文科係裏有一個副教授不認識老蔣的英文名字，翻譯成了“常凱申”，也隻是近年出的諸多笑話之一。這位副教授本科是北大畢業，在俄羅斯留學後去清華任教，想來俄語是很好的吧。

東京大學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大學，京都大學的前身是第三高等學校，簡稱三高。我當年去日本東北大學留學，一入校接受校史教育，了解到其前身是第二高等學校，簡稱二高，緊跟著三高改為大學，但是仙台地處偏遠，無法和自古以來就是文化中心的京都相比。無論在哪一個學科領域，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都呈現出不同的學風和競爭的關係。史學尤其如此：東大學派和京都學派的對峙已經延續了一個世紀以上。一般而言，東大學派在西洋史上佔優勢，京都學派以東洋史為擅場。“西洋史”自然是指歐美史，“東洋史”則是以中國史為主。我上大一時的東洋史老師畢業於京都大學，專攻宋史，自然言必稱內藤湖南，我因此甫到日本就接觸到了這位京都學派的祖師爺，他的著作對於年輕的我來說，頗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可以說是初到國外所受的文化衝擊中，堪稱“史學衝擊”的一部分。

內藤湖南在二十世紀剛開始不久的清末民初，最早提出門閥世族政治在唐朝消亡，由唐至宋是中國從中世走向近世的變革期。他定義的“近世”從宋朝一直延續到清末，這一時期君權獨大，倚靠通過科舉製選拔的文官集團統治與此前的“貴族社會”全然不同的庶民社會。這一“宋代近世說”是對十九世紀西方史學中的“中國曆史停滯論”的突破，以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聞於世的史學範式至今影響深遠。內藤湖南的不少具體論斷引發後學的質疑與修正，然而他的框架與視角多半被繼承。我雖然讀他的書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然而不少基本的理解仍然來自他的啟迪。

 

內藤湖南的立論，在我看來內容很是紮實，然而我的導師吉岡先生卻以為還是“大曆史”了些。吉岡先生戰後不久畢業於東京大學，專攻近代英國史，學術路徑上繼承實證史學，極重視史料辨析，上課時文獻必是逐句分析。這種讓史料說話的態度與訓練，至今還時刻在提醒我談論曆史時所應有的謹慎與敬畏。曆史是由無數事件組成的，一個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各種背景，更取決於當事人的抉擇。曆史事件是人的行為，不管有多少外在情境的製約，畢竟是人的主觀能動選擇。而且，對後來有深遠影響的曆史事件，在發生時，大多隻是當時情勢的一時因應，理由和意圖都很具體。梳理曆史脈絡，是通過考證分析曆史事件，檢出前因後果、相互關連。我對從中找出曆史規律、總結必然性的研究是有保留的，那未免超過曆史學的實際能力。

 

二

 

唐朝初期，為防外族入侵，強化邊兵，終致安史之亂。此後藩鎮割據，朝廷積弱；經過黃巢“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致命一擊，殘存的中央統治土崩瓦解，進入軍閥混戰時期，史稱五代十國。這一時期的政權，不是兵戎攻伐就是軍人嘩變的產物。趙匡胤也是由“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變成了宋太祖，他為了坐穩帝位才“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勢力，改以文官治軍。

北宋通過加強禁軍，形成了軍事上的強中央，弱地方。如此措施，雖成功地杜絕了軍事割據，卻有“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與邊防緩弛的副作用，是北宋外患不斷以至亡國的遠因。更深遠的影響是，宋朝實行募兵製，以重資養禁軍，本意在於切斷府兵製以來軍隊與地方的經濟聯係，由朝廷直接控製，使地方行政長官不再可能擁兵自重，成為仰仗中央任命的文官。

經過晚唐五代的戰亂，門閥世族已成廢墟。在削平地方勢力後，朝廷自上而下，直達縣一級的統治從而確立。這一君權體製和它的兩大支柱，州縣製與科舉製，從此延續近千年。
經過擴大完善的科舉製，不僅是選拔官員的製度，而且阻止了新的門閥世族的產生。所以北宋不僅重建了中央王朝，更重建了社會結構。北宋官戶，在製度上沒有世襲，在曆史記載上也多變動，鮮有代代相傳的家族。自宋以降，中國隻有主要通過科舉產生的文官階層，士大夫更多是指獲取了功名的讀書人。士庶之分雖然繼續存在，中國社會的結構卻已無世襲宗族，從貴族社會演變為庶民社會。這一社會結構的巨變，在思想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中國的思想文化一直是貴族化，文人化的，而北宋時出現的庶民文化，實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轉向。

 

較少為人所注意到的，是科舉製的意義，遠遠超過為中央集權下的文官體係提供資源，更構成理學興起，思想統一的基礎。正是由於科舉製成為做官的唯一正統途徑，讀書人不得不將聖賢典籍做為敲門磚來讀，孔孟之學因而更為普及。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宋朝書院廣開，儒學研究聲勢大振。儒學的重新認識與詮釋十分盛行。程朱理學都是在書院裏應運而生，將儒學當代化，通俗化。程朱理學發生後，儒家所主張的倫理道德，才真正世俗化，做為社會道德規範而確立。

宋儒理學，是孔孟、漢儒之後儒家的第三階段並臻於頂峰。理學汲取道家、佛教的部分元素，從其開始就具有統一思想的企圖心與排他性。理學的體係，與傳統儒家相比要遠為完整、嚴謹和封閉；理學的內容，不分巨細，無所不包，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普及，從個人到社會全體橫向覆蓋，做為道德倫理學說更為全麵與嚴厲；理學的語言，尤其是朱熹的著作，在當時通俗易懂，故而廣泛傳播。

 

科舉製的勃興、庶民社會的形成、理學本身的內在理路、尚文輕武的宋代風氣下士大夫文化的發達普及等等，都是理學成為支配性思想，獲得統治地位的原因。宋代在各方麵都是繼盛唐之後的又一高峰，宋朝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也由於理學而與春秋戰國比肩。不過，雖然兩宋思想家很多，這些思想家卻都屬於一家，他們的貢獻僅僅是思想的一元化。道家與佛教的影響，從此局限於民間宗教的層麵，此後直到清朝中期的思想史，隻不過是理學演變的曆史。

值得一提的是，理學意識形態統治的成立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是由於它浸透到民間，改變並構成了世俗社會價值體係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它才能曆千年而不墜，直到新文化運動才告解體。
 

理學從二程時就顯示出禁欲傾向，其後愈演愈烈。比如程頤將女性貞節提到社會道德高度，唐時女子再嫁猶為一般風俗，而南宋時一女事二夫就被認為不道德了。與此相對應的是直接描述世俗欲望的庶民文化，不僅和理學同步發生，而且和思想的日益道德化同步日益市井化。思想與文化的日趨乖離，是近世最顯著的文化特征，由此也可看出這個時期思想如何走向僵化與式微。理學成為僵化禁欲的道德戒律並控製社會風氣的過程，與歐洲中世紀神學意識形態的情形頗為相似。但是，理學不是宗教，而是以世俗化的倫理學說為主的哲學體係。它與君主製的結合，是宋代一個由種種曆史事件組成的相當漫長的過程。很難說是曆史的必然，然而曆史已經證明，二者的結合十分牢固並且達到了互相鞏固的效果。與此相比，西歐中世紀的兩大標記是封建製和宗教統治，神學的統治地位沒有絕對王權的支撐，幾場宗教運動和戰爭就足以使之轟然倒塌。

 

 宋朝文藝之美，自不待言，器物之精雅，足見當時文明發展到我國史上新的高度。然而一切終究毀滅在外族騎兵鐵蹄之下，南宋最後亡國時，十多萬人蹈海殉國之慘烈，是極具悲劇性的。錢謙益於明亡後曾經為此賦詩雲：“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所謂野蠻戰勝文明，在世界史範圍內也屢見不鮮，隻是在中國曆史上，低文明屢戰屢勝。也正因此，從南宋時起，知識階層常常有極強的救亡意識，久而久之，成為浸透在潛意識層麵的家國情懷。

 

三

 

人對曆史的了解，往往隨著年輪與經曆改變。個人書寫的曆史，既是曆史本身，也往往帶有個人的痕跡。史書因此而有個性，也往往因此而精彩。司馬遷在受宮刑之後寫出《史記》，陳寅恪在雙目失明之後寫出《柳如是別傳》。古人雲“詩窮而後工”，在一定程度上，文史也是如此。活躍於現世名利場中人，很難寫出傳世的作品。史記在二十四史之中的突出點之一，就在於它是私人著作，而不是官家修史。陳寅恪曆經三朝，晚年避居嶺南，以“著書唯賸頌紅妝”的認知與心境論《再生緣》、寫柳如是，走的是“以詩證史”之路，寫的是“所南心史”，非一般史書的體例。

 

我年輕時對於父輩多有批判與懷疑。父親主持過《中華民國史》等幾部大型史書的編撰，六十年代任範文瀾副手，輔佐他編寫《中國通史》。我八十年代中和他聊天時，說他主編的書也就是大學教科書。這話嚴格講也沒有錯，他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確實長期被用作教科書。我進一步對父親說，您主張研究曆史的人要有史識，可是集體寫書怎麽才能把史識寫出來呢？您向來反對以論代史，不過您編的書、還有您十分尊敬的範老（範文瀾）編的通史，不都還是以一定的史學理論為預設前提的嗎？

我不記得父親怎樣回答我，也不記得我和他是否爭論過。在青年時代，我和父親之間不一致遠遠大於一致，雖然由於性格，我並不怎麽和他爭論，但我是很堅守自己想法的人。父子之間，由於意見與認知的巨大差異導致一種張力，也是很尋常的事。不過，我上大學不久就離家去國，現實生活的距離加上張力，最終造成隔膜。

父親去世多年後，我漸漸明白他其實對我很寬容，很少說教，也不曾想說服、改變我從少年一以貫之的異端，這一點在他的同代人中是很難得的。當年每次回國探親，和父親隻要一聊天，就會以南轅北轍告終，他自然不會對我表示讚許。但是後來我聽說，他在別人麵前提起我時頗多誇獎與自豪，這是我多少感到意外的。

 

從1988年到1996年我八年多沒有回國，也沒有和父親通過信、打過電話。在這段時間裏，父親也有了很大變化。在某種意義上，他經曆的時代改變了許多他對曆史的認識。我們真正的長談其實隻有一次，更準確地說是我聽父親神采飛揚、激情四溢地獨白了足足兩小時。由於耳背，他說話聲音洪亮，有時接近吼叫。看他情緒激動而又中氣十足，我當時還想父親身體很不錯呀！卻沒想到這有可能是他的腦血管已經開始硬化，自我控製也越來越低的跡象。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父親就像童年記憶中的那樣，穿著一件舊圓領衫，搖著大蒲扇。1967年或者1968年夏天，他就是這個樣子給我講故事。在1998年八十歲時，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有著更多的反思，也更多回到一生的起點：抗日與“一二九”運動。他告訴我這一初心的回歸，讓他更看到曾經曲折的道路。他告訴我，他自覺唯一問心無愧的，是一生常懷救國與求真之心。我聽他這麽說，心想在波瀾變幻的時間裏能有幾個人自覺問心無愧呢？能在某一方麵問心無愧就不容易了。父親年紀大了，說得又很真誠，我就什麽都沒有說，隻是告訴他，在去國多年之後，我開始理解小時候讀《古文觀止》背誦下來的那幾句：“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我臨走時，父親拿出一張紙，上麵是一首給我的七絕，是在聽說我要來看他之後匆匆寫的。父親和許多經曆過各種風暴的同代人一樣，極少表達自己的感情，久而久之也就不擅表達了。他寫詩給我，讓我一愣，心中有些感動，便請他多保重，下次回來再長談。然而幾個月後他就再度中風，直到去世一直口不能言，意識也漸漸消失了。

 

四

 

父親晚年據說一反幾十年來的謹慎溫和，變得直言不諱，既曾拍案而起，也曾拂袖而去。他似乎有過不少計劃，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最終沒有寫出帶著他個人印記的史學文章，隻留下了一本回憶錄《流逝的歲月》，其中多半完成於九十年代。年過古稀的文字，有著清醒的求真意識，力圖在個人經曆的冷靜敘述中映出時代的軌跡，雖然有些重要的年份與人物沒有來得及寫出來，但是折射出他生命黃昏時的憂患感與反思。

 

雖然我更認同要像“為文學而文學”那樣“為曆史而曆史”，雖然我對“以史為鑒”這樣一種聽上去很有道理的說法存疑，而且我認為人們更多時未能從曆史那裏吸取教訓，不過我也意識到，即使是非常出色的曆史學家，其問題意識與所處的時代及個人經曆密切相關。不僅陳寅恪如此，內藤湖南在國內史學界最被批判的，就是唐宋變革論背後的現實意識。

內藤湖南本來是記者、政論家，華麗轉身為曆史學家後，其視角頗受現實關注影響。一方麵，他的曆史觀主張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麵，他年輕時是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大潮中的論客之一。他的文化興衰與中心轉移觀多少是從清代史學家趙翼的氣運論那裏引申出來，確實與晚清腐敗衰落，日本則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後勢力急劇膨脹有關。期望日本在東亞取中國而代之，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日本政界乃至於學界主流的一種集體衝動。

不過無論讚否如何，內藤史觀在國際史學界的影響無遠弗屆；即使在國內，近年來也引起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是張廣達先生的一篇長文介紹，在普及內藤湖南應有的知名度和學術地位上功不可沒。海外老一輩宋史學家劉子健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多年，晚年寫過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國轉向內在》，備受好評。原著是用英文寫的，我不久前在北大曆史係校友群裏遇見中文版的譯者趙冬梅教授，蒙她惠寄電子版，初讀之下，受益非淺。

劉子健先生這部大作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宋代近世說”的修正與批判。以研究王安石變法而成名的劉子健先生，著眼於北宋與南宋的不同：所謂“唐宋變革”早在南宋之初就失去了進取，從皇帝與文官集團共治轉向君權獨大，從變革轉向保守。與此呼應的是北宋的學術多元被獨尊理學取代，而理學成為官學後，失去原有的一些獨立性與批判性。在權力與道德思想合流治下，整個社會從此轉向保守乃至停滯僵化，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清末。

 

劉子健先生早年就讀燕京大學曆史係，是洪煨蓮先生弟子，坐過日本人的牢，參加過對日本戰犯的東京審判。他雖然久居海外，卻一直心係故國，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他是最早回來訪問大陸的美籍華人學者之一。不過他並不像一些學者那樣半真半假地被忽悠，而對文革有清醒的認識，或許這是因為據說他的三個兄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改革開放後，他數度回國講學，培育後進。他在八十年代寫作《中國轉向內在》，大約也是出於對曆史上改革之艱難的感慨吧？

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身為日本民族主義者的內藤湖南對宋朝十分推崇，而抗日愛國的劉子健先生對南宋有相當嚴厲的審視。他曾經考證是宋高宗要殺嶽飛，辯駁秦檜陷害嶽飛這一曆史定見，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出於對從此開始的君權獨斷的認知，他對此後儒家思想和知識分子的處境，表達出一種同情。

 

劉子健先生逝世於1993年，享年74歲。雖然先後任教於斯坦福、普林斯頓這樣的世界一流名校，據說他最後幾年心境與身體都不是很好。前不久，資中筠先生也在電子郵件裏證實了這一點。可以想象，家國情懷與關注，晚年的失望是其原因之一。父親和劉子健先生幾乎同齡，略有來往，相當佩服。他曾經說，劉先生和芝加哥大學的鄒讜先生是真學者，而且真愛國。

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家國意識之強，不論是出於真誠，還是自我安慰，都是我年輕時未曾理解，也是我這代人大多數不具有的。這種差異無關好還是不好，每個世代各有各的關注點。在任何時代，日常生活總是實際而碎片的，隻要誠實，精致利己比虛假還更令人舒服一些。

 

每代人對曆史的解讀不同，熱度有別，與這種差異應該也是有關的。在生活日益個人化、物質化、技術化的今天，曆史也在似乎無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消費品。上一代人的情懷與詮釋本身，已隨風而逝，成為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