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普論民主悖論
民主是個時髦的概念，涉及政治的根本問題。在酒國的土地上，百年前就有人鬧著要民主，管皇上要，結果，趕走了皇上，換上了總統。接著，又有人鬧著要民主，管總統要，結果，趕走了總統，換上了主席。主席對人民說，你們站起來了，我們實現了民主。一個小孩問，什麽是民主？主席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一琢磨，不對呀，當家的不是我，是我的公仆，作主的也不是我，為我作主的是青天大老爺。於是，人民陷入了困惑。
童言無忌，小孩又問，主席，您這不是披著民主的外衣.....？您也沒穿衣服呀。於是，又有人鬧著要民主，管主席要。小孩不禁問，難道趕走主席就有民主了嗎？人民說，我看玄，到時候不定誰為我當家作主呢？然後，人民自忖，實現了民主，我卻不當家做主，我是誰呀？如果我是人民，那什麽是民主？如果我不是人民，那什麽是人民？於是，人民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其實，人民的困惑早就有了，隻是表達形式稍有不同。在《理想國》裏，柏拉圖把政治的根本問題歸結為，誰該統治? 或誰的意誌應該至高無上? 用當今的日常語言，可以表述為，誰最後說了算?
這個問題的提出製造了一個千年困惑。兩千年來，各種答案紛紛出籠，諸如，善者論，智者論，天子論，貴族論，人民論，民意論，工人階級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無論如何做答，隻要試圖做答，一定難脫民主悖論的窠臼。
所謂民主悖論，據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07/28 - 1994/09/17)，見右圖，是由德國哲學家萊納德.納爾遜(Leonard Nelson 1882/07/11 - 1927/10/29)，見左圖，最先提出的。納爾遜在闡釋柏拉圖對民主的批評時，提出了民主悖論的最初版本。納爾遜認為，民主有自我瓦解的性質，因為它建立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原則之上，這個原則就是，所有的基本政策都由多數選票決定，而多數人可能投票推翻多數統治的原則，這是荒謬的。
順便提一下，納爾遜對悖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與德國哲學家科特.格雷靈(Kurt Grelling 1886/03/02 - 1942/09)共同提出的格雷靈-耐爾遜悖論 (Grelling–Nelson paradox) 可以通過特定的定義翻譯成羅素的集合論悖論。對此另有專文討論。若不是納粹集中營讓格雷靈英年早逝，他們應該會有更大的成就。
實際上，所謂民主悖論與另外兩個悖論，自由悖論和寬容悖論，如影隨形，如一體三麵。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裏對三個悖論有較為詳細的描述，限於篇幅，摘要如下:
“所謂的自由悖論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觀念，在沒有任何限製這一意義上的自由必定導致巨大的限製，因為它使得惡霸自由地奴役逆來順受者。”①
“寬容悖論不那麽廣為人知: 無限製的寬容必定導致寬容的消失。如果我們把無限製的寬容甚至延伸至不寬容者，而我們又沒有做好準備，保衛一個寬容的社會免遭不寬容者的屠殺，那麽，寬容者及其寬容必定被消滅。”②
“還有一個不那麽廣為人知的悖論是民主悖論，準確地說，多數統治的悖論。”③
在引用這一注釋的正文裏，波普對民主悖論有較詳細的討論，“在對民主的批評，及講述暴君興起的故事中，柏拉圖隱晦地提出下述問題，如果人民的意誌是他們不應該統治，統治者應該是一個暴君，那會怎樣? 這不是一個牽強的可能性，它已發生了多次。每次發生它都把一些民主人士置於一個無望的知識地位，他們把多數統治原則，或統治權原則的近似形式，當作其信念的終極基礎。一方麵，他們的原則驅使他們反對除多數統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統治，如也反對新暴君。另一方麵，同一原則又驅使他們接受多數人的任何決定，如新暴君應該統治。當然，理論的不協調必定癱瘓他們的行動。”④
多數統治是統治權原則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民主悖論歸根結底是統治權悖論。例如，智者論，即智者應當統治。如果智者決定多數應該統治怎麽辦? 辯護者可能說，如果智者決定多數應該統治，那麽他不是真的智者。但這需要修定智者的定義，從定義到定義，什麽也得不到。再如，善者論，即善者應當統治。如果善者決定農會應該統治怎麽辦? 如此等等，隻要試圖回答誰該統治，一定難脫統治權悖論的窠臼。
關於三個悖論之間的關係，波普沒有正式的大段討論，但散見於字裏行間。自由悖論與寬容悖論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因為自由與寬容是互補的關係，我的自由度是建立在他人對我的寬容度之上的，我的寬容度反過來又製約他人的自由度。因此，過度的自由隻可能導致寬容的消失，反之，過度的寬容隻可能導致自由的消失。
關於自由悖論和民主悖論之間的關係，波普引用了柏拉圖的一段有關論述，其中包含相當透徹的說明，“過度的自由隻可能導致，在個體和國家兩個層麵，產生過度奴役..。因此，有理由假定專製暴政不是其它形式的政府而是由民主製推上台的。在我的認識裏，可以導出，極大的自由產生最嚴酷最野蠻的奴隸製形式。”⑤
柏拉圖的論述可以展開如下: 在個體層麵上，過度的自由隻可能導致自由的消失，因為它允許惡霸自由地欺負逆來順受者；在政體層麵上，過度的自由隻可能導致奴隸製形式，因為惡霸希望永遠欺負逆來順受者。民主帶來自由，過度的民主帶來過度的自由。到頭來，過度的民主會走向自己的反麵，專製暴政。我們對柏拉圖論述的展開不是純邏輯的推導，而是以柏拉圖對人性的洞見為依據的。
關於人的本性，柏拉圖有以下洞見，“難道普通民眾不是習慣於讓一個人成為冠軍或政黨領導人，並拔高他的地位，使之成為偉人嗎? 這是他們的習慣。如此，似乎很清楚，每當一個專製暴政成長起來，這個民主的黨派領導製就是其源頭。”⑥ 因此，在柏拉圖筆下，人民或普通民眾經常被寫為，暴民，愚民，群氓，烏合之眾。
柏拉圖的上述洞見，換成當今的日常語言，可以簡述為，愚民有造神的習慣。柏拉圖的見解固然帶有貴族出身的印記，但是我們剛過去不久的曆史可以提供異常清晰的佐證。曾幾何時，我們唱完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接著就唱，呼爾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絲毫不覺得自相矛盾。正因為如此，我們被我們的大救星害慘了。
繼而，柏拉圖的信徒們哀歎，江山代有群氓出，各造救星幾十年。上一代人造神帶來的劇痛剛剛消退，舊傷還隱隱作痛，新一代又開始造了。君不見，在順民大會堂裏唱東方紅的，不僅有王向榮王二妮等民歌手，還有成千上萬的黨代表和人民代表。不過，時代畢竟發展了，進步還是有的。老一代握主席的手，激動得熱淚盈眶，山呼萬歲; 新一代握主席的手，感覺象是過電，妙不可言。一切盡在不言中，嗯，還是新一代有感覺。
討論至此，波普似乎在暗示，民主悖論不可避免。崇尚民主的人們可能感到沮喪。其實不然，波普對民主悖論的討論旨在證明，把政治的根本問題歸納為誰該統治，這是徒勞無益的。換言之，誰該統治是個無效的問題。也就是說，柏拉圖問了一個不恰當的問題。
那末，怎樣發問才恰當呢? 波普認為，政治的根本問題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其要害不是誰該統治，而是如果出現壞政府或糟糕的領導人怎麽辦。因此，新問題應該這樣表述:
如何建立一個不訴諸暴力就可以推翻壞統治者的政體?
於是，一個抽象的問題被波普拉下了形而上的神壇，幾乎成為一個技術性的實用問題。翻譯成技術術語，它甚至可以表述為，如何為一個政體建立有效的糾錯機製? 新問題簡單而具體，但它很容易地就避開了民主悖論及舊理論麵臨的其它困難。
也許，政治的根本問題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抽象的問題。電影《讓子彈飛》裏那個假縣長夫人有句名言，放到這裏可能有助於對問題的理解。夫人操四川方言曰，“我就是想當縣長夫人，哪個是縣長，我無所謂。”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就是想過好日子，哪個是頭人，他們無所謂。哪天頭人耽誤他們的好日子了，如何不用流血隻費點腦水就可以趕走那個二杆子，這才是他們關心的。
波普的答案也非常簡單，製定一部允許多數選票解散政府的法律。當然，波普的基本預設是，選舉是自由的。這一答案不是拍腦門拍出來的，也不是從定義到定義的語義反複，而是建立在對民主實踐的觀察和以下基本假定之上: 已知的選擇隻有兩種: (a)某種形式的專製；(b)某種形式的民主。
擯除意識形態偏見，依據現實，對二者進行押寶式選擇: 不押民主是好的，因為這一點還有疑問； 而押專製是壞的，因為這一點毫無疑問。理由: 獨裁者定會濫用權力，剝奪他人的人權，責任與義務。用阿克頓勳爵的話來說，權力會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結論: 我們有充足理由選擇民主；如果出現壞政府怎麽辦? 製定一部允許多數選票解散政府的法律。
波普是哲學大家，他的批判理性主義在科學哲學領域內獨樹一幟，其證偽理論對於區分科學與偽科學已然具有公理的性質。在科學哲學領域內，邏輯實證主義試圖通過歸納去證實一個科學假說，波普反其道而行之，試圖通過反例去證偽一個科學假說。在政治哲學領域內，波普采用的是同一思路。柏拉圖傳統下的各派理論旨在說明如何建立一個好政府，波普反其道而行之，旨在說明如何解散一個壞政府。
在評價科學理論時，下麵四條標準是科學哲學界的基本共識: (1)與經驗事實的一致性；(2)邏輯協調性；(3)簡單性；(4)預見性。讓我們根據上述標準逐條檢討波普的民主理論。
(1)與經驗事實的一致性。
提出科學假說是以經驗事實為依據，對經驗事實進行解釋，因而假說要盡可能解釋已有的科學事實。波普的理論是根據英美兩國的民主實踐總結出來的，“我對這一問題的解析方式以及我的簡單解決方案與西方民主，諸如英國的不成文法，及許多或多或少以英國議會為範本的成文法，的實踐並不衝突。我的理論，我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案，試圖描述的就是這一實踐(不是它們的理論)。”⑦波普對代表比例製和兩黨製的細節討論幾乎可以視為對英美兩國議會民主政治的工作總結，勿庸置疑，與兩國民主的經驗事實高度一致。
(2)邏輯協調性。
避開民主悖論是新理論的亮點。舊問題的舊答案通常是，人民是唯一合法的統治者。可什麽是人民? 所有的成年人口? 即便如此，“沒有一個地方實際上是人民在統治，而是政府在統治(不幸的是，還有官僚，我們的民事仆人，或如丘吉爾所說，我們的非民事主人。想讓這些人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難)。”⑧接下去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政府? 多數選票? 如果多數決定暴君應該統治怎麽辦? 如此往複，以至無窮。新問題的新答案根本不需要回答這些問題，所以說，它避開了民主悖論，因而在邏輯上是協調的。
(3)簡單性。
簡單是新理論的另一個亮點。如上所述，新問題簡單得幾乎成為一個技術性的實用問題，以至於波普擔心它與舊理論之間的區別不為人們完全領會。“我的民主理論非常簡單，容易為眾人理解。但是其根本問題與人們想當然的舊民主理論如此不同，它們之間的區別似乎並未被人們領會，其原因就是它簡單。”⑨
在科學研究領域裏，簡單性亦稱奧卡姆剃刀原則(Occam's razor)，它是科學家建立理論模型時常用的指導原則。據說，奧卡姆有剃刀而無原則，所謂的奧卡姆剃刀原則是被一個叫John Punch(1603–1661)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塞進奧卡姆嘴裏的。其原始表達形式為拉丁文，Non sunt multiplicanda entia sine necessitate。對應的英語翻譯為，Entities are not to be multiplied without necessity。譯成中文為，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在現代話語係統裏的常見表達為，最簡單的解釋通常是正確的解釋。
波普用奧卡姆的剃刀剃去了許多不必要的抽象概念，諸如，民主，自由，統治，等等。這些抽象的概念除去徒增口舌之辯以外，無益於現實政治的進展。環顧當今的政治論壇，九成的論辯逃不脫概念定義的口水仗，什麽是民主，什麽是自由，從定義到定義，原地轉圈，一亊無成。更糟的是，如果言語決不出勝負，有人就會動手，甚至抄家夥。新理論的簡單性避免了大量口舌之爭。
(4)預見性。
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民主大潮浩浩湯湯，許多國家人民的民主實踐都以英美的議會政治為範本。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實現了民主，準確地說，議會民主。多數民主實踐的成功都在印證波普政治理論的預見性。雖然有一些國家以民主之名行專製之實，這一事實非但沒有瓦解波普的政治理論，反而從反麵印證了它的預見性。民主的力量如此之強大，以至於它的對立麵不得不以它的名義求得生存。況且，民主是個漸進改良的社會工程，民主之名既有，名實有虧，虧則思變，民主之實還遠嗎?
以上討論表明，波普的民主理論充分滿足一個科學理論的所有要求。不過，在我看來，理論本身固然有重要意義，貫穿其中的思想方法更有意義。民主，自由及寬容等抽象概念雖然被波普用奧卡姆的剃刀從他的新理論中剃掉了，但它們依然充斥當今的政治話語。顯然，這些抽象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我們可以暫時躲開，不能永遠回避。
我們經常聽到民主派這樣抨擊獨裁者，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也經常聽到獨裁者這樣辯駁，誰說我們沒有民主？千萬個村長難道不是由村民選出？誰說我們沒有自由？難道有人限製你從鍋台跳上炕頭？論辮到了這一境地就進入了泥淖，一塌糊塗。於是，獨裁者輕易嗆住民主派，因而洋洋得意。民主派往往被嗆得直翻白眼，卻又不得不一遍遍地放縮民主自由等概念的定義。顯然，這是個死結，定性討論不可避免地要被它勒死。
波普的思想方法告訴我們，在民主與自由等抽象概念的討論中，有效的討論方式是具體化。於是，我們發現，那些抽象概念具有連續統的性質，它們與其對立麵之間的關係如同實數0與1之間的關係，既有區別，又沒有絕對的分界線。換言之，民主與自由的問題不是一個有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少的問題。一旦進入量化討論，有關討論即刻變得富有成效。這是波普思想方法的理論意義。
讓我們結合具體亊例，試著展開量化討論。好萊塢電影導演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 1946/09/15 - )與美利堅大學曆史係教授彼得.庫茲尼克(Peter Kuznick, 1948/07 - )合拍了一部十集的紀錄片，名為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不為人知的美國曆史，或美國密史)。二人合著的長達750頁的同名書也由Simon & Schuster出版發行。從二人的合作中，不難看出，庫茲尼克是大膽的思想者，斯通是思想的大膽表達者，二人可謂珠連璧合。
一片一書，對官方神話無情顛覆，一學一藝，對官方權威肆意嘲弄。2013年8月，二人應邀到日本廣島，參加和平紀念日。在記者會上，二人對政府與權貴都表現出居高臨下的藐視。斯通有，“奧巴馬是條蛇，他說話溫和，但冷酷無情。”庫茲尼克則有，“上周，奧巴馬總統說，朝鮮戰爭是美國的勝利。我不知道奧巴馬總統抽了什麽。我們知道他曾抽過(大麻)，以為他不再抽了，看來他還在抽。朝鮮戰爭是‘那樣的’一種勝利。”然後二人合聲，“政府撒謊”。
二人的敢言與近乎刻薄的評語，令那些曾因囁嚅了幾句而被逼落荒(再逼甚點就可能落草)的前酒國知識分子瞠目結舌，他們吃豹子膽了? 這不是公然捋虎須嗎? 繼而，有些疑惑，怎麽沒見美國政府封殺他們? 也沒見二人被抓嫖，上電視遊街? 美國政府對外強橫霸道，對自己的公民怎麽那麽軟弱忍讓? 總統被公民羞辱成那樣了，連個屁都沒放⑩。第一夫人說，放了，你沒聽見。
酒國一直標榜有言論自由，一旦具體到言論尺度，則立刻原形畢露。相比之下，在酒國，喊“政府英明”肯定沒有問題，喊“政府撒謊”試試? 你會攤上大亊! 從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如今，吃包子都不能吐包子皮。至此，有理性的酒國人都掩飾不住對斯通與庫茲尼克在自己的國裏享受大尺度言論自由的向往。這是波普思想方法的實踐意義。
波普經曆過納粹的專製統治，對民主情有獨鍾，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理性。“民主盡管不完美，但它值得為之奮鬥。我認為，它值得為之獻身，但這隻是我個人的理念，我想我不應該用我的個人理念去說服別人。 ”?這裏既有理性之旦旦，又不乏君子之謙謙。
波普的民主理念令我肅然起敬。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為民主獻身，但我肯定會為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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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詳細的描述。參見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ote 4 in Chapter 7，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47， P225-227
② 寬容悖論。出處同上。對此另有專文討論。
③ 民主悖論。出處同上。
④ 出處同上書，P108-109
⑤ 最大可能的自由產生最嚴酷最野蠻的奴隸製形式。參見《理想國》564a。
⑥ 柏拉圖關於人的本性。參見《理想國》565c/d。
⑦⑧⑨⑩? Popper on Democracy: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revisited, The Economist，1988/04/23
⑩ 在向波普致敬的文章裏出現粗話，實在是有辱斯文。隻是，哲學問題過於抽象，沒有多少人要看。為了增加可讀性，隻好請斯文做出妥協，俗稱，媚俗。我媚俗，我可恥。不過，這裏講的道理卻不俗，因此，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舉個極端的例子。設，我=大明萬曆帝，他人=朝中群臣。
我想在大內趕集，他人容得，事成；我想在大內鑄錢，他人容不得，事不成。
少年時，我容得逆耳諫言，言路暢通，遂有萬曆新政；成年後，我漸不能容逆耳諫言，言路堵塞，於是有萬曆怠政。言路的通與堵大致對應於他人言論自由的尺度。說得通嗎?
以我對波普的理解，他極力避免的就是從定義出發。我同意波普的觀點，因為那樣很容易陷入口舌之爭。
想過好日子是普遍人性，不想過好日子的人肯定有，但湊不成人民。據此，民主，無論怎樣定義，隻能是手段，不能是目的。隻要能過上好日子，人民其實並不在意是什麽政體，這一點廣大移民心裏最有數。
您可能希望首先定義什麽是好日子。多年前，克林頓在他朋友的葬禮上發言，說這位朋友came to America for a better life。克林頓說的better life與我說的好日子應該是一個意思，這一點可以從常識出發，無需先下定義。
感同身受。
其次談論民主要看民生是道，還是器。如果是器，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用，要能發展和保護民生，要有效率。如果是道，是目的。則無所謂有用用與否，隻要民主了，按照多數原則民決了，就達到了目的，無所謂好壞，無所謂效率之論，民生也不重要。如同信仰，可以為其獻身，哪怕是民決了一個暴君，如同為了上帝的旨意去赴死。所謂的“人民有愚蠢的自由和權利”。
但是實際上，人們想民主既是道,同時有是器，至少對很多人是這樣的。 可是實際上很難辦到。所以必須有所折中權衡，和有條件。所謂的有條件，就是在什麽條件下， 民主可以當作工具（以到達某些目的），在什麽情況想，民主可以當作目的，而忽視其工具的（效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