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另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實踐性。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反過來又為實踐服務。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實踐，同時又能動地作用於實踐的發展。那麽，應該如何來認識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實踐性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到底是真理還是謬誤，不是依賴於主觀的意願，而是要靠社會實踐的證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就在《實踐論》中談到了判定理論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問題。他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從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論或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樣就不僅確定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而且明確指出了社會實踐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的地位問題。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判斷不僅與《實踐論》中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而且在語言的表述上更為簡潔、明確，確定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理論是不是真理，隻有依靠社會實踐才能得到證明。

那麽，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呢?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斷。這個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說真理正確與否隻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夠得以檢驗。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真理隱藏在現象背後，不是能夠輕易發現的，要經過反複的實踐才能認識到。同樣，認識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這種檢驗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在實踐檢驗的過程中有時失敗了，不是因為不是真理，而是由於實力對比的差異所致。比如，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其原則是長存的。在該文中毛澤東還寫道：“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

我們當然不能把由於實力對比差異所導致失敗的真理當成謬誤，同時也不能否認這個時候由於認識的局限性，導致沒有對事物本身的運動有一個正確的反映，致使失敗的情況的存在。這就要從社會實踐出發，在弄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堅定信念，提高認識，繼續檢驗，做出判定，通過調查研究從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中來反映客觀規律。

從客觀規律與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上來劃分，真理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和主觀真理。客觀規律被稱為客觀真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被稱為主觀真理。認識客觀真理以後，就會形成主觀真理。從實踐中來認識客觀真理，通過實踐來檢驗主觀真理。主觀真理隻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發現其是否符合客觀真理。

在客觀真理、主觀真理與實踐的關係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審閱劉少奇給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複信修改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所謂認識客觀真理，即是人在實踐中，反映客觀外界的現象和本質，經過漸變和突變，成為尚未經過考驗的主觀真理。要認識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主觀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觀真理(即規律性)，還得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們看到，客觀真理在實踐的過程中變成了主觀真理，主觀真理究竟是不是對客觀真理的正確反映，隻有回到社會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理論是主觀真理的表現形式。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還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證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觀實際。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一般來說已經具有了真理性。這是因為理論的產生來自於實踐，是經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思考後，由感性認識發展到了理性認識，是對事物運動規律的反映。這是人類自覺的能動性的表現。盡管理論已經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隻有回到客觀實踐中才能夠得到檢驗，不斷豐富和發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觀實際。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這樣。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

這就要求我們既不能因為主觀真理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就武斷地否認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將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就直接視為客觀真理。從中進一步認識到，主觀真理具有能動性，能夠作用於客觀實踐的發展，主觀真理雖然包涵著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觀真理，人的認識是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反映，最終還是要通過社會實踐來驗證。這就要在曆史的具體的實踐中來認識它的真理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使認識不斷趨於完善。

在真理與實踐的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

一是以真理沒有經得起一次或幾次實踐的檢驗為理由，否認真理存在的客觀性。從曆史的辯證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認識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鬥爭中出現的挫折和失敗並不是因為其發展的方向不正確，而是因為鬥爭的力量對比及認識的局限所致。這個時候如果草率地以鬥爭勝負作出判斷，就會忽視客觀事物與人的認識之間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走向唯心論的陷阱。

二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觀性。毫無疑問，真理隻有經過實踐才能夠得到檢驗。主觀真理是在實踐中形成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包涵著真理的因素。這個時候如果一味地以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由而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存在，就會導致不可知論。因為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意識的能動性。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這種反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對於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所包涵著的真理的客觀性一概否認，那麽正確的認識又是來自於何方呢?這樣勢必會否定意識的能動性，滑到形而上學的泥潭。

這就要求我們在真理標準的問題上，在辯證唯物論的指導下，將反對唯心論和反對形而上學結合起來，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來檢驗真理。真理隻有在實踐中才能產生，也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不論是發現真理還是檢驗真理，都是一個曲折、反複的過程。在真理檢驗的過程中，要從當時客觀存在的現實情況出發，經過縝密的思考來做出決定，而不能簡單地以勝負來判斷。同時，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著正確的認識，不能以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觀性。

在實踐和理論的統一中進行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又反作用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在實踐與理論的統一中逐漸得到豐富和發展，將繼續革命不斷推向前進。

從曆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繼續革命的理論最初萌芽於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國國內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

一九五七年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使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論斷。他進一步指出，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不僅要有一個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講話時又進一步指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要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還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上進行的激烈鬥爭，關係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獨立自主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附庸式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爭論引發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他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而且存在於黨的高級領導層。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當時經濟困難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和解決困難的方法上，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這種分歧和爭論主要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展開。毛澤東認為一九六一年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經驗的問題，也有黨內浮誇風和瞎指揮這些錯誤所致，要在堅持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製來克服困難。而劉少奇則認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來解釋造成困難的原因，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持保留態度，要通過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來解決這個問題。令人驚異的是，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主張竟然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製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

這個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國內中央農村工作部、中聯部和統戰部也出現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資產階級投降”的修正主義。為了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進行反修防修，開展繼續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僅領導全黨反對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進行了空前規模的中蘇大論戰，而且還提出要在國內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在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毛澤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了劉少奇的抵製和反對。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又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了嚴重分歧。雖然以“二十三條”的製定為標誌使這種分歧暫時予以解決，但是造成的影響則是深遠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認為黨內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

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構件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提出要進行繼續革命，而後又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繼續革命不是來自於毛澤東的主觀判斷，而是他從實踐中發現問題以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深入思考後的結果。這就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創立的背景。

從中可以看到，進行繼續革命根源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係的運動。這種矛盾體係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雖然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階級矛盾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資產階不僅存在於黨內，而且還潛伏於黨的各級領導層，要警惕中央出現修正主義，這就要將運動的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還開展了文化界的鬥爭。在這些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毛澤東才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進一步得到驗證、完善和發展。

[yongbing1993]

文革被全盤否定後中國社會咋樣







文革被走資派最大頭子鄧小平全盤否定後的中國社會演變成什麽樣子了呢？是對工農兵有利呢？還是對走資派權貴有利？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最令群眾憎恨的就是貪腐橫行、無官不貪。但豈不知，貪腐隻是這個犯罪群體中最末端的分贓方式，是最不入流的一種分贓方式。而權力集力世襲，資源家族化，國有資產流轉入權貴家族，福利等級特權製，貪腐。前麵四種無論那一種方式都比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對社會危害也更為酷烈。

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中，目前，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有：《權力集體世襲》

《權力集體世襲》：

權力場是封閉的，掌權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有目共睹的一個現象就是，長老的兒婿是長老，將軍的子女是將軍，部長的子女是市長。從上到下，權力集體世襲無處不在，甚至於一位鎮長，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嶽父母，就是縣級老領導。正如楊繼繩先生在《集體世襲與權力場》一文所說，“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幹子弟，並給於高位高薪。”

“政治家族”在當地相當普遍，占據了各部門的重要職位，令人觸目驚心，僅僅一個縣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權力集體世襲，如處級、科級幹部中家族長輩，幾乎都曾經做過同等級別或更高級別的官職不說，就算是一些事業單位，隻要掌握一點權力的，其子女親屬也都在同一係統，或被其他事業單位吸收。

2016年，中國工商銀行巡視整改情況通報中也提到這一近親繁殖現象，“總行管理的691名幹部中，有220名幹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係統內工作”。權力集體世襲的後果是階層固化，貧民子弟不是輸在起跑線上，而是輸在血緣上，輸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權力階層還公然以“紅色基因”、“紅色家風”試圖將其合法化，迫使整個社會認同這種集體世襲，讓人們崇拜權力與血緣傳承，而漠視法律與秩序，因為現實無數次地告訴他們隻有權力才是唯一規則。 “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絕不僅僅是妄語，也是他們幾代人數十年精心布局的“藍圖”。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走資派鄧小平陳雲就說過“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擔心將來會有人挖我們的祖墳。”他們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習近平的發跡史，有那一步 不是靠的他老爹？其老爹死了，但“紅色基因”在啊。

《 外參》月刊曾披露，文革後走資派八大老掌權，他們有一不成文的協定，對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還健在的，官複原職，對其子女，也安排適當工作，其中有從政意願者，至少安排一人為省部級職務。沒有直係子女的或者直係子女實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變通辦法，安排其女婿、兒媳、侄子侄女，乃至孫輩。

如今看來，這種權力集體世襲，不僅是走資派特色中國封閉權力場的必然運行邏輯，也是他們有意如此安排。走資派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究竟設計了些什麽？讓少數人先富。再通過私有化，將全民資源家族化。同時，在官場和財富分配上采取各階層世襲固化手段，實行新型“種姓”統治。在實行“先富帶動後富”的欺騙性經濟發展帷幕下，又通過高稅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貨膨脹、房地產等“剛需”）進行一輪又一輪的搶掠，弱民、疲民、愚民，讓大眾始終在生存線上掙紮。

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中，目前，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有：《資源家族化》

《資源家族化》：

全民資源被家族化是分贓模式中的第二大惡。

正如前文所說，他們通過所謂開放和改革對國有資源全民資產進行了公開的掠奪，依據掌控權力和資本的大小對某一個領域實行業壟斷。 按照正常邏輯，國有企業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於公共服務或者分配給全體國民。實際上，國民從來沒有從中獲得一分利益。

相反，這這些國有企業在他們的壟斷經營之下長年“虧損”，還要通過中央補貼的方式再次從全民手裏掠奪財富，而他們自己家族一個個卻從中獲取巨額財富。 有學者憤慨地發出疑問：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嗎？中石化的利潤，你我分享了嗎？虧損的時候，沒酒可喝需要補貼的時候，國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時候，有酒可喝的時候，就是控製人的工具了。

國有資產在經過托管之後，就從名義上的國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裏去了，成為國企高管和少數官員的私有利益。正如走資派鄧小平的二代兒瘸子所說的，中國擁有萬億以上資產的至少又17家，上千萬資產的至少50家。而他們還公然宣稱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資本為零”。

早在2007年，據《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研究報告披露：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含億萬富翁），其背景基本來自三個方麵： 1、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國外親屬資助，約5.5%；3、自身經營有方又遇到良好機遇者僅約4.5%。可以想見，通過近10年的房地產、貨幣超發、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後，如今的財富分配又是一個怎樣的局麵。馬雲、王健林等超級富豪在這些家族麵前都不過是小馬仔。這樣的資源家族化分贓又豈是貪腐所可以比擬的？

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中，目前，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有：《國有資產流入權貴家族》

《國有資產流入權貴家族》：

中國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無處不在地充斥著將國有資產流入權貴家族。他們一手掌控公權力，一手掌控銀行，利用國有資本（銀行）在私有化過程中將國有資產納入囊中，自己一分錢都不用出，就獲取了巨額財富。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在私有化過程中，權貴家族通過直係親屬或親近，又或者通過扶持具備經營能力的商人代持，輕易地從銀行貸出數千萬資金，便能將幾十億上百億的國有資產收購，然後在重組上市，瞬間便成為市值數千億的企業。

而這樣的資本運作，對與沒有權力背景的商人來說，即便有錢，也完全沒有機會入局。“趙家人”與“門口野蠻人”之爭就令無數人目瞪口呆，級別的鯨吞遊戲。難怪作為馬仔的徐明，平西王雖以重罪之身卻還不屑地說：“他是什麽身份？跟我不是一個層次；比他牛、比他檔次高的人我認識的多了，輪不到他。”作為權貴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賄，能收別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認可你是他圈子裏的人，他們也確實可以自豪地宣稱“兩袖清風”、“幹幹淨淨”。

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中，目前，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有：《福利等級特權製》

《福利等級特權製》：

這是以級別享受特殊待遇的等級製度。在此，以就醫療而論。據中科院幾年前的研究數據顯示，公共醫療費用中，有80%是用於850萬廳局級以上黨政幹部（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僅有的醫療衛生資源，也向一般的黨政幹部公務員群體傾斜，看病拿藥有“分級製度”，級別越高的，得到的醫療服務質量越高，藥品供應也要越好，而普通老百姓繳納了醫療保險，卻連基本的醫療都難以保證。剖腹自療、鋸腿求生或自殺以免連累家人的例子不是個別！中國人民大學周孝正教授說：省部級以上的高幹病房，一旦進入生命維持係統，一天的費用是20萬，一年就是7000多萬。國家的醫療資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頂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免費醫療遙遙無期。除了醫療之外，像教育、養老金等等方麵的等級、特權，在此就不一一細說了。

在走資派鄧小平設計的特色中國體製中，目前，權力階層利益分配方式有：《貪腐》

《貪腐》：

貪腐橫行是走資派特色政府無法避免和消除，腐敗和對社會的掠奪是與走資派的政治結構共生共存的。權力來源於誰就必然效忠與誰，反之，對於上位者來說，誰能給他帶來利益，他就給誰權力。在這種利益鏈條下，下級必然要向上級輸送利益，而下級隻有向更下麵的人要利益，最終所有後果由無權者承擔。有官員說：“你們以為隻有我是貪官？誰不是貪官？你們能說出一個我這個級別的人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一個不是貪官的嗎？中國不就是腐敗提拔腐敗，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這個還要我告訴你們？”還有官員說，“中國這種體製，鬼都會腐敗。”他們正道出這個體製官員生態的本質。這種通過收受賄賂的貪腐行為，不僅僅是個人的貪婪，而且也是表現效忠的必要手段。如官員說：“一個幹部要是不貪，不色，誰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幹的再好也沒有用”。

當然，貪腐與前四種分贓方式比起來，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僅在官場爭鬥中有被政敵利用的風險，而且畢竟在明麵上不能像前麵那樣披上合法的外衣，所獲利益與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

[yongbing1993]

文革被全盤否定後中國社會演變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的鬥爭並非權力之爭，更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關係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義之爭。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分歧以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於再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和地位，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並不困難，這在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表現了出來。

但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上存在階級鬥爭的情況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

劉少奇不過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出現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變動了劉少奇的職務，還會有別的什麽人再次出現。

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要改變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社會基礎，使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能夠主動行動起來，踐行民主權利，形成製約黨內走資派的強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就是從實踐中對這兩條路線驗證其真偽的時期。

改革分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後進行的農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包產到戶，雖然由於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以及收購政策的調整，農民的生活狀況一度獲得改善，以前的社隊企業即人民公社解散後的鄉鎮企業，由於慣性的力量又增長了幾年，一度占了中國工業產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卻成了農村工業發展的回光返照，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最終被破產私有化，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三農”問題成為揮之不去的魔魘，籠罩在農村的上空，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嚴重斷裂。

隨著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的破產，以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嚴重動搖。這個時候匆忙實行的“撥改貸”和“利改銳”打亂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運營的環境，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行無異於釜底抽薪。

一九八五年開始了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物質刺激、資金掛帥、承包經營、減員增效成為搞活全民所有製經濟的靈丹妙藥。當時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會想到十年以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會大麵積破產。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製企業出現全行業虧損，最終打著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資本，實行產權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

先是消滅中小企業，而後是大中企業，最後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急劇萎縮，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迅猛發展，在國家經濟中兩種經濟成分已經攻守易形，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喪失了國家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隨著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急劇變化，廣大工農群眾也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社會主義製度麵臨被顛覆的嚴重隱患。

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和教育產業化，涉及民生的這三大改革，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群眾享有的福利保障製度剝奪待盡，成為壓在工農群眾頭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們失去固定工作變成雇傭勞動者的同時，又將沉重的生存負擔壓在了他們的身上。

他們創造了社會的財富，卻沒有能夠享有應得的成果，反而被視為“弱勢群體”、“低端人口”，政治、經濟及生存權利遭到嚴重破壞。

實踐檢驗之一——文革被全盤否定後中國社會的演變。

懷仁堂事變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後，文化大革命被作為一場內亂或動亂寫入了黨史和國史，遭到了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又如何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說起，從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關係中來考察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從實踐中來檢驗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真理性。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展開，具體表現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上。這三條總路線就是要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前兩條總路線主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第三條總路線就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鬥爭，表現在東北變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鬥爭上。[18]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實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主要表現在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以及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上。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表現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的鬥爭上。這種鬥爭直接引發了文化大革命。

這種鬥爭貫穿於新中國成立後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十七年的曆史進程中。新中國成立以後，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要不要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不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這種鬥爭從形式上說，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實質上則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鬥爭在經濟基礎領域集中表現在要不要實現農業合作化(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單幹風是在農業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現)，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上層建築領域則是集中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表現在要不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生死攸關的大事。

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的鬥爭並非權力之爭，更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關係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義之爭。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分歧以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於再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和地位，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並不困難，這在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表現了出來。但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上存在階級鬥爭的情況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劉少奇不過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出現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變動了劉少奇的職務，還會有別的什麽人再次出現。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要改變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社會基礎，使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能夠主動行動起來，踐行民主權利，形成製約黨內走資派的強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在毛澤東領導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在毛澤東去世後，黨內反對文革的勢力乘機聯合起來，發動了懷仁堂事變，對文革陣營領導人實行了“斬首行動”，隨後否定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實行了改革開放路線。其實，改革開放路線就是文革期間批判的劉鄧路線。如果文革路線是正確的，那麽改革開放路線就是錯誤的;如果改革開放路線是正確的，那麽文革路線就是錯誤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開放的所謂“正義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義性”基礎之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開放後，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就是從實踐中對這兩條路線驗證其真偽的時期。

改革分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後進行的農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包產到戶)，雖然由於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以及收購政策的調整，農民的生活狀況一度獲得改善，以前的社隊企業(即人民公社解散後的鄉鎮企業)由於慣性的力量又增長了幾年，一度占了中國工業產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卻成了農村工業發展的回光返照，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最終被破產私有化，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三農”問題成為揮之不去的魔魘，籠罩在農村的上空，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嚴重斷裂。

隨著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的破產，以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嚴重動搖。這個時候匆忙實行的“撥改貸”和“利改銳”打亂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運營的環境，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行無異於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開始了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物質刺激、資金掛帥、承包經營、減員增效成為搞活全民所有製經濟的靈丹妙藥。當時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會想到十年以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會大麵積破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製企業出現全行業虧損，最終打著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資本，實行產權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先是消滅中小企業，而後是大中企業，最後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急劇萎縮，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迅猛發展，在國家經濟中兩種經濟成分已經攻守易形，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喪失了國家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隨著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急劇變化，廣大工農群眾也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社會主義製度麵臨被顛覆的嚴重隱患。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和教育產業化，涉及民生的這三大改革，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群眾享有的福利保障製度剝奪待盡，成為壓在工農群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在他們失去固定工作變成雇傭勞動者的同時，又將沉重的生存負擔壓在了他們的身上。他們創造了社會的財富，卻沒有能夠享有應得的成果，反而被視為“弱勢群體”、“低端人口”，政治、經濟及生存權利遭到嚴重破壞。

我們再來看一看開放狀況。其實，孤立地、抽象地談論開放是沒有意義的。開放的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民族經濟的競爭力，是要利用外資而不能被外資所吞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折戟運十飛機，砍掉紅旗轎車，停止芯片研製，造成了今天航空工業、轎車工業和信息工業的嚴重落後。中國航空飛的是外國飛機，轎車工業則是外國品牌獨霸天下，信息工業“缺芯少魂”，產業安全受製於人。由於決策者秉承“造不如買”的買辦路線，錯誤地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致使中國開放的二十八個產業中，已經有二十一個產業被外資控股，讓出了市場卻沒有能夠換來技術，反而喪失了產業的控製權。現在又全麵放開了製造業，取消外資入股中國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行業的股比限製。這種不設防的開放已經成為危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嚴重隱患。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就是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劉鄧路線進行的檢驗。在劉鄧路線的指導下，文革路線被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以後，我們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東西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卷土重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大麵積破產，人和人之間平等友愛的關係被商品交易關係所取代，按資分配顛覆了按勞分配原則，工農群眾由國家主人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創造了勞動果實，卻被中外資本家奪走，生活愈發艱難，許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社會上出現了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鬥爭，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化程度嚴重。曆史的發展，已經對兩條路線作出了評判。如果說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從正麵驗證了繼續革命的理論，那麽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則是從反麵對繼續革命的理論做出了有力的論證。

[yongbing1993]

俄烏戰爭中各國獨裁者跳梁小醜








人們應該不會健忘，北約不同意俄國加入北約，答應讓馬克蘭加入北約。而烏克蘭喜劇小醜演員總繞獨裁者在國內對俄裔烏克蘭人實行法西斯殘殺，而以美西方尤其是歐盟北約成員國中的多國總統總理獨裁者借著疫情後的民怨等多種因素下，拱火烏克蘭激怒俄羅斯總統獨裁者開戰，俄烏戰爭一開始，歐盟北約成員國中的多國總統總理獨裁者訪問烏克蘭，出錢出武器大力支持澤連司機開打，三年前的美國總統獨裁者拜登，英國總統獨裁者小黃毛，加拿大總理獨裁者小土豆等等，在各種國際場合，高調向全世界人宣布援烏多少美金，多少武器裝備以及負責培訓烏軍新兵等。口氣多麽啊亮，姿態多麽高調，戰勝俄羅斯的信心十足，甚至百足千足。有全世界最強大先進的七國集團國家的支持和援助，還有全世界大多數跟隨七大強國的支持，烏克蘭一定會贏。這種信心暴滿的時間整整維持到美國總統獨裁者拜登下台為止而消退。美國總統獨裁者川普上台了。就有了下麵這個新聞。在讀這條新聞前先說說：美國總統獨裁者拜登下台了。英國總統獨裁者小黃毛早就下台了。加拿大總理獨裁者小土豆下個月9日也下台了。隻有小醜司機以民選己過期的獨裁小醜在上竄下跳。還有幾日？

一個國家失去獨立性，依靠別圖援助是靠不住的。這在曆史上的教訓很多。不過這個烏國的澤連司機扮演的小醜角色最為教科書般的精彩而定會被後世傳說。四年不到將一個國家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大部分男人被殺光，其餘的人四處逃亡別國。假如是日本軍官早己剖腹自殺以謝國人了。然此人非日本人而是烏國人。好戲還在後頭，下麵的新聞才剛剛開始。吃瓜的群眾們繼續看下去。

新聞：《美俄第一輪談判結束，達成了什麽交易？》2025-2-19 來源：盧克文工作室

當地時間2月18日，美國和俄羅斯在沙特舉行的第一輪談判正式結束，談判時長合計4.5小時。

俄羅斯代表團的領頭人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和總統助理烏沙科夫。

美國代表團的領頭人則是國務卿魯比奧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沃爾茲。

烏沙科夫是普京的親信，2012年來，他一直擔任總統外交政策顧問，是外交政策的核心人員。

邁克·沃爾茲更是鐵杆MAGA，因投票反對調查“國會山事件”而獲得川寶青睞，並逐漸成為親信。川寶上台後，他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雙方的代表團級別都不低，顯然是奔著成事去的。談判結束後，各種所謂的內幕消息滿天飛。

問題來了，雙方到底談了什麽呢？

根據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的說法，美俄雙方共計達成了四點共識：

　　1.修複美俄外交關係

　　2.為結束俄烏衝突找到方案

　　3.思考美俄在衝突結束後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合作

　　4.確保這些過程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推進

俄羅斯副外長格魯什科表示，“俄美在利雅得的談判是初步磋商，其意義在於雙方闡述各自的基本立場”。

簡單概括一下，就是雙方在談判中各自亮出了底線，除了底線不可觸碰，其他的，都可以談。

為推動後續談判，雙方同意恢複大使館的人員配置。

2017年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人員數量超過1200，同期，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人員數量約為455人，但隨後雙方關係惡化，遂不斷削減對方的大使館人員數量。

到2024年末，無論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還是俄羅斯駐華盛頓大使館，工作人員數量均隻有百人出頭，比2017年的巔峰期少了太多，工作難以開展。

作為對比，美國駐華大使館有1300人，中國駐美大使館也在500人以上。

大使館之所以需要較多的人員，是因為簽證工作瑣碎，工作量還大，人手少沒法搞，且大使館會配置實際上的間諜人員，從而刺探情報，這是各國心照不宣的。

兩項加起來，決定了大使館的人員數量不會少。

2021年12月，俄羅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說，“我們正麵臨嚴重的人員短缺問題”。同一時期，美國國務院發出警告稱，由於人手不足，駐莫斯科大使館將在2022年停止履行大部分職能。

在拜登(專題)時期，雖然美俄並未斷交，但各自的大使館已處於難以運作的狀態。要修複美俄關係、推動談判，重新增加大使館人員數量，恢複大使館職能，就是必要的。

以上便是本次談判的最大成果，沒有想象中那麽大，停火的跡象暫時看不到，雙方還存在一些分歧。

首先，按照“實際控製線停火”的話，要不要派遣維和部隊是個問題。美國是希望派遣維和部隊的，而俄羅斯明顯不希望看到什麽維和部隊。

對俄羅斯來說，維和部隊和北約駐軍沒有區別，這些軍隊難以控製，說不定會發生什麽。

其次，是北約必須放棄2008年的承諾。

2008年的北約峰會上，北約承諾將接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對兩國內部的親西方派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令俄羅斯極為不滿。

在談判中，俄羅斯明確提出，北約必須放棄該承諾，最好是通過書麵的形式，進行確保，不能僅僅是口頭上拒絕烏克蘭加入北約。

最後，俄羅斯的意思是停火可以，不過必須是永久停火，而不是臨時停火。因為2014年的《明斯克協議》在俄羅斯看來是一個教訓，不能給烏克蘭喘息之機。

要麽就不停，要停就永久停，而川寶難以確保永久停火，畢竟他隻有四年，四年之後的事情誰也說不準，就算答應了也沒用。

在解決這些分歧前，實現停火不太可能，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雙方簡要討論了普京與特朗普(專題)見麵所需要的條件。

按照外交潛規則，在重要談判中，如果雙方的外交官沒有取得成果，雙方領導人通常不會見麵。隻有當外交官取得重大突破，需要最後拍板時，才會有領導人的會麵。

所以，烏沙科夫的話是在暗示，雙方在下一階段的談判中，可能取得重大進展。

一切已箭在弦上。

這場談判背後最受傷的人，一個是被端上貨架的烏克蘭，另一個就是歐洲。

俄烏戰爭是發生在歐盟家門口的事情，歐盟投入了大量資源，竟然無法參與談判，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歐盟在地緣政治中的話語權，遭到嚴重削弱。

不要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利益，連烏克蘭這個近在咫尺的地方，都沒歐盟的份。

十年前都不是這個叼樣。

2014年克裏米亞事件發生後，盡管俄烏衝突嚴重，但兩國依舊在德法的軟硬兼施下，達成了《明斯克協議》。

不管協議內容如何，能在德法的壓力下達成協議，本身就是歐盟影響力的體現，你再不情願也得賣歐盟一個麵子。

但2022年俄烏戰爭開啟後，歐盟不僅出現了資本外流、去工業化、惡性通脹等問題，還在地緣話語權上，不斷遭到削弱，比如俄烏兩國在過去幾年裏，達成的合作主要有兩項：

一是交換俘虜和人員遺體，二是黑海糧食協議，也就是俄羅斯放棄在黑海上，攔截烏克蘭糧食出口。

前者，是阿聯酋和沙特促成的，跟歐盟幾乎沒有關係；後者，歐盟的確花了大力氣，但真正的主角是土耳其。

每當糧食協議傳出不續約的聲音時，俄羅斯更在乎埃爾多安的意見，而不是歐盟。好幾次俄羅斯不想續約，都是在埃爾多安“勸說”後，普京勉強同意續約。

俄烏戰爭三年來，歐盟未能促成俄烏之間的任何一項重大合作，反倒是土耳其、阿聯酋和沙特出盡了風頭，這本身就是歐盟影響力下降的體現。

這回美俄在沙特的談判，歐盟更是連談判桌的邊都摸不到。

德國軍工巨頭萊茵金屬的CEO阿明·帕佩格說，“歐洲的困境，就是當父母用餐時隻能坐在另一桌的孩子，很明顯，歐洲人就是孩子。”

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坐到小孩那桌。

歐盟當然不服氣，於是美俄在沙特談判時，歐洲也在巴黎舉行緊急會議。緊急會議的結果，大部分媒體形容為“尚存分歧”，其實就是沒達成什麽共識。

那就別怪川寶不帶你們玩了，誰讓你們自己不爭氣，往後的日子裏，歐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將越來越小。

有人利益受損，自然有人獲利，對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美俄在沙特的談判是曆史性的一刻，包括中國。

冷戰結束後，西方在麵對發展中國家時，擁有巨大的優勢，因此總是居高臨下，覺得自己可以為所欲為。

盡管發展中國家進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截止2022年，尚無成功案例，西方的擴張仍在進行。

對抗西方，特別是正麵對抗整個北約集團，依舊是天方夜譚的事情，直到俄烏戰爭爆發。

雖然俄羅斯的本意不是掀桌子，更不是和北約進行全麵對抗，但打著打著，還是打成了和北約全麵對抗。

通過三年艱苦的戰爭，俄羅斯頂住了北約的攻勢，還在戰場上重新占據優勢，經過長時間的消耗戰，才會有這場談判。

如果俄羅斯頂不住，就算川寶和普京關係再好，也不可能開啟談判，凡是戰場上拿不到的，談判桌上更不要指望。

恰恰是俄羅斯頑強地頂住了，俄烏戰爭正朝著對美國不利的方向發展，再打下去已不符合美國利益，川寶才不得不狠下心來，及時止損。

持續數十年的北約東擴勢頭，第一次被俄軍硬生生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