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控製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共產國際控製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經曆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說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麽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麽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後，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後，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麵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占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采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誌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係列激進方針。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後，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麵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麵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麵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誌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采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後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後，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後，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製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采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後，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遊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後，一方麵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麵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後，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製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製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隻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後，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麵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采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麵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隻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隻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曆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間，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這是有共產國際提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中共中央有周恩來負責。

王明，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塞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後因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離華。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共產國際派李德來華，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為三人小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0歲。遺體埋葬於莫斯科近郊的新聖母公墓。

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博古（秦邦憲），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張聞天（洛甫），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化名洛甫，上海南匯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於1976年7月1日病逝。

[yongbing1993]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曾當過帥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

毛澤東：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這樣的人生履曆，會對未來有什麽期待？你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做過縣長，老實巴交的父親做了公務員，工資不高卻能保證全家衣食無憂。這樣的家境，未必能給你留下多少財產，但能給你優良的家風、開拓的眼界和不甘人下的誌氣。論原生家庭，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雖然年少的時候，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導致家境沒落，但你的個人能力非常優秀，在外省讀小學期間，便得到老師的賞識，感歎一聲：“教書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學生，我得多花點心血，就是嘔心瀝血也心甘情願。”你不負恩師的期望，16歲考入全國知名中學，被校長稱為“宰相之才”，因此經常請你到家裏吃飯，和未出茅廬的你談論國家大事。如果在唐朝，這樣的人被稱為“神童。”

你繼續發奮努力，20歲的時候出國留學，雖然沒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文憑，但遊曆了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世界發達國家，對各國的風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閱曆之豐富，同代青年中罕有人比。留學期間，你和同學們信仰了一種主義，並且成立了追求主義的組織。此時國內也成立了同類型組織，你決定說服同學們，和國內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為其下級機構。

因為這件事，你成為國內大型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隨即有了無數誌同道合的同伴，事業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創辦組織的同時，你在德國遇到一位縱橫沙場近十年的將軍，他為了追求理想才找到你，你們結為莫逆之交，友誼保持一輩子。相當於現在大學畢業的年紀，便能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人格魅力不用多說，妥妥的青年豪俊。要是在遊俠盛行的魏晉南北朝，這就是奔走江湖的曹操、祖逖、劉琨一樣的人物。他們年少有為，很快入朝為官。

而你也被恩師推薦回國，到廣州一所軍校做領導人之一，授予將軍銜，麾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青年。此時的你隻有27歲。在別人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時候，你已經什麽都不缺了，組織、社會地位、信仰、工作乃至愛情，你都有了。太傳奇了，簡直是爽文小說的男主標配。好了，現在睜開眼睛，問問自己，這樣的人生履曆到底有沒有代入感？如果實在沒有代入感的話，你也不必灰心喪氣，因為這身開局神裝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擁有的，它隻屬於一個傳奇人物——周恩來。

那個請他吃飯的校長是張伯苓，參與創辦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結交一生的將軍是朱德，回國任職的軍校是黃埔軍校。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此時的周恩來意氣風發，特別希望在風雲激蕩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如果換做是你，恐怕也會非常自信，有一種“天降大任舍我其誰”的使命感。但命運猶如過山車，給了周恩來遠比其他人強大的神裝，也讓他經曆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從命運的頂峰狠狠拋下。而這些失敗對青年豪俊周恩來的打擊，遠比世人想象的更深遠。

周恩來的第一次重大失敗是南昌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舉刀屠戮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隨後以英美列強做背景板，和江浙財閥組成南京買辦政府。中國共產黨為了生存，也為了挽救革命，便決定以葉挺、賀龍的兩萬部隊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起義的全部事情。

8月1日淩晨，南昌起義爆發。激戰到清晨，起義部隊已經全殲守軍3000多人，繳獲子彈70萬發，各種槍支5000多，可謂是大獲全勝。這個時候，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起義基本成功，以後也不會有什麽大波折，便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準備奪取出海口，接收蘇聯援助，然後積蓄實力舉行第二次北伐。

但不久後他們才明白，起義並不簡單。離開南昌城，起義部隊便成為孤軍，基本沒有穩定的後勤補給。千裏行軍意味著沒有友軍配合，很容易被敵軍偷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南昌起義部隊損兵折將軍心動搖，很多人趁亂離開部隊另謀出路。周恩來不得已在三河壩分兵，給朱德留下4000人，讓他們打阻擊，給主力部隊爭取時間。就這，主力部隊也沒成功。10月3日，周恩來主持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檢討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包括戰術失誤、情報疏忽、輕敵等等。

反正就是一句話，起義失敗了。葉挺說，以後隻好當流寇，還有什麽好說的。賀龍親手拉起來的部隊都沒了，心情最差，說不甘心，要回湘西卷土重來。結果會議沒開完，便有敵軍來攻，會場一片大亂，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突圍而出，路上遇到汕頭地委書記楊石魂，才坐一艘小船渡海到了香港。聶榮臻用繩子綁在桅杆上，才沒有掉到海裏，可想而知過程有多凶險。而此時的周恩來正發高燒，昏迷不醒，完全是被葉挺和聶榮臻抬到香港的。你說為什麽發高燒？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連續急行軍，吃喝睡都沒有著落，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二是失敗對周恩來的心理打擊太大，堂堂兩萬大軍，不到兩個月就剩下三個人，作為起義最高領導的周恩來，心理上肯定有過不去的坎。

說好革命成功解放全中國，現在幾萬人和割韭菜一樣死了，如何麵對他們的熱血，如何麵對幾萬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家庭？而且南昌起義是黨的重要行動，結果在自己手上失敗了，以後的革命事業怎麽辦？這些問題，都是折磨周恩來的軟刀子。南昌起義的失敗，也讓周恩來第一次對自己發問，我到底行不行？不過周恩來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青年豪俊，一次失敗不能摧毀他的意誌，在香港養好身體之後，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就是失敗一次麽，再來。

1928年4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由於政治局主席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完全是因為工人身份才被蘇聯相中，沒有任何能力主持中央的工作，於是年底回國以後，周恩來成為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此後一年半，是周恩來黨內地位最高的時候。

他重建了領導北方的順直省委，並派聶榮臻和賀昌到順直工作、給井岡山的紅四軍寫“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和遊擊戰思想、向其他根據地派駐人員建立黨的領導等等。總而言之，周恩來在上海，統管全國的革命局麵。

在上海，他創辦了聞名遐邇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秘密部門，專門在暗線工作，做一些不方便在公開場合做的事，其下設立四個科：

負責後勤的總務科。刺探情報和反間諜的情報科。營救同誌和清理叛徒的行動科。負責無線電交通的交通科。

從蘇聯回來以後，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共同領導中央特科。但向忠發是掛名領導，顧順章是聽命令做事的，所以中央特科的領導就是周恩來。而他最倚重的，就是陳賡做科長的情報科，以及顧順章做科長的行動科。

一個負責搞情報，一個負責殺人，配合起來天衣無縫，中央特科在上海迅速闖出名堂。憑借中央特科的武力，周恩來才能領導中央機關，在上海站穩腳跟，指揮全國革命運動。也正因如此，1930年初的李立三奪權和1931年的王明奪權，想處理革命工作都離不開周恩來配合。沒辦法，離開周恩來，他們什麽都做不成。但就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1931年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之後，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隨即叛變，向國民黨供出全部秘密，緊接著向忠發被捕叛變。

上海的中央機關已經沒有秘密可言，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脅，中央便失去繼續留在上海的可能。那就分頭轉移吧。

同年王明去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留下博古等人執行他的命令。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再過一年半，臨時中央徹底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這件事對周恩來的打擊非常大。顧順章是他的左膀右臂，結果卻毫不猶豫的叛變了，即便別人不說，他自己也會想，是不是我識人不明？上海的中央機關被摧毀，我該負多大的責任？這是折磨周恩來的第二把軟刀子。

繼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上海的工作也失敗了，到底是為什麽？這一係列問題出現在周恩來的腦子裏。革命局勢沒有給他太多的反思時間，進入中央蘇區的周恩來，還想再試一試，用自己的方式給中國革命做貢獻。他接替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但他不同意邊緣化毛澤東，在臨時中央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還站出來給毛澤東說話。甚至在“寧都會議”正式批判毛澤東時，他都是做“溫和有限”的批評，留了一絲餘地。

之所以這麽做，他其實是想壓下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朱德和毛澤東等人為助手的工作班子，團結起來幹工作。我想，這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工作計劃。後來，這個計劃也失敗了。

1933年1月，臨時中央轉移到蘇區，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合並，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

而博古不懂軍事，委任李德為軍事顧問，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即便後來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也是任命項英為主席。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便失去決策權，隻有執行權。由於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他就成了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做出成績是臨時中央領導有方，出現失誤是周恩來執行不到位，地位太尷尬了。

我們都知道，臨時中央是沒有做出成績的。轉移到蘇區沒多久，遇到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半吊子李德純粹瞎指揮，博古也是個愣頭青，李德說什麽就是什麽。

毛澤東回後方的時候說，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結果坐了幾年冷板凳，也沒人發電報找他。於是中央蘇區崩了，8.6萬紅軍走上漫漫長征路。到了湘江戰役以後，8.6萬紅軍隻剩下3萬人，當時的中央領導心態都崩了。常年看不起中國革命家的李德，垂頭喪氣不說話。博古經常取出手槍，對準腦袋模擬自殺。還是聶榮臻勸他，槍不是鬧著玩的，博古才沒有扣下扳機。

周恩來倒沒有留下類似的故事，但那是他的涵養優秀，不是他神經大條不當一回事。畢竟是幾萬條人命，畢竟是千萬人口的根據地，說沒就沒了，做為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周恩來怎麽可能沒有心理負擔。這第三把軟刀子，徹底把周恩來的意誌折磨崩了。

自從記事以來，周恩來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同代人裏出類拔萃，放眼全中國，也很少有人和他一樣優秀。參加工作之後，周恩來雄心萬丈，誓要給中國革命找出一條路，並且在這條路上，建立自己的事業，留下自己的名字，造福自己的同胞。

所以領導南昌起義周恩來當仁不讓，在上海指揮全國革命周恩來非常自信，進入蘇區要創始人毛澤東做他的助手。他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他的選擇都失敗了。不管巧合也好、必然也罷，終究是失敗了。這一係列的失敗，對於別人來說，無非是換個工作而已，可對於周恩來這樣的天之驕子，失敗否定了自己的堅持，更摧毀了自己多年建立起來的自信。用玄幻小說的世界觀來說，道心崩潰，意味著前方路斷。

可能有人不知道，周恩來主持的工作為什麽失敗，但毛澤東看明白了。1957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聊天，說準備卸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問有沒有接替的人，毛澤東便和他點評黨內同誌。

第一個是劉少奇，政治堅定原則性強，但不夠靈活。第二個是鄧小平，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很有發展前途。第三個是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第四個是朱德，德高望重卻年紀太大。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雖然毛澤東的身份是“周恩來的助手”，但是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地位便徹底顛倒過來。

因為“四渡赤水”這種螺絲殼裏做道場的仗，周恩來做不到。助手做到了，主帥做不到，那麽助手便成了主帥，主帥成了助手。

直到多年後，周恩來和工作人員說起四渡赤水，還是心馳神往，說不知道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寫的多精彩。

那是真的服氣了。

現在的人讀黨史，隻看到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舉手，卻沒有想到，這麽光芒璀璨的人，為什麽會坐在那裏舉手。

三次重大失敗摧毀了周恩來的道心，然後在一片廢墟之上，周恩來涅槃重生，重新塑造了真實的自我。

如果說毛澤東是天生奇才，那麽周恩來就是你我一樣的凡人。

上學時總以為自己是睥睨天下的英雄，被社會暴打之後，才能重新認識自己，然後在新的人生階段，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事業。

長征是毛澤東成長的煉獄路，也是周恩來重生的涅槃路。

長征是周恩來重塑自我的起點，但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以後的人生定位是什麽，他也不知道。

想回答這兩個問題，周恩來也需要時間。

他真正完成重塑的時間，應該是1940年。

那時的周恩來，經曆過“西安事變”的磨練、國共統一戰線的分歧，也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親眼看過抗日根據地的繁榮，還去蘇聯養傷近一年。

可能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有機會遠離中國紛擾，思考了一些個人問題。

他想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應該是輔佐毛澤東的“宰相。”

什麽少年雄心、什麽天之驕子，去他媽的，那些虛幻的東西有什麽用，直麵現實才能解決革命的大問題，以及個人的小問題。

既然毛澤東有辦法，那輔佐毛澤東又有什麽不行？

1940年，自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要去重慶工作。他帶著工作人員一路南下，路過陝南的時候，周恩來讓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看古跡。

工作人員不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破古跡有什麽可看的。

周恩來也不多說，自己悄悄念叨：“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工作人員才知道，這裏是留侯廟。

留侯是漢初的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裏之外”的祖師爺，他不是征戰沙場的大將，也不是反秦滅項羽的領袖，而是漢高祖劉邦的私人謀士。

每當劉邦犯錯誤或者不知怎麽辦的時候，張良便走上前去，給劉邦分析局勢，然後給出中肯的建議，讓劉邦選擇。

最後劉邦用張良的謀劃，指揮千軍萬馬征討天下，開創四百年的大漢王朝。

張良以劉邦為媒介，做出自己的功業，贏得生前身後名。

周恩來評價張良：“他不是帥才。”聯係到他說自己不是帥才，意思不能再明白了。

周恩來專門拜訪留侯廟，看著張良的塑像和牌位，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貫通兩千年的時空。

從留侯廟出來，周恩來帶著工作人員，又去看了蕭何追韓信的遺址。雖然不知道遺址的真假，但周恩來不是考古，而是借古抒情。

漢初三傑輔佐劉邦開創大漢王朝，張良和蕭何占了兩個名位，一個負責謀劃，一個負責執行。

現在周恩來能在會議上出謀劃策、分析局勢，還有超強大的執行能力，恰如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

蕭何和張良是兩千年前的周恩來，周恩來是兩千年後的蕭何和張良。

至此，周恩來完成涅槃重生，猶如鳳凰展翅啼鳴九天，即將輔佐毛澤東真龍遨遊奔騰四海。

到重慶工作之後，周恩來還專門去成都，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站在武侯祠的遊人中間，周恩來念了兩句杜甫的詩：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同樣讓周恩來心馳神往。

周恩來已經去世數十年。

他的後半生，工作上類似於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一手參與決策，一手抓執行，和毛澤東相輔相成，為中共建政立下汗馬功勞。

而他的人格和遺產，更像諸葛亮。

東晉年間桓溫西征蜀地，功成後，桓溫在成都見到給諸葛亮做過小吏的百歲老人，他問老人：“如今誰能和諸葛丞相比肩？”

那人說：“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意思是，諸葛丞相在的時候，感覺挺正常，但自諸葛丞相去世之後，便再也沒見過能和他比肩的人。

周恩來也是一樣的。

他做總理的時候，中國人都覺得，國家總理和幹部就應該是這樣的，可自周恩來去世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這樣的幹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長征路。

如果說周恩來給普通人留下什麽遺產，我覺得應該是：

不辜負曾經的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磨難之後調整人生定位，闖過自己的長征路，活出新的生命。

[yongbing1993]

早期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國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作為聽命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指揮的“中國支部”負責人，也是一係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錯誤方針的執行者，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策和指示。雖然他曾有過抵製和不同程度的抗爭，也曾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分一部分槍支武裝農民，卻未得到相應的支持，陳獨秀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事實也說明他是重視工農運動的。對蔣介石、汪精衛篡奪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他一直持譴責的態度，並非心甘情願的“拱手”相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錯誤是對軍事領導權爭奪不力，終致在實力的較量中敗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著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陳獨秀卻以“中國支部書記”之低微，一次次地進行了頑強地抗爭！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多次明確主張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但多次被否決：“（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麵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製”（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製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以後，陳獨秀再次堅決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在革命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也曾部署了反蔣計劃，卻一再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壓服——“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告全黨同誌書》）。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同的看法。所以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這兩頂帽子。

由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蘇聯共產黨高層爭權鬥法的結果，陳獨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揮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之羊，被栽贓陷害。在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全麵破裂在即，共產國際仍然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分歧的焦點主要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在當時一方麵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麵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實行真正的約束。由此不僅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還直接刺激了兩湖地區的大部分軍官（多為湖南籍），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產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傾向和不滿。麵對這種局麵，陳獨秀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基本態度是暫時退卻，采取讓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經發過不少文件，幾個月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製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製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

共產黨既無軍隊、政權，又無經驗、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新入黨的大批黨員鮮有訓練，缺少相關的理論和政策知識。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會、農會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共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就更不用說去控製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但莫斯科卻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1927.5.30電令陳獨秀、鮑羅廷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立即開展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組建10個師（2萬共產黨員，5萬工農）的革命軍。這個紙上談兵的 “五月指示”被陳獨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被共產國際認定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並被共產國際戴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罪帽。

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一係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陳獨秀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如較早提出軍事因素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堅持退卻策略等等），則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為共產國際瞎指揮而承擔罪責：“中國的問題為什麽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麽不來請教中國人？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指揮，斯大林為此十分惱火，約見張國濤谘詢對策，甚至擔心陳獨秀會籌錢另辦報紙另行組黨（見張國濤《我的回憶》）。

圍繞著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陳獨秀對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缺乏認識，不讚成建立工農紅軍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出於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及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看法，宣揚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的“二次革命論”；同時又無法隱忍因大革命的失敗而代人受過的悲憤心情，最終走上了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擁護托洛茨基的道路，於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國“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出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那麽，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個托派小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然而，國民黨政府仍不肯放過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處以重刑。陳獨秀在法庭上為自己做了有力的辯護，指出國民黨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不等於“叛國”。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力爭，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陳獨秀才於8月23日走出南京模範監獄的大門，先後棲身於其學生傅斯年、陳鍾凡的家中。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發表聲明，讚同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張國燾叛黨後，要陳獨秀出麵另組一個偽共產黨，陳未予理睬。

因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獨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漢，而長沙，在顛沛流離中於1938年7月抵達山城重慶。在流落武漢時，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麵，讓陳獨秀寫份書麵檢討，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陳獨秀表示：“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的呢？”

晚年的陳獨秀大徹大悟：“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端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端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以及斯大林體製等一些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指出：民主主義是人類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

陳獨秀蝸居於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來看望他。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要陳另外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可提供10萬元經費，陳獨秀堅決不幹。蔣介石派其親信胡宗南和戴笠攜帶禮物專程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後經高語罕的斡旋勉強一見，因話不投機，胡、戴二人隻得悻悻而歸。蔣介石希望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動部（教育部？）次長，被陳斥之為“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其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都是中共優秀領導幹部），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高語罕與蔣介石見了一麵，陳獨秀罵他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曾派羅漢與中共聯係，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來在朱蘊山的陪同下也從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周恩來希望陳能向中共中央寫出個人書麵檢討，中央歡迎陳獨秀去延安回黨工作，結果被陳獨秀婉言謝絕，拒絕承認錯誤。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肅托”旨意也反對陳獨秀回黨工作，中共中央對此亦未再進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為了治療高血壓病，陳獨秀因泡服已發黴的蠶豆花，引起中毒而吐瀉不止，引發了多種疾病，迨至27日，陳獨秀終於在這個窮鄉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歲。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陳鬆年將其靈柩運回安徽安慶老家再葬。

陳獨秀作為政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所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軍隊、幹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近代民主製度和民主觀念，在實踐上成功的中國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靠文章、靠選票，而是靠實力、權術、政治上“得人心”、組織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且在政治綱領上，陳獨秀也確有嚴重錯誤。

陳獨秀是戰士，是意誌剛烈的革命家，勇敢、堅決、頑強，但比較膚淺。他當了一生的反對派：反滿清、反袁世凱、反北洋軍閥、反國民黨蔣介石到反共產黨。陳獨秀有比較徹底的理論興趣和概括能力，密切關懷著國事民情，積極行動，但他由思想領袖變為政治領袖，既是中國現代必然會有的曆史誤會，也是他個人的悲慘命運安排。陳獨秀一生處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說：“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說到他。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蔡元培譽其：一位失敗的書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獨行的叛逆者，一位命運坎坷的孤獨英雄，抑或是一個不依附任何勢力的社會活動家。一切的評價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為過。“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陳獨秀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是：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身分加入國民黨之後，其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完全依賴，以及不重視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而這些讓步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

”為什麽會都是受蘇聯共產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呢? “

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即是上下級關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但同時又缺乏自我判斷的能力。”

“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 有，雖“一些重要的決策盡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係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是難以說得通。”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147.6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

這麽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麽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漢的汪精衛也隨著蔣介石反共以後，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了，莫斯科還發來由斯大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這就是當年張國燾奉命匆匆趕到南昌阻止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葉挺等群起而攻之這件事的直相。惲代英當時氣極，捎帶把共產國際也罵了一頓，也罵了張國燾。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麽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

但是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隻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

當時，陳獨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被殺，其中也有陳獨秀自己的兒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級的關懷，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誌的感情，共同來總結教訓，想出新辦法，以挽救革命。結果卻是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科斯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於是隻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陳獨秀的罪名具體是誰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易禮容紀念集》。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的新民學會裏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何叔衡一起創建了湖南第一個黨小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到處殺共產黨員。

陳獨秀5月23日在武漢對易說：“長沙‘馬日事變’，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你回湖南負責。”他去當軍委書記。6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協助毛澤東工作。仍當軍委書記，但當時還一個兵都沒有。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易留下任省委代理書記。毛澤東剛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住在長沙蘇聯領事館，找易禮容、夏明翰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這時“八七會議”還沒有開，中共中央還沒有說話，他們就風風火火地跑來指揮一個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總書記，這是什麽意思?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問這兩人：“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蔣介石、汪精衛分裂的那些指示)。‘國際’代表就無責任”易等人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說：“臨時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當時武漢有外國租界，國民黨不能管)。”毛澤東8月12日返湘，把“八七會議”情況告訴了易禮容，之後，就去搞秋收起義了。“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易禮容也被撤了職。易禮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7年去世，這是他口述的情況。

為什麽共產國際的人要親自出馬風風火火地去組織人打倒陳獨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雜誌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文章：《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說，1927年整個3月份，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誌”。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消息傳來，中山大學像遭了一大場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寧(南京蔣介石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右派)、漢(武漢汪精衛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左派)分裂，“事實上使國民黨洗去了汙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右派”，“是中國勞動群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

這一下，斯大林怎麽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係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的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斯大林這樣做，當然引起最了解情況的中山大學學員的不滿，於是在以後的“反托派”鬥爭中他們倒了大黴。楊尚昆在文章中說，中山大學在後來蘇共的清黨、清團中給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托派嫌疑分子”，被開除團籍，到工廠勞動。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等也去工廠勞動改造，還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這就是鐵的事實。事實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時說過：“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是獨裁者的狂言。他當時掌握著蘇聯的黨政軍大權，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隻是一個暫時的掌權人。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隻承認事實，事實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蓋子，他掌權時組織人為他寫得處處正確、事事正確的《聯共(布)黨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遺體從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裏被撤了出來，從蘇聯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紛紛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為自己寫的光榮曆史就此結束。

應該說，對陳獨秀問題最自信的是陳獨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年末日軍占領南京，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去拜訪他，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托，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但要求他寫一個書麵檢討。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為什麽呢?陳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許多人都覺得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定了的事，是鐵板釘了釘的。他卻認為還在未定之數，他不認為斯大林不實事求是的話最後會算得了數。他真是個有自信力有遠見的大哲人。實際上，當時就是他寫了檢討，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讓他去延安是新的黨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時斯大林還在台上，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蘇聯還在反“托派”，陳獨秀問題是一個大禁區。新的中共中央讓陳到延安去，這麽大的事靠一紙檢討怎麽敷衍得過去?延安當時就有人提出了陳獨秀不能去。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裏，陳獨秀生活潦倒，但是絕不讓自己染上汙點。就在抗日戰爭前國民黨還把他抓了起來，為他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講，他已經不是共產黨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於分共。陳獨秀聽了，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不同意律師的說法，還大講了一通共產黨的主張，大罵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儼然是開除了共產黨黨籍的共產黨人，結果被判重刑。後來，國共合作抗日，人們奔走營救，才提前釋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他就幾次被捕，從不低頭，早期孫中山還組織人營救過他。抗日戰爭時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有的做了國民黨大官，送錢來，他一分不收。他說收了就說不清了。周恩來讓他有困難到重慶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後貧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陳獨秀在當中共領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在擔任中共領袖以後的六年裏，他的實踐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正是他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地成熟起來，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想領導好中國的革命，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走自己的路，對一切外來的意見，要認真聽，但絕不能盲從，要獨立判斷，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當時斯大林和蘇共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嚴加控製)，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獨立思考的態度是不喜歡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勝利了，為中華民族洗淨了邪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恥辱，掃平了國內軍閥，建立了真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也隻能承認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