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樹一幟的毛教員《教育思想》

獨樹一幟的毛教員《教育思想》

 

 

作為一名出色的《教員》，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毛主席主張，不僅僅是讀書本裏的書，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他在學生時代便通過窮遊的形式做社會調查，他更是把調查研究當作領導幹部的一項基本要求堅持了畢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做群眾的先生，首先要做群眾的學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學習，把人民看得至高無上：“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則，向人民學習，做人民的學生，為人民服務。上麵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從基層戰士那裏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憶他在抗大講課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

毛主席講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生歡迎。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曾說過：“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誰都不能否認的是，對現代漢語貢獻最大的，一個是魯迅先生，一個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對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會說出毛澤東式的語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斷學習，勇於實踐，勇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理論聯係實際，勇於從實踐中建立理論，用理論指導實踐，再用實踐檢驗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通過實踐、實踐、再實踐反複檢驗過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理論！

綜上所述，毛主席當之無愧是最偉大的“人民教員”。

例如，剛剛逝世的烏拉圭前總統何塞·穆希卡就回憶說：

毛主席就像我們自家的爺爺一樣，對我們代表團每一個年輕人都非常尊重，非常親切，同時對我們正為之奮鬥的拉美人民解放運動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心。

覺醒起來的年輕一代，比起老同誌有著更強烈的平等意識，他們因而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稱呼一聲“教員”，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於追求社會平等、“打破三千年傳統習慣”的結果。

“教員”的這一親切的稱呼，不僅說明年輕一代已經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同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親人，也說明年輕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老師，願意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見到老朋友斯諾時說：要人們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很困難的事，所謂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

可見，毛主席不僅不會反對別人稱呼他為“教員”，而是很希望別人隻稱呼他為“教員”。

從字麵意思出發，“教員”一詞對於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適的。

一位網友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子曰”念了兩千多年，中國絕大多數還是文盲；“毛主席教導我們”念了10年，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來的統治階級奉行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統治信條，孔夫子的“克己複禮”被他們高高舉起，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卻被棄之一邊。而毛主席卻堅持要摧毀剝削階級複辟的基礎，教導中國人民要學習文化、要關心國家大事。

紅軍時期，毛主席就主張紅軍戰士一邊打仗、一邊學習；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將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到1964年，全國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50%；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文盲率已經下降到30%。

毛澤東時代中後期基礎教育普及工作同樣成就巨大，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1975年小學數量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05.7萬所，學校被開到了農民家門口。這種教育普及水平到整個80年代都無法被超越。

而更進一步地，毛主席不僅教給人民群眾文化知識，更教給了人民群眾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馬克思指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列寧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但革命勝利之後怎麽辦?馬克思隻是有所設想；早逝的列寧還沒有機會去實踐；斯大林對這個問題的則是沒有認真思考過；隻有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了大量複雜艱辛的實踐探索，通過深入的思考，對“勝利之後怎麽辦”的問題給出了解答。看到種種現實的王震將軍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後驚呼：“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有大量的堅定無產階級革命家。而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事物，不是一個人不知道怎麽當省委書記，而是大家都不會。作為教員的毛主席一麵自己親身實踐、探索、總結，一麵殫精竭慮、言傳身教、幾乎是在手把手地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幹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出版了一本《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開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陶魯笳主政山西時，跟毛澤東主席接觸不下40次，參加毛主持的小型會議20 多次，同桌進餐也有八九次。他的這本書主要是回憶當年毛主席怎樣耐心細致地教導陶魯笳這一代的幹部當好省委書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饒有興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同他進行了話題廣泛的交談。其中多次談到關於“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

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犬海航行靠舵手》則進一步提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論說：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就是毛澤東同誌。幾十年來，每當我國革命的重要關頭，都是因為黨和人民群眾有毛澤東同誌這樣天才的舵手掌舵，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南，撥開迷霧，端正航向，使我們革命的大船，能夠繞過無數的險灘和暗礁，在大風大浪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航道，勝利前進。”

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接見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他在開幕詞中說：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裏同大家見麵。”

接著，林彪講話時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

8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並列的“四個偉大”首次出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穿著人民解放軍軍裝，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以及其他同誌，在天安門上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大軍。”

這是“四個偉大”第一次在黨報上出現。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時開口就說：

“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問好，向大家問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七億人民》的社論，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社論最後說：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人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同一時期，中央的、地方的、行業的報刊的社論，幾乎都采用了這樣的格式化的結尾。

此後，“四個偉大”廣為流傳。

“四個偉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間。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毛澤東像的下麵刊登了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

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稱：

“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誌為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題詞，最集中的表達出了億萬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感情，成為今天整個節日慶祝活動中最響亮的頌歌。”

同一天，全國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林彪的題詞手跡。

5月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4日，在清華大學，萬眾歡呼，群情沸騰。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華園矗立起來了！這座用鋼筋水泥製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達8.1米，像雄偉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華大學校園中心。

毛主席身穿軍大衣，神采奕奕，高舉他老人家那雄勁的手臂，為無限忠於他的革命師生和億萬人民指出前進的方向。”

林彪的題詞手跡出現在毛澤東塑像底座上，這種組合形式也被許多地方在塑像時效仿。

至此，“四個偉大”與林彪密不可分。

後來到1968年、1969年，“四個偉大”開始降溫，到1970年就日漸式微，1971年9月後，就完全銷聲匿跡了。

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奪權問題，而後他說：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對於林彪的這些提法，毛澤東說：

“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這是毛澤東1966年7月寫給江青的信中的內容。毛澤東在信中繼續寫道：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蟯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澤東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的調子，並且在1966年7月間就對中央宣傳部負貴人批示：

“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事實上，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從一開始也是不以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

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友人卡博·巴盧庫時說：

“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繞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

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這“四個偉大”很不高興的態度。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在具體談到關於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時說：

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澤東找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的領導幹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說到：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報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論，請毛澤東閱批。

元旦社論中提了“四個偉大”，毛澤東要汪東興拿著社論的稿樣去釣魚台找陳伯達和姚文元，把“四個偉大”劃掉。

去之前，汪東興問毛澤東：四個偉大全刪掉，不留一個？毛澤東想了想說：那就留下一個吧。汪東興問毛澤東留下哪一個。

毛澤東說：

我是當過教員的，就留下那個導師吧。其實導師就是教師，不過比教師高明一點。

這樣，汪東興就去釣魚台，傳達毛澤東的意思，要陳伯達他們圈掉了除“偉大導師”外的“三個偉大”。

1968年元旦社論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全國億萬軍民懷著無比深厚的階級感情，衷心祝願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

[yongbing1993]

毛澤東總結新中國工農建設經驗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

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同誌的報告裏麵。

我們已經製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要製定各個方麵的具體政策。已經製定了的，例如農村工作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

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要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製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製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方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幾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經濟建設方麵，那時候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

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是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期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係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

要經過一段時間，碰到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定這些東西。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總路線指導之下，製定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現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種事很重要，請同誌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麽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麵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隻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麵，一九三零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八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隻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對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為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不準革命，像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要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但是，我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麽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麵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予適當的回答。

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曆來就是這麽罵的。

……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

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yongbing1993]

毛澤東如何選擇《站在哪一邊》




毛澤東：我們應當聯合那一些階級? 壓迫那一些階級? 這是一個根本立場的問題。

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附屬於無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是不是隻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隻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麵，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yongbing1993]

毛澤東關於認識客現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麽人犯了錯誤，隻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誌，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麽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樣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複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同誌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況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那一位同誌，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我們切記不要相信，沒有那同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和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零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底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事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零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盲目性遭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各個專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氏土壤學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的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方麵，我們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