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上社會主義實際上帝國主義

口頭上社會主義實際上帝國主義

 

 

 

《轉裁》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紅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什麽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會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呢？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特別是用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觀察問題，就能夠理解，這主要地是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的一種產物，是蘇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竊取了黨政大權的結果，即蘇聯的資產階級篡奪了無產階級政權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為了挽救自己的滅亡，通過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仍然集中在政權問題上。毛澤東同誌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資產階級雖然被推翻，但是階級和階級鬥爭依然長期存在。斯大林曾經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這就說明階級鬥爭一直在尖銳地進行著，說明一直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蘇聯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於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還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拋出惡毒誹謗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施展種種陰險狡詐的手段，篡奪了蘇聯的黨政大權。這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政變，是推翻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變。

勃列日涅夫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同謀者，後來他又取代了赫魯曉夫。他的上台，實質上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繼續。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魯曉夫二世。

毛澤東同誌指出：“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澤東同誌的英明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實質和社會根源，指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

蘇修叛徒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大權之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大大膨脹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黨、政、軍和經濟、文化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並且從中形成了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機器和支配整個社會財富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即新型的大資產階級。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所控製的國家政權，把社會主義所有製變為走資派所有製，把社會主義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假借“國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庫，采取各種手段，任意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而驕奢淫逸，作威作福。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把複辟希望變成複辟行動的資產階級。他們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兒女打下去，重新騎在蘇聯各族人民的頭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們極端反動，極端仇視人民，極端害怕人民。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同一切反動沒落的階級一樣，在其內部充滿著種種矛盾。他們為了拚命保住自己竊取的權力，狼狽為奸，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的處境越是困難，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愈演愈烈。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攝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維護其反動統治，在剝削和壓迫本國人民的同時，必然要進行瘋狂的侵略擴張，加入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窮凶極惡的社會帝國主義政策。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基礎。現在，這個階級的總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瘋狂地推行並且發展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完成著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從複辟資本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的演變。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全麵推廣所謂“新經濟體製”，把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用法令形式固定下來，加強了官僚壟斷寡頭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他們橫征暴斂，不管人民死活，實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以適應社會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需要。

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給社會生產力帶來極大的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工業衰退，農業下降，牲畜減少，通貨膨脹，供應緊張，國家市場商品奇缺，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蘇修叛徒們不僅揮霍了蘇聯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而且低聲下氣，向當年的戰敗國西德乞求貸款，甚至出賣國家資源，把日本壟斷資本引進西伯利亞。今日的蘇聯經濟已陷於無法解脫的危機之中。作為蘇聯人民的朋友，我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於蘇修叛徒把列寧主義的故鄉糟蹋成這個樣子感到無比憤慨，對於蘇聯廣大人民在資本主義製度全麵複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

蘇修叛徒集團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蘇聯“已變為全民國家”了。現在又自打嘴巴，說“全民國家繼續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全民國家”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一個類型”。他們還大叫大嚷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紀律”’“加強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國家”，又是“無產階級專政”，把兩個根本衝突的概念硬拚湊在一起，無非是用來欺騙群眾，掩蓋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所說的“黨的領導”，就是一小撮社會法西斯寡頭對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政治控製。他們所說的“紀律”，就是鎮壓一切不滿於他們統治的人。他們所說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他們這一夥人的手裏。一句話，他們打出這些幌子，都是為了加強法西斯專政和準備侵略戰爭。

處於內外交困的蘇修叛徒集團，越來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來維持其背叛列寧、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動統治。今日之蘇聯，特務密探橫行無忌，反動法令層出不窮。革命有罪，冤獄遍於國中；反革命有賞，叛徒彈冠相慶。許多革命者和無辜的人被關進集中營和所謂“瘋人院”。蘇修集團甚至出動坦克和裝甲車，對人民的反抗進行野蠻鎮壓。
列寧曾經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象俄國那樣，對國內的大多數居民實行這樣的壓迫”，除俄羅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當作異族看待”。“它使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對君主政體積下了深仇大恨”。現在，蘇修新沙皇恢複了老沙皇的民族壓迫政策，采取歧視、遷徒、分化、監禁等毒辣手段，對各少數民族進行壓榨和迫害，把蘇聯重新變為“各族人民的監獄”。

蘇修叛徒集團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他們瘋狂地摧殘和壓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文化，而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樣到處泛濫。他們大肆鼓吹軍國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把文學藝術作為推行社會帝國主義的工具。

列寧當年痛斥沙皇製度的黑暗統治時，曾經這樣寫道：警察的專橫，野蠻的迫害，道德的敗壞，“達到了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頑石也將為之長歎”！人們不妨把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同列寧當時痛斥的沙皇製度比較一下吧。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起了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十四國的武裝幹涉，白匪的叛亂，希特勒幾百萬軍隊的進攻，帝國主義的種種破壞和顛覆，封鎖和包圍，都沒有能夠攻破的社會主義堡壘，竟被這一小撮叛徒從內部奪取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叛徒，是萬惡不赦的曆史罪人。

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

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叛徒們的時候，曾經指出：他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從修正主義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不同的是，第二國際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如考茨基之流，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權，隻是為本國帝國主義效勞，從掠奪別國人民的超額利潤中撈一點油水。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則是依靠他們所篡奪的國家政權，直接去掠奪和奴役別國人民。

曆史的經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一旦為修正主義集團所篡奪，或者象蘇聯那樣變為社會帝國主義；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樣淪為附屬國或殖民地。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的實質，就是把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霸國。

蘇修叛徒集團講的是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幹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勾當。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對他們的所謂“兄弟國家”實行“國際主義”，實際上是用“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等一套套枷鎖，把東歐一些國家和蒙古禁錮在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鐵絲網裏，任意宰割。他們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麽“國際分工”、“生產專業化”和“經濟一體化”，強使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適應蘇修的需要，變為蘇修的銷售市場、附屬加工廠、果菜園和畜牧場，以進行駭人聽聞的超經濟剝削。

他們采用最橫蠻、最凶惡的手段，對這些國家嚴加控製，在這些國家駐紮重兵，甚至公然出動幾十萬軍隊，把捷克斯洛伐克置於自己的鐵蹄踐踏之下，用刺刀製造傀儡政權。這一夥叛徒，正象列寧曾經痛斥的老沙皇那樣，完全是以“農奴製特權的原則對待鄰國”。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對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實際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圖把這個地區的一些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同美帝國主義爭奪中間地帶。蘇修通過軍火輸出、資本輸出和不平等貿易，掠奪它們的資源，幹涉它們的內政，並且伺機攫取軍事基地。

列寧指出：“財政資本實行殖民政策，除了無數‘舊的’動機以外，又加上了爭奪原料產地、搶先輸出資本、爭奪‘勢力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等等的動機。”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循著這個資本帝國主義的軌道前進的。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完全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實際上他們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動的勢力勾結在一起，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他們瘋狂咒罵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群眾是“極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這些國家的人民運動。他們出錢出槍，直接幫助印尼、印度等國反動派屠殺革命者，處心積慮地撲滅亞、非、拉的人民武裝鬥爭烈火，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樣，充當世界憲兵。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讚成什麽“反帝鬥爭”，有時候也罵幾句美國，實際上他們和美帝都是妄圖稱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國主義。蘇修的所謂“反對”美國，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蘇修同美帝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爭奪，又互相勾結。蘇修在德國問題、中東問題、東南亞問題、日本問題、核武器問題等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行為，都是他們同美帝又爭奪又勾結的罪證。他們都是推行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犧牲各國人民的利益。蘇修和美帝之間有什麽妥協，也不過是強盜之間的暫時協議。

列寧指出：“現代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結果。”現代戰爭“是由帝國主義的本質產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繼承赫魯曉夫核訛詐的軍事戰略方針，大力發展火箭核武器，同時加緊擴充常規軍備，全麵加強陸、海、空三軍，在全世界推行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

在戰爭問題上，過去赫魯曉夫是鼓吹那一套虛偽的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掩蓋真正的擴軍備戰。現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變一些腔調，拚命煽動戰爭狂熱，大叫大嚷當前國際局勢“孕育著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公然威脅說要“先發製人”，吹噓他們的什麽“戰略火箭”“能夠消滅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標”。他們更加瘋狂地增加軍費，加緊侵略戰爭的動員和準備，陰謀發動希特勒式的閃電戰。

蘇修叛徒集團以突然襲擊方式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等地區，並對我國進行核威脅，充分暴露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冒險性。同美帝國主義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一小撮寡頭已成為準備發動世界戰爭的又一罪魁。

[yongbing1993]

賣國投降走資派鄧小平徒子徒孫







賣國投降走資派鄧小平的徒子徒孫何其多。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以說是永無缺失過。四十多年來前前後後被抓了多少？還存在多少？自從賣國投降的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新自由主義乘中國“改革開放”之機大舉“進攻”。

走資派鄧小平不懂資本市場就是買方市場，盲目、大膽、一味地引進外資，他在利用外資之時，反被外資利用，使中國陷入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資本壟斷網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美、英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之時，於是新自由主義這條“毒蛇”，打扮成改革開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經濟理論”，乘機混入中國大門，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走資派改革家、大冤頭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學者、幹部學習、取經，回來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骨幹，在他們掌控的部門和地區積極推廣，二是請進新自由主義者來講學於中央黨校、各主要的學府、論壇等多種場合進行演講、作報告，使許多聽者中毒很深，還號稱大開眼界、所謂的解放了思想、就跟著大幹起來。

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千方百計弄“錢”，錢就是效益，有了錢什麽都好辦，一時間全國工農商學兵，一齊來經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許多人淡忘、拋棄，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極端個人主義成為不少人的世界觀；“市場經濟成為改革的最終目標”；私有化在不聲不響中已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被它們改變，一句話：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已逐步實現。

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這股逆流像洪水猛獸那樣和個人的私利結合起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聽了，成為短期內難以治癒的頑症。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黨內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誌們的堅決抵製和批判、鬥爭，但它在走資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過廣大黨員和人民是不會聽任新自由主義擺布的，當他們認識到這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撒向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壓迫、剝削人民的羅網、廣大人民成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時候，必然奮起反抗，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到來。

現隻舉一個新自由主義推銷者--張五常在中國如何叫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真實例子。下邊是吳易風教授寫的《張五常熱解析》摘錄。

張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學，1957年出國，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攻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佃農理論》。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頭目科斯、 弗裏德曼的指派，於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務是就近指導中國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個經濟殺手之嫌—引者注）後，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係，自我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以來，張五常把研究方向轉到經濟製度變遷問題上，主要是用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的製度變遷。

張五常受影響最大的是兩類經濟學家，一個是美國新製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諾貝爾獎獲得者—引者注）阿爾契安等，一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裏德曼等。

張五常說的製度變遷有特定含議，是指中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到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變遷。張用科斯的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說“在馬克思與科斯的一場智力決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麵勝出。科斯從邏輯推理及證實兩方麵，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也絕不能例外。”

張五常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說，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這是崇拜是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力禍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張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

張五常攻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基礎”，其它理論是“上蓋”。“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因此，他著重攻擊勞動價值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裏”，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他宣稱：“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在一些大學作報告時不止一次地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丶“他不是我殺的，而是你們殺的，我隻不過是打上釘子”。

張五常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引者注）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什麽是“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呢？張五常解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他又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誰屬，隻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淨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產權清晰論“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他還說：“私產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

我國出現“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製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張五常反複宣傳的科斯定理、產權清晰、交易成本、產權私有、製度變遷等等，都不是張五常的創造，而是源於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如果張五常的說法有新意的話，那就在於他把美國新製度經濟學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指少數成為中央改革智囊團的經濟學家——引者注）......後來找到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掌握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成果，這才“推動了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製度層麵的進展。從那以後，各方麵經濟製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他說，是“現代經濟學”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

正在這個時候，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內地（有時是陪同弗裏德曼來的），主動“送來”了美國新製度經濟學，特別是主動“送來”了經過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製度經濟學。他的經濟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獻給他們的老師科斯的《賣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間，就發行了20版，內地的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書的大部分讀者並不在香港，而在內地。隻是後來，翻譯的新製度經濟學著作多了，人們才越來越多地從新製度經濟學原著的中譯本中了解新製度經濟學。

推動並掀起“張五常熱”的少數經濟學家，他們很了解張五常，他們讚同張五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主張，張五常宣傳的新製度經濟學是他們的智慧之源。他們需要張五常，需要他來完成他們自己不能完成或較難完成的任務。

這些經濟學家對張五常的什麽理論和主張感興趣？據研究，他們對張五常說的勞動價值論“一無是處”、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剩餘價值論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馬克思由頭錯到尾”、“馬克思的理論......從未對過”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製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產權製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有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製”、“取之民為國有，還之民為私有”、“將某些資產幹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以共產黨推行私有製，聽來有點矛盾，但權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興趣。

明白了這些，自然就明白“張五常熱”，從而就明白了“新製度經濟學熱”和“新自由主義熱”的深層原因。（《當代思潮》2003年第5期）。

從上述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張五常和新自由主義的首領弗裏德曼多次來華，先後到北大、中央黨校及有關部門作報告、講學，培植了中國一批崇拜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中的重要骨幹分子成為中國改革政策的製定者或實踐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張已體現在90年代黨的重要決策中，成為推動體製改革的指導思想，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如《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產權關係明晰”，規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製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經濟已超過公有製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由市場決定企業的生產、銷售、科研和價格，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溶入了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大循環；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都呈現在中國人民麵前；還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資產階級陣容，廣大工人、農民工以及農民又成為被壓迫、被剝削者。這便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和新製度經濟學在中國泛濫所造成的深重災難。還推動產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識形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惡意念，一媚、二怕。

[yongbing1993]

錢買來的將軍部長必拿情報賺賣






上將可以用錢買來，那麽中將，少將更可以買。

看來文革中取消這些“將軍“對的。滅了一個犯罪賺錢的路。

化了大錢買來了將軍，當上了就要收回成本和賺錢，拿手中掌握的情報去賣是最客易的賺錢的路。

買個部長，手中掌握的情報更多。

靠《走資派》內部反？反得了嗎？反得完嗎？

沒有《文革》了。行嗎？

[yongbing1993]

走資派為什麽散布階級鬥爭熄滅







走資派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剛剛說了要“悔過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後就又直接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不是又一次證明黨內確有資產階級，而且他們總是想打倒無產階級嗎？階級鬥爭不但從未“熄滅”，而且有時候是多麽激烈啊！

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去年一麵糾集右傾翻案勢力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一麵卻說階級鬥爭看不清楚了，說什麽：“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他散布種種奇談怪論，肆意歪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他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這個修正主義綱領的理論基礎之一，仍然是劉少奇一再鼓吹過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為什麽口講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人？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重要問題。


轉載《走資派為什麽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

作者：紀岩 1976年4月19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在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刮起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之間的生死鬥爭。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的繼續和深入。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挑起了鬥爭；無產階級奮起反擊以後，黨內資產階級和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又千方百計阻撓和反撲。他們的種種活動，從反麵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是多麽尖銳、多麽複雜啊！

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去年一麵糾集右傾翻案勢力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一麵卻說階級鬥爭看不清楚了，說什麽：“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他散布種種奇談怪論，肆意歪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他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這個修正主義綱領的理論基礎之一，仍然是劉少奇一再鼓吹過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為什麽口講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人？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重要問題。

到底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不存在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終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在哪裏？對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毛主席就及時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十三年後，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問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並且提醒全黨同誌注意我們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進行的一次偉大的革命，鬥爭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近，毛主席在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時候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二十多年來，我國人民的戰鬥曆程，完全證明了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盡管經過多次的大搏鬥，階級鬥爭並未“熄滅”，仍然是看得見的活生生的客觀現實。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麽？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依然存在嗎？這些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剛剛說了要“悔過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後就又直接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不是又一次證明黨內確有資產階級，而且他們總是想打倒無產階級嗎？階級鬥爭不但從未“熄滅”，而且有時候是多麽激烈啊！

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與資產階級法權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存在，有著密切關係。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重要土壤和條件。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五六頁），就因為這樣的國家還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

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裏“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現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製方麵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麵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麵還占統治地位。黨內的資產階級為了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必然要對無產階級作拚死的鬥爭。這是因為，他們是把資產階級法權看作自己的命根子的啊！

我國原來是一個小生產象汪洋大海一樣的國家；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的殘餘仍然存在，小生產所固有的狹隘思想和私有觀念，還將長期存在。在這樣一個國家裏，有許多黨員把小生產的思想影響帶到黨內，一點也不奇怪。

毛主席指出：“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些也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必將長期存在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原因。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是，光是認識到這一點，是很不夠的。還必須認清，資產階級在哪裏。資產階級不隻存在於社會上，而且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是妄圖在我國複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當前，鄧小平就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

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依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起了變化。”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後，資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對象了。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經濟力量，在政治上也沒有多少號召力了。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在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事業中，就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同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矛盾，也就越來越突出了。

正如黨的十大政治報告所指出的：“由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比地主、資本家親自出馬要好得多，特別是地主、資本家在社會上名聲已經很臭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就是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披的是馬列主義外衣，打的是共產黨員的招牌，販賣的是修正主義黑貨，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又在黨內篡奪了一部分權力，有的還是相當大的權力，搞起修正主義來是很凶的，也是很快的，因而是最危險的。

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事實告訴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存在，必須引起全黨的嚴重注意。最近，黨內資產階級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瘋狂抵抗和搗亂的事實，又一次從反麵提醒我們注意這一點。隻要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沒有結束，“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就不會消失。

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鬥爭黨內走資派的目的，也是為了更有效地同整個資產階級以及一切階級敵人作鬥爭。對於那些反對黨的領導、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危害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經濟、進行種種反革命活動的階級敵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

走資派之所以成為走資派，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縱容、保護和支持這些壞家夥，代表這些人的利益和願望。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吹捧鄧小平，把複辟的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既然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那麽，為什麽鄧小平卻公然的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呢？

在存在著階級的社會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始終反映著一定階級的利益。我們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了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無產階級正是要通過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並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最後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而鄧小平，正因為他自己代表資產階級，不願意消滅資產階級，而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所以他就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階級鬥爭熄滅論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種險惡的反動理論，集中地反映了反動沒落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策略。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但是，曆史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以後，資產階級日益走下坡路，革命革到他們頭上了，他們就害怕階級鬥爭了。為了挽救他們被無產階級徹底埋葬的曆史命運，他們就想方設法“調和”或“熄滅”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修正主義者作為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代理人，作為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前，總是鼓吹階級調和論；在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總是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很明顯，這都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需要。

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總是一方麵拚命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一方麵幹著複辟資本主義的勾當。劉少奇一方麵說我國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什麽“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等等；另一方麵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圍剿革命派，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四處點火，八方煽風，糾集那些還在走的走資派，大刮什麽“業務台風”、“經濟台風”，必欲把階級鬥爭這個綱，把黨的基本路線，統統刮掉而後快。他還不打自招地供認自己是來複辟的，叫囂什麽“隻要人家說你複辟了，你的工作就幹好了”“無非說你是‘還鄉團’回來了，好得很嘛。”看！他否定階級鬥爭這個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不恰恰是為了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嗎！

十分清楚，他們口口聲聲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並非真的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熄滅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熄滅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鬥爭；而他們對無產階級的鬥爭，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鬥爭，則是從來不肯熄滅的。他們自己一次又一次跳出來向無產階級進攻，從反麵教育了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千萬不能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

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前進的道路上就必然會有阻力、有曲折，必然會遇到國際國內階級敵人，特別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各種方式的瘋狂抵抗、破壞和搗亂。“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黨內資產階級也決不會例外。我們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掌握、運用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批判鄧小平，打擊反革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中，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完）

[yongbing1993]

《階級鬥爭》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取得基本成功。對於這場社會大變動，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熱烈歡迎，但也出現一些激烈的反對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右派”的觀點。於是，有人就質問毛澤東:“你們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況吧?”毛澤東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麽不合情況？。”毛澤東說:“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

毛澤東逝世以後，有一段時期，這樣的質疑聲又在媒體上大量出現。這些質疑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姿態出現，批評毛澤東這種"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態度”來進行階級分析，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界定，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他們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怎麽可以以“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來劃分階級呢？這些文章引經據典，大段大段摘引經典著作裏的文字來支撐他們的批評。

其實，類似的情況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時候，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事情，許多人都自稱“社會主義者”，尤其正在尋找救國之路的知識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當時的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首先在怎樣進行中國的階級分析這樣一個基礎問題上遭到很大的困難。按照《共產黨宣言》，“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社會總人口中都占少數，主要是農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一起占了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按照經典的觀點，農民階級雖然是被剝削階級，但它屬於落後的生產關係。這樣，許多學者就被一個難題所困擾：要麽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要麽找不到符合馬克思經典理論所說的革命力量。中共建黨的第一任書記，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之一——陳獨秀，在他的一係列文章中就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不能作為一支獨立的革命力量發揮作用，中國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中國革命必然依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合作，並以資產階級為首；隻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無產階級才能成熟起來，產生新的革命要求。陳獨秀這種觀點的邏輯結論，隻有一條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毛澤東是怎樣來對中國社會作階級分析的呢？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段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在這裏，敵人是很明確的——“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中國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而革命的動力呢？毛澤東不是拘泥於經典著作，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以“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為分析的依據。這裏所說的“經濟地位”，主要指受壓迫剝削所造成的貧困程度，而落腳點則在“對於革命的態度”。他從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下的極端窮苦，看到了他們強烈希望改變現狀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民，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的結論。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曾經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駁倒了所有這些質疑和指責，毛澤東被公認是在理論上為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創時代的貢獻。

那麽，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又該如何進行階級分析呢？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尚未具體涉及的問題。

作為列寧繼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就宣布蘇聯消滅了階級而成為無矛盾的社會。一旦麵對實際發生的矛盾，他就以國外間諜論罪。一些理論家引用馬克思，列寧對“階級”的定義，認為階級區分最根本的和具決定意義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既然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麽剝削階級也就不複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到了赫魯曉夫時代，連資產階級的殘餘及其子弟也早就沒有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自然就提出來了。

然而，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種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這種鬥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澤東把是擁護還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態度來劃分人群，他說：“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毛澤東這次對不對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能解決的問題，很長時間裏人們對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七十多年曆史並已躍升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大廈倒塌的轟然一聲，才給這個問題做出了曆史的回答。哪裏有什麽“全民國家”，人們看到的，是原先 “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哪裏有什麽“全民黨”，連蘇聯共產黨也被宣布為“非法”；至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則完全被私有製和寡頭經濟所取代。

探討蘇聯解體的曆史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的許多論斷都得到了驗證。有些人對毛澤東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不以為然，但是，據原蘇共老黨員利加喬夫的反思，在蘇聯演變過程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場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個公眾輿論”，“極右派報刊描繪出來的曆史不是成績和錯誤的多維矛盾集合體，而被全部塗上灰暗的，甚至肮髒淫穢的色調。按照這些報道的觀點，我們的過去從未有過美好的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忍受著折磨，沉溺在災難之中”。這些赤裸裸地歪曲曆史的言論“使人著魔”，“群眾的思想開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縱”。正是這種輿論戰開啟了蘇聯的劇變、解體之門。（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這個情形為毛澤東所說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作了最生動具體的注釋。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並不違背馬列經典著作關於階級的論述，因為這種鬥爭最終要導致經濟基礎的變更，由社會主義所有製重新回到資本主義所有製，整個社會重新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的階級對立狀態。其實，列寧也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產階級的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即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批評毛澤東“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的一些人，認為這個分析法是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根源。其實，這種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顛倒了，毛澤東這樣做，恰恰是基於他的一貫思想——“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曆史上，曾經有過一種“中間勢力危險”理論，其源於俄國革命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判斷。俄國十月革命後，以沙皇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崩潰，而資產階級則由於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過的積極作用而蒙騙了一部分群眾，並據此同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黨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勢力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當時占據中共領導地位的一些人，機械套用蘇聯革命的做法，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不僅把資產階級整個列為敵人，甚至還提出“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以及在農村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極端政策。毛澤東反對這些錯誤做法，一再強調“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結果使得中國革命陷入幾近全軍覆沒的危險境地。毛澤東在成為全黨領袖之後，就更加注重對社會各階層，包括敵方陣營，進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麵前，毛澤東不僅把資產階級區別為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還把“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同時把“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幹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列為“地主階級的左翼”，作為可以爭取和團結的“中間勢力”。（毛選第二卷：《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就是在與“中間勢力危險”理論的鬥爭中，構築了作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為革命戰爭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大軍。

中國革命勝利之後，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大變動時期，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就成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新課題。毛澤東采取贖買的辦法，在和平和穩定中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沒有造成社會的動蕩，還實現了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這種做法，曾被國外及黨內一些人懷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澤東則回應說：“最後把資產階級化掉，如何可以說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澤東之所以采取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其根據就在於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鐵板一塊的敵對力量。基於曆史上的盟友關係，毛澤東誠懇地對他們說：“隻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毛澤東多次召開與民族資本家的座談會，給他們講清“階級要消滅，個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勵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共同目標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下，“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澤東還主張擴大資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逄先知：《毛澤東傳》）

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確實依然強調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這是不是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了呢？這種鬥爭，就其性質和可能導致的結果而言，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將最終決定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個前景前麵作何種選擇。如果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了，那麽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澤東這一判斷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已被後來蘇聯劇變的事實所驗證。但是，毛澤東又一直在說，這一類階級鬥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少數敵我矛盾，主要指現行破壞活動）。而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早就說過，不能用專政的辦法，隻能用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毛澤東認為，共產黨進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主要任務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引導和教育群眾，他說：“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四清”運動就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要抓階級鬥爭後在全國發動的一場宏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開始毛澤東就講明，四清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鬥爭”。在專門研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快要結束的那一天，毛澤東徹夜未眠，天一亮就急著把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找來，反複叮囑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亂了。對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整個四清運動，毛澤東都嚴格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不要搞到工人當中去”，“民主黨派不搞”，“主要是正麵教育。”即使對待犯錯誤的基層幹部，毛澤東也主張用“洗溫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護大多數，實現對群眾和幹部的兩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還說，四清運動不僅要依靠貧下中農積極分子，而且要“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願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餘、富農分子”。在這裏，毛澤東又一次運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說：“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貧代會，“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逄先知：《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可見，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從實際出發，防止打擊麵擴大化，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擴大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群，以孤立和打擊對社會主義威脅最大的敵人。

什麽是危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最危險的力量呢？毛澤東認為，是掌握著大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權，而又脫離人民、高踞於群眾之上、謀取官僚特權而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這樣的人，權力越大，危險性就越大。毛澤東鄭重地告誡全黨：“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就會變顏色”。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同樣在蘇聯解體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驗證。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發表了他對蘇聯解體過程的調查結果，指出，原蘇聯親資本主義聯盟有四個主要群體——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人業主、黨國精英（即原蘇共黨內實權人物），而新的資本家階級的絕大部分，出自這個黨國精英集團。俄羅斯100家最大私有企業的創辦者中，有62%是這一類黨國精英。（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製的終結》）至於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之流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則早已人所皆知。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屢遭質疑而又不斷為曆史所驗證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在他自己最喜愛的著作《實踐論》裏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是說，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包括一切人類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而是為了“改造世界”，為了革命的勝利來“指導行動”；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也不能把“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而是用正確理論的“矢”，來射革命實際問題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注重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和切實掌握，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實踐論》所說的：“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