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毛澤東在蘇維埃辦全民免費教育
“一切工農勞苦群眾及其子弟有享受國家免費教育之權，教育事業之權歸蘇維埃掌管，應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動教育宣傳。”
毛澤東關於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思想，在他與朱德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終於實現了。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國內革命戰爭所能做到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並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地引導他們參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
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第八條規定：“一切工農勞苦群眾及其子弟有享受國家免費教育之權，教育事業之權歸蘇維埃掌管，應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動教育宣傳。”
大會通過的《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的相關條款提出：“改造紅軍的質量（按照現代戰術條件去組織戰鬥單位，創辦紅軍學校，出版軍事法令書籍等），以提高紅軍戰鬥力去戰勝革命的敵人。”
並且，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規定：“蘇維埃共和國必須特別注意落後民族共和國與自治區域內生產力的發展與文化的提高，必須為國內少數民族設立完全應用民族語言文字的學校、編輯館與印刷局，允許在一切政府的機關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盡量引進當地民族的工農幹部擔任國家的管理工作，並堅決的反對一切大漢族主義的傾向。”
這些法律、法規條文充分體現了擔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之後讓廣大人民獲得教育權、享受教育機會的思想。
此外，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時設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下設成人教育局、社會教育局、初等教育局以及高爾基戲劇學校、中央農業學校等機構。臨時中央政府還製訂、頒布了《教育行政綱要》等22個重要文件，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
臨時中央政府有關教育的法規和文件有戰時特點，一切都是為奪取革命勝利服務。1933年4月，政府頒布的《省、縣、區、市教育部及各級教育委員會的暫行組織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第一條規定：省、縣、區、市教育部及鄉教育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正確執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關於文化教育的政策等，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使能有力的動員起來加入戰爭，以爭取蘇維埃運動在全中國的勝利。《綱要》還規定了各級教育委員會的職責，如鄉教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掃除文盲，進行廣泛的識字運動，建立識字班、夜學、列寧小學等。
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毛澤東闡明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利用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來發展文化教育，發展各種形式的教育。毛澤東的教育措施包括：注重紅軍教育、幹部教育，又關注職業技術教育、業餘教育，普及兒童義務教育；注重教學管理和效率，注重編寫新教材，改革教學方法。毛澤東先後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沈澤民蘇維埃大學、蘇區中央局黨校、列寧師範學校、紅色通訊學校、紅軍衛生學校等，他還親任紅軍學校政委、沈澤民蘇維埃大學校長。
毛澤東倡導尊師重教，在保障前方作戰的物質需要的前提下，盡量保障各類學校的經費供給，提高教師待遇。因此，中央蘇區教育得到了空前發展。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不僅辦起了不少大學和職業學校，又努力普及小學義務教育，成績突出。從性質與功能看，中央蘇區教育不僅同革命戰爭、同勞動相結合，更同未來共產主義目標相聯係。
轉載《被嚴重誤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資派複辟高考後的有一年，推遲一個月的高考終於又來了。但這段時間裏，高考改個名被“頂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為輿論爭議的焦點。當走資派特色政府出於擔心“抹黑高考”的考慮，將輿論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說假話”的時候，真正該被關注的被“頂替”的作假問題本身被遮蔽了。
在關注“高考公平”的時候，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輿論反而忽略了一個更加本質的問題——《階層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夠帶來的階層流動已經很有限，從統計學意義來講，這種流動更多局限在底層之間；而“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離開農村“的忽修偽命題，反而為《階層固化》的現狀提供了合法性背書。
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高考》的曆史。1905年，科舉製壽終正寢，高考製度逐漸登上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實行的是各個高校自主招生考試，權力和資本尋租的空間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國開始繼續延續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更加體現公平性的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製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決定招生工作推遲；1970年，高校開始以“工農兵推薦入學”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國家決定恢複高考製度。
1966年-1977年的這近12年的曆史時間段，被後來的精英人士稱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飽受爭議和批評。通常的說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導致教育荒廢、人才斷檔，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這個論述其實存在一個極大的誤解或者說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參加高考的考生8門成績隻考了178分，該生平時成績還可以，於是堅持認為試卷評分出了問題；問題反映上去之後，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盡管複查的結果顯示，這位考生的考試成績確實很糟糕，但另一個問題卻暴露出來，引發了當時社會的大討論：高考的成績並不能體現考生平時的成績，更與個人能力沒多少關涉，特別是中小學生的考學負擔過重。
此後，還出現了考生高考成績不理想，想要跳樓自殺的問題；四川一位家長更是在考前對學生說，“考取大學，你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你就拿著棍子和破鍋討飯去！”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但是，在所謂的“現代考試製度”之下，考生的負擔根本沒辦法減下去，城市學校比農村學校負擔重，高年級比低年級負擔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究其原因，雖然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前30年時間，一直致力於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腦差別）。但新中國畢竟建立於一窮二白基礎上的，為了快速發展起來，必須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然後再工業反哺農業。即便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城鄉差別依然顯著存在，雖然不像今天這麽大；新中國農業人口占據了90%以上，很多農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過高考進入城市，改變個人命運；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過高考進一步實現階層躍升。
毛澤東時代並不是後來所指責的“平均主義”，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於懷”的是“八級工資製”。他認為，共產黨人僅僅是因為要遷就現實，才不得不做這樣的讓步，但讓步的結果，卻讓出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製”來，“就不對了”（毛主席1974年語）。新社會脫胎於舊社會，承接的是舊的法權，共產黨人一開始也隻能遷就現實，但未來的目標必然隻能是縮小差別，而不是拉大差別。我們所熟知的毛主席關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針對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指出的。教育資源事實上也麵臨類似的問題。
因為客觀存在的等級差別和城鄉生活水平差距，知識分子不願意到農村去，不願意與工農結合，農村出來的學子也不願回到農村，其結果就會造成農村教育資源與城市的不斷拉大。這與社會主義公平的目標是嚴重背離的，舊的法權更是不斷侵蝕著我們的黨和新生人民政權。建國初，周總理就發現了“幹部子弟學校”的問題，並向毛主席作出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指出，“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舊的考試製度、教育製度違背了社會公平，並威脅著政權性質，這在毛主席、周總理那一輩一心為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考裏，是有共識的。
對於現存的考試製度能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質疑的：“學製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見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1966年4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很多人對考試製度提出了質疑，毛主席講道：“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這些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轉了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文件，隨後，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給毛主席公開寫了一封信，指出現存的升學製度的問題：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在匯集了種種意見之後，教育部宣布：從1966年起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對於現存升學製度的問題，當時黨內大多數人隻要是從社會主義角度出發、站在人民立場，經過深思熟慮後都是有著共識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獨斷”的結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積極而大膽的改革與嚐試，它並不是要簡單地給舊的考試製度畫上休止符，而是要接著探索新的教育升學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們接下來談。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於運動形勢的發展，教育部推遲招生工作的決定維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隨著大規模運動的退潮，恢複招生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運動之後）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台，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於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毛主席為這篇報道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這段話加於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後，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製有全日製、半工半讀、業餘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同時，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
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並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公平越來越近，不比治標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強一千倍、一萬倍？
這種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後飽受詬病。那麽，情況是不是真的那樣糟糕呢？
電影《決裂》反映了當時兩條教育路線的鬥爭，“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內容並不是工農群眾生產鬥爭實踐所亟需的。電影的內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識精英嘲笑的。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專業院校逐步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行其道，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
不可否認，那麽年代的教育主要強調的是偏技術、而非偏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實用性和可應用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的雜誌《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參觀觀感的報道，報道明確指出：“最近美國到中國的參觀者發現中國集中於應用物理而不是基礎研究，同時嚐試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
報道對於當時中國在物理學方麵的進步給出了高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應用物理的很多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是最近7個美國物理學家參觀中國並且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觀察以後得出的結論。他們看到了集成電路生產，受控核聚變實驗，超導重力儀，望遠鏡--各種各樣的科學儀器——全部產自中國。”
美國科學家發現：“學生不是在大學接受訓練。當學生被錄取，他們隻接受一年新生的學習。到目前這些學生是在他們的第三年（已經開始科研和生產實踐）。學生不再從高中錄取，而是必須在公社、工廠或者軍隊裏工作至少兩至三年。他們是從同齡人裏，按照智力，政治意識和健康的身體挑選出來的，但最終決定權在大學。”“學生們非常關心他們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和中國整體的進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學習當作是他們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中國正在使科學訓練，比之通常情況，比如美國，更加專業化……中國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快速的訓練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
另外，參觀的美國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全社會範圍的試圖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化的嚐試。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經沒有考試了，而是代之以類似考試的課後作業”，“學生們現在有機會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學體係那樣。”
所以，那些對於毛澤東時代耽誤了教育、耽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沒有強大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培養通道，毛澤東時代又怎麽讓新中國從解放初落後的農業國，躋身到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
重視應用型技術的教育與研究，根本原因是我們比發達資本主義晚發展兩三百年，服務於現代化的技術短板亟需補缺。而是基於當時的財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範圍地支持基礎領域的研究。當然，基礎研究並不是不重視。例如，對於當時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世界還處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這為今天中國的激光技術發展完全不遜色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個例子則是數學家陳景潤，事實上，當時國家非常重視陳景潤的研究，就連毛主席的夫人都曾親自關心過問過陳景潤的生活待遇問題。
在毛主席的戰略視野裏，務實性與長遠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預計的是，在四個現代化初步實現，物質條件、人才條件已經積累起來以後，基礎領域的教學、科研必將迎來大發展、大繁榮，錢學森同誌在晚年也不必發出“為什麽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的天問了。
相信隻要大家還能夠尊重基本的曆史事實，都能夠對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給出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進而，也應該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所謂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曆史了。
轉載《一個工農兵大學生談推薦上大學》
作者：篝火
1973年底，我是國家實行社社辦初中、區區辦高中的首屆高中畢業生。
實話實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辦教育的方針向下、向低層延伸，如果高中隻有縣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鎮巴縣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裏。
毛主席辦教育是向下延伸，發散型延伸。
有一天放學後，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覺走到一裏外的公社，隻見靳老師正在公社牆上貼上大學的報名名單佈告。這山外之山想上大學的人還不少，我望著布告，心道。
“李老師，你咋不報名?”靳老師問。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說：“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寫滿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個不就得了。”靳老師說著就轉身進屋，拿出毛筆，在縫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齊的版麵頓時顯得別扭，真個是“名不正”。
選拔結果，不料靈濟公社布告名單中勝出的是僅有的所在兩個高中生——我和同學，隻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為考試。
實話實說，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學的，大學還為我們補習了半年的初等數學。當時我認為，我們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所謂不幸，立於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見識，是淺見。因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數學課本就沒有，隻有老師手中有一本教材。記得那教材同類題很多，隻要作會一道，其它的也照貓畫虎會了。
又實話實說，對於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的政治性我還從未去思考過。直到近日看了揚一光同誌的文章《毛澤東為什麽要廢除高考?》才一語驚醒夢中人，雖然我並不缺乏敏銳性和真知灼見。
我們進入大學校園，便有了一個響亮的綽號——工農兵學員，也是時代的政zhi標簽。
人總是最熟悉身邊的事物，向外延伸著交往觸角。從我最了解的我們數學班看，有一個縣革委會副主任的女子，且用今天的話說是班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我看來她上嘴皮黑乎乎地有胡茬。盡管當時與我要好而不是相好，我有自知之明;有兩個同學是原大隊黨支部書記，其中一個是我同縣的老鄉，學習也好當的班長，後留了校。不過他的高等數學畢業考試成績比我少七分，隻有七十八分。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學大都是來自農民出身的農村子女。
我是一個工農兵大學生，來自老百姓!
那種認為“工農兵上大學，哪個不是走後門上的?大多數也是當時的權貴子弟，也有後門問題，絕不如高考公平。”是在用今天的腐敗衡量那時代，一種先入為主的成見。正如我在其它文中所說的那樣，這些人沒有經曆比較，以為中國社會從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以我為例，是走後門上的嗎? 大多數是權貴子弟嗎?我最有發言權，我們是先報名經上級挑選。至於“絕不如高考公平”，形式上是，性質不是。
記得，我們數學班約有四個初中畢業上大學的，還有兩個小學畢業生。我不知地方領導是怎麽想的，太欠理智決擇了。對於抽象的大學數學知識，這類同學的確是騰雲駕霧，上中文係還可以將就。就我縣這一屆十幾個工農兵大學生而言，畢業後的確有一個連小學講台也站不穩的，並因此成了名人，其餘皆一直穩在了初中講台上，傳承了一代教學曆史任務，而僅有我與另三個化學係的同學在高中講台直到將日落西山。
但，我想，小學講台就站不穩的個別極端現象，這並非推薦上大學之過。
毛主席的創舉，是一種創新，是一種向舊製度挑戰的革命性嚐試，難免有不成熟的粗獷性，毛主席難道會要下麵推薦又傻又壞的人上大學嗎?定是希望德智體全麵兼顧，擇優推薦，今天看來也可行。
從來，有哪個領袖如此心懷勞苦大眾?
毛主席不偉大，誰偉大呢?
毛主席為的是改變少數富人壟斷文化，以愚弄大眾百姓的現象。
毛主席為的是工農大眾，我們就叫工農兵學員!
從來，高分低能者普遍，“書讀得越多越反動”並非打胡亂說。偉人更是看到了書呆子的迂氣之弊，提倡學工學農學軍、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些，正是偉人高屋建瓴處!也與當今成了人們口頭禪的“素質”教育異工同曲。
越研究毛澤東，反芻越有味，越覺得毛澤東不是普通的人，是位大菩薩轉世。
毛主席獨具穿透力，看出了知識份子因有知識的弱點。更看出了傳統教育的弊端。
毛主席是知識份子，卻未染上書呆氣，保持了果敢性。
毛主席沒有今天的大學一本學曆，卻是人類光明的導師……
一九七九年秋，我們作為最後一撥工農兵牌大學生邁出了大學校門，哪來哪去，社來社去，一張張麵孔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陌生，聚散離合皆是緣。我先回本公社當民辦教師，兩個月後調入楮河下遊一個老牌中學，開始了正式粉筆生涯。
而我，當年在大學課堂上，學習至多中等偏上程度，反應靈敏度與尖子生們比較差遠了去了。說實在的，當時我的特長在哲學。但聰明不等於智慧，學曆不等於能力，這人潛能的伸縮性，又勤能補拙，畢業當中學教師的第二年，國家對我們這另類大學生重新考核認定，我竟然是漢中地區之冠，幾乎應該是滿分一百!雖然一直未得用武之地。
推薦上大學的人，其課本知識考分往往不及尖子生們，也就是說課本知識接受能力遲鈍一些。但人類科學文化史上有一種“反常”現象，有創見、創造發明的大都不是考試分數最高的。例如愛迪生、牛頓、愛因斯坦小時候在學校都不是尖子生。這就說明一個道理，考分高的多是成為了知識的奴隸，而半拉子人往往思想活躍，有後勁、有潛力。名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人類既成理則並非絕對。
這並不等於說考高分不好，隻能少說明比分數低者記得多一些，不能代表所有。
單憑考試上大學隻看重了筆試理論考分，似乎這就足夠體現一個人的能力了，卻沒看出高分低能現象很普遍，理論與實踐還有一大段距離，或者隻能掌握一門專業，用來工作生活，談不上創造。我們從初中到大學的教育尤其中學嚴重脫離實踐，塑造運用型人才而非創造性人才。
當年毛主席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的嚐試可“德能”兼顧，並打破權貴壟斷文化的現象，為了平衡工農大眾與權貴掌握文化知識的比例、兼顧實用性教育，毛澤東毅然向傳統科舉宣戰，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
但，在今天我們要克服推薦與科考二者的弊端，將兩者的優勢都發揮出來，我粗淺地覺得，涉及方方麵麵的配套完善:
一、必須複興社會主義公有化、集體化
二、平衡師資力量，應著力向下延深辦教育而不是收縮，恢複毛時代偏遠教學點、村村有小學、鎮鎮有初中、間辦地域性高中
三、大學錄取方式必須德、智、體三方麵按比例錄取，而不是走過場，實際上隻看考分。高中學製應當有深入實踐鍛練的時間，德育評定由有德有閱曆的教師組成，初、高中切實抓體育而不是放羊式、簡單式。
如此，改革傳統單一的答卷科舉考試模式，踐行以上三條，將更能顯示出教育生氣，一定是人類曆史上又一次偉大的具有先進生產力的變革!
不妥處，請高手補充，大家集思廣議，拳當閑聊天下事。
1925年10月，毛澤東在廣州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任職時提出圍繞革命進行宣傳計劃，組織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培訓農民運動骨幹。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廣州辦了一至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實際上是由共產黨人負責，如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一至六屆主任或所長都由共產黨人擔任，教員也大多由共產黨人擔任，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要由毛澤東主持工作。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一至六期和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1600多名學員，有力促進了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親自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人時，在教學中更是注重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1926年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決定把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為培養全國農民運動幹部的學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決定任命毛澤東為第六屆農民運動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由前五屆的主任製改為所長製）。
毛澤東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後，農講所氣象更新：第一，嚴格了招生條件。第二，培訓內容更係統。第三，加強課外理論研究。第四，注重學員從事實際農民運動工作能力的培養，注重實習。第五，為了使學員更深刻地認識中國農村狀況，注重培養學員調查研究的本領。第六，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
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培訓內容更係統的表現是，總共開設25門課程：《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史》《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帝國主義》《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中國政治狀況》《中國財政經濟狀況》《經濟學常識》《蘇俄狀況》《中國史概要》《地理》《中國職工運動》《廣東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廣寧高要曲江農運狀況》《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法律常識》《統計學》《農業常識》《農村合作概要》《各國革命史》《革命畫》《革命歌》等。同時，課程講授質量大有提高。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和《地理》。他還聘請共產黨人周恩來、蕭楚女、李立三、惲代英、彭湃、於樹德、羅綺園等分別講授有關課程。此外，毛澤東還邀請瞿秋白、陳延年、林伯渠、吳玉章、郭沫若、譚平山、何香凝等到農講所講演，擴大學員對革命知識和革命形勢的了解。
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還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發展黨員和團員，壯大共產主義力量。
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毛澤東同時在思考中國革命的重大理論問題，他著重研究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農村各階級的狀況及其對革命的態度。“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所寫的序言《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農民問題理論形成的標誌。在這篇引起國內外政治家和學者注意與研究的論文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農民問題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提出了發動農民奪取地主、軍閥政權，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極端重要性，號召廣大農民起來為推開地主政權、建立革命政權而鬥爭。”
1927年1月，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廣州革命政府遷到武漢。在毛澤東倡議下，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成立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927年3月，毛澤東、鄧演達等在武昌負責第七屆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設置29門課程，目的是加強對學員進行國民革命知識、農民運動理論及策略和中國農民運動及趨勢的教育，認識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懂得解決農民問題的理論、策略及方法，同時把軍事教育放到相當重要的位置。課程增設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內容。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畢業後，深入各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民自衛軍，對推動全國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對組織廣大農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農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遊擊戰爭播下了革命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