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傳來鄧麗君的歌聲——高中回憶之二

（原載2015年8月10日《經濟觀察報》）

 

一

 

2009年新年夜，高中同學L君邀我去他家喝酒吃飯，我們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上的高中，L君邀的另一家，夫婦都是和我們同一年考入北師大實驗中學的，雖然初見，說起來卻有幾位共同的朋友，免不得又感歎了一回世界之小。於是話題滑向高中歲月，恰好2008年是我們上高中三十周年，處於半老不老階段、日益懷舊的校友們頗有些紀念活動此起彼伏。

北京師大附中成立於1901年，是北京最古老的中學之一。半個多世紀的傳統在文革中斷，連名字都一度改為南新華街中學。師大附中1978年恢複成為市重點中學，並且通過全市統考招收了四個重點班，這一屆學生堪稱為文革後的黃埔一期。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改革開放元年，高考的恢複是“知識改變命運”的重現。在中學裏，考大學成為第一任務，功課好的學生在其他方麵可以得到寬容，我十分幸運，由於是高中統考第一名，無論是政治上不求進步，還是經常曠課的劣行，都未被深究。師大附中校風講究厚重樸素、老實聽話，與我個性原本不合，但我遇到的幾位老師，或富於理解力，或對學生滿懷感情，或待我亦師亦友，給予我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是我畢生感激的。

我上高一時，張老師繼續是班主任。高中開學不久後，覺得功課不緊，常坐14路公共汽車去北京圖書館讀書，主要是俄羅斯小說。不久愈演愈烈，開始曠下午自習課。同學有意見，張老師婉轉地給我指出以身體不好為理由的光明大道。小說讀多了，白日夢和煙癮漸增，午休時，忍不住要躲到操場西南角廢棄的儲藏室後麵偷吸一根。終於有一日，被另一個班的班主任逮一現行，大怒，說要讓你的班主任好好管管。我無話可說，靜等處置，不料卻沒了下文。我從小經曆文革，對政治敏感，又明白多言賈禍，所以和老師同學不談政治。然而那時候好學生是被要求政治上進步的。張老師身為班主任，該說的話自然要說，但在我貌似謙虛地表示自己表現不夠進步、入團還不夠格時，她隻是笑了笑說，團早晚還是要入的，就此不再提此事。後來聽說，她雖知道我自己無意，卻仍曾提議發展我入團，但我那時已經是年級裏最自由散漫的學生，結果團支部沒有通過。

 

思想解放的氣氛彌漫到知識界和整個社會，是在1979年。春天裏，西單的東北角開始貼滿了各種字體的文章，油印的民間刊物半公開流傳，我與《今天》的緣分就從那時開始。好像是在美術館門外，從拄著雙拐、穿著綠軍色裝的馬德升手裏買了好幾本藍色封皮的《今天》，當然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他是誰。少年時讀與寫的都是舊體詩，但是在接觸《今天》之前，我的關注已經轉向新詩，傾心於戴望舒、徐誌摩、卞之琳和馮至。馮至先生就住在和我家同一幢樓的三單元，經常看到他緩緩踱步，目光慈祥，讓我想不起他的“等到了夜深靜悄／隻看見窗兒關閉／橋上也斂了人跡”這樣的句子，也就從來沒有鼓起勇氣告訴他，我在讀他半個世紀前的作品。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詩畢竟隔了一層，《今天》的作者就在同一個城市，感覺隨時可能在街角相遇，《今天》的詩句震撼卻並不陌生：“走吧／路啊，路／飄滿紅罌粟”。西單一帶自然不曾飄滿紅罌粟，倒是飄著半興奮半自由的溫暖氣息，在短暫的解凍時期，乍暖還寒，注定曇花一現。那一年布拉格之春是一個正麵詞語，民主是一種似乎可能的向往。我好像也買過一本《沃土》，讀過《探索》，30年後，在芝加哥見到編者，鐵窗與酒精催人老去。

 

二

 

中年以後，我漸漸認識到我在政治上既不敏感也無興趣，隻是不巧被投入了一個政治無處不在的時空。在怔怔懂懂的1979年，我心向往的是詩、遠方與愛情。六月的第一個周末，我在斜對著頤和園北門的路口，安靜地等待了兩個小時，直到心儀的女孩姍姍來遲。

若幹年後，等待本身成為美好的回憶，雖然等待並沒有結果。在那個周末，相約夏天一起去看海，暑假開始，她卻不曾如約而至。整整一個暑假，我住在中央黨校北院父親的辦公室。辦公室坐落在黨校主樓的七層，當時那棟九層樓是全北京少有的高層建築之一，許多個夜晚全樓空無一人，我獨自在樓裏奔跑歌唱，打開火柴盒，放飛從小湖邊逮到的螢火蟲，看他們在樓道裏飛翔閃光。白天我拿著父親的圖書證去圖書館讀書，圖書館不大，藏書也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沒有人在那裏讀書，非常安靜。記不清在那裏讀過什麽書了，隻記得在那裏寫過小說開頭，裏麵的“我”是一個“流浪的行吟詩人”，那就是18歲的夢想吧。

 

樓裏有一位剛剛工作的女孩，目光明亮，健壯豐滿，性格開朗，簡單直率。我和她經常在一起聊天打撲克，很快她就成了聽我廢話連篇的人。她也給我講述她18歲生活裏的各種小事，聽上去和我好像是在兩個世界。她家在城裏，有一個星期六晚上沒有回去。她的房間就在隔壁，晚飯後我們在樓道相遇，彼此都靜默了幾秒鍾，然後我約她去散步。夜色從小湖的另一端緩緩升起，那個夏天是湖邊還鮮有人跡，水草瘋長的年代。手牽手走回一片漆黑的大樓裏，空空蕩蕩走路都有回音的感覺讓兩個人都嗨了，奔跑著穿過樓道，從一端的樓梯一口氣登上九樓，又從另一端的樓梯飛奔下來。終於在一個拐角，我一不小心摔倒，她衝下來栽倒在我的身上，兩個人抱在一起。一動不動不知道過了多久，她和我都靜了下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樓道裏，相擁在一起聊了一會天，就各自回房間睡了。

此後我們繼續聊天打撲克，隻是有時會彼此相視一笑。她不久就回城裏工作，我的暑假也結束了。過了很久我才知道，有一位麵相很善良但也很八卦的長輩，曾經向我父母報告我和她來往過於密切，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對她說過什麽。大約兩年多以後，一個寒冷的下午，我在東城一個胡同口遇見她，聊得開心溫暖。她告訴我她有了一個男朋友，我告訴她我很快就要留學了。

 

三

 

高一1班有49名學生，教室的座位是六行八排48個，第49個座位安排在教室後門。我主動申請坐在那裏，好像是每兩個星期，學生按行調換一次座位，所以我旁邊那位“同桌的你”老在換，隻有我安然不動。之所以想坐那個特殊座位，是因為沒有別的同學想坐那裏，而我覺得坐在門口有穿堂風該多舒服。剛開學時，天氣還很熱，吹著風著實很舒服。但是那個位置也是冬天冷風嗖嗖往裏灌的地方，我卻一點也不記得曾經怎樣。也許關於往事，人更傾向於記住美好的印象。第49個座位最美好的一點，是上課時可以看著門外的操場走神。我清楚地記得，就這樣日複一日看著高高的楊樹從枝葉茂密到冬天的枯禿。

 

我從進師大附中起，就有不務正業的傾向。先是被雙腮塗得紅撲撲穿上袍子，在英語短劇裏扮演男主角，一個翻身農奴之類的角色。走出附中門口，在大街上遇見一個美國女青年，當時老外還很罕見，我們和她搭訕練口語。她看見我們這幅怪模怪樣也很好奇，可能西藏對於她就像對於我一樣，隻是一個遙遠的地名。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以為我們是藏族，反正她是開心無比地摟著我們合影，不過那時沒有數碼相機更沒有智能手機，所以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照片。我在區裏演出，用有點大舌頭的發音唱了一支蹩腳的英語歌，不過當時學外語的人還很少，高考外語都不計分，我們演出的英語劇居然得獎。於是上高中以後，學校有活動我就會被叫去唱一支歌。上世紀90年代邂逅一位學弟，據說當年第一次見我就是在晚會上聽我唱《黃河頌》。另外一位同學則回憶我在早自習課上，時不時搖頭晃腦地講古詩。這些比較正能量的場景我都想不起來了，倒是記得平常以一紙醫生證明免體育課從不上操走正步的我，在校運會彩排時忽然心血來潮，要求去做走在最前麵舉旗的。班長是我小兄弟，私下擅作主張把大旗交給了我。高一年級20個班800人之眾的領頭旗幟，在我走不直的腳步裏像招魂幡一樣東搖西晃、堂而皇之地走過主席台。彩排結束後，班長立馬被叫到年級辦公室，挨了好一頓訓。

 

我努力和別的同學一樣，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經常早上5點起床，晚上邊聽音樂邊做題到午夜。但是我的書包裏總是藏著一本《苔絲》這樣的外國小說，或者朱光潛先生《西方美學史》一類的著作，不想聽課時就拿出來放在課桌裏，低眉垂目看幾頁。看著看著，就會覺得課堂離我很遠，就會想為什麽我在這裏上學呢？高一第一學期物理期中考試，相當容易的題，我卻不及格。顧老師叫我到教研組辦公室，指著卷子臉氣得通紅，話都說不利索了。我見顧老師真動了火，連忙很誠懇地說，“顧老師，您別生氣。我其實用的幾個公式還對，就是…”顧老師一瞪我，我趕緊低頭沉痛檢討：“就是數沒一個對的，正的寫成負的了。”我依然混跡在數學、物理尖子小組裏，時不時去參加競賽，屢敗屢戰。那時候上大學錄取率即使在北京也隻有4%，就像今天發財一樣，成為所有青年人的人生目的。

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絕大多數成年人對因言獲罪心有餘悸，對意識形態敬而遠之，所以流行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學文科至少不被鼓勵，很多人認為那是因為數理化學不好不得已的選擇。不知從什麽時候，我開始想去考文科，在某個夏夜重讀了一遍傅雷的《貝多芬傳》譯後序：“不經戰鬥的舍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煉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段話如今讀來，未免法國式的誇張，在少年時對於我卻有打雞血的功用。我對語言的背後相當敏感，從文革時期就能在革命豪言、道德說教裏聽出弦外的考量。後文革時期，人們說起現實越來越坦率，從另一個方向提醒我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開學時，夏天還沒有過去，我自以為做了平生第一個重要決定，神情嚴肅地去見老師，要求去文科班。果然教導主任、年級主任和老師們都勸我三思，而我死不改悔的性格第一次暴露，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是那麽堅決，自然也就去了文科班。

 

四

 

秋天很快就來了。乘15路公共汽車到西單換大1路時，看見路北的牆已經洗刷得幹幹淨淨。不久傳來了有人被判刑的消息，人們感歎了一陣也就過去了，畢竟那是生意盎然的一年。還是在春天裏，好像是在大木倉胡同35號教育部大院胡家，聽到一盤轉錄不止一次的鄧麗君卡帶。當時還很少有人家裏有能夠轉錄卡帶的雙卡錄音機，頗費周折以後我才又轉錄了一盤，那一盤上的歌，到現在我還能背出大部分歌詞。第一首是名曲《小村之戀》，而我當時最喜歡的是並非很多人知道的《我心深處》：多少情感／在我心深處／直到今天／從沒有向你吐露。我和我的同齡人是從鄧麗君那裏第一次聽到如此美妙而清澈的情歌，為之傾倒。歲月靜好的1979年，鄧麗君的歌聲直抵內心。在中央黨校寬敞的辦公室裏，曾與家父一起反複聽鄧麗君卡帶，他推敲許久才聽清那一句“翠湖帶雨含煙”。這樣聽清的歌詞30多年後依然清晰：

 

我曾在翠湖畔

留下我的情感

如詩如畫

似夢似真

那是我，那是我的初戀

朝朝暮暮懷念

翠湖帶雨含煙

我心我情依舊

人兒她，人兒她是否依然

 

靡靡之音不僅征服了我，也迷住了年過花甲，唱了一輩子抗日和革命歌曲的先父。

[同明相照]

我父親是抗日老兵，我嶽父是做生意的，
倆人都在1943年左右在天津工作過;
我父親當時做地下工作，有時在舞廳接頭。
我嶽父常出入舞廳和買賣人交際。都常聽到"何日君再來"
1979年聽到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時.兩人的反映兩極。
父親憤怒之極--想起當年的艱辛苦難，
嶽父興奮之極--想起當年的快樂蕭撒。

[twbxw]

這不像是一個作家寫下來的文字。簡言之，文字寫作量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