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瘋狂鎮壓後關學校廢高考

走資派瘋狂鎮壓後關學校廢高考

 

《高考》招收大學生不是走資派鄧小平的新發明，也不是外國資本主義的舶來品。《高考》是新中國前十七年的大學招收大學生的唯一方法。

《取消高考》是從學校停課搞文革的一九六七年開始的，劉鄧走資派的《五十多天的瘋狂鎮壓》造反派紅衛兵，造成群眾鬥群眾，學生鬥老師，老師鬥老師，學生鬥學生，劉鄧派駐學校的工作組權力大於學校領導，在學校內搞得一片狼籍後，毛澤東寫了第一張大字報進行批判劉鄧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學校停課後《取消高考》的。當年沒有招大學生。一九六八年中小學生複課，也沒有高考招大學生。一九六九年開始少量招收工農兵大學生試點，之後逐年增加招收工農兵大學生。至一九七六年最後一期工農兵大學生。真正《取消高考》前後有十年。

新中國建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美國總統川普不交班隻帶走些機密文件。而蔣總統帶走的不隻是所有機密文件。還帶走了國庫中的所有黃金白銀美金財富，以及能搬得動的所有文物國寶，國家軍火軍隊和知識人才。留下一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中國。細細數來恐怕還不至是《百廢》，千廢萬廢都有。這裏隻講一廢。

《教育》！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文盲率為80%之多，全國5.4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小學實際入學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隻有11.7萬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僅為1.32%。“那時候，中國農村的婦女，幾乎都不識字。後來掃盲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田間地頭、茶餘飯後，人人都在學文化，還有夜校、識字班、讀報組等等。”許多婦女，正是通過識字班獲得了基本的認讀能力。1949年至1965年的10多年間，共有近1億青壯年文盲脫盲，文盲率迅速下降至38.10%。

但新中國成立至一九六六年這十七年的教育，雖然從體製上講受教育的所有學生都是免費的。但教育的師資主要是沒有被蔣總統帶走的留在大陸的老師。教育的方法都是延用新中國成立前的慣用方法。考試是延用舊式的考試方法，當然招收大學生一定要進行《高考》。新中國成立前十年參加高考上大學的都是在解放前家庭經濟條件好一些的家的孩子。新中國成立十年後就有一些工農子弟參加高考能上大學了。

舊中國能念得起大學的基本上都是新老權貴以及資本階層即有錢人的子弟。解放後的1952年，中國以舊的科舉考試的方式開啟了“高考”製度。可根據1960年代的累計數字，全國在這種製度下招收的大學生，90%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而其出身是屬於封建官僚、資本家、地主家庭的子女，竟占到近80%。這就是說，占中國人口九成以上的基層百姓，即廣大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底下階層家庭的子弟，則很少有人能登堂入室而為大學生者。

另外，當時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教育是為了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可是這近十年培養的約1百多萬的大學生，卻很少有人能到經濟建設最需要的第一線上去。即便是有去的，也都很快的因各種理由而返回了城市。而與此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全國縣以下的初高中畢業生，每年卻都有數百萬的“回鄉知識青年（農村戶口）”成為農村經濟建設的骨幹力量。

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的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曆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後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後，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

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奇怪的是，這個特點幾十年沒動搖，現在仍然是這樣，而且相似的減負文件發了很多份，這是不是高考的問題? 是不是中國教育的問題? 學校辦公樓都叫寫字樓了，開會都叫論壇了，辦公都無紙化了，這個老掉牙的問題現在還是老掉牙。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遊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主席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後，請楊尚昆辦。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毛主席這段批示極其重要。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後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並直接導致1966年發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這是空前絕後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這個會議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這些問題到走資派鄧小平複辟後全部搬回來，恐怕還加幾倍。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的5天，革命小將有說是劉少奇的兒子開始向高考製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

“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

其具體罪狀如下：

(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

(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

僅僅隔了5天，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

《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這兩封不同尋常的充滿血腥的信是廢除高考的直接導火索。

196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推遲可不是半年，1967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是這個時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則，招生的模式是“三來三去”，即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雖然招生還在進行，但統一形式的高考消失了。

正是因為以上原因，毛澤東對這一時期的國家高等教育十分不滿，而這也是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1967年做為文化大革命開端的一項重大決策，就是《廢除了高考製度》。但停招大學生隻二年。

這種高考製度，看似公平，但是實際情況是：當時的農村與城市、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均還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或者說在教育資源分配還非常不均衡的情況下，這種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是極其有限的。且別說是當時，就以如今來論：農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數考進北京、上海的大學，即便是有政策的傾斜（如錄取名額的分配等）的情況下，他們也仍然難以企望。而這也就不難解釋新中國之初的那十年，為什麽很少有基層或工農兵子弟能考入大學了。

文革取消高考後，根據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國家開始以推薦的方式，直接從社會底層即從社會生產勞動的第一線推薦優秀青年入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整個文革期間共培養了80多萬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學員後來也都成為了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骨幹。據09年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曆都是“工農兵大學生”。而如今中共領導最高層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農兵大學生”，這其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另兩位是王岐山、張德江）。

文革期間全國的“老三屆”畢業生大約是1億，據此有人說：廢除高考是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以這1億人都能進入大學為假想的一種忽悠說法。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大學的實際錄取能力每年不超過20萬，因此，即便是不廢除高考，那十年的總計錄取也不過就是2百多萬人。而且，這1億的畢業生中，屬於縣以下的農村畢業生約占8成，即有8千多萬，那麽再聯係到前麵說的文革前高考錄取學員的構成情況還可以推知，這基層的8千萬中，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不會超過2萬，隻可能是占這2百萬錄取生的10%。

2百萬——2萬——“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複高考的頭兩年入學生總計是60多萬，雖然沒有查到相關的統計，但仍然可以確定，這60多萬的入考生，有90%都應該是教育資源相對優越、基礎知識學的比較紮實，即屬於大中城市的“老三屆”、“新三屆”以及各類中專畢業生。而占同類畢業生總數8成，屬於縣以下級別的農村考生，仍然會是極少之數。

關於恢複高考，還有人忽悠說：“是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恢複高考的同時，也是廢除了另一項入學製度，那就是推薦製度。這表明，即便是不恢複高考，大學校園裏學生也仍然是滿滿，其讀書聲照樣是朗朗，而且絕不會培養出如今這麽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所以，一定要說改變什麽的話，通過推薦而不是高考，也同樣應該是“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推薦入學，即當時招的“工農兵大學生”一直被抹黑為是靠關係、走後門入的。以至使許多人都回避或忌諱談自己“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曆。其實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問題一樣，這種推薦入學由於開展的時間短，製度還不完善，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簡單醜化昨天來讚美今天，這則是今天的走資派們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實而論，當時希望入學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薦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沒被推薦而嫉妒、懷疑以至醜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單從這個角度看，這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竟可以讓人不被錄取也沒有了脾氣，則的確是優於推薦製度。

總之，廢除高考是毛澤東從人民當家作主，即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上來思考並謀劃的。而具體地說，毛澤東這樣做，就是要在教育領域、從根本製度上廢除舊的封建權貴式或西方資本式的教育路線。當然，被毛澤東廢除的這一路線，後來是被走資派鄧小平推翻了。而目前中國的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謂“精英教育”，更可謂是這一複辟資本主義的極致寫照。

走資派鄧小平想翻案？但事實是複辟了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