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蔣汪不提唯有毛澤東呼

《抗日》蔣汪不提唯有毛澤東呼

 

 

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曆史關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大無畏的曆史擔當率先高舉武裝抗日大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矢誌不渝地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解放的使命。毛澤東麵對日本侵略帶來的空前民族災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挺膺擔當，勇敢站在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前列。高呼：發動全民抗日。不隻高呼，還從戰略和戰術上出謀劃策寫下長篇論文，向全民演講動員，以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後的為八路軍新四軍抗日遊擊隊，進入抗日最前線進行抗日，發動民眾利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如地道戰地雷戰遊擊戰等，全民皆兵對日武裝反抗消滅日軍有生量，並作好《持久戰》的準備，必將小日本鬼子趕出中國，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必勝。這就是毛澤東的抗日軍事思想。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日本蓄意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侵略“顯明的目的顯然是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鮮明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同日，以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發表《為滿洲事變宣言》，毛澤東號召全中國民眾聯合起來，進行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

毛澤東率先組織發動群眾反抗日本侵略。1931年9月22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作出《關於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強調中國共產黨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特別在滿洲更應該加緊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鬥爭，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從1931年9月19日起，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也相繼發出指示和作出決議，要求各地共產黨組織迅速行動起來，“要動員廣大群眾的行動”，“組織布置飛行集會、群眾大會及宿舍工廠等處的部分示威”，“積極的擴大罷工罷課罷市反抗占領滿洲的運動”，將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毛澤東率先提出開展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裝鬥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開展了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武裝反抗日本侵略的實際行動，一方麵積極支持東北義勇軍開展抗日鬥爭，另一方麵迅速建立起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武裝反抗日本侵略。

1931年9月21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及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明確提出“發動遊擊戰爭”。

1931年10月12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出《關於滿洲士兵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農民中直接組織遊擊隊，開辟反日遊擊區，開展抗日武裝鬥爭。

1932年4月15日，毛澤東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

1932年11月，此前受中國共產黨委派到東北開展工作的楊靖宇將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南滿遊擊隊，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的十幾支反日遊擊隊先後成立，在白山黑水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堅持全麵抗戰路線，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引領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

毛澤東堅持全麵抗戰路線。與國民黨實行片麵的抗戰路線不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麵抗戰路線，強調抗戰絕不僅限於軍隊方麵的軍事行動，而是涵蓋經濟、政治、軍事尤其是包括全民總動員的全麵抗戰，必須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早在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初，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提出，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於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族抗戰。這次會議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會議上由毛澤東提議並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徹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戰爭路線。【 中文名.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時間. 1937年8月22日. 地點. 洛川. 提出人. 毛澤東.】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在1937年中國共產黨洛川會議上通過的、指導全國抗戰的行動綱領，核心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全國軍事總動員、人民總動員”，具體包括打倒日本、軍事總動員、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抗日外交、戰時財經、改良民生、抗日教育、肅清漢奸、民族團結，確立了“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和“減租減息”等政策，為全民族抗戰指明了方向。

十大綱領具體內容:
1，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明確抗戰的首要目標。
2，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動員一切力量投入戰爭。
3，全國人民的總動員：發動全民參與。
4，改革政治機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民主政權。
5，抗日的外交政策：爭取國際援助，孤立日本。
6，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統一資源，保障抗戰。
7，改良人民生活：解決民生問題，鼓舞士氣。
8，抗日的教育政策：提高民族覺悟。
9，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清除內奸。
10，抗日的民族團結：團結一切抗日力量。

洛川會議背景與意義：
背景：全麵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會議，確定了全麵抗戰的戰略方針。

核心意義：
確立了“持久戰”和“全民族抗戰”思想。
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解決農民問題。
強調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此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初期指引全國抗戰、爭取勝利的重要文件。

毛澤東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同日本相比，舊中國的綜合國力存在明顯差距。麵對凶險殘暴的強敵，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從科學分析中日雙方存在著的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出發，全麵係統闡發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批判了“中國必亡論”“中國速勝論”兩種錯誤認識，科學預見中國抗戰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以及三個階段敵我力量的此消彼長，既明確指出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可能速勝，又明確指出中國不會亡國，經過持久抗戰，最後勝利屬於中國。這些重要論述，為正確開展抗戰偉大鬥爭、奪取全民族抗戰最後勝利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

毛澤東提出和實施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在全民族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抗戰最雄厚的力量源泉。早在1931年9月20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明確提出，隻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鐵拳，才能製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鮮明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並提出一整套充分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的辦法。中國共產黨不僅創造性地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遊擊戰、敵後武工隊等多種武裝鬥爭形式，豐富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還創造性地開展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麵的抗日鬥爭，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匯聚起全民族抗戰的磅礴力量

毛澤東積極倡導並推動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本入侵東三省後，中國共產黨科學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已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並據此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心任務。

1933年1月，毛澤東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宣言，明確提出願在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項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發布著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並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統一的抗日聯軍，戰勝日本帝國主義。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中國共產黨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強調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大局為重，最終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匯聚起全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磅礴力量，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團結抗戰大局。針對國民黨一再表現出來的妥協動搖，尤其是國民黨頑固派屢次挑起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地位，對蔣介石集團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中共中央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的政治口號，作為“全中華民族繼續努力的總方向”。

毛澤東撰寫《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等一係列重要文獻，全麵闡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方針和各項基本政策，鮮明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根本指導原則，是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強調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有力地維護、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團結抗戰大局。

毛澤東牢牢保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深刻汲取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把保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作為“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職責，勇敢擔負起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曆史重任。早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鮮明提出，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製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行動路線和基本方針，其中一項重中之重的內容是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方針、原則，通過思想引領、戰略引領等牢牢保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團結凝聚起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智慧和力量，實現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神州上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前赴後繼、勠力同心，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複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匯聚起全民族抗戰的磅礴力量。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是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偉大勝利的決定性力量，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始終戰鬥在抗日最前線，對堅持抗戰和奪取全民族抗戰最終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早在戰略防禦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在敵後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逐步建立起廣闊的敵後戰場，有力配合了國民黨軍隊淞滬會戰、太原會戰等正麵戰場的開展，粉碎了侵華日軍“速鬥速決”的戰略意圖，為開展持久抗戰奠定堅實基礎。在戰略相持階段，麵對侵華日軍把主力更加集中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周圍所帶來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抗日軍民在敵後廣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敵後戰場逐漸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主戰場，奠定了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堅實基礎。在戰略反攻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成為戰略反攻的主力，成為奪取全民族抗戰偉大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中國共產黨為全民族抗戰作出巨大犧牲。在艱苦卓絕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不畏強敵，同仇敵愾，眾誌成城，敢於犧牲，百折不撓，譜寫了感天動地、氣壯山河的抗戰史詩。中國共產黨為全民族抗戰作出巨大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遊擊隊等抗日武裝深入敵後，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廣泛開展對日作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堅力量。八路軍平型關大捷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孕育的偉大抗戰精神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

[yongbing1993]

鄧小平又把新中國推向新殖民地







什麽是新帝國主義？什麽是新型的殖民地？這些概念要弄清楚。為什麽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容易陷入新型殖民地的深淵，如何才能避免重走這條裝飾一新的老路？這是現實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我們必須一一研究解決這些現實的問題。

新型帝國主義和新型殖民地的由來

在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逼出來的各種福利包袱越來越重，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便應運而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裏根先後上台執政，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在蘇聯等十個社會主義國家垮塌後，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一體化之風吹遍全球，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它的掠奪目標仍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於是這些國家又變成了新型的殖民地和附屬國。“過去是夾著尾巴逃跑了，現在是夾著皮包回來了。”老帝國主義者搖身一變，變成了一手拿著資金、先進科技的橄欖枝，另一手是北約這隻鐵拳。它們滿麵笑容，暗藏殺機，以強大的軍事、經濟、政治、科技殺手，各種專家、科學家的名義，隨著其資金、技術進入發展中國家，誰乖乖聽話的、搞改革開放的，就支持你，若不按它的意誌辦的，就來個“顏色”革命、武裝叛亂（如烏克蘭、格魯吉亞那樣），仍解決不了問題，就找個借口予以公開的軍事打擊，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那樣。萬變不離其宗，其目的仍是控製、剝奪、繼續吮吸人民的鮮血，惟一變的是形式和方法，過去是武裝侵占開路，各套統治機構跟進；現在是各種跨國公司，用談判、簽約套住你的手足，各種專家殺手跟進，必要時再動用武力，把被援助國變為名義上獨立的新殖民地，這便是新型帝國主義和新型殖民地的由來。

新自由主義時期是資本帝國主義發展最順利、最迅猛的時期，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的那樣“資本是死的勞動，它像隻吸血鬼，必須吸收活的勞動，才能有生命；所吸收的血愈多，其生命也愈活躍。”新殖民主義者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打著援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旗號，可以不費一槍一彈，自由進出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原社會主義陣營），隻需派幾個專家、學者到發展中國家宣傳它們的各種優勢，遊說開發某種經濟建設項目給其帶來的好處。正如珀金斯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說的那樣：“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騙到無盡債務中，使他們不得不對美國人‘效忠’，我們可以隨意利誘他們來滿足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需求。”這些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經濟，大搞經濟建設。正缺乏資金和技術，雙方一拍即合，於是，大量的資本便流向了這些經濟落後的國家，成十倍成百倍的利潤流回投資國的手中，這便是資本這隻吸血鬼，吮吸鮮血最多的時期，也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活躍的時期。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時期來看，斯密時期是任意侵略、原始資本積累、大發展時期；凱思斯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高潮時期，資本主義處於內外交困、奄奄一息狀態；弗裏德曼時期，則是在無產階級叛徒——修正主義分子的幫助下，搞垮了社會主義陣營使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這群吸血鬼，可以自由吮吸第三世界和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鮮血，所以，這隻老態癃終的吸血鬼，雖然年老多病，但經驗豐富，使用許多殺人不見血的手段，謀害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被這隻老吸血鬼吸去無盡的鮮血。一旦剝掉修正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的偽裝，撕破它們穿的連襠褲，就會露出它們原來是穿著一條褲子的四條腿的怪胎動物，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就會拔掉資本帝國主義插在自己身上的吸血管，使這隻“怪物”失去鮮血和奶水的供應，它也就離死亡不遠了。所以，這一時期是資本帝國主義最旺盛的時期，也是新殖民地人民包括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覺醒和重新革命的時期，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覺醒和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新殖民主義壽終正寢之時。

總的來看，我國目前已處於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網”中，它們利用我國對外全麵開放的機會，從經濟、科技、文化到軍事，對我國實行包圍、切割、壟斷、控製或半壟斷、半控製，它們將印刷無數的美元資本、高新科技、遍布到我國的機體上，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物質資源、土地及無數的優惠條件，生產出物美價廉的商品，又返銷給我國人民，他們把豐厚的利潤帶走，把美麗的GDP留下，以極其詭秘、巧妙的手段掠奪我們的財富，2013年1月8日，中國科學院發布“中國經濟健康報告”披露，“2012年我國被新帝國主義掠奪走的財富已相當於GDP的60%”，2013年我國總產值為51,.9萬億元，60%即達31.14萬億元。我國主導改革的精英把這種悲哀說成是偉大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用以欺騙全國人民，我國人民在被抽取大量鮮血的情況下，仍處於朦朧的歡樂中。這難道不是極大的悲哀嗎？凡是有一點愛國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實情況後，都不會無動於衷，決不會自己打腫臉充胖子。這樣說，我們不是否定一切，改革開放確也彌補了我國許多不足之處，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我們應該堅決否定的是：在改革開放中決不能丟掉國家的主權和獨立自主，不能丟掉市場，不能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新型殖民地。

通過上述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我國的險惡用心一目了然，目前已控製了大豆的進口、食用油的加工，壟斷了出口和國內銷售價格，摧毀了我國的大豆生產、出口基地。正在向我國的糧食進逼，看來，它們要控製我國的糧、油、肉、蛋、奶，吃、喝、穿、住、用，要卡我國人民的脖子，把我國人民的財富吸幹榨盡，它們是一群汪洋大盜，中國人民是應該高度警惕、立即采取相應措施的時候了。中國在以“市場換技術”錯誤決策指導下，一個核心技術也沒換來，倒是丟掉了許多重要市場，已經“危及我國經濟的獨立自主，麵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特別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金融流通等關鍵行業，外資市場控製率過高，將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不可忽略的威脅。”

我們不僅重蹈了俄羅斯的覆轍，而且走得更遠，大批優質國有企業和民族企業被兼並，許多市場已被外資企業占領。許多中國人還不清楚，我們吃的油、肉、加工食品；洋快餐、喝的洋酒、啤酒、飲料、甚至一些大城市的飲用水；用的汽車、數碼相機、手機、攝像機、錄像機、膠卷、高級裝飾材料、化妝品、高檔皮毛服飾、西裝、鞋類等；住的洋房、別墅等等，有許多是外資企業在我國製造或進口的，他們從中賺走了豐厚的利潤，掠走了我國人民的巨額財富。許多產品是中國人民自已可以製造的，但被外資企業先擠垮、後收購，中國的企業變成了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變成了外商的產品，仍在中國銷售，消費者不知底細，隻要合適就買，管它是哪一國的，但其中許多錢被外商賺走了，廣大消費者還蒙在鼓裏。我們落了個高速發展的“空殼”，表麵強盛的“虛名”，“泥足巨人”綽號。

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教授路風等專家尖銳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進外資作為促進經濟發展、推進國企改製的主要途徑，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績，其主導的這類合資與引進技術沒有必然關係；相反，合資後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發隊伍和技術積累將大部分被解體、流失。”（《半月談》2005年第3期載《受製於“外”，中國企業入骨之痛》）

“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並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 請每一個中國公民想一想，這種開放無邊的政策，將會把中國引向何處？到處是外資企業，都來剝削中國人，那還不是殖民地是什麽呢？

“實際上，當前我國的經濟不是什麽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劉日新語）目前我們又回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

[yongbing1993]

鄧小平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假冒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強製複辟資本主義製度

1、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無產者隻有消滅自己的現存占有方式，從而消滅現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的指導下 在毛澤東同誌的具體領導下，帥領全國工農大眾，經過22年人民革命戰爭，犧牲了兩千多萬革命烈士，取得了偉大而徹底的勝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集體化運動，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成了社會的主人，經過20多年的建設，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建成了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當時生活水平雖不高，但是廣大人民過著“夜不閉戶，路無拾遺”，心情舒暢，安居樂業，欣欣向榮的幸福生活。

但是，鄧小平篡權上台後，他說：“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防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他就是要否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按照馬列主義理論建起立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他首先廢除了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他說：“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在“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將對農業改革的經驗搬到城市工商業和其它行業，實行個人承包製，包贏不包虧，逐步把國有企業搞垮，送給或賤賣給私人，承包者個個富起來了，原來的企業的廠長、書記、能人大多數成了資本家；更有勝者，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信息、資源，指使家屬、子女，侵吞國有資產，利用差價、批文倒買倒賣奇缺商品，賺取超額利潤，個個成了官僚資本家。他們巧取豪奪的結果，改公有製為私有製。

“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0頁），他不僅在經濟上實行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製，還要在政治上也搞資本主義那一套，聲言“到下一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江澤民主持製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執行中變成了自由市場經濟，曆史證明，資本主義就是從封建社會的市場經濟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掠奪，隻有經過市場的交換作用才能完成；勞動人民也離不開市場，在市場交換中，自己勞動所得，又被資產階級一層一層地剝削光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實質所在。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了，正如趙紫陽說的那樣“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是先從“分田到戶”開始的，在安徽省小崗村這個假“典型”的引導下，經過三年多的強行推廣，全國基本上實行了土地私有化，經過秀才們的潤筆，美其名曰“雙層聯產承包責任製”，簡稱“土地承包責任製”，經美國經濟學家產權理論家張五常論證：農業中最大的土地產權實行了私有製。現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產承包責任製，將又有一大批林業轉為私人所有。

2、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造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從改革開放起，就推行市場經濟，先從“農貿市場”開始，“摸著石頭過河”，隻做不說，到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才公開說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到實現市場經濟上”，又製定了許多配套改革措施，這便為我國改革定了型，經過十幾年的演變形成了目前的局麵。我國市場經濟前麵雖加了“社會主義”的限製詞，不管叫什麽名稱，市場經濟的剩餘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市場供求規律都在起著決定作用，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競爭規律左右著人們，是那隻“看不見的手”代替了“看得見的手”。它促成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近期一些出國訪問的大員，競相征得被訪問國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事實，便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路貨色 。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是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奮鬥，私欲極度膨脹，極端個人主義，金錢至上，享樂主義成為公害，反過來吞咬著一切公共財產和人民利益。市場經濟好比是“水”，資產階級好比是“魚”，如魚得水，它們在市場經濟中自由遊弋，從中獲得超額利潤，攫取剩餘價值，迅速成長為今天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它們（包括外資企業）成了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的座上賓、錢袋子，也是許多腐敗分子的成長因素和依托；反過來腐敗分子利用自己謀取到的權力，千方百計為私有企業開道、護航、服務，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支柱。二者就是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許多情況下私營（外資）企業主利用手中的錢，收買貪官手中的權，為其謀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利益服務。近年來，私有企業正向廣大農村征用、儲備大量廉價土地，興辦新興產業，在城市興建高樓大廈，搶占商機和黃金地段，驅趕農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農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敗分子支持下，剝奪農民和市民。目前，這種氣候、形勢已經形成，成為資產階級為所欲為的天下，廣大工人、市民、農民深受其害。工人、農民工成為市場上勞動力的出賣者、商品，資本、生產資料擁有者成了工人、農民工的主人，成了壓迫者、剝削者，工人、農民工和農民成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資產階級擁有壓迫、剝削工人、農民工的自由，廣大工人、農民失去了不受壓迫、剝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出賣者成為國內外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壓低工資、福利待遇的條件。“你不幹，別人幹，有的是人”，工人之間的競爭，成了資產階級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不斷地為資本榨取創造著條件。

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的天堂、樂園，勞動人民的地獄、苦難，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為了達到賺錢的目的，必然要進行欺騙，“不誠信的代價，每年損失5855億元”（《文摘報》2004年4月1日），這便是推行市場經濟的惡果。

私有製加市場經濟便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

3、培植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昭示下，又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創造了一切便利、優惠條件，在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許多有權勢人的妻子、兒女、親友都是企業的直接領導者或暗中操縱者）帶領下，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已迅速崛起，“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比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私營企業主16萬人增長26.8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萬人的18.8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比1956年前的24億元增長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大變化》第三頁），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現在卻不敢承認存在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群體。

“許多國有資產正是通過‘內部人’和關係網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權力參與分配的直接後果是少數執掌權力和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通過按權分配‘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內積累起巨大的財富。”（《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第224頁）

“改革開放後，總的來說，在我國的西化學者和走資派的合作下，中國經濟改革是按照美國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計，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現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已經是私有製為主了，已和世界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狀況差不多了。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隻剩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製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製結構，已經不複存在了。”（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10和203頁）

這些新生資產階級，每天在謀劃著如何能賺更多的錢？如何偷漏國稅？如何用金錢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險”的辦法收買當權者，為自己的意圖服務？如何讓工人多做工作，少得報酬、減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們過著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夢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廣大人民的死活。

資產階級除了千方百計多賺錢這一根本特征外，還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漏稅；二是收買權力，為己服務。

偷漏國稅是所有資產階級的本性特征之一，幾乎所有的私營、外資、個體企業，最本能的常識都要對各種稅收進行明爭暗抗，“《新華文摘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私營企業主的分析，統計在過去十年私營企業主應繳稅3058億元人民幣，實際隻繳388億元，欠繳2670億元。”（《新華文摘報》2001年第16期第16頁）

二是用金錢美女、吃喝玩樂，收買腐蝕各級、各部門的黨政要員，他們的手段是先吃喝玩樂，待其上鉤後，金銀財寶、本幣、外幣一齊上，直到這些大員完全聽指揮、成為其代言人為止，這和歐美的資產階級收買議員、部長、總統以及有關係統權力為其服務的手段如出一轍。

4、上層建築的變化

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上層建築，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也會產生什麽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林彪一類騙子如上台，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第一，在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複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複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複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多數眾生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第二，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鬥，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追逐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製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鬥爭著。人人為己，全國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狀況。

第三，道德危機。資產階級的性自由、性解放，台風似的橫掃祖國大地，商業活動中的“公關”、“三陪小姐”、“坐台小姐”、“吃喝嫖賭”、“賣淫嫖娼”到處可見；家庭婚姻方麵的“試婚”、“第三者”、“小秘”、“形式夫妻”、“一夫多妻”等違犯婚姻法的行為也較普遍。人們把眼前的物質利益（錢、權、色）當作人生的奮鬥目標，失去了長遠理想的追求，必然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社會主義的公德也蕩然無存，於是形成了道德危機，主要表現在“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各種非道德主義泛濫、社會道德失去控製、道德教育扭曲變型等五個方麵。”

第四，對文化的危害。市場經濟產生了商品市場文化，它從上世紀80年代初大規模地占領了文化空間。供市場消費並為市場服務的文化，多為一次性的，它以新奇、刺激、欲望為特征，廣告、戲曲、劇本、廣播、音像製品，連同作者、歌星、體壇明星、模特等均以商品身份進入文化市場，大專學校成了培養演員、藝術家等上述各種星級、非星級特種商品的基地，成為生產上述特殊商品的“工廠”，大批傳播庸俗、低下內容的小報、雜誌、書刊湧入市場，它們吞咬著每一位健康人的心靈，汙染著祖國的大好河山。許多傳統的、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書刊、影片等作品銷售不暢，但那些刺激性強、古怪離奇、低級下流的作品卻暢通無阻，一些黃色書刊、音像、出版物屢禁不止，國產的影片觀眾稀少，而台、港、新、韓特別是美國大片多是滿座、收視率較高。究其原因，一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二是有市場，這些低級、具有強烈刺激性的文化產品，有較廣泛的市場，有大錢可賺，成為“70、80、90”後出生的幾代青年許多人的主要精神食糧。雖然近幾年出版了一些較好的作品、有傳統教育意義的影視片，這是好的。但是，對錯誤、沒落的文化缺乏批判，對好的作品也缺乏宣傳引導，仍使許多年輕一代難以辨別是非，分不清什麽是香花、毒草，仍有喜歡低俗的、不喜歡高尚的文化的傾向。

[yongbing1993]

不讀書不看報的大黨閥和大軍閥






鄧小平是“不讀書、不看報的大軍閥、大黨閥，”“是披著羊皮的豺狼”

初級階段理論（以下稱初論）的炮製者，隻講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一句，不講與掩蓋後一句：“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3頁），如果隻從第一句看，蘇聯和中國等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搞早了，犯了左的錯誤，必然要受到曆史的懲罰；但從第二句來看，上述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因素都正在形成之中，可以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封建專製條件下，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很快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的策略。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都是按兩步走的策略完成的，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修正主義者曆來都是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斷章取義、任意篡改，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割舍的實用主義態度，他們用馬克思主義對在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去反對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對在封建專製國家，分兩步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從懷疑到否定這些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性，進而汙蔑和誹謗這些國家的革命超越了資本主義這一“曆史階段”，是不夠月的“早產兒”，是“左”的產物“是一場災難”等等，若不采取措施就會受到像“蘇、東”巨變那樣的“曆史懲罰”。

修正主義的特點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踐，打著特色社會主義的旗號反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一句話，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用這種反革命兩麵派的手法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用假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反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用以欺騙廣大人民群眾。

蘇聯、中國等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麽能取得勝利？

一是、有馬列毛主義上述理論的指導，馬克思主義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它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無產階級一經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就會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從而登上曆史的舞台，成為主宰世界的領導階級。

二是、這些國家雖然經濟落後，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有了相應數量的工人階級，中國在1949年底，我國產業工人約在2000萬人以上。這便是馬克思講的“物質力量”，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這兩條正好是在先進生產力基礎上產生的兩種強大力量，正如馬克思講的那樣：“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髒是無產階級。”，“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

三是、都建立了用馬列毛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批判並戰勝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幹擾破壞。

四是、經濟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力量相對老牌資本帝國主義國家薄弱，俄國經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才上台執政，到十月就被無產階級推翻了；中國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功後，經曆了軍閥混戰，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他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軍閥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廣大工人、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與剝削，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抗。毛主席正是抓住了帝、封、官與工人、農民階級這一主要矛盾，發動和依靠工農群眾，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1856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說：“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如果那樣就太好了……”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就是“農民革命戰爭”，他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先占領農村和城鎮，後奪取大城市，經過22年武裝鬥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又經過7年時間的準備，於1956年底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

五是、在資本主義各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壟斷資本主義，即資本帝國主義，它們到處挑起戰爭，侵略、掠奪、屠殺殖民地人民，並扶植殖民地的傀儡政權，殘酷地剝削、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的雙重壓迫，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與反抗，“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國內外階級敵人強加給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極其殘酷的反動統治，給廣大人民造成了極為有利的革命形勢。

六是、有利的國際環境條件，十月革命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大批沙俄軍隊調出國外作戰，國內防衛相對薄弱，貧困、饑餓、失敗促成廣大士兵反對戰爭，又成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支持力量；中國、朝鮮、越南、波蘭、南斯拉夫等國是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中，民族解放戰爭鍛煉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教育提高了廣大人民革命的自覺性，在客觀上促成了革命的勝利。

七是、人民積極生產、參戰、支前，支援了人民革命戰爭，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又給抗戰軍民送去大量的武器、彈藥和物資，進而裝備了人民武裝力量，解決了軍備和物資不足的問題。

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中、朝、越、古、蒙等經濟落後的國家，在解放戰爭和經濟建設中都受到先進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

以上八條便是經濟落後國家能先於經濟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因素，也是馬克思說的“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上述八條就是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實踐證明，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完全符合馬列主義原則的，不僅如此，而且是在馬列毛主義理論的具體指導下才取得勝利的，同時並沒有超越曆史階段。恩格斯說：“曆史總是跳躍式發展的，沒有直路可走”。這是完全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

回顧一下世界近代革命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北美洲、南美洲與南非等國，都沒有經過奴隸製、封建製社會而是在原始社會的後期便淪為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過二百多年的殖民統治，資本主義的因素有了一定的發展，經過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全國最大的城市——費城僅兩萬多人，可見它沒有大工業，南方還是奴隸製，但在打敗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後，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經過200多年發展，後來居上，成為20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帝國主義強國。南美洲各國在美國革命成功的影響下，也掀起了反對殖民主義的高潮，先後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中國家。若按鄧小平、趙紫陽的邏輯，華盛頓就犯了最左的錯誤，它應退到奴隸製社會，而後再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一步一步地前進，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論，似乎這樣才符合他們所謂的“曆史規律”，不至於受到“曆史的懲罰”，按照這個邏輯，1860年美國南方奴隸主的分裂叛亂不就成了革命行動了嗎？但曆史的結論並非如此，南方奴隸主的分裂是作為叛亂、反革命複辟而被北方以林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徹底粉碎而載入史冊的；俄羅斯是在農業人口占五分之四的封建專製帝國主義的條件下進入社會主義的，到1933年就實現了工業化，到1937年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強國，僅次於美國。這充分證明恩格斯講的“曆史往往是跳躍式發展的，曲折地前進的”話是正確的，同時證明馬克思說的“果如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話是完全正確的，曆史上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和發展階段都是相對的、不同的，已知的上述那些國家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使他們大體上跨越了奴隸製、封建製兩個階段；而埃及、中國、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國，所處的奴隸製社會則較短，封建王朝製社會則很長，都在三千年以上：而歐洲的英、法、西、葡等國所處的奴隸製社會則較長，封建社會則很短，都隻有二百餘年，奴隸主的野蠻性還殘存著，隨著地理的新發現，他們都走上了侵略、掠奪南北美洲、亞洲、非洲的道路，這些國家先後變成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於是先進的四大文明古國和落後的其它各國都成了西方列強宰殺、掠奪的對象；19世紀馬克思主義誕生後，迅速改變了這些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一切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先後掀起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後，又影響、帶動了中國、朝鮮、越南、蒙古、東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這些國家的革命又帶動了整個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就是17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上中期各國革命鬥爭的大概狀況。在這段精彩的曆史畫卷中，先進的文明古國變成了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馬列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啟發下，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革命鬥爭，又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曆史，就是曆史的唯物辯證法，總是後來居上，原來先進的變成落後的，落後的成為先進的，曆史就是這樣參差不齊的發展著。

那些“不讀書，不看報的大黨閥、大軍閥”不懂曆史，不按馬列毛主義辦事，隻知道玩弄陰謀、搶班奪權，鎮壓反對過自己的革命派，複辟資本主義，他們和戴維斯、達賴有什麽區別，他們就是葉利欽、戈爾巴喬夫、戴維斯、達賴，如果戴維斯分裂叛變成功，美國就會倒退幾百年，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鄧小平將蘇聯、中國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複辟為資本主義，也同樣會倒退上百年，他們難道不是曆史上的複辟狂和現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魁禍首嗎？這些人正如恩格斯說的那樣“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奇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階級鼓吹一種淩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凶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