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人們是如何看待人類戰爭的

曆來人們是如何看待人類戰爭的

 

 

曆來人們是如何看待人類戰爭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倫理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看法也可能有差異。這個問題是各自所站的立場不同的問題，也涉及到利益土地恩怨曆史等諸多方麵。

盡管有人是反對所有的戰爭，而且也拒絕參與任何戰爭的，所謂的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但有的人顯然不是逢戰必反的。比如很少有人會反對抵抗德國的希特列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大屠殺，又或者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的大屠殺，因為人們相信反法西斯主義和反軍國主義的那些戰爭是正義的。

也就是說人類中的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人們應該反對非正義的戰爭，而不必反對正義的戰爭。

當人們對人類中發生的每一場戰爭（如美伊戰爭）的看法有分歧的時候，人們的分歧點並不在於戰爭是否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而在於人們對這場具體的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戰爭的判斷，都是以對誰受益的立場不同而來判斷了。這樣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當然會因人們自己的信仰與價值觀而異，也跟人們的生活地理環境、人生階級體驗、個人信仰性格等等有關。

對人們來說，是否可能有“正義的戰爭”、以及什麽樣的戰爭才算得上是“正義的戰爭”，人們的看法跟人們的階級立場有關。

如果從上帝聖經本身的教導來說，一方麵，福音的精髓是愛與赦免，信徒們應該愛仇敵、為所有人禱告。另一方麵，信徒們也應該維護公義、保護弱勢群體，而且可以自我防衛。這兩方麵的教導表麵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實是可以得到統一的，正如上帝的慈愛與公義可以並存、信徒們可以同時《恨惡罪》，但又《愛罪人》一樣。然而在具體的信仰實踐上，那些掌權的滿腦子私利者在發動戰爭時，隻顧以牙還牙狂轟亂炸幾倍十幾倍地屠殺平民百姓。就如基督徒的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戰爭觀是多麽的邪惡。

從解經和神學來說，和平主義反戰觀的主要根據是主耶穌自己的教導是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登山寶訓，還是耶穌自己的身體力行，體現的都是和平主義的精神。耶穌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惡劣的社會不公，然而他為逼迫他的人禱告，求天父赦免他們。他教導門徒“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44），甚至“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5：39）。

基督信仰的“愛”的特質要求信徒以一種極端的、無條件的、犧牲的愛來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麵對社會不公，應該學習基督，存謙卑寬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氣訴諸武力、以暴抗惡。盡管在舊約中確實有上帝帶領以色列人（神的選民）征戰攻擊外幫仇敵的記載，但舊約記載的戰爭也隻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則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舊約裏以色列人的正義爭戰都是用來預表公義對邪惡的戰勝、最終預表上帝的救贖的。到了新約，上帝的救贖已經由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的大愛完成，上帝的應許已經實現，基督徒不應該再用戰爭和武力“替天行道”。

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軍“聖戰”和曆次慘烈的“宗教戰爭”，都並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離聖經自以為義的結果，是人罪性的表現。至於一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戰爭”，以人的有限而要做這樣的判斷，很多時候都難免是不可靠和危險的。

在基督教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麵對羅馬帝國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義以殉道見證自己的信仰外，還有其它一些和平主義的反戰實踐。包括在今天的現實當中，也有很多出於信仰反戰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的曆史和眾多的教派當中，“貴格會”（“教友會”，Quakers）和“門諾弟兄會”(Mennonites)這兩個小教派是比較徹底的反戰的。貴格會和門諾弟兄會都是十六世紀極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後裔和傳承。重洗派的神學，不但被當時的羅馬天主教，也被當時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羅宗）的主流視為“異端”。

他們也因此不但受到國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們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實是一致的。他們特別的地方，是強調跟隨耶穌、受苦、忍耐、與世俗分離等等。由此帶來的信仰實踐，是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和出世的生活。在戰爭觀上，就是徹底的、絕對的、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他們不但反對戰爭，也拒絕參軍。

另一方麵，他們對世俗的權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當宗教迫害臨到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聽憑主怒”。

所以曆史上有大量的該派信徒被國王們和基督徒們輕而易舉的消滅殺戮，徹底的不抵抗的代價是默默流淌的鮮血和默默犧牲的生命。

主流的新教教派，無論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徹底反戰的，否則今天我們恐怕仍然隻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曆次的宗教戰爭中被繳殺淨盡了。

因此，他們是徹底的反戰，但是他們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們的反戰不因政治傾向而改變，純粹是出於宗教信仰。

如果每個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導愛人如己，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了。

戰爭本身都是殘酷和傷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戰爭也是無法避免的現實。

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過完全沒有戰爭的烏托邦存在。

生活本身是真實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絕對的和平主義，常常都無法在現實當中實現，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美好純淨的童話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已經被罪汙染了的世界裏麵。

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徹底反戰的其實很少。

佛教按說應該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義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懲惡”的棍僧。

生命是寶貴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墮胎等問題上也都是持“維護生命”(pro-life)的價值觀和立場，但是麵對戰爭，這些基督徒當中也有持選擇性的“主戰”立場的。他們也相信自己的立場並不違反聖經的教導。

聖經並沒有禁止基督徒參與一切的戰爭。耶穌教導門徒應該自我防衛，奉差外出傳福音的時候，可以帶刀，而且“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22：36）。

聖經也教導信徒“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詩82：3-4）

新舊約中都多有以征戰預表和比喻屬靈真理的經文。新舊約中也都有身為軍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約中信主的百夫長、羅馬官兵等，耶穌和彼得稱讚他們的信心的時候並未責備他們沒有退出軍隊（太8：5-13，徒10）。

更重要的是，聖經要求基督徒順服政府的權柄，“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13：4）。

世界上的政府及其軍隊應該有責任揚善罰惡、維護和平與秩序。

有人問馬丁路德一個人可不可以又參戰當軍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說“當我想到一個士兵的盡職即意味著刑罰作惡的、殺死做惡的、並因此造成悲慘的結局的時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愛背道而馳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當我想到一個士兵所做的是怎樣保護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婦女、兒童、住房、農場、財產、榮譽和和平的時候，我又看到這是何等可貴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很多時候，戰爭成為維持和平的唯一選擇，這當然是一個可悲的悖論，但在上帝的主權之下這也可能是一種上帝的護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選擇性的主戰或反戰的立場，就是說有條件地、謹慎地支持“正義的戰爭”。

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場戰爭是否正義仍然是依循一些傳統的原則。

在基督教曆史上，從奧古斯丁開始，就有從聖經思想推演出來的“正義的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用以對一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提供具體的判定標準。按照奧氏的看法，正義的戰爭的目的是維護和平和公義，這樣的戰爭必須在公義的原則下依循正當的手段進行。實際上，奧氏本人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戰爭的事實，但內心卻敬佩徹底不抵抗的和平主義者。

因此“正義的戰爭”理論要求正義的戰爭必須有正當的理由和目的，必須是為了和平和自衛，任何主動的侵略、複仇、征服、經濟掠奪和意識形態的灌輸都不符合正義的標準。

隻有一國之政府有權發動戰爭，其他任何個人和組織都沒有這樣的權利。

戰爭必須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隻有在用盡了外交、經濟製裁等手段之後才能訴諸武力。

戰前和戰爭進行中必須遵循一係列公義的準則，包括要向仇敵守信、正式公開宣戰、不搶掠、不屠殺、不焚城、不傷害非軍事人員和平民，等等。正義之戰的理論並非是為把戰爭正當化合理化而製造的理論，而是為戰爭設限，盡量減少戰爭的傷害。

如果每個國家都遵循正義戰爭的原則，那麽很多戰爭都是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應該打的。

盡管“正義的戰爭”理論應該說是西方正統教會比較主流的戰爭觀，在華人基督徒中這仍然是一個有很大爭議的問題。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現多元化的境況，“正統”與傳統也許已經不再具有多少規範的作用。

對一些基督徒來說，“正義的戰爭”理論也許隻不過是“人的東西”，並無權威可言。這本身也許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於不迷信前人、“唯獨聖經”的話。然而這也可能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切的價值判斷就隻有都成為徹底主觀和相對主義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一切都隻是觀點與角度，一切都隻是文化與背景，那麽也就無所謂對錯，沒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於1917年正式對德國宣戰。當時美國在任的總統是威爾遜。威爾遜本人是個厭惡戰爭的基督徒，所以美國一直到了戰爭已成終止戰爭的唯一方法的最後關頭才宣戰。威爾遜在議會提出：美國隻為和平而戰，不為侵略、不為掠奪、不為複仇、不為毀滅而戰，隻要對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戰。他說：“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權力而非政府的權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與均等的機會時，就有和平”。

威爾遜的話在今天仍然讓我們深思。和平，是人類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難得到的。廿一世紀的今天，科技文明飛速發展，然而戰爭的陰影仍然籠罩著世界。實際上，聖經明確預言在基督再來之前，我們一直會“聽到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太24：6）。

基督徒應該為世上的君王和掌權者禱告，為世界和平禱告，但是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們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終不能指望國家和掌權者，而在於人的內心。人心與上帝為仇，人與人之間也無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帶給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與上帝和好，也與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這個和平的福音傳給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

基督徒也有真實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時列國“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賽2：4）上帝與人同在，人將享受真正的永遠的和平。

[yongbing1993]

毛澤東《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







1960年5月7日，毛澤東同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活動家、和平人士和工會、青年、學生代表團的談話：

歡迎朋友們。我們是朋友，我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大多數不承認我國。它們實際上統治了中國一百多年，使中國變得很貧窮，變成一窮二白。窮就是貧困，白就是文盲多。我們這種狀況現在開始有了改變。中國過去名義上是獨立國，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我們經過幾十年的鬥爭才得到解放，光武裝鬥爭就進行了二十二年。整個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隻剩下台灣還被帝國主義霸占著。現在，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比如在日本、台灣、南朝鮮、菲律賓、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軍事基地，對我們的威脅很大。
　　
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不行，是有色人種。他們說有色人種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講衛生和不高尚的。我們這個人種似乎和你們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說你們不行，但又不幫助你們發展工業，你們就是發展一點工業，也是屬於帝國主義所有的。所以我們和你們的地位相同。
　　
你們非洲有兩億多人口，你們團結起來、覺悟起來、組織起來，帝國主義是怕你們的。帝國主義散布恐怖情緒，它們殺人，或者經過它們的走狗殺人。在中國是經過蔣介石殺我們。所以，你們可能團結的人，十個人中有九個，或者更多。實際上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帝國主義每天都宣傳它們的力量大，來恐嚇我們。
　　
從前我們中國人也曾有一個時期怕美帝國主義，怕它的走狗蔣介石。因為他們殺人，或者用各種別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來，關在班房裏頭。總而言之，要使我們怕他們，消滅我們的鬥誌。我們中國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覺悟起來的，後來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國主義的走狗對打了。我們開始是手無寸鐵的，又不會打仗，我們從他們那裏學會了這個辦法。你可以壓迫我們，我們可不可以壓迫你呢?十個人中間有一個人壓迫我們九個人，我們九個人可不可以團結起來把那一個人趕走呢?我們得出結論說，可以。一個人壓迫我們九個人，我們九個人不團結起來把他趕走，這是沒有道理的。結果我們鬧了幾十年革命，還不是得勝了?
　　
我們的敵人蔣介石有巨大的外國援助，是美帝國主義援助的。他的武裝很強大，有兵工廠，有外國人送的武器，如有軍艦，有重炮，有坦克，有飛機。這些我們都沒有，也沒有重炮，也沒有飛機，也沒有坦克，我們隻有步槍和輕炮。我們那些東西是哪裏來的?不是兵工廠造的，而是搶來的，是戰爭中得來的。美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把槍炮送給我們，於是我們就有了槍炮。後來我們又有了坦克、重炮，我們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們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陸。那時他們的空軍在我們頭上轟炸，也沒有把我們嚇倒。後來變成他們怕我們，不是我們怕他們，不僅蔣介石怕我們，而且美國人也有點怕我們，因為我們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團結起來了。還是人要緊，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隻要把人團結起來，手裏掌握著武器，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就怕我們。當然不是隻有打仗這一種方法，還有別的方法。
　　
你們在座朋友的國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奪取政權的，像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現在還在打仗，這個戰爭幫助了幾內亞，幾內亞的朋友們也是這樣看的，因為法國有五十萬軍隊被阿爾及利亞人吸引在他們的國家中，法國就沒有好多兵了。帝國主義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寬了。中國俗話說，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一個跳蚤都捉不到。因為帝國主義管得太寬，它們也就控製不住。美國現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亞洲，還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國家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它還要控製歐洲。這幾天國際形勢有一些變化。南朝鮮人民沒有出路了，起來反對美國的走狗李承晚。南朝鮮人民一起來，一罵一轟，幾十萬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個師，而南朝鮮人民群眾一枝槍也沒有，可是他們一起來，李承晚就倒了。當然，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美國人還在南朝鮮，又選擇了新的走狗，南朝鮮人民的鬥爭還會發展下去。還有土耳其，人民群眾也起來反對美國的走狗。所以我們這幾天接連舉行群眾大會，支援南朝鮮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還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來。再過兩天，日本將有廣大的群眾運動，聽說有幾十萬或幾百萬人起來反對岸信介政府同美國訂立的軍事同盟條約。我們也要舉行群眾大會支持日本人民群眾。
　　
你們可能有人會說，南朝鮮、日本、土耳其離美國很遠，因此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怕美國，敢於起來反對它的走狗。但是，請你們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麽地方?離美國很近，飛機航行距離隻要半小時。古巴人民原來是手無寸鐵的，古巴的統治者巴蒂斯塔在幾年中殺死古巴人兩萬之多。你們也可能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國，隻有六百多萬人口，離美國那麽近，巴蒂斯塔又殺死過兩萬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爾·卡斯特羅率領八十二人，從墨西哥坐了一隻船，到古巴登陸。同政府軍作戰打了敗仗，八十二人隻剩下十二個人，其中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他們隻好轉入山區，開始遊擊戰爭，打了兩年多，搶了許多槍炮，還搶了坦克，巴蒂斯塔隻好跑了。你們看，古巴人民原來是手無寸鐵，而巴蒂斯塔政權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國那麽大的國家支持它，又離得那麽近，但是人民團結起來就把巴蒂斯塔趕跑了。你們有沒有人到古巴去過?如果沒有人去過，我建議你們到古巴走一趟。這麽個小國敢於在美國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經驗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義。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歡迎古巴的人民政權。
　　
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更有世界意義。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很多國家都有革命；不隻是在幾百萬人中間，而是在幾千萬或者更多的人口中進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鬥爭。我們完全同情你們，完全支持你們。同時我們認為，你們的鬥爭支持了我們，幫助了我們。我們還認為，古巴的鬥爭幫助了我們，整個拉丁美洲的鬥爭幫助了我們，南朝鮮、土耳其、南越、日本這些國家的鬥爭也幫助了我們，整個亞洲人民都幫助了我們。當然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幫助我們的，蘇聯是幫助我們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廣大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幫助了我們。這就分散了敵人的力量，使我們身上的壓力減輕了。因為你們幫助了我們，所以我們有義務支持你們。我們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按照我們中國的說法，這就叫兩條腿走路。大國會議是跟它們在桌子上談，這是一條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又是一條腿。兩條腿可以站起來，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條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們相信你們也讚成不要打世界大戰，世界大戰我們是反對的。但是我們同時讚成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人民，有權利起來反對壓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戰，就要各國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我可以舉一些具體例子:阿爾及利亞牽製了法國五十萬軍隊，假如打世界大戰，法國參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為它隻有這麽多軍隊。南朝鮮人民起來，就牽製著美國駐南朝鮮的軍隊。土耳其人民起來，將牽製著美國駐土耳其的軍隊。日本人民如果也起來，又可以牽製美國一部分軍隊。有些人說，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免得帝國主義不高興，因此各國都不要搞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我看還是兩條腿走路。各國人民起來對壓迫者進行反抗，這是一條腿，而且是一條重要的腿，也許是第一條腿；跟它們一起在桌麵上開大國會議，講什麽裁軍，解決德國問題等，這也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世界大戰就難於打了。如果隻有一條腿，要帝國主義不打世界大戰，就沒有保證。帝國主義是會搞欺騙的。帝國主義也有兩條腿，有欺騙的一條腿，又有壓迫的一條腿。對於帝國主義的欺騙，我們和你們一樣是有懷疑的。但為什麽我們又要支持大國會議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們那一條腿有病。

我們的軍事力量在長征前曾經達到過三十萬人，因為犯錯誤，後來剩下不到三萬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動搖。三萬人比三十萬人哪個更強大?因為得到了教訓，不到三萬人的隊伍，要比三十萬人更強大。後來我們的軍隊得到機會，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已發展到一百萬人。一九四六年，美國和蔣介石向我們進攻，美國不是親自出馬，而是用幫助蔣介石的辦法，支援蔣介石打我們，曾經使我們喪失很多地方，喪失許多城市。蔣介石全麵向我們進攻，我們采取後退的策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個戰役，雖然我們的地方喪失很多，但是敵人的軍力被我們消滅了一百多個師，這時我們開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的軍隊變為優勢，蔣介石的軍隊變成劣勢，其中大部分被我們消滅，我們解放了沈陽、北平、天津、濟南、鄭州等許多大城市。他們的地方被我們控製，軍隊主力被我們消滅。這時他們要求講和，派代表到北平。我們就用兩條腿走路的辦法。我們知道他們講和是騙人的，但是我們如果不講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蔣介石愛好和平，而我們愛好戰爭了。好吧，就講和吧，派代表來吧!這時他們派來了一個代表團，同我們談了三個星期，我們說，你們要繳槍，把政權交給我們。他們的代表簽了字，派人回到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請求批準。他們說不行，不能繳槍，不能移交政權，這就撕破了他們的“和平”麵目。他們今天拒絕簽字，明天我們就渡過了長江，這一條腿就伸出去了。敵人經常欺騙我們，我們要看得清楚。有時需要接受談判，在談判中揭露他們。兩條腿就是這麽走的。不是投降敵人，而是要敵人投降。比如現在世界人民要裁軍，我們讚成，看你美國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證明你是欺騙。要揭露敵人，用各種方法揭露敵人。和平談判實際上也是一種揭露敵人的方法，我們是這樣看的。我們不相信艾森豪威爾[10]很愛和平，帝國主義者哪裏會愛和平?他們愛的是殖民主義。
　　
我們高興地看到非洲朋友有這麽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條就是怕帝國主義，你們破除了這一條，不怕帝國主義了。但是我相信，你們非洲兩億人口中還有一些人怕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還是有迷信的，或者說是有幻想的。因此你們還要向他們做工作，經過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兩億人口中可以有一億人或者一億多的人站起來，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國主義，勝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國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再有一種，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力量很小；認為西方世界很行，我們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都是不行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我們怎麽不行呢?我相信，白種人可以幹的事，我們都可以幹，而且可以比他們幹得好些。因為他們人數很少，隻有幾億。並且對白種人要加以區分，他們並不都是壞人，隻有十分之一的壞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們暫時受人欺騙，不覺悟，總有一天會覺悟起來的。這主要是指無產階級，還有其他同情無產階級的人，比如勞動者包括農民。真正怕核戰爭的，白種人也有，有些資本家就怕。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鬧矛盾，所以我們有機可乘。它們並不那麽團結，美國人和英國人並不那麽團結，美國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麽團結的，阿登納同英國人也不對頭。所以全世界勞動者，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人民，同盟軍是很多的。
　　
我們得出一條經驗，在戰略上不怕敵人。比如，古巴就在美國旁邊，把美國的走狗打跑了；阿爾及利亞有很大一塊解放區；幾內亞也獨立了；非洲還有其他幾個獨立的國家。看來，很大的風暴正在非洲掀起來，同樣的風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醞釀。有人說，亞洲最近幾年民族獨立運動比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發生了革命；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戰爭，帝國主義沒有勝利，埃及得到了勝利；最近幾個星期又有南朝鮮、土耳其人民起來，看來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現在帝國主義睡不著覺。朋友們講到我們有些國家有困難，有憂愁。我認為我們有高興的一麵，又有憂愁的一麵。我看帝國主義隻有憂愁的一麵，看不見高興的一麵。你說美國能睡得著覺?我不相信。帝國主義正像中國一句俗話所說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們在戰略上完全有理由輕視它們，堅信帝國主義製度是要滅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來的。我們在戰術上要謹慎，每一個步驟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視它們，要認真辦事。合起來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樣才能敢想敢說敢做。

[yongbing1993]

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








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曆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

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麽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最近研究了《南海長城》的創作經驗，他們就是這樣搞的，先由領導出個題目，劇作者三下生活，並且親身參與了一次殲滅敵人特務的軍事行動。劇本寫好之後，廣州部隊的許多負責同誌都親自參加了劇本的討論。排演以後，廣泛征求意見，再改。這樣，不斷征求意見，不斷修改，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搞出這樣及時反映現實鬥爭的好戲來。

《轉載》談京劇革命《1964年7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

作者：江青

來源：《人民日報》

本文發表於《人民日報》1967年5月10日第1版，作者是江青，同步發表於《紅旗》雜誌1967年第6期和《解放軍報》5月10日。

我對這次演出表示祝賀。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這是京劇革命的第一個戰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收獲，影響也將是比較深遠的。

京劇革命現代戲是演起來了，可是，大家的認識是否都一樣了呢？我看還不能這樣說。

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曆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

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這裏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字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第一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餘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第二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麽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還會有反複，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麵說的兩個數字，就有可能不反複，或者少反複。即使反複也不要緊，曆史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但是，曆史的車輪絕不能拉回來。

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十五年來的現實生活，要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我們也不是不要曆史劇，在這次觀摩演出中，革命曆史劇占的比重就不小。

描寫我們黨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曆史劇也還是要的，而且也要樹立標兵，要搞出真正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能夠古為今用的曆史劇來。

當然，要在不妨礙主要任務（表現現代生活、塑造工農兵形象）的前提下來搞曆史劇。傳統戲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戲和歌頌投降變節的戲以外，好的傳統戲都盡可上演。

但是，這些傳統戲如果不認真整理加工，是沒有什麽人看的。我曾係統地下劇場兩年多，觀察了演員、觀眾，可以得出結論，傳統戲如果不認真進行加工，是不會有人看的。今後傳統戲的整理、加工工作還是要的，但是，所有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個任務。

其次，說說從何著手的問題。

我認為，關鍵是劇本。沒有劇本，光有導演、演員，是導不出什麽，也演不出什麽來的。有人說：“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這話是很對的。所以，一定要抓創作。

這些年，戲劇創作遠遠落後於現實，京劇的創作更談不到。編劇的人少，又缺乏生活，當然創作不出好劇本來。抓創作的關鍵是把領導、專業人員、群眾三者結合起來。

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長城》的創作經驗，他們就是這樣搞的，先由領導出個題目，劇作者三下生活，並且親身參與了一次殲滅敵人特務的軍事行動。劇本寫好之後，廣州部隊的許多負責同誌都親自參加了劇本的討論。排演以後，廣泛征求意見，再改。這樣，不斷征求意見，不斷修改，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搞出這樣及時反映現實鬥爭的好戲來。

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誌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

短時間內，京劇要想直接創作出劇本來還很難，不過，現在就要抽出人來，先受些專門訓練，然後放下去生活，可以先寫小戲，再逐漸搞出大戲來。小戲搞得好也很好。

在創作上，要培養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會開花結果。

另一方麵是移植，這也好。

移植要慎重選擇，第一看政治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與本劇團條件是否合適。移植時，要好好分析原作，對人家的長處要肯定下來，不能改變；對人家的弱點，要加以彌補。

改編的京劇，要注意兩方麵的問題：一方麵要合乎京劇的特點，有歌唱，有武打，唱詞要合乎京劇歌唱的韻律，要用京劇的語言。否則，演員就無法唱。另一方麵，對演員也不要過分遷就，劇本還是要主題明確，結構嚴謹，人物突出，不要為了幾個主要演員每人來一段戲而把整個戲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劇藝術是誇張的，同時，一向又是表現舊時代舊人物的，因此，表現反麵人物比較容易，也有人對此很欣賞。要樹立正麵人物卻是很不容易，但是，我們還是一定要樹立起先進的革命英雄人物來。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麵人物很囂張，正麵人物則幹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現在把定河道人的戲砍掉了一場，座山雕的戲則基本沒有動（演座山雕的演員是很會做戲的），但是，由於把楊子榮和少劍波突出起來了，反麵人物相形失色了。

聽說對這個戲有不同看法，這個問題可以爭論一番。要考慮是坐在哪一邊？是坐在正麵人物一邊，還是坐在反麵人物一邊？聽說還有人反對寫正麵人物，這是不對的。

好人總是大多數，不僅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國主義國家裏，大多數的還是勞動人民。在修正主義國家裏，修正主義者也還是少數。

我們要著重塑造先進革命者的藝術形象，給大家以教育鼓舞，帶動大家前進。我們搞革命現代戲，主要是歌頌正麵人物。內蒙古藝術劇院京劇團的《草原英雄小姊妹》很好，劇作者的革命感情被這兩個小英雄的先進事跡激動起來，寫成這樣一個戲，那中間的一段還是很動人的。

隻是由於作者還缺乏生活，搞得又很急，還沒有來得及精雕細刻，一頭一尾搞得不大好，現在看來，好象是一幅好畫嵌在粗劣的舊鏡框裏。這個戲，還有一點值得重視，那就是為我們的少年兒童寫了京戲。

總之，這個戲是有基礎的，是好的。希望劇作家再深入生活，好好加以修改。我覺得，我們應該重視自己的勞動，搞出來的東西不要輕易丟掉。有的同誌對於搞出來的成品不願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麵，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願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這次觀摩演出的劇目，回去都應該繼續加工。立起來了的，不要輕易把它打倒。

最後，我希望這次大家能抽出些精力來互相學學戲，這樣，可以使這次大會的收獲在全國的舞台上與各地廣大的觀眾見麵。

[yongbing1993]

背後都是肮髒侵吞中國國有資產






走資派特色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99%的富豪都是侵吞國有資產發家，“李敖說的這句話對不對？

中國財富到底是一個怎麽樣的積累過程，為什麽說中國富豪大部分的都有掠奪國有資產的行為。這句話是台灣著名大家李敖深刻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史之後得出來的結論。他認為21世紀之中99%以上的富豪其實都不是履曆之中寫的白手起家那樣光鮮，背後都是肮髒的侵吞中國國有資產，以此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曆史之中的慘例

這些人在早期的改開曆史之中有著自己獨到的人際關係，俗話說得好，背靠大樹好乘涼，他們也是靠著朝廷的大樹，能夠在最快的時間之中得到最新的局勢消息，所以能夠比普通人更加洞若觀火的看到一切風吹草動。而當年改開之後中國前三十年許多國有資產就是在這樣的行為之中被一批批人侵吞。

他們到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可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卻開始破產，無數工人開始下崗，最後這人一個個身家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然後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最富裕的頂尖階層，但先富帶後富在他們這裏說了不算，他們隻會提攜自己的後輩和有關係的人，他們不會關心普通人和這個國家民族的生死。

他們使用大量的禦用文人開始精心書寫自己的創業曆史，將自己塑造成為了白手起家的典範，讓無數底層人開始崇拜。可一旦到了關鍵時刻，國家民族危機麵臨考驗的時機，這些人就會從中國公民搖身一變成為外國公民，而且還提前的將自己的大量財富轉移出去，這種行為在曆史之中和八國聯軍侵華搶奪中國財富有什麽區別呢？

你要知道這些人侵吞資產的時候為什麽沒有人管一下呢？位高權重者應當肩負起來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將集體農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全部都變成了個人家族的，所以李敖先生對於中國大陸這些人的分析是相當準確的，也是得到了很多有識之士的認可，今天將這些事情說出來，就是要讓大家看清楚，一味追求賺錢不可取，姓資姓社真的很重要。

共同富裕的思考

當年中國南方著名的南京鋼鐵廠一年可以產量達到800萬噸，但是卻被某些人用13億就賣掉了。還有改開時代的企業改製之中，有些企業價值幾千萬，可卻被關係戶用僅僅幾百萬就買下來了，然後成為了自己人生之中賺取的第一桶金，還被塑造成為了“致富楷模”。但中國因此而失業的數百萬下崗工人失業又怎麽辦呢？

改開數十年以來靠著勞動致富、合法經營成為富豪的又幾個人？想當年西方崛起之後依托國家力量尚且需要掠奪殖民地數百年才能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

而到了中國富豪這裏，數十年時間就達到了，看起來的確好像是中國奇跡，值得我們去驕傲，可一切如果都是真實的，都是建立在以人民利益為基礎之上，那為什麽這些富豪都開始移民帶著錢到國外了呢？

既然這些人有所害怕，那就證明事情有鬼，也就證明了他們的行為並沒有那麽幹淨。

現在為什麽如此懷念前三十年的風清氣正，就是因為當下過的不好，有著太多太多人侵吞全國勞動人民辛苦創造的財富了，而且底層民眾還處於敢怒不敢言的狀態。中國應該要保護好國有資產，不能使用關係就低價購買，保護好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嗎？不要讓洪秀全的悲劇重演了。

當年國有企業如何變賣，下崗職工是怎麽失去自己的飯碗的，這些說起來都是血淚曆史了。

走資派特色政府不過問不要緊，因為幾十年都已經過來了，想要要回當年的損失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畢竟這些人都已經位高權重，可是今天我們為什麽還要計較，不是計較個人得失，而是考慮整個國家人民的財富，如果不計較，不去倒查改開以來40多年，那國家的人民辛苦創造的財富將會源源不斷的流失。這樣的國家還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