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控製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共產國際控製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經曆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說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麽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麽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後，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後，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麵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占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采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誌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係列激進方針。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後，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麵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麵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麵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誌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采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後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後，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後，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製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采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後，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遊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後，一方麵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麵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後，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製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製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隻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後，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麵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采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麵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隻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隻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曆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間，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這是有共產國際提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中共中央有周恩來負責。

王明，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塞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後因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離華。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共產國際派李德來華，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為三人小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0歲。遺體埋葬於莫斯科近郊的新聖母公墓。

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博古（秦邦憲），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張聞天（洛甫），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化名洛甫，上海南匯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於1976年7月1日病逝。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陳獨秀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是：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身分加入國民黨之後，其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完全依賴，以及不重視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而這些讓步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

”為什麽會都是受蘇聯共產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呢? “

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即是上下級關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但同時又缺乏自我判斷的能力。”

“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 有，雖“一些重要的決策盡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係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是難以說得通。”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147.6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

這麽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麽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漢的汪精衛也隨著蔣介石反共以後，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了，莫斯科還發來由斯大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這就是當年張國燾奉命匆匆趕到南昌阻止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葉挺等群起而攻之這件事的直相。惲代英當時氣極，捎帶把共產國際也罵了一頓，也罵了張國燾。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麽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

但是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隻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

當時，陳獨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被殺，其中也有陳獨秀自己的兒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級的關懷，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誌的感情，共同來總結教訓，想出新辦法，以挽救革命。結果卻是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科斯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於是隻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陳獨秀的罪名具體是誰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易禮容紀念集》。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的新民學會裏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何叔衡一起創建了湖南第一個黨小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到處殺共產黨員。

陳獨秀5月23日在武漢對易說：“長沙‘馬日事變’，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你回湖南負責。”他去當軍委書記。6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協助毛澤東工作。仍當軍委書記，但當時還一個兵都沒有。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易留下任省委代理書記。毛澤東剛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住在長沙蘇聯領事館，找易禮容、夏明翰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這時“八七會議”還沒有開，中共中央還沒有說話，他們就風風火火地跑來指揮一個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總書記，這是什麽意思?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問這兩人：“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蔣介石、汪精衛分裂的那些指示)。‘國際’代表就無責任”易等人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說：“臨時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當時武漢有外國租界，國民黨不能管)。”毛澤東8月12日返湘，把“八七會議”情況告訴了易禮容，之後，就去搞秋收起義了。“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易禮容也被撤了職。易禮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7年去世，這是他口述的情況。

為什麽共產國際的人要親自出馬風風火火地去組織人打倒陳獨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雜誌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文章：《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說，1927年整個3月份，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誌”。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消息傳來，中山大學像遭了一大場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寧(南京蔣介石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右派)、漢(武漢汪精衛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左派)分裂，“事實上使國民黨洗去了汙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右派”，“是中國勞動群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

這一下，斯大林怎麽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係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的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斯大林這樣做，當然引起最了解情況的中山大學學員的不滿，於是在以後的“反托派”鬥爭中他們倒了大黴。楊尚昆在文章中說，中山大學在後來蘇共的清黨、清團中給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托派嫌疑分子”，被開除團籍，到工廠勞動。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等也去工廠勞動改造，還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這就是鐵的事實。事實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時說過：“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是獨裁者的狂言。他當時掌握著蘇聯的黨政軍大權，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隻是一個暫時的掌權人。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隻承認事實，事實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蓋子，他掌權時組織人為他寫得處處正確、事事正確的《聯共(布)黨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遺體從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裏被撤了出來，從蘇聯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紛紛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為自己寫的光榮曆史就此結束。

應該說，對陳獨秀問題最自信的是陳獨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年末日軍占領南京，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去拜訪他，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托，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但要求他寫一個書麵檢討。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為什麽呢?陳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許多人都覺得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定了的事，是鐵板釘了釘的。他卻認為還在未定之數，他不認為斯大林不實事求是的話最後會算得了數。他真是個有自信力有遠見的大哲人。實際上，當時就是他寫了檢討，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讓他去延安是新的黨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時斯大林還在台上，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蘇聯還在反“托派”，陳獨秀問題是一個大禁區。新的中共中央讓陳到延安去，這麽大的事靠一紙檢討怎麽敷衍得過去?延安當時就有人提出了陳獨秀不能去。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裏，陳獨秀生活潦倒，但是絕不讓自己染上汙點。就在抗日戰爭前國民黨還把他抓了起來，為他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講，他已經不是共產黨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於分共。陳獨秀聽了，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不同意律師的說法，還大講了一通共產黨的主張，大罵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儼然是開除了共產黨黨籍的共產黨人，結果被判重刑。後來，國共合作抗日，人們奔走營救，才提前釋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他就幾次被捕，從不低頭，早期孫中山還組織人營救過他。抗日戰爭時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有的做了國民黨大官，送錢來，他一分不收。他說收了就說不清了。周恩來讓他有困難到重慶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後貧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陳獨秀在當中共領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在擔任中共領袖以後的六年裏，他的實踐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正是他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地成熟起來，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想領導好中國的革命，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走自己的路，對一切外來的意見，要認真聽，但絕不能盲從，要獨立判斷，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當時斯大林和蘇共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嚴加控製)，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獨立思考的態度是不喜歡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勝利了，為中華民族洗淨了邪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恥辱，掃平了國內軍閥，建立了真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也隻能承認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