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

毛澤東：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遊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著了。那天屋裏很熱。吃飯是按他們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麵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他從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

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複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麵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聯，大串聯使全國革命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

他們為什麽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麽，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讚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隻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麵，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的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除上述的話外，他吃飯前還說了很多話。這些話在後來的文章中找得到。雖然沒有用黑體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正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作法的想法。有人說毛主席說“要開展全國全麵的內戰”，這次我沒有記得聽他說過。他說的“全國全麵”，是指的工礦企業和農村。他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

“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毛主席說是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製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製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曆史潮流衝掉。毛主席說，他同陶鑄分歧的實質就是這個。

那時相當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對此都不理解。原來說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後來工礦企業和農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這兩個指示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這起草人之一，開始也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為什麽要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毛主席過生日的談話後我才知道。

毛主席還說：鬥、批、改，改什麽？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麽？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麽？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麽呢？那就沒有目標了。至今人們大概也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原來設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為毛主席就是為了天下大亂，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為什麽要叫它亂？這次毛主席過生日才說得比較透徹。

毛主席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製度（不是指社會主義製度，是說舊的規章製度）要改成新製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還講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連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聯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幹涉甚至壓製，不能亂抓人。隻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藥。）製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製裁。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複講，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隻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他說，專政限於很小範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這一條，文化大革命中我聽毛主席講過多次。這一點他是堅持的。但他沒有堅持大部不抓。過去說大部不抓，是指確有證據的間諜特務都大部不抓。可是後來擴大到對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沒有堅持過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麵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麵、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

毛主席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幹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眾的框框，到群眾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鬥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幹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來，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會站到革命群眾方麵來，支持他發動的群眾的革命運動。他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麵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話）。

毛主席在吃飯之前說了上麵一些話。這是他提出的“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也是他一月份號召全麵奪權的根據。這也是他反複強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根據。這一番話，也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飯桌上沒有說什麽話，隻是祝酒說了一句。吃完飯閑談幾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過生日的這次談話，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較重要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以後，我有一些想法，認為自己的思想落後於毛主席，落後於運動。覺得毛主席總是站在前邊，我們總是趕不上。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總結，使我們比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東西。當時我是擁護毛主席的路線的，這是主要的方麵。不象別人的回憶錄說的，自己當時就對毛主席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是事後聖人，反正當時我沒有看見過一個堅決鬥爭的。那時自己是否沒有疑問？也不是。這樣的搞法，到底怎麽樣？我有點擔心。當時聽了毛主席講話之後一兩天，我對給我開車的中聯部司機王貴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還要大搞，看起來所有的幹部都要被打倒。後來一九八二年我從秦城出來後，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後來果然是所有領導幹部都被打倒了。但是，當時我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上文選自《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毛澤東傳1949—1976》（節選）

自1959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的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毛主席）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地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P.1390

幾天後，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備戰問題。毛澤東在插話中又談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且著重談到中央領導集團所持態度的極端重要性。他說：

“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

“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隻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麵反麵的都有。這些經驗，我總是要講的，或者在全會上，或者在明年社教運動搞完了開九大時，我要正式講一次。”《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P.1393-1394

五月五日，他（毛主席）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談話中，把他這種焦慮心情表露得十分明顯，並且說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誌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誌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麵。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隻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鑒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裏：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複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麵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麵。”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誌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 P.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