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均田地

孫中山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均田地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等理念讚同。

孫中山會厚著臉麵全世界去乞討求援助。而得到的援助很少。蘇聯斯大林的共產黨給他援助，而西方國家不給他援助。那時候孫中山為了打倒袁世凱，孫中山跟日本人簽了比廿一條還廿一條的條約。袁世凱跟日本人簽廿一條，孫中山也是跟日本人說，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條件。幸好孫中山沒能成事，如果他成事就是賣國賊了。

在感情上，他也是利用身邊的女人，元配, 盧慕貞, 日本籍妻子, 大月薰, 日本情人, 淺田春, 妾, 陳粹芬, 末任妻, 宋慶齡等女人對他來說算是什麽呢？是真正的愛情，還是事業的工具？他可是幾次拋棄自己家的人丫。有人指責他是孫大炮。

有人說他是開皮包公司的天才，什麽都不是的時候敢以大總統的身份跟人打欠條，承諾成功後連本還息。這個世界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豐厚的條件，人家憑著什麽要給錢幫你？皮包公司與真實的公司並不一樣。有著理想，不代表懂得經營。連蔣介石都為了打共產黨而要投靠美國，在1946年跟美國簽了賣國商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結果美國人在中國無法無天，引起民情憤怨。

人無完人，孫中山作為當時的醫生完全可以享受人生，卻為中國低層老百姓代言並以此奮鬥終生，如今走資派時代的磚家叫獸中有嗎？

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精神可貴，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等理念讚同。而國民黨推孫中山為國父是為國民黨創始人。

孫中山懂得武裝的重要，所以在蘇共幫助下建立軍校。在推翻清皇帝上懂得統戰，但為此讓大總統位是犯了大錯。所以進行北伐戰爭。在接班人上也不如意。汪精衛背叛了。蔣介石也背叛了。何奈？理念不同，孫中山為扶助工農及耕者有其田。而蔣介石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就如走資派鄧小平們背叛了毛澤東一樣，毛澤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走資派是為地主資本家階級服務的。毛澤東時代己經不存在地主資本家了，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製造出地主資本家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如今的特色中國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嗎？所以走資派特色黨和蔣介石國民黨都是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而孫中山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就為《聯蘇、聯共、扶助工農》以及《耕者有其田》和早期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值得稱中華民族的英雄。而《反共華人》就因這一點而反對孫中山。

再回到中華民國初期，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即時稱帝，將孫中山排除在外，孫中山隻能退回廣洲。後袁世凱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後下台，引起軍閥混戰。此時有軍閥請孫中山去北京共事。孫中山抱病入京。

一九二四年十月，正當直奉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之際，馮玉祥再次於北京發動了政變，華北平原的局勢頓時風雲變色，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

就在1925年一月一日抵京後，孫中山腹部絞痛，嘔吐大作，緊急送入協和醫院治療，初步診斷結果為惡性腫瘤。一月二十日以後，孫病勢加劇，已不能進飲食，醫生眼看不是辦法，隻好動手術摘除腫瘤。將孫中山的腹璧切開後，眼前的情況讓所有在場的人吃了一驚，隻見整個肝髒表麵、大網膜和大小腸麵上長滿了大小不等的黃白色結節，結節發硬，整個腹腔內髒器粘連在一起，已經無法進行手術。

醫生從肝上取出小塊組織做活檢標本後，就將傷口縫合了。術後，醫師隨即對孫中山的肝組織活檢標本進行了化驗，得出的結論是：肝癌末期。

協和醫院為了搶救孫中山，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放射性鐳錠照射治療，對孫中山進行治療，可惜不論如何，孫中山的病情還是持續成長，肋骨下方的腫瘤也隨著時間持續擴大，此時孫中山已經下不了床了。

孫中山終其一生視西醫為正(他就是從香港的西醫大學畢業的)，始終討厭中藥，認為這東西簡直跟偏方一樣，不僅禍害百姓，還延誤就醫時間，不過諷刺的是，醫生後來有試著用中藥藥材來做醫治，初期還頗見成效。沒想到孫中山得知自己服用的是中藥後，竟然拒絕再服用！凡事不宜癡，如果見得成效，大可以改變觀點，不必堅持己見呀....

一九二五年二月，孫中山病情加劇，吐出大量鮮血，染紅了整片床單。眼見自己的身體已經撐不住了，孫速請汪精衛通電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北上赴京，商討後事。

宋子文等人在北上探望時以為孫中山會提出立一個遺囑，並且指定將來的接班人，可是北上前後，孫中山都沒有立遺囑的消息，於是汪精衛召集中央人物商定，先在探望孫中山前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汪精衛是眾多北上官員當中文筆最佳的，被推舉為撰寫者。寫好後便穿著一套黑西裝前往醫院。

《國父遺囑》的首次發布：汪精衛走到了病房的門口前，盡量小聲地稍稍開門，推至半處，看見了孫中山，此時他在病榻上閉著眼睛歇息，相比起昨日的探訪，今日的孫中山臉型又顯得更加凹陷不堪，體型也因癌細胞的擴散而顯得更為臃腫。孫中山心中的接班人是汪精衛而非蔣介石。

1922年，英國著名曆史學、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揭露英屬報刊有意製造於孫不利的報道消息，他在《中國問題》中寫道：“無疑，孫過去的經曆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廣州政府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但我們報端所載有關這方麵的報道卻有意留給讀者虛假的、不利於廣州政府的印象。”並點名批評《泰晤士報》將孫的部隊描繪成暴民，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孫赴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致歡迎詞雲：“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曆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麽孫中山先生將與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麵前的，就是這麽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懷廣闊的愛國者。”

1924年2月，蘇聯顧問鮑羅廷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孫反對剝奪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關係的同時，借助於稅收和贖買來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被他們完全叫錯了，它的實質就是通常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又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倫敦舉行孫中山追悼會，致詞說道：“我們信仰孫先生，敬愛孫先生，並不是因為孫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別驚人的形式，無非因孫先生有卓越的識見、強毅的魄力、豁達的度量，可以使我們信仰與敬愛。”稱讚孫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將相的重複。認為孫意誌堅韌，抱定主義，奮鬥不懈；待人寬容，即使從前反對他的人，一旦肯讚成他的主義，他就引為同誌。並在會上比喻：“孫先生的體魄，我們就是有法保存，也無法候他活動了。然而，他的精神，還是活現在我們的精神上。”提醒大家應以其精神為標的，以實現其主義為最佳紀念。

1934年9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講話，念及孫時說：“曆史上凡是能夠維持或發揚整個民族的人，他個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們總理，是我們大家親眼看到的。他自民國十三年去世到現在，已經十年，試問那一個人會忘記了他？到現在全國四萬萬同胞，還有那個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義？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嗎？而且在他死後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為偉大更光榮！當其在世時，不僅一般反對派敵人對他攻擊毀謗，不遺餘力，就是全國民眾，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現在他雖已去世十年，隻是軀體不見了，而他的生命，卻寄托在我們一般革命黨員革命軍人和一般的國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發揚光大！不但無人再敢輕蔑他，並且無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沒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輝，且永遠照耀著整個民族生命的洪流，滾滾不停的日增其偉大。”

李大釗說：“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

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說：“孫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元勳，這是三歲小孩和萬惡軍閥都是承認的。”

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稱：“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隻有好處。……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稱：“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麵旗幟。”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先進分子，其中傑出者有如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的壓迫，領導廣大的人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百折不撓，再接再厲”。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要點）：“孫中山先生是個好人，但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什麽失敗了？其原因：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曆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麵，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麵，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麵。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稱：“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應該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

1926年3月10日，魯迅在《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批評社會上“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其中聲稱：“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隻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有誰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1927年3月，魯迅發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再一次強調：“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

胡適稱：“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隻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

[yongbing1993]

蔣介石答應條件放後又立即反目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經過反複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

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後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禦準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

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麵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為製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後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曆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

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後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曆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麵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讚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麵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麽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麵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曆史轉變。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采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麵，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製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製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采取一係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曆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曆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鬥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鬥爭。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

[yongbing1993]

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







張學良、楊虎城“十二事變”後提出的“八項主張”是：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以及停止“剿共”。這些主張旨在團結抗日，結束內戰，實現民族的救亡圖存。

“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2，停止內戰，集結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救亡運動領袖和政治犯。

4，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5，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

6，召集救國會議，團結全國力量。

7，停止對紅軍的“圍剿”。

8，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

這些主張是在“十二事變”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的，目的是改變當時的內戰局麵，促成國共合作抗日。

事變之後，中共代表團與張、楊會談，為和平解決事變奠定了基礎，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雖然這些主張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認可，但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食言，導致了張學良的長期監禁和楊虎城的遇害。

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麵形成後，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不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係部隊入陝，並於1936年12月4日，親自率領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再赴西安，催逼張、楊加緊“剿共”，否則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到安徽。

張學良對此設想了兩個應對方案：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打內戰的政策，如果勸說無效，準備硬幹。12月7日，他到臨潼去見蔣介石，聲淚俱下，慷慨陳詞，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不但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反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拍著桌子大聲喊叫，“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張、楊扣留了蔣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衛立煌等10多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後，張、楊又采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形成了極其錯綜複雜的緊張局麵。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借此挑起中國內戰，以乘機大肆侵略中國，英美為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進攻西安，擴大內戰；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並派出代表赴西安談判。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

[yongbing1993]

從《十送紅軍》到《鬆花江上》






【從《十送紅軍》到《鬆花江上》】這個題目說的是《結果》，是蔣介石五次剿殺《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井崗山地區低層老百姓送紅軍的《結果》，和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時，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響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領後成立的《滿洲國》中老百姓四處流浪的《結果》。

產生這兩個《結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與中華民國政府有關，具體地說都與蔣介石國民黨民國政府有關。具體有什麽關係？請先看一個在博文《滿洲國是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後拍磚者的一個評論：

《當年的國勢，誰也沒轍！國民黨本來就是日本黑龍會整合起來的，你能指望國民黨做什麽？說實話，國民黨開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縱隊。孫大炮後來心有不甘，又成了蘇俄的代理人。所謂的“北伐”，不過是勾結蘇俄，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

國民黨（蔣介石）後來的抗日隻是被形勢所逼。你看看當年孫大炮的臨時政府，從政治到軍事，都被日本顧問把持，不說孫大炮身邊的保鏢宮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務省派出的！沒有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天外飛仙美利堅，沒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國被滅（日本重演清兵入關）是板上釘釘的事！》

先說《當年的國勢，誰也沒轍！》？是真的嗎？

《當年的國勢》中的《當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時。

《國勢》應該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蔣介石國民黨。1931年在其中。

《誰也沒轍！》嗎？

一，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有170萬左右。

《滿洲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為偽政權。?193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己有幾百萬國軍。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

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來說，是區別對待的。對於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滿洲國》采取不抵抗政策，任憑日軍占領。

而對《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了五次圍剿戰爭。從1930年到1933年間派出了100多萬的國軍。具體如下：

1，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2，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3，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4，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5，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對《滿洲國》，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還將調走駐守在東北的張學良氏父子的軍隊去西北剿共。

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中華民國的建立，張作霖成了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這之後他又不斷地發展經營自身勢力，成功地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全盤控製，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在他的帶領下，1917年奉軍吞並了馮德麟的第二十八師，1918年又增設了一個師和五個旅，到1920年，奉軍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二十餘萬人。要知道，當時處於軍閥混戰期間，一般軍閥的兵力普遍在一萬到十萬不等，二十萬絕對不是個小數目。

東北軍的強大，最直觀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經達到二十餘萬左右了。等到後來九一八事變時，關外的東北軍就有214 140人，而這還隻是正規軍，非正規軍也有七萬多人；關內還有十三個旅，共計約十餘萬人左右。這樣加起來，當時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而這三十餘萬士兵也並非烏合之眾，他們不止有陸海空的編製，還擁有數量可觀的精銳的武器，可謂是當時國內最具現代化的軍隊了。這還要得益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經營。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東北地區一直都是長於農業的，其軍事工業可謂是比較薄弱的。而當張作霖成為東北地區的負責人後，作為一個從戰爭中摸爬打滾過來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所以，他開始著手建設東北地區的軍事生產基地，先後創辦了奉天軍械廠、東三省兵工廠等近代軍事產業。

這些軍事企業的涉獵範圍非常廣，不僅生產槍炮等常規武器，還生產軍用飛機的零部件。其生產能力也十分可觀，東三省兵工廠從最初的日產子彈一萬發左右，變成了到1929年能穩定日產子彈三十萬發，最鼎盛的時候，甚至能日產子彈四十萬發。

數量龐大的同時，質量上也不是粗製濫造。就連一向自視甚高的日本人都稱東三省兵工廠為“東方 第一的兵工廠”。相比於當時國內的各個軍事集團，東北軍的武器裝備可謂是最精良的，光是軍用飛機就有兩百多架，還有各色坦克、槍支，軍事實力遠遠高過其餘地區。

不僅如此，除了注重軍事武器的裝備外，張氏父子還加強了物資、糧草等的裝備。作為一個有明顯農業優勢的地區，奉天糧秣廠保證了東北軍的糧食供應。同時，鑒於高緯度地區氣溫低的特點，張氏父子還設立了奉天被服廠，保證軍隊的物資供應。而除了糧食、服裝以外，鍋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這樣一個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物資充足的軍隊，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實力強勁的軍隊呢？更何況，其領導人也不是什麽酒囊飯袋，它能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張學良父子的軍隊主要是指他們領導的奉係軍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東北空軍和裝備精良的東北軍，他們擁有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沈陽兵工廠，但最終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軍繳獲。

張氏父子在沈陽建立了全國規模最大的兵工廠，生產步槍、衝鋒槍、機槍和火炮等多種武器，甚至還生產卡車和自動步槍，為東北軍提供了強大的後勤支持。

東北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張氏父子從1920年開始創建了奉係軍隊的航空力量，並設立了航空學校培養人才，還派遣學員赴法國、日本留學，在飛機生產和仿製上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由於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導致沈陽、錦州等地的260多架飛機及未啟封的裝備全部被日本侵略軍繳獲，東北的空軍人員流散了。部分東北空軍的人員在事變後加入了國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前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餘部、東北反日遊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戰部隊。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英雄部隊。“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以後，由部分原東北軍、中共抗日遊擊隊、農民暴動武裝、義勇軍等組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艱苦鬥爭，牽製七十六萬日軍，消滅十七萬餘日軍、五萬餘偽軍，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四，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遊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抗日軍。 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後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遊擊戰爭。在那裏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後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反日遊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誌、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後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遊擊隊。

最後留在東北的隻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隊的《一》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軍隊的總司令沒派一兵一辛外，還抽走了一直守衛在那裏的張氏父子的東北軍。

《國民黨本來就是日本黑龍會整合起來的，你能指望國民黨做什麽？說實話，國民黨開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縱隊。》的確無話可講。

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是日本的第五縱隊，所以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可想而知了。結果是：

《鬆花江上》是張寒暉1936年創作的抗戰歌曲。該曲表達了中國東北淪陷後大批軍民被迫流亡關內，思念家鄉渴望收複失地的悲憤感情，也表達了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該曲中充滿血淚傾訴，對侵略者帶來的深重災難滿懷激憤，由對東北家鄉的懷念到痛苦哀傷的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層層深入，被譽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時“九一八事變”已過去五年，東北三省淪陷，無數百姓被迫背井離鄉。歌曲以淒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戀，又以“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的悲泣，道盡山河破碎的痛楚與民眾的流離之苦。它像一麵鏡子，照見抗戰初期民族的深重災難，也成為喚醒國人抗日意識的“哀歌”，推動無數仁人誌士投身救亡圖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張寒暉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軍和人民流亡悲痛的聲音與慘景。他到西安北城門外東北難民集中的地區走訪，與東北軍的官兵和家屬攀談，聽他們控訴“九一八”日本關東軍的罪行，聽他們對失去故鄉、親人的思戀。這時，他接觸了東北軍中的共產黨員孫誌遠，聽他講述東北軍將士思念丟掉的國土之情，講述東北難民對喪失國土的悲憤，並得到一本東北軍出版的《東望》雜誌，雜誌封麵寫到：“我們何時能返回那美麗的田園？我們何時能安慰我們的祖宗於地下？我們何時能救我們的父老兄弟於水火之中？”這些激發了張寒暉的創作靈感，他很快創作出《鬆花江上》的歌詞，並以他的老家河北定縣秧歌中淒慘的“大悲調”為素材寫成《鬆花江上》的曲調 。

歌曲歌詞：《鬆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 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麽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十送紅軍》歌詞：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麵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四送紅軍過高山，山山包穀金燦燦，包穀本是紅軍種，撒下種子紅了天。五送紅軍澧水河，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捎書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說。六送紅軍兔兒岩，兩隻兔兒哭哀哀，禽獸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開。七送紅軍七裏灣，七裏灣中一片田，涼風陣陣稻穀香，新米上市人走遠。八送紅軍八角山，兩隻八哥吐人言，紅軍哥哥莫走遠，財主回來要倒算。九送紅軍過大江，江水滔滔船兒忙，眼望江水肝腸斷，窮苦百姓淚汪汪。十送紅軍轉回來，武陵山巔搭高台，盼望紅軍打勝仗，盼望親人早回來。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占領遂川後，打掉了“遂川靖衛團在黃坳到草林70華裏路上”的五道稅卡，在圩上萬壽宮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了共產黨對待工商業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為紅色圩場。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草林圩場為井岡山軍民提供了棉花、藥材、食鹽等物資和現金，為根據地做好經濟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萬人，為從來所未有。”後來，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這樣描繪草林紅圩的盛況。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首飽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岡山》，正是毛澤東在遂川寫就的。

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核心組成部分，遂川有著深厚的紅色曆史積澱，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的突破地。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雛形“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也是毛澤東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遂川大汾遭遇襲擊。戰後戰士們疲憊饑渴，途經一塊紅薯地，大家一擁而上，挖出紅薯就吃。為此，毛澤東批評了戰士們。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縣荊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打土豪籌款要歸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縣城李家坪，毛澤東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要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後來，“三項紀律六項注意”拓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調整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考慮到當時紅軍戰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這些紀律被寫在戰士們的包袱布上，編進歌裏，便於隨時學習。

行走在遂川縣紅色街區，一棟清代廟宇式建築最引人注目。高高紅牆、片片青瓦，見證著“遂川建政”的偉大實踐——這裏是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舊址。

1928年1月24日，毛澤東在這裏親手創立了遂川縣工農兵政府，領導遂川工農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創建地方武裝，發展工農業生產等各項事業。

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後，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和現實需要，指導時任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在調查研究基礎上起草、製定了《臨時政綱》。這是井岡山鬥爭時期比較完整的人民政權建設綱領，為紅色政權建設提供了藍本，對後來中央蘇區政府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紅軍長征從這裏出發，抗戰文化從這裏可尋，紅色政權建設從這裏奠基。

三灣改編是紅軍建軍以來最偉大的創舉。把黨組織建立在連上，並成立士兵委員會監督黨組織和軍事指揮員。僅是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舉措，就具有了開天辟地的曆史意義。因為它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明確告訴世人，紅軍是共產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因為共產黨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麽人的利益。

中國既往曆史上，從沒有任何一支軍隊如此聲言過，更沒有任何一支軍隊如此踐行過。紅軍的職責就是推翻一切反動階級統治，為天下窮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奮鬥目標和性質完全有別於這塊土地上有史以來的一切舊軍隊。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共同進步，成了這支軍隊裏裏外外的一致作風。

後來，毛澤東又在古田會議上，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性質和作風紀律要求，徹底摒除了殘留在紅軍隊伍裏的一切不良作風，逐步使這支軍隊成為有著明確革命目標和嚴格組織紀律的新型人民軍隊。

紅軍隊伍裏的任何一個官兵，沒有誰是被人脅迫走進來的，大家都是自覺自願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員成分大都是工農子弟，都來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們都心甘情願地為老百姓謀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稱他們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為老百姓服務，拚上性命為老百姓打天下。他們深受老百姓的熱烈歡迎與衷心擁護，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當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進行戰略大撤退時，根據地民眾與紅軍依依惜別。這裏沒有盛大的送別場麵，隻有妻子與丈夫，母親與兒子，互相訴說惜別之情的個體場麵。此時此情，都會情不自禁地於潸然淚下。父母妻兒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業是自己的理想追求。為了革命需要，服從革命指令，是每一個紅軍戰士應有的素質和天職。老區民眾是紅軍賴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紅軍是這海裏快活跳躍的魚兒。

這片養育自己的大海暫時要與之離別了，前麵有更廣闊的未知的海。需要魚兒們盡快奔赴那裏，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個人心裏都明白，沒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歡快的魚兒也終將走向死亡。紅軍隊伍裏上至領導下至士兵，都深知這一點，也時刻踐行著這一點。因此，無論紅軍走到哪裏，哪裏的大海都毫不猶豫地接納他們，哺育他們，使他們養大身體，強壯體格，攢足力量，然後去搏擊風浪。

蘇區十萬紅軍和蘇區民眾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紅軍戰士是蘇區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紅軍戰士的衣食父母。沒有人民的支持，紅軍隊伍將寸步難行，沒有紅軍的浴血奮戰，蘇區人民就會繼續受反動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人民與紅軍血濃於水，人民與紅軍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上的錯誤，紅色星火就會從蘇區蔓延開來，迅速席卷全國。當年的赤衛隊，後來的民兵，都是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的堅強後盾和兵力預備隊。這些組織直接來自人民，又服務人民，他們和正規部隊一起，全力保衛人民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前進過程中，紅軍走到哪裏，哪裏就馬上盛開紅色之花。紅軍充分發揮了自己播種機宣傳隊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傳播給群眾，把勝利的果實分配給群眾，把革命的信念傳遞給群眾。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種子與土地溫濕適宜，魚兒和水自然交融。於是，紅軍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誌和無所畏懼的精神，戰勝一切圍堵之敵，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投身革命即為家，幾乎成了每一個紅軍戰士堅定的選擇。把革命隊伍當家是大家共同的認識。鍾石發父子五人臨行前到老伴墳上的豪邁訣別，四個兒子集體為母親伏地磕頭，就表明了紅軍在他們心裏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識，就是他們理想信念的歸宿。他們生是紅軍的人死是紅軍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參加紅軍長征最後一次戰役前，說的那句豪邁話語，撼人心魄振聾發聵：我們生是紅軍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門。這些普普通通的戰士，都是人民的子弟，為了擺脫反動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告別父母和家鄉，走進實現理想的紅色鐵流中。他們棄小家為大家，盡大忠失小孝。一個個由極為普通的平民百姓，躍升為堅強的革命戰士。他們是人民之海裏養育出來的猛鯊巨鯨，他們是人民之土中生長出來的參天大樹。人民把自己的兒女無私送給了紅軍隊伍，使得這支隊伍曆盡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撓，最終鋪就了通向共和國大廈的彎曲路麵，把勝利的旗幟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巔。

長征中的紅軍，物資是匱乏的，減員是嚴重的。每時每刻，都會有戰士受傷或者犧牲。它不僅需要及時補充匱乏的戰略物資，更需要補充日益短缺的兵員不足。其實紅軍走到哪裏，哪裏就有貧苦民眾參加它的隊伍。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剩下的幾千紅軍戰士，並不都是長征出發時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參加紅軍的沿路民眾。眾所周知，突破天險臘子口時那個沒有留下姓名的紅軍戰士“雲貴川”，就是中途參加紅軍的代表。短時間認識紅軍、了解紅軍，自覺參加了紅軍，就是紅軍隊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來?來自它的嚴密紀律和明確宗旨，來自它的所作所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來自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事實，如果紅軍每到一處，得不到當地民眾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絕對不容樂觀的。正是它始終如一地踐行著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夠每到一處，時間雖短，都能夠如魚得水。史料記載，當初紅軍打下遵義後，蘇區銀行行長毛澤民，能夠在短短十天之中，順利完成蘇區鈔票在當地的流通使用，並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幣物兌換，這實在是一般金融學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紅軍就是那樣奇跡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見，紅軍公平為民作風之影響力是多麽巨大!這樣的軍隊，人民不由衷熱愛與擁護，難以想象!

[yongbing1993]

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十四年抗戰》，實際上那時候的蔣介石國民黨擁有的百萬國軍並沒有派去東北積極參加抗戰。還要把張氏父子的東北軍幾十萬人從東北調往西北去剿殺共產黨。而留在東北積極參與抗日戰爭的那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地的東北抗日聯軍，還有當地的東北民間的抗日武裝，它並不是全民抗戰。所以《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因為1931年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命令帶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失敗後逃亡的殘兵敗將才剛上井岡山，帶領井崗山附近的工人農民進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組織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解放了的《井崗山》周圍一大片地區的勞動人民，當時又成立了《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吋間從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為被蔣介石國民黨派百萬國軍分五次進行剿條驅起後被迫去《長征》。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 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該政權主張推翻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徹底的民族自決。

而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重點是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圍剿，反對國民黨圍剿、蔣介石在忙於剿殺中國人在國內一心一意在打內戰。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對蔣介石的國軍共五次反圍剿以後，被蔣介石國民黨打敗了。中國共產黨就率領著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實際就是逃亡。也可稱為戰略轉移打不過就跑，君子複仇十年不晚。最後中國共產黨勝利了，戰略轉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國共產黨勝利最後沒有勝利就稱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這麽長時間是一個國共之間的剿殺和反剿餘的內戰過程，根本沒有形成抗戰。首先作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蔣介石國民黨就根本沒有過抗日的部署，一心隻想消滅共產黨。即便在外敵入侵時也沒有團結起來共同抗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陳獨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蘇聯給錢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蔣介石，相信他會抗日的。但最終是：讓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蔣介石就是不積極參加抗日。所以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整個領導抗戰，實際上是打內戰的階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一年艱苦的長征，到1935年10月，長征勝利。1935年才在延安紮的根。那麽，這個時候，1937年以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從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整整六年中，蔣介石的國軍根本就沒有積極參與東北的抗日。蔣介石根本就沒有積極參與東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談不上蔣介石來領導抗戰了。

由於蔣介石不想來領導抗戰，發生了張學良楊虎誠將軍捉蔣，逼迫蔣介石參與抗戰的事件。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係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曆年來受盡了蔣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餘威，把他的嫡係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陝，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

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係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

一個是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陝甘讓給其嫡係部隊。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願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為蔣介石所消滅。

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遊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

蔣聞訊後令張學良嚴行鎮壓，“格殺勿論”。張急忙趕往十裏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請願，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遊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複你們。”言至此，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楊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生聯係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後回到陝西，先後和楊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複榘見過麵，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與中共早有聯係，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係，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後一次和楊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楊聽了顯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幹？”我說：“隻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在青年時把李擊斃)，就敢幹！”楊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度對我說：“你這些話隻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楊已商定準備扣蔣，並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麵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打罷電話與楊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後，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抓到。張、楊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楊在蔣被扣以後，立即向國內發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並打電報給陝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並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過談判，蔣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並親自把蔣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後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並積極調派軍隊向陝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後，東北軍內部發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麵，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準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餘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後，蔣介石進一步采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1936年“雙十二”，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隻要委員長在上麵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後，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

中國共產黨麵臨重兵進剿的嚴重態勢，毛澤東仍從抗日的全局出發，提出：“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

國共兩黨曾有過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為蔣介石的反目，昔日的夥伴才成為仇敵。從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雙十二”，不到十年的時間，蔣介石對共產黨詆毀、通緝、追捕、殺戳，對紅軍一次一次的“圍剿”，紅軍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即二萬五千裏長征。紅軍曆經千難萬險，斬關奪隘，才來到陝北，蔣介石還是不放過，又親自督戰，非要在“最後五分鍾”徹底剿滅共產黨。

那些淌過龍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產黨人，在得悉致他們於腥風血雨中疲於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籠中鳥，怎能不高興，可謂“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審蔣”乃至“殺蔣”，在人們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毛澤東還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2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係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複蔣(介石)自由之條件”。蔣介石在與周恩來會談時，態度明顯改變，願在“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蔣介石回南京後，周恩來仍可與他直接談判。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作為一個轉折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顯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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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