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一
我第一次見到瞿同祖先生，是張遵騮先生陪著瞿先生到我家。他身材不高，相貌清朗，說話溫和，聲音不大，一口老一代的北平官話。張先生平常閉門索居，幾家親友以外極少與人來往。其實他是一位十分健談，滿腹學問與不合時宜的人，所以每次到我家來，都是張先生滔滔不絕。這一次也不例外，本來是張先生介紹我父母認識瞿先生，不知不覺變成是張先生獨自侃侃而談。瞿先生話不多，目光與嘴角帶著微笑。母親對瞿先生很恭敬，我是第一次聽到“學長”這個詞，瞿先生不僅是母親的學長，而且畢業後留校任教，可以說是老師輩的。
關於瞿先生的故事，最早都是張先生講的。學問有多大，專攻是什麽我完全不懂，隻知道瞿先生一直在北美當教授，1965年回國，沒多久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一個人在華僑飯店住了整整六年才回到湖南老家。已經記不清他第一次來我家是哪一年，這時候尼克鬆已經訪華、中美聯絡處已經建立、美籍華人學者已經回來過好幾撥。
七十年代的瞿同祖
1972年7月最早訪華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裏，就包括張先生的妻弟王憲鍾教授、摯友劉子健教授，他們的到訪極大地改善了張先生的處境。在他們到京前，文革中“摻沙子”住進他家的一戶人家被命令遷出，張先生恢複了完整的三室一廳住房。在新華社關於參觀團抵達北京的報道中，到機場迎接的人員名單上出現了張遵騮。在文革時期，名字在報紙上出現意味著政治上的安全。
新華社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訊 由團長...任之恭教授，副團長...林家翹教授率領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來華進行觀光、探親，於今天晚上乘飛機到達北京。
參觀團成員包括：...王憲鍾...劉子健...等學者，以及他們的家屬，共計二十七人。
前往機場迎接的有關方麵負責人、科學工作者和參觀團成員的親友有：周培源、秦力生...王憲鈞...張遵騮...等。
美籍華人教授的風光無兩給人印象深刻，也就更不能理解為什麽瞿先生會回來。劉子健先生是著名宋史學者，似乎他事先未獲批準私下去看過瞿先生，後來楊聯陞先生回來想見瞿先生就被拒絕了。
張先生告訴父母，瞿先生在長沙生活狀況不是很好，地方上相對來說條件差，也沒有人照顧。在混亂貧瘠的年代，北京無論如何是首善之區，也是瞿先生從小長大的故都，他想回來是再自然不過的。張先生介紹父母認識他，就是為了請時任中華民國史主編的父親幫忙調瞿先生進京。
我至今找不到張先生的照片，牟宗三先生曾經這描述四十年代的張先生：“遵騮，張文襄公之曾孫，廣交遊，美風儀，慷慨好義，彬彬有禮。家國天下之意識特強，好善樂施唯恐不及，惡惡則疾首痛心。”七十年代我見到的張先生麵白無須、細皮嫩肉、慈眉善目。他聲音有點細，因為常年哮喘，說話多了就有點喘不上氣，但仍然要說下去。如今我已經是和初次見到的張先生同樣年齡，才明白他無論對誰都十分謙和，不僅是因為修養，還出自內心高傲。他記性極好，各種典籍和八卦都了然於胸，貌似東拉西扯的聊天背後，有許多對人情世故的感慨與洞察。
張先生自然明白說動父親幫忙，關鍵在於母親。母親勇於任事、樂於助人，反應機敏、有決斷力，在家說一不二。更重要的一層原因是，張先生與母親有一重在文革裏刻意不提起的淵源，那就是他的曾祖父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母親的曾祖父於蔭霖任湖北巡撫。張之洞與於蔭霖此前在廣東共事，相知甚深，雖然兩人政見頗有些不同，但彼此一直敬重，後人相見自有一種連帶感。張先生謹慎到偶爾會顯得驚惶，但他和母親無話不談，甚至曾經爭執。
張先生和瞿先生淵源更深：清朝末期，張之洞是洋務派領袖，出將入相，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瞿先生的祖父瞿鴻禨是清流首班，曆任樞臣，由軍機大臣而協辦大學士。兩人同為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動者，並以清介著稱。瞿先生生於1910年，在北京教會學校畢業後，被保送燕京大學，與費孝通同學，師從社會學家吳文藻（作家冰心的先生）。他1934年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其碩士論文《中國封建社會》1937年出版後備受好評，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抗戰爆發後，瞿先生奔赴大後方，任教於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在生活艱苦的環境中寫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這本書的英文版1961年改名為《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成為中國古代法律史研究的經典。
瞿鴻禨
張先生小瞿先生六歲，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係，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後任教於華西大學、金陵大學、複旦大學。南皮張氏與義寧陳氏是世交，陳寅恪在1945年寫的四闋七律《十年詩用聽水齋韻》就是給張先生的。其序雲：“乙酉七月與公逸夜話作也。詩凡四篇，篇有十年意，因以為名焉。”張先生字公逸，研究陳寅恪的學者張求會教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在他的文章裏有很詳細的考證。“用聽水齋韻”是指用同光體詩大家陳寶琛韻，其第一闋如下：
天回地動此何時，不獨悲今昔亦悲。
與我清談一夕後，恨君相見十年遲。
舊聞柳氏誰能次，密記冬郎世未知。
海水已枯桑已死，傷心難覆爛柯棋。
二
我沒有考證出張先生和瞿先生兩家先人是否來往密切，雖有先後之不同，張之洞和瞿鴻禨同為清流名臣，政見亦接近，有一定私交是完全可能的。瞿家與陳家的交誼很深，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曾經在瞿鴻禨身後為《瞿文慎公詩選遺墨》題記，陳寅恪和瞿鴻禨之子，著名學者瞿兌之交誼頗深。我不知道張先生和瞿先生兩人何時相識。但他們在西南聯大有交集，而瞿先生1945年去了美國，以此推論，他們應當至少是從抗戰時起的舊友。
瞿先生的眼神裏麵有一種親切和信任，在當時並不多見。那年頭人與人之間彼此缺乏信任、懷疑戒備是常態，久而久之是會反映在眼神裏的。他的風度氣質，也讓我想起曾經見過的美籍華人學者，現在記不得是王憲鍾先生還是劉子健先生了，不同之處在於一個穿的是西裝外套，一個穿的是中式棉襖。我後來到美國居住許多年後，體會到瞿先生長年在北美象牙塔中，人際關係相對簡單，習慣信任他人。
瞿先生對張先生是言聽計從，張先生對瞿先生的事情是關心備至。瞿先生中學是育英中學、匯文高中，母親小瞿先生十歲，中學是與之對應的教會女校貝滿中學、慕貞女中，同樣被保送燕京大學，自然和瞿先生一見如故。
瞿先生去美國和加拿大二十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任研究員、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一直潛心做學問。他本來就是一個不問世事的書生，曾經被問及何以能在各方麵條件都很差的大後方完成有分量的專著，他回答是因為反正沒有別的事情做。在美期間，瞿先生又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漢代社會結構》，前者在西方漢學界極負盛名。瞿先生是以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曆史的中國第一人，研究成果迄今為止尚無人超過。
然而社會學在五十年代初由於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說而遭禁，過了整整三十年才恢複。所以六十年代瞿先生回國時，極少有人了解他的學術價值。瞿先生原本是通過翁獨健先生聯係去簡稱學部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所轄的曆史研究所，然而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裏，曆史所不敢接受他。國務院僑委華僑事務委員會讓他回老家湖南，湖南方麵卻要求北京安排。瞿先生就像一隻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直到1971年才被安置在湖南省文史館。
瞿先生回到長沙，終於和分別了22年的妻子趙曾玖團聚。趙先生出身於安徽曾經出過四代翰林的書香世家，比趙樸初高兩輩。她是瞿先生在燕大的學妹，甫入學即成婚。1949年冬天她帶著一對兒女先期回國，瞿先生本打算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回國，然而國際形勢的變化、冷戰期間中美的敵對關係使回國變得困難。另一方麵，趙先生回國後被懷疑是特務，發配到貴州教英語。在這樣的情況下，瞿先生的回國就拖延下來。
瞿先生為和家人在一起，1956年謝絕了胡適先生介紹他去台灣東海大學任教的美意，1962年離開美國去加拿大以方便回國。1963年他終於被允許回國探親，見到了妻子兒女。兩年後他辭職回國，不料回去以後又因為文革多年。瞿先生和趙先生結婚四十多年，聚少離多。趙先生從貴州退休回長沙，不過五年就因胃癌去世了。
1976年，剛剛經曆喪妻之痛的瞿先生來到北京，住在東單三條裏一條南北向的小胡同，不清楚是女兒澤礽的家還是親戚的家。七十年代戶口管製十分嚴厲，想要進北京難似登天。父親做的第一步，是借調瞿先生到近代史所，將工資醫療關係轉入。似乎湖南省文史館並不想留人，一聯係就放行。倒是近代史所這邊，誰也不知道瞿先生的大名，頗有人質疑為什麽要調入這麽大年紀的一位老先生。父親其實對瞿先生的學問也一無所知，但是他知道不能讓瞿先生一個人留在湖南，身邊沒有親人。父親當時在近代史所沒有多少話語權，不過和管人事的人關係還不錯，也不知他是怎樣運作的，結局是瞿先生不久就以借調人員身份到近代史所工作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解決住房問題，寄住東單三條非長久之計，再說住在沒有暖氣的平房冬天相當難過。在住房高度緊張、人均麵積隻有三平米的年代，解決住房的難度和戶口進北京不相上下。然而中國的事情，自古以來取決於勢與人。所謂“勢”者時勢也，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結束，世風劇變，瞿先生這樣的人開始受到尊敬。父親在1977年成為近代史所主要負責人之一，有關瞿先生不再遇到巨大的阻力。不過最關鍵還是要有運氣，和我家隔一幢樓的永安南裏九號樓素來十分緊俏，然而那一年一單元三層的王姓夫婦因工作調動而搬走，由於認識他們，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想必又費了不少力氣、辦了不少手續，最終這套房子竟然分給了瞿先生，於是他就成了我家鄰居。
不久前朋友發來永安南裏的照片，七號樓到十號樓還在，但是外觀已經變得認不出來了。這四幢樓建於1964年，被稱為永安裏學部宿舍。學部宿舍有幾處，最主要的兩處是這裏和幹麵胡同的宿舍。這四幢樓是淡紅色磚牆、開放式陽台，七號樓和八號樓從三室一廳到五室一廳，九號樓和十號樓則是兩室一廳和三室一廳。當時的語言不是“室”、“廳”，而是說一套幾間。學部宿舍有兩間、三間、三間半、四間和五間一套五種居住麵積不同的房型，按照級別分配。住進五間一套的有學部領導或研究所的正職領導、更多是一級或二級研究員。現在還想得起來的，有七號樓的關山複、尹達、曹葆華，八號樓的夏鼐、呂叔湘。兩幢樓之間原本是花園，不過文革中逐漸失修，唐山大地震後更是地震棚四起，從此亂七八糟。
瞿先生這套兩居室是最小的一個房型，但是無論如何，他終於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記得張先生特別高興，好像還專門在家裏請了一次客慶祝。張先生因為哮喘病很少出門，他請客的方式很特別，有時由夫人王憲鈿先生或者某位小輩去新僑飯店買一些。那時飯店不提供飯盒，去端菜要自己拿著飯盒去，從三層的鋁飯盒裏盛出罐悶牛肉、火腿沙拉的情景至今難忘。
瞿先生很淡泊也很隨和，他說話時偶爾會停下來，自嘲地笑一下。他從來不抱怨，反而會說他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在文革裏沒有挨整，如今又有了自己的家。瞿先生喜愛古典音樂，從美國回來時還帶了一些唱片，但我一點也想不起來是否在他家裏看到過唱片，聽過音樂。
三
瞿先生的公子澤祁十歲多隨母親回到中國，他能夠說中文，但是不會寫，據說是俞平伯先生親自教他。他在父親的母校讀書，位於燈市口、原本是教會學校的育英中學改為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現在的育英中學則是從根據地進城的學校，前身是在西柏坡成立的中央直屬機關育英小學。二十五中高中部後來又改為六十五中，瞿公子在那裏高中畢業。由於他特殊的身世，大學畢業後被發配到東北深山老林。瞿先生在北京安頓下來後，他回京照顧父親，後來因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也終於調進北京。
那時我不知道瞿公子的大名，一直稱呼他“剛剛哥哥”。他其實已經年近四十，可是看上去就像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他酷愛運動、身體健壯、皮膚黝黑；他性格非常陽光，總是興致勃勃，一會兒提議去這裏、一會提議去那裏；他喜歡打籃球、騎自行車郊外遠遊，喝啤酒就像喝水一樣，一揚脖子就下去一瓶。和瞿先生的溫文從容不同，剛剛哥哥說話很急速，而且有一種說不出是哪裏口音的音調，據說是因為小時候說英文的緣故。他自稱不愛讀書也不多想，就喜歡運動和玩，所以總是很快樂。他和我身邊的大多數人完全不同，也和激蕩又沉重的時代氣氛格格不入。我們都很喜歡剛剛哥哥，私下裏稱他為“美國人”，他也確實和我在美國接觸到的許多在國外長大的孩子一樣，心地單純，快樂向上。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天性，剛剛哥哥從紐約到北京、再從北京到林海雪原，與父親分別27年、與母親也是二十年聚少離多，然而這一切在1977年似乎並沒有在他身上留下許多痕跡。當然，也可能這僅僅是表象，隱痛深深埋在心裏。不知是不是因為童年記憶，剛剛哥哥對美國的體育興趣盎然，如數家珍。我最初關於籃球、美式足球和棒球的知識，好像就是從他那裏聽來的。
剛剛哥哥是如此愛對我們兄弟講美國的事情，以至於此後很多年我一直有一種錯覺，以為他是在美國高中畢業才回國的。想來他的童年幸福而印象深刻，在艱難歲月裏成為內心的慰藉。
為寫這篇文章搜尋資料時，讀到楊聯陞的公子楊道申先生據乃父日記所輯“瞿同祖與楊聯陞交往記錄”，僅1947年，在瞿先生家裏竹戰亦即打麻將就有17次，而且往往是打通宵，輸贏不大，其樂融融的樣子。
楊聯陞先生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他是陳寅恪的弟子，更是哈佛燕京學社第一位華人講座教授。他學問博而精，在世界漢學界享有盛名，然而因為後半生一直在國外，著作以英文發表，在國內反倒名聲不彰。在我看來，楊先生是我的母校北京師大附中出的真正大學者，然而估計大多數校友知道的是錢學森吧。與此相似的是，瞿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國外完成，在國內至今隻被少數學者重新發現，以至於身後被稱為“中國社會學史上的失蹤者”。
楊道申先生是楊聯陞的長子，不知何故也留在國內，與剛剛哥哥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同學。瞿先生1955年從哥倫比亞大學轉入哈佛大學任研究員，也是楊先生推薦的。他發布的父親日記，部分展示了老一代學人日常生活的側麵。除了方城之戲，還有接字遊戲、打油詩、編撰故事章回目錄等，其中尤以章回目錄對仗之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們一行的“瑪薩葡萄園島消夏小記”回目裏有：
碧海平沙雙車遊橡港，長空明月二美訪歡頭
海上看鬆鷗一教授挺身得意，門前聞對燕兩夫人側目驚心
日記中還提到瞿先生自定竹戰規則、炒蝦段受好評等，讀來予人親切感與想象空間。我不禁有些遺憾，未曾有機會和瞿先生打一次麻將。家住永安南裏時，我家是時不時開牌局的，留學以後也曾幾度製定規則、糾集同學，竹戰而不知天之將曉。這大約是與前輩學人唯一相接之處，至於其他需要更多文字功底的遊戲，則隻有興歎的份了。
讀楊先生日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在美國的華人學者雖然有種種家國之痛、在大學裏也未必待遇很好，但生活基本安定、學術環境無虞，多數人因此留了下來，而瞿先生思念家人，選擇了歸去。
晚年接受采訪時瞿先生曾經說：“有時候人提問很不合理，像‘文革時你為什麽回國來’這樣的問題，就無法回答。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麽知道呢？連劉少奇都不知道要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怎麽知道呢？”一位青年學人吳景鍵校友上個月發表《一九六五，瞿同祖歸來》，文中引用“孔夫子舊書網上所見國家科委專家局舊藏瞿同祖檔案”，史料珍貴、內容豐富。其中提到瞿先生臨回國前關心的，是能不能買一台唱機帶回去聽古典音樂唱片。
四
1978年，瞿先生的戶口終於進了北京，正式調入近代史所。然而沒有人了解他的學問，有能力做他的助手，而圖書館開門時間不長、很多書不外借。瞿先生年事已高，每天跑圖書館跑了兩年，大病一場。在他年青時就給他看過病的協和醫院名醫張孝騫，指出“你不能過於焦慮，你的病是由於想寫書而寫不成書就焦慮引起的。”瞿先生因此不得不放棄再寫一本著作的念頭。
瞿先生說得很清楚：“我不認為數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學術是對知識的求證過程，沒有結論的求證是缺少實質意義的。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沒有新的觀點、新的見解、新的方法，沒有自己獨到的思想，就不要寫文，也不要寫書。”
由於是以這樣的標準自我要求，在“各方麵的條件都不允許”的情況下，瞿先生回國後的43年一本著作都沒有寫。出於同樣的理由，雖然他被評為二級研究員、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但他謝絕招生，最終一個弟子也沒有收。
八十年代初，瞿先生搬到崇文門大街新蓋的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在那裏一直住到2008年仙逝，享年九十八歲.父親和家兄都去看望過他，聽說他晚年過得非常寧靜，除了家人很少與人過從，一直保持了聽古典音樂黑膠的習慣，每天喝一杯咖啡。
張先生是1992年走的，享年七十六歲。據吳宓記，他二十多歲時陳寅恪先生就“欣張公逸之資稟”。但是他畢生一部著作也沒有留下，現在唯一可考的，是範文瀾主編《中國通史》裏“唐代佛教”那一部分，主要是張先生收集史料並執筆。佛教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但曾經聽方家評論，說張先生寫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張先生晚年是無力寫還是不想寫，但我知道他和瞿先生一樣，是不會輕易為文的。陳寅恪先生有雲：“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在風雲變幻的二十世紀裏，能夠做到不曲學阿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那一代學人承舊文餘緒、開新學先河，本應有更多成就，卻多半湮沒在世事茫茫之間。如今我們與先賢隔著巨大的斷層，自身根底多半先天不足，就連對他們的“同情之了解”都漸漸稀缺。
瞿先生之所以取名同祖，是因為他出生的1910年是庚戌年，恰是祖父瞿鴻禨還曆之年。瞿鴻禨親自為他啟蒙，教授《論語》。自1906年被罷黜後，瞿鴻禨一直清廉自守、堅持氣節，辛亥革命後，他拒絕出仕，賦詩自娛。他平生不納妾、不抽鴉片、幾乎素食，生活節儉、家教嚴謹。這種家風，自然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當清末民初之際，瞿鴻禨並不以詩或書法名於世，然而今日回望，皆有可觀。康有為《題瞿文慎公像》的第一句“清臒風骨過來人”不僅於瞿鴻禨平生事功、於其相貌、詩墨都很貼切。我讀到瞿鴻禨這首《樊山有詩留別同社索和與乙庵同次原韻》時，正是清明時節，窗外新綠，令人“春草憶王孫”。
從來樂道不憂貧，天問終難測蓋渾。
昨夜微霜催客子，明年春草憶王孫。
飄萍聚散真無定，蟠木輪囷自有根。
夢裏東華風景異，銅駝應感止車門。
瞿鴻禨墨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