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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科
兒科以哭聲著稱。
看嗓子哭，聽心肺哭，摸肝脾哭，查血項哭，尤其是注射室，哭聲尤其響亮。
現在中國各大城市裏的兒科，已經哭成抗疫三年後該有的模樣。
早在全國開始封控的2020年2月，我就在一篇博文《寂靜的雪》裏，預言了今天注定要出現的事情：
長期嚴格的防疫隔離，將造成兒童群體的免疫缺失。
最近一位兒科臨床醫生用“免疫債”來形容如今大規模的傳染病。欠債是要還的。如果出現在健康上，必然還要帶著懲罰。
“連續快兩個月了，（門診）天天都是一千多號。最近連急診，24小時都掛一千二百多號了。”在微信上，以前的老同事，兒科的趙豔芬大夫跟我嘮叨。
我可以想象兒科每天的工作狀況。十幾個大夫，每天要麵對數以千計，哭聲連綿的患兒，和滿身怒氣的家長。
政府的所有無能，最終都將痛苦加載在老百姓身上。作為一個民工，我隻能既無奈又痛心。
“舊社會沒文化，糊裏糊塗被人欺。”，同學韓大夫曾這樣跟我絮叨，“新社會有文化，明明白白被人欺。”
世事無道，人間滄桑。
醫者為善。但所有的善行也都會養育著邪惡。而養在人間的邪魔，從不進地獄與天堂。
哭科的故事是無盡的。這些故事也讓醫者難以投身兒科專業。在整個厲害國，兒科醫師的流失是驚人的。
曾有人做過統計，厲害國每萬名兒童，僅有四名兒科醫生。而這四名醫生，特別是年輕醫師，也在以痛心的數字流失著。
我可以想象如今兒科醫生的工作狀態。在地獄裏上班，或許會比在兒科工作輕鬆。
“你可真是逃出去了！”趙大夫總是這樣說。
醫者憐醫。很多年來，我可以讓自己身處世外，但心是逃不出去的。
一次回家時，與昌平的老同事敘舊。晚上飯局之後，我沒有直接回城，便去醫院的急診科，看看有沒有過去的同事。
那時的急診科已經搬進了新樓。
內科挺忙，值班醫生是新麵孔。外科值班醫師我也不認識。兒科等候就診的一大片，總不時傳來娃的哭聲。
幾個年輕的護士都是新來的。但我很高興看到曾一起工作過的護士小關。因為這些老護士會常提到我，那些新來的護士，多少也聽說過我的名字。
在護士站聊天坐了一會兒，很奇怪的感覺出現了——我仿佛還在上班。而那時的我，已經離開醫院至少5-6年了。
看到有平車（送病人的推車）往外科急送，我竟不由自主站了起來！
或許是酒精的作用吧。我暗罵自己。如果再參與治療，我便是非法行醫了。
我有點尷尬，便趕緊扯別的話題，怕護士看出來。
那時是冬季。走出醫院的時候，外麵街道很冷。昌平的夜晚街道燈紅酒綠，但行人已少。
我走去345路車站的路上，心情沉重。無數的故事在眼前出現，仿佛昨天。但我知道，這些故事都已成往事。
哭科有無數的故事，但很多都是沉痛的。這份沉痛並不一定在患者一方。
一位與我很熟識的兒科醫師，在我離開醫院之後也調走了。
我為之惋惜。因為以我的職業感，我一直認為，這是位極其難得，令人敬佩的兒科醫生。
故事的起因是一次醫療糾紛。一位先天性耳聾的患兒家長，一口認定耳聾是藥物造成的。
而這位兒科醫師工作的唯一失誤，是沒有在患兒疑似秋季腹泄（輪狀病毒感染）的診斷上，打上個問號。
從醫的道路上，沒有風情。無論醫者怎樣為心行道，現實都是骨感的。
無論我是否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指出中國式抗疫會出現這種免疫後果的人，結果終是於事無補。因為人為的隔離，無數兒童缺失的免疫力，隻能在哭聲中重建了。
免疫重建很容易，但哭科的故事並不會因此而終結。厲害國的健康教育是屬於“政治”範疇的。當扛麻袋的在指揮領導著醫學科技和國民健康時，這三年的清零，就是一國之心的終結者。
我在想，當醫學的威嚴已經無法保護民眾和醫者的時候，在連綿的哭聲之後，等待的將是什麽？
感謝！
回複 '民.工' 的評論 :
清醒的人最痛苦。找不到出口，如圖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