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孫中山於次年夏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俄國革命的偉大勝利。1919年的五四運動，給予孫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評價和支持學生運動。1919年8月，孫中山委派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等人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大力宣傳民主革命理論。10月，宣布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20年8月，孫中山指示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係軍閥。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舉護法旗幟。孫中山從1920年開始與蘇俄人士接觸。1921年5月，在廣州就任非常國會推舉的非常大總統，接著出師廣西，消滅了桂係軍閥陸榮廷的勢力，準備以兩廣為根據地北伐。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討論建立革命黨和革命武裝問題。
1922年4月，又在廣州與蘇俄的全權代表會見，從幻想向帝國主義尋求援助轉而希望聯俄。6月，因政見不合與陳炯明決裂，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再赴上海。此後，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聯俄政策的基礎，隨即派廖仲愷赴日與越飛談判。同時，表示服從孫中山的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重建陸海軍大本營，以大元帥名義統率各軍，綜理政務。與此同時，逐步加緊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準備工作。8月，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到蘇聯考察政治、黨務和軍事。10月，聘請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為顧問，接著，委任廖仲愷、譚平山等組成新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籌備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綱、黨章，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同時創辦黃埔軍官學校，訓練革命武裝幹部。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陷於極為困難的境地，他決心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李大釗等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5月，孫中山在廣州黃埔長州島創立陸軍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軍隊打下基礎。
國民黨的“耕者有其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會後，孫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孫中山晩年把它作為實現"平均地權"的口號。
然而，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溘然辭世。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背後有帝國主義撐腰的蔣介石、汪精衛奪取國民政府政權，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叫囂“寧可錯殺千人，不可放過一個”，大批先進革命分子和共產黨員被捕遇難，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耕者有其田”作為不利於大地主階級的政策隨之被取締。
解放戰爭失敗後，國民黨殘部攜大量黃金、珠寶、古董、美元等硬通貨逃往台灣。因為工業化需要，憑借這些資金的支持，國民黨在台灣以較為溫和的手段實行了“耕者有其田”政策。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就一直在試行 "耕者有其田"的做法, 每建立一個紅色根據地就"打土豪分田地", 直到新中國的成立後在全中國的土地政策中以法律的形式定下後, "耕者有其田"真正在新中國的全麵實現。而“耕者有其田”的實現，孫中山的 "耕者有其田"卻是由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來完成的。
早在1928年5月，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江西井岡山紅色根據地就開展了土地革命，同年12月，毛澤東主持製定了《井岡山土地法》。
1931年2月，毛澤東在《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信》中，明確地提出了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要求各級政府發一布告：“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這田歸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 ，“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 這個意見在各根據地得到貫徹。
1933年6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發表布告，宣布土地歸農民私有。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確認人民對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權，規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歸各人所有，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如身老孤寡、家無勞力等）可以出租的權利。
1946年，中共決定將減租減息政策改為實現“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文件是《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
“耕者有其田”是消滅土地剝削，但實行的方法不同於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政策，是實際上的土地私有製。
但是，“耕者有其田”不是封建的土地私有製 ，而是革命的土地私有製。它徹底消滅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封建的、剝削性的土地製度，把大量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為新中國成立後的迅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也贏得了農民階級的支持，大大提高了農民階級的革命積極性，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農業部出版的《中國農業全書》（山東卷）中對耕者有其田作了如下意義總結：
“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基本任務。在解放戰爭期間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最終使這一任務得以完成。”
“農民是小私有者，由於農業生產自然性的特點和生產力水平的低下，農民要求穩定的土地占有和基本生產資料私有。‘"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來農民最高的經濟要求和夢想，也是鼓舞農民投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動力。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理所當然地要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
由上可見，中央和人民政府將過去多年革命鬥爭中改造農業的農村政策和措施經過認真總結、不斷完善，並最終形成法律，正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嚴肅地對待土地改革的一個顯著標誌。並且各個地區正是由於嚴格執行了中央的有關土改政策和法規，作到依法土改，才使得新區土地改革能取得巨大成功。邵陽地區的土改過程恰恰是一個生動的說明。
在新區進行大規模土改前，1949年冬，首先是在華北的城市近郊和若幹地區以及河南的一半地區，進行了土改試驗。試驗地區總共約有2600萬農業人口。這一地區的作法是，（一）普遍進行減租減息、清匪反霸和建立地方政權的工作。（二）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前提下，進行全麵土改。這一地區的土改始於1949年10月中旬，至同年冬季達到高潮，1950年春結束。這個階段的土改試驗是建國後新中國土地改革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務院、華北局及河南省委發出一係列指示，不僅在政策上對該地區的土改給予指導，而且還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方針、辦法，並對各地土改的進程也做了大體規劃。根據各自的規劃，自1949年10月起，以上地區通過召開幹部會、農代會、舉辦訓練班、工作組等形式學習政策、發動群眾，全麵開展土地改革。至1950年春，試驗區的土改基本完成。劉少奇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評價這三個地區的土改說“一般地說來……沒有出大的偏差，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少有破壞的事件發生。人民，特別是分得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農民，對於這種土地改革是滿意的”。
在華北、京津、河南部分地區成功試行土地改革後，接著就要對有2.6億農業人口的新區進行土地改革，即對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大新解放區進行土改。當時的總體安排是，首先，製定土改的總體規劃。規劃指出：（一）1950年秋收以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廣東、陝西9省和甘肅、寧夏、青海漢族居住區，由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二）1951年秋收以後，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綏遠和西康6省，由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三）新疆和其他少數民族居住區以及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地區，1951年秋收以前均不實行土改。這樣，從1950年秋收以後，用2-3年時間，基本上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其次，規定了在土改開始前防範破壞現象、穩定農村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必要政策和措施。1950年2月28日政務院發布的《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糧的指示》裏對此有切實具體的指示。這一準備工作保證了土地改革在正常穩定的環境下按計劃進行。
並且各個地區的土改都是由點到麵，先辦試點，然後再全麵展開。這種方法充分體現了土改政策的穩妥和注重各地具體情況的差別。比如，華東地區，7月份開始土改，各省、專區和縣都選取1-2個鄉進行典型試驗，9月中旬召開第一次典型試驗總結會，各鄉總結了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成分；沒收或征收；分配和總結土改；轉入生產四個具體步驟。在此基礎之上，土改推進到局部地區。11月中旬，又召開第二次典型試驗總結會議，總結了由點到麵的經驗。12月，各省土改全麵展開。中南地區自1950年秋收後土改開始，每一個縣和區先在一些條件較好的鄉村進行典型試驗，然後經過農代會總結經驗，再由點到麵，波浪式地推廣。中南局1950年12月30日致電毛澤東並中央匯報中南地區土改工作情況時，就明確提到他們總結出的經驗：“堅持由點到麵波浪式的發展方式，一般按一三九的比例向外擴張”
在此基礎之上，中央總結了各地的經驗，結合建國初期的形勢和任務，經過周密謹慎的研究，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1950年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討論通過了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14日，以討論土地改革為中心議題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劉少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做了全麵解釋和說明。會議對這個草案做了若幹修改和補充後正式通過。30日毛澤東簽署命令正式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簡稱《土地改革法》或《土改法》）。
因此，當時的土地改革政策是經過一個從上到下、再從下到上不斷調查研究的結果。薄一波將其稱為“民主決策的一個範例”，並用大量篇幅對這一民主決策過程做了詳細的敘述。他認為：“這次土改進展比較順利，主要是由於黨中央在總結曆次土改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建國後的新形勢、新情況，製定和執行了一係列新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保存富農經濟，相應地在政治上實行中立富農的政策”。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出台，是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經過實踐檢驗再上升到理論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個裏程碑式的土地改革基本法。
抗戰勝利後，黨中央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與法規。1946年5月4日公布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通稱《五四指示》）、1947年10月10日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1948年2-5月，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等重要文件，周恩來也起草了《老區半老區分別進行土地改革的辦法及政策》。
1） 前麵發帖時 輸入錯誤。
原來作： 如果不是土改國籍
應當是： 如果不是土改過激
2） 重點不是殺了到底是 200萬，還是300萬。 重點是進行土改，原則應當是不殺一個無辜之人。 僅僅是擁有土地，是不應當被當作處死的罪名的。
中國二千年前的古典 《孟子》裏麵就說，“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一個現代的，有為、有能力的政府，這點也應當時時記住，生殺大權不能視為常態的手段。
3）國民政府在台灣推行的土改，確實未殺一個地主。（連台獨分子都承認這一點） 這是值得我們正視的。 台灣的土改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是另一回事，但它的不使用暴力，是值得肯定的方針。
謊言多了，就沒人信了。當年跑到台灣的人相當一部分家裏是地主，有誰被槍斃了？記住毛澤東家也是地主。”
說中共在土改期間曾經處決許多地主，是謊言嗎？ 這不是一句話就可以推脫搪塞的。
1） 舉毛澤東為例是無用的。 毛澤東的家裏，眾所周知，是例外。 推行土改的工作人員，敢去把毛澤東的家族抓出來，公審、處決嗎？ 這是十歲的小學生都知道答案的。
2） 如果你要實例，當然是有的。 名人裏麵，金庸的父親，僅僅是因為身為地主，就被槍斃了。 這是金庸在他寫的散文集裏麵，白紙黑字，說出來的。 還有其他作者，也是父親被槍斃了的。 此處無需一一列舉。 還有一件，這是傳聞，是 趙紫陽的父親。 趙紫陽當時已經南下，為了表示擁護黨中央的政策，表示自己沒有異議。
3） 1946 至 1948年間，中共在山東進行土改，殺戮地主特甚，以至於地主的家屬身在外鄉的，組織了所謂 “返鄉團”，隨在國軍後麵。 國軍沒收複一地，返鄉團就回到家鄉，清算報仇。 這類事件的普遍，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下令各地的土改工作人員，手段不可過分激烈。 這是中共黨史上，可以查考的。 如果不是土改國籍，是不會引起 反抗，也不會間接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的。
4）中共的土改，人民公審等手段，包括審判後立即槍決，都是有照片，由中共自己公布的，用以顯示它的照顧無產階級。 這些照片、文章，不僅僅是中國國內還可以查證，連國外都有資料。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早年從大陸出亡的人，如小說家 張愛玲，都知道這類時間。 硬說一個人都沒有殺，是不會有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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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多了，就沒人信了。當年跑到台灣的人相當一部分家裏是地主，有誰被槍斃了？記住毛澤東家也是地主。
（之二）
前麵的帖子輸入時出現錯誤，抱歉。
原來作： 用以向地主售買土地。
應當是： 用以向地主收買土地。
這與當年的事實有相當大的距離。 國民黨當年帶走的黃金 所產生的作用，被誇大了太多。
首先，當年的一部分黃金，前兩年被發現還在台北一家銀行的倉庫，連當年上海國庫裏麵的包裝紙都仍舊在。 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的 耕者有其田，並沒有依靠國庫的黃金，而是靠了公營企業如 台灣肥料公司、台灣糖業公司，等等的股票、債券，用以向地主售買土地。
其次，國民黨從大陸帶走的最重要的資產，不是黃金，而是無價的人才，如 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等 世界級的人才。 有人斯有財。 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才是台灣能夠從一個農耕小島轉化而為世界經濟上能夠排名的小國。 大陸仍舊留有許多人才，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專業人才經過 反右等等風潮之後，隻能噤若寒蟬。 台灣經濟早年的成功，是因為國民政府更能尊重專業人才，沒有 下放、思想改造、牛棚等等折難。
2） 孫中山說 “耕者有其田”，未曾提過一句話，說要 槍斃地主。 中共統治的早期，從 20年代蘇區時期開始，一直到50年代初期，為了消除反對力量並且取得土地，用人民公審等方式，處決了數以百萬計的地主。 耕者有其田 應該是不帶血腥的轉移土地所有權，才能算是 仁政。 如果隻是用殺人來處理土地矛盾，這種想法與做法，太過簡單，也過於殘暴，哪裏能被 堂而皇之的當成 政績來看待呢？ 殺多人以推行政令，那種心態也不應該用 “無它法可想” 來合法化。 這正是考驗一個執政黨的政治智慧的時機。
對我黨來說，一切口號都是為政權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