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關於認識客現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麽人犯了錯誤，隻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誌，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麽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樣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複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同誌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況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那一位同誌，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我們切記不要相信，沒有那同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和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零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底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事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零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盲目性遭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各個專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氏土壤學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的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方麵，我們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要把黨內、黨外的先進分子，積極分子團結起來，把中間分子團結起來，去帶動落後分子，這樣就可以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
隻有依靠這些團結，我們才能夠做好工作，克服困難，把中國建設好。
要團結全黨、全民，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
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
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
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
在國際範圍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麽團結。
隻要有可能，我們也要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係，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範疇的兩同事。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
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
省委的同誌、地委的同誌、縣委的同誌，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
在座的同誌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誌們也要這樣做。
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
界限是什麽呢？
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
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
我們不怕公開反對派，隻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麵不講真話，當麵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
隻要不是違犯紀律的。隻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要用道理說服人家。
說而不服怎麽辦：讓他保留意見。隻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見。
在黨內、黨外，允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
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
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
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
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
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
曆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作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
我們黨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
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隻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並且企圖陰謀複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
但是，不要輕於捕人，尤其不要輕於殺人。
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裏麵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
對於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這就是所謂的“不可不捕，不可不殺。”
但是絕不可多捕、多殺。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
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隻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麵，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還不要給人亂戴帽子。
我們有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
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同誌的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
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
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別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
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
一個人犯了錯誤，隻要他真心願意搞正，隻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
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查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
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誌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的政策。隻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裏繼續工作。
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笑聲）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
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
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
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
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的了。
總之，各有各的賬。
同誌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
縣委的同誌，要領導公社把民主集中製健全起來。
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幹”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
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爭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
有什麽就檢討什麽，一個鍾頭，頂多兩個鍾頭，傾箱倒筐而出，無非是那麽多。
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
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
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麽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入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
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掌聲）
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查。這不就好了嗎？
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
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
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我向同誌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有些同誌還沒有民主集中製的思想，現在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
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
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熱烈鼓掌）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
這十二年分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同誌的報告裏麵。
我們已經製定或者正在製定，或者將要製定各個方麵的具體政策。已經製定了的，例如農村工作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
正在製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要製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製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製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製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方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幾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製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經濟建設方麵，那時候的任務是恢複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
不論在革命方麵和建設方麵，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是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
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期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係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
要經過一段時間，碰到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製定這些東西。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總路線指導之下，製定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現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製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種事很重要，請同誌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麵，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麽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麵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隻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麵，一九三零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八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隻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麵，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麵，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
自由是對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為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不準革命，像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要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但是，我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麽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麵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予適當的回答。
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曆來就是這麽罵的。
……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
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毛澤東：我們應當聯合那一些階級? 壓迫那一些階級? 這是一個根本立場的問題。
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於資產階級，或者附屬於無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是不是隻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隻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並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這些人占全入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麵，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