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出賣國有土地和礦產資源

走資派出賣國有土地和礦產資源

 

 

 

利用美元和匯率對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劫掠

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推行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以後，美國經濟轉向以生產（印刷）美鈔為主，生產商品為輔，它把許多科技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企業轉移到第三世界生產，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相當於美國工人工資的四十分之一）、電力、水、土地、煤炭、原材料等，用它們的高科技（核心技術絕對保密），生產出物美價廉的商品再出口到售價高的地方銷售，“去年我國出口服裝177億件，平均每件服裝的價格僅3.51美元，平均每雙鞋的價格2.5美元……羅技公司每年向美國運送兩千隻中國製造的鼠標，這些鼠標在美國每隻售價約40美元，中國從每個鼠標中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它經濟開支都包括在這3美元中。”（張宏良《中國經濟麵臨著再次殖民化危險》轉自2006年12月30日《中國改革論壇》，“瑞士銀行的經濟學家董濤說：‘所有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一個芭比娃娃的售價是20美元，但中國隻能得到35美分。”（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9日文，載同年2月11日《參考消息》），中國出口的商品大多是衣服、鞋類、打火機等小品種、大批量、低附加值、低利潤的，少量是有知識產權的商品；高附加值、高利潤、被外資企業壟斷知識產權的商品，多由外商出口或內銷，許多加工廠的利潤極低，有的僅達5%，但外資企業的利潤普遍較高，“2006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資的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去年增長26.7%，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長率為16.9%。”（《大變化》第82頁）

中國在近40年內，以極低的利潤出口創匯和通過合資、出賣國有企業、股票、土地、各種礦產資源換來2.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變成了美國的特種資產，它可以隨意支配，又成了它掠奪和侵略別國的資本。中國實際上又成了世界列強的“唐僧肉”，誰都想吃幾口。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對我國施壓，造輿論說中國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壓人民幣升值，當我就範（不敢不聽指揮）被迫宣布人民幣將隨國際金融市場價格升降，因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貶值，人民幣自然升值。“在美國得到中國人民幣升值的確切保證後，美國政府就開始了肆無忌憚的放肆美元貶值（大量發行美元）的行為。……就是要借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對中國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全世界的美元對中國人民幣的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瘋狂的掠奪中國的財富，以此達到遏製中國的崛起，或者摧毀中國的經濟。……幾乎就在人民幣升值的同一時間，國際石油價格也開始了猛烈上升，直到現在。……世界石油供應量，遠遠超過需求量，那麽，為什麽油價還在不斷的上漲呢，這是國際壟斷資本操縱的結果，因為這是由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和放肆美元貶值所挑起的戰爭，使得全世界持有美元的國家（主要指富國，因為窮國的美元儲備也隨美元的貶值而貶損，在這場戰爭中同樣被美國掠奪了）、公司和個人都在想方設法掠奪中國的經濟財富造成的。”這樣就迫使中國付出許多外匯儲備去購買美國操縱的高價石油，削減中國的外匯儲備。

另一毒辣的手段是，大量的 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湧入中國，再兌換成人民幣，投入到股市、房地產或購買商品等，造成股市、房地產、商品物價飛漲，從中謀取暴利。“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專家張明在社科院網站上發表的報告指出，在一定的經濟學模型假設下，中國資本市場上熱錢數額驚人，已高達1.75萬億美元，……雖然專家們普遍表示，目前對於熱錢（即短期投機流動資金，多為美國私抹、對衝基金類——編者注）的所有研究均為理論估值，但是，我國資本市場存在大量熱錢並已形成對我國金融安全的隱患。”，“如果存在這麽多熱錢，並突然從我國資本市場比如樓市、股市中撤出，將會對經濟造成巨創。”，“日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海洋指出，日本當年就是因為熱錢快速、大規模撤出，引發20年的衰退，在此之前的發展成果，隨著外資撤出都流到了國外，其國民反而沒有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果實。”，“張明表示，自從去年房地產市場、股市走低後，從理論上講，熱錢作為套利資產，是一定會從這些領域撤出的。”看來他們是在等2008年奧運會前後，從政治、經濟上一起動手搞垮中國，先是乘奧運火炬傳遞和“3.14”藏獨暴亂事件，在國內外掀起一個從政治上反對、孤立中國的高潮；繼而從4、5月份開始迅速從股市、樓市撤出資金，使股市從5900多點迭到2500點以下（8月13日上市），房市價格也開始下降；他們把從股市掠奪的利潤又投入商品市場，囤積緊缺商品，引起物價飛漲；“張明認為，一種可能是回到我國境內的商業銀行中，由於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形成的利差，……每年也可以坐享12%的無風險收益，……另一種可能，就是熱錢流向了我國沿海地區的民間借貸市場。外資通過向民營企業貸款，享受高額回報。”（記者劉琳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人民幣升值和美元貶值這兩根杠杆直接操縱著國際石油價格上漲。由於石油價格的上漲遠遠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所給我國帶來的益處。這兩天中國的最大鋼鐵公司——寶鋼集團與澳大利亞力拓公司簽訂的到2009年鐵礦石的進口價格就充分的表明了這一點。寶鋼集團不得不以95%的漲幅簽訂了進口礦石的價格合同……在中國訂購他們巨額商品的同時，他們的價格也隨石油的價格上漲，……把中國（人民）辛辛苦苦從美國賺到的包含微薄利潤的美元。又以購買美國高價商品的形式還給了美國。”

“中國人所創造的財富，以極低的利潤，換來巨額美元。美國就把美元貶值，蒸發掉你的財富，使你的財富大大縮水。……這就是殘酷的貨幣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摧毀中國的經濟。”，“這是一場沒有刀光劍影和硝煙的戰爭，但是卻可以看到結果的戰爭。這場戰爭是史無前例地慘烈，幾乎以中國每天損失數以千萬人民幣的損失為代價。”（《全世界的美元是如何實現瘋狂掠奪中國的》作者hiriol來源作者：博客）
      新帝國主義者利用資本、科技這個新式武器繼續壟斷控製、掠奪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1980年，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負債總額為6450億美元。二十年來。這些國家僅向西方支付上述負債款的利息已達5.6億美元，但是這些國家的負債不但沒有減輕，反而進一步加重，到2001年3月，這些國家的負債總額竟相當於1980年的7倍。”(《當代思潮》總第73期第41頁)

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就是在美元的統治下，在匯率、物價杠杆的操縱下，拱手把巨額財富送給美國及其國際壟斷財團的，我們的手腳被控製在它的這張無形的壟斷網中，被迫成為其奴隸，任其宰割、掠奪、剝削和欺負，還有口難辨，這就是新型殖民地的重要標誌之一。

控製了中國的日用品製造業，如汽車業，我國的轎車生產品牌，90%以上是外國品牌，2005年生產轎車276.77萬輛，銷售278.74萬輛；客車生產176.85萬輛，銷售178.68萬輛，絕大部分也是國外品牌或合資企業生產。2011年銷售前10名為：1、凱越23.97萬輛；2、朗逸22.34萬輛；3、科魯茲20.37萬輛；4、捷達20.15萬輛；5寶來18.78萬輛；6、桑塔納18.75萬輛；7、夏利18.13萬輛；8、賽歐17.90萬輛；9、悅動17.83萬輛；10、福克斯17.23萬輛。合計195.45萬輛（百度查詢所得）。前10名都是外國品牌和具有外國專利，隻是利用我國的土地、原材料、動力和人力，技術專利和生產線是外國的，我國受製於外國的專利技術與設備控製，大部分也銷售在中國，大批利潤被外國資本家拿走了。

河南省有一個大學，近幾年買進新驕車一千餘輛，全是外國品牌，無一輛中國生產的自有知識產權的品牌，僅從汽車一項，即可以看出我國已處於新殖民地之中的一斑；還有吃的食用油、洋快餐、喝的啤酒、飲料、用的電腦、手機、攝相機、電視機、冰箱、微波爐、化妝品等等，無不是貼牌（使用外國專利技術）商品或進口原裝商品，各種商場（店）的商品擺設，玲琅滿目，隻要有錢，想要什麽有什麽，有些人把這些說成是有史以來的盛世，但是，翻開品牌一看，發現有不少商品是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生產的或進口商品。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前，稱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們把許多商品稱為“洋貨”，凡是進口的商品，前麵都要加一個“洋”字。現在是全球化了，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是“地球村了”，不分你我了，那一國的商品都一樣了。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成了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新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還自以為榮幸之至呢？在修正主義的宣傳蠱惑下，我們當代的許多人，都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麵前，迷失了方向，不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也有社會主義成分，社會主義也有資本主義因素，都差不多了。這就是現代的新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yongbing1993]

走資派時代漢奸比抗戰時偽軍多





抗戰時的偽軍有曆史記錄：

偽軍是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侵華日軍占領區的部分投敵的中國人組成的協助日軍打中國人民的簡稱為偽軍。不同時期中國各地的偽軍名號各不相同，較為著名的有“皇協軍”、“保安隊”、“警備隊”等稱呼，常與侵華日軍合稱“日偽軍”。

偽軍主要指汪精衛的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滿洲國軍，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超過在華日軍的數量。詳細網上可查。

中國特色走資派時代在現實生活中已出現了新一代漢奸！四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總共有多少？無記錄。但也零星有報導。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中國人民讚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後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及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

直到今天，資本社會的新自由主義乘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之機大舉“進攻”新中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內。進行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中國人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例如大右派茅於軾、反共分子袁騰飛、修正主義走資很李瑞等，都極力攻擊、醜化毛澤東。

電影《地道戰》裏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鍾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雲，“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後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曆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曆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曆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願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麵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豔電”叛國投敵，並於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漢奸。

“漢奸”，實在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恥、民族之羞!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漢奸之害像我們中國這樣嚴重。檢視中國的曆史，多次民族劫難並非敗於異族外寇，而是敗於漢奸。用“禍國殃民”評介漢奸的危害毫不為過，說曆史往往因漢奸而改寫，並非過分之辭。中國曆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範、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曆朝曆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曆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走資派時代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曆史進步的作用”。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係。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麽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隻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隻能在曆史上起到一點反麵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隻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在走資派特色中國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誌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對象。今天的特色走資派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並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采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範的法國，二戰勝利後，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於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曆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麵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而走資派們本身就是漢奸，所以走資派鄧小平改開四十多年後中國的漢奸這麽多。

中國的漢奸為何如此之多？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為何冒出這麽多漢奸來？漢奸，並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裏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誌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誰又能想道，汪偽政權中僅次於陳公博、周佛海的骨幹頭目，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

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然而，這就是人和曆史的詭異、深刻之處。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後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複雜的社會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製華”策略並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於“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國“美男子”著稱的汪精衛畫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麵上。頗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經曆時把他比喻為“鯨魚的胡須”，意思是容易彎曲，也容易反擊，暗諷汪對日態度變了，已經彎曲了。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後，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澤東同誌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屢戰屢敗，使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初期“民眾經過上海撤退、南京淪陷的大變，在愛國的心情上呈著害怕敵人的薄霧”。“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於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麵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後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隻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於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後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杆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漢奸現象”的泛濫，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喪。“居其地，而獻其土，視為不忠。食其祿，而弑其主，視為不義”。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題。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進益”，賠本買賣漢奸是不會做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是漢奸定義的基本條件，也是漢奸真實心態的記錄。

所謂“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係。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於下風，隻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麽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布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要職後，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麽肮髒、醜陋和低下。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製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在中國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誌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的對象。

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並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假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重新打響，“維持會”“皇協軍”會不會再度登場？一個非常現實的嚴峻課題擺在我們麵前——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yongbing1993]

資本家如何和平演變共產黨政權






全人類全世界自從產生《共產黨政權》之後，全人類全世界的資本家們都聯合起來，要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和平演變》。為什麽呢？因為列寧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和毛澤東的農民階級聯合起來，在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思想指導下，經實踐《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和《農民階級聯合起來》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即《資本家》們是無法抵擋的。因此，資本家們對《共產黨政權》進行《和平演變》，針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的自私自利的機會主義者進行腐化拉攏等一係列的《和平演變》。

先是“要不斷製造醜聞，醜化共產黨的領導人。西方”美帝國主義采取從內部挖出去從外麵打進來的老辦法，在修正主義集團支持下，把毛主席的醫生李誌綏拉去美國，在美國中情局的豢養下，背叛自己的政治靈魂，寫出了毫無根據的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私生活的醜聞，企圖在全世界搞臭無產階級的領袖毛澤東的形象，遭到了許多革命者的無情批駁。

走資派鄧小平們在“四千人大會”拉開否定汙蔑毛主席序幕。這次會議其實是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緊密相聯的，是長達一個月的針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大討論。1980年3月開始，由走資派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有以走資派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同誌參與起草，寫出“草案”，於1980年10月先在共產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又經40多位同誌再審議，反複修改後，才於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此決議。近一個月的討論，一股惡意發泄、全盤否定、抹黑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暗流在洶湧。

還有像大右派茅於軾、反共分子袁騰飛、修正主義走資很李瑞等，都極力攻擊、醜化毛澤東。

另一篇攻擊毛澤東的文章，是由浙江大學叫獸葉航從境外傳進中國的，這篇泊來品的所謂“真相”說：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麵報告《關於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該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餘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南京大學教授奚兆永在《毛澤東旗幟網》發表長文“《〈毛選〉真相》乃泊來品， 葉航傳謠立‘頭功’”加以徹底批駁。

中國人民的敵人，首先要搞臭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使廣大人民失去心中的“脊梁骨”、“精神的依托”，重新成為一片散沙，它們好各個擊破。

另一手是運用電影、電視、廣播電台、書刊、漢奸媒體，宣傳淫穢、低級的濫交、色情、汙穢的音、像製品，企圖把青年和人們的思想搞亂，使他們忘記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艱苦奮鬥的優良思想作風，“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恥”，就是要把美國資產階級一切為了金錢，一味追求享受、娛樂的思想品質傳給中國人民。這就是思想意識的侵略，是和平演變。

其它還支持少數民族分裂勢力和“民主人士”，時不時大造反革命輿論，企圖攪亂我國的社會秩序，以稱機挑起非常事端，製造“顏色革命”

目前，例如美國中情局的“十條誡令”，基本上已在中國全部實現，這都是在中國內奸配合下才能完成的。

這就是活生生的新美帝國主義的猙獰麵貌，並不是像走資派修正主義者說的那樣，“美國沒有領土野心”，“不能和美國對抗，這是國家戰略格局”，“要依靠美國才能富強起來”等等，走資派修正主義者要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敵人、豺狼、殺人犯、披著人皮的禽獸當作“戰略夥伴”、富起來的“財神”敬起來，視敵為友，畏敵如虎。

再有就是，打進來、拉出去，支持國內分裂勢力如挑起“反共反中反華反毛澤東”的各種個別事件，特別是以藏獨、疆獨、台獨等反革命分裂叛亂活動。尤其是台灣島己成反共基地。

如今特色中國政府中許多中高級官員，以及許多各行各業的磚家叫獸學者名人等都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俘虜、漢奸、賣國賊。經過走資派四十多年來的馴養有多少西方外國敵對勢力所雇用的內奸間諜洋買辦洋奴才？

下麵是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同誌對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顛覆活動所進行的揭露和批判： “自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撒切爾夫人、裏根陸續上台，開辟了長達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地位。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不得不更多地乞靈於凱恩斯主義國家幹預之類手段，不得不借助於類似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手段。雖然，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的終結，但一旦經濟形勢變暖，它還會死灰複燃。隻要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存在，特別是大金融資本存在，他們還會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義蠱惑人心。

美帝對中國製定了長期戰略，通過培養一批掌握實權的內奸、漢奸，準備在發動顏色革命時作內應，在發動戰爭時當帶路黨、黃協軍狗腿子。人們隻知魯迅先生痛狠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卻不料當今會有那麽多的耳熟能詳的＂著名經濟學家＂喜歡當漢奸賣國賊。

下麵引用兩則資料以資說明。《環球時報》2011年11月19日發表了一篇社評“扳倒中國，來自美國的危險鼓吹”。文章揭露了前駐中國的美國大使洪博培，他在參選總統的辯論電視節目中竟然這樣狂言：“我們應該聯合我們的盟友和中國國內的支持者，他們將帶來變化，類似的變化將扳倒中國。”並聲稱這就是他洪博培競選總統的目的。他忠誠地代表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性戰略，其企圖顛覆社會主義中國，使中國成為美帝的殖民地、附庸國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據英國學者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中披露：美國國務院通過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收買了一大批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讓他們成為美國的支持者，成為美國在中國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別動隊。僅福特基金會在1998一2008年10年內，就花費了4億美元在中央情報局物色到的中國精英人物身上。目的是通過他們去影響中國政府的政策製定和公共輿論。福特基金會其實就是美國企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主體角色。該書披露了一大批受到福特基金會資助、利用的高級知識分子人員的名單。 拿了美國中情局的美元，能不為它辦事嗎？ 美國中情局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影響和控製，也是往領導人的班子裏打入諜報人員。美國中情局通過各種基金會資助、中美合作研究課題等形式在中國培植了大批新自由主義者，其中不少人把持著研究機構和國家經濟部門的權力。中情局趁中國改革開放之機，沒有停止過加緊滲透中國政府機構、高校和學術機構，如中情局通過福特基金會等培植了一個叫作“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負責組織，這個論壇企圖控製公共輿論 ，主導著中國經濟改革的私有化方向。

當今的中國又一次遇到了新的鴉片——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一種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大批輸入中國，讓大量師生、官員、知識精英很快高效地洗腦。一時間，私有化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公有製是萬惡之源”成為從上到下的新教條，社會主義好像不行了，要垮台了。這就是西方經濟學輸入的效果。它的毒害作用難道還比不上鴉片？看來，需要來一場新的禁煙運動，要出新的林則徐。要把新自由主義的書籍、雜誌、會議文集、報紙等統統燒掉，要在一些重災區如教育部、社科院、發改委、人民銀行、中央黨校、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舉辦馬克思主義學習班，讓那些中毒者洗洗腦。

然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仍然在大行其道。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變本加厲地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全麵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全盤西化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他們大搞掛羊頭、賣狗肉，偷梁換柱、紅皮白心的鬼把戲。一是歪曲黨的經濟學教學方針，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不搞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導的“單軌製”，長期以來堅持搞中西並重的“雙軌製”。近來又進一步肆無忌憚地將“雙軌製”改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主導的“單軌製”，迫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一步邊緣化。二是教學內容徹底西化。膽敢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偷換成西方經濟學，不開《資本論》課，不講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不運用馬克思經濟理論來分析金融危機原因，大肆吹捧反馬克思主義的“諾獎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責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國的英文原版教材，並作為考試依據。四是教師隊伍西化。大批引進經濟學“海歸派”，充當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傳教士”，占領大學講台和經濟研究機構。五是研究生考試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試中，所出試題在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招魂，用西方高級宏觀、微觀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西方計量經濟學取代馬克思《資本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為經濟類學科考試的基礎課和專業課。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學的西化傾向愈來愈嚴重，西化愈來愈徹底。從經濟學教學方針、教師隊伍、教學內容、教材到考試方式等，正在加緊推行全盤西化、整體上西化。妄圖使中國經濟學“跟著美國走”，販賣美國貨，照搬美國主流經濟學模式，推銷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意識形態，誤引我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經濟學精英們，不僅充當“美國鸚鵡”學舌，而且充當旨在使中國經濟私有化的科斯產權理論、新製度經濟學的掮客，大肆販賣、強行推銷。他們充當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買辦，正在步步緊迫地加速推進打著所謂“經濟學現代化”招牌的中國經濟學的殖民化妄圖使中國經濟學領域成為美國主流經濟學的殖民地。可笑的是，他們也不睜開眼睛看看，他們視為命根子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危機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全世界範圍內已告失敗，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隨著“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正在複興，顯示出勃勃生機和旺盛的生命力。對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隻有馬克思的經濟學才能作出科學的分析。它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矛盾，仍然屬於生產過剩危機。也就是說，經濟危機根源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隻有消滅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根絕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這張“皮”上長的“毛”而已。試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可以把目前中國經濟學西化加速的現象，看作資本主義製度及其經濟學走向崩潰的一種“回光返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終結，已是必然趨勢，命中注定的事情，隻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像兔子尾巴，長不了。對於這種終結的定論，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們心中明白，卻仍然嘴硬，不認輸。在不久前召開的一次全國性經濟理論研討會上，有人公然大肆攻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和科學社會主義。更有人在大會發言中高呼：“我的結論就是一句話：資本主義好！”他們在公眾場合放肆地發泄對馬克思主義的仇恨情緒，氣焰十分囂張，為資本主義、為行將毀滅的新自由主義招魂。

中國經濟學的殖民化，到了該終結的時候了！重建中國經濟學的曆史任務，和重建高校經濟學教學體製的馬克思主義主導範式的任務，已經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肩上！在當前，我們要注意把反對經濟學殖民化與防止發生和平演變聯係起來。不能就經濟學談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在這方麵，蘇聯是一麵鏡子。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美國國務院福特基金會（中情局）資助了中國許多行政機關、研究機構、大學等單位一大批高級研究人員和高級幹部，成為在中國內部為美國服務的別動隊。

[yongbing1993]

走資派再把新自由主義引入中國





走資派鄧山平們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

資本社會的新自由主義乘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之機大舉“進攻”新中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內。

走資派鄧小平不懂資本市場是買方市場，盲目、大膽、一味地引進外資，而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政府在利用外資之時，反而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外資利用，使特色中國陷入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資本壟斷網中。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美、英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之時，於是新自由主義這條“毒蛇”，打扮成能幫助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經濟理論”，乘機混入新中國大門，而又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特色中國的磚家叫獸式的所謂的特色改革家、大冤頭奉若神明，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的政府，一是：派出去大批官方的學者、高級官員去西方學習、取經，回來中國後就成為了高官和骨幹，在這些走資派洋奴才們掌控的部門和地區積極推廣新自由主義。二是：請進來講學。讓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到中國的中央黨校、主要的高等學府、論壇等多種場合講學、作報告，使許多聽者中毒很深，大開眼界、解放了思想、跟著大幹起來。

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千方百計弄“錢”，錢就是效益，有了錢什麽都好辦，一時間全國工農商學兵，一齊來經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許多人淡忘、拋棄，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極端個人主義成為不少人的世界觀。“市場經濟成為改革的最終目標”。私有化在不聲不響中已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被它們改變，一句話：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已逐步實現。

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這股逆流像洪水猛獸那樣和個人的私利結合起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聽了，成為短期內難以治癒的頑症。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黨內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誌們的堅決抵製和批判、鬥爭，但它在走資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過廣大黨員和人民是不會聽任新自由主義擺布的，當他們認識到這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撒向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壓迫、剝削人民的羅網、廣大人民成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時候，必然奮起反抗，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即將到來。

現隻舉一個新自由主義推銷者--張五常在中國如何叫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真實例子。下邊是吳易風教授寫的《張五常熱解析》摘錄。

張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學，1957年出國，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攻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佃農理論》。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頭目科斯、 弗裏德曼的指派，於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務是就近指導中國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個經濟殺手之嫌—引者注）後，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係，自我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以來，張五常把研究方向轉到經濟製度變遷問題上，主要是用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的製度變遷。

張五常受影響最大的是兩類經濟學家，一個是美國新製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諾貝爾獎獲得者—引者注）阿爾契安等，一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諾貝爾獎獲得者——引者注）等。

張五常說的製度變遷有特定含議，是指中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到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變遷。張用科斯的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說“在馬克思與科斯的一場智力決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麵勝出。科斯從邏輯推理及證實兩方麵，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也絕不能例外。”

張五常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說，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這是崇拜是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力禍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張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

張五常攻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基礎”，其它理論是“上蓋”。“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因此，他著重攻擊勞動價值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裏”，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他宣稱：“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在一些大學作報告時不止一次地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他不是我殺的，而是你們殺的，我隻不過是打上釘子”。

張五常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引者注）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什麽是“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呢？張五常解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他又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誰屬，隻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淨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產權清晰論“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他還說：“私產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

走資派特色中國出現“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製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張五常反複宣傳的科斯定理、產權清晰、交易成本、產權私有、製度變遷等等，都不是張五常的創造，而是源於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如果張五常的說法有新意的話，那就在於他把美國新製度經濟學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指少數成為中央改革智囊團的經濟學家——引者注）......後來找到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掌握了西方新製度經濟學的成果，這才“推動了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製度層麵的進展。從那以後，各方麵經濟製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他說，是“現代經濟學”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

正在這個時候，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內地（有時是陪同弗裏德曼來的），主動“送來”了美國新製度經濟學，特別是主動“送來”了經過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製度經濟學。他的經濟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獻給他們的老師科斯的《賣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間，就發行了20版，內地的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書的大部分讀者並不在香港，而在內地。隻是後來，翻譯的新製度經濟學著作多了，人們才越來越多地從新製度經濟學原著的中譯本中了解新製度經濟學。

推動並掀起“張五常熱”的少數經濟學家，他們很了解張五常，他們讚同張五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主張，張五常宣傳的新製度經濟學是他們的智慧之源。他們需要張五常，需要他來完成他們自己不能完成或較難完成的任務。

這些經濟學家對張五常的什麽理論和主張感興趣？據研究，他們對張五常說的勞動價值論“一無是處”、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剩餘價值論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馬克思由頭錯到尾”、“馬克思的理論......從未對過”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製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產權製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有製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製度是唯一的選擇”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製”、“取之民為國有，還之民為私有”、“將某些資產幹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以共產黨推行私有製，聽來有點矛盾，但權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興趣。

明白了這些，自然就明白“張五常熱”，從而就明白了“新製度經濟學熱”和“新自由主義熱”的深層原因。（《當代思潮》2003年第5期）。

從上述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張五常和新自由主義的首領弗裏德曼多次來華，先後到北大、中央黨校及有關部門作報告、講學，培植了中國一批崇拜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中的重要骨幹分子成為中國改革政策的製定者或實踐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張已體現在90年代黨的重要決策中，成為推動體製改革的指導思想，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如《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產權關係明晰”，規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製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經濟已超過公有製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由市場決定企業的生產、銷售、科研和價格，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溶入了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大循環；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都呈現在中國人民麵前；還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資產階級陣容，廣大工人、農民工以及農民又成為被壓迫、被剝削者。這便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和新製度經濟學在中國泛濫所造成的深重災難。還推動產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識形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惡意念，一媚、二怕。